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不算富裕的巴塔耶曾經立志成為一位修士，但據其自述 (注1)，1920年從英國旅行回法後，「因為自己的信仰令一女人受傷下淚而放棄了天主教」，1922年入職國家圖書館管理員，翌年讀到尼釆的著作。往後是他較為著名的人生階段，和超現實主義者A. Breton 的決裂和修好，繼後加入、並離開民主社會黨，到1935年與Roger Callois另組「Contre-Attaque」政治組織，因其不為社會主義與共產黨人認同的「右翼傾向」，至今仍被受評擊。巴塔耶對左翼政黨政治徹底失望，促使其於1936年組織「無頭獸」(Acéphale)祕密會社及「社會學學院」(Collège de Sociologie )，後者為班雅明、克洛索夫斯基 、阿多諾等學人講學的場所。巴氏自此轉而埋首研究古宗教、古部落社會經濟；後於1940年遇上畢生好友布朗肖(M. Blanchot)，各自的著述均受對方的作品深刻影響，倆人的思想交流堪稱世紀偉大友誼……
發現爛小說
重讀法國作家巴塔耶（G. Bataille 1897 – 1962）的小說，總是想到阿根庭博爾赫斯（J.L. Borges 1899-1986）筆下那許多瞎子、囚人與被審者，或人生突然被取消掉的人物，被自己不明的慾望軀向荒謬的絕境──
巴氏較為人熟悉的小說《眼睛的故事》（Histoire de l’Oeil，英譯Story of the Eye），發表於1927年，至1979年始被譯成英文。巴氏的小說，驚艷者眾，談不上「偉大」，其為了賺取稿費而書的短篇，起初也僅被當成二流色情小說去讀，到五、六十年代，評論界才「重新發現」它的僭越性質。其中羅倫．巴特1963年寫的短評〈The Metaphor of the Eye〉，為讀者對這部半自傳小說的賞析推展到一個新的層次。巴特提出，《眼睛的故事》中的色情想像乃非發自「陽物」（Phallic）想像的色情系統；而且，貫穿整部小說出現的各種意象物：眼球、鬥牛的睪丸、雞蛋，與尿液、牛奶、星光、太陽光暈等，成為了兩列對應的隱喻（Metaphor），而兩列隱喻互相交涉與挪用為一換喻（Metanomy）。在巴特而言，《眼睛的故事》並非幾位未成年主角的情慾勾當、涉瘋瀕死與出逃之旅的記事，而是上述換喻物在情節中的行進。小說的情慾主義亦與de Sade 的百科全書式的周章繁瑣大異其趣，巴特認為《眼睛的故事》是傾向詩化的一種書寫，巴塔耶關注的是意義（Signification）發生的本質與條件多於意義的傳達，小說中的場景僅是為了上述「換喻鏈」之達成而設置：「如果我們在夜晚的郊野，那是因為月亮會從雲端冒出，照見Marcelle的窗後那床單拍揚、它上面的一處濕了的污漬；如果場景設於馬德里，那是因為那兒有鬥牛，就有活剝公牛睪丸和Granero的眼晴給挖出……」是以，「眼睛」的飛揚換諭、行進過渡而所指不穩，自己成為一個故事／歷史（Histoire）。
三次稱言上帝
除《眼睛的故事》外，巴塔耶寫小說，總是將情慾的狂喜與直面死亡的怖慄、或存在主義所謂之「Dread」（德語中的「Angst」）摺叠為一起，為巴氏情慾主義（Eroticism）的義旨「上揚至瀕死的一種生命」下了註脚。譬如1956年發表的〈愛德華達夫人〉（“Madame Edwarda”）就講敍事者與給淫慾（與死亡驅力）折磨的妓女愛德華達在巴黎荒廢的夜裡，遇見「上帝」。
酷愛歐洲文學的三島由紀夫，評論〈愛德華達夫人〉時辦别了小說中的三次稱言上帝 (注2)，在妓院裡愛德華達當眾抬起一隻脚，要敘事者直視她「衰老、破敗」的陰戶，而自稱為上帝。在小說的中段，敍事者接納了這個言稱，疲敗爛醉的愛德華達與敘事者從妓院逃出來，在天還沒亮的街上，她突然撇下他，逕自跑到Porte Saint-Denis 的拱門下，又突然站住了：
—— unmoving, exactly under the arch. She was entirely black, simply there, as distressing as emptiness, a hole. I realised she wasn’t frolicking, wasn’t joking, and indeed that, beneath the garment enfolding her, she was mindless: rapt, absent. Then all the drunken exhilaration drained out of me, then I knew that She had not lied, that she was GOD. Her presence had about it the unintelligible out-and-out simplicity of a stone –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city I had the feeling of being in the mountains at night time, lost in a lifeless, hollow solitude. (注3)
於此，上帝，是一個病萎、害瘋的娼婦。然而只有在小說的終幕，「上帝」才真正顯明。當愛達華達突然從恍惚中省過來不知身在何處，望著星空痛苦得不能哭出來，一輪瀕死的窒息和抽搐、夢囈嚎叫、亂碰亂撞過後，敘事者把愛德華達抱進一輛計程車，兩人和司機好久没有作聲、沒有動靜，「彷彿計程車已正猛向前駛著……」。在駛往Les Halles的途上，愛德華達卻把自己脱得「如獸一般赤裸」、攀到前座叫司機停車，下車繞到司機座旁跟他說：「You see… I’m bare-assed, Jack. Let’s fuck.」她退後一小步，抬起一條腿，急著要他看到自己的那道「縫」。在車廂後座，愛德華達騎在司機上面，握著敘事者的手……兩人小死之時，她在淌淚，那雙反白如目盲的眼晴再一次出場：
Love was dead in those eyes, they contained a daybreak aureate chill, a transparence wherein I read death’s letter. And everything swam drowned in that dreaming stare…
從瀕死的性高潮過後恢復過來，愛德華達向敘事者投以一個「扭曲的微笑」，他覺得「自己整個生命的乾涸與荒廢給看穿了……而親睹愛德華達痛苦的歡愉就是親睹一個神蹟。」上帝，就是病萎、害瘋的愛德華達。然後，敍事者、愛德華達與司機三人，同被一種渴睡臨在。故事末尾寫道：「此後，直是對死亡諷剌、漫長、疲倦的等待……」
午後的廢墟
「故事之於人生的意義」，巴塔耶認為在於它源自一種痛苦、一種狂暴，作者唯有接受著它所軀使，作品才能揭示經驗的限界、看見生命的其他面相。(注4) 巴塔耶目睹西班牙內戰和兩次世界大戰，倖存於一個淪陷的歐洲，不就是一個焦慮失常、因及渴望自由以至於厭世自毁的人麼？完稿後擱陳多於廿載始於1957年出版的《正午的藍色》(Le Bleu du ciel，英譯The Blue of Noon)，講酗酒頹廢、戀屍癖的主角Henri Troppmann與病萎絕望的妻Dorothea在各自無法收拾的人生中奔趕著不能自拔，正是此種「災難後遺」的寫照，然而它卻是於災難以前所書。
在巴氏的小說中，「死亡」並非著迷的一個對象，而是壓制於存活裡頭的一種本質或核心經驗，生存就是去忍受死亡的臨在。三島評價巴塔耶的作品，亦以原爆災難比況道：「……正如人們在廣島的石梯遺下了他們的輪廓，唯有當我們的存在超出了這趟生命，上帝才會顯明自己。」(注5) 正因為此種「倖存於世」的極端痛苦與失常，巴塔耶近乎強廹症一般去描繪生存的各種「溢出」（exceeds）與「過度」（excess）的狀態，寫下《正午的藍色》之時正值1935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前夕。
《正午的藍色》情節並不曲折，讀來像電影劇本多於一篇小說，場景亦僅限於咖啡館、旅店、火車站等無有之地或所謂「Non Space」，沒有特別的意象經營、詞彙亦嫌貧乏，然而讀著不覺還是被那股虛無主義的氛圍滲透了。敍事者Henri「撇下」出走的妻、不安守候，來到山雨欲來的西班牙「渴望有事情發生」，但他到底還只可以是一個頹廢酒徒的樣子、連日未睡、不停地喝。作為知識分子，他不能不同情西班牙無產階級，可是他無法介入那場即將蔓延整個歐洲的鬥爭運動，並且，故事中不難發現Henri渴望災變的到臨、以至其「類法西斯」傾向。雖然他的朋友Michel和共產主義者Lazare均與西班牙工人組織有直接連繫，Henri是任由Michel拖延其與工人組織者見面，後者則在觸發內戰的全國大罷工前夕游說工人排斥外國人、包括Michel與Lazare 自己也得退出。然而小說的政治性不僅在於它的歷史場景，而在於主角之間的情慾「政治經濟」，同源於死亡驅力的一種「左」／「右」撕裂、血肉模糊。
要是辨別Henri 與三個女角的情慾糾葛，可以發現一個對賤斥之物著迷、對一切高潔想去摧毁的心理構成：Henri一直喚出走的妻Dorothea作「Dirty」，在他眼中她是完美的，她美麗、喝酒比自己還要瘋、而且疲敗的病容像一具死屍又像一隻鬼，「沒有人比她顯得更無主漂泊」。她不在的時候，他自言「我變成空洞，我再不能製造出新的恐怖去填滿那空洞」；而他視為「醜陋得荒謬」、理性得近乎冷漠的Lazare卻一直讓自己免於徹底絕望，即使「跟她吃飯就一定得跟她吵架」、而且她的政見「比莫斯科還更原典」。在小說的三分一篇幅我們又遇上Xenie，即Michel暗戀著的一位「先進青年」，她明顯是處女，「一雙白色皮革套白壁無暇」，和一伙人吃飯喝酒，「吞咽那一小塊一小塊血腸的模樣像個農家女……頭髮紮起頸脖露出的髮像蒼蠅的脚」、讓她感到羞恥的時候Henri有一種嘲弄的滿足、她要脅從窗子掉下去摔死之時他倆同又在恐怖中依偎。
故事發展下來，因其淫穢，不便於本文細表。暫且只能提出一個閱讀方向：《正午的藍色》所講的故事，它無法以所謂「伊弟帕斯情結」解析、或容載，因為它過於伊弟帕斯──有甚麼比「伊弟帕斯情結」更為適合作資產階級專政的道德民族主義國家的隱喻？──《正午的藍色》似乎著意過度使用這個隱喻，以致於它的慾望經濟崩塌了下來，死亡的驅力、對死亡的渴望因而沒法被在這個慾望經濟懸置、推延而成為交易流動的意義（有效的生產力），法西斯主義的組織化暴力本質、它光潔的魅影與高崇號召，讓故事的背景中那無數視死如歸的抵抗者、因他們對公義的執著變成了它成就的助力、平民的犧牲對應了它的死亡美學。伊弟帕斯要麼行使自由、自決，就只有像Henri一樣「渴望事情發生」，並且著急期待「父親」的懲罰……
小說末尾，Henri和穿「一身Swastika的紅」的Dorothea在萊茵河谷一處墳場上做愛，滾下雨點沾得濕漉的斜坡沒有摔死，他倆就得在分别之時遇上那隊希特拉少年團，隊型整齊、金頭髮的一羣娃娃臉在奏著完美有致的軍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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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錄於 G. Bataille. My Mother, Madame Edwarda, The Dead Man. Trans. Austryn Wainhouse. London & NY: Marion Boyars, 2003
(2) 同上，p.11-20
(3) 同上，p.152
(4) 1957年初版作者前言。見G. Bataille. Blue of Noon. Trans. Harry Mathews. London: Paladin, 1988. pp153-5.
(5) 收錄於 G. Bataille. My Mother, Madame Edwarda, The Dead Man. Trans Austryn Wainhouse. London & NY: Marion Boyars, 2003. pp13
本文刪節版本原刊《字花》#5 期，頁124-126，12/2006-1/2007
15 Dec, 06
到家居附近的公共圖書館，想找些畫報來看，真是難受的經驗。雜誌閱覽室儼如戰場，不是嗎？幾十個失業漢擠著搶報紙看，六元一份報紙，為甚麼圖書館就是不會多買兩份！？架上那些學報、文學雜誌，林林幾十種都是英文期刋，或以精緻趣味為主，卻是櫥飾一般白擺放、無人問津。
「為書找讀者，為讀者找書。」某書店的宣傳語，直是貼著心。
偏偏，在我們的圖書館裡，「新書推介」展架上隨便放著些過期而毫無主題連貫的「新書」，的確，它們是新近從書庫裡翻出來的。圖書館是知識寳藏，只是通過知識大門的鎖匙丟掉了：在「傳記」一欄下面滿架都是背囊旅遊書，「修辭學」(Rhetoric) 底下則放著高考文法和Word Power 之類，「世界歷史」也就是歐美大國近代史而已，在採購者心目中，亞洲原來亦只有中、日兩國的歷史最值得看。
故然，沒有多少人會逛書架了吧，資訊科技教我們的閱讀經驗和由此通往的世界都崩塌了，它變成瑣碎瓦礫堆成的廢墟。以關鍵詞、作者、書目、主題搜尋索書號的找書方式，讓我們只會讀到被認為「關鍵」的書，分類與點擊次數成為了限制思想的張網；在這個索書系統裡，既沒有歷史連續的傳承，也沒有橫向的廣泛理解可言，只有點與點—— 馬來西亞只是旅遊勝地，除了華人史就沒有馬來人歷史可考，而馬華文學的專著，卻又貯放書庫裡，書藉紀錄竟標明「請向職員索取；參考：中國文學作家」，在別館卻又放了在「人文科學」的大條目下。
如此專門、導向如此隨機，難怪公共圖書館只有幾種用户，就是爭報紙看的失業漢、拿一大叠書跨張「研究」的退休人仕、躲在書架後面談情的學生，和帶著兒女來涼冷氣、想借小說和食譜看的婦女。因為，「知識」一直拒絕了他們。
今午，一位女士拿著一張便條，她女兒寫給她兩個英文書名和索書號，一位職員幫她找來一本，另外一本書號410.JAR 的文法書卻不知所踪，而電腦上明明寫著：「館內架上」。無人借出，卻沒有職員肯去認真找它，這位女士，尋找，但尋不見。
另見10/10/2006《am730》p.28「730視角」
16 Oct, 06
陪伴友人往勞資審裁處提訊，糾纏了兩、三個月的非法解僱案子，終以庭上當面點算的三千餘元現鈔和興訴人與被告人給省個一臉屁的難堪作結。的而且確，正如友人自嘲，失業本身就是一種孽。和法律擦身而過，連我作為外人也有了「touched by a sickness」的感覺。幾乎是淫煨而羞憤難表。程序理性把法治置換，所謂「公義」就是機會成本的權衡輕重，訴訟雙方要麼在高昂的成本價格前拉倒，望門輕嘆，要麼傾注財力和邊際效益遞減的時間，以各種成本、資訊的動員能力把對方壓倒而攞綵。任何人都有權興訴、而任何人都有接受公平、公開審訊的機會，陳述作證。這是我們的法律制度所奠仰，惟它保證的亦僅止於此。
法律是條文的演義，它呼召(Call upon)公義，但不是公義——
除非我們把事務官、調解員、社工、福利主任、裁判官、法院書記、警員和律司一大班人撑起來的那個戲棚當成世界所限、當成現實所能鋪展的全部。法律維繫的，只有是法律制度本身。法律制度的完善，非僅因為法典的完善，它不是絕對神諭，因此它只能訴諸慣例堆疊成的歷史，因循自身的生態發展；事務官、調解員、社工、福利官、裁判官、法院書記、臨床心理專家、警員和律司、陪審、懲教員一大班人維持著這個生態，在這個工作文化、這個糊口的職級、角式的分野和意義生產的交涉上，默契而未可知地將法律制度具體呈現。法治的精神，是由這許許多多不同肢體呈現、執行。
而每個環節裡都有它自己變異的傾向與力量。
所以，人要是想走到法律前面，他首先要走到這些人的部門辦公室的門前，請求入內申述，填這個東西、呈報那個文件、影印甚麼、預備那個，再在這兒、這兒、還有這兒簽字。於是，他終於走進法院，卻其實要從商場的電梯大堂進出，他走進法院，首先要看報事板上的表格，查出自己所涉那宗案子將會幾點幾分於第幾號法庭提訊，而那個法庭又在哪層哪室，他會發現後梯間有好多菸頭，外面天色姣好、高樓亮麗，從梯間轉出，一推門，卻像是到了醫院辨公樓一樣，有外判清潔工人忙在打掃，一疊疊文件又像醫院一般用鐵輪架車推送不絕。
訴諸法律的人啊！興訟人與被告人，立在台前，中間那位高高在上披著黑袍的人他說甚麼就是甚麼，因為這個其實和大學講室沒有甚麼差別的廳堂叫做法庭。法官大人身後掛有巨大的特區區徽。他的書記在電腦上記下甚麼就是甚麼、他要你肅靜你得噤聲，因為他背後就坐著法官老爺呢。醫院的手術室英文叫Operation theatre、不知拉丁文叫啥。只是，條文演義的意思就是條文之被宣講，宣講就得要有宣講的場所、就得有宣講的杖權和宣講託之的人，不要看太多「一號皇庭」和「L.A. Law」啊！因為條文在紙上死壓壓的律典之間互相援引，它不懂得自己走出來吊死殺人犯、不懂得跑去老闆的銀行櫃員機提走要給苦主的賠償…… 法庭辦事處就得成為法律的中介、法官上堂要「驚堂」，那個充任法官的人也得要穿袍，所有人說的話要錄音存案、答應法官的事項會有後果。是儀式讓一個冷氣壞了咧咧在響的辦公室頓變成法庭，因為法庭的儀式有事務官、調解員、社工、懲教、福利官、法院書記、臨床心理專家、警員和律司一大班人維護。
一大班人工作，就要有程序。
程序理性，延緩著法律的宣講，延緩同時為它潻益，法律愈是消逝、愈是可望不可即，它愈是因及這個失落而完滿無玷。它的意義在於它了無意義而純然存在，它在哪？不在這裡。
程序理性，就是對差異、對階級、對社會條件不均的漠視。
在法庭後面的一個板櫈後面，有人用硬物留下一個塗鴉：「講大話」。不知衝著誰。
28 Sep, 06
工作間的電腦案頭，置有這幅從網路抓來的照片作壁紙，它提醒我處身的位置。由於出入辦公司的同事無一人明瞭其出處，並不構成示威的企圖。
Panopticon的概念，一言以蔽之，即「我是我的獄卒」。
權力動於無形，權力之行使落實無須載體或所謂行使者，卻非所謂「內化」，因為外部不成外部，亦無所謂內聯—— 如英文的被動式句法：「Power is implemented」或「Power is being exercised」—— 句中的動詞 「is」或 「is being」 有「在」、「此在」的意思。由此，權力並非一可供擁有、支配操弄的客體或物件，它自我完善，它自行操作，自在、常在。
權力的代理人並不擁有、亦不可能擁有權力，相反，權力之行使既不在於權力的代理人亦非權力施於之受者：權力(的代理人)同時即權力的受者。這聽來突兀，那是因為語言文法的規律過份地限制了我們的觀念生成，在我們的觀念裡，絕大多數的事情都有因有果，可被界定，事情動作的發生多服膺「主語——動詞——賓語」的格局，事實不然；相反，此種任何事情皆有其始作佣者與受者的對立，是尼釆所謂「奴隸道德觀」的基礎，我族善良、彼方邪惡，實為忌恨「他人」之精壯。這或可引申至德里達論者所提出的，相信文法即相信一神的索源，文法乃對意涵、歡愉的規範。《聖經》英譯劈頭第一句：「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the Word」。
「我是我的獄卒」的講法揭示了我的不自由與無法獨立，「我」必須於「我」和「獄卒」之間的不穩關係中片刻、暫時地介定自我，以互為他者的角力與規限做為身份認同。「我」本無法自在，而且流稠、不安，而權力在。「我」僅為一喻體，在某種語言的版圖之中，跟其它一切互換、或分延。
假使我是我的獄卒，那即是說我和獄卒之間存有一種角式協約、約簡的常規與心理。福柯指出監牢乃現代各種社會建制之範模。學校、醫院、政府／官僚體系之權力架構及操作均與監牢中「獄卒──囚徒」的互動同出一徹。科學主義與權力操作相互生成，甚至，我以為，「市場」中諸種正在不斷演化、正常化的文化網絡亦然。公義，是得要申張之說，使規懲得要表徵化，要有所量度的「公價」，正如尼釆指出，即便是最雛形社會上的公義說，本質乃一價格制度，罪咎的意涵與欠債未償相通。
福柯的研究指出，以剝奪犯罪者的人身自由作為一種規訓懲罰乃為現代所創，以前未見。監牢制度確立以前，罪犯接受的懲罰多為肉體上的勞苦與折磨，亦即經上「以眼還眼」之償價說，車裂、挖眼、剝皮、閹割、斷肢、鞭答，以致凌遲等折磨酷刑均為此觀念之演繹。現代監牢制度的確立則與上述的懲罰觀念大相逕違，在監牢裡，折磨（Torture）原則上是禁止的。在生活條件低劣、毫無私隱與身體自主權的環境下囚禁、過著秩序嚴厲的集體勞役生活，即為懲罰。所謂「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正反映了現代規訓的精神側重「懲」以外的「教」更多：教育變成一種懲罰，或以懲罰作教育。皮用之苦不及抵償的，皮用之苦不能鉻印記憶的，皆以自由作價。懲教的目的在於讓受教者自己「學會學習」。
當我們驚訝某些「落後地區」的族人把疑患精神病人鐐鎖於野外的樹下餵食，我們或得好好反省幹麼我們每天從早到晚黏坐在工作崗位上的電腦屏幕前面，惺惺作態，活活是個技術官僚的模樣。我們的脚下故然没有鐐鎖，是甚麼讓我們不自由？牢獄可以是一實體建築，但它亦以「剝奪政治權利」、「監視」、「軟禁」、「白色恐佈」、「輿論」、「經濟剝削」等等形式出現，構成我們目下眼前的生活形態。
「在法之門前站有一守門人‧‧‧‧‧‧」權力的代理人並不擁有權力！只是代理人立於權力之前、背後有光，讓人有種錯覺以為代理人頭上有一光環。「我」和「我的獄卒」之間的關係並不全然穩定，更絕非理所當然。Bentham 的建築是劃時代的，意思是說它體現了一個時代的普遍精神。重型沉甸的鋼根與大水泥，廻環的囚室面向中立的獄卒望台、工具理性的佈局讓囚徒互相監視、自我督察，那麼宏偉正大，它予人完善、透視而密不可破的印象；可是，它同是也是子虛烏有。即使建築的設計在在宰制了空間的利用，權力的階序立案細表於毫無，它卻絕非不能僭越。親歷過牢獄生活的倖存者可會告訴你，即使在最最幽黯森嚴、隱秘的監獄中，還是有各種各樣的曖昧和越軌，慾望存在、自由不泯。
原刊《字花》第3期「走著瞧：李智良小輯」，p.97。2006年8-9月
另見「獨立媒體網」http://www.inmediahk.net/node/59619
15 Aug, 06
極其量是「後MC6」，也只不過對港人而言。
讀這篇譯介，不其然又將文中的一些思考扣入日來關於本港社運圈在世貿部長會議後的「檢討」和路向等等題旨去理解…… 唔…… 搞到幾晚睡不著，很混亂，夾雜人處身現下的種種事宜，生活即近停頓亦寫不出一隻字。聲音那麼嘈雜、刺耳，所有景物刺眼。
對身邊的一切都Hyper Concious 似的，是我比其它人多了整天的時間，在街上、車上、在互聯綱上與窗前張望，生活的繁複操作、權力的佈置、人倫與社會角式的互涉。
意識，而無法動身。位置與立足著力之點的問題又回到自己的頭頂上。
—— 我看著花甲之年的速遞員，幾袋文件，靜脈曲張，我可以點？
昨夜在想，當年的先進，到了今天在孩子眼裡似呈現了一種龍鍾老態，是因為一種困倦似的東東，有種重量、有讓人窒息的甚麼壓著頭上，肩上有包袱的人身子傾 斜…… 長久的混戰、長久的被人看不進眼內，長久立在偏陲，要說的話兒給擠熄了，以致，有人認為「當年先進」這個覆歷，人脈的網絡，對組織的認知理解就可以動員、 遊戈踏陣，或許也可以表呈民眾的意志還是甚麼，我不好說……
此僅為舉例：昨天一班老師行街，標語牌好多都是有人做好的罷，幾個款式，拿往列印、複印， 一人有有一個，羣眾聚束成一體，叫喊口號，由A 點移至B 點。教育這麼一個影響深鉅，與吾人文化傳承與想像、公民質素、身份認同、社會行為道德範式、視野、靈修、思哲 與創造力多種方面相互關連的範疇，又怎麽未見與其它友好、其它羣體連線躍動？ 教師受壓輕生可不僅是一個行業的「問題」。職業要求架空了全人的生活價值；人的面向只能與薪津、工作條件涵蓋，為「上層」草率制定的政策指令中介人有所目的地挪用濫權而疲於奔命，而我們到今時今日，此刻還是沉默、在啞忍，這豈非我們生活的全幅寫景？
青年人呢？學生呢？貧病傷殘者呢？五天工作、李羅下臺，飛型青年呢？輟學學生呢？校工呢？菜販呢？OL 呢？
有些人的尊嚴就是比其它人的尊嚴，比較尊貴。市場所以然。除非有人意識到，生活的意涵不能作價沽售。
同樣的事情、原地踏步的進展，可以套用於幾年來的各種社會上的重大事件。居港權事件、領滙事件、人大釋法事件、XXX 事件、XXX 事件、XXX 事件，影響深鉅、橫掃吾人生活根底的議决，僅只事件一種，就像是孤立獨存的微循環，果報互相取替。並且淡忘。
現場在哪？受害人、施暴者是誰？
明兒，繼續塞車上班去。塞車回家。
好像工運社運，總是有種還未認清自己的面向／迎向，和它訴說的對象。
漁民的生計是漁農界議員、漁護署的事，教師受壓自然是教協和臨床心理學家上電視，而教院年來在已準備了一班捱得鬧得的廉價後備軍；食肆禁菸娛樂場所禁菸，就 打電話找阿乜水上黎節目講兩嘴，按摩女呢？侍者廚房呢？他們的一巢仔女老婆呢？…… 界別，行業的專屬只求自我龐雜、優化。互相競技洶汰，爭資源、爭達標、爭輿論的導向，在我未被毁滅之前讓你先早一點點毁滅，靠隴權力中空者言：依家呢範我做代表，代表你我和其它代表同話事人講好左架喇：行得慢唔得、行得快唔得、行開唱歌跳舞、行行下瞓嚮地吟詩更加唔得，拿拿拿你咪諗住攝位呀，你離曬大會主題俾人打俾人揼你既事。律師、醫生、社工、議員、乜乜界乜乜會乜乜組，做事有做事的方法與程序。
社運工運，就僅只在我的看見—— 透過媒體、透過傳話人中介者來電轉駁、透過核心周邊不平等的資訊網絡—— 總是有種還未認清自己的面向／迎送取捨，和它訴說的對象的倜倀。行動有行動，會議一個個緊接，綱領與訴求一人三幾十籮，會議的議程可能連會議中人也未有讀 過；而「訴求」這個近年才廣泛採用的詞語，動聽，卻那麼自我矮化、奴化。控訴就是控訴，要求就是要求，怎麽會有訴說、傾訴、請求？「你睇，依家幾多幾多萬人出黎行，希望政府聽到我們的「訴求」……嗌完幾句可恥啊、下臺啊之後…… 我地！今日有XXXXX 人參加！—— (歡呼！！)—— 依家請大家往XX街方向和平散去，清理好垃圾……」
不到兩小時，食物環境衛生署清潔服務承辦商顧用為市民服務的清潔工友，吊住樽盬水一拐一拐的也已經將那些象徵著XXX 精神、XXX 尊嚴的絲帶呀、汽球呀、傳單呀橫額咁樣，清走。表演落幕，道具只能成為運往堆填區的垃圾。
明兒報紙寫著，幾多幾多香港人，行出來，怒吼。
香港人乜乜物物。
我搞不清的是，許許多多的組織者和組織，到底是面向民眾，向民眾言說，還是仗著羣體聲勢，向政府請求自保、自求自我的一隅立足？此兩種出發在形態上或有重叠，或許，還可以因事制宜互相發力，但本質上應該是有所分別的：
例如，假使有人打我朋友、搶我朋友錢、困住佢唔俾飽飯佢食，個個月要交保護費，唔俾扣佢人工，我作為朋友，準是不能既面向我的朋友說同情講增權，又同時Appeal 欺負我的朋友的那個家伙吧？
24 Jan, 06
讀Horizon 光影日記的
「獅子山下的異見」有感，其中一幀異見#3 阿叔理直氣壯展示人前的示威板「奸尻挾民意」這中間的一句，幾乎警世，甚至，是洞察之見!
泛民主派班友仔各懷「心事」路人皆見。隱現了「泛」的吊詭，昨晚的靜坐，始於入黑，正是行到脚軟準備晚飯，想起明兒又要返工的時候…… 來的突然、結束的兒戲，好似做綵排…… 普選是「泛」的最大公因數，「陣線」中間誰站那種位置雖未明朗，近日各路的舉措該已露出端倪，有人揾鬼頭、有人籌錢組黨、有原本伙拍的各自開擋，一路話爭 基層利益的在此時節卻又無乜聲氣，舊時成日上電視好火 D 老頭又好似無乜上鏡見報…… 廿一號立會投票前，記著：世貿會議將必打開潘朵拉盒子，一連串與香港息息相關的根本問題和矛盾將忽現立體展現，到時，我們會明白為甚麽昨天無論警方和主辦單位和許多遊行人士何以非常、極之不厭其煩強調、認同「和平、理性」的七一神話價值，而未有將深刻具體的議題擺上臺面，甚至「普選、普選」猛咁嗌，也未有統一口徑喊出一個年份日子來，故然想見，這是含糊其辭及其意表！「泛」民班友在摸索著民 意／政府／中央的溫 度…… 置身事外剩係識得揮手、從上而下的溫煦關懷的為政者，將必受追棒，穩定壓倒一切。有掙任權者及與其唱相簧的溫和反對派將要—漁—人—得– -利。
天氣轉涼，添衣!
延伸閱讀：
[124遊行後被遺忘一群] 市民堅守政府總部要求民主 (葉蔭聰)
「表達」(子山)
「05-12-05後記」 (Tam Daniel)
「我的124之解Freeze」 (熊一豆)
05 Dec, 05
在暴力與喧囂逞其豪強之處，詩恒常在。
詩的想像，本身就揭示了一切實用理性、組織化效益與敘述的虛妄和霸道本質。問題仍然是，詩的政治性正在於它無法被框置於政治性使用。詩入憲的構想正在於它無法實踐，它的意義在於提問提問，幾乎是盤問、拷問律則和語言。它永遠是不顯露、不澄明，因此它對權力的操作者既危險但又不值一哂。
13 Nov, 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