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居抱病，幾乎是過著啞巴的生活，一天說話可以不出幾句。
不論在家裡或出外，我聽著城市的聲音與廣播，不能回答。做為屎片讀多幾年，「秀才過著兵」的一種處境，又陷落一種磨人的自我質疑，修哲學的朋友請答話，一個人一早起身問自己：「文字算是甚麼呢？」到底是一種甚麼的詰問？文字時常給串成句子，再由人或機器重覆唸出來，摀住耳朵也來不及，文字又時常給串成文案，配上電腦後製的影象在城市各處張貼，眼睛没一刻能逃避。
無以藉文字言說，無以藉文字敘述，文字愈來愈没有了美感，文字召喚的生活經驗早已崩塌； 文句的言稱、宣示，變成了維護某種價值和秩序的暴力之一種體現。
譬如掉進辯論和解說，千百個曲線，歸結到說「我支持」、「我反對」、「我不表態」，三者之間的關聯是啥？三者中的「我」，一個支持、一個反對、一個不表態，假如支持是反對的對面，不表態既非中立，卻是negate 了前兩者的現實意義嗎？然後「我」也給表態與不表態的必要性一併取消了。
譬如由幼稚園到研究院所學過的一切、廿幾三十年的觀察或行處於世的準則。
又譬如我還記得，我在天星碼頭的一次，給電視新聞拍下，大聲向一個對請願者動手動脚的藍帽子說「警員xxxx號，你停手！」我非但無法阻止一台程式受訓的國家暴力機體向平民施暴，我只是再一次把自己對人性的冀願拿出來讓對方和他的所謂「女同事」踐踏，而視之為理應如此。我無法阻止一個配著實彈上膛的手槍、穿軍靴、受過特訓和體格比自己大一倍半有多而思想被conditioned 到幾乎只知「任務」而没有判斷的一個機體，對另一個人動粗、用「你冷靜D ，如果吾係會行使合理暴力」的口號威嚇。
朋友，你看文字的暴力令所有意義和行使意義的主體都一併消失了。把暴力合理化、收歸行政的器具，說成「合理暴力」，而「女同事黎架！」則召喚深遠的性别歧視而成為更進一步剝削受壓者的禮儀周周。
於是聽到詩、讀到詩總是教我迷惑，它指向某處未許看見的澄明，它同時宣稱自己失敗，甚麼都没有發生、没有啥是可觀的。我總是感到一種溫柔、一下撕裂的抽痛。
今晨從一位朋友口中聽到，我認識的一個人兒，和其它因為基層住屋權益運動日前一次前往房屋及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居所請願的行動而被捕的其它幾位，就像卡夫卡小說主角一樣，被我城的警方以違憲的、非法的、近年前所未聞的方式先後拘捕，挾以沿自英殖民政府用以控制華人集結、異見的【公安條例】起訴，謂其「涉嫌參加」「非法集會」，我心絞痛、憤怒還來不及已是悲哀。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意思就是這個了，年終幾百幾千個集會，專挑一個謂其非法，「非法集會」的宣稱又由誰定斷？又是同一個警方隊伍，宣稱其為非法，又指控其涉嫌參加，違反語意邏輯而由制度武力維管的就是我城的法治基礎了。只是，得悉人兒一天早上被人跟蹤、被幾名身高約1.75米操流利廣東話的中國藉男子，在一整個商場的人前拿送到警處、在未有法律代表在場下搜身，還有年紀不少的公屋居民、為人妻、母的婦人，都在類似的情景中被拘捕、於覊留期間遭遇一羣穿制服、戴配槍、按電腦的Good Boys & Good Gals….. 手持一枝手寫板塑膠筆的「我」，為文者可以再講、再寫甚麼呢？我的身體、一個時刻只能在一處，可以抵抗甚麼？然後我哭了，又給有關揾食工事的一通電話打斷了，忙裝著認真工作的聲音。然後突然再哭下半場。不是甚麼男兒淚，僅是軟弱。
正要動身前往軍器廠街警署聲援已經前往聲援的朋友，我的一個睪丸又從裡面某處幅射著痛出來了，遲吾痛、早吾痛。我的身體可以抵抗甚麼？它動不起來還反過來向我示警。人不在現場、現場又在哪？正如讀到樂生園工程會的出爾反爾，讀著咬牙切齒，可是越過台海海底光纖傳送的一句「聲援」是算甚麼？我在此處，譴責、指罵頓足流涕，世界紋風不動。被分别困在三個警署的認識與不認識的人，依然被困，只能等待保釋、等待警方啓動他們的程序，等待放行，外面的聲援者則焦灼的在攝氏三十多度的天氣下暴曬。
文字算甚麼呢？ 我口裡發出的泡沬才飄出來就隨即破滅。
「我」給表態與不表態，前往與没有前往的必要性一併取消了，與執行「任務」的各級警察人員無異，主體還未遭遇對抗就己經先行省掉。在一個程序與下一個程序中間隸往了。拘捕而未正式落案起訴。案子卻是早開了，否則何以解釋在孫明揚居所請願的翌日，六月四日全港媒體在看燭火的同一個時份，在别個聲援被捕者的場合，指名道姓、喊出其衣著服飾，要指定拘捕某人？案子早開了，警方以它的特權一直在無人能夠干涉、查詢的條件下進行大量偵訊備案存檔，只差某種政治代價低廉的時機的出現或吹風成熟的口實，就依長官的意志與策略判斷啓動某種以打壓異議為目的的某一連串程序，或支擾、或拘留、或各種文明不容的恫嚇與「非常時期」動用的權力，侵犯個人權利為其次，牽連其同伴、家人和朋友的生活／工作日程以致人身安全或言論自由的背靠方為目的。
一次又一次「非常」「例外」「個别」湊成了我城的日常秩序。否則，何以有請願者被跟蹤好一大段路，其他同伴不在場才拘捕？而且專挑人脈聯絡豐廣的團體聯絡人與組織者下手，癱瘓動員力的目的太清楚了吧。明明就是在曾蔭權就任來屆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局長退休換班的前夕，選擇性政治檢控、以警權威嚇民間對各種施政錯誤持異議與反對的團體和關注人仕，挾之以罪。只是，明明白白是從前英人「政治部」地下做的事，從曾蔭權到地區警署的PC 仔，一樣是，按例辦事，「没有政治這回事」一樣處之。
文字是甚麼？「政治檢控」、「非法拘捕」、「洗太平地」，我城的警方中區重案組高級督察依然可以在請願者的錄象機鏡頭前厚著臉皮、眼角一動不動宣稱「有合理懷疑…… 」，威嚇「否則會採取進一步行動……」；無論有人喊多少次「可恥！」，有人就是恬不知恥。
文字是甚麼？通篇語彙走不出兩個不相往還的「對立面」，像彊持著鏡裡的鏡象不知哪個「我」該先行出來要把鏡子打碎。那不是國家機器vs公民社會，而是徹底的人民內部茅盾，異化工種的附生物 vs 拒絕異化拒絕做附生物的人，前者動粗、相信自己不相信的價值和未來，後者—— 容我故作浪漫—— 還相信愛、相信與人連結。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恢復行使」「香港」「主權」，由「中央任命」的「行政長官」帶領的「特別行政區」「政府各級」以「港人高度自治」的「原則」「落實」鄧小平「同志」「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即近10週年「誌慶」不足一個月的今天：我們没看見正在蔓延的一種恐佈。人傳人的一種恐佈，它繫乎怯懦、繫乎自我懷疑，要麽有人一下沒站住自己身而為人而非動物或機器的本位，想願躲在某套制服、某種制度或黃膚黑髮的人群裡面，得過且過，它就會壓倒一切，儼如盛夏蒸騰的白日，讓夜晚不能漆黑、不能寧靜。
它的傳播蔓延是一種政治實驗的惡果，或後殖城市內部再殖民的先聲。
相關：
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對《2007年房屋(修訂)條例草案》的聲明 (pdf 檔下載)
你從報章看不到的「衝擊孫公館」事件 (阿野)
圖：智海的微型書「128-page booklet made from one A4 paper」。
05 Jun, 07
匆忙安排下，與「inmediahk.net」及「中大學生報」的朋友於十一月底訪問了「Association of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 」(ATKI-HK) 的主席Eni Lestari Andayani， 訪問於「Asia Pacific Mission for Migrants」(APMM) 於佐敦道佑寧堂的辦公室進行。Eni亦邀請了 「United Filipinos in Hong Kong」(UNIFIL-HK) 的主席Dolores T. Balladares 與我們見面，兩位所屬的組織均為「亞洲移居人士聯盟」(AMCB)的成員。坦白說，一時要分清AMCB、APMM、 UNIFIL-HK 它們孰誰、工作重點與組織性質有啥不同，實非易事；作為「社運圈」外的熱心路人，準備訪問前的家課亦是如墮十里霧中。AMCB 作為香港「監察全球化聯陣」等組織的成員，在去年WTO MC6 期間的抗爭、以至多年來就最低工資與各種勞工議題的運動中，每每迅速動員數以千計的示威者，在印尼中爪圭地震救災、菲律賓法外謀殺等人道、人權事件中，助於本土／跨國運動的開展與延續，在主流媒體眼中，卻始終被一籃子稱呼為「外勞團體」，亦每每只與本地個別相關題目之討論／公關造勢的氣氛寒暑牽連，似乎未能與本土其它各式運動深化扣連。
這關乎溝通與資源的問題，而在Eni 與Dolores 眼中，前者不必被後者所限制。
幾位「採訪者」與「被訪者」擠在Dolores 窄小的辦公室中，據說桌上的幾台舊電腦都是壞了待修，那個空間經驗和許多非政府組織的辦公室大異其趣，辦公室旁的天井中有兩頭黃狗在打嗑睡、有人在半露天的廚房煮食、旁有游繩曬衫，樓上有青年人在調笑，訪問中，又有小孩好奇在窗前探頭窺看、又無聊走去，那無疑是一個生活群體的聚落、體現著生活資源的共享。
人，才是工作的對象
雖然Dolores 與Eni 都說他們有自己語言的媒體如網站、電台等、亦有發放英語翻譯新聞稿的工作，甚至連聽不懂的一些本地論壇也有去參加，但所謂「組織工作」從頭到尾就是一件人與人的工作。手提電話是對他們非常重要的溝通工具，這聽來顯淺，但AMCB的工作對象，絕大部份為旅居本地的外傭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FDHs)，在一星期上班六天留宿僱主住所的她們來說，要使用互聯網或其它資訊工具的可能，和大部份人想像的「IT無國界」是徹然相反的。
組織工作，自然有其事工式的面向，各種大小會議、團體之間的聯絡溝通等，但Eni 一再強調人與人的連結、和工作效率優化的重要。她和Dolores 同屬的AMCB，性質接近一個能動的平台，在其它相似的移民勞工團體寬濶的視野立場中間謀求發力點，而AMCB的工作對象以旅居本港的印尼、斯里蘭卡、尼泊爾、泰國和菲律賓女傭為主，其中前四者又和絕大部份為天主教徒、工權意識相對較高的菲律賓群體相當不同。
具體來說，來自上述國家的女傭，只有菲律賓女傭多能夠全數收妥港幣3400 元的法定最低工資。以印尼女傭為例，出國打工必須由私營中介公司轉介，而相關法例的畸型漏洞使她們實質與此等公司買斷的一件貨品無異，而香港政府的積極不干預下，不少「精明顧主」亦容易與顧傭公司作其它形式「買盤」，藉以剋扣人工、中介佣金及保險金等費用。在沒有教會或發展成熟的工權組織支援下，來自這些亞洲國家的女工顯得格外勢孤力弱。AMCB 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前往印尼傭工聚集的維園、尼泊爾人聚居的佐敦、元朗等多處探訪、連結，而工權的教育工作為首要。本港交通費之高昂與交通網路的不盡然便民，突然就成了一種非常實質的組織工作限制。
當我們得悉Eni 同樣是任職女傭，僱主亦(天方夜談一樣)支持她的工作，就更能理解她所講的「Maximization」是何等實質的一回事，對於超過25 萬旅港女傭而言，週末放假一天裡要往匯錢返家、要往見朋友、要打好多通電話、要寫信、要上教堂…… AMCB的同工亦然，一星期就只可能付出兩、三小時，作為組織者她就得想好如何集結與統籌個別的兩、三小時義務人力，在各種同時進行中的計劃化成實效。
Aliens：跨國資本流動中的「身體」
訪問當日，稍露疲態的Dolores 也是從隔鄰「APMM」的會議室竄出來跟我們見面。她對菲律賓政府及亞洲其他「外勞輸出國」的政策傾斜有一番見解，我們得悉，外勞輸出已經成為了菲律賓等國的「國策」一部份，它成為了經濟政策、以至教育政策的一部份，這個變賣人口出國的傾向亦已從「低技術」或服務業工種擴展至如醫生、工程師等專業領域。她提到菲律賓好些醫院也因此關門大吉，意思是說，醫科畢業生和「低技術工人」一樣，在本國亦只有失業的命運，由於菲政府與多國簽訂人力輸出協議，得保送若干配額數目的人力出國，本土人力市場嚴重失衡，國民要擺脫貧窮，只能前赴他國賺取低人一等的薪金和生活條件，把錢匯返家鄉補貼那個崩塌的經濟體系。
作為外傭，Eni 提到她們和本地工人處境的異同，由於「外傭條例」所限，FDHs即使留港滿七年，亦不能像其它行業的外勞一般取得香港居留權。她們亦長久處於隨時被解僱的焦慮中，一旦合約中止，兩星期內若不能找到其他同類工作，必得返鄉；工作保險、醫藥費用則完全視乎僱主的承擔而無任何保障。在這些前提下，她指出外傭的工運為一「Specifically Migrant Movement」。外傭在整個主流政制裡所佔的位置極微、在主流粵語社會中亦飽嘗誤解與漠視，而「僱傭條例」等法制上的另外處理，亦構成她們這個獨特的政治／經濟／文化位置，移工的生存條件儼如「法外之人」，自然與本地工人的關注有很大不同。正如前述，旅港女傭的基本生活保障幾乎零，作為「勞工」也好、作為「女性」、作為「低收入人仕」與「少數族裔」也好，所處的位置與本港居民有很大差異。此種差異，平日尚且可以視而不見，在個別的「社會危機」中，則突顯了移工所額外承受的社會成本。
我們得悉，在過往的SARS 及禽流感「危機」中，不少女傭被僱主禁錮、以「疫情」嚴峻或「防範傳播」為理由，命令女傭不得返鄉、假日不得出門，人身自由被施以不同程度的限制，當我們的媒體與政府大力歌頌醫護人員幾星期留守崗位不返家的專業與奉獻精神，以「公共衛生」為理據的殖民論述突然折返回歸後的香港，香港人的精英身份，以異鄉客的身體規懲、對異鄉客「帶病」的懷疑想像為闡述。
連結運動與自我教育
又例如去年的WTO MC6 期間，Eni 指不少女傭被僱主「勸喻」、威嚇阻止上街。在示威中見到的龐大亞洲移工陣容，有不少是冒著被僱主責難以至解僱的風險而前來的。在Eni 與 Dolores 來說，亞洲移工去年在世貿會議期間的抗爭屬一次勝利。勝利在於，移工群體發現到自身的龐大力量和團結，在如斯的社會氣氛和諸種實質條件下，能夠展現這個規模的集結和動員力、自身呈現作為一個運動中的主體，這是移工群體本身也有點訝異的。Eni 更半認真道，要是有所預計：「We would have done more！」
不論Eni 或Dolores 均先後強調經驗與分析的重要，團體的方針、與其他團體合作的視野和策略亦然。我們談到去年WTO MC6 抗爭的口號問題，外傭與移工團體選擇了要比本地統籌單位更激進的口號「Junk WTO」，她倆認為那是作為移工的一個位置，與其它群體、示威者的取態和實踐不盡然相同。然而兩位亦強調，立場上的差異亦不必阻礙合作的可能性，Eni 與Dolores 均認為，她們的取態和路線乃由過往經驗的總結與自身特殊位置的分析與檢討所得出，只有如此，一個團體才能摸索到自己的路向、以及在其他連結運動中所參與的位置。
移工團體不單視WTO MC6 的抗爭為一次國際間運動經驗的交流，同時也是一種自我教育、充權的機會，在一年以後舉行的「香港社會論壇」，她們亦冀望以前與本地／外地團體的合作與經驗上的交流能夠進一步深化、活化。雖然傳統左派黨人與無政府主義者對過往幾屆的「世界社會論壇」有不少批判，尤其是論壇的清議性質、立場薄弱，或被譏為另一個「非政府組織俱樂部」，這些都是兩位被訪者不表反對的。在Eni 而言，移工無疑就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資本流動中最首當其衝的受害人之一，她期望「香港社會論壇」的在地(Localised) 性質、及其沿於去年反世貿行動的組織形式與背景，成為與會團體進一步落實對新自由主義的分析之理想場合。各種理論與技術條文層次的討論和分析對大部份人來說不免艱澀難懂，組織者與團體之間的經驗交流，應該著眼如何令團體不同的工作對象切身日常的意識到，在這個新形勢底下抗爭的場域所在、實踐如何。
另見中大學生報、香港獨立媒體網聯合出版「香港社會論壇特刋」
28 Nov, 06
朋友聚會不免互吐苦水，經常聽到一句「好攰，唔知做乜……」。要是細問下去，就是那個香港人的生活寫照，版本迴異但不離大宗，從早到晚、又從夜晚到白天，好多事忙，一天下來，就是好疲累。
我們時常掛在口邊的一句「咁最好梗係唔使做啦！」，其實是世界多處均未所聽聞，可算香港文化特色之一。工作與生活的極端割離令生活的價值與意義全盤落空，日復日、年復年的爭逐求存，由爭入哪間幼稚園到認購靈位的方向風水，活像麥嘜卡通的荒謬情節；「爭逐求存」變成了解釋一切社會問題和人際衝突的不二因由，人人吃人我不吃人人吃我，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價值觀，指導了人與人、社群與社群之間的各種事態，連不公、缺德的事情都可以一句「揾食啫！」含混過去。
在我們的文化想像中，「真正的生活」被視為有閒情所作的一件事、要不是口含金鎖匙出世、「老豆係李家誠」，就是畢生努力工作的追求和回報。這種「生活」，無論是到外面遊歷、做些「對社會有意義」的事工、抑或所謂重歸淡泊，卻總是以一種優越或渡外的形象出現，教人羨慕，又教營營役役的人咬牙切齒。明明是，大家已經幾乎將吃喝拉睡以外的全部時間、所有的努力傾囊盡出，那個「生活」卻總是懸置在未來，伸手不及、而且愈來愈延遲。
現在呢？現在是為未來奮戰，為下一代廢寢忘餐，俗語所謂「一生兒女債、半世老婆奴」真是貼切，還得為長輩尋安身之所、頤養天年。沒有家庭擔子的，則為身份與事業上的認同、或月結單的還款數額煩惱，明明已經節衣縮食、卻總又入不敷支。未來總是不能籌劃，再多計較還是計不了今天的意外、明年的狀況。
所以每到銀行，要是有人推銷儲蓄投資計劃；每走到大街上，要是有保險從業員攔路招攬，就不其然想到賽狗前面的那隻電兔，不論跑輸跑贏了的狗，均不能追獲，而那隻「兔」就算追得到，既不可以吃下肚也不可以拿牠做寵物，「牠」和我們的焦慮一樣，僅是一種誘餌。
另見27/11/2006《am730》 p.25「730視角」
27 Nov, 06
阿晨飯局#2 「杞子瑤柱瘦肉粥和李智良」己經上線。
我的電腦没有揚聲器，所以淨是看到浮腫的自己，一如很多長期服食精神科毒藥的人一樣，肩膊僵硬、中央肥胖，同時屁股坐極吾定，郁身郁世、多多野講又講極吾明的模樣。
看畢片段，很想知道拍攝當日和阿晨究竟抽了幾多菸？並且喑付，今次會趕走幾多女讀者呢？
和阿晨「認識」很久，但真正坐著聊天的機會不多，真是歷史性的片段，也為偉大友誼存照。
而且煲粥好好食，不過要是經常放咁多瑤柱，實俾阿媽鬧。
聽到條聲後，會補一篇後感。
請到阿晨飯局頻道睇片
10 Nov, 06
— 重讀《波法利夫人》法國作家福樓拜於1849年完成了【聖安東尼的誘惑】的初稿後，兩位朋友Maxime Du Camp 與 Louis Bouilhet讀過卻宣佈它的「歷史性質」正是它失敗的癥結，建議作家還是寫「現代」一點的東西吧。1849年，任何一個中學生都應該知道，就是「革命」都要塵埃落定了的那年，福樓拜時屆三十而立之門關，夥Du Camp東游年半，把家父的遺產花光並染上梅毒以後，就回國開始寫作【波法利夫人】，至1857年方成書，刻劃了作者自己非常熟悉、亦非常厭倦的法國布爾喬亞生活。
據說福樓拜對韻律和語言的節奏非常執抝，時常工作好幾天才寫完一頁稿紙，愛書人中間也流傳一個趣事：話說一天，福樓拜往日常進膳的餐館吃飯，熟稔的侍應生走來問好：「先生，今天寫作如何？」福樓拜就答：「今早只寫了個逗號。」到夜晚，作家又到同一處吃飯，侍應生又問：「先生，寫作如何呀？」，作家就答：「我把那個逗號擦去了。」有人指這個典故的主角不是福樓拜，而是王爾德，也有人說其實是Dorothy Parker，亦有人查出，那個作家一天下來可不是把那個逗號擦去，而是把逗號換成分號啊。無從稽考，但寫作的費力和沉悶，也可以是愛書人津津樂道的趣味來源。而沉悶，法語中的「ennui」，大概就是貫穿整部【波法利夫人】、以至整個「後革命歐洲」生活的一個要旨吧！當有人問福樓拜，愛瑪．波法利真有其人其事嗎？福樓拜幾乎是厭倦地回答，他說：「Madame Bovary, c’est moi.」(波法利夫人，就是我。)
愛瑪．波法利的故事，非常細微的刻劃了一個「不貞之婦」紅杏出牆的寂寞無聊，對美麗的愛瑪來說，男人，無論他是醫生老公、抑或情夫是個財主還是律司行文員，他們還是只管把她當作一個「女人」看待。愛瑪更或許是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患有「購物狂」的女主角，在沒有信用卡的年代裡她買的零零星星的可愛東西，終令她高高築著債台，當那些發票、借據、典當的收條再也不僅是一疊疊簽了字的紙張而已，一個沒需要打工、「洗老公錢」的少婦就只被廹得含羞服毒自殺。福樓拜在小說末段幾乎是以一種施虐的冷酷筆法，長篇細緻的直寫愛瑪在服毒以後，整個身子痛苦難當的況味，在一次昏厥過去與另一次昏去之間，就連「死去」也像在作弄她，來得非常緩慢，孩子和丈夫在床前，聽著她一句沒有一句懊悔自己荒謬的人生的囈語。
我們一筆一筆讀著，不覺就成為了施虐者的共謀。這故然是作家對浪漫主義思潮的反詰，愛瑪不就是那種時常捧讀浪漫小說排解婚姻苦悶的女人麼？而她也一定讀過平裝大量印刷的流行小說吧，只是，愛瑪卻真把那些情節付諸實行，她以為偷情是好美麗的一件事情，在午後無聊的白日夢裡她時想願想著，那個不受家庭、不受社會地位束縛的真摯激烈的愛情和肉欲歡樂；可到她隱暪著丈夫、欺哄著他敷衍著妻子這個身份，又以為鎮裡的人都能蒙著眼晴、噤聲不疑，偷著時間和戀人會面，丈夫卻反比從前親暱過來，恩愛著愛瑪這個慧詰美麗的嬌妻。
愛瑪．波法利，就是這樣夾縫在「情節」與「現實」之間，只能以自毀終結，到直把自殺的念頭付諸實行了，她滿口毒藥的苦味，而時鐘滴滴答答，好緩愎，可一轉念，她就後悔了，而身為醫生的丈夫，亦無能救活。
【波法利夫人】在1856年於La Revue de Paris 連載問世後，福樓拜本人、印行及出版人均被政府控告以「凟神」及「危害公眾道德」，後穫撒消，這個案子卻又令書的銷情激增，愈禁忌愈敗壞風氣愈多人看，是窺淫，卻也是中產階級價值本身的欲蓋彌障，禁制既為了宣示何謂「禁忌」、何謂「非禮」；宣示，同時又顯明了它其實一直存在，容納於一直秘而不宣的默契。這種矛盾的雙重性，也就是愛瑪的寫照，作為有閒階級的「女人」，她被如此教養成為「可愛」，她的儀態舉止、她的神經質、她的小小的心思、為家裡經營的情趣、她的愁悶與突然如天氣驟變的狂熱，這種種都可愛啊！只是，可愛，卻是得要「有人愛」，於是，到她真的要追求那個「愛」，她其實找不著去實行愛的那個主體。只是，一百五十年前的故事，此時讀來不是還很富 「現代意義」嗎？愛瑪．波法利，就過著許多人的理想生活：嫁醫生老公、住在近郊的大宅、有工人服侍，和兒子逗樂、閒暇時讀書、往城中Shopping 這樣子生活。 福樓拜卻似是詰問：「死也好、愛也好，爭逐著逗號和分號般細小的差別，亦不過沉悶如斯！」
另見03/10/2006 成報「筆鋒」,「文化視野」
03 Oct, 06
灰霾的天色成為年中日常的時候，我們搞「藍天行動」做小修小補的姿態，繼續建一幢幢高樓把人的視野遮蔽、把廢氣摀住。 街上的人變成高樓上的住客俯視的啞人。在某種時刻，例如這樣的灰霾天色籠罩我城，極目不見山不見天的日子，而昨夜渡過了熱鬧之時，就起了要去寫的需要，它像是迫咄著質問自己：你們朗聲笑、高調的清談，在抒發之後，在白天的瑣事實事中，有啥意義？
我還是想在沉悶的城市生活裡找到歡快、愉悅的事情啊。
—— 但是到市區，要人廹人，要爭位坐、要爭路行，要看Roadshow 和有線新聞直線，又要應付Sales 攔路，要吸廢氣，要食垃圾食物、喝貴酒，連付鈔都得排隊呢！到底划算不划算呢？可是，我的親愛的朋友們，一個住將軍澳、一個住屯門、一個住西環、一個住柴灣、一個住旺角、一個住粉嶺、還有住長洲、住西貢。結果，又只能在旺角、尖沙咀、銅鑼灣見面。
在城市中心見面，追尋例外的歡快。破例的開懷、破例的豪爽、破例地打扮起來。
在旺角、尖沙咀、銅鑼灣，人兒俏麗，仿彿都是從雜誌裡走出來的模特，入型入格。哥德、後崩、可愛系、Stephy一類，或者，高爾夫、攀山熱愛者、攝影發燒友或書院呆生，或者，LV與Gucci 的日系中女，生意人和尤物…… 總之，在酒館飯館或舞場中，我可以看見、碰到許多模特，而我不是文藝青年唷。
那麼，那個書寫的需要、書寫的欲望在於我，是身份的剝落，望著自己的空洞、自己所作所想的了無意義。那個給焦慮折騰的狀態，要麼墮落、要麼甚麼的懸置。
灰霾天籠罩的城，把一切背景均化、稀淡，我們就只有這一幢幢用大水泥、大鋼根、大幅玻璃扭成的一枝枝鹽柱，像神主牌一樣擠在一起。
21 Aug, 06
旺角火車站
想歸家的人、趕往某處的人，待在月臺上，兩三分鐘的心事。
形諸外，在瓦斯燈下，成為人形。
人聚集一起，成為人羣、人叢，人排成一線，成為行列、人牆與陣形。就如每次走到西洋菜南街，時常錯覺以為是「七一」遊行。人多快步，就算貪戀回頭，也記不起誰的臉。過目則忘，就算有多美麗的顰笑、多淨白無玷的腿、多出眾的髮型。
然後呆在車站的月臺，被置放在黄線外的人叢裡，好無聊，又熱，也還是看不清周圍的人。
18 Aug, 06
從小樺的部落格讀到這段文字，寫了一些，又把另一些收起了。 「……因為五官隨著肌肉銷蝕殆盡，因為墓碑已經風化磨滅，因為記憶變得模糊不清，所以，當我們面臨要我們承認骨骸中已經不存在的人性的這種不曾衰減的要求時，要令人滿意地作出反應，是非常困難的。因此，我們就同它們交談起來。你是令譽滿身還是臭名昭著？——這樣我們可以知道應該贊頌你還是譴責你。你是壯年夭折還是壽終正寢？——這樣我們可以知道應該憐憫你還是尊敬你。你是男的還是女的？是漢族人還是少數民族？也許你就住在我們城裡，也許你還是我們的遠房親戚？這些問題屬於這樣的範疇：回答了它們，才有可能在人與人之間建立聯繫。死者緘默不語。可是我們克制不住要同他們交談的欲望，控制不了想把他們套進人際關係這張大網裡。」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remembrance），鄭學勤譯。
歷史上著名的戰爭發動者有許多許多，他們是君王、豪強、獨裁者、野心家，至少也是個「戰爭罪犯」。除卻少數被聖象化以成歷史的大敘述的注脚，戰爭受難者的名字沒有多少人會記起。 除了他／她底親人朋友。 重看高達的《我所知道關於她的二三事》，裡面Juliette 與髮廊同事一同應召，還是讓我惴惴不安；她倆因為現代化巴黎的種種必須開支，下海服侍形色的嫖客，其中一位厭戰的隨軍攝記，著她倆用航空公司旅行袋懞頭，裸身行來行去而為前戲，Juliette問這幹啥，同伴答：「He likes that we don’t see」，Juliette就「突然想到」亞洲的一場戰役，影片剪接到著名的越戰生化武器受害者的臉孔特寫——
就算真主黨是恐怖主義組織吧。(我還是必須要問：為何有人支持恐佈主義，視之為可操作的政治手段？)
就算以色列復國真是堂正義直的歷史必然。(我還是必須要問：軍法殖民是否達致此目的唯一方法？)
如此約莫、泯滅可能的說法，我等生活在「遠方」舒安，望眼欲穿死盯著電視屏幕，依然不諳。 月來有關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新聞」，在於事務繁忙、「餐揾餐食餐餐清」的吾人，看著衛星傳送英美電視台提供的畫面，主播小姐郁身郁勢唸口黄，只能抑是冷寞、繼續手中所作，抑是像看球賽般數數看：今晨幾多支飛彈從這邊射過去那邊喇，至中午為止有幾多個國家的幾多萬名僑民已經從邊道撤出邊境…… 報道，又總是以邊一方的領導已經向邊一方發出通牒、又向聯合國班旁証提出抗議、邊D國家點樣譴責、點樣呼籲等等外交聲明作結。或者，偶然有「國際外交專家」分析談道：此期間阿邊個同邊個趁準局勢必將混亂，響邊個後欄位道會乘機入攝，以乜乜號召，引敵詢降，某方地面部隊壓境，可携帶核彈頭的洲際導彈已向邊樹的地面目標瞄準，對方亦打算派出乜野去干擾，而其實整個局勢，係乜乜大東亞大中東勢力均衡的軍政經貿戰略對決。
鏡頭一轉，另邊廂，由於原油價格預期昇穿60 美元一桶，阿拉伯球隊會打假波的呼聲日隆，黑市盤口高開，導致短炒市場出現大量沽盤，再加上東南亞南太平洋一帶海水溫差與斷流使然，令一度高壓脊正影響南海沿岸，為華南地區未來幾日帶來不明朗天氣，間中有狂風雷暴，市民上班前請留意電視及電台廣播，盡量使用公共交通公具，依家我地睇睇衛星圖：嗱！報紙係精神食糧用少個膠袋，我梗係識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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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旺角廣華醫院後面，看到那些買槍玩、買軍服穿著、買軍用剩餘物資當潮飾的大男孩，他們大概也是如此理解，戰爭，或戰爭遊戲罷。
大屠殺、大割引、大劈價、大出血、大對决、大清算，以大歷史、大正義為前設，因之大、因之高、遠而未能言小。 細瑣的微小的故事。正如無名死者、無名受壓迫者的故事，血溶於歷史長河大水。
我城，自由貿易天堂、管理人死攬的鐵達尼號，Sale屎放工做 Shopper。非關資本、非關水脚物流、非關消費娛樂的一切異質、異事、異物，不容滋長、不必追問，或框定為匪夷所思、只能觀之嘩然聞之竊笑之事。 阿拉伯世界，聽來好Q遠，可一想到南隣西藏的東突厥斯坦，自然知道，其實係隔離，漢人與之來往起碼上溯西漢張騫出使西域、絲綢之路的通旅，及後唐朝至元朝不斷開譬，絲路西段北線達今日的哈薩克、吉爾吉斯、伊斯坦堡等地，中線與南線所經處更遠，中線遠達馬什哈德，亦即伊朗；南線達今日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亦可經白沙瓦、喀布爾、巴格達、大馬士革往歐洲！那麼，如果阿拉伯世界聽來好Q遠，是歷史的倒退，還是歷史教育的倒退？
我非愛心爆棚、亦非熱血國際的理想青年，我僅是以非常微小的窺管觀看世界，想到去年孟加拉兩百幾個炸彈中午時份連環炸遍全國，我想起達卡和吉大港山脊的一些友人，想到只能在星期天老細放人才可披頭紗出街的印尼幫傭，想到重慶大厦的巴基斯坦餐室裡的食客每天還是想看家鄉的電視節目，想到欲在住處附近連起間清真寺祈下禱都俾人組織起來反對的新界穆斯林，想到無數無數外判或黑市僱請的建築與修路工人，當然還有「佐敦咖喱」的土製口味，尖沙咀Ned Kelly’s Last Stand的尼泊爾美少女侍應，和許許多多在廚房、後巷、梯間、閣樓工作的人…… 無論中文講得好吾好、住吾住公屋、有無身份證，都永遠被質疑的移民、徙民，其實大家係隔離鄰舍，擠廹香港，一樣係「餐揾餐食餐餐清」，時空壓縮的今日，遙遠他方的中東人、穆斯林，分分鐘近過我從上水出九龍。
時空壓縮的今日，上月德國舉行的足球賽事，就是那麼扣人心弦。球員的一傳一踢、斬波又好、刮個波又好、剁個波都好，精湛或水皮的球技，共時廣播、串流到幾百萬個電視屏幕、電腦屏幕。全城參與，賭波波、講波波、睇波波，是為「兒童化」與資本主義科技宰制生活選擇的完美極致。單一、重覆、去思辯、規模化的被動參與，如電子遊戲介面中的Player成了遊戲程式的輸入參項，虛擬的激動，正切中我城的苦悶。
學者Baudrillard稱言1992年美國攻打伊拉克根本没有發生，這個講法曾經令我的兩位紅顏知己爭論了一回。親歷災難、以何種形式親歷災難、甚麼為之親歷、現場在哪？時空壓縮的今日，plasma 和手机彩芒愈出愈大，乜野至少64萬色、乜野都是「高清」的今日，我們卻甚麼都看不見，形同目盲。想是專注於程式按鍵的魔幻時光中，太多Close Up 的關係，倒搞不清那必要的距離，沒有了距離感，親近不能親近，要疏遠的卻是已經摒拒界外而不覺。
距離感的失落，如戰爭難民班雅明所講，遠景印象和住在村落裡面生活所致的熟悉感，兩者排斥、相互的失落從缺。沒有了圖畫輪廓，何來立足一點、注視著生活的經營？沒有了骨架支撐人形輪廓，肌理的酵素分佈精算而無以能動。
就算真主黨是恐怖主義組織吧。 就算以色列復國真是堂正義直的歷史必然。
如此約莫、泯滅可能的說法，也就成立了。我還是要問為甚麼福建人會去伊拉克打工，為甚麼有尼泊爾女傭在黎巴嫩被僱主禁錮不准離開戰區返鄉…… 但因為「餐揾餐食餐餐清」的緣故，「揾餐食」其餘的事情不作它想。警察打人是「揾餐食」、市政追人落河又是「揾餐食」，放左工，幾大梗係要乜乜乜乜，要是有人要把我這個生活的甚麼拿去，我就同你死過！「他者」之所以被視為「他者」不是因為「他者」異己，不是因為紅鬍綠眼、不是因為又窮又嗅、不是因為唔識寫中文、不是因為他是男人她是女人、不是因為無身份證、不是因為攞吾攞福利…… 而是因為紅鬍綠眼、因為又窮又嗅、因為唔識寫中文、因為他是男人她是女人、因為無身份證、因為攞吾攞福利。
我們去理解任何事情的熱心、求知尋問的欲望，都被樣樣事情講求即時回饋的生活磨平—— 襟制要有野出、食野要大份、簽咭要有贈品、飲酒要摸下大脾、睇醫生要有藥食、八達通要自動增值…… 人被操練成廻路的feedback，唔好叫我諗野，我最怕諗野！
簡簡單既生活就係理想生活。
10 Aug, 06
三月十八日早上七時四十五分左右，筆者於太和火車站登上一列前往尖東的列車之首卡車，目睹，亦介入了以下一宗小事的發生，下為有關此事的第一身敍述，客觀欠奉：
列車駛進大埔墟車站，兩名載黄色帽、穿深藍色印有九廣鐵路公司標記外套的月臺助理從筆者身處的車卡之第一度閘門登車，他倆走到車卡最前，即駕駛室門前牆壁之處，勸諭當時坐在地板上的約四、五位乘客站起來，並派發傳單，有兩位乘客接過傳單，當時筆者站立的位置靠近車廂的第二度門，離開駕駛室約三、四公尺，由於車上乘客不多，能於不受遮擋的情況下清楚看見事件經過，惟因車廂廣播及有線新聞直綫之聲浪之故，未能清楚聽見該兩名月臺助理與乘客間的對話內容。兩名月臺助理於列車準備開出之際，離開車廂返回月臺。列車關門後隨即開上。
列車甫開出，先前幾位乘客坐回到地板上，此際，約6、7 名於車廂中、後段站著的「乘客」一湧而上，在車廂中造成些微混亂，他們以男性居多，年約廿五至三、四十歲不等，瞬間以肢體築成人牆，阻隔車廂第一度門附近位置，包圍那幾位坐在地上的乘客，原來係便裝職員！
據筆者觀察，只有兩名九鐵職員穿上深藍色、背後印有九鐵公司標誌的外套，其它人員均作便服打扮，只以胸前掛著的職員證識別。筆者於登車時亦未有留意到此等喬裝普通乘客之人員有否於登車時已掛上職員証，此外，由於筆者和車上其它乘客一樣，視綫幾乎被九鐵職員築成的人牆阻礙，亦受車廂廣播及有線新聞直線之話音支擾，無法清楚聽見九鐵人員與該幾位乘客之對話內容細節，就從部份乘客及個別職員較高聲量的說話所得、及筆者的理解，幾位坐在地板上的乘客被指違反九鐵附例若干條文，被要求抄身份證、登記個人資料以發告票檢控。
原來係埋伏，先前2 名月臺助理登車勸諭原來是檢控程序的首幕戲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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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留意近日九鐵高層挾持工友政變不遂反被奇招收編一事之讀者，大都會同意九鐵上下無論何方，於此亂局，都會揾D 野黎做俾唔知咩人睇，情有可愿，俗話有云， 「揾餐飯食啫！」但問題在於，當日所見，九職職員與其票控目標溝通之態度、人牆圍堵之手法，甚至所謂附屬條例之理據所持，完全不得民心，與羣眾遠離！幾位給票控而不忿發難的乘客，從其衣著簡樸洗舊、其談吐豪放不拘矯飾，從其對話內容猜想，應該是從事製造業或其它勞動密集工種的工人，從山卡啦咁遠的住處或中途轉駁於上水、粉嶺站搭乘火車前往市區上班，上車找不到坐位故坐在車頭一隅的地板上稍息，在沒有騷擾到任何人、亦未見擠塞致令其它乘客難以上車、或無處可站，坐在車廂前端並沒有設置坐位的一角讀報紙或者打嗑睡，要禁絕的理據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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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位被票控的乘客大為不服，與九鐵職員一輪理論、各自表述，結果有其中兩位乘客就範，向九鐵職員提供了他們所要求的資料，獲發一張白色丁方的票子，此後，他們倆未有下車或離開原先身處駕駛室門前的位置，此時九鐵職員凡六、七人集中處理另外兩個言詞較激動的乘客，人牆愈來愈靠隴，氣氛繃緊。筆者無名火起，看準了左邊前方靠沿第一度門旁的玻璃屏側的一個空位，拿出相機調好光圈快門焦距，上前給其中三幾個職員拍照留念，並摘下他們的職員證號碼及姓名如下，特此存照：
773X X兌欣，其職員証未有放好，證件套遮蓋了姓氏。深藍色外套，袖子以九鐵標誌同色之條 子綑邊，惟未有九鐵標誌。
761X X惠珍，便服，唯一女職員。
XXXX X智豐
XXXX X子文
706X X申耀
704X X立峯，便服，疑為此次撿控行動之隊長，一度提示其它職員把職員證遮蓋好
有乘客過來諸事八掛，還要拍照摘名，九鐵職員當然大為驚動，唯一能作的就是更靠隴那使他們卑微的，權力。幾乎像一隻跳線的唱片一般，他們不住重覆地問：
「你拍照可有申請？否則違反附例。」
「你係唔係記者？」
「你咩身份？」
我坦白的說，「我係乘客囉，呢度全車人都係趕緊番工既乘客啦。」
來來回回，接著又有九鐵職員指我和那幾位附和的乘客「咁樣起烘」屬「擾亂行車秩序」，違反附例；有人講粗口，屌那媽，亦同屬違反附例云云。惹來更大的反彈，理所當然，九鐵職員若非以為人人都跟自己一樣怯服威權律則不敢造次，就一定是故意挑起事端、激化茅盾了罷。
筆者和幾位工友，素未謀面，其實他們幾位之間亦互不相識，卻「三吾識七」一人一句奚落那幾隻紙老虎、又著他們「拎轉身睇下，成車人都望住你地做緊乜」，說著說著，一人一句指他們「同土匪無分別、連黑社會都唔會咁陰濕」，那位較年長的大叔還道：「咁多野搞，又唔見加多幾張櫈俾人坐？」道破了撿控之舉倒果為因的邏輯置換，大叔又苦口婆心勸勉，「你地咁多野好做唔去做，點解要做份咁既工？做地盤丫，都揾到錢。」如是者那幾位仰賴權力的小職員，一下就因為那權力令自己蒙羞。我和幾個工友冷嘲熱諷了好幾回，又有兩個乘客站起來發表意見，一個穿西服的中年男人更上前跟九鐵職員說：「我支持你地」，另一個身形細小的女仕則持相反意見，說著激動到要哭，兩名九鐵職員竟還說多謝她提出的意見、著那位乘客留下連絡方法跟進。筆者忽然有了自己在参演某齣鬧戲的荒謬感覺。到了沙田站，有職員宣佈甚麼似的說已經報警，報了警，職員就停止了語言上的爭持似地，好努力按奈自己的情緒，互相安慰著說，「唔駛理佢地、唔需要答佢。」
…… 由大埔鬧到去九龍塘，一名警察奉召到場登車，竟然問九鐵職員要我和幾位乘客下車抑或留在車廂，一輪無線通話，彷彿現場無人能主決，班次延誤了三數分鐘，到旺角站，其中一位接了告票的乘客離開，下車前不忘抗議道：「我要返工咋！」一干人等又被九鐵職員禁止下車，押解似地去到紅磡車站，下車後全站在月臺前端。接著，幾位九鐵職員圍隴著警察訴苦一般的表情在談話，由於筆者距離他們有四、五公尺，又有機房噪音與站臺廣播，對話無法聽清，約兩分鐘後又有兩名巡警收到電臺呼叫到場，他倆來到亦沒甚麼需要「增援」，就只是隔開我和那位大叔，查詢事情的始未，解釋九鐵職員的工作、和他做為警察一方的工作。
九鐵職員於此「行動」中的隊長隨後又走過來，跟我說了一番甚麼「保留追究權利」的話，背一輪書，問我「明唔明白」，雖然他講的是廣東話，但我亦只好坦白的講「吾係好明」。他一時語塞又將皮球兒交給姓譚的警察，另外那位比較粗豪的大叔跟警察談了好一會兒，氣結的拿過那張白色票子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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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曲終人散，那些九鐵職員離開，大抵要回班公室填表存檔寫報告回條之類罷。故事發展至此，筆者参與其中，卻又回到「身份」的關節上，警察要看我的身份證，點知我又無帶，咁就要帶我去警崗喇，結果，就搞到駐紅磡車站的兩位警察早餐又未食，又遲左成粒鐘先放工，做左好多佢地都未必會鍾意做既文書工作，沙展循例警告我出街要帶身份證就走左，而其中一位警察就惨，佢女友打俾佢問佢仲乜仲未放工，發嬌嗲話嚮屋企等緊佢，警察又唔方便當住我面前講單K屎…… 唉！
講左咁耐，結論就係得一個，管理壓倒一切，龐大資源人力物力，牽涉成三四個車站、兩所警處動耴20 幾30 人的半個工作天，就係為左幾個人係火車度坐地下。
19 Mar,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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