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 the altar of a church would present but a barren stylization but for the uncalculated offerings of the confused and humble; as the corsage of a woman is made suddenly martial and sorrowful by the rose thrust among the more decorous blooms by the hand of a lover suffering from the violence of the overlapping of the permission to bestow a last embrace, and its withdrawal: making a vanishing and infinitesimal bull’s eye of that which had a moment before been a buoyant and showy bosom, by dragging time out of his bowels (for a lover knows two times, that which he is given, and that which he must make) - so Felix was astonished to find that the most touching flowers laid on the altar he had raised to his imagination were placed there by the people of the underworld, and that the reddest was to be the rose of the doctor.
只是覺到自己的傾向、與隨之的渴慕,朦朧指向某種深厚的温柔、知道痛苦與流離失所的溫柔——誰不?我在Nayaara Noor 身上見到那種「知道的」溫柔。她不能再緊的眉頭一再緊、曲子婉轉手掌打開的一下,裡面,有痛苦和同樣密度的甚麼接住那給拋擲出去的。彷彿聽到猶豫與折損,一轉念間待著,坦然接納那痛苦、一把托著跑出去的嗓音,不能自已。不是技藝,她都沒學過唱歌。
Nayyara Noor 1950年生於Assam,父親是西巴基斯坦人、母親是東巴基斯坦人,1971年她出第一首單曲,1971年印巴戰爭、巴基斯坦與東巴斯基坦分裂,隨後東巴宣佈獨立,即今孟加拉。Nayyara Noor 唱巴斯斯坦「國語」烏都語、也唱國內至少六千萬人會說的旁遮普語。旁遮普則是另一個前傳:1947年英人將「英屬印度」的旁遮普分為東、西旁遮普,前者後來成為巴基斯坦的省、後者成為印度的部份,裡面的血淚、流徙、同化與排擠、以錫克教/印度教/回教信眾為肉參的「宗教衝突」政治,讓研究者頭昏的。因為名詞所指,畢竟雅潔。
一天晚上有人趁我喝了兩杯問道:「so… are you going to be a writer for the rest of life?」我無以應對,只告訴她那個故事,許多年前我第一次到倫敦遠遊,在青年旅館遇到一個叫「二三」的日本女子,旅館的其他人都知道我倆投緣,時常擠著笑…… 有天我們到Greenwich 觀光,走累了來到一個小茶室的後園裡喝茶,漫無邊際的用英語交談,她突然很認真的問到,「將來你想做甚麼?」我不知何故就答了「a writer」、並且好像忙補充道:「a small time writer」。
Memoir of My Nervous Illness (Daniel Paul Schreber)
2001 年郵購所得、擱足7年。德萊斯登上訴院首席大法官在事業高峯頹然崩潰,被診斷為「被害妄臆型精神分裂」之際,時為精神病學、心理學長足起步之時,再站不住脚的假設,在十九世紀末的歐洲,只要與「科學」掛鈎(而我們不要忘記這個「科學」與殖民/現代性計劃不可分割),所有人還是會前仆後繼的去實驗、嘗試。於是,Schreber 被送進了全歐洲最權威的精神病院、由最享負盛名的醫生以最先進的方法治理,也就是用最烈性的鎮靜劑、用強行餵食、用關黑房、用「人身保護令」強制覊留。
First Love and Other Stories (Ivanov Turgenev)
愛情啊!有甚麼比愛情小說更適合夜裡捧讀呢?讀愛情小說當然就沒時間談戀愛了。起題的那篇我覺得很于腐,講父子同愛上了一個年輕女人。而且十九世紀中葉後俄羅斯的地面上充斥太多沒落貴族、沒落皇親閣戚,他們的皇族遺風與被廹往下流的新身份地位拼在一起太令人想起某種海派情調、偏偏關在內陸,沉悶和沉悶在下奕。最喜歡叫「Asya」的一篇,有兄妹不是親兄妹再加上太拘禮的一個沒事人,主角在旅行中聽到鄉音,「你是俄羅斯人嗎?」就一見如故,卻是注定三個都失戀、友誼也不得萬歲,到君子捨得面子、伊人又要遠去的局面。愛情就是重覆又重覆的提旨、錯失一定是同一種錯失的。
Arresting God in Kathmandu(Samrat Upadhyay)
以英語寫作的尼泊爾當代作家,此為其短篇小說的合集。讀畢還是不能明白,亞洲人用英語寫作到底具「解放性」或是「規懲性」,尤其是有關城市經驗與性題材的時候。
Prisoners of Love (Jean Genet)
有時很驚訝身邊沒幾個喜歡Genet的人,那麼傳奇的人生,應該是悶蛋的天人。出生沒多久便遭生母遺棄,孩童時代在孤兒院與寄養家庭中渡過,15歲因偷竊判入教導所,甫離開,在服役期間又因為「不道德行徑」給革出軍旅,在歐洲各處流浪,偷竊、爆架、賣淫、行使偽造文件等為生,除了情人的窩或街邊,不是九流旅館就是住進監倉。然後,「文學」發現了他,在Cocteau的幫助下出版了牢中所書的【繁花聖母】(1944),在發表【竊賊日記】的1949年,他因積案累累可能面對終身監禁的判刑,結果Cocteau 、畢特索與沙特等人向總統說情,得免除牢役。自由,可沒有為惹內開鋪一條創作之路,50年代實是其創作低潮,1952年沙特暱名發表的論文「Saint Genet comédien et martyr」,讓惹內對自己的創作深陷質疑,擱筆五年沒發表一隻字,此後他似乎也放棄了小說的形式,在五十年代後期發表了【陽台】、【黑人】等關於種族仇恨、亞爾及利亞戰爭等題材的三齣劇本,亦標示惹內對權力與身份政治的探討。火紅火綠的年代他走去禁上自己著作出版的美國,訪問黑豹黨,「黑權」 (Black Power) 暴力的政治哲學,似乎直鈎在惹內作為一個不認同法國、不認同歐陸白人身份的流放者的心弦。
【Prisoners of Love】就是惹內臨終時還在寫著的回憶錄,也是自從五六十年代以後,他唯一的散文體著作。場景是70年代未80年代初的巴勒斯坦及隣近的約旦、黎巴嫩等地。1982年惹內應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袖阿拉法半認真的邀請,再次來到情勢嚴峻的巴勒斯坦,其時正為黎巴嫩戰爭(又稱「第五次中東戰爭」)中,以色列軍方控制的黎巴嫩屬地Sabra與Shatila巴勒斯坦難民營遭到血腥大屠殺之後。
關於以色列在美國外交政策袒護下對巴勒斯坦的長久壓廹,Marwan Bishara 【Palestine/Israel: peace or apartheid: occupation, terrorism, and the future 】 (Zed Books, 2002)是很好的導讀,圖書館有唔駛買 (書目記錄號碼:2037013)。惹內不是一個記者、也不是編年史家、人權組織研究員,惹內是作家,【Prisoners of Love】既是行旅所記、也是回顧自己之所以投入黑豹黨運動的情由,更是對巴勒斯坦人的歷史與宿命的一種垂注、對政治運動的道德詰問。他甚至懷疑這本書對所謂「Palestinian Cause」沒有多少益處。這本書就是作家按著記憶寫成的,而且僅是他自己的記憶,一個七十歲的法國白人,去到那裡都要人帶、要人翻譯,而他只能記下有人帶著、經過了翻譯的事情,其他的他只有一種直覺,而且一個七十歲的法國白人,總是過於礙眼。但他走到哥蘭高地,跟十幾二十歲的武裝份子、將來的烈士,去刺探軍情、在漆黑的野地聽子彈飛過耳邊。又老遠走到某個村落,找一位朋友的母親,讓村裡的人不知要帶去那處的同時,憶起上一次來過、為甚麼又來。他似乎也在思考激進政治與愛慾的某些關聯;在他描述的那群近親亂倫、靠婦孺乞騙終日的遊浪人中,也似乎對「誰才是巴勒斯坦人」的種種提法,作了一種舊約式的注脚。貫穿全書的一個母題,如果真有母題的話,就是惹內對一個沒有土地、家園被強佔不能歸返的民族,撰寄流放者的詩歌。
Orientalia: Sex in Asia (Reagan Louis w/ essay by Tracy Quan)
一個老外攝影師問准老婆飛到泰國、香港、澳門、台灣、日本、越南等地,走去那些夜總會、三温暖、馬檻、KTV、金魚缸、舞廳公寓等等色情架步,給裡面工作的女人拍照造像,成為合輯。我覺得拍得很美,在鏡頭前看來,她們都不羞於自己的身體、職業,而身體又記載著她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