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eople are bad, good, clever, stupid, pleasant and unpleasant; but superfluous… no. That’s to say,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me: the universe could get along without such people… of course; but uselessness is not their chief quality, not their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 and when you talk about them the word “superfluous” is not the first one that springs to one’s tongue. But in my case, nothing else can be said about me: I’m superfluous and that’s all there is to it. Redundant - nothing else. Nature did not count on my appearance and therefore treated me like an unexpected and unbidden guest. One joker has said of me not inappropriately, keen on cards as he was, that I was the throwaway card in my mother’s hand. I talk about myself now calmly, with no bitterness… The game’s long over! During the course of my life I constantly found my place already occupied, perhaps because I looked for it in the wrong place. I was highly strung, pitifully shy, extremely irritable, like all ill people; in addition, perhaps through excessive self-regard or generally through the unsuccessful structure of my personality, there existed between my feelings and my thoughts — and the expression of these feelings and thoughts — some senseless, incomprehensible and impregnable obstacles. And when I tried to overcome this obstacle by force, to smash this barrier, my movements, my facial expression, my whole being acquired a look of intense effort: I not only looked, but I actually became unnatural and over-wrought: I felt this myself and hastened to return to what I was. Then a frightful panic would arise in me. I used to analyse myself down to the last thread, used to compare myself with others, recalled all the smallest glances, smiles and words of those to whom I’d tried to be frank, interpreted everything in a bad light, laughed viciously at my attempts “to be like the rest” — and suddenly, in the midst of my laughing, I’d give way to sadness, fall into ludicrous despondency and once again start the whole process all over again — in short, I went round and round like a squirrel on a wheel. Whole days went by in this tormenting, fruitless activity. Well, now just you tell me, to whom and for what is such a man necessary? Who knows and who will say why this happened to me, what was the cause of this nitpicking concern with myself?
I remember I was once travelling away from Moscow in a diligence. The road was good, but the driver hitched up a fifth horse to the four already in harness. This unfortunate fifth horse, completely useless, tied somehow to the shaft by a short, stout rope which mercilessly cut its haunch, rubbed its tail and forced it to run in the most unnatural fashion, lending its whole body the shape of a comma , always aroused in me profound pity. I remarked to the driver that on this occasion one could get by without a fifth horse… He said nothing, shook his head, lashed the horse ten times with his whip across its thin back and distended stomach — and muttered, not without a grin: “Look, it’s dragged itself along right enough! Devil knows why, eh? “
And I’ve dragged myself along just like that… though, thanks heavens, the post-station’s not far off now.
— Ivan Turgenev.
“The Diary of a Superfluous Man” First Love & Other Stories . Trans. Richard Freeborn. Oxford& NY: Oxford UP, 1989. pp33-34.
25 Nov, 07
我還是要把這個故事說下去，在偷來的時間一筆一筆寫下去，喋喋不休、幾乎勞叨而没人聽見。它不是小說，不能算是筆記，像女子死後被人打開的没寄的信。
我冀願有人把自己被「確診」或「誤診」為抑鬱症、躁鬱症、焦慮症、驚恐症、精神分裂等等名稱的人，言說這個經驗，那無以名況的，到底是一種怎樣的真實、構成怎樣的一個生活。Those who find they’re touched by madness, those who find themselves ridiculous, sit down next to me - in love, in fear, in hate, in tears ……
可不是要參加甚麼輔導支援組，別扭坐在塑料製的板櫈上，每隔週回來哭笑不得。後來，就把藥廠和醫生要你相信的事情、像輔導者和康復者中介那樣，把那一套視生活當成企劃的學問，當成儼如己出。
没有康復這回事呢！你聽過「感冒康復者」没有？感冒好返，會有人叫自己做「感冒康復者」嗎？
那麼，病不僅是病，它是社會性的一個生存狀況。和愛滋病、乙肝、肺結核相似…… 他是「帶病者」、不僅是病者，隨時病發或復發；精神病患不會傳染，但他須被個別處理，他讓人忌諱、恨惡不欲談及。
讓我們說說喫藥、打皮下注射、頻密或無序的覆診、給關進醫院、長久自我質疑、自我歧視，因治療而致的種種身體狀況與變異、因藥物和此種生活而被切斷了的、没有了的情感聯通，是怎樣 在不流血、日復日的景遇中，把我們的人生區隔成斷裂的碎磈，無法拼成半條人命、外表完好無缺。
讓我們說說，對人的恐惧猜疑、對那個光潔有序的世界的質疑。因為我心無序、七零八落。
在還可以說下去的時候，要說下去，那不僅因為不忿—— 譬如有人在街上被劫、被非禮，他／她定會大叫大嚷，「屌你老母有無搞撚錯？光天化日咁撚猖狂 ……」，哭喊伸冤，因為不忿、因為不義。更何況是被剝奪的人生？我何以避嫌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災難？
是因為怪罪妳卻說是理解的，是你底親人愛侶？當他們跟你說，你應該…… 你不該…… 你這樣是自限一隅、這樣是怯懦…… 你無以答辯，那個或輕或重的關顧，都對都不對，那麼武斷，把你的一切思緒、一切艱難 ，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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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妳以為即使難過，幾個月、一個學期、一兩年、三五年下來就會好了。時光和人生可以用努力追回—— 並且人兒總是在13、14 歲或二十歲左右，coming of age 的人生卡口給斷定為精神病患—— 然後是三年、五年、十年或更長的光景，停學、失業，無法投進打工職業，無法穩續的活出一個身份 …… 跌宕不能尋回，只能從憶述中賦予某種意義，但那個「意義」連自己也說服不了自己。而且，同時在忘記 ，藥物令人潵渙、令人忘記。
記得有一位來幾乎每晚來醫院探病的太太，她親口告訴當時住進醫院的我，老公接受了好多次電擊治療以後，再也認不出她是誰，「……佢連我係邊個都吾認得 」。但他的情緒非常穩定，證明治療有效，因為他除了「有餅食就開心」幾乎没有了情緒。穩定而没有發展，只有禮貌，就是stasis ，像光滑的冰球在光滑的冰面上滑行，如果不是空氣有阻力，它可以滑行直到永遠。
你說啊，「電擊治療」，不是Jack Nicolson 那齣「飛越瘋人院」、Bjork 那齣「Dancer in the Dark」和Angelina Jolin 那齣「Girls Interrupted」描述的那個時代裡才有的野蠻麼？但它在我城最先進的研究醫院裡還在做著。「先進」，僅在於病人每次都要全身痲醉，插呼吸機，四肢和頭顱被品質優良的護墊繃帶縛著，免除了肉體痛苦，去「電腦」。一星期兩次，廿多次才算一個「療程」，所有讀數記錄在案。「文明」，更在於病人是自願簽字接受治療，知悉醫療程序可能引致的後果，與人無尤。法律以人身安全為由剝奪你的人身自由，法律同時視你能夠自决判斷。
而且我們又不是電影名星，演完這個可以演別個。
病人家屬(無名無姓無錢無權更沒有知識)，就是才剛下班聞訊趕到急診室的母親、弟妹兄姊，或是驚惶的愛人，每次「同意」把病人送進院，就是說，澤厚仁心的醫生，只要填兩個表格撥幾通電話，就可以讓地方法院發出「人身保護令」，讓醫院監護這個「不能照顧自己、對自身或他人構成危險的」，精神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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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還可以說下去的時候，我要說下去，但那不僅因為不忿不義，而是，在長久的病患經歷中，漸從旁的一種角度看到發生在吾人身上的災難，不能噤著驚嘆、不能禁著可佈。城市秩序的生活，由人的生命、血肉作價。 然後，因為這個認知，對現實與存在、對「經驗」與「真實」、現代生活的種種前提，不能不懷疑起來，在懷疑而没法證實的那場「人生」中流放。
災難，就像Blanchot 所言：The disaster: not thought gone mad; not even, perhaps, thought considered as the steady bearer of its madness . 在於恆常
世上没有多少動物和人類一樣，有自毁的行為、有自殺的念頭；動物界有爭戰、有爭地盤打架，有把性對手咬甩頭、有把子女吃掉、有甘冒死傷而為了繁殖，但没有「進化」到為了催毀自己而自我催毁這種事情。好端端一個人想到要死，中間他經歷了甚麼？和要死的想法面面相覷，最後付之實行，成了或不遂，是一種甚麼經驗？甚麼感覺？甚麼理由？甚麼的內心經驗？多大的絕望、孤獨？如何與死亡的意識共存？但我現下說的没這麼「形而上」。年青的時候我自殺過2、3次，煞有介事，在深切治療部昏迷，醒來隨了肛門尿道全身插著管子不能動彈不能哼聲，半夜，只聽見隣床的老伯在喊：「姑娘，俾我死左佢啦，姑娘！ 」，固然，没有人要理會一個人對生死自決的嚴正要求…… 讓我只說「形而下」的唯物世界：
月來，一天喫四次藥，每次相隔至少四句鐘，飽肚服。早晚吃的是西藥、中間的是中藥。
西藥吃了10年，中藥只吃了數星期。吃西藥是要「穩定病情」，醫生直叫做maintenance ，吃中藥是為了調理吃西藥吃壞了的身體。
每兩星期老遠從上水去上環見「經絡治療師」，也是為了舒解身體裡的「毒」、和濕氣寒氣。
每8-12 星期又見精神科教授，3 年又3 年的無期徒刑似地，聽候他5 分鐘面見得出結論發板，讓我減5 毫克paroxitine 可以嗎？甲狀腺素補充劑可以不喫嗎，Prozac 不管用轉Nefazodone，再加T3…… Nefazodone 吃死人改吃Seroxat 再加鎮靜劑Cipiram 好了…… 一早，我的性慾消失了、滿身病痛，始終還是「智良穩定論」把我壓倒：再看幾個月吧。好多個「幾個月」、好多次反覆下來，血液化驗報告呈視各種因藥物引起的內科功能異常，腎功能、肝功能、生長激素全都擾亂了，藥方和劑量左改右調，已是10年、又有1。穩定壓倒一切，穩定就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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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和失衡的辯證我先不說，讓我只說「形而下」的唯物世界：
幼兒園數學題：一日就只得24 小時，三餐吃飯和作息的時間不是自己完全掌握；一天喫4 次藥，每次相隔至少4 句鐘，得飽肚服。和人見面、人在街上，哪裡拿出一包二包藥大滾水冲服或煎藥？哪能定時進餐、並且只吃有益的食物？睡過了頭或熬夜不就把全個服藥進餐的時序打擾了？凌晨，我望著Lithium Carbonate 三粒和一包龍膽瀉肝湯，我應該揀A 定B？老闆要成績的時候，難道可以要求工作同伴體諒？難道可以細訴自己身體的各種毛病？長期而持續，没好轉過，只有一款病況換成另一款病況。
每天疴爛屎、吡列吡哩很多水、很多氣那種，糟的時候一天幾次，如股市急挫，是胃寒；身體要每天處理1200mg Lithium Carbonate，時常疲倦、口渴，愈喝水人就愈「潵」，脾虛，而脾主運水，及致濕阻，腰背就總在痛，雙脚乏力，走路就如搬動自己向前一樣乏力，没走多遠就暈昏著，還有這個長久的肝鬱，晚上心緒不靈是因為甚麼甚麼呢…… 肝，不正是消解身體毒素的一個器官麼？
這麼一副疲敗的身體，不知身／心的互動，孰因孰果。假如抗抑鬱藥在藥理上真的讓腦前葉的血清素回收減慢，抑鬱藥和其他處方藥物中介了的新陳代謝，卻愈令我成個廢人一樣的身體狀况，我能_微笑著_去舟車勞動、乘夜找樂麼？我能_微笑著_去應對所有人的不情要求嗎？我不能，那麼請嘗試理解、或只好接受，我不能，而非不欲。我不能裝可愛、我不能裝幹勁、熱切、香港人勤勞又懂變通這樣子，我想裝著認同我不能認同的，我想裝著能夠做我不能夠做的事，但裝不了，總是穿煲，令人失望、氣結——
psycho-somatic 不是，bio-chemistry 的介入不成、反成了像個癮君子。藥物的而且確在我身體裡作用，反證： 每次減丁點藥份，斷癮症狀猛襲，怕聲音怕得要命、焦慮而萌生妄念與死志，害怕出門，形容慚穢的心情，半夜總睡不著明兒又沒精打釆，這麼又得折騰兩個多月才適應平復下來，我變得極端情緒化、煩燥而坐立不安，精神渙散樣樣事情都不對，幾乎所有日程都没跟上，人家問這個哪個，我老半天才想起一句没一句答著，突然就想到死了算吧的念頭，又自我安慰著、又無奈不知那時末了。
我說呀，如果你是老闆，你會僱請這麼麻撚煩又多多事實解釋的員工嗎？
工揾人，人揾工，要病不要窮。窮嘛，就只能退守——
我說呀，如果你是家人父母，你不覺得是前世造的孽、今生償還的負累嗎？
我說呀，如果你是戀人，你又準備付出多少，愛？
不錯，好的時候的確是好端端的，連我的醫生也非常懂得「收割」別人努力的成果，「你不是一直吃藥，才讀完了MPhil？年來也沒有重大的病發麽？ 」此言論證邏輯謬誤不提…… 好的時候的確是好端端的，滿有志氣的時刻也有，只是一年下來，狀態良好的時間就可能只得三幾個月。愛情啊，就請多等我三幾個月吧！ 讓燥鬱的循環過了，我就會頂著鼓脹的肚腩、没有性欲、工作丟了的身體，雙目發黑，忍著腰痛又懼怕回家的路程，來看妳。妳瞧我一個微笑，我就心滿意足，也不懂得如何繼續下去。
只要天氣一轉、藥量微調，或身體忽然的毛病、壓力特多的關節眼？人就變得很難溝通、妄顧工作責任和進度，突然鬧情緒失踪好一陣，電話電郵通通不接，曠工一樣，然後没精打采的來到面前，心不在焉的敷衍著一切似地。有另一個自己看待著自已，我知道別人投訴的一切，我聽見，没能正確反應，確切一點說，是對別人要求「出席」的那個誰，非常冷漠，情緒和傳意的通路切斷了。
我的天呀，我有135磅重，敵不過5 毫克paroxetine！不沮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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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是甚麼呢？時間變得比王家衛電影中的時間更形碎片，忘記，讓時間停駐、反覆載滿的感傷又把時間擠溢度外…… 人家都說：你還後生呀！一個性無能的32歲青年，因此只能相信眼波的流動、共處一室寂然而了無動靜。我獨是覺得自己老了，在街上看到乞兒流浪漢、殘障者和孤獨在過馬路的老人，就立時心軟。他們成了我底存在的詰問，我無以答辯。
30 Sep, 07
我知道，要不是洛謀 的照顧和每天勞氣著皇后碼頭的事，我可能又像10年前一樣在台北迷路，一直迷路，搭不了回程的航機，不知到過那裡、遭遇甚麼。
來到台北只有一個目的，就是離開香港。掙脱情緒與認同。
所以她可以是台北、其實是卡德滿都，也可以是西貢或河內。去哪處的101 理由都不是理由，都是揑造的，可不是尋找。對自家生活的厭倦、納悶，那折騰出來的多餘時間，來到別處地方，彷彿變成一種可供消費的消費額。
一個人從自己根著的日常生活逃出去，逃避自己，也像是一宗很不道德的事情，形同背棄。皇后碼頭清場，我認識的一大班朋友都留守著。可是我真的_受不了_，再在一大堆警察亂哮亂吠之中看到有人給警車輾過、有人給拳打脚踢或更糟的那種「義正嚴辭」的暴力；我可能會，呆在人叢中，不如就把我輾成殘廢吧，不如用你鋼靴踢我吧，直盯著前面一個警員，讓他出手打我…… 直至讓我能夠失控、哭喊在一堆可敬或可厭的人前面，四肢給人猛址著，讓自己催毁自己的，認同。讓我有了仇恨的一種理由。
我時常猶疑，我是否來到「現場」就能擺脱某種內疚，結果陷落更深的遲豫不決。
我有很多朋友，直接參與守衛天星／皇后碼頭運動，都是在 WTO MC6 前後認識的，還有一大部份同情但不會直接參與、和一些總是對社會抗爭非常冷淡、甚至蔑視的。這幾種取態的位置，大概是會流動的。「忠誠」與「貢獻」是一種很可疑的量標，我没法解釋生活中災難的時刻臨在，生活的秩序何以本身就是暴力構成，它一旦以「爭戰」的戲劇性形態顯露，何以讓神經過敏的人乏力、怯懦而至動彈不得。
我一直没知道，誰在看我的這一種書寫、誰因為這種自言自語的思考和抒情，得到感動、或力量—— 或者相反，繼而沉浸在一種自我中心的defeatism。
明顯是暫時撇下、擺脫一時，不過幾次日替。從没想到去一個地方旅行，是為了要做甚麼。真的，就請讓我很慢、很慢還嫌是太快的在街上走就是了，累了就坐下來、渴找喝、餓了就找吃的，在路口亂轉，找不到回程的路就拿住處的地址問人，這樣子。歷史體現目前，它就是你看到、嗅到、感覺到的溫吞緩慢、落後和趕上，女人走路的步態。
只是後來，旅行總是不得已，許多地方要去、許多人要探訪、許多東西交換、許多話要說。人明明見過了卻又像在好久以後，分別了的人兒在msn 或facebook 搭了連線才更像，遇上。
人們問，你要去哪處呢？每天我都答，不知道啊。不置可否的話，不如採納所有人的每一個建議。被動有時是種美德，可是去一處地方、一個活動，可要將全幅心神、脚板底到天靈蓋整過身體都動用，去到那個聞說的已經很累、很累了，見到了人、和新知舊友坐在一塊，竟已經無力氣說話、談笑。
我可不可以不說話呢。
我可不可以就此停下來，不走這段路？改變主意呢？但是改變主意和堅持己見都一樣，要說很多話，解釋、游說。但我又如何向新知舊友解釋，我的身體如何没氣力、腰痛得會拉肚子，我的心事何以紊亂？並且同時想念好幾個人，心裡時暖時冷？讓我很慢、很慢在街上走，或者坐在公車上、道旁的椅、或者一個臨街的咖啡室就是了，250塊新台幣一杯咖啡也没緊要，我淨是想坐在哪兒，聽隣桌的女生談她們的俏語，一句没聽明白，没有人騷擾，看外面的人迎向世界。走到某個夜市，一面走一面拍照，再一面拍照走回來，就像這以後也不能再回到此處，戀惜著未許再碰見這些正樂著的行人、工作的店販。
我儼然抵抗著，一種想迷失在大城市、没有人能夠找到自己的欲望和恐懼。但結果總是自己過於著跡，又被人隸住、被人看穿是異鄉人的種種失禮。
21 Aug, 07
來到台北只有一個目的，就是離開香港。
出境關卡中那個關員木無表情的看著我，連示意著我上前也沒有，文件蓋印、電腦核實，她就把我的護照、身份證放在她的前面，木無表情，連眼神也沒有，良久，我問：「成了？」她才展露一種輕蔑的樣子，要我伸手去拿……
這種輕蔑或自負的「官威」，回程時又在檢查我的行李的關員臉上展現。我的每一件行李給X 光檢查完後，還得全翻出來逐件檢查，那關員雙手戴著透明膠手套，拿著一個牛奶糖、一盒菸、鏡頭遮光罩、短袴臭襪、記事本，像發現新奇的事物，得左摸又摸，連每一筒菲林也給打開膠盒反覆看著，然後，又重新塞進行李袋去。
那關員拿著我的藥盒、藥包，問那些是甚麼藥，我久了全香港一個解釋似地，拿出精神科覆診紙，他看了很久才閉上嘴。
鄰的一個被搜查行李的，是一個來自孟加拉的旅客，關員每一句問話他都只答：「that’s legal」
我一直看著另邊廂那條擠得滿滿的持外國旅行證件旅客的通道，行列中的一位菲律賓女子。等候。
國家，就是讓自由的人變成不得自由通行。香港，只是發了個身份證給我的一個地方，by birth，僅此而已。
※
我未曾離去業已回來。就像一直揹著的不是相機、香菸、護照機票和樽裝水，而是一個「認同」的包袱。
只有在往來兩地的航機上，我才獲得一息安寧，日本人跟我說日語、台灣人跟我講「國語」，其他人跟我講美語，那種明明是故意的錯認讓我感到，我是一個很普通的旅客，幾乎純粹。
7 月26 日，我的32 歲生晨，我違反「旅客逗留條件」參加了樂生院守護者和阿公阿嬤在立法院的新聞發佈，隨又化整為零，和隣的幾個年青人自行步往文建會 抗議，我沒有喊口號，只是在帆布袋繫上阿本給我的「捍衛樂生」黃色布條，在媒體記者和抗議者臨界的一邊搶拍照，身邊的洛謀說我假扮記者，我覺得我的黃布條已說明了我的位置。
要坐電動輪椅的4、5位漢生病患／受害者與幾十位學生、來支援的人，遇到了滿滿兩大架鐵籠車、裝備有盾牌和長木棍的警察侍候。不難想到，五月方上任的文建會主委員翁金珠只有拒絕接見，經一輪交涉，僅通傳會派一個上任不久的秘書級與抗議者會面。然後呢，警方悉時「舉牌」，亮出早已預備好的警告板，指是次活動為「違法行為」，並進一步圍隴由始至終一直安靜坐、站在文建會門前的漢生病患／受害者和學生。
阿公阿嬤這樣子被大羣警察和記者在烈日下給圍在一個政府機關的門前，想已不是頭一次、兩次、三次、四次、五次…… 了吧。後來抗議被迫在三次「舉牌」警告、鬧出衝突以前，與會者發表講話、申明立場才「和平散去」。活動「移師」到旁的一個同屬文建會的展場以後，隨即見到警察排著隊從展場後方拿著一袋一袋便當離去。正巧是中午放飯的時刻。
暴力的威嚇，演示行政權之所待，就是這個意思了，它荒謬得令人難以信服。
※
7 月27 日我來到樂生院的「現場」，這方才是我頭一次來到讀到、聽說的樂生院。由同學導引，查看因捷運新莊延線與車廠工程導致地下水壓失衡，令院區多處建築出現的塌陷情况。除台南舍、五雲舍等，不少民房的石柱樁脚、牆壁、走廊地板已出現刺眼的新裂縫。捷運在新莊的工程是唯一在樂生院周邊的大型工程，元兇不作他想，這個地下水壓和地層的問題 ，早就有工程業者提出質議，指捷運方面採納的地質勘探顧問報告，其所採用的檢測規格過於寬鬆，鑽井勘探在方法學上亦有重大遺漏，無視樂生院區的保存，捷運工程會和各個行政機構卻一直迴避問題。
而台北市、台北縣政府和行政院等等藍／綠政客，繼續做政客的秀、文建會繼續迴避保存古蹟的法理責任。捷運工程會呢？月來多番周章，就是回退到5 月以前那個僅保留39 楝建築、10楝「異地重組」的「定案」，且堅持施工期間「樂生必須淨空」、院民必須遷出。管理樂生院的院方則僅在「聽取大家意見」。
這個事態發展的脚本，不獨我城所有。它似乎是亞洲每一個「後」殖民城市中，城市擴張與超現代化工程的原驅動力。
後來，我從大隊中走了開去，待在一個建在半山的房舍，寧靜，而不無悸動，甚至有一種隔世的感應。那僅是兩個平房，自己有一堵高約8、9尺的圍牆，只一個出入的門口，叫做「怡園」，很好聽的名字。有一個不短的時期，被斷定為精神病患的人就給囚在這兒，沒有廚灶或其他的任何設施，只是窗子裝了鐵栅的兩個房子，窗外就是那堵高牆，在房子外面我還可以抬頭看到長得很高的樹、牆上的一片天。門上鎖了我没能內進，不知道住在裡面的人，能否從窗户中看到牆上的那片天？而那個房子，叫做「反省室」。
要精神病患反省，沒有確診或誤診這回事，可真是笛卡兒和學生辯論的問題。傅柯寫他的【理性時代的瘋狂史】之際，沒參考過亞洲的案例，他提出痲瘋病的控制作為「現代」的一個特有現象，是國家規模的人口監控，對「身體」的技術化規訓，現代科學主義醫學本質乃是「身體」的重新規劃。在痳瘋病以後，精神病取而代之而成為新的「時代的疫症」，早期的精神病患就直接關進了空置的痳瘋病院裡去。
「時代的疫症」當然不是指突然在一個時代裡突然有很多、很多人一起患上了痲瘋、患精神病，或(Sontag 試圖追溯的) 癆病與AIDS ，而是，一個時代有其對「身體」的不同垂注 、不同操作與介入、不同的論述疾病與疫症的範式，還有其連帶的，想像與認同的政治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歇斯底里熱，延續了維多利亞時代性抑壓對女性的規訓，是當時新興的精神醫學，於女體／女欲的重新書寫。
日治時期的「公共衛生」政策，是與優生學和人口控制相涉的高度嚴密的操作。當然，痲瘋病患恰巧都是島民，而非在台的日本人或歐洲人。「痲瘋病人」要被抓、要被舉報出來，要被關、被隔離、接受強制「治療」和醫藥實驗、強制勞動，連舊有户藉亦得取消，改以病院為户藉地…… 這中間動用的是情報偵訊、鄰里內部連坐監控、警權嚴打、污名的暴力，這種種系統施行的暴力和恐慌的政治，只有一個「現代化國家」才有能力、動機、行政基建來規模執行，這和殖民地要(被)躍為文明的工程契合。 而這種非人手段、對病者身心的肆意殘害，對人權的踐踏、對「控制人口」的差别對待，曰「公共衛生」、曰「癩病防治」，它同時是殖民政治的一個面向。倒轉來講，就是這個「優生學」與人口控制的「問題」其實就是殖民者在殖民地的「管治問題」之一部分。
殖民時期的政策遺害，沒有在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的年間改正，往日的漢生病患／醫療暴力受害者，在日人撤出後，並沒有得到正名、也沒得過賠償，更重要的是，在本島政權下，他們依然長久沒法重返社會、沒重新取得自立謀生的機會和條件。
「他方」的政治我只能這樣粗疏的去嘗試理解。
樂生院倖存的阿公阿嬤，他們見證、親歷的不單只日本人在台的規懲管治，或所謂「皇民化」與殖民認同政治的災難，而且，他們見證著日本人徹離台灣以後的外省／本省政權，其對歷史的妄聞和自我開脱！在這重意義上，樂生院的保存、漢生病患與日治時期「公共衛生政策」倖存者的安老，正突顯了內在於藍／綠政權的殖民意識形態；以致於當代政權所呼召的所謂民主憲政議會政治，其「本土性」、「中華民國在台」的核心意義，盡皆子虛烏有，空白無憑。
長久被隔離、拒於社會以外的漢生病受害者，親人朋友多已經失散或與世長辭，「病人」要把禁閉自己的病院、於此目睹同伴受難、自殺、廹瘋的一個地方，視為自己終老的「家」，這是一重悲哀。如今，地方政府與捷運局、房產及建材業的利益軀動的所謂「發展」，要把幾十個已七、八十歲、肢體傷殘的老弱者的最後一個「家」也要拿去，扭盡六壬，要做成「都得拆、都要遷」的既定事實，在種種行政與問詢司責的程序中鑽空子，在到底誰都毋須負上政治責任的制度暴力和官僚犬儒主義中，迅速在樂生院區接鄰處蓋好了，一切。
這是「後殖民」還沒有來到其「後」的第二重悲哀。
※
從那個「怡園」走下坡道，偶然，阿公坐電動車駛過，幾乎是風馳電制！我方才發覺，依山而建的院舍，皆由斜道相連，沒多少處要用走樓梯的。在長久的自發經營和改善中，人能夠自由通行，自己照顧自己和隣人，串門子、聚會，在樹下乘凉、晾衫，有自己的合作社小賣部、有追思故人的庵堂…… 幹嗎要把老人丟到那個多層直立的迴龍醫院？不就是要廹人快點變成呆頓而不能自顧的孤獨老人，讓列車延線通行無阻！？
我不知道經歷過那樣的一個人生的倖存者會怎樣回望、或對面前的事態如何打算，有幾次我好像看到出來活動的老人臉上有種疲態，會堂中的人兒都美，在平靜的交換近況或看法。那個很多人一起但是很平靜的感覺我很久很久没遇過、可能是未遇過。我坐在一旁，也想跟人攀談，只是，真的不知道如何介紹自己、如何述說，那種奇特的感應。我的國語爛到一個自形慚穢的地步，碰見電動車阿公阿伯，只得微笑問好，或遞菸。
從「怡園」往下走的路程上，突然聽見電視聲浪，遁聲看去，右邊一個平房裡一位阿公在看電視新聞，正起身要拿茶杯或是甚麼，啊！不是見鬼，有人住著，幾乎忘記！
圖：1. 捍衛樂生727築牆行動，「台灣公共衛生犧牲者紀念碑」前。(洛謀攝)
2. 726 文建會外
3. 捍衛樂生727築牆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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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立本「消逝的學生抗爭時代 」(中國時報, 27/07/2007)
弱慢「錯誤的設計，誰該負起責任？評樂生迴龍院區 」(21/03/2007)
03 Aug, 07
獨居抱病，幾乎是過著啞巴的生活，一天說話可以不出幾句。
不論在家裡或出外，我聽著城市的聲音與廣播，不能回答。做為屎片讀多幾年，「秀才過著兵」的一種處境，又陷落一種磨人的自我質疑，修哲學的朋友請答話，一個人一早起身問自己：「文字算是甚麼呢？」到底是一種甚麼的詰問？文字時常給串成句子，再由人或機器重覆唸出來，摀住耳朵也來不及，文字又時常給串成文案，配上電腦後製的影象在城市各處張貼，眼睛没一刻能逃避。
無以藉文字言說，無以藉文字敘述，文字愈來愈没有了美感，文字召喚的生活經驗早已崩塌； 文句的言稱、宣示，變成了維護某種價值和秩序的暴力之一種體現。
譬如掉進辯論和解說，千百個曲線，歸結到說「我支持」、「我反對」、「我不表態」，三者之間的關聯是啥？三者中的「我」，一個支持、一個反對、一個不表態，假如支持是反對的對面，不表態既非中立，卻是negate 了前兩者的現實意義嗎？然後「我」也給表態與不表態的必要性 一併取消了。
譬如由幼稚園到研究院所學過的一切、廿幾三十年的觀察或行處於世的準則。
又譬如我還記得，我在天星碼頭的一次，給電視新聞拍下，大聲向一個對請願者動手動脚的藍帽子說「警員xxxx號，你停手！」我非但無法阻止一台程式受訓的國家暴力機體向平民施暴，我只是再一次把自己對人性的冀願拿出來讓對方和他的所謂「女同事」踐踏，而視之為理應如此。我無法阻止一個配著實彈上膛的手槍、穿軍靴、受過特訓和體格比自己大一倍半有多而思想被conditioned 到幾乎只知「任務」而没有判斷的一個機體，對另一個人動粗、用「你冷靜D ，如果吾係會行使合理暴力 」的口號威嚇。
朋友，你看文字的暴力令所有意義和行使意義的主體都一併消失了。把暴力合理化、收歸行政的器具，說成「合理暴力」，而「女同事黎架！ 」則召喚深遠的性别歧視而成為更進一步剝削受壓者的禮儀周周。
於是聽到詩、讀到詩總是教我迷惑，它指向某處未許看見的澄明，它同時宣稱自己失敗，甚麼都没有發生、没有啥是可觀的。我總是感到一種溫柔、一下撕裂的抽痛。
今晨從一位朋友口中聽到，我認識的一個人兒，和其它因為基層住屋權益 運動日前一次前往房屋及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居所請願的行動而被捕的其它幾位，就像卡夫卡小說主角一樣，被我城的警方以違憲的、非法的、近年前所未聞的方式先後拘捕，挾以沿自英殖民政府用以控制華人集結、異見的【公安條例】起訴，謂其「涉嫌參加」「非法集會」，我心絞痛、憤怒還來不及已是悲哀。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意思就是這個了，年終幾百幾千個集會，專挑一個謂其非法，「非法集會」的宣稱又由誰定斷？又是同一個警方隊伍，宣稱其為非法，又指控其涉嫌參加，違反語意邏輯而由制度武力維管的就是我城的法治基礎了。只是，得悉人兒一天早上被人跟蹤、被幾名身高約1.75米操流利廣東話的中國藉男子，在一整個商場的人前拿送到警處、在未有法律代表在場下搜身，還有年紀不少的公屋居民、為人妻、母的婦人，都在類似的情景中被拘捕、於覊留期間遭遇一羣穿制服、戴配槍、按電腦的Good Boys & Good Gals ….. 手持一枝手寫板塑膠筆的「我」，為文者可以再講、再寫甚麼呢？我的身體、一個時刻只能在一處，可以抵抗甚麼？然後我哭了，又給有關揾食工事的一通電話打斷了，忙裝著認真工作的聲音。然後突然再哭下半場。不是甚麼男兒淚，僅是軟弱。
正要動身前往軍器廠街警署聲援已經前往聲援的朋友，我的一個睪丸又從裡面某處幅射著痛出來了，遲吾痛、早吾痛。我的身體可以抵抗甚麼？它動不起來還反過來向我示警。人不在現場、現場又在哪？正如讀到樂生園工程會的出爾反爾 ，讀著咬牙切齒，可是越過台海海底光纖傳送的一句「聲援」是算甚麼？我在此處，譴責、指罵頓足流涕，世界紋風不動。被分别困在三個警署的認識與不認識的人，依然被困，只能等待保釋、等待警方啓動他們的程序，等待放行，外面的聲援者則焦灼的在攝氏三十多度的天氣下暴曬。
文字算甚麼呢？ 我口裡發出的泡沬才飄出來就隨即破滅。
「我」給表態與不表態，前往與没有前往的必要性一併取消了，與執行「任務」的各級警察人員無異，主體還未遭遇對抗就己經先行省掉。在一個程序與下一個程序中間隸往了 。拘捕而未正式落案起訴。案子卻是早開了，否則何以解釋在孫明揚居所請願的翌日，六月四日全港媒體在看燭火的同一個時份，在别個聲援被捕者的場合，指名道姓、喊出其衣著服飾，要指定拘捕某人 ？案子早開了，警方以它的特權一直在無人能夠干涉、查詢的條件下進行大量偵訊備案存檔，只差某種政治代價低廉的時機的出現或吹風成熟的口實，就依長官的意志與策略判斷啓動某種以打壓異議為目的的某一連串程序，或支擾、或拘留、或各種文明不容的恫嚇與「非常時期」動用的權力，侵犯個人權利為其次，牽連其同伴、家人和朋友的生活／工作日程以致人身安全或言論自由的背靠方為目的。
一次又一次「非常」「例外」「個别」湊成了我城的日常秩序。否則，何以有請願者被跟蹤好一大段路，其他同伴不在場才拘捕 ？而且專挑人脈聯絡豐廣的團體聯絡人與組織者下手，癱瘓動員力的目的太清楚了吧。明明就是在曾蔭權就任來屆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局長退休換班的前夕，選擇性政治檢控、以警權威嚇民間對各種施政錯誤持異議與反對的團體和關注人仕，挾之以罪。只是，明明白白是從前英人「政治部」地下做的事，從曾蔭權到地區警署的PC 仔，一樣是，按例辦事，「没有政治這回事」一樣處之。
文字是甚麼？「政治檢控」、「非法拘捕」、「洗太平地」，我城的警方中區重案組高級督察依然可以在請願者的錄象機鏡頭前厚著臉皮、眼角一動不動宣稱「有合理懷疑…… 」，威嚇「否則會採取進一步行動……」；無論有人喊多少次「可恥！」，有人就是恬不知恥。
文字是甚麼？通篇語彙走不出兩個不相往還的「對立面」，像彊持著鏡裡的鏡象不知哪個「我」該先行出來要把鏡子打碎。那不是國家機器vs公民社會，而是徹底的人民內部茅盾，異化工種的附生物 vs 拒絕異化拒絕做附生物的人，前者動粗、相信自己不相信的價值和未來，後者—— 容我故作浪漫—— 還相信愛、相信與人連結。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恢復行使」「香港」「主權」，由「中央任命」的「行政長官」帶領的「特別行政區」「政府各級」以「港人高度自治」的「原則」「落實」鄧小平「同志」「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即近10週年「誌慶」不足一個月的今天：我們没看見正在蔓延的一種恐佈 。人傳人的一種恐佈，它繫乎怯懦、繫乎自我懷疑，要麽有人一下沒站住自己身而為人而非動物或機器的本位，想願躲在某套制服、某種制度或黃膚黑髮的人群裡面，得過且過，它就會壓倒一切，儼如盛夏蒸騰的白日，讓夜晚不能漆黑、不能寧靜。
它的傳播蔓延是一種政治實驗的惡果，或後殖城市內部再殖民的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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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從報章看不到的「衝擊孫公館」事件 (阿野)
圖：智海的微型書「128-page booklet made from one A4 paper」。
05 Jun, 07
Daniel Paul Schreber 回憶錄 裡面說的，總覺得自己和週圍的人是從某個夢中，閃念而生、存活閃瞬的「Fleeting Improvised-men」一樣。
沒多少人情願以「政治」界定自己的身份，卻還是不得以「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作為理解過去10年生活此城的一種參照。特區成立十週年的誌慶即將熱烈起來，回顧與展望卻是淡淡然；十年，宏大又瑣碎，悻悻然不能自己，就無從說起。上星期妖魔化身的名字掛在A1 頭條，本週是地產商遺產訴仲的前哨，打後是熊貓登場讓大眾見面。去年呢？前年呢？一時說不出來，畢竟只是世間一隅的熱鬧。遺忘就是這麼回事，遺忘的人無法講述失憶是怎樣的一種滋味。
我是從教科書與懷舊節目中那個「香港」出生—— 父母於二戰後分别從潮粵南遷，由木屋住到徙厦、到新市鎮公屋……，由車衣女工與修表師傅做到校役與看更，兒女由教會辦的托兒所讀到大學研究院—— 這麼一個勤勞向上／下的「香港故事」中的主人公。然而這個故事到底沒法標示，它没法標示的一切。所謂「歷史」就是記憶的政治與爭持 ，由是我體會過去十年，在教育改革、在媒體中呈現「強廹症」似的要追源溯往的一種有欠細緻的家國想像，其之於後殖民管治的必要性：教育與媒體之互相借代，設置了我們參與社會的方式，設置了理解自己的角式要求和演繹。
「香港」乃由割讓而始生，而「一國兩制」是歷史上未有先例的政治實驗。居住與生活於特區的人從來就没有可供比照、自況的現實對象。在我的一脫人而言，僅有一種薄弱的、對「前朝末世」的記憶，糢糊輕省。而一種記憶就是一種身份和伴隨它的視角、或處身世事的取態；十年間，糢糊輕省的記憶，水過鴨背，還未及著根萌發的身份意識，就不住在各種「緊急危機」中被消毒洗褪、重整，儼如電腦硬盤之格式化一般！假如過往僅是殖民主義的錯禍，「舊事己過，一切都成新的了」，現下港英遺孽得到國家的認授與祝福，不求反省只求立新，檢視歷史的工作與責任，也大可以新蓋的大樓鎮壓、埋沒填土之下？
檢視歷史不是要阻礙發展的大好勢頭、亦非僅文物建築的封存。因為記憶，它不是戀棧的意思，而是源自長輩與後生，從某處一路走來的生活歷程與生活條件之自足。教育與媒體之互相借代，在於市場與官僚操作下的生產性霸權，暴力隱藏於論述修辭的雅潔。
唯有對自身、對他人生活歷程的「認識」和「重認」(Re-cognition)：陌生人競活共存於我城，不是無異於同一種剝削、不是於敵我一統無異的簡單摡括，而是各有一種生活上的曲折軌跡、拋擲出去未可著地的弧線，可能很普遍的一個經歷，但它屬於我、屬於他人而不容抹褪，但它為現實不容。認出了這個，才能想到生活底層的矛盾結構，正是站在一起的一種理由。
圖：灣仔天樂里, 2006
本文另刋於13/05/2007 【明報】「星期日生活」p17 「世紀」，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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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ay, 07
在某一種日子裡，所有事情都撞在一起。電郵中看到「Deadline Crush」的講法，很想借用，死線通通撞在一起，撞過稀巴爛、吾死都幾難。而其實不是死線，而是準繩。不免就失掉足踏著地的穩當、心境的平靜、眼界的明朗。
脚步不穩、心煩氣亂、瞳孔釋弛而眼白渾濁，撞在一起的事情就撞過正著，混亂叢生，脫節於秩序以外。混亂真是僅僅一種形式嗎？要麼它就是抓著掌心裡的一把沙。
在這種日子裡，身體向我示警，頭皮癬會發作、儀容災難，耳道會流膿、眼乾唇燥，並且肩頸痛待坐立難安，肚子有風，咕嚕咕嚕，累的時候早上起來一褲稀黄的屎。平時如此，今時變厲。在這種身體狀況下，所有事情依然和往常一樣，沒有差别，於是，落後的便是自己。
睡眠和夢變成砥觸。睡眠會被夢打斷。焦慮荒誕，在天亮以前，March Comes in Like a Lion。
工作的時限、感情的斷落、政治的荒誕介入、和人見面談話的必要，凡此，在一個血肉之身。
走到街上，不能沒有內疚之情、不能沒有忌恨，因為擠廹，人人對人人未認識已經持有一種看法。有男有女、有長幼的秩序，有極大的差異和疏離造成同一之表。我留意著人們望見自己的遲疑、眼神一閃的變化，在陽光底下、在人工燈下，自己因此想逃脫，自覺illigetimate 的意思。Ill ，要麼鄙視，要麼只能自形慚穢，不是外表，而是自己的取態總是站不住脚，失信於陌生人一刻投來的眼光，要麼消失，一片一片剝落，沒啥剩下，要麼發力嘯聲詠竭，讓所有人都知道我，討過驕傲，於是有地下室人說：「I’m a Sick Man, I’m a Spiteful Man……. 」
但他至少有個言說的對象、他有自己所屬於的時代。
一個人去買餸、去「價真棧」和惠康格價，四個半一包意大利麪、10 蚊兩罐Asahi 黑啤，街市10 蚊份柑，廿蚊排骨分兩餐。一個布袋還載住罐頭和瓜菜、一磅方包兩包菸，又一袋雞蛋不敢碰爛，午後，快要變成一個阿婆仔，變著腰、拉著買餸袋，買野睇不見價錢、日期，數零錢數得收銀員不耐煩。
為了在房子裡，能夠困住自己。做乜春呢？
幾次，不免有蹲在地上哭泣的衝動，買4 罐Ginger Ale，「吾駛膠袋」都是不該，樓下超級市場回到家裡不用3 分鐘，下班下課的人一同在大堂裡望著昇降機的錶板，好不耐煩，我甫進家們，手上的紙包就掉下兩罐，釀成兩道碳酸氣噴泉。幾日後，我拿著一袋雞蛋，蹲在冰箱前面，一面想到那兩罐掉壞的Ginger Ale，解開膠袋之際，膠袋破裂，6 隻蛋打爛5 隻。
蹲著在尿臊的厠盤旁邊把脖子快要扭斷還未修好冲廁水駁喉的滲水、由於藍天行動尚未成功，掃地掃極都還是塵、窗抹完還是看著灰朦的同一片天，把家私搬來搬去、六、七呎高的實木櫃搬到這兒不對又搬到哪？其中一個連櫃脚也弄斷了，我支著要倒下來壓著自己的櫃，我可以喊誰呢？不能走去MSN啊。那些永遠多出來的書、筆記、CD、明明從架上拿下來，幹啥又再擠不進去？
我以為是寧靜，我以為是寫作。
可我不是打擾了看更的睡眠，就是受鄰居白眼，彷彿比見鬼要糟。在別人的店裡團團轉無幫襯，在食店一個人佔了情侶同僚的座位…… 被人呃秤我不介意，在酒吧裡無法解釋自己的工作、下課的女生不看我一眼，圖書館亂放書亂訂書我可是非常介意。
這麼大半年，本土革命，霉體行動講到真的一樣，陳水扁講「四要一没有」來真不來真起碼有種狠勁。我有更多更多的勞勞叨叨，只是，細碎不成話。對於一個中環灣仔每已是兩小時車程以外的人來說，我只有買完餸，故意繞路隨便買個甚麼蒜頭，在回家之前途經幾十年的市街，往雜貨店的店裡看，星期天不能休息的移工少女，在老闆身前身後，跟我衝著笑了一下、伸一伸舌尖，突然心軟。我至少還覺得自己是一個人。
我再次走到加德滿都小姐工作的地方。
後來，彷彿很久以後，而時間和感情一樣無理交叠、拖延—— 她結婚不結婚，她要跟我說要結婚了的原因是啥，彷彿沒有要緊之處，彷彿從未要緊的一回事，我坐在那兒，我沒法瞭解她、她沒法瞭解我，她甚至拿李嘉誠的名字取樂於我…… 我只是，想聽一種我一句也聽不明白的說話，從幾種口音中分辨她的、從幾個女子之間分辨出她。她的同事跟我說，「你到了哪兒去，失踪了」，她說，「You’re lost 」不說「You’ve disappeared 」。她說，「你今晚幹麼很靜，不說話。」說了幾次，也只有這個描述最為貼切。
我看著加德滿都小姐，而她的同事在看我。至少我還會心軟，我突然這樣想到。
寧靜不是寫作的條件嗎？
努力解决了各種物質生活條件以後，趁鄰屋吵完了、吃了喝了睡了，手頭的工作可以暫停了，夜歸人都倦了，凌晨三、四點的時份，天亮以前，我塞著耳塞，偷偷摸摸寫著，還未有靜下來，把自己在其他時候突然遇到的觀照，那種觀看生活的、內心的不能溢於儀表的激動和感觸，不是靈感，草草記下，跨境直六貨車的司機，沉沉的把門關上，看一看貨單，又撻著車匙，還是聽見，每一輛車在馬會道駛過，又有些由鳳南路往文錦渡那邊駛去，而永無作結。
10 Mar, 07
#1
詩的想像，本身就揭示了一切實用理性、組織化效益與敘述的虛妄和霸道本質。問題仍然是，詩的政治性正在於它無法被框置於政治性使用。詩入憲的構想正在於它無法實踐，它的意義在於提問–提問，幾乎是盤問、拷問律則和語言。它永遠是不顯露、不澄明，因此它對權力的操作者既危險但又不值一哂。
#2
城市裡的住民，只能祈求夜冷靜默，無語天明。
#3
「不要像記起它一樣描述。」(M.B.)
#4
大概是一種生活必須的律動，要走出去透透氣，離開可親的人、可厭的城市和它的生活，或者離開家居的舒服囚室，上街去，又沿路回來；免得像聲納感應受了人為電磁波干擾的鯨隊，集體擱淺。
#5
wait, expect nothing!
#6
(菸, 2004) 一根菸點起到給擠熄的時限，自由與癮疾之問，我所想所貪戀的沒法化作文字。
我的靜思，無神論者對世界的祝禱。
然後，我得再次投入，赴死似的清明，生活的軌跡：緩慢細碎的日程、人與人的交往。以身體支撑整個存在，並用心敏感而不至顛狂
#7
死亡佔盡上風，而我們只有自己平庸的生命、和不甘。
#8
妳說到的、這個「寫者」蠻清醒的在觀察，會不會有種觀察、思量與審視最終是連「寫者」的那個位置也會搖撼到，以至從腳底崩開？
如果皮膚外面就是世界，他的個人生活就已經連接到「世界」了，連「日常生活」都不能成為一種摒障的時候，他就不能以營建那個生活作為一種安全的自處方式，他必然要詰問自己的存在，與一切外部世界、事物的關係如何
01 Mar,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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