出生不算富裕的巴塔耶曾經立志成為一位修士,但據其自述(1),1920年從英國旅行回法後,「因為自己的信仰令一女人受傷下淚而放棄了天主教」,1922年入職國家圖書館管理員,翌年讀到尼釆的著作。往後是他較為著名的人生階段,和超現實主義者A. Breton的決裂和修好,繼後加入、並離開民主社會黨,到1935年與Roger Callois另組「Contre-Attaque」政治組織,因其不為社會主義與共產黨人認同的「右翼傾向」,至今仍被受評擊。巴塔耶對左翼政黨政治徹底失望,促使其於1936年組織「無頭獸」(Acéphale)祕密會社及「社會學學院」(Collège de Sociologie ),後者為班雅明、克洛索夫斯基 、阿多諾等學人講學的場所。巴氏自此轉而埋首研究古宗教、古部落社會經濟;後於1940年遇上畢生好友布朗肖(M. Blanchot),各自的著述均受對方的作品深刻影響,倆人的思想交流堪稱世紀偉大友誼……
發現爛小說
重讀法國作家巴塔耶(G. Bataille 1897 – 1962)的小說,總是想到阿根庭博爾赫斯(J.L. Borges 1899-1986)筆下那許多瞎子、囚人與被審者,或人生突然被取消掉的人物,被自己不明的慾望軀向荒謬的絕境──
巴氏較為人熟悉的小說《眼睛的故事》(Histoire de l’Oeil ,英譯Story of the Eye ),發表於1927年,至1979年始被譯成英文。巴氏的小說,驚艷者眾,談不上「偉大」,其為了賺取稿費而書的短篇,起初也僅被當成二流色情小說去讀,到五、六十年代,評論界才「重新發現」它的僭越性質。其中羅倫.巴特1963年寫的短評〈The Metaphor of the Eye〉,為讀者對這部半自傳小說的賞析推展到一個新的層次。巴特提出,《眼睛的故事》中的色情想像乃非發自「陽物」(Phallic)想像的色情系統;而且,貫穿整部小說出現的各種意象物:眼球、鬥牛的睪丸、雞蛋,與尿液、牛奶、星光、太陽光暈等,成為了兩列對應的隱喻(Metaphor),而兩列隱喻互相交涉與挪用為一換喻(Metanomy)。在巴特而言,《眼睛的故事》並非幾位未成年主角的情慾勾當、涉瘋瀕死與出逃之旅的記事,而是上述換喻物在情節中的行進。小說的情慾主義亦與de Sade的百科全書式的周章繁瑣大異其趣,巴特認為《眼睛的故事》是傾向詩化的一種書寫,巴塔耶關注的是意義(Signification)發生的本質與條件多於意義的傳達,小說中的場景僅是為了上述「換喻鏈」之達成而設置:「如果我們在夜晚的郊野,那是因為月亮會從雲端冒出,照見Marcelle的窗後那床單拍揚、它上面的一處濕了的污漬;如果場景設於馬德里,那是因為那兒有鬥牛,就有活剝公牛睪丸和Granero的眼晴給挖出……」是以,「眼睛」的飛揚換諭、行進過渡而所指不穩,自己成為一個故事/歷史(Histoire)。
三次稱言上帝
除《眼睛的故事》外,巴塔耶寫小說,總是將情慾的狂喜與直面死亡的怖慄、或存在主義所謂之「Dread」(德語中的「Angst」)摺叠為一起,為巴氏情慾主義(Eroticism)的義旨「上揚至瀕死的一種生命」下了註脚。譬如1956年發表的〈愛德華達夫人〉(“Madame Edwarda”)就講敍事者與給淫慾(與死亡驅力)折磨的妓女愛德華達在巴黎荒廢的夜裡,遇見「上帝」。
酷愛歐洲文學的三島由紀夫,評論〈愛德華達夫人〉時辦别了小說中的三次稱言上帝(2),在妓院裡愛德華達當眾抬起一隻脚,要敘事者直視她「衰老、破敗」的陰戶,而自稱為上帝。在小說的中段,敍事者接納了這個言稱,疲敗爛醉的愛德華達與敘事者從妓院逃出來,在天還沒亮的街上,她突然撇下他,逕自跑到Porte Saint-Denis 的拱門下,又突然站住了:
—— unmoving, exactly under the arch. She was entirely black, simply there, as distressing as emptiness, a hole. I realised she wasn’t frolicking, wasn’t joking, and indeed that, beneath the garment enfolding her, she was mindless: rapt, absent. Then all the drunken exhilaration drained out of me, then I knew that She had not lied, that she was GOD. Her presence had about it the unintelligible out-and-out simplicity of a stone –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city I had the feeling of being in the mountains at night time, lost in a lifeless, hollow solitude. (3)
於此,上帝,是一個病萎、害瘋的娼婦。然而只有在小說的終幕,「上帝」才真正顯明。當愛達華達突然從恍惚中省過來不知身在何處,望著星空痛苦得不能哭出來,一輪瀕死的窒息和抽搐、夢囈嚎叫、亂碰亂撞過後,敘事者把愛德華達抱進一輛計程車,兩人和司機好久没有作聲、沒有動靜,「彷彿計程車已正猛向前駛著……」。在駛往Les Halles的途上,愛德華達卻把自己脱得「如獸一般赤裸」、攀到前座叫司機停車,下車繞到司機座旁跟他說:「You see… I’m bare-assed, Jack. Let’s fuck.」她退後一小步,抬起一條腿,急著要他看到自己的那道「縫」。在車廂後座,愛德華達騎在司機上面,握著敘事者的手……兩人小死之時,她在淌淚,那雙反白如目盲的眼晴再一次出場:
Love was dead in those eyes, they contained a daybreak aureate chill, a transparence wherein I read death’s letter. And everything swam drowned in that dreaming stare…
從瀕死的性高潮過後恢復過來,愛德華達向敘事者投以一個「扭曲的微笑」,他覺得「自己整個生命的乾涸與荒廢給看穿了……而親睹愛德華達痛苦的歡愉就是親睹一個神蹟。」上帝,就是病萎、害瘋的愛德華達。然後,敍事者、愛德華達與司機三人,同被一種渴睡臨在。故事末尾寫道:「此後,直是對死亡諷剌、漫長、疲倦的等待……」
午後的廢墟
「故事之於人生的意義」,巴塔耶認為在於它源自一種痛苦、一種狂暴,作者唯有接受著它所軀使,作品才能揭示經驗的限界、看見生命的其他面相。(4) 巴塔耶目睹西班牙內戰和兩次世界大戰,倖存於一個淪陷的歐洲,不就是一個焦慮失常、因及渴望自由以至於厭世自毁的人麼?完稿後擱陳多於廿載始於1957年出版的《正午的藍色》(Le Bleu du ciel ,英譯The Blue of Noon ),講酗酒頹廢、戀屍癖的主角Henri Troppmann與病萎絕望的妻Dorothea在各自無法收拾的人生中奔趕著不能自拔,正是此種「災難後遺」的寫照,然而它卻是於災難以前所書。
在巴氏的小說中,「死亡」並非著迷的一個對象,而是壓制於存活裡頭的一種本質或核心經驗,生存就是去忍受死亡的臨在。三島評價巴塔耶的作品,亦以原爆災難比況道:「……正如人們在廣島的石梯遺下了他們的輪廓,唯有當我們的存在超出了這趟生命,上帝才會顯明自己。 」(5) 正因為此種「倖存於世」的極端痛苦與失常,巴塔耶近乎強廹症一般去描繪生存的各種「溢出」(exceeds)與「過度」(excess)的狀態,寫下《正午的藍色》之時正值1935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前夕。
《正午的藍色》情節並不曲折,讀來像電影劇本多於一篇小說,場景亦僅限於咖啡館、旅店、火車站等無有之地或所謂「Non Space」,沒有特別的意象經營、詞彙亦嫌貧乏,然而讀著不覺還是被那股虛無主義的氛圍滲透了。敍事者Henri「撇下」出走的妻、不安守候,來到山雨欲來的西班牙「渴望有事情發生」,但他到底還只可以是一個頹廢酒徒的樣子、連日未睡、不停地喝。作為知識分子,他不能不同情西班牙無產階級,可是他無法介入那場即將蔓延整個歐洲的鬥爭運動,並且,故事中不難發現Henri渴望災變的到臨、以至其「類法西斯」傾向。雖然他的朋友Michel和共產主義者Lazare均與西班牙工人組織有直接連繫,Henri是任由Michel拖延其與工人組織者見面,後者則在觸發內戰的全國大罷工前夕游說工人排斥外國人、包括Michel與Lazare 自己也得退出。然而小說的政治性不僅在於它的歷史場景,而在於主角之間的情慾「政治經濟」,同源於死亡驅力的一種「左」/「右」撕裂、血肉模糊。
要是辨別Henri 與三個女角的情慾糾葛,可以發現一個對賤斥之物著迷、對一切高潔想去摧毁的心理構成:Henri一直喚出走的妻Dorothea作「Dirty」,在他眼中她是完美的,她美麗、喝酒比自己還要瘋、而且疲敗的病容像一具死屍又像一隻鬼,「沒有人比她顯得更無主漂泊」。她不在的時候,他自言「我變成空洞,我再不能製造出新的恐怖去填滿那空洞」;而他視為「醜陋得荒謬」、理性得近乎冷漠的Lazare卻一直讓自己免於徹底絕望,即使「跟她吃飯就一定得跟她吵架」、而且她的政見「比莫斯科還更原典」。在小說的三分一篇幅我們又遇上Xenie,即Michel暗戀著的一位「先進青年」,她明顯是處女,「一雙白色皮革套白壁無暇」,和一伙人吃飯喝酒,「吞咽那一小塊一小塊血腸的模樣像個農家女……頭髮紮起頸脖露出的髮像蒼蠅的脚」、讓她感到羞恥的時候Henri有一種嘲弄的滿足、她要脅從窗子掉下去摔死之時他倆同又在恐怖中依偎。
故事發展下來,因其淫穢,不便於本文細表。暫且只能提出一個閱讀方向:《正午的藍色》所講的故事,它無法以所謂「伊弟帕斯情結」解析、或容載,因為它過於伊弟帕斯──有甚麼比「伊弟帕斯情結」更為適合作資產階級專政的道德民族主義國家的隱喻? ──《正午的藍色》似乎著意過度使用這個隱喻,以致於它的慾望經濟崩塌了下來,死亡的驅力、對死亡的渴望因而沒法被在這個慾望經濟懸置、推延而成為交易流動的意義(有效的生產力),法西斯主義的組織化暴力本質、它光潔的魅影與高崇號召,讓故事的背景中那無數視死如歸的抵抗者、因他們對公義的執著變成了它成就的助力、平民的犧牲對應了它的死亡美學。伊弟帕斯要麼行使自由、自決,就只有像Henri一樣「渴望事情發生」,並且著急期待「父親」的懲罰……
小說末尾,Henri和穿「一身Swastika的紅」的Dorothea在萊茵河谷一處墳場上做愛,滾下雨點沾得濕漉的斜坡沒有摔死,他倆就得在分别之時遇上那隊希特拉少年團,隊型整齊、金頭髮的一羣娃娃臉在奏著完美有致的軍樂曲
(1) 收錄於 G. Bataille. My Mother, Madame Edwarda, The Dead Man . Trans. Austryn Wainhouse. London & NY: Marion Boyars, 2003
(2) 同上,p.11-20
(3) 同上,p.152
(4) 1957年初版作者前言。見G. Bataille. Blue of Noon. Trans. Harry Mathews. London: Paladin, 1988. pp153-5.
(5) 收錄於 G. Bataille. My Mother, Madame Edwarda, The Dead Man. Trans Austryn Wainhouse. London & NY: Marion Boyars, 2003. pp13
本文刪節版本原刊《字花》 #5 期,頁124-126,12/2006-1/2007
文章類目: 寫作的失語 , 異議與同謀 Tags: addiction , body , power , subjectivity , woman , writing , 《字花》
03:16pm ; 26 Aug,10 © 李智良
第二節
第三節
相關:黃凌鋒自殺事件 (OurTV.hk 「哲人道」第十六、十七集 -共12節)
文章類目: 反精神科 , 寫作的失語 , 映音材料* Tags: A/V , addiction , body , literature , politics of rhetoric , politics of writing , subjectivity , writing
10:35pm ; 14 Aug,10 © 李智良
我對香港國際書展,只有一個模糊的印象,很多人,很吵鬧;才走進去就想逃。
我大概是2000年左右去過一次書展,那時有朋友給我通行証,可以直接在會展中心地下的入口進去,所以我不能從「普通消費者」的角度批評書展的安排怎樣怎樣──至少,我沒有付錢買票,也沒有像許多人一樣排隊大半天方能進場。印象中,我甚麼書都沒有買,也沒有去聽講座或參觀專題展之類的。敞大的展場都是人,肩摩肩的,就是從一個攤位的一列貨架這邊來到另一邊都很吃力,我以為我拿起一本書在看但原來一直擋著其他人的路,每隔十餘秒就有人在身前和或背後捱過來要擠過去,一轉身隨時不覺就撞到別人,不然就差點碰翻貨堆上的一疊書或「文具精品」,而且人聲沸騰給關在樓底極高的室內迴響,然後有四方八面傳來的叫賣聲互相要蓋過對方。走到展場後方,通道可是坐滿了一家大小、癡纏的情侶和急著拿出新買的戀物在把玩的「動漫仝人」,冷不防會踏在別人撐在地上的手。這樣在展場裡給擠來擠去,除了情緒消費,覺得那些本來不想買但「見到減價覺得好抵」都買下來,能怎麼挑書呢?
無論書展規模多大,有些書、有些人可是不會在書展出現。正正是它的規模化,讓一切難以規模化的東西被拒諸門外,譬如說,我實在想像不到一個詩人如何在那樣的環境設置與氣氛中,好好的,朗讀一首詩。反過來我又會想,那些名家座談、專題展覽,如果改在地區圖書館、書店門市,或別的「小地方」進行,難道就吸引不到一兩百人來參加嗎?「閱讀」,真可以在虛妄喧鬧的展銷會中推廣嗎?
但,香港國際書展畢竟是一個由貿易發展局主辦的商業活動,人們在一個散貨場要求有甚麼「文化交流」,沾一身銅臭又想有點書香,不是有點突兀嗎?人們每年批評書展「重量不重質」,或是「商業味濃厚」,抑或笑罵著主辦方一而再次把文學經典、名畫畫冊當成「淫穢物品」處理,或是對少女模特兒寫真封殺不封殺,失諸尺度,前後矛盾‧‧‧‧‧‧這些熱鬧的、叫人啼笑皆非「書展現象」,爭議不息,卻每每把「文化」(或是所謂「道德」)變成抽象、甚至理想化的措辭,讓「文化」本身的多元歧義,與藉由此等歧義以檢視現實的批判性都喪失了,如此,「書展有沒有文化」的設問方式,遮蔽了一個更重要的命題:到底「文化」是由誰、或那些「持份者」,通過哪些社會機制磋議、定義?而不同版本的「文化」,有沒有在書展中充分呈現、並有效介紹給許多一年都不會去書店幾次的「社會大眾」?已經有二十年歷史的香港書展,作為出版業/文化工業每年一度的大規模活動,而且是有公帑與公共資源投入的,它對「香港文化」、以香港人作為當然主體的生活思想文化之塑造、呈示與承傳,到底應該起著甚麼作用,扮演甚麼角式?
退一步說,假使書展是由藝術發展局或是康樂文化事務署之類的官方文化機構主辦,我們可不是不知道,這些終日被人批評為作風官僚、與民間及業界脫節的機構,亦始終沒有一個以本土文化發展為軸的「香港文化政策」可作依據。要一個官辦,「不在行」又欠清晰宗旨的書展搞得比較像一個「一個文化文流的平台,讓市民大眾參與文化盛宴」而且其「優勢足以讓香港書展在華文地區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的話(1),自然就是陳義過高,口號漂亮內容欠奉,以至烏龍白出。誠如梁文道先生所言 ,在欠政策缺延續性與處事作風官僚的先天條件不足之下,香港書展「總之就是透露一股健康的拘謹的中產階級氣息,總之就是不好不壞並且曖昧的mediocre,總之就是香港。」書展歷年追求量化的成績,同時又焦慮自身的「健康」形象,乃源於其內容的匱乏、價值含糊。
好些年後我還是去了一趟香港書展,那是2008年,書展主題為「多元與創意.書展二十年」,該年書展入場人次近83萬,參展商來自19國家、數目近400‧‧‧‧‧‧書展的「成績」年年打破記錄,但正正是它的規模化,讓一切難以規模化的東西顯得無關痛癢。做為一個要在「書展檔期」出版一本散文集的作者,來到書展的場館參加出版社安排的新書發表會,本來是高興的事。但基於書展的種種限制,袁紹珊、陳智德、葉愛蓮、鄧小樺和我同時出版五本新書的發表會,只能安排到在人堆中用活動看板間隔開來、保安員把守、僅能容納五六十人的「會展大會堂」進行,並得在四十五分鐘之內完成,包括佈置、安排入座、清場,而且現場不得陳列售賣有關書籍、不得給讀者簽名,「商業活動」必須回到參展商攤位內進行。
在類似的時間─空間設定下,書展始終是一個人流管控極為嚴格、銷售效益主導的散貨場,這是許多參展書商都會承認的基本事實。對於比較小本經營的本地「樓上書店」來說,一年一度的書展清貨,靠那小小的攤位,確保了他們有足夠的現金流繼續交租發薪,繼續吃力營運下去。在書展裡,「讀者」是毫無二致的被當成最純粹的消費者、被動的信息接收者,而所謂「作者」,即便來到這個似乎與其職業(或藝術)相關猶甚的場合,亦沒有任何空間多作「推銷」以外的表述。再以這場新書發表會為例,單單是五位作者每人用五分鐘簡要介紹了自己的書,連同主持人的開場白,就用上三十分鐘,餘下的十五分鐘除了佈置、安排入座、清場,現場朋友只能發問一兩題。而當我們穿過人海,到了出版社的攤位,我們還是給擠來擠去,連歇腳的空間都沒有,想和平日難得聚首的作家同行和前輩交流甚麼想法的話,在那個時空,顯得荒謬。結果呢,就是和來到書展的所有人一樣,買書──買自己的書來互想交換──我見到站在貨箱上負責收銀的年青店員,臉色非常難看,一年沒幾天要這麼忙過一秒不停的,要算那麼多種不同的折扣、捆綁的優惠,找贖那麼多零錢,他們都累了。
讓書變成赤裸裸的賤貨,這才是書展辦的不雅。
______________
(1)摘自香港書展 2010官方網頁,見: http://hkbookfair.hktdc.com/tc/About_AtAGlance.aspx
本文原刊《自由寫作月刊》 #59 期,及《田園書訊》 總#2期
文章類目: 異議與同謀 Tags: community , pedagogy , place-specific , politics of rhetoric , readership
04:07pm ; 20 Jul,10 © 李智良
「我地未死!有排!」
——《走著瞧》作者談寫作
日期:7月17日(六)
時間:晚上八時至九時三十分
地點:序言書室 (旺角西洋菜南街68號7字樓)
作者:李智良/李維怡/亞文諾/曾瑞明
主持:鄧小樺
在香港,寫作本是餘暇、興趣,要長期寫作,阻力比鼓勵大。《走著瞧》的諸位作者,寫作已近十年,他們如何尋找自己的主題、建立自己的風格、想像自己的讀者?對於他們來說,寫作是抵抗?是出口?有些怎樣的可能性?是什麼支撐著他們繼續寫作?李智良、李維怡、亞文諾、曾瑞明四位,風格、處境、興趣均有不同,青年寫作群體互相交流,檢視新銳寫作力量的時候,我們一起思索、一起變得堅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青年作者:六神合體還是六神無主?
——《走著瞧》新書發佈暨圍讀會
日期:7月24日
時間:晚上七時三十分開始
地點:藝鵠書店(灣仔軒尼詩道365號富德樓1樓 )
作者:李智良/李維怡/亞文諾/曾瑞明/呂永佳/鄭政恒
主持:(待定)
查詢電話:9349-4041(鄧小姐)
文學需要傳承、風氣待開新面。字花五年得一書:《走著瞧》。本書結集了六位近年在香港嶄露頭角的作者,在浪奔浪流的時代中,這六位作者磨礪出自己的風格,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在繁華的書展期間,讓我們到寧靜的灣仔藝鵠書店,為六位作者開設一次正式的發佈會,聽他們朗讀自己的作品。書寫者在移動與行進,尚有的模糊與未定型,是能量與衝擊的根源,驅逐虛無與陳腐。
讓我們的目光移到未受注視的角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細碎微光
——《走著瞧》作者談
日期:8月1日(日)
時間:下午三時至五時三十分
地點:KUBRICK(油麻地眾坊街3號駿發花園H2地舖)
作者:呂永佳/鄭政恒/曾瑞明/亞文諾
主持:鄧小樺
如果職業是一個框框,生活總有不能框住的細碎;如果日常語言是不能阻抗的強光,文學創作的語言便是淡柔的微光,靜靜閃入你的世界。《走著瞧》的青年作者們,將與大家分享他們如何採擷寫作靈感、建立自己的語言和創作方法,以及生命中細膩精緻的事物。所謂靈感,或者便是「用樹葉抄下飛過的鳥兒」,書寫則類似於這種願望:hold everything d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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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消耗(又名:小識紫地丁)——《走著瞧》編序 (文/鄧小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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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2am ; 15 Jul,10 © 李智良
「個體」與「群體」的辯證、動態關係,被覆寫(Overwrite)成「小我服膺大我」的主從關係,於是人變成了編制的人,不必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鞏固了支配的條件制約。這個「覆寫」,是權力的覆寫,關乎現實的政經社會條件,卻也關乎人的觀念;但「現實」的政經社會條件,宏鉅如政權倒亡,大陸沉沒,細瑣如家庭糾紛、辦公室政治,都是人的意志和行動起著決定作用,那麼,想法改變,行為於是改變,行為改變,人的關係於是改變——
人們總是說理想與現實兩難全,彷彿「現實」真有其事,而且應然如此,亦僅可如此;「理想」,則是懸置於「現實」外部、可望不可及的慾望,與之相關的想法與事物,必須讓路予「現實」。
那些自詡「務實」的人,每每把現況(Status Quo)等同現實(Reality)全部。他們把「現況」之所以成為「現況」的歷史過程抹褪、先驗的排除了此一「現況」以外的任何可能,把未來的全部限在今時一刻的延線上,所鼓吹的不過是自我應驗、無視現實的「失敗主義」。正正是「現實是如此這般」的錯誤前提,鬼掩眼一樣障礙著「務實主義者」對現實的判斷,遵行故舊,卻神推鬼使,老是來到沒彎轉的死胡同,死守在牆角下面委屈的說,「你看,我不就早跟你說過,這樣不成的!」但其實沒有鬼呀!謬誤的前提只可得出謬誤的結論!
此種「失敗主義」固為統治階層所喜用,而愈多人以為自己是被一個名叫「現實」的東東鬥敗,就愈容易榨壓、管治他們;「現實」那麼艱難,彷彿民眾就真的需要幼兒照顧。「失敗主義」於民眾中以忌恨的慾望形構呈現,譬如一種非常流行於我輩(70年代中後出生,受過高等教育,職場打拚十幾年而資不抵債者)的說法:「其實好羨慕妳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這麼說的人可能連自己都不知道,他並不羨慕別人,而是忌恨。反轉豬肚是屎,想說的是,「人人咁辛苦,妳有冇搞錯,咁開心,咁自由……妳憑咩?」
忌恨是一種自我認同。「我們」願意相信「我們」以為別人都相信的價值,建構這個共同身份的同時,也鞏固了彼此失敗的、被受宰制的現況:「我」是平庸的大多數人之一,搵朝唔得晚;能夠「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一定是幸運的例外,要麼集萬千寵愛,不然就是擁有決定性的先天條件,諸如家境、才華,或資本主義式英雄素質諸如堅忍、果斷,更可能是徹底的愚蠢或非理性,總之是例外。 「我」畢竟不是那種人。「我」都有理想啊,可為了父母高堂妻兒仔女/揹了層樓要供,或任何類似的普世理由,為了「搵食」才別無他法,只得放棄追求──因為那是自私的。
於是忌恨讓「我們」錯估現實,「搵食」被抽象化,高舉到比生命更高的高度,比「理想」之於理想主義者猶甚,為之「犧牲」的一切所謂「代價」自然作價更高!人竟以股票市邏輯考量生命,推卸為人生自決的責任,喪失自身行動力,為了免於失敗而失敗,變成孤零地放逐於「生活」的人,無面目的大眾——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說的「平庸之惡」,落在華南小城的今時,恐怕是由此種「搵食至上論」催化。同理,惡魔之能成為惡魔,不在於惡魔的惡,而在於受害者執於自身卑微、執於溫純良善而無力,在於受害者相信惡魔真有其事其人,不在「我們」中間而在對面。
原刊:七一遊行刊物《我們的萬言書#5》 (01/07/2010)
文章類目: 異議與同謀 Tags: politics of rhetoric , subjectivity
12:30am ; 02 Jul,10 © 李智良
照片是老B 那邊抓下來的,那邊還有一張1987年「爭取八八直選」維園集會的照片。
1987年我是十二歲左右吧,如果那時候爭取民主直選的人心目中或口頭上有「下一代」,那麼我就是那「下一代」的其中一個了。現在,我的好些朋友、甚至比我小好幾歲的,都有他們的孩子、牙牙學語的「下一代」了。如果我們爭取甚麼,反對、抵制甚麼,我想,也不全然是為了自己的私利、政見或自私的理由,而是我們都有下一代了,教養我們的上一代都老了累了,我們不願意他們要過得好像現在這樣,我們不想香港衰過舊屎,我們也想讓香港比現在好的。不是嗎?
但甚麼是「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想法有不同是好的,不然就是活在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裡...只是有些人的想法,有些人的利益總是凌駕其他人的想法、其他人的利益,不是他們想的特別好、特別周到,如果是這樣就不會有那麼那麼多人前仆後繼的反對、抵制他們所決定的事情了,而是他們處身的權力位置,能夠左右的事情,影響深鉅,而那個權力位置,往往是承襲殖民者以武力、收編、社會控制、文飾教化等等殖民者才會用的管治手法建立的「政治─經濟分贓制度」得來的,並沒有得到普遍的民眾認授。
特區政府執政香港的認授,並非來自香港的民眾。
維持著特區政府「有效管治」的這個政治─經濟分贓制度,已經讓絕大部份的基層民眾、夾心階層,受夠了。(由臨時立法會「還原」公安惡法數起,否決工人集體談判權,港人內地子女居港權;通過市區重建局條例,強積金條例,領匯上市接管公營房屋物業,校本條例,連立法會也不用經過的外匯基金救股市,CEPA,停建公營房屋托樓市...一直數到最近的高鐵撥款,涉及普羅民眾生活全幅的種種倒行逆施,可以數足十三年的,也就僅僅十三年,把香港再一次殖民的地域性重整,已見規模。)
但是現在竟然有民選議員說,政治─經濟分贓制度可以用有「民主成分」的政治─經濟分贓 來改革,最終達至政制全面民主化,而此一方案突然在幾天之間得到了特區政府和中共認可...
情形就像有人說,用稀釋的海洛英可以戒斷海洛英毒癮,用稀釋的尼古丁和稀釋的咖啡可以戒斷菸癮、咖啡癮。而且昨天賣海洛英、菸和咖啡,今天又說可以幫你斷癮的是同一人。啊阿!tsw 說得對,這不是騙案是甚麼呢?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開始是誰想出來的?它經過甚麼樣的政治過程後來成為了解決「香港主權問題」的港指導原則?又經過了怎樣的政治過程,倒過來成為了讓今天要20 多年後還在爭取民主直選的人心中疼痛不已的,不可及的想像之物,凝視之物?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搞成今天的局面,香港人是要負最大責任的,沒有抵抗,抵抗的力量不夠,此消彼長,把壓迫者說成血腥狂徒也不能反証自己無辜的...但,無論怎樣,「港人治港」,決不是中聯辦治港...吧!到今天現實擺在眼前,不能朦眼不能別過臉。
那個關於「高度自治」到底是哪種高度才算「高度」的釋義,你說十五我說二十,從1987年到現在,可是一直在跌,天天跌破歷史最低位,有目共睹的。
議會由直選產生,不過是那麼那麼低的要求。
為甚麼我們不要任何代議士,為甚麼議會民主化只是「民主」的一小步,原因變得那麼明確。這可能是民主黨的歷史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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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類目: 異議與同謀
04:40pm ; 22 Jun,10 © 李智良
Dying means: you are dead already, in an immemorial past, of a death which was not yours, which you have thus neither known nor lived, but under the threat of which you believe you are called upon to live; you await it henceforth in the future, constructing a future to make it possible at last––possible as something that will take place and will belong to the realm of experience .
—Maurice Blanchot. The Writing of the Disaster . Trans. Ann Smock. Lincoln &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5. p 65.
To see our own face as it is would be madness, since we would no longer have any mystery for ourselves and would, therefore, be annihilated by transparency. Might it not be said that man has evolved into a form such that his face remains invisible to him and he becomes definitively unidentifiable, not only in the mystery of his face, but in any of his desires?
—Jean Baudrillard. The Perfect Crime . Trans. Chris Turner.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8. p 6-7.
文章類目: 寫作的失語 Tags: memory , qoutes , subjectivity , writing
08:33pm ; 27 May,10 © 李智良
這是一個怎樣的時刻?
你猜是獄卒害怕囚人,還是囚人害怕獄卒呢?
有人真要在每天的伙食中,加進冰淇淋做飯後甜品嗎?
顯然是沒有的,但在各自的囚室裡,沒見過面的人一起大聲呼喊「我們都要冰淇淋!」創造了甚麼?穿越了甚麼?把甚麼變成顯露?於是有了集體,於是有了一把任何人都沒能力發出的聲音。
文章類目: 映音材料* , 異議與同謀 Tags: A/V , body , power , psychogeography , voice , 身體
03:39pm ; 14 May,10 © 李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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