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2/5) 奧運「聖火」傳送到「中國國土」第一站。
(它其實也可以這樣寫：「昨天，中共政府攪的那場全民政治運動的其中一個重要項目，終於可以在保證沒有甚麼異議的管轄地上進行下去，那枝早已熄滅過許多次不怕風不怕雨、只怕有人嗆有人搶的用乙醇噴射燃點的搖搖擺擺的火，將會由各級主政單位與資本家娛樂圈友好，碎步一人跑幾十米傳遽護送下去，而且保證跑完連連稱之曰光榮……」)
沒有出街，雖然想著住在油尖區的幾個人，他們各自一覺醒來打算上班去，搭地鐵、搭公車、步行，一落樓見到這個紅色的亢奮的人羣，會有啥感覺？
我其實不應寫post，我要完成我的稿件、我要去看醫生、我有許多電話要覆、我要在下週搬屋，這些已經夠煩， 我其實不應寫post。
我從電視上看到陳巧文的抗議行動。據說她是港大哲學系學生。我從獨立媒體網看到一伙中大學生的抗議行動，有一兩張臉我是認得的。他們就是除了支聯會那個隊伍以外，唯一的異議者嗎？據說「八樓」那邊也有一些抗議行動，但就只有他們的話，加起來大概不出十來廿個、頂多幾十個吧。
全香港幾百萬人，就只得十來廿個、頂多幾十，自發站出來提出對「北京奧運」的不同意見，難怪要扣一頂「滋事分子」的帽、以致隨便吐出一句「漢奸」，恃眾凌弱竟，就是那麼容易。在成千上萬的紅衣人中間，背後又有官方動員的講法、警員默許的口頭與肢體暴力的動用…… 要撕毁、搶奪人家的旗幟和標語牌，真是好High、好過癮的。人多勢眾，要對一個身高只有158cm ，穿著性感、露出的皮膚面積比遮蓋的面積多出很多，容貌與時裝模特一般標緻的女生，要去言語威嚇、當街郁手動粗、教訓她「中國人」不好欺負，是比卒死一隻蟻還容易，因為「我方」就是真理的一方。而且比起一隻無辜路過的蟻，陳巧文就「民族自决」的立場說的那麼清楚、又讀大學、又穿著性感、又有洋人男友、身上戴著那麼多尼泊爾首飾…… 自然，要教訓一下她、要唬嚇她一下，教育一下她「邊樹先係祖國」，是那麼容易，而且對於長期性壓抑的中國男人很多時是必須的——「賤斥」是一種身份自我構成的必然機制。「賤斥」因而成全侵犯的「合理性」。
在成千上萬的紅衣人中間，有不少是有組織、有名目地來港、更多是被學校與民政署動員出席的，而且背後又有連月以來官方動員的講法與激情；在場「維持秩序」的警員又默許「愛國民眾」熱情的口頭與肢體暴力的動用、連警言自己也參演了判官和打手的角式…… 而且是「國慶」一樣的場合，一種「我們就是世界！」的狂飊魅惑正竄在人們的血裡，呼喊「中國加油！加油！」的節奏加速了血液循環和腎上腺素的分泌，亢奮而焦躁，血液往四肢湧去，留在大腦的血容積相對減少。
這種「心態」、這種「心理變態」就是與足球球迷騷亂的「邏輯」相似。輸了固然是含恨發洩，贏了呢？一樣可以去到縱火打砸搶的，「你看！你給我看看！」
「我嬴了！我他媽的嬴了！」
「 你給我看看！你這就要敗了！抵你輸的！」
「你從來不配！你現在就敗了！而且就偏偏敗給我！」
昨天，我整天過的很難過。想著住在油尖區的幾個人，他們各自一覺醒來打算上班去，搭地鐵、搭公車、步行，一落樓見到這個紅色的亢奮的人羣，會有啥感覺？
我的好些不算深交但又不僅只是客套的德國朋友、芬蘭朋友、澳洲朋友、英格蘭朋友、日本朋友、尼泊爾朋友、印度朋友、台灣朋友…… 他們要是在電視和互聯網上看到連日來的紅色人潮、揮舞著五星紅旗要把其他旗幟打壓下去、要把其他旗幟撕毁、燒掉，要把其他少數，給圈出來打駡、凌辱，既一臉天真信任自己支持「北京奧運」，同時又將此句口號理解等同「一個中國」的紅色人潮，遠方的朋友或看官，他們會否只說一句：「Oh, Look at the Chinese！」
或者，我的朋友知道我的難過，安慰我說：「Lee, i don’t understand…」、或著「這真是太政治化了點吧！」
但是如果有人跟我說：「你係唔係中國人嚟架？」
我可以怎樣回答？
我更難過的是，我願意相信，身邊的一些朋友，一樣為著這個「國族主義」、「國族認同」的命題傷透了腦筋、或者也傷透了心，但它不是讀書爬文可以梳理、也不是在MSN上加個心碎符號就可輕易跨越的。
假如有一次「北京奧運」自然不是沒有第二次的。
無論它是「國慶」抑或「國難」，相近似的一種國家機構、國家肢體與資本和媒體合謀的完美脚本，必然是愈演得嫺熟而愈見自然。自然卻是景觀性質的一種魅幻投影，問題是假如我們一直活在一種景觀中，生活的全幅早已是由景觀的影像邏輯與象徵秩序所「格式化」了，我們沒有一種憑證、沒有一種「真實」能與之比對：你說解放軍有殺人嗎？我說，你的媒體是做假，做假就是做假，因為你有動機、有理由、有能力做假，而且現在有圖、有片為証—— 這可卻是美國侵略伊拉克的口實。伊拉克明明是一個主權國，她甚至沒有干犯一個美國人員。但她有動機、有理由、有能力「製造大殺傷力核武」，而且現在有圖、有片為証，那些工廠、學校就是地下核武設施的掩飾。(雖然聯合國武器調查團一隻鳥也搜不出來。)
假如，就只設想一下，同一種魅影：「我國崛興是歷史的必然」。
我們沒有一種憑證、沒有一種「真實」能與之比對。它太完美。
它曾經套落在羅馬帝國、鄂圖曼帝國……
同一種魅影又曾經有一種有趣的、適應著受屈辱者情結的折返：「是有人要部署、策劃打擊我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
當一個國家或地方的絕大部份人，長期捱累、捱餓，每天要被如奴役一樣，長期被賤視為低等、被視為道德破產 (demoralised)、不文明，生活如像活在壓力鍋一樣，他只能想像：世界確實就是如此運行。如果有人要從他手上僅有、所餘無幾的一息充裕，拿去，他一定會捍衛到底，甚至，至死方休。
我相信我們的政府高層，深明此種道理。我們的政府高層很有理由、很有動機和能力，讓我們繼續活在這種狀況裡、自相踐踏、咬牙含恨。就算沒有理由、沒有動機，但它還是很有能力，國家機構、國家肢體與資本和媒體，它不是剛剛就一起協奏呼應的向我們展示了它的能力麼？
你抬眼向街上望去，或著，看看自己的斗室。我們所僅有的，是那麼愜意、那麼美滿。所以為了這個我們還是願意「犧牲一點點」，每天要回去奴役，長期自視為、被視為低等、在不道德、不文明的人與事面前，由它繼續不道德、不文明，生活如像活在壓力鍋一樣。
那麼，假如今天有人說，上街去慶祝一下，我們之所以要自豪、驕傲的成就！那滿街的贊助商物品、那滿街的政府給錢製的裝飾，那一車一車送到街上來的健康愉快興高釆烈的會唱國歌的小朋友，還有劉德華、陳慧琳與「社會賢達」光著大腿在跑…… 好開心的大日子啊！而且我們又有言論自由、連滋事者也有納稅人給錢僱的警察服侍，保護要人的規格，我們真是有秩序、雖然有人返工遲到，但是一個人也沒有踩死，因為我們組織得很好，暈倒不適的人會有救護員照顧，你看！你看！「全城躍動，燃點奥運精神」就是這個意思了，它根本與政治無關的！警察推著曾憲梓出遊是因為奧運精神象徵著和諧，和諧就是活在「同一個世界」十幾億華人好齊心只想作「同一個夢」……
要是有人連這種驕傲、自豪的時刻也想破壞，他必然是對全世界—— 我們張眼所見的那一小片天，我們每天走過的上下班路線—— 很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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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只是巧合，我在Facebook 裡認識了一個在香港生活了一段不少時間的尼泊爾女生。我們斷續通了幾次電郵，四月中旬是尼泊爾曆法的新年，我跟她說了句 :「Happy 2065！」她跟我回答說：「how do you know… it’s nepalese new year… are you really chinese… i’am confused…」
幾天以後我就失去了她的聯絡，無法檢示她的profile，也無法以她的名字撿索到她的profile。這個結果可能有幾個原因：
1) 她取消或重設了自己的profile 被人檢索的權限
2) 她和陳巧文一樣，用户註冊被Facebook取消
3) 她自己把自己的用户註冊取消
4) 她只是把我從友人名單中刪除
無論是哪個原因，都是我不願見的。而且最近有位馬來西亞的朋友跟我說，大概在上星期，她在google reader 甚麼的訂閱，看到小站貼出一篇用英文寫的長文，附有一幅寫著「Fuck Racists」的圖畫云云。
03 May, 08
Tenzin Dolma, Miss Tibet 2007
相關：
「很多人都以為西藏是一個省」(阿龍)
「沙龍裏關於西藏事件的座談筆錄」(陳思)
15 Mar, 08
1.
早陣子和幾位復康界別的基層／前線社工、社福政策研究員和多年來接受精神科治療的朋友才初次認識、談了大半晚。試著記下一些個人想法，比較抽象，暫時只能這樣寫法，或者對誰有用、或者不。
總的來說，我似乎能夠進一步確定，「精神病人」、「精神病康復者」並不是一個僅因為被確診或開始了接受治療而自然而生的位置；這個位置、或身份涉及的，不僅只是個人境遇或身體毛病的問題和解決方案。
相反，它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政治的」處境，或者，必得以政治方可理解的處境。「政治」不是指信奉馬克思或不信服人大常委議決就要被關進青山或葵涌醫院，當然這種例子在歷史上也不鮮見。「精神病人」處身一個「政治的」處境，是指病人身份與病人身體狀況之被受權力所中介，甚至是一個由政治宣佈、宣判生成的身份：這由哪些人被近乎系統化地被納入精神科體制，他們由求助、中介、診斷、確診、治療方案的釐訂與選擇，住院與否的選擇權，住院期間的遭遇、人權狀況、法律地位或保障，治療效果的評估、治療的維護與調整、康復的跟進與確保，以至於更根本的「康復」的定義和措施，這當中每一個環節和程序中，病人所遭遇的(結構性)不平等、不公或權利被漠視的情況。
而且，這個處境，亦在醫院診所以外，以較為「隱性」的方式延續，譬如病人申領的其他社會服務的資源、支授服務的甄選、中介、它的成效等等，及至因為被確診為罹患精神病、或正接受治療與其他受助服務而衍生的諸如就業、就學、居住、交通、社交、家庭等方面的跟進問題…… 此種種在一位「精神病人」身上，藉環環相扣的「支援網絡」的結點和扭帶，它們是如何實行，達至最終的「康復」或「重投生活」的目的？而「精神病人」在此連串程序和處境中的參與權、自決權有多少？如果有，有多少？夠不夠？它一般受甚麼限制？
這似乎是一個問題意識的所在。
2.
遁上面的問題意識，在每一位精神病患的身上，我們可以追溯各種幾乎奇異的荒誕經歷。每個案例都是復康制度和它的理想之例外。例外卻是一種結構性的例外，而非個人境遇、不幸所致。當我們覆述這些案例的同時，我相信，它們大多能放進一個兩段式的框架：
i) 一個人為甚麼會到精神科求診、為甚麼會轉介到精神科求診，也就是，甚麼叫擬似精神有問題、甚麼是精神有問題的定義和自我懷疑。
ii) 「精神有問題」的人接受到甚麼待遇、「精神有問題」的人面前有啥選擇。
一個人，如何在一個從一開始就是權力如斯不等的連串過程中，倖存於目前，卻無法申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災難。從被疑為精神病患起始，接受各種醫藥實驗、通過各種社福機構的審核、在職場上模擬一般人的作風，以半壞的身體和反覆不定的精神狀態、以割離的情感聯通、長久被受質疑的情况中，一路下來存活至今﹔而且隱活在人叢中，除了在醫生、社工、福利官和輔導員安排的場合，不許為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經歷作出說明，成為別人與自己的忌諱。
一個人：「一個人」多次在本文中出現，是因為精神病患的判定，往往取决於一個人的被受孤立、如圈出文章一個錯處，孤立於社羣、孤立於親人朋友、孤立於歷史、孤立於生活的其他場合，當一個人「行為異常」、「情緒失控」、「思想混亂」，這個危機場面首先被孤立理解為「病態」與「失常」、「病癥」或擬似；然後，這個人的家庭歷史、人生境遇、財務狀况、性生活、睡眠食欲、與人相處的情况才被(以確診與否為目的)追溯問詢，按診斷手冊的病癥列表，與及醫護人員的職業文化與醫院體制中的臨床經驗，in retrospect 的被理解、被詮譯、被重新賦以脈胳，被解讀(de-code)為得病的原因、或「發病」的誘因。
如此「病」是孤立或去脈胳的一種命名，並且以國家規模科學主義管理主義為前提，「病人」是孤立的一個身份位置，「孤立無援」的主體得以確立之時，同時就是專業援助的介入。
如此，我想強調上面的 i) 與 ii) 兩項，並非一個進程的兩個時段，它們並非時間上連續的先後之分，而是一種幾乎是共時進行的相互辨證。
一個人，正如 i) 中，自我懷疑或被懷疑「精神有問題」，是因為他(或他的親人、他的家庭醫生、甚至更災難性的由「警員協助」送院)，首先認同了精神科的定義，視自己面臨的危機為精神科介入的專屬範躊，此同時非常吊詭地—— 由認同變成求證、認同甚麼、要證明甚麼暫且打住—— 他立刻就滑移到 ii) 所述的處境，並且發現「精神科」就是他的唯一選擇，以國家規模科學主義管理主義為前提的「康復」就是他可以得到的唯一待遇，無論是求診／送往求診到確診、抑或確診以後的漫長「治療與康復」，兩者皆建構於孤立獨存的「病人」身份與去脈胳的「病理」專業論述。
一個人被判為精神病患與一個人被確診為肝炎帶菌者有質性的不同，雖然肝炎帶菌者對社區一樣有潛在危險，獨是「精神病人」的「病人」身份、有病與否在精神科的執業中並沒有任何可重覆的生化測檢可言，它僅由藥廠研發主導的專業論述維護。當然，它有自己的arms and bodies：
「精神有問題」的人接受到甚麼待遇、「精神有問題」的人面前有啥選擇，即上面的 ii)， 它的每一個環節、每一個操作點，諸如用藥、住院、中途宿舍、就業計劃、庇護工場、門診、職業治療、人身保護令、電擊、心理咨商等等，無一不歸返同一個前提，幾乎自我應驗，也就是 i) 所述的那個場合裡確立的「診斷」(diagnosis)：你「精神有問題」，因此你需要專業援助的介入、而你的唯一選擇就是國家規模科學主義管理主義的專業援助，而這個「康復」體制的成效，最終必得又以 i) 所述的場合裡將你判為「精神有問題」的同一機構所作的評估為準，也就是那個沒有任何可重覆的生化測檢可言，僅由專業論述維護的持份人，醫生閣下所講、所書的一切為準。
但是，親愛的讀者，你聽過「精神病患」病癒、好返沒有？你聽過有精神科醫生會回顧自己跟進的病例，然後說「噢，智良，當年是我斷錯症、作了誤診。」沒有？
去脈胳的「病理」專業論述，就是說，「病」與你的成長無關、與你的生活條件無關、與你的欲望無關、與你的情感表達、情感聯通無關、與你的朋友親人愛侶相處方式無關、與你的膳食和安居無關，與你在確診後所作的一切調節亦無關、因為那是藥物的功用、屬於醫生的偉蹟，你的「病」，當然與你的政治取態、世界觀、宗教或族裔完全無關。「病」就僅是你的腦內生化平衡出現異常，精神科藥物可調節之。但當你的「康復」進度需要評估，你的藥量需要增減，你的中途宿舍宿位想延期、公屋想掉遷、就業中介寫推薦信等等之際，它們又變成統統悠關，你的一切社會行為突然又成了評量「康復」進度的準則。是以上面的 i) 與 ii) 的滑移與自我應驗、自我合理化。幾乎像文學中的換喻。
3.
歧視、自我歧視，標籤或差別對待的提法、或以此貼近精神病患的生活狀態的各種理解架構、或以此為對應爭取平權的社會措施，大抵皆為失效，未能切中。試想，有多少人願意到平等機會委員會之類的機構，申訴：「我有精神分裂，我懷疑公司有人對我的工作表現作出不合理評估，非法解僱了我、克扣了我的約滿約酬金和代通知金，並且在我的離職證明書中作出虛假陳述……」我有精神病這個言稱，正如「更生人士」的講法，隨即令妳所說的一切取消了，你的任何陳述必得歸返醫生的醫療報告、社工的社會報告。
我傾於相信，類似問題的癥結不在於有幾多志願機構的人力物力，能投放於倍伴「精神病康服者」一起走過康復道路、或就現行的社福政策作出修補。而是認清一種政治形勢位置的對决或茅盾：所有的公權機制、違法行為監察，投訴、仲裁、偵訊、調查，無一不繫於申訴人的單一身份、單一歷史、單一陳述與所謂「誠信」的主體確立，可是一開始，妳說，「我有精神病，我懷疑……」妳就無權作出任何言稱、任何陳述。一開始，精神病患是一個被受質疑、必須委託專業者以證其辭的位置。可是這個由醫護人員、福利官、公職人員組成「康復」專業者集團，如前述，正是「精神病患」身陷歧視的源頭、甚至直接就是投訴對象、壓廹來源。
我們的「公權力」，行使講求客觀、持平、證偽論據，這些原則通通把「精神病患」置於質疑、置於一種必須先行自辯的位置。那並非因為精神病患無法、無力客觀、持平、證偽有據，而是一方面他不受質疑的言說權利，或liberty from skepticism／cynicism 的權利，率先已是不獲容許，更重要的是，由醫護人員、福利官、公職人員等組成的專業者集團，其操作一貫是資訊隴斷、權責互換推延的技術官僚化，並且呼召同一種「公權力」為行政之綱紀。
譬如說，被認定為「躁鬱症病患」如我者，在醫生、社工、輔導員、福利官等等建制中介人的當前，必須留心不被觸怒、留心不要顯出失意，那是因為無論我哭笑不得、面紅頓足，那將被先驗的認定為病態所致。那是因為，我的「躁鬱症病患」是在同一個場所宣佈成立的，每一次覆診、見社工、見其他相關福利事宜的公職人員，我的「躁鬱症病患」再一次確認、重申。
我是這樣理解自己的「精神病患」，如何成為被受宰制的一個政治的、或必得以政治理解的位置。
而我還未說及，這個位置於我底家人親屬之中如何生成張力，我還未說及有關精神科藥物的倫理爭議，另文。
圖：大埔完善公園
22 Feb, 08
與孫窮理有個一臉之緣，是2006 年半邊身心跟隨利東街的拆遷户和八樓、inmediahk.net 的幾個朋友到台北訪問之時，我們到了一個銀行職工宿舍的遺址，那時一班青年藝術家把那裡佔據了，叫它做「癈墟」，在那裡搞音樂、作畫、放眏等等…… 後來聽說他們因為一些原因沒有撑下去。孫窮理很瘦，一直在拍照，我在癈墟的天台上和他談了一會，沒好好介紹自己，阿本和陳景輝好像也在，那個天台就像大埔六鄉樓的天台那樣，很寬，頭上就是夜空，外面的鬧市好像很遠很遠，但它隨時又會進迫過來一樣，癈墟的天台還有密密的一堆堆矮樹，在那旁邊撒尿就給牠們養料。我和孫窮理談過啥我不記得了，他給我苦勞網的名片，我忖「這是個藝名嗎？」很黑色幽默，辭窮、理窮的人剩下甚麼呢？是真實的感悟但是超出了言詞邏輯所能承載？我的「國語」那麼爛，幸好他會聽廣東話，好像記得他說過母親是香港人…… 他指著遠處的101大樓，我們大概也提到香港的IFC，為甚麽城市政權總要竪一個巴別塔大陽具做標誌？後來2007 年7 月在樂生再碰見過他，他還是一直在拍照，拍照做紀錄是很奇怪的事情，在觀景窗看著事態與人兒，卻不能參與其中、不能言表，而且四處走動在盡可能不干擾別人的情況下，抓一個畫面，在時間的行進中抓著一個斷片，那個影象的語言也是啞默的。
昨天晚上才想著如何再到台灣一趟，像一宗心事一樣，今天讀到孫窮理做了一個關於樂生的連結整理：
“去年12/22，應在台南長榮大學，對在職班同學開設紀錄片課程的慧真之邀，去作一場樂生紀錄片放映後的報告，當天放映的片子是「樂生活」和「樂生劫運」，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這些同學的熱情，以及討論欲罷不能的提問。
回來之後，居然把答應要寄給大家的「相關連結」拖著就忘了，慧真來信提醒，才匆匆把課堂上談到的一些東西整理了一下，既然整理了，就順便貼上來，對於想要進入樂生狀況的「新同學」們，應該可以作參考、歡迎南部的朋友，如果有時間到台北來、可以多多參加樂生的活動，不要想說這裡要被拆了，所以要趕快去看看，而是從參與、到多想想自己和這裡的關係、並且把在這裡看到的一切，帶給更多的人、帶到更多的地方。
選舉過了，藉此提醒，勿忘樂生。”
- 閱讀全文 -
23 Jan, 08
據說近年長踞本地書市暢銷榜首的書種，不是明星日記、管理人叢書，而是英漢字典與街道圖集。對不少香港人而言，書，就是切切實實的「工具書」。跟職業司機或學生有别，在電腦前工作的人會嫌翻書太慢，多藉助網上字典、百科全書；要找一個工差出勤的地址，如何乘車前往，自然懂得登上某大地產商的地圖。
地產商地圖近期作了不少修訂，內容再不限於街道佈置、公共設施與交通路線，或分行地址、成交記錄等樓宇買賣資料，亦引入富於「公共」性質的資訊資源。城市面貌轉變急劇，每年增訂印行的街道圖集，始終不及一個網頁的更新。該地圖以地政總署的數據為本，亦加入對應的Goggle衛星圖，檢索方便，是地理資訊作為民用的一種參考。此外亦增編多個與地產並無直接關係的類目，「車主便覽」一項既連上了運輸署的路面視像、亦標示過往超速檢控黑點；又譬如歷史古蹟與掌故、以至政治及社福團體的地址和聯絡資料。環境類目則標記了水浸黑點、回收站所在，地理類目如水文概況、斷層分佈等等亦有標示。全球定位系統(GPS)與地理資訊系統(GIS)的創造性挪用，是近年網絡上的其中一種趨勢。開放元碼的GIS 軟件，Goggle Map 的廣泛使用，使開發成本高昂的數據庫變成彈指點擊可得；然而資訊的透明、使用介面之便利，亦成為了國防保安的頭痛問題，與多國接壤的印度近日正與Goggle 交涉，阻止其軍政設施的高解像畫面流通網上，恐成為分離主義者的破壞工具。
然而，不少以表示位置(Locative)為原則、整合地理資訊與「日常生活」的社區與藝術計劃，亦藉助此類平台而能夠成立，社羣聚落與「領地」(Territory)的重新界定，突顯了地圖學本身並非中立的指向性。
登入「Mobile Art」的網址，隨便就是33 個類别數百個以流動通訊工具為媒介的社區藝術計劃，單在「Mapping」一項底下，就找到好幾個與儼如60 年代激進團體Situationalist International 提出的「Psycho-geography」一脈傳承的計劃，譬如倫敦藝術家Christian Nold 的「BioMapping」，創作以Creative Commons 授權，他邀請了37 位格林威治居民，在身上配戴一個結合商用全球定位收發器和量度皮膚電阻(即情緒反應指標)的裝置，記錄他們半年生活中呈現的情緒起落，並由他們記下筆記，整理成一組三維的「格林威治情緒地圖」，此計劃更推展至英國與歐洲多個市區，由人造衛星的「高度」俯斟所得的數據，辯證城市設計與居民心理構成的交涉，在最講求秩序的繁忙交通道口，居民的焦慮不安「視覺化」為地圖上紫黑的尖峰，駭人而一目瞭然。
假如上述一類設計，不免滲雜設計者主導的立論和預計中的結果，像「Platial」與「MapHub」則更接近一個「參與式平台」的地圖套件。前者同樣以Goggle Map 為據，讓登記用戶自由制作主題不拘的地圖，邀請别人加入內容或回應，地圖每個標示的地點均連繫一預模板，方便加入／編輯文字描述、超連結、圖片、錄像等內容，而友鄰用戶更可將地圖合拼，一題多試或多題合一，同時展示。以此平台，有人建起明星的生平遺跡搜查、有人分享區內特色飲食圖譜，也有人發起保衛鄉鎮小郵局的運動，利用共同的地圖資源，建起一個個一望明瞭，由用戶撰寫的小故事串成的生活圖譜；地圖套件亦供免費下載，連上自己的網頁。
同樣為GIS 平台，「MapHub」似乎旨在方便更多人，藉其整合一個以生活鉅細、以社區為本位的綜合圖譜，登記用戶可於同一幅分成「單車徑」、「歷史」、「睦鄰」和「街道」四層的地圖上，自由加入不同的層級和子層級，例如素食餐廳、卡拉OK、修葺工程、藝廊活動、撞車現場等等，用戶可以按自己的喜好，選擇地圖上顯示哪一些層級的標示和顯示的方式，訂閱其他用戶或主題的更新，或自行撰寫新的內容，如此，在同一社區的版圖上，載有層層不同的閱讀和解讀方向，重叠與落差之處，正是居民生活的現實軌跡，而且，當一個社區版圖愈多用戶加入撰寫，不同的主題類目衍生成共通的系統，生活方式與關注相近的人，就有機會結成了平日不覺、而在網絡上明白可見的羣聚。
另見25/2/2007《明報》「星期日明報」,「in-internet」
28 Feb, 07
絕大部份吸煙者都承認，吸煙是一種殘害健康的癮習。現實問題，超現實處理
政府修例禁煙的理據和做法卻叛離此項前提，未從根本著手處理吸煙癮習對市民健康的殘害和社會成本；相反，僅以限制「吸煙者」可以合法而不被檢控的吸煙空間、及市民在各種場所的活動方式施行，掃蕩問題「能見的」一面，未有設法解決吸煙人口控制等問題，儼如發配美沙胴予吸毒者之為人垢病。公眾意見則從討論的題旨，即新實施的禁煙條例，給引導至吸煙者有否對非吸煙者造成支擾、或非吸煙者對此支擾接納與否的定斷。
「吸煙者」所指，就是從一個人生活中各種行徑，僅僅抽出其中一項，使成為此人身份的全部，這個孤立出來的身份，遂只有干犯禁令、涉嫌干犯禁令而遭受區隔的「宿命」。
如此孤立界定，與煙草商早年以個人認同、生活品味作「聯想、聯繫」的公關策略恰巧對應，記得「總督杯」不是紀念港督，而是以香煙贊助品牌命名的足球盛事，然而，吸煙與體育活動本就是背道而馳的荒謬組合！廣告中才俊美女瀟洒走一回的人物造型和想像，亦曾是流行文化的取材所源，以至今時地產廣告只見金髮美人不見樓盤之師承。甚至，幾多少年男女果真偷偷湊錢買煙抽，以標誌其「反叛」與「成長」的首步？
衛生的聯想
在一個致癮的惡習，法例的孤立本質與煙草商聯想式推銷，正是一禽一縱的對照，對「吸煙者」的道德聯想，可卻是禁煙大旗的動力。香煙廣告的受眾故然不是才俊美女，而是普羅勞動階層為主的「煙民」，對吸煙者的敵視與對吸煙禍害的警誡有别，它離不開某種普及聯想中的「低下」、「粗鄙」、「欠自控」的貧困者、惨綠青年、體力勞動者、煙鬼之厭惡。對吸煙與吸煙者的厭惡，所召喚的其實是對被「文明」摒棄、滯後落伍者及其生活方式的厭絕，這種「情緒結構」與吸煙無關，情形類似「健康食品」概念之興起，傳統食品市場的飽和促使傳銷策略的聯想導向改變，覷準港人由暴發戶的浪費炫耀到新都市人講究生活品味及其體形想象之回歸簡樸。
在特區的文化脈胳而言，對吸煙的惡絕深諱雖非朝夕，卻須與「非典肺炎抗疫」期間的恐慌相提並論方能理解。2003 年疫情期間，對病源與傳播途徑的不甚了了，既源於官方專家就「空氣傳播」抑或「飛沬傳染」、疫症有否於「社區爆發」的技術性掏空所致；同時，公立醫院制度在資源調配、與資訊渠道的結構性漏洞等前提下，個別發病個案偏高的「疫區」、個别地點之曰為「懷疑病源」、甚至個别族裔與社會階層羣體、及其行動與生活習慣等，皆成為了必須監控、必須防之於患、迅速處理的「問題」所在。訴諸異常恐惧和隨之必須處治的嚴厲手段，包括強制隔離超過1200 名市民、警務處動用「重大事件調查及災難支援工作系統」(MIIDSS) 電子資料庫，向衛生署和醫管局提供患者或懷疑患者的追踪資料等措施。在如此的行動、空間與資訊的調控之下，身體被納入政治的圖譜，成為行政管轄高度介入市民生活的一種記憶參考、行處範式。
此種訴諸聯想、實質指涉含糊或陳理其次的言論及施政範式，其實常見於特區政府處理社會危機或爭議的策略與公關措辭。故然，我們並非處於疫情緊急的情態，修身德仁，道德即「文明之表」的聯系式提法則每每滲進了發展與改革向前的話語中；而「道德」所指，則僅以自由主義反動的夾心階層為訴說對象，從一開始徹頭徹尾就是「經濟動物式政治」道德，並以殖民主義時代疫症防治的「公眾衛生」為隱喻，市容與個人衛生、言論與思想衛生，也就是所謂「文明與衛生」的辨證關係。不論是非典肺炎或禽流感的重大威脅，細瑣及至公屋住户寵物與清潔扣分制、鳥鴉擾民、小販與墟市的取締，抑或是整個社區聚落的剷除消滅，就濫殺禽畜與拆屋抬人的合理性，既是精良科技裝備與動員力的展現，有關官員與投訴人總不忙抛出「公眾衛生」一詞，並附以諸多註脚為其淨化香港的政策推銷護航。
衛生城市的規劃
在本港，「公眾衛生」的提法乃沿於英人殖民初期遇上的大規模疫病，據Alan Smart 指出，初期進駐香港島的英軍，因患癆病、天花等傳染病，每7名駐軍就有2 名因病殉職，每人平均每年到院求診五次，至一次大戰前，駐軍逐步撒出人口稠密的城市範圍改而屯駐高地、完善食水供應、並增聘傭兵及本地巡捕，情況才趨改善。據英人於1860 年代的官方估計，熱帶地區駐軍，一般單在醫療方面的支出，就比同等數目的歐洲駐軍之總軍費額外支出5倍多；故此「公眾衛生」之成效，與維多利亞英帝國之擴張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公眾衛生」優先關注的並非本地華人的健康，它僅為保障英人與歐洲人為主的管治階層福壽安康的必須手段，成立其有效管治始為目的。殖民醫療史學者David Arnold 亦指，十九世紀歐洲殖民者逐漸意識到，單靠投入醫藥設施開支，無助於改善軍旅與管治階層的健康威脅，而必得在更廣泛的社會規劃層次，把西方醫學引進殖民聚居的所謂「黑市」(Black Towns)、及低收入、不正規及非法的聚落羣體，以改善衛生情況、控制疾病傳播的條件。除此，殖民地疫症爆發不單被視為殖民管治失效的表癥，亦令殖民地貿易成本大增、基建投資的效益大減。
在殖民者而言，華人長久被視為「衛生意識低劣、難於教育」，以「自理」或互助為方針的衛生政策措施被視為不適用，殖民政府在教育、社會福利方面亦未有發展配合，故殖民早期的公眾衛生措施皆以監控(Surveillance)及檢核(Inspection)為主，具體操作則為檢疫、巡查、覊留、隔離等強制性措施。此種沿自衛生管轄的行政介入，加上英人焦慮於被殖民「圍困」(Besieged)的現實格局，成為了英殖民者後來的「城市規劃」以管理主義主導的重要考慮；此種以城市規劃與管治相結合的方法，亦與1920 年代始興起、講求實用與功能性的現代主義式城市規劃理念、二戰後移民湧入本港的住屋及其它政經現實問題息息相關。
不衛生即屬違法的市民空間
二戰後的移民潮帶來的不獨是房屋建量、建屋成本與設計的問題，隨之而至的衛生與治安問題才是殖民管治危機所在，其性質由山頂／山下的華洋對立，轉向僭伏於不同階層、族羣的華人之間的各種利益衝突之動盪與不可測。中國解放後無意立刻收回香港，其「長期部署，長期利用」的香港政策亦進一步深化英殖「托管制衡而治」的格局，公共建設諸如「徙厦」、基本衛生、教育的設置與委任華人精英的咨詢政治，在香港殖民史的回顧中就經常被援引。
生活在木屋、寮屋區或其它城窟的普羅民眾，由50年代佔總人口四份一至80年代「新移民」潮期間佔七份一人口，其生活、聚落與經濟方式卻長久處於一種儼如「法外之地」的狀態，除了所謂「黄賭毒」事業等貪污收入來源，這些市區中的市區，無論在業權、生意牌照、租約、衛生、防火、税收等各種明文規定的民事項目上，絕大部份眥屬違法、卻非沒受管轄，而是因及殖民管治的外來性質與巡查監察的成本高昂等因素而被受容忍、容納置之。
公共房屋於50 至80 年代間大量落成於上述寮屋或漁民徙置區的原址和周圍，實基於管治政權的一種社會性考慮。「安居樂業」的理念標示著以一種新的生活/ 生產方式、以新的目標與紀律以取締過去的冀願。「上樓」和「衛生」是此冀願和取締過程的重要摃桿和關鍵詞。「上樓」代表著獨立或用戶量較少的自來水源、廚厠設施、採光充足、空氣流通以至有自己晒衣的一隅空間，而此種樓上生活，也代表市民落入一種介乎於監獄式的暸望台監控、與一種新型的、應允自由的「自我調節」之間的身體空間經驗的調控，它並非由外力強制固我，而藉由自我的構建與塑造而調節，而一家户主成為了此種構建與塑造的持份者。時至今時絕大部份樓宇，本質皆為排外、圍守的單一樣式高厦建築，它是本港土地政策下成本優化的必然成品，與上述木屋區與城窟衍生於截然不同的政治經濟體系和生活文化，它就是我們的都會文明，而孤存的市民湊成集體。
如此，我們才能理解本港與其它後殖城市如吉隆坡等日益強大的淨化城市想像，如何賦與了行政介入市民生活的理據，成為了新都會身份自我言稱的必須前提。不符衛生即屬非法，當烏煙瘴氣的紅燈區變成商場、或者一個違法的吸煙者被趕離公園，市民空間的劃禁，就是再一次宣示，都會文明所不容。
參考資料
Alan Smart. The Shek Kip Mei Myth : Squatters, Fires and Colonial Rule in Hong Kong, 1950-1963.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c2006.
城市大學及香港房屋委員會. 「香港房屋網」
本文另見03/02/2007《明報》「世紀」
04 Feb,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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