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塔耶：肉身淫穢、意志退敗
出生不算富裕的巴塔耶曾經立志成為一位修士，但據其自述(1)，1920年從英國旅行回法後，「因為自己的信仰令一女人受傷下淚而放棄了天主教」，1922年入職國家圖書館管理員，翌年讀到尼釆的著作。往後是他較為著名的人生階段，和超現實主義者A. Breton的決裂和修好，繼後加入、並離開民主社會黨，到1935年與Roger Callois另組「Contre-Attaque」政治組織，因其不為社會主義與共產黨人認同的「右翼傾向」，至今仍被受評擊。巴塔耶對左翼政黨政治徹底失望，促使其於1936年組織「無頭獸」(Acéphale)祕密會社及「社會學學院」(Collège de Sociologie )，後者為班雅明、克洛索夫斯基 、阿多諾等學人講學的場所。巴氏自此轉而埋首研究古宗教、古部落社會經濟；後於1940年遇上畢生好友布朗肖(M. Blanchot)，各自的著述均受對方的作品深刻影響，倆人的思想交流堪稱世紀偉大友誼……
發現爛小說
重讀法國作家巴塔耶（G. Bataille 1897 – 1962）的小說，總是想到阿根庭博爾赫斯（J.L. Borges 1899-1986）筆下那許多瞎子、囚人與被審者，或人生突然被取消掉的人物，被自己不明的慾望軀向荒謬的絕境──
巴氏較為人熟悉的小說《眼睛的故事》（Histoire de l’Oeil，英譯Story of the Eye），發表於1927年，至1979年始被譯成英文。巴氏的小說，驚艷者眾，談不上「偉大」，其為了賺取稿費而書的短篇，起初也僅被當成二流色情小說去讀，到五、六十年代，評論界才「重新發現」它的僭越性質。其中羅倫．巴特1963年寫的短評〈The Metaphor of the Eye〉，為讀者對這部半自傳小說的賞析推展到一個新的層次。巴特提出，《眼睛的故事》中的色情想像乃非發自「陽物」（Phallic）想像的色情系統；而且，貫穿整部小說出現的各種意象物：眼球、鬥牛的睪丸、雞蛋，與尿液、牛奶、星光、太陽光暈等，成為了兩列對應的隱喻（Metaphor），而兩列隱喻互相交涉與挪用為一換喻（Metanomy）。在巴特而言，《眼睛的故事》並非幾位未成年主角的情慾勾當、涉瘋瀕死與出逃之旅的記事，而是上述換喻物在情節中的行進。小說的情慾主義亦與de Sade的百科全書式的周章繁瑣大異其趣，巴特認為《眼睛的故事》是傾向詩化的一種書寫，巴塔耶關注的是意義（Signification）發生的本質與條件多於意義的傳達，小說中的場景僅是為了上述「換喻鏈」之達成而設置：「如果我們在夜晚的郊野，那是因為月亮會從雲端冒出，照見Marcelle的窗後那床單拍揚、它上面的一處濕了的污漬；如果場景設於馬德里，那是因為那兒有鬥牛，就有活剝公牛睪丸和Granero的眼晴給挖出……」是以，「眼睛」的飛揚換諭、行進過渡而所指不穩，自己成為一個故事／歷史（Histoire）。
三次稱言上帝
除《眼睛的故事》外，巴塔耶寫小說，總是將情慾的狂喜與直面死亡的怖慄、或存在主義所謂之「Dread」（德語中的「Angst」）摺叠為一起，為巴氏情慾主義（Eroticism）的義旨「上揚至瀕死的一種生命」下了註脚。譬如1956年發表的〈愛德華達夫人〉（“Madame Edwarda”）就講敍事者與給淫慾（與死亡驅力）折磨的妓女愛德華達在巴黎荒廢的夜裡，遇見「上帝」。
酷愛歐洲文學的三島由紀夫，評論〈愛德華達夫人〉時辦别了小說中的三次稱言上帝(2)，在妓院裡愛德華達當眾抬起一隻脚，要敘事者直視她「衰老、破敗」的陰戶，而自稱為上帝。在小說的中段，敍事者接納了這個言稱，疲敗爛醉的愛德華達與敘事者從妓院逃出來，在天還沒亮的街上，她突然撇下他，逕自跑到Porte Saint-Denis 的拱門下，又突然站住了：
—— unmoving, exactly under the arch. She was entirely black, simply there, as distressing as emptiness, a hole. I realised she wasn’t frolicking, wasn’t joking, and indeed that, beneath the garment enfolding her, she was mindless: rapt, absent. Then all the drunken exhilaration drained out of me, then I knew that She had not lied, that she was GOD. Her presence had about it the unintelligible out-and-out simplicity of a stone –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city I had the feeling of being in the mountains at night time, lost in a lifeless, hollow solitude. (3)
於此，上帝，是一個病萎、害瘋的娼婦。然而只有在小說的終幕，「上帝」才真正顯明。當愛達華達突然從恍惚中省過來不知身在何處，望著星空痛苦得不能哭出來，一輪瀕死的窒息和抽搐、夢囈嚎叫、亂碰亂撞過後，敘事者把愛德華達抱進一輛計程車，兩人和司機好久没有作聲、沒有動靜，「彷彿計程車已正猛向前駛著……」。在駛往Les Halles的途上，愛德華達卻把自己脱得「如獸一般赤裸」、攀到前座叫司機停車，下車繞到司機座旁跟他說：「You see… I’m bare-assed, Jack. Let’s fuck.」她退後一小步，抬起一條腿，急著要他看到自己的那道「縫」。在車廂後座，愛德華達騎在司機上面，握著敘事者的手……兩人小死之時，她在淌淚，那雙反白如目盲的眼晴再一次出場：
Love was dead in those eyes, they contained a daybreak aureate chill, a transparence wherein I read death’s letter. And everything swam drowned in that dreaming stare…
從瀕死的性高潮過後恢復過來，愛德華達向敘事者投以一個「扭曲的微笑」，他覺得「自己整個生命的乾涸與荒廢給看穿了……而親睹愛德華達痛苦的歡愉就是親睹一個神蹟。」上帝，就是病萎、害瘋的愛德華達。然後，敍事者、愛德華達與司機三人，同被一種渴睡臨在。故事末尾寫道：「此後，直是對死亡諷剌、漫長、疲倦的等待……」
午後的廢墟
「故事之於人生的意義」，巴塔耶認為在於它源自一種痛苦、一種狂暴，作者唯有接受著它所軀使，作品才能揭示經驗的限界、看見生命的其他面相。(4) 巴塔耶目睹西班牙內戰和兩次世界大戰，倖存於一個淪陷的歐洲，不就是一個焦慮失常、因及渴望自由以至於厭世自毁的人麼？完稿後擱陳多於廿載始於1957年出版的《正午的藍色》(Le Bleu du ciel，英譯The Blue of Noon)，講酗酒頹廢、戀屍癖的主角Henri Troppmann與病萎絕望的妻Dorothea在各自無法收拾的人生中奔趕著不能自拔，正是此種「災難後遺」的寫照，然而它卻是於災難以前所書。
在巴氏的小說中，「死亡」並非著迷的一個對象，而是壓制於存活裡頭的一種本質或核心經驗，生存就是去忍受死亡的臨在。三島評價巴塔耶的作品，亦以原爆災難比況道：「……正如人們在廣島的石梯遺下了他們的輪廓，唯有當我們的存在超出了這趟生命，上帝才會顯明自己。」(5) 正因為此種「倖存於世」的極端痛苦與失常，巴塔耶近乎強廹症一般去描繪生存的各種「溢出」（exceeds）與「過度」（excess）的狀態，寫下《正午的藍色》之時正值1935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前夕。
《正午的藍色》情節並不曲折，讀來像電影劇本多於一篇小說，場景亦僅限於咖啡館、旅店、火車站等無有之地或所謂「Non Space」，沒有特別的意象經營、詞彙亦嫌貧乏，然而讀著不覺還是被那股虛無主義的氛圍滲透了。敍事者Henri「撇下」出走的妻、不安守候，來到山雨欲來的西班牙「渴望有事情發生」，但他到底還只可以是一個頹廢酒徒的樣子、連日未睡、不停地喝。作為知識分子，他不能不同情西班牙無產階級，可是他無法介入那場即將蔓延整個歐洲的鬥爭運動，並且，故事中不難發現Henri渴望災變的到臨、以至其「類法西斯」傾向。雖然他的朋友Michel和共產主義者Lazare均與西班牙工人組織有直接連繫，Henri是任由Michel拖延其與工人組織者見面，後者則在觸發內戰的全國大罷工前夕游說工人排斥外國人、包括Michel與Lazare 自己也得退出。然而小說的政治性不僅在於它的歷史場景，而在於主角之間的情慾「政治經濟」，同源於死亡驅力的一種「左」／「右」撕裂、血肉模糊。
要是辨別Henri 與三個女角的情慾糾葛，可以發現一個對賤斥之物著迷、對一切高潔想去摧毁的心理構成：Henri一直喚出走的妻Dorothea作「Dirty」，在他眼中她是完美的，她美麗、喝酒比自己還要瘋、而且疲敗的病容像一具死屍又像一隻鬼，「沒有人比她顯得更無主漂泊」。她不在的時候，他自言「我變成空洞，我再不能製造出新的恐怖去填滿那空洞」；而他視為「醜陋得荒謬」、理性得近乎冷漠的Lazare卻一直讓自己免於徹底絕望，即使「跟她吃飯就一定得跟她吵架」、而且她的政見「比莫斯科還更原典」。在小說的三分一篇幅我們又遇上Xenie，即Michel暗戀著的一位「先進青年」，她明顯是處女，「一雙白色皮革套白壁無暇」，和一伙人吃飯喝酒，「吞咽那一小塊一小塊血腸的模樣像個農家女……頭髮紮起頸脖露出的髮像蒼蠅的脚」、讓她感到羞恥的時候Henri有一種嘲弄的滿足、她要脅從窗子掉下去摔死之時他倆同又在恐怖中依偎。
故事發展下來，因其淫穢，不便於本文細表。暫且只能提出一個閱讀方向：《正午的藍色》所講的故事，它無法以所謂「伊弟帕斯情結」解析、或容載，因為它過於伊弟帕斯──有甚麼比「伊弟帕斯情結」更為適合作資產階級專政的道德民族主義國家的隱喻？──《正午的藍色》似乎著意過度使用這個隱喻，以致於它的慾望經濟崩塌了下來，死亡的驅力、對死亡的渴望因而沒法被在這個慾望經濟懸置、推延而成為交易流動的意義（有效的生產力），法西斯主義的組織化暴力本質、它光潔的魅影與高崇號召，讓故事的背景中那無數視死如歸的抵抗者、因他們對公義的執著變成了它成就的助力、平民的犧牲對應了它的死亡美學。伊弟帕斯要麼行使自由、自決，就只有像Henri一樣「渴望事情發生」，並且著急期待「父親」的懲罰……
小說末尾，Henri和穿「一身Swastika的紅」的Dorothea在萊茵河谷一處墳場上做愛，滾下雨點沾得濕漉的斜坡沒有摔死，他倆就得在分别之時遇上那隊希特拉少年團，隊型整齊、金頭髮的一羣娃娃臉在奏著完美有致的軍樂曲
(1) 收錄於 G. Bataille. My Mother, Madame Edwarda, The Dead Man. Trans. Austryn Wainhouse. London & NY: Marion Boyars, 2003
(2) 同上，p.11-20
(3) 同上，p.152
(4) 1957年初版作者前言。見G. Bataille. Blue of Noon. Trans. Harry Mathews. London: Paladin, 1988. pp153-5.
(5) 收錄於 G. Bataille. My Mother, Madame Edwarda, The Dead Man. Trans Austryn Wainhouse. London & NY: Marion Boyars, 2003. pp13
本文刪節版本原刊《字花》#5 期，頁124-126，12/2006-1/2007
留言 26 Aug,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