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早陣子和幾位復康界別的基層／前線社工、社福政策研究員和多年來接受精神科治療的朋友才初次認識、談了大半晚。試著記下一些個人想法，比較抽象，暫時只能這樣寫法，或者對誰有用、或者不。
總的來說，我似乎能夠進一步確定，「精神病人」、「精神病康復者」並不是一個僅因為被確診或開始了接受治療而自然而生的位置；這個位置、或身份涉及的，不僅只是個人境遇或身體毛病的問題和解決方案。
相反，它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政治的」處境，或者，必得以政治方可理解的處境。「政治」不是指信奉馬克思或不信服人大常委議決就要被關進青山或葵涌醫院，當然這種例子在歷史上也不鮮見。「精神病人」處身一個「政治的」處境，是指病人身份與病人身體狀況之被受權力所中介，甚至是一個由政治宣佈、宣判生成的身份：這由哪些人被近乎系統化地被納入精神科體制 ，他們由求助、中介、診斷、確診、治療方案的釐訂與選擇，住院與否的選擇權，住院期間的遭遇、人權狀況、法律地位或保障，治療效果的評估、治療的維護與調整、康復的跟進與確保，以至於更根本的「康復」的定義和措施 ，這當中每一個環節和程序中，病人所遭遇的(結構性)不平等、不公或權利被漠視的情況。
而且，這個處境，亦在醫院診所以外，以較為「隱性」的方式延續，譬如病人申領的其他社會服務的資源、支授服務的甄選、中介、它的成效等等，及至因為被確診為罹患精神病、或正接受治療與其他受助服務而衍生的諸如就業、就學、居住、交通、社交、家庭等方面的跟進問題…… 此種種在一位「精神病人」身上，藉環環相扣的「支援網絡」的結點和扭帶，它們是如何 實行，達至最終的「康復」或「重投生活」的目的？而「精神病人」在此連串程序和處境中的參與權、自決權有多少？如果有，有多少？夠不夠？它一般受甚麼限制？
這似乎是一個問題意識的所在。
2.
遁上面的問題意識，在每一位精神病患的身上，我們可以追溯各種幾乎奇異的荒誕經歷。每個案例都是復康制度和它的理想之例外。例外卻是一種結構性的例外，而非個人境遇、不幸所致。當我們覆述這些案例的同時，我相信，它們大多能放進一個兩段式的框架：
i) 一個人為甚麼會到精神科求診、為甚麼會轉介到精神科求診，也就是，甚麼叫擬似精神有問題、甚麼是精神有問題的定義和自我懷疑。
ii) 「精神有問題」的人接受到甚麼待遇、「精神有問題」的人面前有啥選擇。
一個人，如何在一個從一開始就是權力如斯不等的連串過程中，倖存於目前，卻無法申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災難。從被疑為精神病患起始，接受各種醫藥實驗、通過各種社福機構的審核、在職場上模擬一般人的作風，以半壞的身體和反覆不定的精神狀態、以割離的情感聯通、長久被受質疑的情况中，一路下來存活至今﹔而且隱活在人叢中，除了在醫生、社工、福利官和輔導員安排的場合，不許為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經歷作出說明，成為別人與自己的忌諱。
一個人 ：「一個人」多次在本文中出現，是因為精神病患的判定，往往取决於一個人的被受孤立、如圈出文章一個錯處，孤立於社羣、孤立於親人朋友、孤立於歷史、孤立於生活的其他場合，當一個人「行為異常」、「情緒失控」、「思想混亂」，這個危機場面首先被孤立理解為「病態」與「失常」、「病癥」或擬似 ；然後，這個人的家庭歷史、人生境遇、財務狀况、性生活、睡眠食欲、與人相處的情况才被(以確診與否為目的)追溯問詢，按診斷手冊的病癥列表，與及醫護人員的職業文化與醫院體制中的臨床經驗，in retrospect 的被理解、被詮譯、被重新賦以脈胳，被解讀(de-code)為得病的原因、或「發病」的誘因。
如此「病」是孤立或去脈胳的一種命名，並且以國家規模科學主義管理主義為前提，「病人」是孤立的一個身份位置，「孤立無援」的主體得以確立之時，同時就是專業援助的介入。
如此，我想強調上面的 i) 與 ii) 兩項，並非一個進程的兩個時段，它們並非時間上連續的先後之分，而是一種幾乎是共時進行的相互辨證。
一個人，正如 i) 中，自我懷疑或被懷疑「精神有問題」，是因為他(或他的親人、他的家庭醫生、甚至更災難性的由「警員協助」送院)，首先認同 了精神科的定義，視自己面臨的危機為精神科介入的專屬範躊，此同時非常吊詭地—— 由認同變成求證、認同甚麼、要證明甚麼暫且打住—— 他立刻就滑移到 ii) 所述的處境，並且發現「精神科」就是他的唯一選擇，以國家規模科學主義管理主義為前提的「康復」就是他可以得到的唯一待遇，無論是求診／送往求診到確診、抑或確診以後的漫長「治療與康復」，兩者皆建構於孤立獨存的「病人」身份與去脈胳的「病理」專業論述。
一個人被判為精神病患與一個人被確診為肝炎帶菌者有質性的不同，雖然肝炎帶菌者對社區一樣有潛在危險，獨是「精神病人」的「病人」身份、有病與否在精神科的執業中並沒有任何可重覆的生化測檢可言，它僅由藥廠研發主導的專業論述維護。當然，它有自己的arms and bodies：
「精神有問題」的人接受到甚麼待遇、「精神有問題」的人面前有啥選擇，即上面的 ii)， 它的每一個環節、每一個操作點，諸如用藥、住院、中途宿舍、就業計劃、庇護工場、門診、職業治療、人身保護令、電擊、心理咨商等等，無一不歸返同一個前提，幾乎自我應驗，也就是 i) 所述的那個場合裡確立的「診斷」(diagnosis)：你「精神有問題」，因此你需要專業援助的介入、而你的唯一選擇就是國家規模科學主義管理主義的專業援助，而這個「康復」體制的成效，最終必得又以 i) 所述的場合裡將你判為「精神有問題」的同一機構所作的評估為準，也就是那個沒有任何可重覆的生化測檢可言，僅由專業論述維護的持份人，醫生閣下所講、所書的一切為準。
但是，親愛的讀者，你聽過「精神病患」病癒、好返沒有？你聽過有精神科醫生會回顧自己跟進的病例，然後說「噢，智良，當年是我斷錯症、作了誤診。」沒有？
去脈胳的「病理」專業論述，就是說，「病」與你的成長無關、與你的生活條件無關、與你的欲望無關、與你的情感表達、情感聯通無關、與你的朋友親人愛侶相處方式無關、與你的膳食和安居無關，與你在確診後所作的一切調節亦無關、因為那是藥物的功用、屬於醫生的偉蹟，你的「病」，當然與你的政治取態、世界觀、宗教或族裔完全無關。「病」就僅是你的腦內生化平衡出現異常，精神科藥物可調節之。但當你的「康復」進度需要評估，你的藥量需要增減，你的中途宿舍宿位想延期、公屋想掉遷、就業中介寫推薦信等等之際，它們又變成統統悠關，你的一切社會行為突然又成了評量「康復」進度的準則。是以上面的 i) 與 ii) 的滑移與自我應驗、自我合理化。幾乎像文學中的換喻。
3.
歧視、自我歧視，標籤或差別對待的提法、或以此貼近精神病患的生活狀態的各種理解架構、或以此為對應爭取平權的社會措施，大抵皆為失效，未能切中。試想，有多少人願意到平等機會委員會之類的機構，申訴：「我有精神分裂，我懷疑公司有人對我的工作表現作出不合理評估，非法解僱了我、克扣了我的約滿約酬金和代通知金，並且在我的離職證明書中作出虛假陳述……」我有精神病這個言稱，正如「更生人士」的講法，隨即令妳所說的一切取消了，你的任何陳述必得歸返醫生的醫療報告、社工的社會報告。
我傾於相信，類似問題的癥結不在於有幾多志願機構的人力物力，能投放於倍伴「精神病康服者」一起走過康復道路、或就現行的社福政策作出修補。而是認清一種政治形勢位置的對决或茅盾：所有的公權機制、違法行為監察，投訴、仲裁、偵訊、調查，無一不繫於申訴人的單一身份、單一歷史、單一陳述與所謂「誠信」的主體確立，可是一開始，妳說，「我有精神病，我懷疑……」妳就無權作出任何言稱、任何陳述。一開始，精神病患是一個被受質疑、必須委託專業者以證其辭的位置。可是這個由醫護人員、福利官、公職人員組成「康復」專業者集團，如前述，正是「精神病患」身陷歧視的源頭、甚至直接就是投訴對象、壓廹來源 。
我們的「公權力」，行使講求客觀、持平、證偽論據，這些原則通通把「精神病患」置於質疑、置於一種必須先行自辯的位置。那並非因為精神病患無法、無力客觀、持平、證偽有據，而是一方面他不受質疑的言說權利，或liberty from skepticism／cynicism 的權利，率先已是不獲容許，更重要的是，由醫護人員、福利官、公職人員等組成的專業者集團，其操作一貫是資訊隴斷、權責互換推延的技術官僚化，並且呼召同一種「公權力」為行政之綱紀。
譬如說，被認定為「躁鬱症病患」如我者，在醫生、社工、輔導員、福利官等等建制中介人的當前，必須留心不被觸怒、留心不要顯出失意，那是因為無論我哭笑不得、面紅頓足，那將被先驗的認定為病態所致。那是因為，我的「躁鬱症病患」是在同一個場所宣佈成立的，每一次覆診、見社工、見其他相關福利事宜的公職人員，我的「躁鬱症病患」再一次確認、重申。
我是這樣理解自己的「精神病患」，如何成為被受宰制的一個政治的、或必得以政治理解的位置。
而我還未說及，這個位置於我底家人親屬之中如何生成張力，我還未說及有關精神科藥物的倫理爭議，另文。
圖：大埔完善公園
22 Feb, 08
攝於大埔泮涌, 2007
精神科受害人，滿目皆是，一波「新奇藥丸」的研發上市自然就要有一波接一波的新症，道理很簡單，起左樓的地產商就要找人買樓，還要托高個市一樣。有好些人的人生從此跨掉，有些人在廣濶的沉默中泅泳、沒來得換氣出聲，有些人或者在資訊資源等方面比較懂得自己的「優勢」，Vara Adams 和這個神態有D 似洛謀叫自己作「Fritz@against psychiatry 」的男子，一個幾乎就是企業搖滾的新巿場正名與發現、一個傾向無政府野貓，同樣是在少年彷徨之年，頭頂多了個標籤，好多年才戒除藥物、好多年才能脫離「精神科—社會福利援助」的穿透，然後覺得有必要告訴後來的人：「你說”不”他們就當你說”是”…」，並且「不要相信醫生，他們才是瘋的 。」
Trees
The philosophers muse if no one’s there to hear the tree that falls it may not make a sound
When you were a little girl
Sometimes things seem right but they don’t work out
Doctor saw you in his rooms
The philosophers muse if no one’s there to hear the tree that falls it may not make a sound
相關 ：
下載 Tress
收聽 Madness Radio-2008-01-30: Survivor Songwriter Vara Adams
其實這才是主菜：against psychiatry (留意他們對 The Icarus Project 的狠批)
04 Feb, 08
英國紀錄片導演Adam Curtis 之作。此為選段。
有關精神病診斷準則、檢測與冶療方法的演變。
它同時指出醫藥科學每遭受一波評擊之後的自我修正主義。特別是診斷準則的厘訂與檢測，由人判到統計常率的詮釋，再到科學化的自我評估、與絕對表面可觀的「癥狀」系譜，並且，由情感／行為／想法的「癥狀」過渡到神經生化學病理的的確立，因而必須用藥物介入調節，作為病況／病人的管理，藥廠又悉時推出了它們的革命性產品……
它不僅有關精神科的爭議，而是以History of Ideas 的層次，去理解何謂「正常人」之於現代社會城市生活，個人作為社會一員的管理、管治等等的範式轉移。
相關 ：心理學家David Rosenhan 在1972年作的一個實驗
27 Jan, 08
—— 一名新界徙民的斑駁絮語
編按：天水圍一而再的慘劇，文明的城市人都隔岸回應。誰都知道新舊的新界市鎮有著共通的社會問題和對生活願景的失落。由香港遷至九龍再至新界的李智良，把文字未能表達的記憶與感受以文字表達，讀者的隔岸感覺如有某程度上的消弭，可能是因為他的描述照見了在市中心轉動的自己。
一)
二)
三)
走了這樣一個圈，港九新界，尞屋、唐樓、鋪頭閣仔、私人大厦、公屋、居屋、村屋都住過了，只差沒有睡在街上或住進公務員宿舍和別墅式豪宅。回頭追溯這個微縮的「遷徙史」，一直是從市區往更偏遠的地方遷去，大概快住進沙頭角禁區或離島。這關乎房產市道、家境、就業機會、人口／房屋／教育政策和集體運輸系統的融資方式與准許利潤等等變數，而人只能如此將就、適應過去，3、4歲以來我一直住在獅子山後，談不上自由選擇，亦不容冀願。
四)
時常，我是怕著它似的離開斗室，把電腦上的工作關上，來到街上卻又突然好想回去。我憎恨出街購物。走進連著車站的那幾個永遠叫不出哪個是哪的商場，人們在店裡拿著把玩這個電話、揍近鼻子嗅著這個擦膠、揑著手在鏡前試著拼配上身的那件新衫、又給同伴指著別個款式，就怨恨自己不會、不能夠，樂此不疲。
那些穿著醒目、撲粉着臉的店員突然從身後喊「Hello 隨便睇！睇啱可以試下喎 ……」，那種高昂地嬌美的聲音更是令我非常寂寞。在林種的以普羅公約數為顧客對象的設計物中，我是頹然被鬥敗了似的穿梭而行，未敢停步、不敢流連，只是，下班放課，在商場與車站連成的通網裡，人應該有他們的微小的快樂，與有錢没錢無關。
商場以外，石湖墟正急速萎靡，兩幢豪華高樓在巷仔街前平地蓋起，它就愈顯得矮細變成新樓的台階一樣，一間7-11就能切斷了一條街的糧油雜貨微經濟。
五)
六)
於是，某一種商場、某一種營銷方式、某一種樓宇設計、某一種商品潮流、某一種空間佈局、某一種休憇設施與理念，某一種道路聯網的方法、某一種飲食文化、某一種衣飾與意態、某一種人格…… 在新界各處新闢的、徵收的土地上，大量覆製。拙劣覆製拙劣，人文生活，人與地方的關係遂只能以「斷裂」、以其「没有」為憑 。
人在上水，這種預設的生活、與維繫此種生活的暴力，愈顯得輪廊分明。人，被置放在城市建設擴張的輸送系統中，勞累不許止息，彼此不得相認。
上水火車站的行人天橋連接社區會堂、街市大厦和6、7個私人屋苑與公共屋邨，遠至太平邨與北區醫院，相連4、5個大小商場與上水巴士總站，地面出入口連著的士站、往附近鄉郊、沙頭角、落馬州等目的地專線小巴、與各種正規與非法的村巴站，接駁來自元朗與屯門的搭客，還有往廸士尼與機場的專綫。由於鄰近文錦渡，上水隨處駛著幾十尺長的拖頭貨櫃車、載著大型建築組件的吊臂車和各式運輸車，可以想見，所有遁陸路過境的人，水貨客與接駁往返新界／市區上班上學的人和無數貨運、建築工人，全擠塞在上水新豐路、龍運路附近的幾條街和行人道上，你是你，我是我，不相往還。
這一糰黑漆龐大、潮湧日夕的人羣，能夠秩序而不肇事，能夠默契按奈、能夠維持著某個張力而不爆破，能夠肩摩著肩、擠擦過去又困在一個車廂、沉默過著一種失序生活裡，除了上班、交通，其間填胞肚子，只剩有購物和睡覺，或者只有睡覺。
本文另見28/10/2007 明報「星期日明報」「世紀」p16-17。
幾乎是起死回生的按語為明報黃姓編輯所加，特此鳴謝！
28 Oct, 07
我和我的廁所水箱已經搏鬥過好幾次了，我把它裡面的部件能夠拆開的都逐一折開來，拿在手裡模擬它們工作中的狀態，非常明白它的運作原理。水箱底下駁到那個供水喉的活塞、入水口連沉箱縱軸的接合，都做過幾次補隙填漏。效果非常成功，我擁抱著廁塔一整個午間又一整個黃昏，左弄右弄一輪以後，再没一處滲漏。
只是，我後來才發覺自己僅是成功了一半，水箱載滿了水後，浮箱連著的摃桿、它末端的stopper 始終没能完全堵塞入水孔，水還是從水箱裡防止滿溢的排水孔流到廁所裡去。
然後今晚，兩點多給隣居吵醒，突然又拉肚子。突然又抵受不住那個廁水不停下來的細潺的滋滋聲，又左弄右弄好一陣子，把那個stopper 墊穩、浮箱摃桿的鋼枝鉗緊等等，左弄右弄，試了幾缸水，再次宣告失敗。結論是，這套東東根本不能在工作水壓下運作正常，要麼就是從水箱底的栓塞的結構裡滲漏、要麼就是浪費水源、要麼就是把來水調至大半小時不能多冲一次廁所的速率，真不像話。
「粗製濫造」的意思就是這樣了，買的時候還好，到用了一段時間它就成了既不中用又令人眼冤的半廢物。對於一個長期服藥、飲食談不上均衡又濕又燥而經常拉肚子的人來說，廁所是全世界最讓人沮喪、無力感最泛濫的地方。每次坐在廁所上，自己不能相信，但證據確鑿，從口裡進、屁眼排出，中間的而且確是座效率不濟、違反環保條例的化工廠。
我的身體時常就是以這種方法告訴我，它在。
(後來，母親的工友麻煩了一個午後，又冒雨跑了兩趟五金鋪，給我把水箱的問題弄妥，原來我把某個栓子弄得太緊破了一道細細的裂痕，只好全副東東替換！你說，我能不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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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時候，一位年輕女子每次碰見就劈頭一句：「乜你好似就黎死咁？」既有關切也有詫異「搞乜呀你？」的意思。我相信每個人都會死的、而且没人能保證自己的死期孰近或遠，有些人看來氣息很糟就是了，無話可說因此就沒有答話，臉上擠著不協調的苦笑。要逗趣打完場免得哭笑不得了。今天晚上看到鏡子裡自己的模樣，又覺得難怪。連忙想到要把眉毛、耳畔的汗毛修好，拿J 留下的潔臉乳、爽膚水和眼啫喱學著抹塗，無保於事源，惟是自欺欺人也要做一下。
然後是抑鬱症患者常見的問題式 ：天啊！我到底過著一種怎樣的生活呢？半夜三更在修廁所、抹窗掃地，我在此幹嗎？
都是一下子沒有答案的問題，與「人點解要朝朝返工返學？」屬同樣思哲性詰問。 抑鬱的人最容易從一種問題，滑移，到另一堆問題，是質性與量性的同步滑移，於是往往把煩燥的原因援引成人生苦悶的一堆理據，來回往返：
為甚麼每一晚 睡到三分一，都要 被同一家人和他們非法飼養的那條狗吵鬧嘈醒？我明明，逃避預防，把接鄰那家人的門窗都關上，依然是那家人那幾把聲，依然是夜媽媽先黎倒垃圾，死命的開鐵閘、關大門、死命的把垃圾房的門摔過去…… 為甚麼連這家人三四點都終於睡了、好想再睡的時候，就聽到各種各樣的聲音？冷氣渦輪的悶哼、賽車掠過馬會道的輪胎聲、載著空貨櫃的拖頭在顛簸的路上駛過轟隆轟隆，沒肯回家的少年從兩百米外球場那邊傳來的胡鬧嘻笑、停車場開倒車泊位的普通話或日語示警的響號、遙控鎖車嘟嘟作響、開關車門、警車響過、洗街車緩慢的沉鳴，失驚無神十一層樓樓下的密碼鎖—— 嘟嘟嘟嘟—— 然後電閘又開、又關，直聽著昇降機爬昇……
還有流浪貓叫餓，還有夜歸路人無情白事嗌一聲鬼話、和總是每一晚 四時多響起的「傻豹」音樂手機鈴聲，每晚 躺在床上，看書看到眼昏了很想睡去，還是聽見！還是聽見！聲音…… 到五點不夠就是第一輛巴士撻車開冷氣的驚響，一天又開始。
為甚麼我家樓下50 公尺直徑不夠的範圍裡會有3 個停車場、一個政府車輛專用停泊處和兩個巴士站？遠在台北的朋友聽了託異：「那和睡在街上的流浪漢有啥分別？」
我明明一個人住，但為何沒法清靜？
(留意，又從煩燥的原因，質性與量性的同步滑移、迴路，到「人生苦悶」的問題。)
我試過戴耳塞、窗全關上開冷氣，不行。結論是牆壁建得太薄，冷氣機亦很嘈，而耳塞隔不了某些頻率和音量，而且好不舒服。我常常疑惑，夜裡聽見那個低鳴，嗡嗡隆隆，是何處源頭，我走到屋裡每頁窗前傾聽，悄著步，俯身若縱，它突然又聽不見，疑是玻璃折射，某個角度、某個俯身或探頭的方向方能聽清，我來到廚廁，它似乎就在頭上某處空中，我回到窩裡，倦了，又只聽見嗡嗡隆隆不能入睡……
好久以後的一個晚上，凌晨回家，走在幾幢大厦圍隴的屋苑中庭，在停車場的道口外我突然停見那個低鳴，它見證自己，我抬頭一看，每晚聽見的noise floor，原是6 幢20 多層每層十多户每户兩三個冷氣機一起發出的，共鳴。
晚上没睡好、聲音叫人毛臊，所以出街會很累，好似就黎死咁，搭一程火車，就算是「靜音車廂」，那些兩文三語話音廣播、那些講手機和玩遊戲機的人無處不在。但請不要說「無辦法啦，鬼叫…… 」；香港明明不是人多車多、不是地少。而是土地發展的暴利，讓樓價貴、樓宇建得很廹，而是行人路都讓了給商鋪變成很窄。而是，住新界的人老遠一早擠出市區，市區的人又老遠擠往新界…… 並且一定要每早九時前做到，thus all things else。
(留意，是從「個人」煩燥的原因，質性與量性的同步滑移、迴路，到其他人的、集體的「生活方式」的問題。)
我當然沒有資格和能力要改變這個城市的生活方式。我亦没有能力條件去遊說參與這種生活方式樂此不疲或揸頸就命的人，停一下想想或共同商討改變的需要與可能性。就算有呢，難補民粹的力量把此城的每個角落變成一個24 小時全天候的不夜城 。
我甚至沒資格與能力叫人閉嘴、或關掉各種響鬧，或没有對象的廣播。
11 Oct, 07
兩年前寫了一篇「三十而立 」，一直想寫個續篇，我以為很快會寫完，結果待了2 年，連原本的文章也變得讀來陳舊。2 年不算長不是短，「山中一日…」和許多的「…不見如隔三秋」就是了。
我好像才剛寫過一篇冗長的「三月的獅子及其他 」吧，誰偷去了四個月的光陰，突然又到了獅子座七月、剩下半截2007？我好像還正青春仿惶，怎麼突然老去、身體狀況直趨下坡？我還苦悶未做得成搖滾歌手、年青作家抑或反精神科先鋒、還未和許多一樣寂寞的年輕女子在酒館或電影院相遇呢！我是說真的，但是虛榮的年歲就已經過了、腰圍增長尤甚。而我還想喝酒說醉話，看著女子大惑不解、想要向我撒謊的閃亮眼神。
去年的生日是怎樣過的呢？再去年、去年的去年，就去到一個都没相干的地步，會反問自己，乜依家仲有人慶祝生日的嗎？不過是，夜裡日替的一秒。當然生日的主角其實是阿媽才對，我是頭一胎，對當時才廿歲出頭的家母而言，是一個重大的歷鍊、而且後患無窮。甚至可以由此切入一種殖民史的女性書寫。
做甚麼事情、見甚麼人才能歷誌一個人無可扳回的衰老？在「歷史」、「工作」和「運動」之中，一個路人的喜怒哀愁，是否只有阻住地球轉動之嫌，寂寞只好續以寂寞消磨，沉悶亦然。
沒多少人會對我的私生活有興趣，但是在網誌上講「私生活」難免被誤讀作一種宣示性的、對沉默暗啞的長久抑壓構成一種侵擾、以至挑衅，甚至是一種形上、而終究掉落形下，社交耳語的形象自殺。可是難道只有找神父和心理醫生方可告白？或得撕破某種閱讀所繫的必要距離？和接下來骨肉分離散落一地的收拾、包括捨棄、包括折返原地，而維持完好無缺。只是，一個像我這樣「寫作」、與文字摔交的人、我的寫作資源僅是自己的眼光所及和肉體處身的位置 。嘿！Why Don’t You Go Get a Life!?
如果「私生活」不僅止相對於「公共／公眾生活」而言，「私生活」在我們中間、在自己而言，還是極待發掘、極待直視、直書的一種資源、深遂不明，幾乎是暗黑的摧毁性力量。它的難以啓齒、它的細屑、堆叠性質，不就是「公共／公眾生活」意識形態的招魂冥界、以至某種鏡象？那不是說「私生活」是一個秘密的真相所在，而是它的游離、禁忌與鮮被言說，服膺某種在「公共／公眾生活」中只能以癥侯呈現的抑壓規條，以「從缺」的方式同時臨在公共／公眾場所的那套語言無能穿透、無能闡釋自身而得的神經質迴路，而未及 。試想週末晚上的旺角西洋菜、砵蘭街，要是有啥甚麼引爆了所有青年人、中坑的苦悶，十個師的解放軍也鎮壓不了…… 但這也不是說言表有致和内裡的紊亂有一個甚麼可以辯證的裡／外型構，更多時，「公共／公眾生活」是必得先把那極待發掘、極待直視、直書的一切，渺視、不己為然地取消，儼如肉體的火化。日常的庶務、瑣事，因其庶、瑣，只能一拼歸入不足而哂的傘底下。收起、擱待。
一個人是怎樣由那處，一路活過來，不覺變成現在的樣子，卻是連最要好的朋友之間也未必談及，我何以將其中的感覺和體會書成文字？那必然變成自我的拷問、對「世界」的全盤懷疑？記憶與時間的脫序，或吐納某種社會化的辭令？
被問到「你好嗎？近來怎樣？」有朋友就乾脆每次都用戲劇性的語氣說：「ah yes, yes, long time no see, i am fine, everything’s fine, thank you… yes, work is ok, same same, so did yesterday 」與其說是生活真是那麼刻板沉悶、倒不如說是納悶問者言不由衷，無以持續對話。除了甫下班就在制服上套上另一件T-恤，寫著「i’m lazy, bored and hungry: in need of a band of girlfriend 」塞著耳機逕自喝著啤酒走在前面，没有餘閒去抵抗甚麼的了，我說，「你的T-恤就獨欠了一個”s” 字」。
既然又不是青春少艾，不能大哭大笑、要生要死，不能追電話款式亦不懂得拿筆猛撩NDS，另一端那個「男人」的形象卻更是遙遠，實在受不了呢！明明下了班還結著領帶去和朋友吃酒、坐著還半隻手插著褲袋甚麼都有個沒所謂的看法的討厭樣子…… 擠在上班下班放課的火車車廂裡，旺角的人潮和從九龍返上水的亡命小巴途上，真是遺世孤立的，失敗。其實是遭遇到另一個和自己狀甚相似的人兒，而不能相認。 那儼然是怖慄，或者比較像英語中的 Dread，更確切的可能是畢業謝師宴看到阿唐君儀呀著到隻彩雀咁D 男仔實晒那種，倒胃與忌恨混進了一絲自憐之情：在城市生活中擠在一羣和自己狀甚相似的人兒之間，而不能彼此相認。
(還記得朋友告訴我的一幕，在告士打道的一個夜裡，警察說：有身份證的可以先放行離開。 )
之前我說過最怕婚宴、舊友聚首，比喪禮還難受，當然是誇張的比擬，(2 年間又參加了2 次親人朋友的喪禮，還是喜慶團圓的冲喜下好，只是到了一個年紀會結婚都結過、分過啦，親人長輩都老啦，參加喪禮的次數又會變得多了。所以我的朋友，快D 生返個，請我吃酒好了。) 現在是連會碰見熟人的地方都不敢去了，要是與人約會，就得先想那個時間、那個地址會否碰上誰，撞到不想碰面的人尷尬無語是其次，只是我得非常專注才能與人談話，要麼誰帶著一個新伴兒、或突然碰到好想攀談的對象，我就會忙於，抵抗一種搔擾似的，没法說話。
在這個失敗的人生狀態中間，我得到了甚麼、得出個甚麼？付出了、生產了甚麼？大概是我的焦慮已到了溢於言表的某種時刻，不止一次有朋友、老師突然停下一頓：「前面怎樣呢？」、「接下來有啥計劃？」甚至青春電影一樣被問到：「阿良，黎緊打算下個目標是甚麼呀？」
這份由衷關切和愛護，有時卻有將意義無限懸置的效果。那大抵是我的Schizoid 傾向作怪，人生倘若像一盤計劃一樣作為，倒是美事，至少我親愛的朋友可以見證，給我回顧一下：嘿！我「上一個目標」和「現在進行的工作所朝的目標」到底是啥呀？
我可以告訴你我賣掉兩枝鏡頭是為了盤川買另一枝新的，我可以舉出這樣做的幾個「理由」和支持這幾個「理由」的一些資料、「心得 」、推演。但是我瀕界的人生階段，無法如此盤算，不是申請那間直資幼稚園那麼籌劃得了。人生、做為這樣子一個社會動物的生存狀況、一個物種的生境
但我並非想說這個精神科「科際局限」或技術文明主義的殖民性問題啊，而是，人生的選擇、有啥選擇、它在那種不得已的情境中還有那些人力可操作的地方。隨之，是這種選擇的人生、在生活中的意涵所指是甚麼？ 這是積極的存在主義，否則那是認命，而「認命」在香港人而言是一種滿獨特的精神癥狀。如果我要檢核、回顧我底三十而(不)立的人生狀態，這個拒絕認命而同時意識到選擇與人力局限的前提，就變得非常重要。
可惜我們的人生並沒有那樣抽象、那樣純粹。人生的選擇並没有如「選擇」的模樣、ABCD 向我們展現。或者，變動就是此等選擇臨到、臨在人生的型態，要在不穩的坡土上駐足探視、同時平衡著、調校眼光的焦距，面前的大山就是大山、叢林就是叢林，那是著地的位置使然，大山後面有甚麼、穿過叢林會否有河溪，不知道。直面那個冥冥無知附帶的不安，如何提腿學步之先，在於忽然想到，跌親又吾撚駛死，並且，沒有流奶蜜糖之地這回事。
圖說：中環皇后碼頭的天台, 06/2007
15 Jul, 07
獨居抱病，幾乎是過著啞巴的生活，一天說話可以不出幾句。
不論在家裡或出外，我聽著城市的聲音與廣播，不能回答。做為屎片讀多幾年，「秀才過著兵」的一種處境，又陷落一種磨人的自我質疑，修哲學的朋友請答話，一個人一早起身問自己：「文字算是甚麼呢？」到底是一種甚麼的詰問？文字時常給串成句子，再由人或機器重覆唸出來，摀住耳朵也來不及，文字又時常給串成文案，配上電腦後製的影象在城市各處張貼，眼睛没一刻能逃避。
無以藉文字言說，無以藉文字敘述，文字愈來愈没有了美感，文字召喚的生活經驗早已崩塌； 文句的言稱、宣示，變成了維護某種價值和秩序的暴力之一種體現。
譬如掉進辯論和解說，千百個曲線，歸結到說「我支持」、「我反對」、「我不表態」，三者之間的關聯是啥？三者中的「我」，一個支持、一個反對、一個不表態，假如支持是反對的對面，不表態既非中立，卻是negate 了前兩者的現實意義嗎？然後「我」也給表態與不表態的必要性 一併取消了。
譬如由幼稚園到研究院所學過的一切、廿幾三十年的觀察或行處於世的準則。
又譬如我還記得，我在天星碼頭的一次，給電視新聞拍下，大聲向一個對請願者動手動脚的藍帽子說「警員xxxx號，你停手！」我非但無法阻止一台程式受訓的國家暴力機體向平民施暴，我只是再一次把自己對人性的冀願拿出來讓對方和他的所謂「女同事」踐踏，而視之為理應如此。我無法阻止一個配著實彈上膛的手槍、穿軍靴、受過特訓和體格比自己大一倍半有多而思想被conditioned 到幾乎只知「任務」而没有判斷的一個機體，對另一個人動粗、用「你冷靜D ，如果吾係會行使合理暴力 」的口號威嚇。
朋友，你看文字的暴力令所有意義和行使意義的主體都一併消失了。把暴力合理化、收歸行政的器具，說成「合理暴力」，而「女同事黎架！ 」則召喚深遠的性别歧視而成為更進一步剝削受壓者的禮儀周周。
於是聽到詩、讀到詩總是教我迷惑，它指向某處未許看見的澄明，它同時宣稱自己失敗，甚麼都没有發生、没有啥是可觀的。我總是感到一種溫柔、一下撕裂的抽痛。
今晨從一位朋友口中聽到，我認識的一個人兒，和其它因為基層住屋權益 運動日前一次前往房屋及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居所請願的行動而被捕的其它幾位，就像卡夫卡小說主角一樣，被我城的警方以違憲的、非法的、近年前所未聞的方式先後拘捕，挾以沿自英殖民政府用以控制華人集結、異見的【公安條例】起訴，謂其「涉嫌參加」「非法集會」，我心絞痛、憤怒還來不及已是悲哀。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意思就是這個了，年終幾百幾千個集會，專挑一個謂其非法，「非法集會」的宣稱又由誰定斷？又是同一個警方隊伍，宣稱其為非法，又指控其涉嫌參加，違反語意邏輯而由制度武力維管的就是我城的法治基礎了。只是，得悉人兒一天早上被人跟蹤、被幾名身高約1.75米操流利廣東話的中國藉男子，在一整個商場的人前拿送到警處、在未有法律代表在場下搜身，還有年紀不少的公屋居民、為人妻、母的婦人，都在類似的情景中被拘捕、於覊留期間遭遇一羣穿制服、戴配槍、按電腦的Good Boys & Good Gals ….. 手持一枝手寫板塑膠筆的「我」，為文者可以再講、再寫甚麼呢？我的身體、一個時刻只能在一處，可以抵抗甚麼？然後我哭了，又給有關揾食工事的一通電話打斷了，忙裝著認真工作的聲音。然後突然再哭下半場。不是甚麼男兒淚，僅是軟弱。
正要動身前往軍器廠街警署聲援已經前往聲援的朋友，我的一個睪丸又從裡面某處幅射著痛出來了，遲吾痛、早吾痛。我的身體可以抵抗甚麼？它動不起來還反過來向我示警。人不在現場、現場又在哪？正如讀到樂生園工程會的出爾反爾 ，讀著咬牙切齒，可是越過台海海底光纖傳送的一句「聲援」是算甚麼？我在此處，譴責、指罵頓足流涕，世界紋風不動。被分别困在三個警署的認識與不認識的人，依然被困，只能等待保釋、等待警方啓動他們的程序，等待放行，外面的聲援者則焦灼的在攝氏三十多度的天氣下暴曬。
文字算甚麼呢？ 我口裡發出的泡沬才飄出來就隨即破滅。
「我」給表態與不表態，前往與没有前往的必要性一併取消了，與執行「任務」的各級警察人員無異，主體還未遭遇對抗就己經先行省掉。在一個程序與下一個程序中間隸往了 。拘捕而未正式落案起訴。案子卻是早開了，否則何以解釋在孫明揚居所請願的翌日，六月四日全港媒體在看燭火的同一個時份，在别個聲援被捕者的場合，指名道姓、喊出其衣著服飾，要指定拘捕某人 ？案子早開了，警方以它的特權一直在無人能夠干涉、查詢的條件下進行大量偵訊備案存檔，只差某種政治代價低廉的時機的出現或吹風成熟的口實，就依長官的意志與策略判斷啓動某種以打壓異議為目的的某一連串程序，或支擾、或拘留、或各種文明不容的恫嚇與「非常時期」動用的權力，侵犯個人權利為其次，牽連其同伴、家人和朋友的生活／工作日程以致人身安全或言論自由的背靠方為目的。
一次又一次「非常」「例外」「個别」湊成了我城的日常秩序。否則，何以有請願者被跟蹤好一大段路，其他同伴不在場才拘捕 ？而且專挑人脈聯絡豐廣的團體聯絡人與組織者下手，癱瘓動員力的目的太清楚了吧。明明就是在曾蔭權就任來屆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局長退休換班的前夕，選擇性政治檢控、以警權威嚇民間對各種施政錯誤持異議與反對的團體和關注人仕，挾之以罪。只是，明明白白是從前英人「政治部」地下做的事，從曾蔭權到地區警署的PC 仔，一樣是，按例辦事，「没有政治這回事」一樣處之。
文字是甚麼？「政治檢控」、「非法拘捕」、「洗太平地」，我城的警方中區重案組高級督察依然可以在請願者的錄象機鏡頭前厚著臉皮、眼角一動不動宣稱「有合理懷疑…… 」，威嚇「否則會採取進一步行動……」；無論有人喊多少次「可恥！」，有人就是恬不知恥。
文字是甚麼？通篇語彙走不出兩個不相往還的「對立面」，像彊持著鏡裡的鏡象不知哪個「我」該先行出來要把鏡子打碎。那不是國家機器vs公民社會，而是徹底的人民內部茅盾，異化工種的附生物 vs 拒絕異化拒絕做附生物的人，前者動粗、相信自己不相信的價值和未來，後者—— 容我故作浪漫—— 還相信愛、相信與人連結。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恢復行使」「香港」「主權」，由「中央任命」的「行政長官」帶領的「特別行政區」「政府各級」以「港人高度自治」的「原則」「落實」鄧小平「同志」「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即近10週年「誌慶」不足一個月的今天：我們没看見正在蔓延的一種恐佈 。人傳人的一種恐佈，它繫乎怯懦、繫乎自我懷疑，要麽有人一下沒站住自己身而為人而非動物或機器的本位，想願躲在某套制服、某種制度或黃膚黑髮的人群裡面，得過且過，它就會壓倒一切，儼如盛夏蒸騰的白日，讓夜晚不能漆黑、不能寧靜。
它的傳播蔓延是一種政治實驗的惡果，或後殖城市內部再殖民的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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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智海的微型書「128-page booklet made from one A4 paper」。
05 Jun, 07
Daniel Paul Schreber 回憶錄 裡面說的，總覺得自己和週圍的人是從某個夢中，閃念而生、存活閃瞬的「Fleeting Improvised-men」一樣。
沒多少人情願以「政治」界定自己的身份，卻還是不得以「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作為理解過去10年生活此城的一種參照。特區成立十週年的誌慶即將熱烈起來，回顧與展望卻是淡淡然；十年，宏大又瑣碎，悻悻然不能自己，就無從說起。上星期妖魔化身的名字掛在A1 頭條，本週是地產商遺產訴仲的前哨，打後是熊貓登場讓大眾見面。去年呢？前年呢？一時說不出來，畢竟只是世間一隅的熱鬧。遺忘就是這麼回事，遺忘的人無法講述失憶是怎樣的一種滋味。
我是從教科書與懷舊節目中那個「香港」出生—— 父母於二戰後分别從潮粵南遷，由木屋住到徙厦、到新市鎮公屋……，由車衣女工與修表師傅做到校役與看更，兒女由教會辦的托兒所讀到大學研究院—— 這麼一個勤勞向上／下的「香港故事」中的主人公。然而這個故事到底沒法標示，它没法標示的一切。所謂「歷史」就是記憶的政治與爭持 ，由是我體會過去十年，在教育改革、在媒體中呈現「強廹症」似的要追源溯往的一種有欠細緻的家國想像，其之於後殖民管治的必要性：教育與媒體之互相借代，設置了我們參與社會的方式，設置了理解自己的角式要求和演繹。
「香港」乃由割讓而始生，而「一國兩制」是歷史上未有先例的政治實驗。居住與生活於特區的人從來就没有可供比照、自況的現實對象。在我的一脫人而言，僅有一種薄弱的、對「前朝末世」的記憶，糢糊輕省。而一種記憶就是一種身份和伴隨它的視角、或處身世事的取態；十年間，糢糊輕省的記憶，水過鴨背，還未及著根萌發的身份意識，就不住在各種「緊急危機」中被消毒洗褪、重整，儼如電腦硬盤之格式化一般！假如過往僅是殖民主義的錯禍，「舊事己過，一切都成新的了」，現下港英遺孽得到國家的認授與祝福，不求反省只求立新，檢視歷史的工作與責任，也大可以新蓋的大樓鎮壓、埋沒填土之下？
檢視歷史不是要阻礙發展的大好勢頭、亦非僅文物建築的封存。因為記憶，它不是戀棧的意思，而是源自長輩與後生，從某處一路走來的生活歷程與生活條件之自足。教育與媒體之互相借代，在於市場與官僚操作下的生產性霸權，暴力隱藏於論述修辭的雅潔。
唯有對自身、對他人生活歷程的「認識」和「重認」(Re-cognition)：陌生人競活共存於我城，不是無異於同一種剝削、不是於敵我一統無異的簡單摡括，而是各有一種生活上的曲折軌跡、拋擲出去未可著地的弧線，可能很普遍的一個經歷，但它屬於我、屬於他人而不容抹褪，但它為現實不容。認出了這個，才能想到生活底層的矛盾結構，正是站在一起的一種理由。
圖：灣仔天樂里, 2006
本文另刋於13/05/2007 【明報】「星期日生活」p17 「世紀」，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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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ay,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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