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箏〉寫於1925 年一月 (注1)，講魯迅後悔年少時欺負小弟，把他的風箏毀壞，多年後與弟弟重提舊事，想得到寬恕而對方卻早把整件事忘記了，不知道還能希求甚麼，「心只得沉重著」。這個「故事」的梗概，早在1919 年的〈我的兄弟〉寫過；何以魯迅把一件弟弟已經忘記的往事一提再提？已經42 歲的魯迅，何苦要為廿幾三十年前的事折磨自己？
我們固然知道，魯迅寫〈風箏〉的時候，與二弟周作人因為1923 年夏天發生一宗耐人尋味的「家庭糾紛」決裂不夠兩年，此期間與盲婚的元配朱安和守寡的母親愈搬愈遠，有八道灣的大屋不能住，先是遷往磚塔胡同，後又搬到西三條胡同的新屋，住落才不過半年，時值農曆新年，本該一家人坐埋一檯齊齊整整，兄弟明明同住一城卻互不往還．．．．．．要對號入座的話，魯迅把原來〈我的兄弟〉(注2)三百多字就寫完的事，「小事化大」，一書再書，更於弟弟有份創辦的雜誌發表，可能有向弟弟委婉求和之意。〈我的兄弟〉中，「他仍是很要好的叫『哥哥』。」的結局亦改寫了，慨歎兄弟手足之情今不復在，自責、虧欠，「無怨的恕」的心理描述，像魯迅設置給自己的陷阱，又如刑犯示眾，而施刑者又是自己落力擔演，叫人難忍。
然而魯迅寫的不是日記，不是自傳，我們不能把它等同研究魯迅生平幾時做了甚麼的一般史料看待。〈風箏〉一題，分明是寄喻之物，更是與〈我的兄弟〉的直述大相逕違，它本身除了兄弟情的歎喟，「大蝦細遲早俾屎餵」的「故事」與教訓外，另有更深刻的意圖。後來〈風箏〉收入「獻于友與仇，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之前作證」的《野草》，沒有收入魯迅自言是有關「思鄉的蠱惑」的回憶文集《朝花夕拾》，更是有意識的區分(注3)；〈風箏〉裡那個在「這異地的空中」一次又再一次出現的故鄉溫暖春色，所指的固然是作者兒時生活的紹興，父親過世以前的「孩提時代」，但它同時也另有所指，是〈我的兄弟〉沒有觸及。
欺凌背後的自我否定
但風箏並不是如魯迅所說，「是沒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藝。」戰國時代就有木鳶飛了，到紙發明了以後，漢代有人用紙鷂來測量，南北朝有人用作戰爭通訊，而魯迅不可能不知道清明節「斷鷂放災」的習俗。
少年的魯迅要把弟弟所嚮往，既然沒錢買、哥哥又不許放、唯有偷偷撿些枯枝來造的風箏撕毀、踏扁，還冷酷的「傲然走出，留他絕望地站在小屋里。」又說「後來他怎樣，我不知道，也沒有留心。」除了說他年紀輕輕就懂得冷酷無情，又深明忽略乃虐待他人的上乘之法，我們可以直接指出：魯迅無法面對弟弟單純的、小朋友的微小願望。魯迅懊悔，掉入深刻的自省，他同時也為自己感到羞恥──他羞恥自己的羞恥。 魯迅無法回答為甚麼不給弟弟放放風箏，更無法向弟弟說明放風箏和「沒出息」兩者間的關係，那不過是一種託辭，而他要弟弟得著「教訓」的方法，不也就是暴力和冷漠！當時也不過約莫十三、四歲的魯迅，為甚麼會那麼厭恨「沒出息孩子」，而他何以會以此種方式施行「身教」？
不過約莫十三、四歲的魯迅對「多病，瘦得不堪」的弟弟感情複雜，說他總是「張著小嘴，呆看著空中出神，有時至於小半日。」其實一直留意著他、眼角勾著不放，處處受牽動的是魯迅自己；說弟弟看著人家的風箏動不動就「驚呼」，又會「高興得跳躍」的表現「看來都是笑柄，可鄙的」，是明白否定孩童遊戲的歡笑，卻藏不了深深的忌恨──「我睇見你個樣就憎」的意思是，我多想好似你咁、活得那麼容易。弟弟為了一個沒錢買的紙鷂天真著迷的神態，自是惹來「知道」既不可天真更不可給人看扁的「兄長」討厭，恨鐵不成鋼．．．．．．〈風箏〉裡的少年魯迅許是以這樣扭曲的心理，藉否定弟弟來否定自己裡面那個軟弱的、害怕被當成沒出息的「孩子」。 在那場完全沒有聲音描述的「精神的虐殺」場境中，他既「在破獲秘密的滿足中，又很憤怒他的瞞了我的眼睛」，彷彿弟弟真的做了些甚麼罪惡的事，讓他眼紅，而當他能夠對自己的感情一樣冷寞，徹底否定、鄙視「驚惶地站了起來，失了色瑟縮著」的「弱者」，在「這樣苦心孤詣地來偷做沒出息孩子的玩藝」罪有應得的弟弟面前，不哼聲不動一根眉毛，依次「折斷了胡蝶的一支翅骨，又將風輪擲在地下，踏扁了」，搗毀了的自然不單單風箏的翅膀和風輪，他「得到完全的勝利」，幾乎取代了〈五猖會〉那個不可理喻的嚴父，甚至，可說是一種自我的，對自己的童年與「無邪」的埋葬。少年魯迅所受的教養、際遇和社會訓練，一方面讓他加快成人，不屑兒戲，也讓他的「自我反省」一直延遲到長了胡子的中年，還得因為「偶而看了一本外國的講論兒童的書」才萌發，一待就是廿多年的「虧欠」壓在心頭，「心只得沉重著」。
原地流放的記憶與反省
魯迅研究者錢理群在《魯迅入門讀本》的導讀裡就指出，「〈風箏〉的特異之處，自然是在童年回憶的『春日的溫和』裡，注入了『嚴冬的肅殺』──『二十年來毫不憶及的幼小時候對於精神虐殺的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開』，不僅使魯迅自己，更使我們每一個讀者的心，都『彷彿同時變了鉛塊，很重很重的墮下去』。而最耐琢磨的卻是結尾的這一句：『我倒不如躲到肅殺的嚴冬去罷』，這正是最典型魯迅式的情感選擇方式。」(注4)
但，魯迅到底選擇了甚麼？
錢理群用「回憶的套子」的說法來說明〈風箏〉的敘述架構和象徵秩序，指第一、二段和最後一段的景物描寫，產生了「嚴冬的肅殺」與「春日的溫和」兩個「概念」，所指的「已經不是自然季節給人的感覺，而是一種生存環境、人生際遇、生命狀態、情感選擇的象徵」(注5) 如果用視覺化的說法，就像繪畫和攝影「框裡有框」的取景，〈風箏〉首尾兩部分，把內文有關故鄉溫暖春天和「精神虐殺」事件，框置在更大的一幅現實的嚴冬畫面裡，恰恰是此種框置與比照，讓人更意覺回憶中那溫煦的春天，即便讓人響往，實為天上的海市蜃樓，不可企及之物。然而，風箏同樣在「嚴冬的肅殺」與「春日的溫和」兩個畫面裡出現，是現實與記憶，嚴冬與春日的脆弱連繫，它記認那個不可歸返、無法改寫的童年，它的溫煦，同時包含連串的遺憾。對於文中那個在異地的冬日，望向天上卻看到舊時故鄉的春色，執著記憶的「我」來說，風箏是那麼的刺眼，既是羞恥的象徵，也是現實的諷刺，卻又是「我」之所執持 ──只有我執著記憶、執著於羞恥、執著於懲罰和無可補過，而不論是遺忘者與憶記者，「我們會面的時候，是臉上都已添刻了許多「生」的辛苦的條紋」，卻只有「我」的心很沉重 。
魯迅選擇了如「嚴冬的肅殺」現實，不作迴避，他選擇了記憶，即使那是極為痛苦的記憶。對「精神的虐殺」的反省，包含了對「遺忘」的警醒：正正是「遺忘」，取消了任何「寬恕」、任何「體諒」、任何與他人或與昔日犯錯的自己「和解」的可能，於是兄弟永遠隔絕於無法感受對方的生活軌跡上。正因為此，魯迅選擇了痛苦的自我拷問，痛與記憶總是相隨。
（小題為編輯所加） 1. 原發表於魯迅、周作人、錢玄同、林語堂等人創立的《語絲》文藝周刊，1925年2月2日，第十二期。
2. 1919年，魯迅就以「神飛」為筆名在《國民公報》“新文藝”欄內發表過一組散文詩，共七篇，總題為〈自言自語〉，其中的第七篇《我的兄弟》即是《風箏》的雛形。同在〈自言自語〉的另外兩篇，〈火的冰〉和〈我的父親〉後來分別改寫為《野草集》裡的〈死火〉和《朝花夕拾》的〈父親的病〉。http://blog.stnn.cc/wjzbe/Efp_Bl_1004813151.aspx
3. 《朝花夕拾》小引，《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 見：《魯迅入門讀本》（上），錢理群編。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出版社；唐山發行，2009。
5. 錢理群，〈對比閱讀：從《我的兄弟》到《風箏》〉。見：http://blog.stnn.cc/wjzbe/Efp_Bl_1004813151.aspx
原刊《筆尖》 第2 期「經典重讀」，2011 年7-8 月，頁40-42。
08 Jul, 11
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謹定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半 香港 兆基創意書院
請致電9363-4180 潘小姐留座，或致電郵至mhkliterature@gmail.com。
「香港需要文學館」網站：http://mhkl.wordpress.com/
「香港需要文學館」facebook小組：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102819065100
致香港文學館支持者：
倡議西九香港文學館諮詢會
西九文化區是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單一文化藝術建設項目，也是一個綜合性的文化藝術發展計劃。在西九管理局現時提出的方案中，文化區包含十五個表演藝術場地、一個名為M+的具博物館功能的機構和一個文化及創意工業展覽中心。令人驚訝的是，作為藝術一大範疇的文學，竟然未被納入文化藝術區的構思當中！ 文學長期受到邊緣化，香港的文學工作者、愛好者，都欲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現象。如今聲勢逐漸凝聚，當下正是一重要時機。
今年六月，一群文學工作者志願組成了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提出於西九文化區設立香港文學館的建議。小組的理據為：
香港文學經歷近百年發展，成果亟需通過一個專責機構加以整理、研究和推廣。
香港文學乃香港歷史和生活故事的呈現，對探索和建構本土身分不可或缺，對塑造整個西九文化區的本土文化特色也極具作用。
文學極為適宜跟其他藝術媒體互動，為文化區內不同藝術機構創造聯繫，為文化區建立整體性。
文學活動極其適合民間參與，既可推動文學和藝術教育，也可培養民眾對本土文化的歸屬感。
香港文學館可成為訪港旅客認識香港的橋樑，在文化交流和推廣上扮演積極角色。
六月以來，建設文學館的議題在社會上引起了熱烈的討論。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於七月發起籌建香港文學館聯署 ，迅即得到本地、大陸、台灣及海外二百多位著作名家、學者和藝術工作者簽名支持，並於報章刊登聯署廣告。支持興建香港文學館的Facebook小組人數接近五千。小組旨在於西九文化區規劃中提出推動本土文學的建議，並同時打開民間參與西九和整體文化規劃的空間。小組於七月香港書展期間舉行了倡議文學館講座，成員亦多次於報刊撰文討論文學館的創設理念，同時積極向西九管理局反映成立香港文學館的訴求。然而我們發現，政府及西九管理局，對於民間熱烈的呼聲反應遲鈍，甚至於一度不視文學界為西九的持份者。經過小組成員及支持者多度公開抗議後，情況有所改善，但跟其他藝術界別相比，文學界的參與程度和被重視程度依然極為不足，持分比例極其微小。 此時此刻，文學工作者、愛好者必須集結起來，向政府、西九管理局及整個社會，表達我們堅定的訴求，反映實質而多樣的具體意見。
小組不避抛磚引玉，實希望集思廣益，並期待更多關心香港文學、藝術和文化的人士，藉此機會提出改善本土文化條件的建議。小組謹定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半至五時半，於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地址：九龍聯合道135號) 舉辦「倡議西九香港文學館諮詢會」，誠邀作者、文學及教育工作者、以及任何愛好文學和關心文化藝術的朋友出席。小組會把會議上收集到的意見加以整理，提交西九管理局。我們相信，文學界對於文學館以至西九整體，一定有話要說，小組願擔任信差的角色。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希望在十二月十三日能見到你。如欲參加，請致電93634180 潘小姐留座，或致電郵至mhkliterature@gmail.com。
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謹啟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11 Dec, 09
適用於各種場合。
使用方法：誠心許願，並張貼於當眼處
01.已經不再為你著想了
o2.已經不再是我們的政府了
27 Nov, 09
第七屆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2009 節目
導演：顧允岡 鄭小塔
吃藥等於『有病』？而且越多顆表示『病情』越嚴重嗎？
『我覺得我一天吃六顆很多了，但有人跟我說算很少了。』
當吃藥不只是吃藥，而是一種標籤、身分認同甚至是體制的壓迫‧‧‧
導演顧允岡在台灣風信子農場工作3年後，拿起攝影機紀錄農場上的夥伴與來不及被紀錄的母親。
住院超過半甲子的昌哥透過風信子農場，重新接續與家鄉稻田、家人的情感；年輕時發病但仍想一圓大學夢的慧麗，每天面對電視機帶來的干擾；農場最年輕的文禾，認真、靦腆、有許多期待和行動。
片中夥伴們說著如何面對自己的疾病，以及和家庭、醫療體系、社會等等。
新聞媒體上製造緊張的不定時炸彈，或是亟需社會同情的可憐人；醫療體制中被治療的病人；一踏進醫療院所便再也不曾出去過；在家裡是需要照顧，甚至會拖垮家庭的重擔；被生產掛帥的經濟考量拒於職場門外的他們，和你我一樣都面對著自己的人生問題…
放映時間及地點：
- 2009/10/14 (星期三) ; 晚上19:30
地點：香港獨立媒體（灣仔軒尼詩道365 號富德樓9 字樓）
- 2009/11/4 (星期三); 晚上19:30
地點：理工大學 DE 307
09 Oct, 09
國旗就是一塊布。
國旗的尺寸、圖型與顏色，有嚴格規定，它的設計，富於意義，建國理想 、種族共和、自由、平等……但是那個意義不住被覆寫，如電腦硬盤的Overwrite。意義的覆寫，需要場合，社會的、政治的，亦即矛盾與血、鬥爭與血，及其斷然劃上句號。國旗四處飄揚、人人揮舞，各自的原因不詳，如有雷同實屬高規格大規模動員。認同一面國旗，是將一塊由紡織與製衣工人造的布，置換為最崇高的精神價值象徵。並且以刑法為據，命令它不得污損。
人們在升旗禮中，只能仰望。旗手戴上手套，那塊布怎麼褶、怎麼拿，怎麼繫上旗桿的繩圈──寂止──音樂轟然行進，旗手要在那一拍甩出那布，期望有風，在樂聲完結前以均匀力度拉到捍頂，重覆而完美。如果沒有音樂呢？它顯得如斯荒凉、乏力。在「九一一」襲擊後的頹垣中，人們紛紛掛起了星條旗。死亡現場的死亡標記，同時是哀掉的「窗口」、寄托了穿越災難的冀願。可是正如電腦硬盤的覆寫，星條旗變成帝國仇恨的召集令，「英雄」的棺蓋，正如掉在戰地上的彈匣。Victory or Death。
一塊布不容污損，與矛盾與血、鬥爭與血的物質性相斥。在演示政權的諸種慶儀中，沒有人能想及民眾的勞累與抵抗。在「英雄」的葬儀與哀悼式中我們難以想像，其他無名者的死傷、倖存者歷著的災變，之日復日。如果我們連「英雄」的屍體遺容也看不見，更何況野地上的平民與遺眷？只有棺蓋上的國旗，因其方正、規格化、光潔明麗，最是引人注目。同樣的「為國捐軀」邏輯，就是一國民眾，都給蹍平、燙貼折服，一塊塊血染的屍布，覆蓋擴張的版圖。
原刋於《明報》世紀版「租界」, 16/July/2008
03 Oct, 09
艺鵠主辦
日期﹕2009年於9月5日
查詢：
活動簡介
有關《解體我城——香港文學1950-2005》
有關陳智德
另從事文學創作及研究，一九九六年與友人創辦《呼吸詩刊》並出版「呼吸叢書」，二千年與葉輝、崑南及廖偉棠創辦《詩潮》月刊。創作包括新詩、散文及小說，曾獲一九九零、九四、九六及二零零二年度中文文學創作獎新詩組獎項，二零零七年憑《愔齋書話──香港文學札記》一書獲第九屆香港中 文文學雙年獎文學評論組推薦獎。著有文集《抗世詩話》、《愔齋讀書錄》、《愔齋書話──香港文學札記》及詩集《單聲道》、《低保真》、《市場，去死吧》，另編有《三、四十年代香港詩選》、《三四十年代香港新詩論集》、《現代漢詩論集》及《咖啡還未喝完：香港新詩論》等
31 Aug, 09
在殖民主義中長大的我們，自少便明白被殖民的困境是一種語言的困境，要在這種困境中求生存，時刻打的是一種語言的仗。
──游靜 (1)
後來，我甚至覺得沒有一種語言是我的「母語」。(2) 「母語」的講法要求一種認同。從一開始，我，以及許多人，無法認同。
譬如說，我正以中文書寫這篇文章，一邊寫，腦海中有把好像屬於我的聲音，用港式「懶音」廣州話默唸這些字句──請記起我們的電視新聞女主播、歌影視藝人和無數70／80／90後的年輕人，他們的口音、用語和說話方式──那並不是北京話／官話／普通話／白話／國語，而是一種滿獨特的方言，與此地的生活文化及生存條件相互生成，既是此地的生活方式與歷史塑造這種語言，這種語言也塑造我們對此城生活的理解和詮釋框架。(但當我說「我們」，我們又包括誰？)
在接壤中國大陸的南陲一隅，於此地積習、俗成之言，它並不「純正」，永遠與所謂「正統」靠不著邊。即便如此，「港式廣州話」卻與今天至少五千五百多萬人口使用的「粵語」屬同一系統，可上溯秦漢時期百越一帶使用的古粵語雛形。(3)
又譬如，而「譬如」不曾接近它的所指：本文首段實以英文句法所寫，而且在兩文對照與翻譯之間，常有意料之外的泛音和歧義：Later on, I feel as though there is not a “mother tongue” of mine. The notion of “mother tongue” demands a certain kind of identification which I, and many others, could not fulfil in the first place 。
在香港，不中不英的病句、冗句，可以寫進各類公函與官方文宣而無人臉紅，(4) 同是語言學上的「語碼轉換」 (Code Switching)，所謂「Chinglish」、「港式英文」卻常被堅持某種正統、雅潔的人士詬病。某些人的中英掺雜總是比另一些人的不純不正要强，「不純正、不標準」的判罪，不在於語言本身，而是一個階層／羣體向另一個宣示權力的論述，卻以「非政治化」的措辭達成。
長久以來的崇英文、抑中文，有人認為是殖民地歷史的惡果，有人認為是「國際化」的要求所趨。先撇開「英文化」等同「國際化」的謬誤，(5) 殖民主義的幽魂沒有「過去」；兩種意見卻不謀而合的一再提醒我們，語言並非自然而然的透明容器，而是持續受各種外在因素和力量所影響的。無論在捲舌音、舌齒音輕重與幅度的長期規訓、吹毛求疵，在學科教學語言自决權、「內地生」、「外地生」收生比例的爭持抗頡，抑或在國民／市民身份與解殖問題的原則和道理上突然變臉脫腳，語言政策的具體落實，皆與一個地方的政權孰誰、地方身份形構的欲望對象孰誰，有莫大關係。
事情卻並非那麼簡單，政策、條文底下有隱藏的政策和不明文的操作，實際經驗總是比能夠具體描繪的複雜得多。
除了英文化，我們的「中文」其實也有不同程度「日文化」、「台灣國語化」、甚至「互聯網技術用語和表情符號化」的書寫方式和用語。日本、台灣、互聯網文化，以至南韓政府近年大力資助輸出的影視文化，都一直以消費主義的方式冲刷著香港的語言生境，卻始終沒有一種外語或「第二語言」會像英文一樣，長期而持續的如此觸動香港人的自尊。莫非沒有一種外國語言能像英文一標穿透香港社會之同時，卻處處呈現異質、能見度高，尤其「見外」？抑或那異質，正在於我們熟悉的不流血暴力、慣性的強制？「英文能力」被重覆述說為社會階層爬升、文化品味、國際視野等有形無形的社會資本直接掛鈎的欲望之物，同時被用作各種昇遷、課賞的指標，卻是藉以維持社會分層的管治秩序。
假如語言是思想體表，香港人的精神面貌與文化身份的形構，無疑充滿各種短路、混亂、失憶與「精神分裂」的癥狀。「兩文三語」沒有一種是香港文化身份可以寄托的當然屬土或歸宿；「兩文三語」沒有一種能充份涵蓋、追認移民經驗、殖民經驗和再次被殖民的經驗，卻總是（不得不）向強勢的、屬於主子的語言靠隴。基於對共產、社會主義思想的嚴防，幾十年來殖民地政府故意阻隔簡體字出版物流入，普通話教育亦遲至1986、1988 年才先後納入中小學課程；為了防止不同籍貫、族羣的大陸移民在香港集結不同勢力，自六十年代晚期，廣州話在殖民地語言政策與所謂「本土身份」建構的各種措施影響，及由電視、電台主導的廣東話流行文化的蔚然風潮，成為獨大。(6) 其他如福建、上海、潮州、客家、鶴佬等等方言，漸從社會公共生活中退到家庭裡。
可是，即使如此，我（們）無時無刻還得在「兩文三語」之間翻譯自己的身份，自己到底在想甚麽、然後才是想說甚麼、該怎麽說──而且，每種語言都有它不可翻譯的部份，意涵與所指總是在外面──所謂「白話」、「中文」故然不是我手寫我心，是人家的白話，人家的中文。(7) 曾被殖民地「消音」的普通話，今時的「回歸」中文卻比生命還大，香港傳媒大量採用的大陸用語和新聞選材角度、港澳官員的答問、課堂上的翻譯文本，即便是以廣州話讀出，也是隔著一道距離。我的身份認同一定就在那段距離撑開的空間，在於某種相向的、似是熟悉的陌生化。情形像小兒習帖，扭曲著小手腕與手指一筆一撇極力臨摹陌生的筆劃字形，與「表情達意」無關。和殖民地英文一樣，「白話」中文，是在學校裡推行教學的，既是家裡慣常用語以外的「社會語言」，也是「母語」以外的國族主義語言。
於是，我（不得不）在「兩文三語」的不同位置上滑移、來回跌岩，好像有些甚麼丟失了，總是詞不達意，說不是，不說又不是。要在融冰之間找到一條進退之路徑，永遠無法抵岸、無一歸屬、無法駐足其一。
___________
(1)「粼粼的水聚散著游動的符號──電影、時間、與我」，《另起爐灶》香港：青文，1996，頁121。雙語政策委員會報告書 》，16/7/2007。頁8，「中大雙語政策的理念和目標」4.4.5。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16th edition). Ed. M. Paul Lewis. Dallas, Tex.: SIL International. 2009.Becoming Chinese American: A History of Communities and Institutions . AltaMira Press, 2004. (other bibliographical information unknown)Comparative Kadai: The Tai branch . Eds. Jerold A. Edmondson & David B. Solnit.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nd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Publications in Linguistics, 124. Dallas: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nd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1997, P 57-76.「民政事務局的政策措施」 。頁2。10/2008。香港的語言問題與語言政策：兼談香港語言政策對客語族群的影響 ＞「各國語言政策研討會」，中華民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淡江大學公共行政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09/2002。
原刋《中大學生報：二零零九迎新特刋》, 08/2009. p26-27
11 Aug, 09
前言
在人人幾乎都懂得閱讀和寫字的年代，文學卻逐漸退隱。往日不識字的人也可以講話動聽，出口成章，如今演講和寫作卻成了專業，且是冷門的。文學教育之失落，文學知識之貧乏，致令普通人連理解比喻、典故和一般修辭的能力也欠缺，妨礙自我表達、社群交流和對外溝通。且莫說振興本地之文化創意產業，在在須要編劇、廣告、說故事和傳達意義的能力了。
文字創作，原是本能。開會無聊起來的時候，會寫幾行字，關在監獄的人也會讀小說和寫詩。到文學要特別提倡和教育，文學要有館來輔助文學知識傳播的時候，也是相當悲哀和無奈的時候了。然則，連這個也不做，就連希望也放棄了。目前，很多有心人犧牲個人時間和租金代價來辦文史書店和文化沙龍，試圖令公眾重拾文學的樂趣，分享文人沙龍的思想激蕩，但這是不足夠的，也不可能持續久遠的。我們須要一個公共的文學空間，使香港市民得到文學滋養，懂得欣賞文字、思考問題和表達自己，並且從本地的文學歷史，找到社群的過去，培養對香港和中國的歸屬感，也參與對外的文學交流，理解世界，對照自身。
講故事、撰劇本、寫曲文、作評論，甚至宣傳口號和節目簡介，都涉及文學藝術和哲理思考。文學是各種藝術的根基，西九文化區如要生態完整，是須要文學館的。當然，如果香港的文學與藝術教育基礎做得好，本來毋須文學館，甚至西九文化區也毋須設立的。設立西九文化區，已意味香港的文化藝術須要另撥公共資源來培養，甚至補救。要培養，要補救，最為基本的文學教育，又豈可缺席？
況且，香港文學過去的研究、論述和推廣工作做得不足，也未能開放予公眾參與。香港文學館之設，正好使民眾可以見證香港文學論述的形成過程，使各方面的文人雅士可以參與和討論，並與公眾交流學問，賦予香港文學的公共性格，使文學由私學成為公學，也使分散香港各處的文學活動，有個聚焦之地。
文要有學，學要有館。香港文學館是香港文學研究、教育和交流的公共空間。相對於其他的表演藝術，文學需要的空間和資源不多，只需一座獨立的文學館，有展覽廳、演講堂、活動室、書店、茶座、咖啡室等，便可以了。早在西九籌劃階段，已有設立香港文學館之議，後來由於西九的招標爭議，曠日持久，文學館之議復歸沉寂，目前西九文化區已進入具體規劃階段，此際重提建議，乃確保政府及西九管理當局不會忘記香港文學館，早日為之釐定空間，撥出財政資源。
——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
聯署建議：
吾人聯署建議於西九創設香港文學館，敦促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考慮，將香港文學館籌辦之事，納入議程，適時展開公眾諮詢及規劃研究。
發起人：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
小組成員：
董啟章（召集人）、葉輝、陳智德、潘國靈、廖偉棠、鄧小樺、馬家輝、司徒薇、 陳雲
小組顧問：
劉以鬯、李歐梵、梁秉鈞、鍾玲、黃子平、張珮瑤、顏純鈎、關夢南、張灼祥
—加入聯署—
相關：
「香港需要文學館」網站
「香港需要文學館」Facebook 小組
01 Aug, 09
Selling Sickness (CBC Australia, Directed by Catherine Scott, Produced by Pat Fiske. 2004)
販賣疾病。這是一齣長約45 分鐘的新聞紀錄片，調子比 BBC 的Panorama 節目同年製作的這一齣 溫和許多。指出的基本事實不無兩樣：資源鉅大、利潤與利益所涉更為鉅大的跨國藥物企業如葛蘭素史克 (GSK)(*), 瑞輝 (Pfizer), Eli Lilly 等等，以大量贊助「學術研究」計劃、舉辦「學術研討會／發表」、贊助「臨床先導試驗」作為拓展市場的工具，一邊向「上層」的醫療機構、醫療政策制訂者、醫藥執業者的意見領袖著手推廣各種精神病的「新療法」、「新藥」；另邊廂則以各種軟式廣告、模範服用者亮相電視、製作及派發評估套件、「資訊」套件，及贊助各種「精神健康意識」推廣運動，向「下層」的一般民眾散佈自我懷疑，把焦慮說成「焦慮症」病癥，怕羞、不擅人際說成「社交恐懼症」病癥，以可以由千百種其他原因導致的「功能性失調」說是各種精神病的診斷準則，將現代城市生活的各種心理與行為、情緒反應，收編進精神科的「專科」範疇涉獵。
結果是幾乎沒有人不曾懷疑過自己有某種精神病，前往或被仲介往精神科求診之際，就成全了藥廠產鎖銷到「市場」的搭橋：本來不納入精神病的人生範疇，變成精神科專屬的「醫學」領域，每年新註册上市的各種精神科處方藥物，則成為年年遞增的「新症」病人的最佳治療方法。
節目以近年處方予大量「憂鬱症」、「社交焦慮症」、「經常焦慮症」(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GAD)、「經前綜合症候羣」等「病人」服用的所謂「選揀性血清素回收抑制劑」(Selective Serotini Re-uptake Inhabitators, SSRI) 類精神科處方藥物為例，指出諸如 Paxil/Seroxat (Paroxetine Hydrochloride) , Prozac (Fluoxetine) , Sarafem (Fluoxetine Hydrochloride) , Zoloft/Lustral (Sertraline hydrochloride) 的大量供應銷售、亦即前綫醫生大量處方予民眾，與同年間大量颷升的各種「情緒病」與「過度活躍症」患者數目，實為同一利益循環的體現。
節目裡亦指出藥物檢查當局，無力監控一般醫生以「Off Label」的方式濫開此等精神科藥物予自稱「有需要」的「病人」，亦無力規管藥廠以自行斥資所做的「研究結果」，利用作各種誤導、隱瞞、誇大療效、失實陳述 。
令人髮指的，是此等常被稱為「新藥」、「副作用少、安全」的精神科處方藥物，早有證據 及無數以悲劇終局的現實案例 指明其療效不明，並且部份服用者在服用初期出現不良反應，或於減量／停服／轉用期間，出現各種斷癮癡狀 (Withdrawal Symptoms) ，嚴重者有躁狂 (Mania/Hypo Mania)、意識混亂、精神錯亂 (Psychosis)，及由服用此等SSRI 藥物與多種「抗精神病藥」(anti-psychotics)導致的Akathisia 症所促發的自殺、自毁、暴力行為。
節目中第4 節可以見到因為由藥物導致的可怕處境而自殺身亡的青少年的家長，及一位用槍打了自己臉龐兩下自殺不遂的倖存者出席美國藥物及食品管理局的聽證會。
相關：
“The Marketization of Depression: The Prescribing of SSRI Antidepressant to Women ” (Janet Currie, Women and Health Protection, 2005)
SSRI Stories
GSK發放予投資者的2008 年報 (pdf 下載)
(*) 許多人不知道，GSK同為葡萄適、利賓納、好立克、必理痛、Aqual Fresh等家庭健康產品之製造商。此等產品佔GSK 約1/5利潤。我們的日常消費選擇直接贊助此等無良藥廠，倒過來說，杯葛這些藥廠產銷的「家庭健康產品」可以令此等藥廠少一條財路。
18 Jul,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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