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籲我的朋友

呼籲我的朋友,請不要再分享或傳播任何將「抑鬱」說成是一種需要看精神科醫生、吃精神科藥物才能「治療」或「控制」的「精神疾病」之報導。此種說法只會令更多人從此成為精神科受害人。

所謂「腦內生化平衡失調,需要服藥矯正」的說法,是藥廠將人生經歷的各種情緒疾病化以圖利的宣傳,事實是大部份精神科藥物皆是「能夠穿越血腦屏障,直接作用於中樞神經系統,使大腦腦內神經傳導改變,產生興奮或抑制」的Psychoactive Agent,部份藥物更與安菲他命、可卡因、米達挫倫等「毒品」同屬「可濫用及高危」,此等藥物的聲稱療效實與安慰劑無異,其可能引起的健康風險如腦退化、遲發性神經疾病、內分秘紊亂、性功能障礙、藥物依賴等卻往往被刻意淡化。無數案例(http://ssristories.org/)亦顯明,精神科藥物與自殺、自殘、傷害他人的暴力行為相關!惟精神科執業只以「病人」或其監護人匯報的主觀描述作為醫生「診斷」與處方藥物的基礎,實際上只是在短促的會診之後,藥石亂投的Trial and Error,精神科執業並──無──任──何──可重覆的檢測方法,以判定此等危險藥物施於人體的具體作用!精神科醫生因為其專科訓練與利益誘因,亦甚少為病人進行其他檢查,先行排除其他同樣可能導致類似「精神病癥狀」的狀況,諸如環境中毒、飲食失調、其他藥物影響、內分泌或免疫系統疾病之可能。又因為其專科訓練,對求助者狀況的其他個人與社會性因素(諸如貧窮、家庭背景、欺凌、性暴力等創傷經歷)沒有充份關注,未有對症就下藥。

所謂「調節生化平衡」的藥理基制,因個別人腦在壓力、情緒、飲食、其他疾病或其他藥物影響下的各種變動,根本無法有效預測。更重要的是,藥物上市前的安全性研究與臨床實驗,多為時短暫,數據基礎不足,實驗對象又以健康的成人志願者為主,未能反映其他諸如青少年、老人群族或有其他疾病的服藥人口長期服用該等藥物的風險,更甚者藥廠往往因利益所在,操弄數據、隱瞞事實,以至醫學界的知識生產,亦多為藥廠贊助與壟斷,對其他「非藥物療法」的探討長期備受擠壓。

我想說的是,抑鬱、沮喪、焦慮、恐慌、絕望、甚至尋死的念頭,是生活在如此高壓的現代生活處境中,每一個血肉之軀有感情的人都會經歷過的狀態,也是很多因為經歷創傷或人生危機,諸如喪親、事業失敗、前途迷茫、失戀、被迫遷、遭遇欺凌、暴力、家庭失和等等處境中的自然反應!但因為每個人的際遇、社會條件與支援網絡、思想資源等等的弱勢或差異,會有不同的表達/壓抑的方式,但歸根到底,精神困擾及至於「失常」,乃肇因於真切的感情需要、生活需要長期得不到理解與照顧,對於這些人生狀況,說是一種需要看精神科醫生、吃精神科藥物才能「治療」或「控制」的「精神疾病」,不會為這些血肉之軀的人生創造復元的條件!相反,因為「精神疾病」的標籤與社會歧視,又因為精神科藥物的各種副作用、後遺症與藥物依賴的問題,更令到這些人兒想要重掌自己生活、投入社會的路,越岔越遠!我們對於抑鬱、沮喪、焦慮、恐慌、絕望、甚至想尋死的人們,應該肯定他們的感受和需要,應該陪伴他們,讓人生問題在人生中解決,一個人想死許是因為,他孤單過著他不想要的生活而絕望無助,我們要幫助他由不想要的生活走出,走到他想要的生活,而不是把他們判病、關進醫院,「治療」變成二度傷害,合理化壓迫他們的病態社會和叢林秩序。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人與人之間能寬容共存,不以兢爭、考核來區別人,不以經濟價值或生產力為絕對價值,不同能力的人都可以以適合自己的方式,平等參與的社會,只有這樣的社會中,「精神疾病」才會得到真正的治癒。這個社會顯然還未出現,因為我們就是這。個。社。會。

(14/3/2016 Facebook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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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則留言 14 Mar, 16

「經常焦慮症」、「憂鬱症」與SSRI 的傳銷


Selling Sickness (CBC Australia, Directed by Catherine Scott, Produced by Pat Fiske. 2004)

販賣疾病。這是一齣長約45 分鐘的新聞紀錄片,調子比 BBC 的Panorama 節目同年製作的這一齣溫和許多。指出的基本事實不無兩樣:資源鉅大、利潤與利益所涉更為鉅大的跨國藥物企業如葛蘭素史克 (GSK)(*), 瑞輝 (Pfizer), Eli Lilly 等等,以大量贊助「學術研究」計劃、舉辦「學術研討會/發表」、贊助「臨床先導試驗」作為拓展市場的工具,一邊向「上層」的醫療機構、醫療政策制訂者、醫藥執業者的意見領袖著手推廣各種精神病的「新療法」、「新藥」;另邊廂則以各種軟式廣告、模範服用者亮相電視、製作及派發評估套件、「資訊」套件,及贊助各種「精神健康意識」推廣運動,向「下層」的一般民眾散佈自我懷疑,把焦慮說成「焦慮症」病癥,怕羞、不擅人際說成「社交恐懼症」病癥,以可以由千百種其他原因導致的「功能性失調」說是各種精神病的診斷準則,將現代城市生活的各種心理與行為、情緒反應,收編進精神科的「專科」範疇涉獵。

結果是幾乎沒有人不曾懷疑過自己有某種精神病,前往或被仲介往精神科求診之際,就成全了藥廠產鎖銷到「市場」的搭橋:本來不納入精神病的人生範疇,變成精神科專屬的「醫學」領域,每年新註册上市的各種精神科處方藥物,則成為年年遞增的「新症」病人的最佳治療方法。

節目以近年處方予大量「憂鬱症」、「社交焦慮症」、「經常焦慮症」(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GAD)、「經前綜合症候羣」等「病人」服用的所謂「選揀性血清素回收抑制劑」(Selective Serotini Re-uptake Inhabitators, SSRI) 類精神科處方藥物為例,指出諸如 Paxil/Seroxat (Paroxetine Hydrochloride), Prozac (Fluoxetine), Sarafem (Fluoxetine Hydrochloride), Zoloft/Lustral (Sertraline hydrochloride) 的大量供應銷售、亦即前綫醫生大量處方予民眾,與同年間大量颷升的各種「情緒病」與「過度活躍症」患者數目,實為同一利益循環的體現。

節目裡亦指出藥物檢查當局,無力監控一般醫生以「Off Label」的方式濫開此等精神科藥物予自稱「有需要」的「病人」,亦無力規管藥廠以自行斥資所做的「研究結果」,利用作各種誤導、隱瞞、誇大療效、失實陳述

令人髮指的,是此等常被稱為「新藥」、「副作用少、安全」的精神科處方藥物,早有證據及無數以悲劇終局的現實案例指明其療效不明,並且部份服用者在服用初期出現不良反應,或於減量/停服/轉用期間,出現各種斷癮癡狀 (Withdrawal Symptoms) ,嚴重者有躁狂 (Mania/Hypo Mania)、意識混亂、精神錯亂 (Psychosis),及由服用此等SSRI 藥物與多種「抗精神病藥」(anti-psychotics)導致的Akathisia 症所促發的自殺、自毁、暴力行為。

節目中第4 節可以見到因為由藥物導致的可怕處境而自殺身亡的青少年的家長,及一位用槍打了自己臉龐兩下自殺不遂的倖存者出席美國藥物及食品管理局的聽證會。

相關:

The Marketization of Depression:  The Prescribing of SSRI Antidepressant to Women(Janet Currie,  Women and Health Protection, 2005)

SSRI Stories

GSK發放予投資者的2008 年報 (pdf 下載)

(*) 許多人不知道,GSK同為葡萄適、利賓納、好立克、必理痛、Aqual Fresh等家庭健康產品之製造商。此等產品佔GSK 約1/5利潤。我們的日常消費選擇直接贊助此等無良藥廠,倒過來說,杯葛這些藥廠產銷的「家庭健康產品」可以令此等藥廠少一條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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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則留言 18 Jul, 09

小記

當然我有許多抱怨,並且再一次讓喜歡看我罵人的朋友非常失望,只能留待下次吧。我們也應該習慣成自然,互相取暖、支持,有說有笑的。

昨天呢,最最高興的不是甚麼甚麼,而是有朋友告訴我,她已經沒有吃精神科藥物一段日子,身體狀況還好,並且以後都不要回到精神科病房裡。

還有,都是昨天收到一封電郵,另一個朋友跟我說起往事,自殺不遂躺在醫院所聽所見,從此決定不要再輕生。我讀到那幾個字,不要再輕生,就想哇的哭出來。

那麼餘下的事情,就用精神科藥物和自殺以外的方法吧!

慢慢會好起來的,因為很慢而且曲折,必須清晰,別急。經歴過的都要肯定它,一邊要為自己創造條件,生活的問題用生活解答。

不是有點老土、而是好老土,但是以後都不要回到精神科病房裡、不要再輕生,有甚麼比這更好呢!從麻木與死亡那邊搶回兩個呀!

(而且因為寶貴,又不是獨例,對立面突現。這最後一點要另文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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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則留言 06 Jul, 09

報事:14/4 六時

這次不談文學書寫、不談文化表達,請回到現實

「精神病患」的社會政治:醫療論述與「康復」的迷思 (ILP學分:1分)

講者將分享其服藥超過十二年的「躁鬱病患」生活經驗,以檢視醫藥業利益傾軋的遺害,為現代精神科「治療」的無效、不科學與不人道,立下存照。

主講:李智良
與談人:林輝先生 (Roundtable Community的總幹事)

日期:14/4/2009
時間:6pm
地點:嶺南大學MBG07 演講廳

主辦:嶺南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聯會
聯絡:90733851(鄒小姐)或67528344(羅小姐)

相關錄像:

Cures for Mental Illness

Antipsychotic Medication Permanent Damage (Tardive Dyskinesia) (*內容可能令部份人不安)

Tardive dyskensia, progressive dyskensia from antidepressants & brain damage (*內容可能令部份人不安)

How to Ease the Withdrawal from Antidepressants (“Supp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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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則留言 13 Apr, 09

「書寫與診療」講談錄像片段

「書寫與診療」

對談:李智良, 張歷君

銅鑼灣正文書店;2008 年7 月19 日

拍攝/剪輯:領男

片段 # 2

片段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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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則留言 14 Dec, 08

「文明單位」:書寫病

文 明 单 位 — 书 写 病

25/08/2008;
RTHK Radio#2; 20:00-21:00
主持:邓小桦 、 胡世杰
嘉宾:李智良
线上收听

節目第二節裡播放的〈多麼美妙的夜晚〉(The P.K.14; 城市天氣的航行) ,歌詞抄錄如下:

這是多麼美妙的夜晚

樹葉隨著影子移動

月亮從風中照射下來

透明的讓人感到害怕

黃色的草根上沾滿了

你那些被凍住的眼淚

白色的霜在半夜裡到來

除了風,還是風

但你知道在一公里外的某個地方

有些恐惧才剛剛開始

這是多麼美妙的夜晚

你躺著却無法入睡

世界在你的身體裡面

卻總是抵不上一個思想

這是多麼美妙的思想

美妙的讓人感到害怕

這些思想都是我的,你說

誰也不能將它偷走

但你知道在一公里外的某個地方

有些恐惧才剛剛開始

烟被吐出,時閒變慢

酒精被倒進乾淨的杯子

煤氣燃點,電燈被拉亮

音樂隨著順序出現

書被打開又被合上

皮鞋踩著地板的聲音

總是讓人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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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27 Aug, 08

請大力傳:《房間》出版!

《房間》(郭詩詠編,Kubrick & 廿九几,2008)

李智良的書寫,從來都只是『關於自己』的記載,但就在這力圖突破自身邊界的『外邊書寫』中,他讓自己連同自身的書寫,演化成破壞機器,以比批評家更不可思義的力度,衝擊一切世上可能的話語。

——鄧正健(《字花》編輯,文化評論人)

…《白瓷》出版後 9 年,李智良第二部文集《房間》面世,期間他經歷精神病的纏繞,此書是他回溯十餘年服藥生活的思想紀錄 ── 並非「戰勝病魔」的見證,喜歡輕快、光明、感人小故事的讀者免問。
他仍然憤怒,筆下卻兼有躁動與沉靜。憤怒不由於自身的病困,還在於看到與他一樣的眾生,在巨大機器下的無助。因為,要與之苦鬥的,不僅是疾病本身,還有一個不太人道的醫療體系,以及有權定義你「正常」與否的有形、無形之手。

——路遠 (香港經濟日報)

內容簡介:
《房間》是一名「精神病患」回溯其十二年服藥生活的「自我診斷」。作者時而冷靜,時而鼓譟,述說由服藥引致的種種身體變異與情感隔絕,讓一場寧靜災變的遺禍浮出地表,為現代精神科「治療」的無效與不人道,立下存照。

《房間》同時是一名「精神病患」的生活筆記。作者從個人卑微的視角出發,觀看、感應他人之所願、他人之所待。它既非告解,亦非日記,唯指向城市住民勞累的生活中無以言表的內心經驗,是由壓抑的零點切入游離不確、「始於失序、願意迎向失序」的書寫。

作者簡介:李智良,潮粵移民之後,出生於電視宣傳片中那個香港,此後長期滯留。著有中、英語詩歌/小說集《白瓷》(Porcelain)。網誌「處決1938!」,見http://oblivion1938.com。評論、創作散見各種報刋,不贅。

編者簡介:郭詩詠,喜愛文字、電影。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博士,平日於香港浸會大學教書,另一個身份是《字花》編輯。

代序:王墨林〈譫妄的書寫〉、黃碧雲〈痊癒記〉

作者: 李智良 / 郭詩詠(編)
副標题: 作為「精神病患」的政治、欲望或壓抑
ISBN: 9789881737762
頁數: 208
定價: HK$ 75
出版社: Kubrick/ 廿九几
版次: 2008年7月初版一刷

香港書展(23-29/July)有售,據悉書展以後就會發行到市面。

相關:

同時出版:陳智德《暗齋讀書錄》鄧小樺《班駁日常》葉愛蓮《男人與狗》袁紹珊《太平盛世的形上流亡》

Kubrick 的書展專頁 ; Kubrick 發行銷售點

廿九几的《房間》專頁 (含本書封面的實驗版本)

豆瓣的《房間》專頁 (含真實讀者羣記事)

《房間》製作的照片記錄 @ Flickr

一篇後感:「返回」

精神病患書寫,或書寫精神病患 (鄧正健)

一個香港,只有一個李智良 (tsw)

逃離在地,逃離房間︰試讀李智良新書《房間》 (譚以諾)

我們都是精神病患──李智良、張歷君對談(節選)(《字花》#14期, 轉載於豆瓣)

書展紀事之:肥皂泡與離場出口 (陳滅)

不可消費你的朋友 (chor)

2008書展心頭肉 (tsw)

小廣告:《房間》出版 (wesley)

智良 (梁寳山)

期待你的書 (K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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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則留言 22 Jul, 08

報事:「書寫與診療」講座

張歷君與李智良會在正文書店做一次關於精神病和精神醫學的對談,焦點集中於對精神病學的批判,並探討精神病與文學寫作的關係。

日期:19/July/2008 (星期六)

時間:3:30pm-5:30pm

地點:正文書店 (銅鑼灣駱克道500號3樓B )

相關:

「書寫與診療」@ facebook; @ 豆瓣

《房間》(郭詩詠編,Kubrick & 廿九几) @ Kubrick e-shop; @ 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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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則留言 16 Jul, 08

我們都是精神病患──李智良、張歷君對談(節選)

編按:這個對談是李智良即將出版的新書的副產品,原意只為理清思路,但談著談著,竟溢出了原有的範圍。在兩次合共六小時的對談中,兩人從樂生院、國家機器、精神病學、社會監控,一直談到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魯迅和新興宗教。驟看是任心閒話,近於即興,卻處處見其無時或忘的關懷。《字花》這裡節選跟「文學與診療」有關的部份,讓讀者先睹為快。至於巴塔耶、科耶夫、魯迅與新興宗教等內容,請見李智良新書附錄。(編輯:郭詩詠)

日期:2008年4月19日
地點:葵涌
錄音整理:高俊傑

「噢!朋友們。」—— 來自樂生院的啓發

張:對你來說,為何會想在今年出版這樣的一本書?

李:只是覺得有一種迫切性。自己正朝向另一個甚麼階段出發,很可能遲些時候,便不再想處理當下這個階段的感覺。假如今年無法完成這本書,大概之後也沒有體力和時間去做。

張:有沒有一些特定的事件刺激你萌生這種想法?

李:稱得上「事件」的大概就是台北樂生院的運動。事緣捷運延線的車廠工程令樂生院面臨清拆,院民與社會人士抗議政府將他們迫遷到迴龍醫院的決定。這件事引起了很多爭議。雖然自己只是從網上的報導或朋友口中知悉,沒有直接投入到行動當中,只到過「現場」待了一個午間,但情緒上還是受到不少牽動。

張:那這次事件對你有何意義?

李:我想先補充一下關於「事件」的說法。我其實不太認同叫這場運動作「事件」。「事件」這個字眼,很容易讓人覺得它已經完結了。但事實上它並未完結:參與抗爭的人,或這場運動的主體,仍然在抗爭、仍然經歷很多變遷,現在就要清楚說明這場運動的「意義」是不適當的。

張:關於「事件」(event)這個名詞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它未必是一個已過去的時刻,而同時可指向時間上斷裂的一點,從而開啓了一種全新的視野。你覺得樂生院這個「事件」有沒有帶來甚麼啓發?

李:這可以從兩個不同層次理解。稍為抽象的說法,就是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對「事件」的闡釋:事件不只是一件已發生的事情,更包括了一個被建構的位置,讓言論把特定的意義安放在它之上。假如事件得到經驗或啓發的場所,這個事件就會伸延開去,一直變異,衍生一些未必可以放進符號系統的東西。從實際方面說,樂生院近日「正式」開始清拆,比起剛開始的時候,人們的關注反而少了,可惜的是,它的「意義」、特別是對「社會運動」而言,其實還未被完全開啟出來。對我個人而言,它讓大家都看到,一群人只因為患病而被社會排斥的現實。不論是日治時期類近殖民的政權,還是國民黨的「外來政權」或民進黨的「本土政權」,都對樂生院的院民採取同一種態度:完全的無視、出賣。幾十年來,他們沒有得到任何賠償、道歉,沒有妥善的安置。到今天更被冠以「阻礙城市發展」的罪名,這群人僅僅是患上了漢生病(「痲瘋」)而已,漢生病早已證實傳染性很低、可以治癒,我覺得這許多事情都值得我們深思。

張:政府仍然不讓他們從樂生院走出來?

李:重點並非不讓他們離開。除了樂生院外,他們根本無處可去。自從日治台灣政府在1920年代初對漢生病人實施隔離開始,院民就已沒有戶籍。隔離政策雖然在1960年代名義上解除,但他們沒有重返社會的機會和條件。他們很多都與家人失散,也無法工作,而且因為被院方強制施行絕育手術,也沒有子女。最早在五、六十年代時,他們開始為院內死去或自殺的院友建設龕堂,這樣,他們視樂生院為一個可以讓他們建構「家園」的地方。人死後是葬在他歸屬的地方,但是這個監禁他們的災難現場,卻是他們唯一可以有的歸屬。你可以想像這是一個何等痛苦的「認同」。現在仍然住在樂生院的都是七、八十多歲的公公婆婆,他們的要求,只是讓他們靜靜的、尊嚴的在那裡渡過餘生,但台灣政府所考慮的,卻是如何將他們送往新型的現代化醫院,以騰出空間讓捷運工程順利進行。

張:為何沒有政黨為這班選民發言?

李:在不同政治勢力眼中,這群被隔絕了三四十年之久,身體又受到醫藥傷害、行動不太方便的「選民」,並不會發揮很大的選票作用,聲援他們的群體又多是對選舉政治不予信任的。政府至今也一直沒有提出任何賠償方案。而《漢生病賠償法》闖立法院不成,也突顯了存在於各運動主體之間的張力和裂口。

張:換言之,這是一個完全的隔絕,不論從文化上或社會上而言。
李:也可以這麼說。因為經歷過隔離政策、與「治療」造成的傷殘後,院民雖已治癒,卻難以重新投入社會。

作為「例外」的存在

張:其實隔離本身便是一個典型的標籤化過程。正如你之前曾向我提及的,只會有「精神病康復者」,而沒有「感冒康復者」。樂生院這個例子的另一個特別之處,令我想起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異托邦」(heterotopia)概念。簡單而言,「異托邦」指向的是在一個所謂「正常」的社會內,那些以「倒轉」的形式來運作的地方。在我們的社會裡,那些所謂「正常」的地方,都會同時被這種「倒轉」的地方所呈現、抵制和顛倒。由於這些「倒轉」的地方極具特異性,縱然我們能在現實中標明它們的位置,這些地方卻始終被理解為外在於一切地方的地方。福柯在題為〈論異度空間〉(“Of Other Spaces”)演講中,談及十九世紀以來現代的異托邦特點時,提及了一系列的例子,它們包括養老院、精神病院和監獄等。福柯把這些現代異托邦稱為「偏差的異托邦」(heterotopias of deviation),因為它們都是用以安置那些偏離了社會規範的人群的地方。

李:我認同這些地方是以一個極端的形式顯現,但實際情形並非三言兩語所能簡化。

張:對。我只是從整體性的角度入手處理這個問題。一般而言,我們都會認為,樂生院的病人應該會討厭這個監禁他們的地方,但弔詭的是,他們反而對這地方產生了認同感。這種「例外」的狀況,其實與精神病患的處境頗為相似。從你的作品中可以感覺到,你一直關注自己被標籤為「例外」的人,並因而受到另一種對待的狀況。

李:我想以「例外」來命名這種處境好像有點籠統。因為「例外」放諸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身上也有不同的意義。比如說,將自己視為例外和權力把你當作例外,就是兩種不同的狀況。樂生院早期的強制隔離措施令一群人被排除在社會之外,可是這個隔離也某程度上反過來屏障了另一些暴力和侵擾,加上後來一些偶發的條件,令樂生院內得以出現一個自我經營的時間及空間。你可以看到這個「例外」的處境總是在變。樂生院有過幾次擴建,原因也不盡相同。在這個「例外」的空間內,卻是貫穿一種生活的感覺。舉例來說,以往醫療照顧不當,病人得服用副作用強烈的藥,令神經壞死,又動輒受到諸如截肢等暴力粗劣的「治療」;後來,因為熱心人士捐助,院民漸漸多以電動車代步,樂生院是倚著山坡興建的,院內沒有很多樓梯,舍堂、平房主要以坡道相連,行動不便的院民,還是可以駕電動車去到院內各處,比「正常人」還更快。這種人與空間之間的適切性,與捷運發展的邏輯是截然不同。

而且,捷運車廠工程其實還有協調的空間。桃園縣願意挪出地方,只要建廠方案調整一下,樂生院可以大幅保存,但台北市和桃園縣分屬不同的政治勢力,還有發展商的利益誘因,加上行政院與文化建設委員會之間推卸權責,就消滅了一個社羣的「自我完善」的能量。

國家?機器?—— 我們都是速度的奴隸

張:例外的狀況不僅僅是從空間的變化而言,它更加是一個系統的運作邏輯。舉例來說,法例之所以能站得住腳,正正是因為司法系統設定了眾多「例外」的罪案,來維持所謂「正常」的行為準則。這種利用「例外」來控管人的做法,其實是從現代性(modernity)而來。它同樣是法西斯運作的邏輯,譬如猶太人便被納粹政權視為「例外」的存在。因此,正如你所說,台灣的幾個政府雖然在形式上有所變換,但都對痲瘋病人這個例外的群體採取相同的對待方式,這反映了國家機器其實一直都是以相同的方法運作。

李:對於不少朋友來說,「國家機器」其實是不言自明的概念。然而在主流論述中,很少有人反思「國家」這個政體的形式。到底為甚麼我們會認定國家這個形式,來體現一個地方內人與人的關係?就算是「國家機器」內部,也有很多不同的交涉,並由此生產了不同的主體。新聞報導說香港是奧運聖火傳遞到中國國土的第一站,但實際上香港長久以來也是作為「例外」,甚至「境外」存在。除了以「國家機器」來作概念上的爭辯,我較關心構成機器的零件,從較實際的處境去理解當下。

張:從權力交涉的角度出發,所有東西都是力和力的關係,那國家機器所生產的主體自然會因為不同力量的糾纏而有所演變。我選擇用「國家機器」一詞的原因,在於針對它作為一種現代發明的面向。國家機器並不代表一切,但麻煩的是它擁有無堅不摧的破壞力。若從歷史向度出發,現代國家機器初具規模的時期是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時期。它是一個相當有效的體制,將地區內所有的人軍事化。簡單來說,就是將整個國家的人民變成軍隊,達到「全民皆兵」的狀態,因此拿破崙能夠以法國一個國家的力量,對付當時幾乎整個歐洲的保守勢力。相比起其他國家採用的僱傭兵制,將所有人民動員參與戰爭這種方法顯得更有效率,也更可靠。這種管治的系統後來不斷擴展到其他地方,並成了新的治理國家的邏輯,到後來更通過殖民勢力來到亞洲。因此,國家機器的概念正正擊中了當下處境的核心問題: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所有事情都要順暢地運行,而運行的速度還必須很高的生活。這解釋了為何我會以「例外」來形容有疾病的人們,因為他們無法適應這種高速運轉的規律,成為這種機器的障礙。

李:這又令我想起「病人」也不常常是均一性的身份。不同病人的地位、待遇都不盡相同。舉例來說,精神病的位置與肺病、N型流感等等的病都不一樣。不過我同意,「病人」是特別不適合於國家機器這種管治模式下生活的群體。當然,許多沒有病的人也被視為不合適的「例外」,包括低技術工人、性工作者、智障者、亞非裔人士等等,因為他們無法跟上「速度」的秩序。從另一角度看,這些弱勢群體必須被置於一種作為「例外」的位置,讓他們可以不斷被壓榨。由此可見,國家機器的操作是相當細緻的,不同的人會被恰當地「安排」到各個範疇,被壓迫者就很難連結在一起。再以醫院內的人作為例子吧,心臟病病人、精神病病人得到的醫藥資源是截然不同的。藥廠開發藥品也有其選擇性,「富貴病」的病患能享有很多「選擇」,在「落後地區」流行的致命傳染病,譬如天花、瘧疾等等,卻仍然缺乏新式、廉價的藥物。我覺得當下的權力核心甚至與企業合謀,並不停互相變換位置。

張:我自己不會設想國家機器是很「聰明」的裝置,例如說它能夠不斷變化自身,並生產新的分類。我比較傾向以一種稍為辯證的方法來看待這個處境:根本上沒有人能夠自然而然適應國家機器的運作模式。國家機器能夠生產大量分類的原因,不是來自內部,而是源於它在外部所遭遇的力量對它所作出的對抗。它要生產新的分類,來治理這些它最初沒有預計到的力量。

李:這可是參與社會運動的人必須要思考的一個問題。

張:雖然如此,但這正正就是「歷史」。國家機器的管治如此細緻的原因並非是身處高位的人很聰明,而是因為反抗者不斷變換新的方法反抗。

李:這就是說,其他人的反抗反而令它能夠自我完善。

張:所以最為根本性的問題並不是變換新的反抗方法,而是要讓大家不再相信分類會令社會變得更好。從這個角度重新理解分類的話,我們會發現它其實是一個相當難以對付的統治手段。這種方法會持續不斷地進行細分的動作,到最後令每個個體都與所有人分離開來。我們當下經歷的道德危機或倫理危機的關鍵,其實並非是因為某些「滋事者」不服從統治,令統治陷入危機狀態。而是「分類」令大家變成一盤散沙。大家都以為,分類是相當科學的方法。但分類科學的歷史告訴我們,事實剛好相反。
李:其實將分類視為必然的理解,是否從那種古典的殖民科學主義衍生出來?

張:我較傾向認為是從工廠的生產線模式而來。因為把一件物品細分為不同部份,然後令每人專注處理手上部份的生產方式,被資本家認為是效率最高,也能帶來最大利潤的方式。這也與戰爭狀態中,愈快生產物品的一方,便有愈大戰勝機會的思維一樣。若從一個精神病人的角度出發,當下的這種二十四小時候命,而且不斷加速的生活,是否真的值得我們去過?

李:即使你得了精神病,也沒那麼容易就放過你的!母須以「精神病人」作對照,也知道「正常人」活得很辛苦。(笑)個人的經驗而言,這種分類或者劃分的行為,確實相當無聊。每個服食精神科藥物的病人,都需要定時覆診。英文會用Institutionalized來形容這羣「被納入建制」的病人。在香港,每年到公立精神科門診求診者,約有六十萬人次,在2005年,到精神科求診的十四歲以下小朋友,就有一萬八千多個。他們大部份會被收納到精神科的「系統」中。這許多「病人」就這樣開始了長期服藥的歷程,並要面對服藥所致的副作用和遺害,很多人將無法全職工作。老實說,我也不知道哪些人因此得益,連政府也無法得益。你想想看,這些人需要每天服食精神科藥物,而這些藥物基本上又與毒品無異;政府要養育這群「癮君子」,又要他們「正常」生活,所需的社會成本相當鉅大。病人也要承受標籤、污名帶來的家庭與人際問題。我可以想到的唯一受益者是藥廠,持續依賴藥物的病人正正是它們的利潤保證。

張:這其實與電影Matrix中那個電腦母體(Matrix)的運作邏輯一樣。對於心理醫生來說,病人的功能便是維持他們「醫生」這個身份存在的保障。對於政府而言,雖然社會成本很高,但由於這是令現行制度繼續存在的原因,所以它還是要竭力保護。
李:所以說這個劃分其實也包含著管治上的效果,它維持了現存制度背後所倚賴的價值。

巴赫金、杜斯妥也夫斯基和我們

張:還是讓我們回到文學的討論上吧。我認為,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對於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的理解,在當下的處境是很重要的。相對於傳統現實主義,巴赫金認為杜斯妥也夫斯基所展示的是一種幻想現實主義,而唯有這種現實主義才更能夠開展一個人內在的精神狀態。在他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杜斯妥也夫斯基將筆下的角色,都視作一個個真真正正的人。在故事內這群主人公一直不斷地思考,不斷地敍述,並因此而能夠貼近他們自身存在狀態的內核。其實這種精神,是很需要在教育或精神病的範疇中推展出去的。

李:除非現行的醫藥體制經歷一個翻天覆地的變革,否則我相信醫生與病人依舊是「宰制與被宰制」的關係。醫生始終掌握著宣判有病,釐定康復標準和處方藥物的權力。但同時,醫生在這個體制裡只是個小官僚,沒有任何實質的責任可言。當醫生每三幾個月便會調遷,你的病歷也就不斷被重新書寫、或斬成碎件。我想,一些較進步的社工、或從事學生教育工作的人,還有較大的空間去做你提到的這些嘗試。不論教育、醫療也好,其體制本身的傾向就是組織化,要持續穩定發展,它自然就要均一對待、而同時又孤立每個病人和學生。你可以想像,真正對話、溝通的場合是不可能發生的。

張:假如找人對話充滿困難,我們有可能自己與自己對話嗎?我贊成類似社會運動的「游擊戰」固然要加以爭取,但也應該同時擴大反思存在經驗的空間。

李:我同意無論是藝術還是文學,仍然有很多開展的可能性。同時間,它們不能單單停留在其固有的範疇,更應該以自身的美學,關注這種經驗,並將這種經驗及所提出的思考帶給其他人分享。剛才我們對科學主義提出諸多批判,關鍵就在於不知從何時開始,這種狹隘、粗糙的科學主義成為了大家理解事物的共同基礎。相反,藝術和文學還未成為一種生活與思考的共同基礎。

張:其實從現代性開始,就一直有人嘗試去做這樣的事情。例如杜斯妥也夫斯基,還有存在主義的一批哲學家和文學家。除此以外,我會理解五四時期的一眾作家的書寫,也是類似的嘗試。某程度上,他們面對的是整個時代的問題,並嘗試提供答案。可惜的是,後來帝國主義的介入,再歷經抗日戰爭與內戰後,已將整個中國軍事化,也再容不下空間去延續這種文化批判。到之後歐洲在五十年代開展的存在主義運動,其實是從尼釆(Friedrich Nietzsche)、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思考發展出來的,而這個思考方向也是五四時期一個很重要的思想源頭。存在主義運動之後的後結構主義思潮,也嘗試繼承這個思想傳統,從文學式的思考入手,去處理人的精神狀態。

李:香港好像仍未有相近的思考出現。

張:對。讓人擔心的是,當法國的精神分析大盛後,現在其內部出現了反動。法國有些精神科醫生聲稱精神分析過時,而認為美國那種以科學和統計為主導的心理學才是正路。他們相信精神分析消失後,社會才會變得更美好。這種想法其實很危險。

李:香港的情況也很類似。你看我們往往不予批評、不予判斷,便全盤接收美國的一切,就連在美國已發生極嚴重事故的多種「抗抑鬱藥」也照給病人服用。

張:另一個將要面對的危機是醫療改革的推動。如果日後真的把整個系統都轉為保險制,商業利益就會完全蓋過了病人的需要與利益。

腦海裡的另一把聲音

李:我想再回應一下你剛剛提及的,關於文學與藝術的看法。我始終覺得用文學書寫去表達存在狀態之後,需要有所轉化,才能成為打造一個新共同體的思考資源。當下的狀況就是文學、藝術、劇場之間還沒有一個較緊密的、相互連結的基礎。我印象中台灣好像做得比較成功。

張:對。台灣的市民社會、社區運動建立得比香港好,有較好的條件去接連不同的藝術形式。

李:我想這也與香港缺乏嚴謹的人類學、社會學訓練有關。

張:環顧不同學院的生存環境,現在的大方向仍然是由科學和統計主導。因為唯有能夠在獲得承認的學術期刊上刊登的研究,才能夠爭取到資源。而大部份獲得承認的期刊其實就是美國的社會科學期刊。這令到統計、量化的研究當道。但這種方法在人文學科的領域裡是否可行,則依然是一個疑問。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 以所謂科學方法分析文學的語言學和形式主義方法,根本沒有理會人類語言實際上是如何運作的。

李:說起語言操作,就想起自己寫作時的狀態。最近我愈寫愈「頭痕」,所以把頭髮剪短了。(笑)我想你寫論文時也會有這種感覺。因為語言自身有其律則,每一次的書寫其實都像和那些字詞在鬥爭,並想盡方法借力去表達自己希望表達的東西。這可能也是一種歇斯底里的展現吧。

張:其實可以嘗試用巴赫金的方法理解。根據他的理解,書寫並非指自己一個人寫作。整個過程其實是和腦海中另一個主人公做鬥爭的過程。一部作品,或一篇文章寫得好與壞的標準,就在於你究竟能否戰勝這個主人公。

李:又未必一定要戰勝他(們)。就算寫作一篇簡單的文章時,腦海也會出現數把聲音。

張:戰勝的意思是類似一種玩遊戲的想法。究竟在對話的過程中,你能否發展一套語言,不單單說出自己想說的東西,同時也能把別人的想法吸納進自己的思想體系裡。

李:我在想,一個「精神病人」吸納別人的想法,其實也頗歇斯底里的。(笑)

張:就像你經常提及的法官史瑞伯(Daniel Paul Schreber),(注1)其實他是在用一種新的語言來創造一個完整的世界。其實換個角度看,這是一件相當細緻的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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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智良對史瑞伯其人及其回憶錄的譯介,請參閱《字花》第十一期的「四方月亮」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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