咩紙鷂呀?

〈風箏〉寫於1925 年一月 (注1),講魯迅後悔年少時欺負小弟,把他的風箏毀壞,多年後與弟弟重提舊事,想得到寬恕而對方卻早把整件事忘記了,不知道還能希求甚麼,「心只得沉重著」。這個「故事」的梗概,早在1919 年的〈我的兄弟〉寫過;何以魯迅把一件弟弟已經忘記的往事一提再提?已經42 歲的魯迅,何苦要為廿幾三十年前的事折磨自己?

我們固然知道,魯迅寫〈風箏〉的時候,與二弟周作人因為1923 年夏天發生一宗耐人尋味的「家庭糾紛」決裂不夠兩年,此期間與盲婚的元配朱安和守寡的母親愈搬愈遠,有八道灣的大屋不能住,先是遷往磚塔胡同,後又搬到西三條胡同的新屋,住落才不過半年,時值農曆新年,本該一家人坐埋一檯齊齊整整,兄弟明明同住一城卻互不往還......要對號入座的話,魯迅把原來〈我的兄弟〉(注2)三百多字就寫完的事,「小事化大」,一書再書,更於弟弟有份創辦的雜誌發表,可能有向弟弟委婉求和之意。〈我的兄弟〉中,「他仍是很要好的叫『哥哥』。」的結局亦改寫了,慨歎兄弟手足之情今不復在,自責、虧欠,「無怨的恕」的心理描述,像魯迅設置給自己的陷阱,又如刑犯示眾,而施刑者又是自己落力擔演,叫人難忍。

然而魯迅寫的不是日記,不是自傳,我們不能把它等同研究魯迅生平幾時做了甚麼的一般史料看待。〈風箏〉一題,分明是寄喻之物,更是與〈我的兄弟〉的直述大相逕違,它本身除了兄弟情的歎喟,「大蝦細遲早俾屎餵」的「故事」與教訓外,另有更深刻的意圖。後來〈風箏〉收入「獻于友與仇,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之前作證」的《野草》,沒有收入魯迅自言是有關「思鄉的蠱惑」的回憶文集《朝花夕拾》,更是有意識的區分(注3);〈風箏〉裡那個在「這異地的空中」一次又再一次出現的故鄉溫暖春色,所指的固然是作者兒時生活的紹興,父親過世以前的「孩提時代」,但它同時也另有所指,是〈我的兄弟〉沒有觸及。

欺凌背後的自我否定

但風箏並不是如魯迅所說,「是沒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藝。」戰國時代就有木鳶飛了,到紙發明了以後,漢代有人用紙鷂來測量,南北朝有人用作戰爭通訊,而魯迅不可能不知道清明節「斷鷂放災」的習俗。

少年的魯迅要把弟弟所嚮往,既然沒錢買、哥哥又不許放、唯有偷偷撿些枯枝來造的風箏撕毀、踏扁,還冷酷的「傲然走出,留他絕望地站在小屋里。」又說「後來他怎樣,我不知道,也沒有留心。」除了說他年紀輕輕就懂得冷酷無情,又深明忽略乃虐待他人的上乘之法,我們可以直接指出:魯迅無法面對弟弟單純的、小朋友的微小願望。魯迅懊悔,掉入深刻的自省,他同時也為自己感到羞恥──他羞恥自己的羞恥。魯迅無法回答為甚麼不給弟弟放放風箏,更無法向弟弟說明放風箏和「沒出息」兩者間的關係,那不過是一種託辭,而他要弟弟得著「教訓」的方法,不也就是暴力和冷漠!當時也不過約莫十三、四歲的魯迅,為甚麼會那麼厭恨「沒出息孩子」,而他何以會以此種方式施行「身教」?

不過約莫十三、四歲的魯迅對「多病,瘦得不堪」的弟弟感情複雜,說他總是「張著小嘴,呆看著空中出神,有時至於小半日。」其實一直留意著他、眼角勾著不放,處處受牽動的是魯迅自己;說弟弟看著人家的風箏動不動就「驚呼」,又會「高興得跳躍」的表現「看來都是笑柄,可鄙的」,是明白否定孩童遊戲的歡笑,卻藏不了深深的忌恨──「我睇見你個樣就憎」的意思是,我多想好似你咁、活得那麼容易。弟弟為了一個沒錢買的紙鷂天真著迷的神態,自是惹來「知道」既不可天真更不可給人看扁的「兄長」討厭,恨鐵不成鋼......〈風箏〉裡的少年魯迅許是以這樣扭曲的心理,藉否定弟弟來否定自己裡面那個軟弱的、害怕被當成沒出息的「孩子」。在那場完全沒有聲音描述的「精神的虐殺」場境中,他既「在破獲秘密的滿足中,又很憤怒他的瞞了我的眼睛」,彷彿弟弟真的做了些甚麼罪惡的事,讓他眼紅,而當他能夠對自己的感情一樣冷寞,徹底否定、鄙視「驚惶地站了起來,失了色瑟縮著」的「弱者」,在「這樣苦心孤詣地來偷做沒出息孩子的玩藝」罪有應得的弟弟面前,不哼聲不動一根眉毛,依次「折斷了胡蝶的一支翅骨,又將風輪擲在地下,踏扁了」,搗毀了的自然不單單風箏的翅膀和風輪,他「得到完全的勝利」,幾乎取代了〈五猖會〉那個不可理喻的嚴父,甚至,可說是一種自我的,對自己的童年與「無邪」的埋葬。少年魯迅所受的教養、際遇和社會訓練,一方面讓他加快成人,不屑兒戲,也讓他的「自我反省」一直延遲到長了胡子的中年,還得因為「偶而看了一本外國的講論兒童的書」才萌發,一待就是廿多年的「虧欠」壓在心頭,「心只得沉重著」。

原地流放的記憶與反省

魯迅研究者錢理群在《魯迅入門讀本》的導讀裡就指出,「〈風箏〉的特異之處,自然是在童年回憶的『春日的溫和』裡,注入了『嚴冬的肅殺』──『二十年來毫不憶及的幼小時候對於精神虐殺的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開』,不僅使魯迅自己,更使我們每一個讀者的心,都『彷彿同時變了鉛塊,很重很重的墮下去』。而最耐琢磨的卻是結尾的這一句:『我倒不如躲到肅殺的嚴冬去罷』,這正是最典型魯迅式的情感選擇方式。」(注4)

但,魯迅到底選擇了甚麼?

錢理群用「回憶的套子」的說法來說明〈風箏〉的敘述架構和象徵秩序,指第一、二段和最後一段的景物描寫,產生了「嚴冬的肅殺」與「春日的溫和」兩個「概念」,所指的「已經不是自然季節給人的感覺,而是一種生存環境、人生際遇、生命狀態、情感選擇的象徵」(注5) 如果用視覺化的說法,就像繪畫和攝影「框裡有框」的取景,〈風箏〉首尾兩部分,把內文有關故鄉溫暖春天和「精神虐殺」事件,框置在更大的一幅現實的嚴冬畫面裡,恰恰是此種框置與比照,讓人更意覺回憶中那溫煦的春天,即便讓人響往,實為天上的海市蜃樓,不可企及之物。然而,風箏同樣在「嚴冬的肅殺」與「春日的溫和」兩個畫面裡出現,是現實與記憶,嚴冬與春日的脆弱連繫,它記認那個不可歸返、無法改寫的童年,它的溫煦,同時包含連串的遺憾。對於文中那個在異地的冬日,望向天上卻看到舊時故鄉的春色,執著記憶的「我」來說,風箏是那麼的刺眼,既是羞恥的象徵,也是現實的諷刺,卻又是「我」之所執持──只有我執著記憶、執著於羞恥、執著於懲罰和無可補過,而不論是遺忘者與憶記者,「我們會面的時候,是臉上都已添刻了許多「生」的辛苦的條紋」,卻只有「我」的心很沉重 。

魯迅選擇了如「嚴冬的肅殺」現實,不作迴避,他選擇了記憶,即使那是極為痛苦的記憶。對「精神的虐殺」的反省,包含了對「遺忘」的警醒:正正是「遺忘」,取消了任何「寬恕」、任何「體諒」、任何與他人或與昔日犯錯的自己「和解」的可能,於是兄弟永遠隔絕於無法感受對方的生活軌跡上。正因為此,魯迅選擇了痛苦的自我拷問,痛與記憶總是相隨。

(小題為編輯所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原發表於魯迅、周作人、錢玄同、林語堂等人創立的《語絲》文藝周刊,1925年2月2日,第十二期。

2. 1919年,魯迅就以「神飛」為筆名在《國民公報》“新文藝”欄內發表過一組散文詩,共七篇,總題為〈自言自語〉,其中的第七篇《我的兄弟》即是《風箏》的雛形。同在〈自言自語〉的另外兩篇,〈火的冰〉和〈我的父親〉後來分別改寫為《野草集》裡的〈死火〉和《朝花夕拾》的〈父親的病〉。
錢理群,〈對比閱讀:從《我的兄弟》到《風箏》〉。見:http://blog.stnn.cc/wjzbe/Efp_Bl_1004813151.aspx

3. 《朝花夕拾》小引,《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 見:《魯迅入門讀本》(上),錢理群編。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出版社;唐山發行,2009。

5. 錢理群,〈對比閱讀:從《我的兄弟》到《風箏》〉。見:http://blog.stnn.cc/wjzbe/Efp_Bl_1004813151.aspx

原刊《筆尖》第2 期「經典重讀」,2011 年7-8 月,頁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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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08 Jul, 11

我們要毀滅舊世界並以______取代它!

There is more proud savagery in the person whom no pleasure can satisfy than in one who feels frustrated by everything and barks at the fun others have. The energy needed for supersession is to be found in the first, whereas the anger of the second perpetuates the impotence of a world where nothing changes. Instead of contenting ourselves with compensatory sprees, which is the suicide’s homage to what is killing him, we will destroy the world and offer nothing in its place. No barrier can stand up to the centred violence of irrepressible gratuity. Instead of taking advantages of laws framed to exploit us, we gradually substitute a practical innocence in which all legality is null and void. The time is near when no one will be presumed to know what the laws are at all.

—Raoul Vaneigem (i)

難題是,《字花》邀稿,「主題是『戰鬥』,大概方向是寫對運動的思考、反省‧‧‧‧‧‧」我即時想,要在一份文學雜誌「跨領域」做社會評論,或是「思考、反省」自己沒有參與其中的「運動」,到底可以理解成甚麼「問題意識」或現實狀況的徵候?在編輯的角度來說,拙文是為了補充(supplement)這個小輯的哪個「位置」?

當我們說「運動」,隱含所指的到底是何時何地的甚麼「運動」,主體是誰!?「運動」變成抽象化的同時,卻是以一種普遍(general)、定義既成(pre-defined)或所指沒有設限(unqualified),默認的全稱方式被談及。於是,「運動」的動態過程與各種前提往往被省去、忽略:那個「運動」蘊釀的社會條件是甚麼?它本身(除了反對xyz)有甚麼議程?與先前或正在進行的其他「運動」有怎樣的關係?其政治性/突顯的主要社會矛盾在哪?──而我們是基於怎樣的分析而得出判斷,這個判斷應以甚麼現實因素檢視‧‧‧‧‧‧此等影響著「運動」的性質、走向與可能性的辯證,卻淹沒於一個接一個的行動會議,難以提出或回應。

若是「運動」只有一群圈中人明瞭箇中秘辛和操作潛法則,裡面的種種恩怨情仇又只有「搞社運」的人才能心照領會,也就是一群人有意無意把其他人排拒於「運動」以外的徵狀,它變成一群菁英的專屬領域。即便是在所謂的「社運圈」內部,默認的一切因為從未提出,或未有充分闡述,因此亦無檢討的餘地。「社運圈」內部既成的權力關係、行事方式與方法論,很容易被偷換成為一先驗的、毋容置疑的外在存有:「為了運動‧‧‧‧‧‧必須/不得不‧‧‧‧‧‧」,達成目標的一切過程皆為手段、妨礙目標的一切必須清除;如是者異議和少數意見總是被各種操作上的所謂「策略考慮」駁倒(override),鮮有還原作「政治差異」的辯論。

§

難題是,我只能寫我所見;焦慮如我所知,有它的結構,即便它有所遮蔽,不一定與現實的情況重合。我希望能誠實:我不覺得自己是「社運圈」裡的人,無法從「運動」內部、組織者或行動分子的視角與經驗體察各種艱難和委曲;也不敢隨便說自己就是「一名普通市民」。既不在運動裡面,也不能說置身事外。

有時我不能認同人們憤怒或覺得挫敗的理由──抑或是形勢情急而我總是滯延其後?「世界是事實構成」的話(ii),我可沒法藉從身邊不遠不近的人際網絡和通訊渠道所得悉的一切判斷,「外面到底正在發生甚麼事情」。圈之裡面有圈子,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而且幾乎每個人都被聽見,可是誰都沒能被說服,好像在不同的聲軌上發話。每個群體有它的邊界、公開或秘密的價值交換、行事方式,可是在於一個以「社會公義」或更高的理想為志業──或至少如是宣稱的群體,同仇敵愾不可成為「站在一起」的理由,因為「壓迫者」與「受壓迫者」是隨時轉移的關係,而且壓迫不一定具體。今天因為各種原因或矇昧站在所謂對立面的人,與及不置可否的大多數人才是要爭取的對象不是嗎!?

如果真有不共戴天的敵人,敵人首先是自己:我們裡面的法西斯,我們裡面的犬儒,我們的鄉愿,還有我們以為我們沒有的忌恨。

異化的手段不能結束異化,階級仇恨不能帶來無階級社會,我更願意相信,人們集結、組織連繫,以至於在必要時以激進的方式集體反抗,又在個人與個人連繫著的生活裡頭,締造條件,實踐種種幾乎不可能的創造與重整,是因為他們有所相信,執於善,但不以善之名,過程中發現自我與彼此,不單因為形勢所迫、不得不如此。沒有正信做基礎的「反對運動」只會讓人在長久的拉鋸戰中變成壓壞的零件一樣,扭曲,疲憊;甚至因為長久拉鋸,敵我彼此制約(conditioning),反對者體現作他所反對的一切,如鏡象。那個讓人憤怒叫人挫敗的「現實」,它不容許樂觀,但因為眾人參與其中,它不能被任何人否定、一筆抹殺,現實才是我們最大的幻象,也是最後一個幻象。(iii) 它不在外面,它在於我們對自身所處的位置的敘述。

我們對自身所處的位置的敘述,關乎一個由無意識到意識的過程,也是對自己的生存狀態、同時代的鄰人的生存狀態、彼此依存的動態與社會關係的一種重新認知,重認。如是者,意識的改變,會帶來價值觀念/心理/情感結構/行為的改變,又轉化作社會關係的改變。在這個過程中知識分子既然受益於某種文化資本與知識─權力,責任非常明顯。如果是做學術的,可能是為更廣泛的社會變革提供理論基礎、各種思想資源、爬梳歷史;如果是做組織工作的,可能始於讓工作對象看見與他人的連結,差異與共同,意識到壓迫他們的不是命運或際遇。如果是做藝術的,有刺穿現實的真實性,體現不能呈現(unrepresentable)‧‧‧‧‧‧

§

於是我想到纏繞我的許多有關寫作或行動(與否)的問題,歸根究底很可能關乎寫作或行動的倫理,卻因為甚少談論,一己的納悶苦惱只能變成訴諸經驗決定的取態、私下的準則──惟個人是集體不可分割、約簡的組成部分,即便破碎,不容否定。譬如說,我寫過一些與社會議題有關的文章,在街上派傳單、喊口號,在警察線前面靜坐或不得已的推撞,也寫過一兩篇呼籲聯署的聲明,諸如此類僅是基於「表達意見」的基本權利,而我做的很少‧‧‧‧‧‧我可是希望,無論過往所作或沒有所作,不要讓人錯覺我有「參與」「社會運動」──這不是為了否定既往所作或沒有所作,也不是「逃兵」藉詞以免役,又自困於一種「其他人都在其中怎麼你沒有投入!」的自責,而是愈來愈覺得,沒有長期投身一件事情並且和其他與事者建立平等的關係,就稱不上參與,而「社會運動」不能懸置在眾人為口奔馳的生活的外部或邊陲。在這個偏頗的界定下,單單是有若干人去遊行示威或參加某個「行動」或活動不一定代表有若干人在參與任何事情,那可能只是動員與被動員的結果。

動員與被動員,就是說號召者與「參加者」關係呈單向、不對等,集結的人沒法認識彼此是誰。「參加者」來到某個「抗爭現場」或政治地標,以為是給當權者一記痛擊、與受壓迫者站在一起,或是為了遠大而未竟的目標共同進退、踏足歷史之時,不過被臨時委派角色,成為「群眾」、「聲援者」,進行指定活動:陳義愈高的號召,每每讓其後的人群遣散更形敗退──與日常生活斷裂的「抗爭」,並沒有把人從每星期七天一年365日的普遍壓迫中解放,變成自主,亦無法於動員網絡以外,處身其他社會位置的民眾中間產生實質的關聯(relevance)。

後來我開始覺到,聲嘶力竭的衝突場景之所以常常讓我不安,讓我身處其中卻不想「在場」,許是因為從周遭的人身上各種傷口流淌的情緒,含恨者憤懣、自感弱小者悲苦,各種互想和應又抵銷的聲音、口號與詭辯,臉是能辨認出的臉「人」卻是突然認不出來,一個落後一個沒能與意志及時連上的身體的寂寞移動‧‧‧‧‧‧場面與空氣,正在發生的事情好像都與任何一個人的過往未來無關一樣繼續進行,「我們」其實可有可無,只是「我們」無法擺脫自己,而絕大部分人早就拒絕了這種荒謬‧‧‧‧‧‧是以遲豫如我者,常常無法做出切合角色要求的反應,當荒涼的現實以過度吵嚷的方式回歸現實,它顯得極富劇場性,我不免覺得這場戲碼裡面每個人──調班的警察、準備好說辭但不小心哽咽動容了的陳情者、懷著各種心情和理由的示威者/聲援者、受命而無權作哪怕最少的酌情的公務員、企業職員,要抓一個soundbite 與15 秒獨家片段的記者、制作線上游那些明知道老闆的老闆才是老闆的採訪主任,以至等著收場才可以開工的外判清潔工──每一個都不由自主,在互相抵銷的種種角力之間無法行動,跡乎癱瘓,妳不免會懷疑,其實沒有發生甚麼「抗爭」,它發生在別處,不在這裡。但此間無疑有人在呼喚,或以一種曖昧的姿態在等待,也有一直在旁觀望的人,又有對面的一方陣營無疑在守衛,嚴密陰森,免得事態會突然變卦,此間發生的與它所呼喚的成為割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The Book of Pleasure (Le Livre des plaisirs). Trans. John Fullerton. London: Pending Press, 1983. p.65

ii) “Die Welt ist alles, was der Fall ist.” (The world is all that is the case). 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1961 Pears-McGuinness translation. Cited from: http://en.wikipedia.org/wiki/Ludwig_Wittgenstein

iii) “So long as an illusion is not recognized as an error, it has a value precisely equivalent to reality. But once the illusion has been recognized as such, it is no longer an illusion. It is, therefore, the very concept of illusion, and that concept alone, which is an illusion.”

“We are faced, ultimately, with two irreconcilable hypotheses: that of the extermination of all the world’s illusion by technology and the virtual, or that of an ironic destiny of all science and all knowledge in which the world – and the illusion of the world – would survive. The hypothesis of a ‘transcendental’ irony of technology being by definition unverifiable, we have to hold to these two irreconcilable and simultaneously ‘true’ perspectives. There is nothing which allows us to decide between them. As Wittgenstein says: ‘The world is everything which is the case’.”

Jean Baudrillard. The Perfect Crime (Le crime parfait). Trans. Chris Turner.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8. p53, 76.

原刊《字花》#31期,2011年5-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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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則留言 21 May, 11

倒數今日

有一個笑話是這樣的,酒吧老闆為了招徠生意,在當眼處貼出告示:「明天啤酒免費」,翌日果然有大夥人打算來喝個痛快,但最後侍者還是把賬單端上,酒客非常不悅,拿著賬單責問老闆,「不是說啤酒免費嗎?」老闆指著牆上的告示說,「對呀,寫的很清楚,是明天」

一年之終,一年之始,各地倒數活動的新聞畫面把夜裡的幾秒延長成可供反芻整天的故事,譬如今年適逢「民國一百年」就吸引到近82 萬人聚集台北市政府前參加跨年晚會,以跨年的「片刻」召喚淵遠的「建國歷史」。同日不能同語,對岸的2011 慶祝活動,自然更不會牽上「辛亥革命一百年」。

「倒數」實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它令所有人變成牛頓學派,認為時間是不受整個宇宙的任何事件所影響的真實存有,以不變的絕對速度向單一方向運行,一切現象於此維度上依次發生。「倒數」的重點,計時,對時,可是令人頭痛的事,即便所有人能對準「國際協調時間」(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 UTC),它也不過是由七十國二百多個原子鐘數據統計整合,再由巴黎天文台的「國際地球自轉與參照服務」( International Earth Rotation and Reference Systems Service,IERS)決定何時加入「潤秒」(Leap Second)的人為計算結果;「剎那」切成再多的細碎分段,人們還是無法指認,一年之始終,終於何時,始於何時。而且我們應當知道,月球正要擺脫牽引,離我們愈來愈遠,潮汐的力量減退,令地球自轉速度也每天減慢,去年的365天真的比今年那365天苦短。現今通用的國際標準時間,徹頭徹尾是現代產物,許多人不知道,在1925 年以前,所謂「零時」一般是指正午,而穿過格林威治、把地球隨意分成東西兩半24 時區的「本初子午線」(Prime Meridian)之釐訂,本是為了配合英國的航海軍事利益,也符合南北戰爭後步入工業化的美國外交、外貿計劃,1884 年的國際子午線會議,僅25 個與美國有邦交國家參加,就是否把零度經線設定於格林威治的決議亦沒有一致共識,每15 度為一時區的劃分,自然又因為國土邊界問題與政治考量,需要各種折衷調整。(*)

我們一般理解的「時間」,如果不是一場誤會,也不過是一種隱喻。時間是一項觀測與量度的結果,所量度的對象其實是物件移動或某現象發生的「期間」(duration),譬如以日月變動的循環為記認,或以某種化學元素的原子,其電磁波譜中電子轉變能級時釋放的微波訊號的頻率以作標記:「2012 年四月一日下午三點十五分,維園球場」並無法標示未來的任何一個將會發生甚麼事情的絕對「時空」,它標示的僅是量度若干「月」若干「日」,若干「小時」、「分秒」等單位的過程的累計,概念與貨幣非常近似,是一套符號編碼,彼此兌換並無具體所指。

更甚者,由「共時性」而生的各種身份想像與生活方式,只可以說是一種現實的臨摹,以「共時性」置換了「共同性」,是意向與行為的統治而非同心協力,由時計到集體運輸、由各種即時通訊與電子廣播,伸延到工作間與學校的身體管治及整個城市空間使用權的精密壟斷,我們的整個生命被嵌入一個鉅細無遺的時序編制之同時,零散、無關聯的現象,於無數個互相排拒、不可重疊的位置被感知、經驗或觀測到,卻用時間的隱喻,或時間作為一種話語(discourse)來統整、建構並賦予秩序,一旦沒有「時間」的指示,一旦偏離既定的編程,浮泛的小民身份與生活亦失去支點,無從提起,無從想像;如是,我們彼此訓練、條件約化成「時間動物」,行動與欲望總是給迴路到原來的編制裡,轉化成可兌換的時薪人力,現實總是在經驗的外面,我們只能活在不足為人道的匱乏裡。

總是有人提醒我們,時間。現在幾點,今年第幾週年,下個月就是‧‧‧‧‧‧死線以後還是死線,才剛結束了的重新起始,實為永劫。有些甚麼更根本的事情無法觸動,不被呈視因而不能看見,沒人提出異議結果連提出異議的基礎都崩毀消弭,讓時間既「往前」行進,卻同時迴旋縈繞,往昔的苦痛刻印目前,歷史的魘魅盤踞幾代人的頭上,讓人麻木活著,無人願見的未來卻率先逆反過來、往回侵擾、蔓延,並決定了現在的種種樣態,於是我們失去了時間感,掉入了歷史的慣性

無論我們用甚麼標準時間,未來突然迫在眉睫,決定當下現實的「剎那」總是突然成為過去。惟我們必須依附時間──被決定的時間,方能話語,方能記念,回顧或展望籌劃,以忘記現今所處。

忘記現今所處,意思是說,「連續時間」並無相對應的外在所指,它僅是意識活動,召喚記憶(「過去」)與想像(「未來」)並將之串聯(serialize),構成一個敘事。這個敘事卻往往令人與當下的現實切斷,失去進退,使未來變成漫長:因為過去的痛苦經驗,對將來的各種勢利估算,取消今天的行動,自願放棄打開、或創造(其他的)現實的可能。香港人會明白的,時間總是讓我們錯開,路總是不斷被打斷,從1984 甚或更早,一直到現在,我們看著一個時鐘然後說,這一秒和剛剛那一秒有質性上的區別,「踏入零時,成千上萬的民眾在時代廣場迎接新一年的來臨」,誰又可以選擇不被這一切喧囂與艷俗侵擾?我們看著一次又一次的敗退,以為這一次讓步跟上一次投降有質性上的區別,突然又會有人熱淚盈洭說的「抗爭三十年,感到無愧無悔」,又或者,在包圍立法會的四面街頭上,突然放棄集結!

當有人大力強調,他們是從往昔如何一直走到目前,意思是說,將來固然要怎樣、怎樣,現在就必須如此這般,只好如此。年度回顧,十年、以至世紀回顧,說的僅僅是「人」的故事,「發展」的故事:革命,建國,戰爭與和平,災劫與重建,無一不借鑒以合理化當前的形勢、視角與取態,惟各處地方的人民都有屬於他們的一長串只能以日期數字記名的事件,無數的獨例反過來引証一切無可例外,也正正是血與鬥爭,苦難與壓榨,罪與傷痕,構成了共同的身份與想像,使歷史成為他們的歷史。我們沒法傾聽死者言說,但我們為什麼仍然聽不見天天被動員派遣去賣命抵債的勞累民眾?

(*)譬如西班牙國土雖沒落入東經7度30分以東,1940年獨裁者佛朗高頒令全國採用UTC+1時間,以靠攏法西斯意大利及納粹德國等「歐洲盟友」,一直沿用至今。

原刊《明報》「世紀」2011年 1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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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09 Jan, 11

痛苦是一種癮症

最近智海借了Eckhart Tolle 的 The Power of Now 給我看,沒有太早沒有太遲,我覺得很好的一本書,是一個受夠了痛苦,也明瞭痛苦的人才會有的智慧,但那智慧不屬於他的,所有人本來就有: 我們是孕育在一種極大的溫柔與接納裡面,只是沒有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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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t Harding: The only thing that works

What is My Responsibility?

You are the very LOVE you s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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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則留言 21 Dec, 10

Quotes: Paul Auster/ Paul Benjamin

“…I’ve always been fascinated by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physical author of a book, the individual who puts his name onto the cover, and the authentic author who I am not certain is the same person. Take War and Peace, for example. On the cover it says, ‘Leo Tolstoy.’ You open the book on the first page, and somebody starts speaking to you. Is this Tolstoy real? No, it is the one that can be perceived as the narrative voice of Tolstoy. One that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man called Tolstoy. The stories, it seems to me, are written by a certain place in our interior which is unknown and inaccessible to us. This is the reason why the biography of the writer and his work are never in accordance. A biographical study will never tell you where exactly the work came from.”

— The Compass with the Flickering Rhythm – An Interview with Paul Auster (“Entrevista a Paul Auster: Al Compás de un Ritmo Pendular” por Santiago del Rey. Quimera 109, May 1992, pp.22-27. Trans. Carl-Carsten Springer and Ira Plasch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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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w. Paul Auster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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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05 Nov, 10

Burt Harding: the only thing that works

You are a human being. The human part of you is a seeker. Seeking eventually leads to frustration, confusion and failure of finding the truth. We reach a point when seeking just stops. It is at this point that we start discovering BEING! It is through the human seeking that we finally find what doesn’t work. Embrace your humanity. Through this allowing and surrender of humanity we find what we have always been…BEING ITSELF!! It is through separation that we find Oneness!

Emotional feeling is Energy-Motion (emotion) brought about by thought. Any thought believed to be real acts on the body as s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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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lt is Memory – Not Now!

Fear of Loving Who You are

Dealing with Fear *

How Do I Accept Myself?

We Want to Make Things Real!

(Bonus: ) Accept Your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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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則留言 24 Oct, 10

不適

我常常覺得在和一個「疲倦的我」作戰,要整天顧著一個別人看不見的包袱在走路、坐立與睡覺,中醫師摸著我的腕脈很久,說是我的免疫系統和淋巴系統有點紊亂,把「正常」的代謝反應當成有異物入侵般警備,朋友聽了笑著說:「這不就是癌症癥兆嗎?」──

當飛機吃力爬升,看著晴天照亮叢叢聚攏的樓頂,剖開地表的馬路,河流給牽引出海而那輪廓分明的景觀不知牽連怎樣的一種感情之際,我發現我能夠指認出幾個地方:排列著很多巨型起落架的那是台北港,旁邊是讓人以為世界早已化為一片荒涼的八里海灘,岸上的濾水廠像艘棄置太空船,對面岸可是很多香港人會到的淡水觀光區,飛機爬升如往後退,密麻的石屎建築如流膿的痂殼延展到地平線另一端,台北101像怕會被人忽略一樣直立盆地中間‧‧‧‧‧‧能認出了它們、能夠叫出它們的名字代表甚麼?

──呼喚就能記起的話,心有名字嗎?身體有名字嗎?

我只是覺到很累,脖頸、肩膀,整個下背,腰椎左邊,整條右腿、一雙腳踝,給甚麼綁著一樣崩緊,酸疼僵硬不能安慰,胃是冰冷的縮作一塊,頭腦總是有點缺氧,我厭倦那累疼,它一直沒有離開,我更厭倦的是自己的厭倦。

我並沒有很想回家,也沒有流連忘返之意,「旅行」一詞的所指給甚麼別的換走了。一邊是出生成長生活三十多年、常常想離開不得的地方,一邊是飯食讓我腸子打結,氣車電騎讓我一次一次在路中心不知該逃還是停住,人際互動潛法則我完全不懂的「異鄉」。此刻我在飛機上,不知在打盹還是在看雲,腳底下無疑就是太平洋了,機艙裡的電視屏幕提示著離開目的地/啟航地距離,此消彼長。我遭遇的「水土問題」其中的表癥在於,同是黑色頭髮粽色眼珠黃色的皮膚寫的是同一種文字並沒有讓我與任何人親近,我甚至不能像努力學著「中文」的「外國人」一樣,說錯甚麼做錯甚麼會被諒解作「很可愛」;當思考的語法不一樣我會不懂用別人的「國語」表情達意,我對其中「當然」與「不然就是」的語意邏輯極為懷疑,當我說一句話我就被那句話刺痛了;如果心是像朵花我不知道它的花瓣可以怎樣分給幾個人、感情的根莖又能否攀越國境如像光纖電纜一樣橫渡海洋?(*)我覺得我不能完整。

從接壤大陸的「特區」到「島國」不過八百多公里的行程,不過像從鏡的一邊去到它反映的另一邊,而兩邊因及它各自的細節與真實,無從對照,沒法想像彼此給海水包圍、倖存於世的方式,具體就在八百多公里以外。我卻想在穿過鏡片的一剎停駐,回眸,疊印,從螻蟻人生的高度看到自己的不自由或行動,相對的條件。

但速度沒有改變我們只有一具身體這個事實。於是我們還是只能感應到身體所感應的限界、它的不適應──亦只能以此理解,並接納,自己的不安,想念與渴望。

(*)這讓我想起最近讀到的一個故事:年邁的Peter Dieter和老婆Erika 回到以前的德國人佔領區Wroław尋找自己的故鄉村落,來到波蘭西南端的Szklarska Poręba 附近的山上,老婆累了留在車上休息,他逕自吃力攀到波蘭與捷克的邊界,終於見到夢迴一生的那幅兒時看到的大片風景,他一隻腳在波蘭另一隻腳在捷克坐了下來,嘴裡含著一塊巧克力不能咽下,就在那裡昏了過去、非常緩慢的要死了,到入黑,兩個捷克邊境巡邏員發現了沒有氣息的他,但想到晚餐時間快到,有那麼多的文件要填報,兩個就把那「屍體」推到波蘭那邊;半小時後,波蘭的邊境巡邏員也發現了他,同樣以為他已死了,就把那「屍體」推到捷克那邊。身體僵直的Peter Dieter,死前的最後記憶就是這樣給兩對士兵,從一方推到另一方,沒完沒了。
見:Olga Tokarczuk. House of Day, House of Night. Trans. Anotonia Lloyd-Jones.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92-98.

原刊《中大學生報》2010年10月號,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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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則留言 07 Oct, 10

「太初有道」

God is in a word. God is in a word. God is in HER. She said, “Her, HER, HER, I am Her, I am Hermione… I am the word AUM.”

“I am the word AUM” frightened her. She tired to forget the word AUM, said “UM, EM, HEM” clearing her throat, wondered if she had offended something, clearing her throat trying to forget the word… I am the word… the word was with God… I am the word… HER.

— H.D. (注1)

故此每一次寫作都是一次奪權,為不被命名的命名,為被劃去的重新寫下,為瀕即遺忘的立下存記,為沒有具體的賦予形容,也就是創造。創造與靈感、天份無關,卻是一種生產,既像工廠的工人一樣,高度理性、講求紀律,細瑣費力,硯磨時間,無法擁有自己的所出;也像臨盆的女人,在自己體內孕育、誕下親愛的一個陌生人,母嬰同時得了新生命,周遭的世界因此(生命的分斷和延續)必須變動。

世界可是由一句話生成的:

「起初 神創造天地。
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
神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有晚上,有早晨,這是頭一日。」

世界之命名與劃分,就是給「空虛混沌,淵面黑暗」賦予秩序──首先是打開視界,有光然後看見;然後是空間秩序,然後是時間秩序,歷史之開端。一切繫於言稱,基於宣告。

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但祂不得不說,祂不能憑默念把晝夜劃分,不得不藉著語言。祂的行動是語言的行動。

筆者不是教徒,直至很久以後才知道,《聖經》約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節:「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通用的英譯是這樣寫的:「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道」,乍聽那麼玄奧,難怪在教會學校唸書多年都一頭霧水,知道那譯做「道」的,英譯作「the Word」,卻真有點激動 , 不是那些教會導師當作口頭禪一樣會甚麼說的「感謝主的恩典,讓聖言感召我們怎樣怎樣」,而是隱隱覺到寫的可貴,the Word,一點也不奧妙,就是字,逐個字逐個字──存記,以供不可知的未來追認;靠近那即將要被遺忘的;並且書寫其時,再次面對「吾生有涯」,眾生紛擾爭逐,不過一晃眼、走神的一瞬間,這個可怖、臨在的現實──而寫常常是艱難、緩慢,是以時間與時間對峙。 (有些甚麼不甘煙滅於遺忘。抵擋著未來的只有現在。)(注2)

約翰福音開首一節,希臘文原文「Ἐν ἀρχῇ ἦν ὁ Λόγος, καὶ ὁ Λόγος ἦν πρὸς τὸν Θεόν, καὶ Θεὸς ἦν ὁ Λόγος.」,中譯作「道」、英譯作「the Word」的「Λόγος」,也就是邏各斯,logos。希臘哲學家斐洛(Philo 200 BCE – 50 CE)所指的創造原理,世界的藍圖。 猶太裔的斐洛認為意念(Idea)是完美的,物質(Matter)卻不,神作為完美不能直接觸碰不完美之物,因此必須藉助邏各斯。邏各斯也就是神的形像,神依照著它創造了人的心靈(Mind);創造,同時是以行動介入這個「因此一創造與介入方可存有」的世界。

如果有神的話,這是說,神作為最原初的一個意識與經驗的主體、最高的意志(依他的形象而創造的人的心靈與意識亦然),其本身處於一種分裂或不完整、不自足、不能成為單元的不安狀態:「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創1:2)(注3) 在沒有「晝夜」,也沒有時間的混沌之中,沒有「意志」與澄明,裡外無可劃分,太初儼如末日‧‧‧‧‧‧ 那是史前沒有歷史的悠長暗夜。 語言與創造,源於此種分裂、游離的張力,始於無序、失序的不安,始於對混沌流離、暗黑無光,對外界、外邊(Exterior)的感應與傾往。

歷史的宣告、福音的宣告也是──「起初」是之於誰的起初?「起初」以前,神有時間意識、有聽見風聲海嘯嗎,有覺到陰冷嗎?是誰在憶述這史前的暗夜?──神以外必然還有不屬神的一切、與神並存的一切,一切以外,還有。沒有起初的「空無」與「混沌」就沒可能有後來的一切創造,包括「世界」、甚至神本身、其作為歷史主體,繼而是一神至高地位之既定。耶和華 神不過是水面上一個漂流的靈,神沒法把握與神並存的一切而必須藉著語言築構世界,祂的世界。

故此,天地的「創造」、「意志」的行使與體現,首先始於一種省思(Reflection)或影照,站在對面的位置,以一種分裂、自我客體化的位置觀看自身所在,也是對意志以外、意志不可觸及的一切之注視(Regard)與承認(Recognition),並與一切異質建立某種(宰制的、權力的、焦慮不安的)關係,藉邏各斯,亦即語言,及其後信徒(Believers)的書寫誌事, 追認/重申此原初的命名與呼喚,此意志、此意志之體現方許完整、方許成全。(注4)「道與神同在」就是說,神不能沒有「道」而單獨存在,神居於語言、居於創造的原理之中。

《聖經》的「作者群」很明顯不只是為了當地、當代人的個別社會情境的溝通。《聖經》的寫作成為了對歷史,對遙遠的未來的一種歷史性介入和重劃:只要一天有人相信、信仰,嘗試理解,以至質疑「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這一句話,裡面的「上帝」就會一路在人們的信心中存在,或在辯證中成為可能。

神給予人類祖先命名(Naming)的權柄,「耶和華 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樣走獸、和空中各樣飛鳥,都帶到那人面前看他叫甚麼。那人怎樣叫各樣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又讓他為其「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起名「女人」(創2:19-23),也就是創造的權柄、語言的權柄。這是很多人熟悉的說法,可是這裡有兩個小節我們不能忽略:

一) 命名是基於觀看,基於被冠名之物「在場」(Presence)與「出現」(Appearance)、能見。惟觀看,即距離與吸引、距離與拒斥的拉扯,可觸及與不可觸及的拉扯。命名因此是欲望的政治,呼喚的政治。

「那人便給一切牲畜、和空中飛鳥、野地走獸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沒有遇見配偶幫助他。」(創2:20)

「女人」可是男人所沒有遇見,是男人所或缺,而非相反。「女人」作為一個完美的意念,從一開始就「不在場」,不在那個可觀、可觸及的「世界」裡。

二)「女人」的創造,源於分裂與增生:「耶和華 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於是取下他的一條肋骨,又把肉合起來。」(創2:21)如是,「女人」生於人類祖先無言語、無意識、無意志、癱瘓的沉睡,她甚至沒有在人類祖先的夢中顯現;神最終的一個創造乃藉由催眠與創傷所生。並且,祂得從受造物身上取材。人是神按自己的形象(邏各斯)所造,卻有甚麼祂不能依照同一原理,用泥土和氣息,創造「女人」,祂不得不拿取人類祖先的一條肋骨方可達成。那麼,人的物質性存在,人的不完美肉身,反超越了神的能力,祂不能說「要有女人就有女人」,也不能叫喚阿當拿出一條肋骨,而必須要他先睡去,拿到祂所沒有、祂所不能直接觸碰之物,再把傷口合起來。「女人」於是誕生於一種言語無效,密約的否認。「女人」的創造,標記神的有所不能,人的原初、無罪的創傷。

I am the word AUM:她連一個「字」都不是、她只是一個啍聲,無以形容,無法區分。
她聽見自己說,「I am the word AUM」,她嘗試忘記但她不能忘記,她害怕,說出真相會冒犯了甚麼(something)。在男人的語言裡,「她」是第三身單數,但她名叫HER,「她的」,那麼一定有屬於她的甚麼、以至她的全部,只是那並不屬於「世界」的部分、不算作「世界」的內部,「世界」沒有涵蓋。一切以外,還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

1. H.D. HERmione.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82. p32
2. 於是我想到Ina Grigorova的一句話:「having the word may have the magical power against the unravelling of the world.」
3. 希伯來原文「מְרַחֶ֖פֶת」一詞,英譯多為「hovering」、「moving 」,並沒有中譯「運行」所隱含的規律或方向性。
4. 這樣我們會比較容易明白,何以《浮士德》的主人公在復活節的早上,概嘆行醫者無能、殺人比戰禍更多,才又一個人回到書房裡,一輪斟酌苦思,把《約翰福音》首句翻譯做「Im Anfang war die Tat 」,「 die Tat」,即行動 (Deed / Act),也就是意志的體現;現代神學家/哲學家Gordon Clark (1902-1985) 更直接把它譯作「邏輯」:「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Logic, and the Logic was with God and the Logic was God. 」;天主教教宗本篤十六世亦曾強調,基督信仰(Christianity )始終應被理解為邏各斯的宗教(Religion of Logos)(01/04/2005, Lecture at Convent of Saint Scholastica in Subiaco, Italy.)見: http://www.catholiceducation.org/articles/politics/pg0143.html
Derrida 甚至認為,猶太人作為一沒有國土之民(People),乃基於對一部經傳的篤信。

原刊《字花》第27期「眉批」,p.100-101。2010年9-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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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則留言 15 Sep, 10

Derrida on memory & ghosts

Ken McMullen, Ghost Dance (1983)

Derrida describes an ‘unnatural’ ghostly haunting whereby the dead are taken into us, but they are not internalized as they would be under more ‘normal’ circumstances (a psychoanalytic view of mourning) – he labels this as ‘terrifying.’


Derrida recounts his 1982 arrest in Czechoslavakia on trumped-up drug charges …

see also this clip in which Derrida plays ‘himself’ in the film and comments upon ghosts as they pertain to cinema and representation itself; the late Pascale Ogier (1958-1984) plays ‘Pascale’ who is questioning Derr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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