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塔耶:肉身淫穢、意志退敗

出生不算富裕的巴塔耶曾經立志成為一位修士,但據其自述(1),1920年從英國旅行回法後,「因為自己的信仰令一女人受傷下淚而放棄了天主教」,1922年入職國家圖書館管理員,翌年讀到尼釆的著作。往後是他較為著名的人生階段,和超現實主義者A. Breton的決裂和修好,繼後加入、並離開民主社會黨,到1935年與Roger Callois另組「Contre-Attaque」政治組織,因其不為社會主義與共產黨人認同的「右翼傾向」,至今仍被受評擊。巴塔耶對左翼政黨政治徹底失望,促使其於1936年組織「無頭獸」(Acéphale)祕密會社及「社會學學院」(Collège de Sociologie ),後者為班雅明、克洛索夫斯基 、阿多諾等學人講學的場所。巴氏自此轉而埋首研究古宗教、古部落社會經濟;後於1940年遇上畢生好友布朗肖(M. Blanchot),各自的著述均受對方的作品深刻影響,倆人的思想交流堪稱世紀偉大友誼……

發現爛小說

重讀法國作家巴塔耶(G. Bataille 1897 – 1962)的小說,總是想到阿根庭博爾赫斯(J.L. Borges 1899-1986)筆下那許多瞎子、囚人與被審者,或人生突然被取消掉的人物,被自己不明的慾望軀向荒謬的絕境──

巴氏較為人熟悉的小說《眼睛的故事》(Histoire de l’Oeil,英譯Story of the Eye),發表於1927年,至1979年始被譯成英文。巴氏的小說,驚艷者眾,談不上「偉大」,其為了賺取稿費而書的短篇,起初也僅被當成二流色情小說去讀,到五、六十年代,評論界才「重新發現」它的僭越性質。其中羅倫.巴特1963年寫的短評〈The Metaphor of the Eye〉,為讀者對這部半自傳小說的賞析推展到一個新的層次。巴特提出,《眼睛的故事》中的色情想像乃非發自「陽物」(Phallic)想像的色情系統;而且,貫穿整部小說出現的各種意象物:眼球、鬥牛的睪丸、雞蛋,與尿液、牛奶、星光、太陽光暈等,成為了兩列對應的隱喻(Metaphor),而兩列隱喻互相交涉與挪用為一換喻(Metanomy)。在巴特而言,《眼睛的故事》並非幾位未成年主角的情慾勾當、涉瘋瀕死與出逃之旅的記事,而是上述換喻物在情節中的行進。小說的情慾主義亦與de Sade的百科全書式的周章繁瑣大異其趣,巴特認為《眼睛的故事》是傾向詩化的一種書寫,巴塔耶關注的是意義(Signification)發生的本質與條件多於意義的傳達,小說中的場景僅是為了上述「換喻鏈」之達成而設置:「如果我們在夜晚的郊野,那是因為月亮會從雲端冒出,照見Marcelle的窗後那床單拍揚、它上面的一處濕了的污漬;如果場景設於馬德里,那是因為那兒有鬥牛,就有活剝公牛睪丸和Granero的眼晴給挖出……」是以,「眼睛」的飛揚換諭、行進過渡而所指不穩,自己成為一個故事/歷史(Histoire)。

三次稱言上帝

除《眼睛的故事》外,巴塔耶寫小說,總是將情慾的狂喜與直面死亡的怖慄、或存在主義所謂之「Dread」(德語中的「Angst」)摺叠為一起,為巴氏情慾主義(Eroticism)的義旨「上揚至瀕死的一種生命」下了註脚。譬如1956年發表的〈愛德華達夫人〉(“Madame Edwarda”)就講敍事者與給淫慾(與死亡驅力)折磨的妓女愛德華達在巴黎荒廢的夜裡,遇見「上帝」。

酷愛歐洲文學的三島由紀夫,評論〈愛德華達夫人〉時辦别了小說中的三次稱言上帝(2),在妓院裡愛德華達當眾抬起一隻脚,要敘事者直視她「衰老、破敗」的陰戶,而自稱為上帝。在小說的中段,敍事者接納了這個言稱,疲敗爛醉的愛德華達與敘事者從妓院逃出來,在天還沒亮的街上,她突然撇下他,逕自跑到Porte Saint-Denis 的拱門下,又突然站住了:

—— unmoving, exactly under the arch. She was entirely black, simply there, as distressing as emptiness, a hole. I realised she wasn’t frolicking, wasn’t joking, and indeed that, beneath the garment enfolding her, she was mindless: rapt, absent. Then all the drunken exhilaration drained out of me, then I knew that She had not lied, that she was GOD. Her presence had about it the unintelligible out-and-out simplicity of a stone –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city I had the feeling of being in the mountains at night time, lost in a lifeless, hollow solitude. (3)

於此,上帝,是一個病萎、害瘋的娼婦。然而只有在小說的終幕,「上帝」才真正顯明。當愛達華達突然從恍惚中省過來不知身在何處,望著星空痛苦得不能哭出來,一輪瀕死的窒息和抽搐、夢囈嚎叫、亂碰亂撞過後,敘事者把愛德華達抱進一輛計程車,兩人和司機好久没有作聲、沒有動靜,「彷彿計程車已正猛向前駛著……」。在駛往Les Halles的途上,愛德華達卻把自己脱得「如獸一般赤裸」、攀到前座叫司機停車,下車繞到司機座旁跟他說:「You see… I’m bare-assed, Jack. Let’s fuck.」她退後一小步,抬起一條腿,急著要他看到自己的那道「縫」。在車廂後座,愛德華達騎在司機上面,握著敘事者的手……兩人小死之時,她在淌淚,那雙反白如目盲的眼晴再一次出場:

Love was dead in those eyes, they contained a daybreak aureate chill, a transparence wherein I read death’s letter. And everything swam drowned in that dreaming stare…

從瀕死的性高潮過後恢復過來,愛德華達向敘事者投以一個「扭曲的微笑」,他覺得「自己整個生命的乾涸與荒廢給看穿了……而親睹愛德華達痛苦的歡愉就是親睹一個神蹟。」上帝,就是病萎、害瘋的愛德華達。然後,敍事者、愛德華達與司機三人,同被一種渴睡臨在。故事末尾寫道:「此後,直是對死亡諷剌、漫長、疲倦的等待……」

午後的廢墟

「故事之於人生的意義」,巴塔耶認為在於它源自一種痛苦、一種狂暴,作者唯有接受著它所軀使,作品才能揭示經驗的限界、看見生命的其他面相。(4) 巴塔耶目睹西班牙內戰和兩次世界大戰,倖存於一個淪陷的歐洲,不就是一個焦慮失常、因及渴望自由以至於厭世自毁的人麼?完稿後擱陳多於廿載始於1957年出版的《正午的藍色》(Le Bleu du ciel,英譯The Blue of Noon),講酗酒頹廢、戀屍癖的主角Henri Troppmann與病萎絕望的妻Dorothea在各自無法收拾的人生中奔趕著不能自拔,正是此種「災難後遺」的寫照,然而它卻是於災難以前所書。

在巴氏的小說中,「死亡」並非著迷的一個對象,而是壓制於存活裡頭的一種本質或核心經驗,生存就是去忍受死亡的臨在。三島評價巴塔耶的作品,亦以原爆災難比況道:「……正如人們在廣島的石梯遺下了他們的輪廓,唯有當我們的存在超出了這趟生命,上帝才會顯明自己。」(5) 正因為此種「倖存於世」的極端痛苦與失常,巴塔耶近乎強廹症一般去描繪生存的各種「溢出」(exceeds)與「過度」(excess)的狀態,寫下《正午的藍色》之時正值1935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前夕。

《正午的藍色》情節並不曲折,讀來像電影劇本多於一篇小說,場景亦僅限於咖啡館、旅店、火車站等無有之地或所謂「Non Space」,沒有特別的意象經營、詞彙亦嫌貧乏,然而讀著不覺還是被那股虛無主義的氛圍滲透了。敍事者Henri「撇下」出走的妻、不安守候,來到山雨欲來的西班牙「渴望有事情發生」,但他到底還只可以是一個頹廢酒徒的樣子、連日未睡、不停地喝。作為知識分子,他不能不同情西班牙無產階級,可是他無法介入那場即將蔓延整個歐洲的鬥爭運動,並且,故事中不難發現Henri渴望災變的到臨、以至其「類法西斯」傾向。雖然他的朋友Michel和共產主義者Lazare均與西班牙工人組織有直接連繫,Henri是任由Michel拖延其與工人組織者見面,後者則在觸發內戰的全國大罷工前夕游說工人排斥外國人、包括Michel與Lazare 自己也得退出。然而小說的政治性不僅在於它的歷史場景,而在於主角之間的情慾「政治經濟」,同源於死亡驅力的一種「左」/「右」撕裂、血肉模糊。

要是辨別Henri 與三個女角的情慾糾葛,可以發現一個對賤斥之物著迷、對一切高潔想去摧毁的心理構成:Henri一直喚出走的妻Dorothea作「Dirty」,在他眼中她是完美的,她美麗、喝酒比自己還要瘋、而且疲敗的病容像一具死屍又像一隻鬼,「沒有人比她顯得更無主漂泊」。她不在的時候,他自言「我變成空洞,我再不能製造出新的恐怖去填滿那空洞」;而他視為「醜陋得荒謬」、理性得近乎冷漠的Lazare卻一直讓自己免於徹底絕望,即使「跟她吃飯就一定得跟她吵架」、而且她的政見「比莫斯科還更原典」。在小說的三分一篇幅我們又遇上Xenie,即Michel暗戀著的一位「先進青年」,她明顯是處女,「一雙白色皮革套白壁無暇」,和一伙人吃飯喝酒,「吞咽那一小塊一小塊血腸的模樣像個農家女……頭髮紮起頸脖露出的髮像蒼蠅的脚」、讓她感到羞恥的時候Henri有一種嘲弄的滿足、她要脅從窗子掉下去摔死之時他倆同又在恐怖中依偎。

故事發展下來,因其淫穢,不便於本文細表。暫且只能提出一個閱讀方向:《正午的藍色》所講的故事,它無法以所謂「伊弟帕斯情結」解析、或容載,因為它過於伊弟帕斯──有甚麼比「伊弟帕斯情結」更為適合作資產階級專政的道德民族主義國家的隱喻?──《正午的藍色》似乎著意過度使用這個隱喻,以致於它的慾望經濟崩塌了下來,死亡的驅力、對死亡的渴望因而沒法被在這個慾望經濟懸置、推延而成為交易流動的意義(有效的生產力),法西斯主義的組織化暴力本質、它光潔的魅影與高崇號召,讓故事的背景中那無數視死如歸的抵抗者、因他們對公義的執著變成了它成就的助力、平民的犧牲對應了它的死亡美學。伊弟帕斯要麼行使自由、自決,就只有像Henri一樣「渴望事情發生」,並且著急期待「父親」的懲罰……

小說末尾,Henri和穿「一身Swastika的紅」的Dorothea在萊茵河谷一處墳場上做愛,滾下雨點沾得濕漉的斜坡沒有摔死,他倆就得在分别之時遇上那隊希特拉少年團,隊型整齊、金頭髮的一羣娃娃臉在奏著完美有致的軍樂曲


(1) 收錄於 G. Bataille. My Mother, Madame Edwarda, The Dead Man. Trans. Austryn Wainhouse. London & NY: Marion Boyars, 2003

(2) 同上,p.11-20

(3) 同上,p.152

(4) 1957年初版作者前言。見G. Bataille. Blue of Noon. Trans. Harry Mathews. London: Paladin, 1988. pp153-5.

(5) 收錄於 G. Bataille. My Mother, Madame Edwarda, The Dead Man. Trans Austryn Wainhouse. London & NY: Marion Boyars, 2003. pp13

本文刪節版本原刊《字花》#5 期,頁124-126,12/2006-1/2007

留言 26 Aug, 10

要說大慨只能這麼說

第二節
第三節

相關:黃凌鋒自殺事件 (OurTV.hk 「哲人道」第十六、十七集 -共12節)

3 則留言 14 Aug, 10

其實好我好羨慕妳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個體」與「群體」的辯證、動態關係,被覆寫(Overwrite)成「小我服膺大我」的主從關係,於是人變成了編制的人,不必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鞏固了支配的條件制約。這個「覆寫」,是權力的覆寫,關乎現實的政經社會條件,卻也關乎人的觀念;但「現實」的政經社會條件,宏鉅如政權倒亡,大陸沉沒,細瑣如家庭糾紛、辦公室政治,都是人的意志和行動起著決定作用,那麼,想法改變,行為於是改變,行為改變,人的關係於是改變——

人們總是說理想與現實兩難全,彷彿「現實」真有其事,而且應然如此,亦僅可如此;「理想」,則是懸置於「現實」外部、可望不可及的慾望,與之相關的想法與事物,必須讓路予「現實」。

那些自詡「務實」的人,每每把現況(Status Quo)等同現實(Reality)全部。他們把「現況」之所以成為「現況」的歷史過程抹褪、先驗的排除了此一「現況」以外的任何可能,把未來的全部限在今時一刻的延線上,所鼓吹的不過是自我應驗、無視現實的「失敗主義」。正正是「現實是如此這般」的錯誤前提,鬼掩眼一樣障礙著「務實主義者」對現實的判斷,遵行故舊,卻神推鬼使,老是來到沒彎轉的死胡同,死守在牆角下面委屈的說,「你看,我不就早跟你說過,這樣不成的!」但其實沒有鬼呀!謬誤的前提只可得出謬誤的結論!

此種「失敗主義」固為統治階層所喜用,而愈多人以為自己是被一個名叫「現實」的東東鬥敗,就愈容易榨壓、管治他們;「現實」那麼艱難,彷彿民眾就真的需要幼兒照顧。「失敗主義」於民眾中以忌恨的慾望形構呈現,譬如一種非常流行於我輩(70年代中後出生,受過高等教育,職場打拚十幾年而資不抵債者)的說法:「其實好羨慕妳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這麼說的人可能連自己都不知道,他並不羨慕別人,而是忌恨。反轉豬肚是屎,想說的是,「人人咁辛苦,妳有冇搞錯,咁開心,咁自由……妳憑咩?」

忌恨是一種自我認同。「我們」願意相信「我們」以為別人都相信的價值,建構這個共同身份的同時,也鞏固了彼此失敗的、被受宰制的現況:「我」是平庸的大多數人之一,搵朝唔得晚;能夠「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一定是幸運的例外,要麼集萬千寵愛,不然就是擁有決定性的先天條件,諸如家境、才華,或資本主義式英雄素質諸如堅忍、果斷,更可能是徹底的愚蠢或非理性,總之是例外。「我」畢竟不是那種人。「我」都有理想啊,可為了父母高堂妻兒仔女/揹了層樓要供,或任何類似的普世理由,為了「搵食」才別無他法,只得放棄追求──因為那是自私的。

於是忌恨讓「我們」錯估現實,「搵食」被抽象化,高舉到比生命更高的高度,比「理想」之於理想主義者猶甚,為之「犧牲」的一切所謂「代價」自然作價更高!人竟以股票市邏輯考量生命,推卸為人生自決的責任,喪失自身行動力,為了免於失敗而失敗,變成孤零地放逐於「生活」的人,無面目的大眾——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說的「平庸之惡」,落在華南小城的今時,恐怕是由此種「搵食至上論」催化。同理,惡魔之能成為惡魔,不在於惡魔的惡,而在於受害者執於自身卑微、執於溫純良善而無力,在於受害者相信惡魔真有其事其人,不在「我們」中間而在對面。

原刊:七一遊行刊物《我們的萬言書#5》(01/07/2010)

留言 02 Jul, 10

書抄 #7

Dying means: you are dead already, in an immemorial past, of a death which was not yours, which you have thus neither known nor lived, but under the threat of which you believe you are called upon to live; you await it henceforth in the future, constructing a future to make it possible at last––possible as something that will take place and will belong to the realm of experience.

—Maurice Blanchot. The Writing of the Disaster. Trans. Ann Smock. Lincoln &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5. p 65.

To see our own face as it is would be madness, since we would no longer have any mystery for ourselves and would, therefore, be annihilated by transparency. Might it not be said that man has evolved into a form such that his face remains invisible to him and he becomes definitively unidentifiable, not only in the mystery of his face, but in any of his desires?

—Jean Baudrillard. The Perfect Crime. Trans. Chris Turner.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8. p 6-7.

留言 27 May, 10

待續

有一個角色譬如林諭,他睜眼醒來,不知道是否同一場人生的延續,那時天已入黑而他記得睡下的時候天是亮的。

那麼他就在夜裡。夜晚如他所知沒有意外,它僅是把一切覆蓋。他對卻自己一無所知。

這時雨已停了,雲層中凝結的水分子質量沒有大於空氣所能承載是嗎?他沒有聽見雨水打在路上、打在樹葉、打在窗簷上濕漉漉的聲音,那聲音在耳邊細細延宕還隱約摻進夢裡叫他忘了夢境所處,有那麼好幾次,他以為雨一直綿綿密密在下,像女人的眼淚一樣把他的床連同臥室連同房子變成一艘小船,船正緩慢開往、或離開某處,漂在大水之中,搖晃之間他聽到船艙的門外有男人和女人在低語,一把嗓音蓋過另一把‧‧‧‧‧‧然後,他沒能確定聽見的哽咽是否壓低的哭聲,船緩慢駛著的時候方向不明,他還是趟著,在聽見與沒聽見之間,引擎在船底下隆隆響著,他不曉得壓在心上的是期盼或是戀棧‧‧‧‧‧‧

然後,那時天已入黑,要是從窗縫看出去他準會見到暗紅的雲層直壓到窗簷上,無月無星,但他沒有看出去,他只是伸了一下腰,背脊靠在床板坐起來,伸手摸一下頭髮──還滿乾爽的,只有那一點油垢──那手伸出去探在後腦勻的一下儼如熟悉他卻覺出陌生,彷彿他曾經在一樣的夜裡醒來一樣的伸手摸一下自己的頭髮,但他卻覺出陌生,有些甚麼變成不一樣,彷彿他在臨摹昨天的自己如一齣舊時看過的啞劇,抑或是不知那個時候作過的夢,那昨天、那啞劇、那夢,一下合上,重合的氤氳與景色氣味卻在這暗房的空氣裡凋萎零落,那手勢讓他想起甚麼他隨又忘了。轉身摸到冰冷堅實的牆,就從另一邊下了床,那床的方位一與既往。

那麼他回到自己的臥室裡。那昨天、那啞劇、那夢,一下合上。

身子還在那浮沉漂晃的記憶裡沒能適應過來,但臥室幾乎垂直的牆壁、幾乎平行的天花和地板、兩邊的洞窗與另一邊緊閉的門,沒有聲音沒有個性只有住在裡面的人知道它的內裡一如既往;那麼山尖頂著的雲層一片片裂開、血色的晚霞曾經抹染在那玻璃窗上,他都沒有看見,從天亮到天黑,他如棺材裡的死者一樣緊閉著疲倦的雙眼。

此刻林諭立在床沿,房子可是因為他一個人的睡夢與清醒沒有塌毀、沒有沉沒在淚水之中。他的眼瞳適應過來──牆上的藍黑影子漸漸退到幽暗之中──順手穿起搭在椅靠背的外套,如此利落彷彿他在同一個位置穿過這同一件搭在椅靠背的外套無數次‧‧‧‧‧‧當他把外套脫下來,搭擱在椅上,右手拿起左手接過,試著再穿一遍的時候他就忘了,不是次序、節奏而是某種韻律感,他硬著頭皮,像個只會出鏡兩秒的臨時演員一樣再試了好多次,不是衫腳勾住椅背就是內衣的袖卡在外套的袖裡,要不是左手找不到袖的洞口就是衣領給捲進襟裡‧‧‧‧‧‧林諭禁不住笑了,那聲音乾巴巴的一下就消失在室裡,要努力演活自己很可笑,他不過忘了自己昨天怎樣穿起衣服,臨睡以前如何把衣服脫下隨手擱在一旁,可就這樣,他的名字變成沒有意義,林諭的昨日、他的睡眠與夢跟他失去連繫。他記憶甚麼忘記甚麼把他從所處的現世剝落。

原刊《中大學生報》2010年 3月號,頁39

留言 19 Mar, 10

書抄 #5

Let us consider a life in whose course there is abundance of repetitions: mine, for example. I never pass in front of the Recoleta without remembering my father, my grandparents, and great-grand parents are buried there, just as I shall be some day; then I remember that I have remembered the same thing an untold number of times already; I cannot walk through the suburbs in the solitude of the night without thinking that the night pleases us because it suppresses idle details, just as our memory does; I cannot lament the loss of a love or friendship without meditating that one loses only what one really never had;  every time I cross one of the street corners of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city, I think of you, Helen; every time the wind brings me the smell of eucalyptus, I think of Adrogué in my childhood; every time I remember the ninety-first fragment of Heraclitus “You shall not go down twice to the same river”, I admire its dialectical dexterity, because the ease with which we accept the first meaning (“The river is different”) clandestinely imposes upon us the second (“I am different”) and grants us the illusion of having invented it; every time I hear a Germanophile vituperate the Yiddish language, I reflect that Yiddish is, after all, a German dialect, scarcely coloured by the language of Holy Spirit. These tautologies (and others I leave in silence) make up my entire life. Of course, they are repeated imprecisely; there are differences of emphasis, temperature, light and general psychological condition. I suspect, however, that the number of circumstantial variants is not infinite: we can postulate, in the mind of an individual (or of two individuals who do not know of each other but in whom the same process works), two identical moments. Once this identity is postulated, one may ask: Are not these identical moments the same? Is not one single repeated term sufficient to break down and confuse the series of time? Do not the fervent readers who surrender themselves to Shakespeare become, literally, Shakespeare?

— Jorge Luis Borges. “A Refutation of Time.” Labyrinths: Selected Stories and Other Writings. Ed Donald A. Yates & James E. Irby. London & New York: Penguin, 1970. p258-9

留言 24 Nov, 09

報事:23,25,28日於台北、淡水、新竹的三場書會

為了有藉口去台灣,會拉著幾位其實已經寫了好多年的「新」作者的衫尾來,主要工作任務是陪坐。

(我還是覺得「香港作家」這個稱號、分法、身份很不妥。到時有機會說說。)

1. 不存在的鄉土:香港作家對談

日期: 10月23日 (星期五)
時間:7:30 PM
地點:舊香居(台北市大安區龍泉街81號1樓)
報名電話:2368-0576 或電郵:jxjbooks@seed.net.tw

主持人:房慧真
對談人:李智良,洛謀(《黑鐵時代之歌》作者),宵媽拆蟹(《大撈便.細撈便》作者),盧勁馳(《後遺》作者),謝雪浩(台港兩地作家,台大中文所碩士生)

香港予人的印象就是一個城市,談論香港的文學,很多時就會納入「城市文學」的框架,並視之和「鄉土文學」作為一個對立。

在這個「城市文學」的框架,一套又一套慣性的,以城市中心為想像的文學論述就會出現。這種香港城市經驗的想像,最明顯的莫過於以「公共屋邨」(類似台灣的「國宅」)為草根經驗的底線,但當一代又一代香港成長的作家,無法在這種城市中心的經驗與想像中,併合到自己的成長經驗,或是因為他們是活在城市的邊緣,或活在城市的流徙中,又會是怎樣一回事呢?

香港文學是如何呈現著這種有別於城市中心的另類「城市文學」呢?在缺乏「鄉土文學」傳統的城市,是否又無法談「鄉土文學」呢?如果真的要談的話,這種另類的「城市文學」經驗又何以呈現哪種「鄉土性」或哪種「城市性」呢?

幾個成長背景不同,經驗卻又彼此重疊的香港作家,會在這次對談中分享他們對「不存在的鄉土」的看法,一起閱讀他們是如何書寫這個「不存在的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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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後遺──給健視人士‧看不見的城市照相薄》盧勁馳分享會

日期:10月25日 (星期日)
時間:2:00~4:00PM
地點:有河book(出淡水捷運站沿河走3分鐘注意二樓)
主講人: 盧勁馳
對談人: 許赫

《後遺》一書,收錄勁馳九年來的詩作共四十一首,分為「盲人自畫像」、「唯物主義的樂觀態度」、「定向」、「支離」和「時間的和聲」五輯,題材涉及對自身殘疾經驗的鬱悶、省思、自嘲,從個體的生存境遇量度城市的節奏,充滿落差的身體經驗,以及在他者面前的失語,或愛情。他認為《後遺》並非檢閱過去,「只可以是一樁現在的憾事,屬於我的障礙社會的盲點,屬於失焦生活不能詳述的原委,屬於企圖觸摸卻無法觸摸的現實所牽制對於繼續生存下去的焦慮…」

書內附有多幅友人為他拍攝,代他拍攝,以及他親自按下快門的相關攝影作品,企圖在文字與影像之間,看與被看之間,看得見與看不見之間,經營一種足以滲透在正常與殘疾身體之間的語言、音色和情調。

於是後遺,就是一種情態、一份困悶,影像、字體與音節之間,那個你,與身體的缺陷,差一點就能觸碰的距離,一切取決於,你是否願意參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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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他者的可見與不可見——香港作家李智良、盧勁馳座談會

日期:10月28日 (星期三)
時間:3:30-6:00PM
地點:清大人社院C405教室
主辦:台聯大文化研究跨校學程、清大人社系文化研究學程、清大中文系、清大亞太/文化研究室交大亞太/文化研究室

那是電燈瓦斯燈照射通明不見日月星河的白日白夜、機器化城市生活把血用肉之驅壓成模鑄部件、情感流向欲望流向與資本流向一樣籌劃無誤的時代,屬於我們的時 代,要是有人在喧囂的市街中指著頭上裂開兩半的天說:「天裂開了。」或者在車站行人輸送帶上突然聽見血汗與淚滴往地底的聲音並指著快速向前的履帶說:「我 們腳下有老弱傷殘的隊伍。」人們會怎樣理解他的嘆息、看不見的所指?

這無疑是一次有關「對話的可能」的對話,誰是誰的他者?如何靠近?一 個「精神病患/作家」與「視障者/詩人」的書寫經驗,可以折射怎麼模樣的「我們」?而且,就像梅洛龐蒂所言,「當『能看』與『所見』之間,在『能觸』與 『可觸』之間,在一隻眼睛與另一隻眼睛之間,在手與手之間,某種交融發生,人的身體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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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李智良】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其文字混雜不純/馴、執於字句的聲色觸感,帶有「按捺住又處於失衡邊陲的感傷」(陳智德/《信報》)。1999年自資出版中、英雙語詩歌/小說集《白瓷》(Porcelain,Exist Random)。2008年出版散文集《房間》(郭詩詠編,Kubrick/ 廿九几),獲「香港書獎2008」,為精神科「治療」的無效與不人道立下存照,亦藉個人的「病歷書寫」,觀照城市住民、零餘者的存在狀態與情感結構,以「極清醒而又陷溺的文字樣態」(陳佩甄/《破報》)提出一種「病體」與後殖城市生活的辯證。

李智良現為「香港獨立媒體網」編輯之一。個人部落「處決1938!」,見: http://oblivion1938.com

【洛謀】本名岑學敏,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著有詩集《黑鐵時代之歌》(明德出版),曾獲香港中文文學獎、城市文學獎、青年文學獎、香港大學新詩獎等獎項。部落格〔Transparency and Opacity〕:http://desmondsham.wordpress.com/

【宵媽拆蟹】本名黃鳳儀,著有《大撈便.細撈便》(香港三聯,2009)書名《大撈便.細撈便》,原是水上人家的術語,解作「船頭的左邊和右邊」。出生長洲,漁民之家的黃鳳儀,把昔日在船上生活的趣事,通過文字、插畫記錄下來,以此書參加第二屆《年輕作家創作比賽》獲獎。

【盧勁馳】筆名「不信」,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研究生,詩人、作家,作品散見於秋螢詩刊、字花 (雜誌)、月台、詩網路、詩潮、城市文學、呼吸詩刊等文學刊物。曾奪多個文學獎項,包括城市文學獎新詩組冠軍,青年文學獎詩獎。更於2009年奪得第二屆「年輕作家創作比賽,後獲地產商資助出版個人詩集《後遺——給健視人士.看不見的城市照相簿》。

個人網站: 不信的日光語
新作:《後遺——給健視人士.看不見的城市照相簿》(香港三聯,2009)

【謝雪浩】香港詩人關夢南、黃燦然等人催生的零點詩社成員之一。曾以〈今夜星星們唱著快樂的歌〉獲2002年香港第二十九屆青年文學獎新詩高級組推薦發表;以〈夜雨行〉獲第十一屆臺大文學獎新詩組佳作,作品散見於《字花》、《素葉文學》,現就讀於臺灣大學中文所碩士班。

6 則留言 16 Oct, 09

Sit Down

有一些歌是屬於我們的,不管我們是誰,它會安慰我們,叫我們哭完又笑。

I sing myself to sleep
A song from the darkest hour
Secrets I can’t keep
Inside of the day

I swing from high to deep
Extremes of sweet and sour
Hope that God exists
I hope I pray

Drawn by the under tow
My life is outa’ control
I believe this wave will bear my weight so let it flow

Oh sit down
Oh sit down
Oh sit down
Sit down next to me
Sit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in sympathy

Now I relieved to hear
That you’ve been to some far out places
It’s hard to carry on
When you feel all alone

The wisdom that I seek
Has been found in the strangest places
Feels a lot like love
That I feel for you

Now I’ve swung back down again
And it’s worse than it was before
If I hadn’t seen such riches
I could live with being poor

Oh sit down
Oh sit down
Oh sit down
Sit down next to me
Sit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in sympathy

Those who feel a breath of sadness
Sit down next to me
Those who find they’re touched by madness
Sit down next to me
Those who find themselves ridiculous

In love in fear in hate in tears
In love in fear in hate in tears
In love in fear in hate in tears
In love in fear in hate

Oh sit down
Oh sit down
Oh sit down
Sit down next to me
Sit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in sympathy

(然後你開始明白為什麼RAVE 和MDMA 一定要被取締,成千上萬的人不分你我集結在一起,無利益與競逐關係,亦沒有明確目的,而且浸淫在一種同呼吸、共感通的癡醉中不知道有下一分鐘,對於任何一種形式的警察和管理者而言,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4 則留言 24 Sep, 09

書抄 #4

A schizophrenic out for a walk is a better model than a neurotic lying on the analyst’s couch. A breath of fresh air, a relationship with the outside world. Lenz’s stroll, for example, as reconstructed by Büchner. This walk outdoors is different from the moments when Lenz finds himself closeted with his pastor, who forces him to situate himself socially, in relationship to the God of established religion, in relationship to his father, to his mother. While taking a stroll outdoors, on the other hand, he is in the mountains, amid falling snowflakes, with other gods or without any gods at all, without a family, without  a father or a mother, with nature. “What does my father want? Can he offer me more than this? Impossible. Leave me in peace.” Everything is a machine. Celestial machines, the stars or rainbows in the sky, alpine machines— all of them connnected to those of his body. The continual whirr of machines. “He thought that it must be a feeling of endless bliss to be in contact with the profound life of every form, to have a soul for rocks, metals, water, and plants, to take into himself, as in a dream, every element of nature, like flowers that breathe with the waxing and waning of the moon.” To be a chlorophyll- or a photosynthesis-machine, or at least slip his body into such machines as one part among the others. Lenz has projected himself back to a time before the man-nature dichotomy, before all the co-ordinates based on this fundamental dichotomy have been laid down. He does not live nature as nature, but as a process of production.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either man or nature now, only a process that produces the one within the other and couples the machines together. Producing-machines, desiring machines everywhere, schizophrenic machines, all of species life: the self and the non-self, outside and inside, no longer have any meaning whatsoever.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Deleuze & Guattari.

(Trans. Robert Hurley, Mark Seem, & Helen R. Lane)

2 則留言 18 Sep,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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