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schizophrenic out for a walk is a better model than a neurotic lying on the analyst’s couch .
—Deleuze & Guattari
因及一種歷史過程，人們丟失了記認自己的名字。
走在街上，我常會覺著我不屬於那裡，與幾乎所有人一樣，我正前往某處，不然就是剛從某處離開，如果我不跟人說話，不向人示意，遵行交通規則，方向指示，那麼我是透明的，我甚麼都不是，「我」不過是潮汐人流中驟然浮顯的一抹水紋、旋繞的一下水花，但我所感所見的「現實」──不論是道旁失修的牆垣上刷不掉的宣傳標語，因修葺市容而設置的LED路燈照亮的野花，或是在光潔的商店櫥窗前面蹣跚走過的流浪人 ──明明是因我而生成的。而我只有這個無可把握的「現實」，我在它裡面，同時被它排拒於外。
人的身體無可避免的佔有空間，於是一個人所看見的，別人無法站在同一個位置看見。這裡面還有一個時間的維度，而我看到的不過是這許多人的曲折生命裡頭其中幾秒鐘的情節，瑣細，因而無可重複，幾乎珍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一個人的表情沒法在另一個人的臉上展現。
我在移動，我所感知的「世界」隨我移動，當我停下，它轉瞬即逝，一切全無預兆的發生，隨又全無預兆的消失。（2005年12月17日晚「灣仔淪陷」，但2005年12月18日早晨一切復又如像甚麼都沒有發生）我以為我進入了自己的夢中，經歷著不得改寫的情境依次搬演，白日如蝕，夜幕沒有遮蔽黑暗。噤聲的人會突然看見另外的，噤著聲過活的人。
「世界」明明是由這許多過客的活動，意志與欲望生成的，無人能夠看見另一個人所看見，無人能夠感知另一個人所感知，但這建築於錯認，無法互相溝通的敘事，過往的鬼魂壓在吾人的背上、焦慮著未竟的將來的臆幻，被認作真實，存有於外在。
惟是，正如人看不到自己的背面、無法看見自己睡著的臉，人無法看見臨在當下、己身所處的姿勢與意態。一個城市的街景疊印著另一個城市的街景，無以對照。
Q&A CB=中國百老匯；L=李智良
CB：你是個作家，為何也進行攝影?
L：這個問題很有趣，除了手機的內建相機，現在不是很多人都有至少一部便攜式數碼相機，甚至半專業、或專業到連記者都不會用的數碼相機嗎？拍照片基本上已經取代了經驗本身，譬如說你在派對認識了一個正妹，你跟她拍照，再把照片放到社交網站，標題：「昨晚在某會所認識的」，這和極力營造明信片風格的旅遊照或是「日系風格」、「Lomo風格」的私相簿式生活照異曲同工，照片等同經驗的全部，正如Facebook 相冊引證了一個人的社交網絡、身份與魅力．．．照片是一種證明，沒有「證明」的事情就等於沒發生過，如果沒有拍到照片，上面說的這個正妹是「不存在」的，你也沒有「真的」認識了她，所以我們整天都在為自己不甚了了、或是已經麻痺的生活經驗找證明，拍照片是一種很重要的機制。
然後我想到這個問題的提法，好像把寫作和攝影視為兩個專業，各有各的範疇、或本位，譬如說你可以是愛好攝影的作家，愛好下廚的白領，但作家或是白領才是你的本位，這個專擅、專門做一種事情的「身份」其實很局限，人本來就有各種創造性的潛能，但專業化把人的生活局限了，而我並不是個很專心的人，也常會覺得無論是「作家」或是謙稱「文字工作者」的身份都很有問題．．．也可以這麼說，因為一些因緣或條件，我的寫作比較多人注意，但我一直也有拍照，有些朋友也很喜歡我拍的，只是相比起寫作、出書，我沒有花那麼多時間，也沒有很著意的把它當成「專業」去做。
CB：文學和攝影，對你而言，是兩種怎樣的創作方式?有何異同?
L：羅伯特•布列松（Robert Bresson）這麼說的，「Words should say everything an image can’t」文字該道出影象所不能道出的一切。對應這說法，影象該拍下文字不能表述、令人無語的一切。在於我，兩者是互不排除的，我倒是發覺拍照片比較像是種發現自己的過程，照片洗出來的時候我才看到自己拍的時候看不到的東西，才比較意覺自己的「視角」，支撐那「凝視──凝視之物」的欲望經濟和距離。寫作於我是沒有那麼強的距離感，它比較親密，無論是跟自己裡面的聲音，或是想接近的、想描劃的事物或情境；我和我的寫作也比較糾結，我需要它而它其實不需要我，像一種不能滿足的欲望，往往是寫作把作為寫者的「我」首先消弭掉。但我想強調，這個區分並不是很清楚瞭然的，創作是一種運動（movement）的話，用攝影，繪畫或是雕刻，都是同一種運動與擺盪。
CB：你以菲林相機拍攝，為何不用數碼相機?而你也堅持不裁剪相片，有什麼原因嗎?
L：這個問題任何一個網上攝影論壇都會有人鬧得面紅耳熱，數碼和菲林的成象和作業方式的確有差別，說不上好壞優劣，我的喜好也只是喜好而已，一開始接觸的是菲林相機，爸爸的Ricoh KR-5、爺爺的Olympus 120風琴… 於是「相機」在我的認知裡一直就是菲林相機，我也碰到過出生到今天從沒接觸過菲林的年青人，其實道理也一樣．．．往後我也用過那些（當時）很先進，很多功能的專業／半專業單反，也有拿朋友的數碼相機來用，甚麼級數都有，但無論如何我都覺得那許多制紐和選單讓我很頭暈目眩，總覺得那台相機在檔著我拍照。我現在用的相機都很「簡單」，我只是要上片，調光圈、快門，調焦距，取景，按快門，因為常常用同一種菲林連測光都不用，數碼相機的市場不知怎的就是沒有這麼一台「簡單直接」的相機──而誰又會有錢買徠卡M9呢？這到底是介面使用上習慣不習慣的問題而已．．．
然後我想和書的例子也差不多：一本書可以放幾十年，甚至我們還找到幾百年前的古籍，電子書的確愈來愈興盛但始終沒有淘汰、也無法取代印刷書；菲林也一樣，晚清年代的底片就算發霉泡水，在有經驗的人手上還是可以把它收復，再沖放成照片，那些二三十年代的相機也還有人在用、有人會修理，但數碼相機和電子檔呢？電腦垮掉就沒有了，即使錄成光碟，五年十年後檔案隨時會毀損而消失掉，或是整個制式給淘汰了。這麼說，數位化讓我們記錄更多的同時也讓我們的記憶更急速消失．．．再然後，我覺得菲林有種很誘人的物質性．．．
至於不裁照片，一張照片本身已經是一個斷然的切割，它是某天某刻某地從某單一角度與距離所見的某個──譬如說1/250秒的瞬間之成象，它已經這麼破損我不想再切割它而已。所謂創作是應該更節制的。
CB：在日常生活裡，有什麼吸引你，觸發你非舉機拍下不可?舉個例子。
L：我常常記起的倒是我沒有拍到的照片。有些時候我覺得拍照或所謂要找題材是很殘忍、也讓人羞愧的，例如睡在街上的人，拾破爛的老人和乞丐，衣衫襤褸的小孩，流離失所的人，這些我近年都沒有再拍，如果要拍他們我希望拍到他們的生活裡有尊嚴，溫暖的一面，哪怕只是一道微光；類似的例子是衝突和暴力場面，因為顯露的暴力常常讓人忘記日復日的、不流血的暴力，我比較關注後者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人身上所顯出的勞累，不為人注視的記痕．．．另一種我永遠拍不到的是親密的人和發生在他們中間的事，好像心疼不想把它定格，也因為我不想照片記下我與他們或是太遠或是太近的距離，我覺得私生活是應該被保護的，或許因為這樣，我常常會拍正在工作的人、街上的人，那是公開的，但每個個體有他們的獨特的，近乎私人的意態，就像Montaigne所說，「We are revealed in our gestures」，所以攝影始終是關於「可見」的世界，外在的，物質性的事物本身就是它所關注的。
圖說 ：
攝影／文：李智良；採訪：夏芝然
刪節版刊於《中國百老匯》 #160期，2011年 1月。頁106-1013。此為足本。
14 Jun, 11
夜晚無可避免在日光西移、沉落地平線約莫50 角分以後來臨，彷彿未來逆反過來、往回侵擾、蔓延，並決定了現在的種種樣態‧‧‧‧‧‧天色悄然變黑的時候，林諭剛巧在家門前的小路上，塞著耳機，學著以一種跡乎歡快、利落的手勢，在站守在垃圾車後的清潔工人面前把三兩袋垃圾丟進惡臭的壓縮機大口裡，逕自往回家的相反方向走開去，想起甚麼一樣正想拿菸的一隻手往褲子的口袋裡探摸到MP3 機的Backward 鍵，連續聽著 Monster Movie 的Waiting ，一對分手的情侶順著果汁糖般甜膩的旋律和唱著「等待與遲疑」，沒有追悔怨恨‧‧‧‧‧‧
轉進大街的道口上，林諭會一下以為是好些年前的澳門，如長滿海蠣的粗石抵著「新區」一波一波拓展的百姓家巢，穿連那許多昏暗骯髒，因為無視電視翡翠台的廣播能溫暖萬家而顯得有點零落的街頭巷弄，叫作斜坡或台、圍的小街，或是更多年前他只記起耳機放著的是John Lurie 卻記不起方向位置的某段忠孝東路上，劃過路面的光束一下一下映在他的身上，只走直線還是會迷路‧‧‧‧‧‧可是回憶的熟似沒有讓他更能把握目前，現實──不論是道旁失修的牆垣上的標語，因修葺市容而設置的LED路燈照亮的野花，立在車道中間給廢氣噴得垂頭喪氣的小樹或是蹣跚走過的流浪人──總是像個傷口一樣看著讓他疼痛，他不知道那是否叫作心疼，人們非常疲倦吃力的活著，以至喪失了痛感，異常輕快。
如今，傍晚的人潮車潮再次突然全無預兆的在下午五點四十二分、全市電子感應開關的街燈先後亮起了不久以後躍現此城，電騎與小汽車溫燙的車燈把女人的裙擺和各種人造物料輕薄裹著的細腿照得異常透明亮眼，老弱者不是退到燈火後面的暗巷、陋室裡，就是消失於某道裂縫之中不能被看見，小孩給冷風凍傷的臉如幻燈片裡的異國童話，突然長大顯得神傷，人們挽著的大包小包油膩食物彷若從別個世界裡偷運回似來的，南北快車飛竄著不能回頭之際，幾百台燃油驅動的機器在那國道接駁城裡的六邊形交口的另外四邊屏息待發，司機搭客張望匆忙橫過的路人，側著臉輕輕拋出去的眼波接不回來辨不清誰在看誰、看到甚麼沒有看見，一下晃神便是永恆，夜幕沒有掩蓋陰暗。
剛下班下課趕往乘車，在往某個只有約會兩方才知道的時間和地點的途上，或是要回家，或是要趕到哪裡，各種未何知的理由驅使給丟在車龍兩旁的人們一隻腳踩在另一隻腳前面的柏油路上，身體前仆一下快要踏空之際，落後的那隻腳又提起來，踩踏在更前面的一截路上，每個人都有他們的「故事」吧，相遇沒有相遇，只有在街上5 秒鐘的情節能被看見，緊湊完美，於是人的生命，在時間的壓縮與擴張中，忘其所處，無人把握的命運以其應允的方式，顯現而沒有啟示。
林諭要是回頭，他會看見長在溝渠蓋上的小白花不堪空氣的微動，掉落一塊花瓣，他會看見加油站後面那個樹下的陰影裡有穿軍服的少年坐在行李上猛抽菸，在關門的油公司大樓前面有哭著的男女靠著不願意分開，雙手撫著自己的臉沒法言語‧‧‧‧‧‧人潮中被各種心事佔據，著急時間要白白溜掉的人兒，一個沒法換取另一個，孤伶或是親和湊在一起，可是沒有一人能想像，就在一街之隔，幾棟樓房或築構物後面，小路兩旁的住宅遮住了雲底折射過來的光，一棟棟小套樓的窗戶啞巴一樣向裡街打開或禁閉，林諭的影子一時丟在路旁的機車底下，一時隱約吊在他後面，天上的雲底有一塊給甚麼染成嫣紅，耳機總是響著毫不相干的歌，讓眼前見到的一切以微妙的方式連結他一個人方可經驗的真實。他想去吃飯，他並不覺得餓，但他習慣了一天至少要吃兩餐，於是他想去走走路，這麼冷的天，走不消一會就會覺著餓了。林諭拿不定主意要去那裡吃飯，右腳正要往前踏實一步，卻突然覺得好像有人在看著他，抬眼，就在不夠幾步以外，那沒有亮燈的小套樓門前立著一個印度女人，牽著一個小孩，彷彿已經站在那裡很久，兩雙黑色的眼珠會笑一樣看著他。
原刊《中大學生報》 2010 年12 月號，頁16。
16 Dec, 10
一次又一次，徐路望著窗外，她知道裡面有個她，很想走到很遠的地方，譬如說，最近又在托建的村子後面的山上，黃昏未至即近，那一抹勾勒著山線輪廓的陽光後面。
走進那光裡，沒有影子。甚至會有那麼一刻，她成為那光。徐路如此相信，如果光是能量，她也不過是能量，相互牽引，必然合一，她看見那光，如像那光普照半邊地殼上的一切事物一樣，成為那光裡的一部份，溫煦，柔軟。但她也知道，任憑她走多遠，走到西天的後面，不過是另一個時區，那不過是夜晚，或是清晨。
徐路在想甚麼呢。她想探訪的是回憶，她能記起的事情愈來愈少而她記不起到底想要記住甚麼。腦裡常常是無痕的一片漠蕪，空白不是空白，「畫面」沒法成像總是有人聲與說話的斷片繚繞，一個念頭不得已的連著別的念頭，斷續，浮變，突然消退，整天沒有把握主意，其他人也是這樣的嗎？當她也以為自己在思量甚麼的時候半邊臉繃緊手指之間夾著一根紙菸在燃，身體裡該有稠重的血尚未凝結，可是她沒有主意，頭殼裡面兩耳中間有些甚麼很輕的快要從頭頂某個罅縫飄出去一樣，無味無重，她只是覺得眼底麻癢，如像有甚麼在裡面細細咬噬前額骨的底．．．．．．
此際，因為沒有人能說明的原因，有水霧剛巧在村子頂上那一片天上緩慢飄過，落在空氣的陽光有了沒人知悉的微細變化，那是愈來愈長的夏天總算是過去以後，某個叫不上秋天而冬天還沒法想見的短暫「季節」，從徐路家的陽台望出去的同一幅景觀突然又疊印在先前一剎的畫面之上出現在徐路的眼前儼如熟悉，別人無法看見──只有她在它的前面。村裡某處傳來叮叮噹噹的敲打聲，徐路以為是甚麼節期將到有人在演大戲，好一下才聽出那不是音樂，而是附近兩三塊小工地裡的工人都在敲打甚麼金屬管、攀架的栓扣和磚牆的聲音在快要建成或是拆卸的樓棟中迴盪，此起彼落．．．．．．
不遠處兩株石栗檔著前景的那塊小小的空地，白天多沒有車子駛過，平常會有不用寫家課的小孩在打羽毛球、追逐戲鬧，印尼幫傭或是從市場回來，或是要打掃的都打掃過了，主僱還沒有給出下一個指示的時候，遛狗經過那兒會碰到同鄉攀談笑語，不同品種的狗每天只有這次機會臭到彼此的陰部，老人在自己的園前把手甩來甩去隔著鐵絲網和鄰家的老人串門。挨在那塊空地旁邊，快要平頂、工人正在鋪外牆階磚的小套樓裡，桃紅色的身影頂著一頭捲曲的染黑頭髮，就在樓梯間一下又不見了，天台上的工人一身灰土蹲在欄柵沒弄好的牆沿上抽菸，但一根菸沒燒完的時間在那逆射的光裡他又不見了．．．．．．
徐路無法記起，那同一幅地積上，原來那棟兩層高、好端端還住著人的房子確切是怎麼模樣的，它曾經在，以致來回在小孩之間的羽毛球總是不能飛打到那邊去，總是會撞到一堵堅實的牆上，啊，又掉下來；無論是車子和人，或是低飛的鳥和流浪貓狗也得繞過方可到村子的後面或更遠去，可是徐路只記得它曾經就在那裡，沒有記住它的模樣。徐路記得從這邊看過去，兩層樓的窗戶夜晚常會有色溫4500K 左右的亮燈透出，偶然有辨不清男女的人影在窗簾之間走過，如果細心會聽見樓上樓下兩部電視正在接收不同頻道的廣播，而樓上的小房間幾乎每晚都是最後關燈，那房子明麗的白色外牆一定是多年以後變黃變舊了，徐路看見它晚上散發瘀藍，每逢風雨過後更甚，在日照底下顯現某種無法申明的衰變．．．．．．徐路突然會想，那印象不就是來自旁邊兩棟差不多同是1970 年代建的房子得來的嗎？其實是她弄錯了，她把從185 號和147 號房子外部所見，當成是183 號地址的過往？
然後。好像是在七八月的夏天中間，不消兩天，它就給拆成一堆一堆給貨車運走的廢料，連牆垣都沒有剩下一段，徐路就連那個突兀的、穿透的空間出現在那空地旁邊的記憶，都覺得可疑了。
原刊《中大學生報》 2010 年11 月號，頁24
08 Nov, 10
14 May, 10
我看到一隻天鵝逃出檻籠，
神經兮兮地將翅膀浸入塵土中，
有時朝向蒼天，像奧維德的人物，(ii)
若果記憶無誤，志文出版社「新潮世界名著」系列的《惡之華》是我讀的第一本詩集，是在家附近那個小得很可憐的區域市政局圖書館發現的。(iii) 那時念中三、中四，圖書館算是常去的地方，當見到書架上突然出現一列兩列寫著「上帝之死」、「百年孤寂」、「愛的飢渴」等等粗黑大字的書脊，自然就像發現地下世界、秘密花園的入口一樣，沉迷讀下去。在這段甚麼都沒有發生的少年時期，這許多用冗長的病句中文譯成的「世界文學」作品，變成一個個窗口一樣，接收我許多無以名狀的鬱悶，儼如安慰。
然後，牛津大學出版社「世界經典」系列的英譯本The Flowers of Evil (iv) 就是我花錢買的第一本英文書吧，扉頁上的墨跡指證，那是1993年10月19日，一本翻過又打開另一本，也就是這樣開始接觸英語世界建構的「世界文學」。十年以後，受著指導老師的影響，我的碩士論文中有一章是以波特萊爾幾首詩作為例子，討論到第二帝國（1852-1870）的巴黎重建大計，令巴黎的街道與社鄰空間由席捲歐洲的革命現場變成方便軍車與資本快速調動的馬路城市之同時，在拿破崙「子姪」與政商利益集團的高壓管治下，城市住民所經驗的各種社會意義上與精神上（psyche）的流離、斷裂，人身自由與政治權利的受壓，如何以一種厭煩、沉悶（ennui ）的癥候方式呈現於波特萊爾的創作，換言之，厭煩、沉悶並不是個人偶然的心理狀態，而是歷史性的。
還有人要談波特萊爾嗎？
我知道的「波特萊爾」似乎更像個原地流放的的零餘者、前朝遺孤。回憶讓詩人無論身處那裡都被一種隔世感、錯置感所折磨，正因為回憶無所憑證，光亮的新城與廢墟無異。第二帝國大肆托建的時代之都，呼召歷史、標誌傳承（追宗認祖從拿破崙一直追溯至古羅馬戰神Minerva）,可是此光榮「歷史」所取消、取締的一切，不能做訪、不允憑弔。煤氣燈點亮的繁華巴黎，不過是管治者搭建的舞台布景，當「歷史」可以重複，現實不過一齣荒謬鬧劇。(v) 每一棟新蓋的建築，每一種新鮮事物都刺著詩人的心事，都變成失落（loss）與一切所失去的（all that is lost）的託寓（allégorie ）(vi) ，外間一切變得特別擾人，厭煩、納悶的取態乃是一種保存自我的防衛機制，這無疑與學院中人天天在說波特萊爾是「城市漫遊者」、是「Dandy」的說法大相逕違：
More Memories than if I’d lived a thousand years!
A giant chest of drawers, stuffed to the full
[…]
Nothing is longer than the limping days(vii)
我沒法直接指出波特萊爾的憂鬱詩句曾經在甚麼樣的時刻又以甚麼方式搖撼我、打開一些甚麼，零碎的閱讀經驗與所謂「真實」是怎樣互相指涉、關係糾纏，難以比擬，是詩的語言讓我們如此理解真實，抑或真實是如斯不可理喻而我們只有用詩的想像才能靠近它，穿越它的表層？「人生不及一行波特萊爾」，我記得波特萊爾的誤譯但我總是忘記了更重要的。
無水的河溝
去年十月底有一天，住在新店附近的一位朋友S 帶我去過一次碧潭。從她家出發，坐公車不夠十五分鐘的車程，車上多是剛下課的大學生，小聲吱喳著我沒聽懂的喜悅或煩惱，S 跟我說可以在這邊岸下車，或是待車子過了碧潭大橋，由對岸新店老街那邊往回走也可以，我不知道有甚麼分別，就隨便說這邊下車吧，我們就在溪頭的站牌下了車。那是路邊窄窄的一個小站，橫過頭頂的該就是「福爾摩莎高速公路」，不遠處是碧潭大橋的橋頭墩，這也是附近碧潭路、安康路、精忠路等等的交匯處。那不過是一個甚麼都沒有好看的橋底交匯處，無論我把時間、天氣、方位和那裡所有的交通設施、出現過甚麼車輛、路邊的樹每隔幾公尺種一株、有沒有狗經過描述得再清楚，它也還只是個橋底交匯處，除了水泥就是柏油路面，燈柱路牌正確無誤的在它們的位置上出現，天空給遮了大半，我和S 在注意著後方和左方駛過來的車，想要橫過兩三截馬路。
可是我拿了小相機想拍那橋墩和馬路的時候──那不過是一個空鏡，沒法建立任何敘事──卻突然認出那橋墩和馬路。我好像來過這裡，我知道我來過這附近。 妳無法憑那一眼看見的橋墩與道口想像那通往一個家園拆毀的現場。「三鶯部落在這附近嗎？」我問走在前面的S，「對呀！」她好像指了一個方向一下，因為要避車我們走在路沿上，不能並排行，我聽不清楚她還說了甚麼。可是我們正要去碧潭呀，碧潭從前被譽為台灣八景之一、或是河畔擠滿店攤的模樣是怎樣我沒法知曉，碧潭現在是「碧潭風景特定區」，有不准抽菸的餐廳街、小商店和優化的行人步道，是台北縣政府「大碧潭再造計劃」的一部分，當時我還不知道這個計劃和大漢溪沿岸幾個原住民部落遭強行拆遷的關係。我來到這附近，但我一直沒有回到三鶯部落，我甚至不懂我為甚麼沒有。那是Déjà vu 嗎？抑或是S 跟我一樣，巧合地，同時失去了路感又同時誤認了記憶中的路徑與景物？從碧潭這兒到三鶯部落，開車用國道3 號走的話也要走23 公里的。
我記得的「三鶯部落」是片面的。那是去年二月十三日，住台北的作家朋友Y 帶我去過一趟。那是自從2008 年頭開始的一波又一波的強行拆卸、抗爭與重建之間的一個片刻，我沒看見「三鶯」原來的模樣，也沒看到它後來的模樣──只有住在那裡、生活在那裡的人循此視角。(viii) 那天我們坐公車去的，來到復興路上我就知道那大概是怎麼一回事，我沒有甚麼預感或驚人的洞察力，只是城市擴張、拓殖的「劇本」總是非常相似（而我來自一個叫香港的地方），我們還未下車，就見到周圍都是建起沒多久的房產項目，正是它們的整潔龐大令前面的街道顯得異樣冷清，讓便利商店門前的老人顯得好小。沒有人要在三鶯部落那一塊橋下的荒地蓋項目，可是多年來不顧這群聚居都市偏陲的阿美族人生計死活的縣政府，突然很注重三鶯部落的「安全」，要安置他們上樓，用的方法是拆，理由是他們住在水利法劃定的「行水區」上。(ix)
那是三鶯大橋下離岸好遠的一片沖積地，一大片曾經住著人的房子已經夷為平地，只剩部落入口的幾間木搭小平房。自救會的Banai 讓我們陪她到部落後方她打理的一塊田收菜，就得經過沿路上給「夷為平地」的房子，拆除的建築物料都堆在一旁沒清理，政府人員就是要還堅持住著的人天天看見這些頹垣敗瓦，是一種心理脅迫，此外好多家房子的間隔、牆根還剩一截在地上，還有緊貼著的一行行用白色粉末拉線畫的，該是用作劃定清拆範圍的界線，哪邊是門口哪邊是「起居室」、「廚灶」，哪家的牆依著誰家的依然可以分辨出來，我看著地上的白色線框，就想到房地產售樓說明書上的平面圖則，換算成1:1 的大小，可是地上不論是瓦礫或是只剩赤裸的泥土，它變成那麼刺眼叫人不可直視。人們捧著售樓說明書會設想電視沙發放在客廳這邊飯桌和組合櫃放在另一旁，可是這些白色框框裡沒多久前還住著人的畫面像現實的一度淌血傷口一樣，讓人別過臉去不堪想見。
我一直走在Banai 和Y 的後面，部落後方是小野菊花開滿的矮樹林，經過這裡的小水溪，據說已經被北縣水利局的污水處理廠的排放污染了不能飲用、亦不能餵給牲畜或用作灌溉，我一路踏在人家的「屋裡」，地上滿是打成稀爛的家具、忙亂走避不及帶走的家私、瓶罐，我特別記得有很多幾歲小孩穿的鞋子。
疊影
到旁晚，天下著細雨，有另外的阿美族人和支援者來到，就在Banai 的屋前坐著聊天、說近況，我在喝人家倒的茶、吃人家給的糖果小食，一句沒一句的聽著，看著不遠的三鶯大橋上的路燈亮起來，有點悵惘，城市遺忘了這群在南部被迫得放棄務農、變賣田地又去過採礦然後又來到城市打工幹粗活的「原住民」許多年，到她突然記起，就要從他們身上搶走所有。
──後來，在十一月，C 帶我再去過樂生園一趟，我一樣是坐在一個小平房前面，在喝人家倒的茶、吃人家給的糖果小食，在抽菸，坐在身邊的C 和老人用台語講的我一句沒聽懂，他們會說笑，他們也會勞氣爭論，我聽不懂的但我只有聽。兩年前的夏天我參加過一次到文建會的抗議又到過樂生園一遍，那天他們在園的正門豎立「公共衛生政策受害者記念碑」並且宣誓守護樂生園到最後一刻，人們宣誓的時候我沒有走開但也沒敢開口唸誓詞；兩年以前我沒法想見兩年以後我見到的毀壞和離散。我一次又一次去到一個「抗爭現場」，無法為任何事情作證，我只是見到一群命運被綁在一起的人，所必須經歷的時間其中一個片刻──
然後，就只剩我和Y、Banai 和另一個朋友留下來吃飯，吃的就是方才從菜田摘的。飯後，我在屋裡拍了幾張照片，又走到屋外，那時已是入黑，就只有大橋上的路燈散射的光暈，在極細的雨粉之中不斷折射變成霧一樣的昏眩顏色，一大片籠罩著橋下的部落，幾隻狗在空地上閒著在玩，我卻看見兩隻一大一小的鵝，擺著急步，繞著空地的一邊不停打轉，大的那隻站直的話有高及半腰的，每走一小段路，就會突然停下來從喉底發出古怪的悶哼聲，然後很激動似的，先是蹲著身子然後脖子曲著再往上伸得直挺挺的在大聲鳴叫，好像焦急要說甚麼話，眼珠好像看到甚麼沒看見的，那不是求偶不是要吃也不是劃地盤的行徑而是別的甚麼，也不是迷路，卻像夢遊許久突然不知自身所處，另外那隻小的像懂得甚麼也一直追隨在旁。於是我猛地想起波特萊爾的〈天鵝〉，他寫的與我身處的驚人地相似，詩與現實的比對幾乎讓我的心撕裂一塊，那不是一隻天鵝，而只是一隻鵝，卻讓詩中的「現實」更接近困頓的現實。我跟在那隻大鵝旁邊，牠一直沒理會我靠這麼近拍照，就像牠從沒理會任何事情一樣，逕自急踱著步打圈，又突然停下、使著全身的力氣把脖子要拉成畢直把自己吊起來一樣發出那悽涼的聲音，我甚麼都沒想，只知道要輕著腳，等牠停下來的時候我也停下來，等牠不安的要伸長脖頸的時候按快門。
按快門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妳內心激動千迴百轉的心事擠壓在一點之上不能言語，但是要控制呼吸，靜止抖著的手，並且冷靜的想好光圈快門軟片打算「迫沖」幾級，妳知道有些事情只會向妳顯露一次，人們看著妳的冷酷行徑妳要繼續若無其事。那是很奇怪的心理，在Banai 的屋裡，我沒說過甚麼話，「同情」或受到甚麼「感召」的話語實在太廉價、與羞辱人家無異，自己也沒位置說自己跟人家是甚麼「命運共同體」，我是外人但不是來觀光的，我的心是熱的但它就是太容易熱因此溫度也很容易丟，但，無論多歉遜，也沒能幫一點忙、到底還讓人家來招呼自己，所以總是靜靜的跟變成啞巴差不多，就只在聽他們細慢的說著他們才曉得的憂慮，夾雜家常。可是「家常」瑣碎因為面臨拆遷都變成未許懸決的心願，在時間的流沙裡那麼微小卻因為某種不可測的折射閃爍珍貴的光輝，幾乎把屋裡暖起來．．．．．．我還是拿起相機，想拍到這個挖土機來到家門前還是毅然抗爭到底的阿美族女人和她的朋友，前面是飯桌上吃剩的菜、碗筷杯碟，旁邊的牆上有月曆牌、布織的信匣，牆下有白色的貓，桌子下是兩頭黃狗伏在地上，一屋裡的小生命都吃過晚餐了，天花上那盞燈泡卻讓我想起梵谷的《食薯者》裡面那盞油燈，那幅畫梵谷畫了很多遍都畫得不滿意，他說他要畫那一家人的手，要畫得讓人見到，他們拿著叉子、遞上食物的手就是種這些薯仔的同一雙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i) 文題取自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天鵝〉，《惡之華》（Les Fleurs du Mal）。莫渝譯，台北：志文，1985。頁280.
ii) 同上。頁278-279。The Flowers of Evil . Trans. James McGowan.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iii) 公立圖書館當時還沒有讓讀者預約其他分館館藏的服務，亦沒有聯網目錄可供檢索，除非親自前往別區圖書館，一個社區的人就只能讀到該分區圖書館的藏書了。此外，區域市政局和市政局分別發出的圖書証只適可於其轄下的圖書館使用，因申請圖書証需提交住址証明，故此市區居民無法於區域市政局轄下圖書館借書，新界居民亦無法於市政局轄下圖書館借書。
iv) Charles Baudelaire. The Flowers of Evil . Trans. James McGowan.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v) Karl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3.http://www.archive.org/details/eighteenthbrumai017766mbp
vi) 「在卞雅明（Walter Benjamin）的作品中，『託寓』（allegory）則是指在種種暴力的摧殘之下，歷史的片段如何重新發展形構其歷史意涵，如何透過辨證的方式，將歷史中具體遭受壓迫與被隱抑不言的部份加以呈現出來…」廖炳惠。《關鍵詞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台北：麥田，2003。http://www.books.com.tw/books/series/series9867691741-3.php
vii) “Spleen (II)”. Charles Baudelaire. The Flowers of Evil . Trans. James McGowan.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p147.
viii) 「因為大漢溪截彎取直後，原本水道變短，造成流量變多，因此淹到河岸邊。三鶯逐漸往上遷移，全盛時期擁有5、60個住戶，房舍不是薄木板，而是用磚塊和水泥蓋的房屋。當時這裡聚集的原住民供應了台北急速發展所需的勞力需求，因此政府也默默承認這些所謂的違建，發給門牌，牽來水電。然而，1990年左右政府頭一次拆了三鶯的房子。」http://www.coolloud.org.tw/node/43923
ix) 「縣政府雖祭出水利法認定原住民違法，但對於『行水區』的認定標準和其所需提出的水利勘查報告卻一再打迷糊仗。而另一個台面上的拆遷理由，即是要修建沿河單車道，因此違法部落的存在有礙工程進行及美觀。依體委會「北部地區自行車道串聯計畫」所規劃，三鶯至武嶺橋段自行車道工程全長７公里，完成後將串聯桃園縣既有的大溪月眉單車道、龍潭三坑自行車道，並與大台北自行車道系統相接，預計今年4到5月間完工。」http://www.lihpao.com/news/in_p1.php?art_id=28457
本文原刊《字花》 ＃24期「波特萊爾與我們」小輯，2010年3-4月，頁120-124。
27 Apr, 10
如果乘坐公車是個空間的問題
──盧勁馳，〈夜裡，我總是無法認出下車的位置〉，《後遺──給健視人仕．看不見的城市照相簿》（香港：三聯，2009） 頁204-205
18 Feb, 10
那是半邊地殼的晚上，給瓦斯燈照得比白天更亮，天上無星無月，路上沒有車子行駛，摩天大樓中有人沒人。不一定就是此城。有些人會說是革命的前夜，主角叫群眾，但革命的方式還沒有向群眾顯露。
有些人相信語言、相信邏輯，有些人信仰上帝，信仰天，有些人相信心，有些人比較相信眼底所見，有些人相信自己的手腳、皮膚或耳朵，有些人相信情緒的帶動，有些人比較相信自己或別人的判斷，有些人相信血，也有些人更願意相信眼淚，但他們到底來到街上，想知道下一刻群眾會怎樣、自己可以怎樣．．．
這許多人中間有一個角色譬如林諭，他那麼願意相信但覺到一切難以相信。話語不停重複變成沒有意義變的重複聲響，上帝和天都沒表示一如遠古至今，心裡是一個冷凍的空洞通往壓抑的零點，想念的只得想念，手和腳僅只是僵硬的支著身軀，皮膚給幾層衣料包裹著，情緒讓他坐下的時候想走，要走的時候想留下，他在一棟麻石外牆的前朝建築前面哭笑不得，他忙於判斷他人的判斷，他的判斷就是一切難以判斷。
就這樣林諭在很多人中間迷失了，他來到一條馬路上。像一個卡通人物法寶突然失去了魔法不知所措。
譬如說，當人們和防暴警察打架鎂光燈閃爍如詩如畫，他憋了好久其實很想尿。但他無法判斷他應否在此時從此處走開去找廁所。他不想人見到他從警察線前面的方陣離去，偏偏他坐在最前。
他也很想去另一邊馬路看過究竟，情況是不是就如有人報告所說，嚴峻或暫緩。但他無法判斷他應否在此時從此處走開去看過究竟。他不知道人們所說的是否一如他們眼目所見。
他也很想去透透氣，就去不夠五十步距離的草坪上坐一會，那邊燈光沒有很亮，屁股坐在草坪上軟軟的感覺想會不錯的，或者到那邊坐一會靜下來他就會見到一個位置把自己投入進去就好了，但下一刻他卻不知幹嗎拿了前面那人手上的咪高峰不停大喊他想過去那邊的那條馬路的名字，說是為那邊正在英勇抗暴的群眾打氣，但馬路的名字不過是一家銀行的一任總司理的名字的音譯，而且他一開口還是唸錯了。原本拿著咪高峰那人，以為林諭是另外一個人，也叫錯了林諭的名字。
林諭這才發現，群眾沒有名字，包括警察線兩邊對峙的所有人，誰都不認識誰。啊呀！名字和面目還得配上──而且還有無數在電視前面收看真人戲的都是群眾，群眾嘴巴開開合合，聲音沒有給傳送回來歷史的現場，但那畫面傳送到人人家裡幾乎可以當飯吃。林諭的名字沒很多人知道，只要有人相信，他可以給身邊任何人指控是便衣警察，電話儲著的聯絡可以全給說成是動亂分子。而且這些天裡林諭認識的朋友因為場合的不同好像面目音容都隨時改變，變得不同了很難立刻認清或恢復過來。
林諭突然想到，怎麼群眾中間沒有小孩？怎麼一個老人見不著？
要是所有人穿起制服，要是都換上輕裝便服，或者睡衣，截然劃分的兩方就會變成一樣成分。海與陸地在天空之下，亞太平洋上的一個島，人的足跡腳程從祖先輩來到這裡，所謂對決不是真的，但一切也不是在做假，只是真實還沒有向人們顯露，下一刻會怎樣沒人知道，這一刻群眾相信可能與不可能，在麻木與否之間擺晃不定，行動者取消了行動以外的一切．．．．．．
此刻，林諭好像要演活臨時角色一樣吃緊的手腳屁股身驅支著自己，笑要笑得分外明媚，聽也聽格外用神，人們唱他最討厭的《國際歌》他把那討厭變成渴望跟著唱。此刻，林諭無言語，手指尖摸著石屎路，好像從沒摸過它只是想知道摸著它的感覺．．． 海與陸地在天空之下，這條馬路要埋封甚麼呢？是泥土嗎？是住在下面的鬼嗎？
時候未到半夜，林諭就很累，累的時候想靠著一個身體，不說話的身體，那麼他也會覺到自己的身體，彼此連接，但他的手腳僅只是僵硬的支著身軀，就在原處，迷失不知所處。他放不開自己，他無法向群眾打開自己，也無法靠近任何一個，但他甚麼都聽見，那話音那戰鼓聲那叫囂那母親的哭聲那人體撞向鐵馬和盾牌發出的悶響城市人的嘆息步履的震動但他的情緒起起伏伏互相抵銷沒有變成平靜只是很難過很難過，他只想心裡的柔軟不會磨鍊成鐵但他知道也不過一轉念的事情。
原刊《中大學生報》 2009年2月號，頁30。
12 Feb, 10
“Excuse me, ” said Akim, “I meant to say: when can I leave the Home?”
－Maurice Blanchot (1)
或許從新生註冊日開始妳就意識到，前面幾年大學生活裡，妳將要天天跑來跑去，再不是整天留在「班房」，有不同的老師來上課。每天，沒有固定的地方可以「回去」，從一個課室出來，又得趕往山坡上的另一幢大樓上課；一個活動忙完，又有別的甚麼會要開、許多事情要「傾」，而且都得準時無誤…… 你總是，正要前往某個地方，好匆忙的樣子。從班際到「課際」，讓「同班同學」都消失了。你既是行動自由，卻也是個不得不如此跑來跑去的遊牧民。
這可不是要指出一種溫情的失落，而是要點明「大學生」的身份認同及其各種自我演譯，首先建基於i) 過往人際歸屬的剝落，ii) 與熟悉的生活場所分離，而且，抽象來說，iii) 時間的連續行進變成零散、片斷化，妳得為更多的細瑣事情籌劃。於是，「新鮮人」得反應過來，變成行動的個體，並得重新在大學裡頭陌生、半遮蔽的規則，與社羣文化的「潛秩序」中掌握一種謀生術。在一大羣面面相覷的同代人之間建立一種新的社會關係、身份與個性，嘗試在聚散匆忙期間融入各種小群體。
身份與個性，特別是兩者的外露與美學化、形式化，是年青人作為一個文化及經濟階級的「特權」，卻很大程度與身份焦慮掛鈎，甚至，焦慮其實是自我身份的內部整合力量。妳明白的，在近三千個一年級「同學」中間(2) ，時有千人一臉的錯覺，一大撮一叢叢的青春身體，幾個截然分野的「穿著系」裡無數千里差、亳厘別的所謂「detail位」，擠在校巴／講室／食堂／電腦中心裡又怎能一眼辨清？學生證編號有那麼多個數位不就說明了，妳什麼都不是 ；妳的面目模糊到一個地步，連刻意抝口或簡單發音的洋名與匿稱，打算主修的學系都一再介紹過了，還是無法引證妳的而且確在某門課裡修業、或任何人的記憶中存在。
然後，妳看看那好不容易放棄了這課、幾乎要用乞憐的才擠進那節導修，這才湊成的時間表…… 左下方一個三小時的洞洞，右上角一個兩小時的，中間還有一道「天地堂」的創痕。在無處可以獨處的倘大校園裡要謀殺時間，案情將會是坐在一塊1280×800 像素對角綫 10.1 至 13.3 吋不等的中國製LED 背光屏幕前面，目不轉晴很專注的樣子，八卦別人的網誌，每小時查三次電郵，旁邊的手機好像都沒有響過吧。無論課業多繁重，學會事務、球隊、樂團訓練多頻繁，以至溜課去High Tea 真的好High，偶然看著窗外，陽光免費一大把灑下來，無論看到的是帥哥美女抑或更有可能碰著的保安叔叔、阿姨，人有時是會寂寞的。
許多次，在車廂、講室或甚麽場合裡，許是因為定時開關的中央冷氣太凍、太悶，抑或前面一排波牛生得太高、或只是用了太多髮泥擋住了老師的投影簡報，或者，選映電影的明明滅滅，讓妳睏之餘還是不小心被打動了，妳稍一側身、想坐直一下、順手把掉到額前的髮推往後，才突然看到支在一排一排肩頸上的一個個腦瓜和頭髮堆，油亮與暗啞之間，沒有人覺到妳在瞧他們看著，一室空氣凝固，調暗了的燈下，腦瓜兒黑色的一個個陳列目前，耳後一癢，妳心裡一把聲音還沒說完就給摀住：「誰又不是誰？我跟他們有啥分別呢？」
走出課室，擺脱了從門口嘔吐出來的吵鬧人羣以後，一個人來到圖書館、電腦中心、實驗室、學會房、影印機房、以至自己的宿舍的各種門檻、入閘機、電子鎖與保安員警崗前面，你再次發覺，妳誰都不是。匙卡、學生證才是。而更荒謬的是，妳其實不知道那塊都是中國工人製的鍍金晶片究竟載著甚麽、可以存取甚麼關於妳的資料。正如這些天妳為了各種用途註冊的許多個電子戶口、要記著的每一個登入名稱與密碼組合，不都是一門一門關卡，首先假定妳不得擅闖，然後劃定妳的權限與所有人無異 。
於是，妳首先要學會一種自我陌生──妳甚麼都不是，而「大學生」不過是一種壟斷與宰制秩序中的一個空洞的位置──然後，妳才能追認自己，妳是誰？這個跌多漲少的過程中間，正如「學業」、正如「將來」、正如「理想」或「現實」，以一個溫血哺乳類人形的姿態突然顯現的「愛情」一樣應允許多，舒適安全，卻不一定就能回答妳。
(1) Maurice Blanchot. “The Idyll.” The Station Hill Blanchot Reader: Fiction & Literary Essays . Trans. Lydia Davis, Paul Auster & Robert Lamberton. Ed George Quasha. NY: Station Hill & Barrytown, Ltd. P19. (2) 據中大校方網頁公佈的數字 ，截至2006年9月，該學年經「大學聯招」取錄新生2,348名；遁其他辦法取錄者共615名。
原刋《中大學生報：二零零九迎新特刋 》, 08/2009. p60-61
11 Aug, 09
日期：8月15日 (周六)序言書室 (香港旺角西洋菜南街68 號7 字樓)
在《後遺 》一書，作者盧勁馳 嘗試結集九年來的文字創作，憑藉其獨特的視障體驗，重新勾勒一種「視力健全」的人看不見、也想像不到的城市景觀。拒絕煽情的勵志壯語，遠離嘩眾取寵的主流媒體對待弱勢社群的獵奇眼光，作者透過精緻的文字，加上與友人合作細心經營的攝影作品，試圖尋找另一種呈現視障人仕生活實況的書本形式。
討論會上《後遺》作者將以他獨有的方式選讀書中作品，並與評論人葉輝先生接續書裡未完成的，關於詩與觸摸的哲學對談。
* 同日下午三時在Kubrick 油蔴地店有「抗世詩話行路難～陳滅、李維怡新書聯合發佈暨討論會 」，請多加支持、捧場！再行路過來序言書室相信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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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詩人一同跳車 (可洛，《後遺》序)
看不見的殘疾、書寫以及失焦的城市照相簿 (盧勁馳，《後遺》序)
文明單位— 寫出真我 (嘉賓︰盧勁馳。主持 ：鄧小樺、胡世傑。香港電台第2 台，10/08/2009)
11 Aug,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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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chizophrenic out for a walk is a better model than a neurotic lying on the analyst’s cou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