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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處决1938！ &#187; right to history</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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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咩紙鷂呀？</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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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08 Jul 2011 15:30:18 +0000</pubDate>
		<dc:creator>© 李智良</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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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風箏〉寫於1925 年一月 (注1)，講魯迅後悔年少時欺負小弟，把他的風箏毀壞，多年後與弟弟重提舊事，想得到寬恕而對方卻早把整件事忘記了，不知道還能希求甚麼，「心只得沉重著」。這個「故事」的梗概，早在1919 年的〈我的兄弟〉寫過；何以魯迅把一件弟弟已經忘記的往事一提再提？已經42 歲的魯迅，何苦要為廿幾三十年前的事折磨自己？ 我們固然知道，魯迅寫〈風箏〉的時候，與二弟周作人因為1923 年夏天發生一宗耐人尋味的「家庭糾紛」決裂不夠兩年，此期間與盲婚的元配朱安和守寡的母親愈搬愈遠，有八道灣的大屋不能住，先是遷往磚塔胡同，後又搬到西三條胡同的新屋，住落才不過半年，時值農曆新年，本該一家人坐埋一檯齊齊整整，兄弟明明同住一城卻互不往還．．．．．．要對號入座的話，魯迅把原來〈我的兄弟〉(注2)三百多字就寫完的事，「小事化大」，一書再書，更於弟弟有份創辦的雜誌發表，可能有向弟弟委婉求和之意。〈我的兄弟〉中，「他仍是很要好的叫『哥哥』。」的結局亦改寫了，慨歎兄弟手足之情今不復在，自責、虧欠，「無怨的恕」的心理描述，像魯迅設置給自己的陷阱，又如刑犯示眾，而施刑者又是自己落力擔演，叫人難忍。 然而魯迅寫的不是日記，不是自傳，我們不能把它等同研究魯迅生平幾時做了甚麼的一般史料看待。〈風箏〉一題，分明是寄喻之物，更是與〈我的兄弟〉的直述大相逕違，它本身除了兄弟情的歎喟，「大蝦細遲早俾屎餵」的「故事」與教訓外，另有更深刻的意圖。後來〈風箏〉收入「獻于友與仇，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之前作證」的《野草》，沒有收入魯迅自言是有關「思鄉的蠱惑」的回憶文集《朝花夕拾》，更是有意識的區分(注3)；〈風箏〉裡那個在「這異地的空中」一次又再一次出現的故鄉溫暖春色，所指的固然是作者兒時生活的紹興，父親過世以前的「孩提時代」，但它同時也另有所指，是〈我的兄弟〉沒有觸及。 欺凌背後的自我否定 但風箏並不是如魯迅所說，「是沒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藝。」戰國時代就有木鳶飛了，到紙發明了以後，漢代有人用紙鷂來測量，南北朝有人用作戰爭通訊，而魯迅不可能不知道清明節「斷鷂放災」的習俗。 少年的魯迅要把弟弟所嚮往，既然沒錢買、哥哥又不許放、唯有偷偷撿些枯枝來造的風箏撕毀、踏扁，還冷酷的「傲然走出，留他絕望地站在小屋里。」又說「後來他怎樣，我不知道，也沒有留心。」除了說他年紀輕輕就懂得冷酷無情，又深明忽略乃虐待他人的上乘之法，我們可以直接指出：魯迅無法面對弟弟單純的、小朋友的微小願望。魯迅懊悔，掉入深刻的自省，他同時也為自己感到羞恥──他羞恥自己的羞恥。魯迅無法回答為甚麼不給弟弟放放風箏，更無法向弟弟說明放風箏和「沒出息」兩者間的關係，那不過是一種託辭，而他要弟弟得著「教訓」的方法，不也就是暴力和冷漠！當時也不過約莫十三、四歲的魯迅，為甚麼會那麼厭恨「沒出息孩子」，而他何以會以此種方式施行「身教」？ 不過約莫十三、四歲的魯迅對「多病，瘦得不堪」的弟弟感情複雜，說他總是「張著小嘴，呆看著空中出神，有時至於小半日。」其實一直留意著他、眼角勾著不放，處處受牽動的是魯迅自己；說弟弟看著人家的風箏動不動就「驚呼」，又會「高興得跳躍」的表現「看來都是笑柄，可鄙的」，是明白否定孩童遊戲的歡笑，卻藏不了深深的忌恨──「我睇見你個樣就憎」的意思是，我多想好似你咁、活得那麼容易。弟弟為了一個沒錢買的紙鷂天真著迷的神態，自是惹來「知道」既不可天真更不可給人看扁的「兄長」討厭，恨鐵不成鋼．．．．．．〈風箏〉裡的少年魯迅許是以這樣扭曲的心理，藉否定弟弟來否定自己裡面那個軟弱的、害怕被當成沒出息的「孩子」。在那場完全沒有聲音描述的「精神的虐殺」場境中，他既「在破獲秘密的滿足中，又很憤怒他的瞞了我的眼睛」，彷彿弟弟真的做了些甚麼罪惡的事，讓他眼紅，而當他能夠對自己的感情一樣冷寞，徹底否定、鄙視「驚惶地站了起來，失了色瑟縮著」的「弱者」，在「這樣苦心孤詣地來偷做沒出息孩子的玩藝」罪有應得的弟弟面前，不哼聲不動一根眉毛，依次「折斷了胡蝶的一支翅骨，又將風輪擲在地下，踏扁了」，搗毀了的自然不單單風箏的翅膀和風輪，他「得到完全的勝利」，幾乎取代了〈五猖會〉那個不可理喻的嚴父，甚至，可說是一種自我的，對自己的童年與「無邪」的埋葬。少年魯迅所受的教養、際遇和社會訓練，一方面讓他加快成人，不屑兒戲，也讓他的「自我反省」一直延遲到長了胡子的中年，還得因為「偶而看了一本外國的講論兒童的書」才萌發，一待就是廿多年的「虧欠」壓在心頭，「心只得沉重著」。 原地流放的記憶與反省 魯迅研究者錢理群在《魯迅入門讀本》的導讀裡就指出，「〈風箏〉的特異之處，自然是在童年回憶的『春日的溫和』裡，注入了『嚴冬的肅殺』──『二十年來毫不憶及的幼小時候對於精神虐殺的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開』，不僅使魯迅自己，更使我們每一個讀者的心，都『彷彿同時變了鉛塊，很重很重的墮下去』。而最耐琢磨的卻是結尾的這一句：『我倒不如躲到肅殺的嚴冬去罷』，這正是最典型魯迅式的情感選擇方式。」(注4) 但，魯迅到底選擇了甚麼？ 錢理群用「回憶的套子」的說法來說明〈風箏〉的敘述架構和象徵秩序，指第一、二段和最後一段的景物描寫，產生了「嚴冬的肅殺」與「春日的溫和」兩個「概念」，所指的「已經不是自然季節給人的感覺，而是一種生存環境、人生際遇、生命狀態、情感選擇的象徵」(注5)　如果用視覺化的說法，就像繪畫和攝影「框裡有框」的取景，〈風箏〉首尾兩部分，把內文有關故鄉溫暖春天和「精神虐殺」事件，框置在更大的一幅現實的嚴冬畫面裡，恰恰是此種框置與比照，讓人更意覺回憶中那溫煦的春天，即便讓人響往，實為天上的海市蜃樓，不可企及之物。然而，風箏同樣在「嚴冬的肅殺」與「春日的溫和」兩個畫面裡出現，是現實與記憶，嚴冬與春日的脆弱連繫，它記認那個不可歸返、無法改寫的童年，它的溫煦，同時包含連串的遺憾。對於文中那個在異地的冬日，望向天上卻看到舊時故鄉的春色，執著記憶的「我」來說，風箏是那麼的刺眼，既是羞恥的象徵，也是現實的諷刺，卻又是「我」之所執持──只有我執著記憶、執著於羞恥、執著於懲罰和無可補過，而不論是遺忘者與憶記者，「我們會面的時候，是臉上都已添刻了許多「生」的辛苦的條紋」，卻只有「我」的心很沉重 。 魯迅選擇了如「嚴冬的肅殺」現實，不作迴避，他選擇了記憶，即使那是極為痛苦的記憶。對「精神的虐殺」的反省，包含了對「遺忘」的警醒：正正是「遺忘」，取消了任何「寬恕」、任何「體諒」、任何與他人或與昔日犯錯的自己「和解」的可能，於是兄弟永遠隔絕於無法感受對方的生活軌跡上。正因為此，魯迅選擇了痛苦的自我拷問，痛與記憶總是相隨。 （小題為編輯所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原發表於魯迅、周作人、錢玄同、林語堂等人創立的《語絲》文藝周刊，1925年2月2日，第十二期。 2. 1919年，魯迅就以「神飛」為筆名在《國民公報》“新文藝”欄內發表過一組散文詩，共七篇，總題為〈自言自語〉，其中的第七篇《我的兄弟》即是《風箏》的雛形。同在〈自言自語〉的另外兩篇，〈火的冰〉和〈我的父親〉後來分別改寫為《野草集》裡的〈死火〉和《朝花夕拾》的〈父親的病〉。 錢理群，〈對比閱讀：從《我的兄弟》到《風箏》〉。見：http://blog.stnn.cc/wjzbe/Efp_Bl_1004813151.aspx 3. 《朝花夕拾》小引，《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 見：《魯迅入門讀本》（上），錢理群編。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出版社；唐山發行，2009。 5. 錢理群，〈對比閱讀：從《我的兄弟》到《風箏》〉。見：http://blog.stnn.cc/wjzbe/Efp_Bl_1004813151.aspx 原刊《筆尖》第2 期「經典重讀」，2011 年7-8 月，頁40-42。]]></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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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報事：「倡議西九香港文學館諮詢會」</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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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hu, 10 Dec 2009 23:34:20 +0000</pubDate>
		<dc:creator>© 李智良</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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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謹定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半至五時半，於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地址：九龍聯合道135號) 舉辦「倡議西九香港文學館諮詢會」，誠邀作者、文學及教育工作者、以及任何愛好文學和關心文化藝術的朋友出席。小組會把會議上收集到的意見加以整理，提交西九管理局。我們相信，文學界對於文學館以至西九整體，一定有話要說，小組願擔任信差的角色。 請致電9363-4180 潘小姐留座，或致電郵至mhkliterature@gmail.com。 「香港需要文學館」網站：http://mhkl.wordpress.com/ 「香港需要文學館」facebook小組：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102819065100 致香港文學館支持者： 倡議西九香港文學館諮詢會 西九文化區是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單一文化藝術建設項目，也是一個綜合性的文化藝術發展計劃。在西九管理局現時提出的方案中，文化區包含十五個表演藝術場地、一個名為M+的具博物館功能的機構和一個文化及創意工業展覽中心。令人驚訝的是，作為藝術一大範疇的文學，竟然未被納入文化藝術區的構思當中！文學長期受到邊緣化，香港的文學工作者、愛好者，都欲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現象。如今聲勢逐漸凝聚，當下正是一重要時機。 今年六月，一群文學工作者志願組成了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提出於西九文化區設立香港文學館的建議。小組的理據為： 香港文學經歷近百年發展，成果亟需通過一個專責機構加以整理、研究和推廣。 香港文學乃香港歷史和生活故事的呈現，對探索和建構本土身分不可或缺，對塑造整個西九文化區的本土文化特色也極具作用。 文學極為適宜跟其他藝術媒體互動，為文化區內不同藝術機構創造聯繫，為文化區建立整體性。 文學活動極其適合民間參與，既可推動文學和藝術教育，也可培養民眾對本土文化的歸屬感。 香港文學館可成為訪港旅客認識香港的橋樑，在文化交流和推廣上扮演積極角色。 六月以來，建設文學館的議題在社會上引起了熱烈的討論。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於七月發起籌建香港文學館聯署，迅即得到本地、大陸、台灣及海外二百多位著作名家、學者和藝術工作者簽名支持，並於報章刊登聯署廣告。支持興建香港文學館的Facebook小組人數接近五千。小組旨在於西九文化區規劃中提出推動本土文學的建議，並同時打開民間參與西九和整體文化規劃的空間。小組於七月香港書展期間舉行了倡議文學館講座，成員亦多次於報刊撰文討論文學館的創設理念，同時積極向西九管理局反映成立香港文學館的訴求。然而我們發現，政府及西九管理局，對於民間熱烈的呼聲反應遲鈍，甚至於一度不視文學界為西九的持份者。經過小組成員及支持者多度公開抗議後，情況有所改善，但跟其他藝術界別相比，文學界的參與程度和被重視程度依然極為不足，持分比例極其微小。此時此刻，文學工作者、愛好者必須集結起來，向政府、西九管理局及整個社會，表達我們堅定的訴求，反映實質而多樣的具體意見。 小組不避抛磚引玉，實希望集思廣益，並期待更多關心香港文學、藝術和文化的人士，藉此機會提出改善本土文化條件的建議。小組謹定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半至五時半，於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地址：九龍聯合道135號) 舉辦「倡議西九香港文學館諮詢會」，誠邀作者、文學及教育工作者、以及任何愛好文學和關心文化藝術的朋友出席。小組會把會議上收集到的意見加以整理，提交西九管理局。我們相信，文學界對於文學館以至西九整體，一定有話要說，小組願擔任信差的角色。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希望在十二月十三日能見到你。如欲參加，請致電93634180 潘小姐留座，或致電郵至mhkliterature@gmail.com。 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謹啟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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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即時散佈:兩款貼紙</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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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27 Nov 2009 10:23:18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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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報事：《種菜日記》放映</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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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09 Oct 2009 05:33:24 +0000</pubDate>
		<dc:creator>© 李智良</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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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第七屆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2009 節目 導演：顧允岡 鄭小塔 製片：鄭小塔 片長：55分鐘 台灣 國語 中文字幕 吃藥等於『有病』？而且越多顆表示『病情』越嚴重嗎？ 『我覺得我一天吃六顆很多了，但有人跟我說算很少了。』 『我會要吃ㄧ輩子的藥嗎？』 『在醫院護士每天灌要給我吃啊。』 當吃藥不只是吃藥，而是一種標籤、身分認同甚至是體制的壓迫‧‧‧ 導演顧允岡在台灣風信子農場工作3年後，拿起攝影機紀錄農場上的夥伴與來不及被紀錄的母親。 住院超過半甲子的昌哥透過風信子農場，重新接續與家鄉稻田、家人的情感；年輕時發病但仍想一圓大學夢的慧麗，每天面對電視機帶來的干擾；農場最年輕的文禾，認真、靦腆、有許多期待和行動。 片中夥伴們說著如何面對自己的疾病，以及和家庭、醫療體系、社會等等。 新聞媒體上製造緊張的不定時炸彈，或是亟需社會同情的可憐人；醫療體制中被治療的病人；一踏進醫療院所便再也不曾出去過；在家裡是需要照顧，甚至會拖垮家庭的重擔；被生產掛帥的經濟考量拒於職場門外的他們，和你我一樣都面對著自己的人生問題… 放映時間及地點： - 2009/10/14 (星期三) ; 晚上19:30 地點：香港獨立媒體（灣仔軒尼詩道365 號富德樓9  字樓） *導演顧允岡將出席與大家交流 - 2009/11/4 (星期三); 晚上19:30 地點：理工大學 DE 307]]></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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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重貼]戀物誌異＃9:國旗</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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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at, 03 Oct 2009 11:46:48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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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國旗就是一塊布。 國旗的尺寸、圖型與顏色，有嚴格規定，它的設計，富於意義，建國理想、種族共和、自由、平等……但是那個意義不住被覆寫，如電腦硬盤的Overwrite。意義的覆寫，需要場合，社會的、政治的，亦即矛盾與血、鬥爭與血，及其斷然劃上句號。國旗四處飄揚、人人揮舞，各自的原因不詳，如有雷同實屬高規格大規模動員。認同一面國旗，是將一塊由紡織與製衣工人造的布，置換為最崇高的精神價值象徵。並且以刑法為據，命令它不得污損。 人們在升旗禮中，只能仰望。旗手戴上手套，那塊布怎麼褶、怎麼拿，怎麼繫上旗桿的繩圈──寂止──音樂轟然行進，旗手要在那一拍甩出那布，期望有風，在樂聲完結前以均匀力度拉到捍頂，重覆而完美。如果沒有音樂呢？它顯得如斯荒凉、乏力。在「九一一」襲擊後的頹垣中，人們紛紛掛起了星條旗。死亡現場的死亡標記，同時是哀掉的「窗口」、寄托了穿越災難的冀願。可是正如電腦硬盤的覆寫，星條旗變成帝國仇恨的召集令，「英雄」的棺蓋，正如掉在戰地上的彈匣。Victory or Death。 一塊布不容污損，與矛盾與血、鬥爭與血的物質性相斥。在演示政權的諸種慶儀中，沒有人能想及民眾的勞累與抵抗。在「英雄」的葬儀與哀悼式中我們難以想像，其他無名者的死傷、倖存者歷著的災變，之日復日。如果我們連「英雄」的屍體遺容也看不見，更何況野地上的平民與遺眷？只有棺蓋上的國旗，因其方正、規格化、光潔明麗，最是引人注目。同樣的「為國捐軀」邏輯，就是一國民眾，都給蹍平、燙貼折服，一塊塊血染的屍布，覆蓋擴張的版圖。 原刋於《明報》世紀版「租界」, 16/July/2008]]></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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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報事：本土與我城的辯證 ——《解體我城——香港文學1950-2005》新書發佈</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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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Mon, 31 Aug 2009 07:11:41 +0000</pubDate>
		<dc:creator>© 李智良</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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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艺鵠主辦 日期﹕2009年於9月5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三時至五時 地點﹕艺鵠_书 (灣仔軒尼詩道365號富德樓1樓) 講者﹕陳智徳 (《解體我城——香港文學1950-2005》一書作者) 陳寧 (作家) 謝曉虹 (作家) 主持﹕小西 (作家) 查詢： 2893 4808｜acobook@gmail.com｜http://aco.hk 廣東話主講，費用全免，歡迎捐助；座位有限，請先訂座 活動簡介 1950、1997與2003年，大概是香港本土性論述的幾個重要分水嶺，作為本地重要的文學工作者與研究者之一，陳智德在新著《解體我城——香港文學1950-2005》，通過跨越不同的年代，進入不同的文學文本，除了追索香港文學的傳承關係外，更進一步思考本土與我城的辯證。在是次的發佈會中，除了作者陳智德外，我們更邀請到本地知名作家陳寧與謝曉虹，透過閱讀陳智德的文本，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嘗試解讀我城的身世。 有關《解體我城——香港文學1950-2005》 本書以本土性為跨越年代的核心思考，論述範圍以徐訏、舒巷城寫於一九五○年的詩和小說開 始，再及力匡、楊際光、馬博良、劉以鬯、舒巷城、蔡炎培、西西、也斯、鄧阿藍、洛楓、鍾玲玲、辛其氏、李碧華、郭麗容等作者，下迄二○○五年潘國靈的〈我城05——版本零一〉、謝曉虹〈我城05——版本零二〉及董啟章的《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提出以一九五○年和一九九七年為兩大時間軸，再及二千年代作者對本土文學的回應，重點是不同年代香港文學的本土性變化及其不同的對應面，除了帶出學術討論，也希望由此見出香港文學的傳承關係；提出一種研讀和分析方法，也提出個人的理念反思。 有關陳智德 陳智德，一九六九年香港出生，台灣東海大學文學士（1994）、嶺南大學中文哲學碩士（1999）及博士（2004）。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古文獻資料庫研究計劃」助理編輯（1994－1997）、嶺南大學中文系客座授課導師（2004－2006）、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兼任講師（2007）及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系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計劃」副研究員（2008-2009）等職。二零零九年八月起出任香港教育學院中文學系助理教授。 另從事文學創作及研究，一九九六年與友人創辦《呼吸詩刊》並出版「呼吸叢書」，二千年與葉輝、崑南及廖偉棠創辦《詩潮》月刊。創作包括新詩、散文及小說，曾獲一九九零、九四、九六及二零零二年度中文文學創作獎新詩組獎項，二零零七年憑《愔齋書話──香港文學札記》一書獲第九屆香港中 文文學雙年獎文學評論組推薦獎。著有文集《抗世詩話》、《愔齋讀書錄》、《愔齋書話──香港文學札記》及詩集《單聲道》、《低保真》、《市場，去死吧》，另編有《三、四十年代香港詩選》、《三四十年代香港新詩論集》、《現代漢詩論集》及《咖啡還未喝完：香港新詩論》等]]></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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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水土不服</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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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ue, 11 Aug 2009 03:44:46 +0000</pubDate>
		<dc:creator>© 李智良</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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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在殖民主義中長大的我們，自少便明白被殖民的困境是一種語言的困境，要在這種困境中求生存，時刻打的是一種語言的仗。 ──游靜 (1) 後來，我甚至覺得沒有一種語言是我的「母語」。(2) 「母語」的講法要求一種認同。從一開始，我，以及許多人，無法認同。 譬如說，我正以中文書寫這篇文章，一邊寫，腦海中有把好像屬於我的聲音，用港式「懶音」廣州話默唸這些字句──請記起我們的電視新聞女主播、歌影視藝人和無數70／80／90後的年輕人，他們的口音、用語和說話方式──那並不是北京話／官話／普通話／白話／國語，而是一種滿獨特的方言，與此地的生活文化及生存條件相互生成，既是此地的生活方式與歷史塑造這種語言，這種語言也塑造我們對此城生活的理解和詮釋框架。(但當我說「我們」，我們又包括誰？) 在接壤中國大陸的南陲一隅，於此地積習、俗成之言，它並不「純正」，永遠與所謂「正統」靠不著邊。即便如此，「港式廣州話」卻與今天至少五千五百多萬人口使用的「粵語」屬同一系統，可上溯秦漢時期百越一帶使用的古粵語雛形。(3) 又譬如，而「譬如」不曾接近它的所指：本文首段實以英文句法所寫，而且在兩文對照與翻譯之間，常有意料之外的泛音和歧義：Later on, I feel as though there is not a “mother tongue” of mine. The notion of “mother tongue” demands a certain kind of identification which I, and many others, could not fulfil in the first place。 在香港，不中不英的病句、冗句，可以寫進各類公函與官方文宣而無人臉紅，(4) 同是語言學上的「語碼轉換」 (Code Switching)，所謂「Chinglish」、「港式英文」卻常被堅持某種正統、雅潔的人士詬病。某些人的中英掺雜總是比另一些人的不純不正要强，「不純正、不標準」的判罪，不在於語言本身，而是一個階層／羣體向另一個宣示權力的論述，卻以「非政治化」的措辭達成。 長久以來的崇英文、抑中文，有人認為是殖民地歷史的惡果，有人認為是「國際化」的要求所趨。先撇開「英文化」等同「國際化」的謬誤，(5) 殖民主義的幽魂沒有「過去」；兩種意見卻不謀而合的一再提醒我們，語言並非自然而然的透明容器，而是持續受各種外在因素和力量所影響的。無論在捲舌音、舌齒音輕重與幅度的長期規訓、吹毛求疵，在學科教學語言自决權、「內地生」、「外地生」收生比例的爭持抗頡，抑或在國民／市民身份與解殖問題的原則和道理上突然變臉脫腳，語言政策的具體落實，皆與一個地方的政權孰誰、地方身份形構的欲望對象孰誰，有莫大關係。 事情卻並非那麼簡單，政策、條文底下有隱藏的政策和不明文的操作，實際經驗總是比能夠具體描繪的複雜得多。 除了英文化，我們的「中文」其實也有不同程度「日文化」、「台灣國語化」、甚至「互聯網技術用語和表情符號化」的書寫方式和用語。日本、台灣、互聯網文化，以至南韓政府近年大力資助輸出的影視文化，都一直以消費主義的方式冲刷著香港的語言生境，卻始終沒有一種外語或「第二語言」會像英文一樣，長期而持續的如此觸動香港人的自尊。莫非沒有一種外國語言能像英文一標穿透香港社會之同時，卻處處呈現異質、能見度高，尤其「見外」？抑或那異質，正在於我們熟悉的不流血暴力、慣性的強制？「英文能力」被重覆述說為社會階層爬升、文化品味、國際視野等有形無形的社會資本直接掛鈎的欲望之物，同時被用作各種昇遷、課賞的指標，卻是藉以維持社會分層的管治秩序。 假如語言是思想體表，香港人的精神面貌與文化身份的形構，無疑充滿各種短路、混亂、失憶與「精神分裂」的癥狀。「兩文三語」沒有一種是香港文化身份可以寄托的當然屬土或歸宿；「兩文三語」沒有一種能充份涵蓋、追認移民經驗、殖民經驗和再次被殖民的經驗，卻總是（不得不）向強勢的、屬於主子的語言靠隴。基於對共產、社會主義思想的嚴防，幾十年來殖民地政府故意阻隔簡體字出版物流入，普通話教育亦遲至1986、1988 年才先後納入中小學課程；為了防止不同籍貫、族羣的大陸移民在香港集結不同勢力，自六十年代晚期，廣州話在殖民地語言政策與所謂「本土身份」建構的各種措施影響，及由電視、電台主導的廣東話流行文化的蔚然風潮，成為獨大。(6) 其他如福建、上海、潮州、客家、鶴佬等等方言，漸從社會公共生活中退到家庭裡。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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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文要有學，學要有館」─ 支持於西九文化區創設香港文學館聯署書</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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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at, 01 Aug 2009 06:55:35 +0000</pubDate>
		<dc:creator>© 李智良</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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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前言 在人人幾乎都懂得閱讀和寫字的年代，文學卻逐漸退隱。往日不識字的人也可以講話動聽，出口成章，如今演講和寫作卻成了專業，且是冷門的。文學教育之失落，文學知識之貧乏，致令普通人連理解比喻、典故和一般修辭的能力也欠缺，妨礙自我表達、社群交流和對外溝通。且莫說振興本地之文化創意產業，在在須要編劇、廣告、說故事和傳達意義的能力了。 文字創作，原是本能。開會無聊起來的時候，會寫幾行字，關在監獄的人也會讀小說和寫詩。到文學要特別提倡和教育，文學要有館來輔助文學知識傳播的時候，也是相當悲哀和無奈的時候了。然則，連這個也不做，就連希望也放棄了。目前，很多有心人犧牲個人時間和租金代價來辦文史書店和文化沙龍，試圖令公眾重拾文學的樂趣，分享文人沙龍的思想激蕩，但這是不足夠的，也不可能持續久遠的。我們須要一個公共的文學空間，使香港市民得到文學滋養，懂得欣賞文字、思考問題和表達自己，並且從本地的文學歷史，找到社群的過去，培養對香港和中國的歸屬感，也參與對外的文學交流，理解世界，對照自身。 講故事、撰劇本、寫曲文、作評論，甚至宣傳口號和節目簡介，都涉及文學藝術和哲理思考。文學是各種藝術的根基，西九文化區如要生態完整，是須要文學館的。當然，如果香港的文學與藝術教育基礎做得好，本來毋須文學館，甚至西九文化區也毋須設立的。設立西九文化區，已意味香港的文化藝術須要另撥公共資源來培養，甚至補救。要培養，要補救，最為基本的文學教育，又豈可缺席？ 況且，香港文學過去的研究、論述和推廣工作做得不足，也未能開放予公眾參與。香港文學館之設，正好使民眾可以見證香港文學論述的形成過程，使各方面的文人雅士可以參與和討論，並與公眾交流學問，賦予香港文學的公共性格，使文學由私學成為公學，也使分散香港各處的文學活動，有個聚焦之地。 文要有學，學要有館。香港文學館是香港文學研究、教育和交流的公共空間。相對於其他的表演藝術，文學需要的空間和資源不多，只需一座獨立的文學館，有展覽廳、演講堂、活動室、書店、茶座、咖啡室等，便可以了。早在西九籌劃階段，已有設立香港文學館之議，後來由於西九的招標爭議，曠日持久，文學館之議復歸沉寂，目前西九文化區已進入具體規劃階段，此際重提建議，乃確保政府及西九管理當局不會忘記香港文學館，早日為之釐定空間，撥出財政資源。 ——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 聯署建議： 吾人聯署建議於西九創設香港文學館，敦促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考慮，將香港文學館籌辦之事，納入議程，適時展開公眾諮詢及規劃研究。 發起人：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 小組成員： 董啟章（召集人）、葉輝、陳智德、潘國靈、廖偉棠、鄧小樺、馬家輝、司徒薇、 陳雲 小組顧問： 劉以鬯、李歐梵、梁秉鈞、鍾玲、黃子平、張珮瑤、顏純鈎、關夢南、張灼祥 &#8212;加入聯署&#8212; 相關： 「香港需要文學館」網站 「香港需要文學館」Facebook 小組]]></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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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經常焦慮症」、「憂鬱症」與SSRI 的傳銷</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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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at, 18 Jul 2009 06:00:38 +0000</pubDate>
		<dc:creator>© 李智良</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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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Selling Sickness (CBC Australia, Directed by Catherine Scott, Produced by Pat Fiske. 2004) 販賣疾病。這是一齣長約45 分鐘的新聞紀錄片，調子比 BBC 的Panorama 節目同年製作的這一齣溫和許多。指出的基本事實不無兩樣：資源鉅大、利潤與利益所涉更為鉅大的跨國藥物企業如葛蘭素史克 (GSK)(*), 瑞輝 (Pfizer), Eli Lilly 等等，以大量贊助「學術研究」計劃、舉辦「學術研討會／發表」、贊助「臨床先導試驗」作為拓展市場的工具，一邊向「上層」的醫療機構、醫療政策制訂者、醫藥執業者的意見領袖著手推廣各種精神病的「新療法」、「新藥」；另邊廂則以各種軟式廣告、模範服用者亮相電視、製作及派發評估套件、「資訊」套件，及贊助各種「精神健康意識」推廣運動，向「下層」的一般民眾散佈自我懷疑，把焦慮說成「焦慮症」病癥，怕羞、不擅人際說成「社交恐懼症」病癥，以可以由千百種其他原因導致的「功能性失調」說是各種精神病的診斷準則，將現代城市生活的各種心理與行為、情緒反應，收編進精神科的「專科」範疇涉獵。 結果是幾乎沒有人不曾懷疑過自己有某種精神病，前往或被仲介往精神科求診之際，就成全了藥廠產鎖銷到「市場」的搭橋：本來不納入精神病的人生範疇，變成精神科專屬的「醫學」領域，每年新註册上市的各種精神科處方藥物，則成為年年遞增的「新症」病人的最佳治療方法。 節目以近年處方予大量「憂鬱症」、「社交焦慮症」、「經常焦慮症」(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GAD)、「經前綜合症候羣」等「病人」服用的所謂「選揀性血清素回收抑制劑」(Selective Serotini Re-uptake Inhabitators, SSRI) 類精神科處方藥物為例，指出諸如 Paxil/Seroxat (Paroxetine Hydrochloride), Prozac (Fluoxetine), Sarafem (Fluoxetine Hydrochloride), Zoloft/Lustral (Sertraline hydrochloride) 的大量供應銷售、亦即前綫醫生大量處方予民眾，與同年間大量颷升的各種「情緒病」與「過度活躍症」患者數目，實為同一利益循環的體現。 節目裡亦指出藥物檢查當局，無力監控一般醫生以「Off Label」的方式濫開此等精神科藥物予自稱「有需要」的「病人」，亦無力規管藥廠以自行斥資所做的「研究結果」，利用作各種誤導、隱瞞、誇大療效、失實陳述。 令人髮指的，是此等常被稱為「新藥」、「副作用少、安全」的精神科處方藥物，早有證據及無數以悲劇終局的現實案例指明其療效不明，並且部份服用者在服用初期出現不良反應，或於減量／停服／轉用期間，出現各種斷癮癡狀 (Withdrawal Symptoms) ，嚴重者有躁狂 (Mania/Hypo Mania)、意識混亂、精神錯亂 (Psychosis)，及由服用此等SSRI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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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報事2.5 則</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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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hu, 02 Jul 2009 12:51:17 +0000</pubDate>
		<dc:creator>© 李智良</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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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另人非常期待的2個活動： 1. 瘋狂與真理：魯迅小說的現實性 日期︰7月4 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4 至6 時 地點︰序言書室 (香港旺角西洋菜南街68號7字樓) 講者：張歷君 主持：陳彥楷（Benny） 在官方和主流的論述裡，魯迅一向被視為中國現代文學現實主義傳統的「偉大」開端。但諷刺的是，魯迅在他的小說寫作中，卻一貫通過「狂人」或被社會主流鄙棄和侮蔑的人們的眼睛，展開他對「現實」的觀察和反思。這種有趣的敘述視角選取，恰恰與追求「呈現客觀現實」的主流現實主義傳統相違背，為我們展現另外一種被壓抑的「真理」。究竟魯迅是如何獲得這種另類的視角的？這種另類視角放諸當下，對今人又有何「現實」相關性？講座嘗試初步介紹，魯迅如何創造性轉化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歐洲「世紀末」文藝實驗成果，為中國現代文學開啟一個別樣的現實主義傳統。 相關：「現實主義的政治」週末系列 * 2. 離線沙龍︰兩代移民經驗─香港故事的流動想像 日期︰7 月5 日 (星期日) 時間︰下午2 至4 時 地點︰艺鵠_书 (灣仔軒尼詩道365號富德樓1樓) 主辦：香港獨立媒體 主持﹕周思中 (香港獨立媒體網編輯) 講者﹕楊媚、郭儉、趙寧志、黃思存、梁以文等 兩代移民將各自講述自己的移民經驗。討論會除了將加深大家對移民經驗、處境的理解，甚至香港於不同年代如何對待移居者外，也嘗試重塑香港故事與香港想像，以移民經驗去切入並展現(複數的)香港故事的流動與複雜性。《也是香港人─七字頭的新移民誌》與《同根‧同天空──遇上新來港婦女》兩書的一眾作者、編者，將會在七一之後，跟我們分享兩代移民的經驗，反思「香港人」身份的問題。 * 另外7 月5 日8:00pm 有這個活動，小樺主持，邀請了葉輝先生跟我們分享。希望大家去完上面2 個活動，隨興而來。]]></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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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報事：六四二十週年詩歌音樂會</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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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Wed, 03 Jun 2009 06:09:43 +0000</pubDate>
		<dc:creator>© 李智良</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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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六四二十年，當日的一切糾結心頭，面對無恥人荒謬話，鮮血與理想變得愈益明淨，詩語歌聲銘刻心窩。與老中青八零後詩人、長期抗爭社運樂者，來一起思念六四，一起渡過憂傷的午夜。 誦詩：也斯、北島、黃碧雲、孟浪、崑南、葉輝、飲江、陳滅、陳建華、陳麗娟、盧勁馳、洛謀、梁璇筠、鄭政恆、雨希、文於天、郭梓祺、洪曉嫻、鄧小樺等 音樂：billy、阿班、陳偉發、潘志雄等 時間：六月三日（週三）晚上八點，一起度過凌晨 地點：文化中心外，自由戰士雕像下 來賓可自由參與，自攜誦詩、即興藝術、行走坐臥，在散漫中共同思念，請帶一朵花來廣場。]]></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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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1989：母親的眼淚</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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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Wed, 27 May 2009 16:06:11 +0000</pubDate>
		<dc:creator>© 李智良</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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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有一個畫面在二十年來一次又一次重訪我的腦海，我沒有召喚它的，只要有人跟我提起「六四」屠殺／鎮壓／事件／風波／(自由填上)，就是這個畫面橫在眼前，這個畫面不知是誰拍的： 在一間住了一家四口的四百平方呎公屋單位中的「客廳」(擺放睡床、衣櫃餘下的部份)裡、臨在「騎樓」(廚廁部份) 的鐵框玻璃門旁的牆角擺了一個五桶木櫃，櫃頂有一部三洋電視機。當時是深夜，「客廳」和「騎樓」都沒有亮燈，只有電視屏幕的閃光映在母親坐在一張塑料矮櫈上的身影。母親在哭，很小聲、很小聲的幾乎沒有聲音，一臉都是眼淚。許是因為夜深，電視的聲量都是很小聲、很小聲的幾乎沒有聲音。 這個畫面之前之後，以至這個畫面本身的任何細節，我都無法確定。譬如說，那個五桶木櫃左邊的一扇門櫃裡，曾經放著爸爸年青時習畫的習作，右邊呢，究竟是有四個櫃桶、還是真有五個？紅A 牌塑膠矮櫈是紅色的那張還是藍色的另外一張…… 啊！我們家有過一張藍色的塑膠矮櫈嗎？記憶非常不可靠，人的而且確會「記起」沒有發生過的事情，從沒有發生過的事情也可能經過不斷重述，會變成一個人、一個羣體的「記憶」…… 在那個畫面裡，我記得，好像問了母親一句甚麼，她才從怔忡恍惚中回頭，答了一句我以後沒記住的話。然後我就去睡了，母親則留在那個畫面裡看電視。 那是我懂事以來頭一次看見媽媽哭了…… 可是無論如何，我、以至媽媽本人和當時睡著的爸爸和弟弟，都無法排除「媽媽根本不是坐在矮櫈上」、甚至「媽媽根本沒有在1989 年6 月4 日凌晨在屯門某公共屋邨單位裡看電視」的可能性。 這涉及證詞(testimony) 在知識論 (Epistemology) 上的特殊位置：沒有人能排除我說謊的可能，亦無法逆向檢視「所有的其他可能」是否成立、何以都沒有發生── 譬如母親同樣可能先是因為別的事情哭了，然後才開電視；或三洋電視機曾被外國勢力干擾插播；或我當時不過在夢遊；或全邨人被外星人擄去植入Matrix 程式等等── 你只可以質疑我的誠信、指控我懷有說謊的動機與利益誘因，或以其他各種手段廹我收聲、徹回我的說話，當時只有我目睹媽媽看電視流了一臉眼淚。而我無論有否說謊，我都會說沒有。 證詞因此涉及一種單獨、孤立存在的個人經驗，它得到其他人承認與否，也是繫於它的單一、無旁證可援與無從由他人替代。當時媽媽在哭，只有我看見，我還記得。 我的媽媽因為1989 年6 月4 日凌晨的電視新聞畫面哭了。這於我而言就是事實，我相信它真有其事。並且我在這篇文字裡重述、憶記它。 當然，媽媽在這以前或以後不是沒有因為別的大小事情哭過，可是這個畫面停住了，在現實的另一邊對照我們處身的現實，很小聲、很小聲的幾乎沒有聲音。 ※ 如果1989 年的天安門廣場就是歷史現場── 所有事情都在該時該處起始、發生，「後89 中國」的歷史必得從此一再數算── 世上絕大部份未有親歷目睹的人，唯有靠當時在場的人的證詞、所有可以旁證的事實，理解、追溯無法接近的真相。 1989 年六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指派軍隊執行「戒嚴令」圍堵北京市並且在6月4日凌晨大規模殺害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及附近的平民。 這是我理解、我相信的根本事實：有數目至今無法統計的平民死於本國軍隊槍下。 歷史，或歷史上發生的事，可能、可以沒有道德、違反道德、非道德或超道德。實在人類歴史就是血的歷史與反抗的歷史。但，今人對歷史、或對歷史上發生過的事，有道德感、有道德責任。因為將來一代二代只有從今時遺下的憑證與存記，嘗試貼近歷史、傾聽死者、也看見今天的人。那個道德感、道德責任必須是現世的、政治的。 「意義」可是另外一回事。 二十年來，不同的人為了千差萬別的原因，想為1989 年的天安門廣場上發生的一切定調、定性。洗刷血跡，為空的棺材釘蓋…… 當一種聲音似乎愈來愈大、震懾、鋪天蓋地、曠古絕今，另外的一種聲音顯得很小聲、薄弱。 可是死者無言語、死者的家屬親人至今依然不可哭喪、不可哀悼，只有噤聲、流放。他們自己都老了，死亡臨在晚年── ※ 我這才開始明白，「六四」何以讓我無法言語。我甚至沒有和朋友、家人說過「關於六四……」。好像從來沒有。卻是母親在電視前面哭了的畫面，在一種哀傷與搖撼前面把我擋住。 當妳想到數以千百個死者、他們的數以千百個家庭，一夜之間，親人的亡故指證，生命的對面不是死亡，而是會指派正規軍隊圍堵北京市殺害平民百姓的中國共產黨、和它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然後是二十年的噤聲、流放，不可哀悼、不可談論。妳可以說甚麼呢？ 離開歷史現場好遠，舒安得可恥的距離，我的無法言語，非因鎖禁，也始於二十年前。1989 年6 月7 日教育署宣佈停課，原訂的全港師生遊行被廹取消，翌日我和同學穿著校服坐在學校向街的球場上「參加集會」，有唸預科的領袖生拿著咪高峯發言，其中一句口號到今天我依然覺到它的刺耳欲聾：「努力讀書，建設新中國！」 我想不明白它的道理。「努力讀書，建設新中國！」我喊不出口。 二十年來的大肆發展與建設指證，死亡與災難的對面不是生命，而是「國家」壓倒一切真實：用流血的，用不流血的，也用文明進步的禮儀，外交與內政，讓左手把全球五分一人口賤賣給右手營建的「市場」，用貪腐掩蓋貪腐，用民脂民膏射火箭上太空、辦奥運，用震災搞形象工程……妳可以說甚麼呢？ 母親在電視前面哭了的畫面再一次橫在眼前。 眼淚可是沒有意義的，它只是感情的流淌、露出自己，不由自主。 我們不知道有幾多人的眼淚，是為了1989 年的天安門廣場。 又或者，眼淚與血掉落在1989 年的天安門廣場，會像杜拉斯寫塞里格與里斯說對白的聲音一樣，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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