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塔耶:肉身淫穢、意志退敗

出生不算富裕的巴塔耶曾經立志成為一位修士,但據其自述(1),1920年從英國旅行回法後,「因為自己的信仰令一女人受傷下淚而放棄了天主教」,1922年入職國家圖書館管理員,翌年讀到尼釆的著作。往後是他較為著名的人生階段,和超現實主義者A. Breton的決裂和修好,繼後加入、並離開民主社會黨,到1935年與Roger Callois另組「Contre-Attaque」政治組織,因其不為社會主義與共產黨人認同的「右翼傾向」,至今仍被受評擊。巴塔耶對左翼政黨政治徹底失望,促使其於1936年組織「無頭獸」(Acéphale)祕密會社及「社會學學院」(Collège de Sociologie ),後者為班雅明、克洛索夫斯基 、阿多諾等學人講學的場所。巴氏自此轉而埋首研究古宗教、古部落社會經濟;後於1940年遇上畢生好友布朗肖(M. Blanchot),各自的著述均受對方的作品深刻影響,倆人的思想交流堪稱世紀偉大友誼……

發現爛小說

重讀法國作家巴塔耶(G. Bataille 1897 – 1962)的小說,總是想到阿根庭博爾赫斯(J.L. Borges 1899-1986)筆下那許多瞎子、囚人與被審者,或人生突然被取消掉的人物,被自己不明的慾望軀向荒謬的絕境──

巴氏較為人熟悉的小說《眼睛的故事》(Histoire de l’Oeil,英譯Story of the Eye),發表於1927年,至1979年始被譯成英文。巴氏的小說,驚艷者眾,談不上「偉大」,其為了賺取稿費而書的短篇,起初也僅被當成二流色情小說去讀,到五、六十年代,評論界才「重新發現」它的僭越性質。其中羅倫.巴特1963年寫的短評〈The Metaphor of the Eye〉,為讀者對這部半自傳小說的賞析推展到一個新的層次。巴特提出,《眼睛的故事》中的色情想像乃非發自「陽物」(Phallic)想像的色情系統;而且,貫穿整部小說出現的各種意象物:眼球、鬥牛的睪丸、雞蛋,與尿液、牛奶、星光、太陽光暈等,成為了兩列對應的隱喻(Metaphor),而兩列隱喻互相交涉與挪用為一換喻(Metanomy)。在巴特而言,《眼睛的故事》並非幾位未成年主角的情慾勾當、涉瘋瀕死與出逃之旅的記事,而是上述換喻物在情節中的行進。小說的情慾主義亦與de Sade的百科全書式的周章繁瑣大異其趣,巴特認為《眼睛的故事》是傾向詩化的一種書寫,巴塔耶關注的是意義(Signification)發生的本質與條件多於意義的傳達,小說中的場景僅是為了上述「換喻鏈」之達成而設置:「如果我們在夜晚的郊野,那是因為月亮會從雲端冒出,照見Marcelle的窗後那床單拍揚、它上面的一處濕了的污漬;如果場景設於馬德里,那是因為那兒有鬥牛,就有活剝公牛睪丸和Granero的眼晴給挖出……」是以,「眼睛」的飛揚換諭、行進過渡而所指不穩,自己成為一個故事/歷史(Histoire)。

三次稱言上帝

除《眼睛的故事》外,巴塔耶寫小說,總是將情慾的狂喜與直面死亡的怖慄、或存在主義所謂之「Dread」(德語中的「Angst」)摺叠為一起,為巴氏情慾主義(Eroticism)的義旨「上揚至瀕死的一種生命」下了註脚。譬如1956年發表的〈愛德華達夫人〉(“Madame Edwarda”)就講敍事者與給淫慾(與死亡驅力)折磨的妓女愛德華達在巴黎荒廢的夜裡,遇見「上帝」。

酷愛歐洲文學的三島由紀夫,評論〈愛德華達夫人〉時辦别了小說中的三次稱言上帝(2),在妓院裡愛德華達當眾抬起一隻脚,要敘事者直視她「衰老、破敗」的陰戶,而自稱為上帝。在小說的中段,敍事者接納了這個言稱,疲敗爛醉的愛德華達與敘事者從妓院逃出來,在天還沒亮的街上,她突然撇下他,逕自跑到Porte Saint-Denis 的拱門下,又突然站住了:

—— unmoving, exactly under the arch. She was entirely black, simply there, as distressing as emptiness, a hole. I realised she wasn’t frolicking, wasn’t joking, and indeed that, beneath the garment enfolding her, she was mindless: rapt, absent. Then all the drunken exhilaration drained out of me, then I knew that She had not lied, that she was GOD. Her presence had about it the unintelligible out-and-out simplicity of a stone –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city I had the feeling of being in the mountains at night time, lost in a lifeless, hollow solitude. (3)

於此,上帝,是一個病萎、害瘋的娼婦。然而只有在小說的終幕,「上帝」才真正顯明。當愛達華達突然從恍惚中省過來不知身在何處,望著星空痛苦得不能哭出來,一輪瀕死的窒息和抽搐、夢囈嚎叫、亂碰亂撞過後,敘事者把愛德華達抱進一輛計程車,兩人和司機好久没有作聲、沒有動靜,「彷彿計程車已正猛向前駛著……」。在駛往Les Halles的途上,愛德華達卻把自己脱得「如獸一般赤裸」、攀到前座叫司機停車,下車繞到司機座旁跟他說:「You see… I’m bare-assed, Jack. Let’s fuck.」她退後一小步,抬起一條腿,急著要他看到自己的那道「縫」。在車廂後座,愛德華達騎在司機上面,握著敘事者的手……兩人小死之時,她在淌淚,那雙反白如目盲的眼晴再一次出場:

Love was dead in those eyes, they contained a daybreak aureate chill, a transparence wherein I read death’s letter. And everything swam drowned in that dreaming stare…

從瀕死的性高潮過後恢復過來,愛德華達向敘事者投以一個「扭曲的微笑」,他覺得「自己整個生命的乾涸與荒廢給看穿了……而親睹愛德華達痛苦的歡愉就是親睹一個神蹟。」上帝,就是病萎、害瘋的愛德華達。然後,敍事者、愛德華達與司機三人,同被一種渴睡臨在。故事末尾寫道:「此後,直是對死亡諷剌、漫長、疲倦的等待……」

午後的廢墟

「故事之於人生的意義」,巴塔耶認為在於它源自一種痛苦、一種狂暴,作者唯有接受著它所軀使,作品才能揭示經驗的限界、看見生命的其他面相。(4) 巴塔耶目睹西班牙內戰和兩次世界大戰,倖存於一個淪陷的歐洲,不就是一個焦慮失常、因及渴望自由以至於厭世自毁的人麼?完稿後擱陳多於廿載始於1957年出版的《正午的藍色》(Le Bleu du ciel,英譯The Blue of Noon),講酗酒頹廢、戀屍癖的主角Henri Troppmann與病萎絕望的妻Dorothea在各自無法收拾的人生中奔趕著不能自拔,正是此種「災難後遺」的寫照,然而它卻是於災難以前所書。

在巴氏的小說中,「死亡」並非著迷的一個對象,而是壓制於存活裡頭的一種本質或核心經驗,生存就是去忍受死亡的臨在。三島評價巴塔耶的作品,亦以原爆災難比況道:「……正如人們在廣島的石梯遺下了他們的輪廓,唯有當我們的存在超出了這趟生命,上帝才會顯明自己。」(5) 正因為此種「倖存於世」的極端痛苦與失常,巴塔耶近乎強廹症一般去描繪生存的各種「溢出」(exceeds)與「過度」(excess)的狀態,寫下《正午的藍色》之時正值1935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前夕。

《正午的藍色》情節並不曲折,讀來像電影劇本多於一篇小說,場景亦僅限於咖啡館、旅店、火車站等無有之地或所謂「Non Space」,沒有特別的意象經營、詞彙亦嫌貧乏,然而讀著不覺還是被那股虛無主義的氛圍滲透了。敍事者Henri「撇下」出走的妻、不安守候,來到山雨欲來的西班牙「渴望有事情發生」,但他到底還只可以是一個頹廢酒徒的樣子、連日未睡、不停地喝。作為知識分子,他不能不同情西班牙無產階級,可是他無法介入那場即將蔓延整個歐洲的鬥爭運動,並且,故事中不難發現Henri渴望災變的到臨、以至其「類法西斯」傾向。雖然他的朋友Michel和共產主義者Lazare均與西班牙工人組織有直接連繫,Henri是任由Michel拖延其與工人組織者見面,後者則在觸發內戰的全國大罷工前夕游說工人排斥外國人、包括Michel與Lazare 自己也得退出。然而小說的政治性不僅在於它的歷史場景,而在於主角之間的情慾「政治經濟」,同源於死亡驅力的一種「左」/「右」撕裂、血肉模糊。

要是辨別Henri 與三個女角的情慾糾葛,可以發現一個對賤斥之物著迷、對一切高潔想去摧毁的心理構成:Henri一直喚出走的妻Dorothea作「Dirty」,在他眼中她是完美的,她美麗、喝酒比自己還要瘋、而且疲敗的病容像一具死屍又像一隻鬼,「沒有人比她顯得更無主漂泊」。她不在的時候,他自言「我變成空洞,我再不能製造出新的恐怖去填滿那空洞」;而他視為「醜陋得荒謬」、理性得近乎冷漠的Lazare卻一直讓自己免於徹底絕望,即使「跟她吃飯就一定得跟她吵架」、而且她的政見「比莫斯科還更原典」。在小說的三分一篇幅我們又遇上Xenie,即Michel暗戀著的一位「先進青年」,她明顯是處女,「一雙白色皮革套白壁無暇」,和一伙人吃飯喝酒,「吞咽那一小塊一小塊血腸的模樣像個農家女……頭髮紮起頸脖露出的髮像蒼蠅的脚」、讓她感到羞恥的時候Henri有一種嘲弄的滿足、她要脅從窗子掉下去摔死之時他倆同又在恐怖中依偎。

故事發展下來,因其淫穢,不便於本文細表。暫且只能提出一個閱讀方向:《正午的藍色》所講的故事,它無法以所謂「伊弟帕斯情結」解析、或容載,因為它過於伊弟帕斯──有甚麼比「伊弟帕斯情結」更為適合作資產階級專政的道德民族主義國家的隱喻?──《正午的藍色》似乎著意過度使用這個隱喻,以致於它的慾望經濟崩塌了下來,死亡的驅力、對死亡的渴望因而沒法被在這個慾望經濟懸置、推延而成為交易流動的意義(有效的生產力),法西斯主義的組織化暴力本質、它光潔的魅影與高崇號召,讓故事的背景中那無數視死如歸的抵抗者、因他們對公義的執著變成了它成就的助力、平民的犧牲對應了它的死亡美學。伊弟帕斯要麼行使自由、自決,就只有像Henri一樣「渴望事情發生」,並且著急期待「父親」的懲罰……

小說末尾,Henri和穿「一身Swastika的紅」的Dorothea在萊茵河谷一處墳場上做愛,滾下雨點沾得濕漉的斜坡沒有摔死,他倆就得在分别之時遇上那隊希特拉少年團,隊型整齊、金頭髮的一羣娃娃臉在奏著完美有致的軍樂曲


(1) 收錄於 G. Bataille. My Mother, Madame Edwarda, The Dead Man. Trans. Austryn Wainhouse. London & NY: Marion Boyars, 2003

(2) 同上,p.11-20

(3) 同上,p.152

(4) 1957年初版作者前言。見G. Bataille. Blue of Noon. Trans. Harry Mathews. London: Paladin, 1988. pp153-5.

(5) 收錄於 G. Bataille. My Mother, Madame Edwarda, The Dead Man. Trans Austryn Wainhouse. London & NY: Marion Boyars, 2003. pp13

本文刪節版本原刊《字花》#5 期,頁124-126,12/2006-1/2007

留言 26 Aug, 10

Screaming for Ice-cream


這是一個怎樣的時刻?
你猜是獄卒害怕囚人,還是囚人害怕獄卒呢?
有人真要在每天的伙食中,加進冰淇淋做飯後甜品嗎?
顯然是沒有的,但在各自的囚室裡,沒見過面的人一起大聲呼喊「我們都要冰淇淋!」創造了甚麼?穿越了甚麼?把甚麼變成顯露?於是有了集體,於是有了一把任何人都沒能力發出的聲音。

留言 14 May, 10

暱名的人

那是半邊地殼的晚上,給瓦斯燈照得比白天更亮,天上無星無月,路上沒有車子行駛,摩天大樓中有人沒人。不一定就是此城。有些人會說是革命的前夜,主角叫群眾,但革命的方式還沒有向群眾顯露。

有些人相信語言、相信邏輯,有些人信仰上帝,信仰天,有些人相信心,有些人比較相信眼底所見,有些人相信自己的手腳、皮膚或耳朵,有些人相信情緒的帶動,有些人比較相信自己或別人的判斷,有些人相信血,也有些人更願意相信眼淚,但他們到底來到街上,想知道下一刻群眾會怎樣、自己可以怎樣...

這許多人中間有一個角色譬如林諭,他那麼願意相信但覺到一切難以相信。話語不停重複變成沒有意義變的重複聲響,上帝和天都沒表示一如遠古至今,心裡是一個冷凍的空洞通往壓抑的零點,想念的只得想念,手和腳僅只是僵硬的支著身軀,皮膚給幾層衣料包裹著,情緒讓他坐下的時候想走,要走的時候想留下,他在一棟麻石外牆的前朝建築前面哭笑不得,他忙於判斷他人的判斷,他的判斷就是一切難以判斷。

就這樣林諭在很多人中間迷失了,他來到一條馬路上。像一個卡通人物法寶突然失去了魔法不知所措。

譬如說,當人們和防暴警察打架鎂光燈閃爍如詩如畫,他憋了好久其實很想尿。但他無法判斷他應否在此時從此處走開去找廁所。他不想人見到他從警察線前面的方陣離去,偏偏他坐在最前。

他也很想去另一邊馬路看過究竟,情況是不是就如有人報告所說,嚴峻或暫緩。但他無法判斷他應否在此時從此處走開去看過究竟。他不知道人們所說的是否一如他們眼目所見。

他也很想去透透氣,就去不夠五十步距離的草坪上坐一會,那邊燈光沒有很亮,屁股坐在草坪上軟軟的感覺想會不錯的,或者到那邊坐一會靜下來他就會見到一個位置把自己投入進去就好了,但下一刻他卻不知幹嗎拿了前面那人手上的咪高峰不停大喊他想過去那邊的那條馬路的名字,說是為那邊正在英勇抗暴的群眾打氣,但馬路的名字不過是一家銀行的一任總司理的名字的音譯,而且他一開口還是唸錯了。原本拿著咪高峰那人,以為林諭是另外一個人,也叫錯了林諭的名字。

林諭這才發現,群眾沒有名字,包括警察線兩邊對峙的所有人,誰都不認識誰。啊呀!名字和面目還得配上──而且還有無數在電視前面收看真人戲的都是群眾,群眾嘴巴開開合合,聲音沒有給傳送回來歷史的現場,但那畫面傳送到人人家裡幾乎可以當飯吃。林諭的名字沒很多人知道,只要有人相信,他可以給身邊任何人指控是便衣警察,電話儲著的聯絡可以全給說成是動亂分子。而且這些天裡林諭認識的朋友因為場合的不同好像面目音容都隨時改變,變得不同了很難立刻認清或恢復過來。

林諭突然想到,怎麼群眾中間沒有小孩?怎麼一個老人見不著?

要是所有人穿起制服,要是都換上輕裝便服,或者睡衣,截然劃分的兩方就會變成一樣成分。海與陸地在天空之下,亞太平洋上的一個島,人的足跡腳程從祖先輩來到這裡,所謂對決不是真的,但一切也不是在做假,只是真實還沒有向人們顯露,下一刻會怎樣沒人知道,這一刻群眾相信可能與不可能,在麻木與否之間擺晃不定,行動者取消了行動以外的一切......

此刻,林諭好像要演活臨時角色一樣吃緊的手腳屁股身驅支著自己,笑要笑得分外明媚,聽也聽格外用神,人們唱他最討厭的《國際歌》他把那討厭變成渴望跟著唱。此刻,林諭無言語,手指尖摸著石屎路,好像從沒摸過它只是想知道摸著它的感覺... 海與陸地在天空之下,這條馬路要埋封甚麼呢?是泥土嗎?是住在下面的鬼嗎?

時候未到半夜,林諭就很累,累的時候想靠著一個身體,不說話的身體,那麼他也會覺到自己的身體,彼此連接,但他的手腳僅只是僵硬的支著身軀,就在原處,迷失不知所處。他放不開自己,他無法向群眾打開自己,也無法靠近任何一個,但他甚麼都聽見,那話音那戰鼓聲那叫囂那母親的哭聲那人體撞向鐵馬和盾牌發出的悶響城市人的嘆息步履的震動但他的情緒起起伏伏互相抵銷沒有變成平靜只是很難過很難過,他只想心裡的柔軟不會磨鍊成鐵但他知道也不過一轉念的事情。

原刊《中大學生報》2009年2月號,頁30。

留言 12 Feb, 10

耶誕廣告

War is Over_John & Yoko_M
War is Over! Campaign 1969/2009

The WAR IS OVER! campaign was originally launched by John and Yoko on 15th December, 1969. Billboards with the inscription “WAR IS OVER! (IF YOU WANT IT) Happy Christmas from John and Yoko” were placed in 11 cities worldwide: New York, Los Angeles, Toronto, Rome, Athens, Amsterdam, Berlin, Paris, London, Tokyo and Hong Kong. Along with these billboards leaflets were distributed, posters plastered up, newspaper advertisements placed and radio announcements made.
When John was asked how much the billboards cost, he replied “I don’t know- but it is cheaper than someone’s life.”

The WAR IS OVER! campaign was originally launched by John and Yoko on 15th December, 1969. Billboards with the inscription “WAR IS OVER! (IF YOU WANT IT) Happy Christmas from John and Yoko” were placed in 11 cities worldwide: New York, Los Angeles, Toronto, Rome, Athens, Amsterdam, Berlin, Paris, London, Tokyo and Hong Kong. Along with these billboards leaflets were distributed, posters plastered up, newspaper advertisements placed and radio announcements made.

When John was asked how much the billboards cost, he replied “I don’t know- but it is cheaper than someone’s life.”

Read Imagine Peace eBook

2 則留言 24 Dec, 09

出賣與隱藏

「校園驗毒計劃」爭議不絕,曾蔭權卻咬牙切齒,稱之刻不容緩。面對洪水猛獸,孩子正處水深火熱,一定要「儘快做、救得一個得一個」。呵,長官真是難得果斷!情形就像河的上游有化工廠污染水源,我們卻在下游勞師動眾,警戒那些玩水的小朋友,而且要找出哪個小朋友不乖、溜去玩水。拜托!教育官員少搞屎搞尿,前線老師起碼可以多花點時間跟學生相處了。

然而有云「意志的勝利」,目標是「虛無」,計劃必將成功:這與決心、力度無關,更與整個驗尿、識別與個案跟進工作如何具體達成無關,它只繫乎一種無視現實的「精神」,貫徹始終,口號高唱入雲,在沒事情的地方鬧事情,再宣佈勝利,超額完成。計劃强調學生「自願參與」,由此可以預計所有參與計劃的中學必將錄得「零個案」的理想佳績,再被說成「零容忍」的政策湊效。一眾二流三流學校的校譽,將比不慎爆出「劣績」的市區名校更佳!

大埔校長會在孫明楊親泣大埔「咨詢」後隨即表態加入計劃,是用行動說明,「無毒校園」的理想其實是 「本校無吸毒學生」的理想。口口聲聲仁義美善愛謙禮誠的學校大可藉此整肅校風,優化校本管理,替校內疑似吸毒的頑劣學生,技術性正名為「連續多次拒絕驗尿」、「邊緣人格失調」、「違抗性人格失調」、或諸種「學習障礙」等等,一羣學校不懂/不想處理的棘手「個案」,重新標籤識別,轉推給資源緊絀的社福機構,夥拍各種專家、顧問,泡製更多掙錢大家洗的輔助服務項目,何樂而不為!?同學的「自願」,成就一整個校網與教育局、毒品調查科、有組織犯罪及三合會調查科、禁毒專員公署、精神科醫生與濫用藥物青年中心的「深入協作」,學校正式成為特區政府管治機器的延伸肢體。

既然學生的私隱、免於偵訊、免於恫嚇的權利早被學校「大家庭倫理」折損七七七八,在大埔區殺校連連的「逆境」中要「自強不息」,校長何妨一再出賣無辜學生?少年人的「身體」,畢竟「屬於」父母師長的監護範圍,雖曰成熟但始終不得自決!連身體所出的生化樣本如何收集、最終用途為何,亦不得過問,少年犯都享有的憲法權利,今以「照顧」之名,託辭「都係為妳好」或「唔通妳有吸毒咩?」,即可出賣、樂得好價錢。如何避開《人權法》與《私隱條例》的多餘制肘,將由發起此計劃的律政司黃仁龍研究考慮修法,學校犧牲學生、法律為政治服務,既可一、即可再。

原刋《中大學生報》2009 年9 月號,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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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則留言 10 Sep, 09

幾乎是美麗的天色 3

或者直接說,抑鬱、鬱悶是一種無語。精神失常是一種無語。無語就是失常。

憂鬱症的世界是陰濕的、滯重的,而躁狂症的世界則是乾熱、躁動和鬆脆的。[...]一方面是一個潮濕的、經歷了大洪水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人對一切不是他獨有的恐怖充耳不聞、視而不見、麻木不仁,這個世界被極端地簡單化了,並被不合理地誇大其中的一個細部。另一方面則是一個焦乾的沙漠般的世界,在那裡,一切都是過眼煙雲、混亂不堪。

——福柯《瘋癲與文明》,頁116-117;引自tsw 的抄錄

是吧?但我覺得不能把這段節錄當成一種意涵完整的描述。經歷憂鬱症與躁狂症的那個人、那「經驗主體」在這段節錄中恰巧沒有出現、沒有被提到,而是引申的。那人可以是任何人。意思是說他/她可以僅指憂鬱症與躁狂症「患者」、或不。冠名政治的重要前提因此凸現:肉身缺席,或只能以隱蔽、被遮蔽的方式存在。譬如說「精神病患」說的都是醫科學生的無知語言,而她/他被那語言擋開了、切割成斷碎的肢體。

與許多人以為的相反,我沒有細讀過Foucault 的諸種著作,他說話的模樣倒是很可愛的,但他不是甚麼偶像、代言人,我覺得在談文說藝的公開場合有避談他的必要,他的名字正如許些思想家、學者的名字一樣在完全無關或關聯極待發掘的場合或語境中,總是突然被拿來當作一種「非政治」的、和稀泥式的言詞策略,供人對號入座,母須站立任何立場。傅柯前傅柯後的人既不知道牢獄、也不太知道精神病院、以至舊式公共屋邨到沒去過,他們跟你談論圓形監獄、bio-power…… 可總是恰恰忽略了受難者的自我意志與心聲。吊詭的是,當「受害人」或個別受害人羣體嘗試(再次) 以學究的論述或政經文化政治座標作為自我生存狀況的一種解釋或描述,「受害人」不得不面對一種撕裂:理論 vs 未被掘挖的真實;描述者 vs 被描述物;普遍的可援引性 vs 獨例所作的見證;那個撕裂是兩種位置之所以對立、劃分或懸置所待馳的力(force) 必然招致的撕裂,論述的主體和經驗的主體無法安然共處一室、一個身體,論述的主體在語言的脈胳與危險通路上雖然不是風馳電制的暢遊或悠然漫行、可是他到底廁身在語言那邊。「受害人」因為一時/長久的失語,總是在另一邊。或被語言逮住 (arrested)、擱置。

傅柯企圖——而必然失敗的——某種有關知識生產之系譜考據,許是與尼釆在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想說的遙相呼應—— 尼采認為,執於凡事皆有「始作俑者」的尋源追溯,正正是一種受「語言的誘惑」所致的表現,在該書的 I, Sect 13 他以雷電(lightning) 與它的閃光(flash) 為例,指雷電並沒有「導致」閃光、閃光亦非雷電「所引致」的,雷電亦非甚麼可以或不可以導致任何事情發生、或不發生的「主體」,「行雷導致閃電」的因果關係不外是語言、文法上的邏輯,僵化的理性思考亦因循同樣謬誤,因此尼采說:

there is no “being” behind doing, effecting, becoming, “the doer” is a merely a fiction added to the deed— the deed is everything.

始作俑者或所謂「元兇」,實是語言、描述意志、判名政治的一個借代符號,是把符號的律則當成現象發生的律則,那幾乎等於以為命名世界而世界就真會聽任其命令運作一樣。而有很多人的確如此相信,論述的政治空間往往取汲於此,可是我們知道單單做批判論述並不等於「受壓廹者」就能因某種代言或論述空間的拓展或於此中重現,而重奪某種權力、或對自身的生存狀況、或與其他命運共同的人的生存狀況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受壓廹者」依然在語言邏輯的另外一邊生活、受難。

「憂鬱」與「狂躁」以至甚麼「經常焦慮症」、「過度活躍症」明明、亦僅僅是語言的類比,病稱、病患「身份」得以成立,首先建基於「病患」的所有經驗被醫藥業的語言隱去、或置放於特定的指派位置 (這裡說的置放{to place、placement},除了指置放於一種論述脈胳,也指置放於一種實質的行政空間和私人生活空間的監控政治)。「病」的診斷(diagnosis),分明是醫藥從業者的一種介入/觀察/傳繹、分類、推演、命名過程的結果。「致病原導致疾病、疾病引致病癥出現」、「病癥呈現背後有病、病背後有致病源」的語意邏輯卻經常給置換為切入/觀察/傳繹種種身體現象與「病理」的原則。

傅柯追溯的是十六世紀以降的部份歐陸醫藥文獻如何呈現、如何理解各種「瘋狂」及其物質性或身體上的「癥狀」與「病理」。他企圖追溯的是已經埋沒、消音的一種因為理性暴力和冷漠不仁而致成的啞默的生存狀況,無數被歸類、劃分為瘋狂/folie/unreason 的人共同的命運。然而這項追溯是必然失敗的:藥學的旨趣實與「病狂」的真相或「真實經驗」無關,從醫學與醫藥論述內部的所謂「發現」與「沿革」之修辭及範式轉移,可以追溯某種與啓蒙時代諸種文化、身體觀、自然觀相呼應(或焦慮要修正) 的論述、推理與演釋系譜。在同樣的所謂「發現」與「沿革」中間,也可以追溯到後工業革命資本主義所催生的科技條件,如何與醫學與精神醫學的執業相互衍生新的身體介入方式與生物「技術」,而此等技術學如何倒轉來又成為了醫藥論述的「前提」與「引證」。

可是,既然瘋狂只能以「病例」的形式出現,傅柯對醫藥文獻的考據並沒有重溯甚麼「瘋狂史」或「瘋人血淚史」,誠如布朗修在 “Michel Focault as I Imagine Him” 一文所言, 傅柯再次發現的是一道充滿挫傷的權力與政治、以至哲學意涵的切口:理性(Reason) 把所有異質切割開去、把所有「非理性」的人/事/身體/精神經驗摒拒於「現實」之外的切口。如果神權/教會指導的古典時代把俗人分為善良/奸惡,人事分為好/壞、或公義/不公義,啓蒙時期以降則為此等劃分的轉移和置換,人與人事只有「理性」與「不理性」之最重要劃分。醫藥論述與醫療執業的科技化、技術化與這個劃分歷史性轉向有密切關係,而這個劃分與轉向是各種形式的暴力與宰制達成和維繫的。

留言 23 Apr, 09

28/9 離線沙龍「漂泊身體,漂泊房間」

「漂泊身體,漂泊房間」

公共與私密之間的交界到底在哪裡?是皮膚,是眼光所及,還是我們的「身體」?

在日常的生活中,我們不時總會感受到種種介乎公共與私密,卻又無以名狀的體驗,而戰場往往是離我們最近,又離我們最遠的身體。我們該怎樣去理解,或「抵抗」這一種經常「穿透」我們自身的經驗或災變?這無法置身度外也沒法建立確切的主體/客體位置的狀態?或許,李智良的新著《房間》正正為我們提供了可以切入這一些交界經驗的文本。

由《房間》出發,小西與作者李智良將分享與討論都市中身體的漂泊經驗,並由此探進一個介乎公共與私密的魅魑魍魎領域。

對談:李智良、小西
日期:2008 年9 月28 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3:00 -5:00
地點:艺鵠_书 (灣仔軒尼詩道365號富德樓1樓)
主辦:香港獨立媒體網

** 廣東話主講, 費用全免,座位有限,請先訂座

李智良。潮粵移民之後,出生於電視宣傳片中那個香港,此後長期滯留。現從事翻譯,為「香港獨立媒體網」編輯之一。著有中、英語詩歌/小說集《白瓷》(Porcelain)。評論、創作散見各種報刋,不贅。個人網誌「處決1938!」 。

小西。在香港生活,從事教學、研究與書籍製作。詩與評論是多年嗜好,喜歡細眉細眼的事物,喜歡島居的寧靜。有時批判,有時微笑,渴望美好,但無法忍受不義。最近經常思考的,是如何從殖民與警察的關係入手,重新審視香港的殖民史與 (後)殖民處境。進入不惑之年,只希望將來能夠為香港的小劇場研究以及解殖民工程,盡一點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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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泊的《房間》(小西; 原刋 11/2007 《文化現場》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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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16 Sep, 08

6月4日晚的未接來電(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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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居抱病,幾乎是過著啞巴的生活,一天說話可以不出幾句。

不論在家裡或出外,我聽著城市的聲音與廣播,不能回答。做為屎片讀多幾年,「秀才過著兵」的一種處境,又陷落一種磨人的自我質疑,修哲學的朋友請答話,一個人一早起身問自己:「文字算是甚麼呢?」到底是一種甚麼的詰問?文字時常給串成句子,再由人或機器重覆唸出來,摀住耳朵也來不及,文字又時常給串成文案,配上電腦後製的影象在城市各處張貼,眼睛没一刻能逃避。

無以藉文字言說,無以藉文字敘述,文字愈來愈没有了美感,文字召喚的生活經驗早已崩塌; 文句的言稱、宣示,變成了維護某種價值和秩序的暴力之一種體現。

譬如掉進辯論和解說,千百個曲線,歸結到說「我支持」、「我反對」、「我不表態」,三者之間的關聯是啥?三者中的「我」,一個支持、一個反對、一個不表態,假如支持是反對的對面,不表態既非中立,卻是negate 了前兩者的現實意義嗎?然後「我」也給表態與不表態的必要性一併取消了。

譬如由幼稚園到研究院所學過的一切、廿幾三十年的觀察或行處於世的準則。

又譬如我還記得,我在天星碼頭的一次,給電視新聞拍下,大聲向一個對請願者動手動脚的藍帽子說「警員xxxx號,你停手!」我非但無法阻止一台程式受訓的國家暴力機體向平民施暴,我只是再一次把自己對人性的冀願拿出來讓對方和他的所謂「女同事」踐踏,而視之為理應如此。我無法阻止一個配著實彈上膛的手槍、穿軍靴、受過特訓和體格比自己大一倍半有多而思想被conditioned 到幾乎只知「任務」而没有判斷的一個機體,對另一個人動粗、用「你冷靜D ,如果吾係會行使合理暴力」的口號威嚇。

朋友,你看文字的暴力令所有意義和行使意義的主體都一併消失了。把暴力合理化、收歸行政的器具,說成「合理暴力」,而「女同事黎架!」則召喚深遠的性别歧視而成為更進一步剝削受壓者的禮儀周周。

於是聽到詩、讀到詩總是教我迷惑,它指向某處未許看見的澄明,它同時宣稱自己失敗,甚麼都没有發生、没有啥是可觀的。我總是感到一種溫柔、一下撕裂的抽痛。

今晨從一位朋友口中聽到,我認識的一個人兒,和其它因為基層住屋權益運動日前一次前往房屋及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居所請願的行動而被捕的其它幾位,就像卡夫卡小說主角一樣,被我城的警方以違憲的、非法的、近年前所未聞的方式先後拘捕,挾以沿自英殖民政府用以控制華人集結、異見的【公安條例】起訴,謂其「涉嫌參加」「非法集會」,我心絞痛、憤怒還來不及已是悲哀。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意思就是這個了,年終幾百幾千個集會,專挑一個謂其非法,「非法集會」的宣稱又由誰定斷?又是同一個警方隊伍,宣稱其為非法,又指控其涉嫌參加,違反語意邏輯而由制度武力維管的就是我城的法治基礎了。只是,得悉人兒一天早上被人跟蹤、被幾名身高約1.75米操流利廣東話的中國藉男子,在一整個商場的人前拿送到警處、在未有法律代表在場下搜身,還有年紀不少的公屋居民、為人妻、母的婦人,都在類似的情景中被拘捕、於覊留期間遭遇一羣穿制服、戴配槍、按電腦的Good Boys & Good Gals….. 手持一枝手寫板塑膠筆的「我」,為文者可以再講、再寫甚麼呢?我的身體、一個時刻只能在一處,可以抵抗甚麼?然後我哭了,又給有關揾食工事的一通電話打斷了,忙裝著認真工作的聲音。然後突然再哭下半場。不是甚麼男兒淚,僅是軟弱。

正要動身前往軍器廠街警署聲援已經前往聲援的朋友,我的一個睪丸又從裡面某處幅射著痛出來了,遲吾痛、早吾痛。我的身體可以抵抗甚麼?它動不起來還反過來向我示警。人不在現場、現場又在哪?正如讀到樂生園工程會的出爾反爾,讀著咬牙切齒,可是越過台海海底光纖傳送的一句「聲援」是算甚麼?我在此處,譴責、指罵頓足流涕,世界紋風不動。被分别困在三個警署的認識與不認識的人,依然被困,只能等待保釋、等待警方啓動他們的程序,等待放行,外面的聲援者則焦灼的在攝氏三十多度的天氣下暴曬。

文字算甚麼呢? 我口裡發出的泡沬才飄出來就隨即破滅。

「我」給表態與不表態,前往與没有前往的必要性一併取消了,與執行「任務」的各級警察人員無異,主體還未遭遇對抗就己經先行省掉。在一個程序與下一個程序中間隸往了。拘捕而未正式落案起訴。案子卻是早開了,否則何以解釋在孫明揚居所請願的翌日,六月四日全港媒體在看燭火的同一個時份,在别個聲援被捕者的場合,指名道姓、喊出其衣著服飾,要指定拘捕某人?案子早開了,警方以它的特權一直在無人能夠干涉、查詢的條件下進行大量偵訊備案存檔,只差某種政治代價低廉的時機的出現或吹風成熟的口實,就依長官的意志與策略判斷啓動某種以打壓異議為目的的某一連串程序,或支擾、或拘留、或各種文明不容的恫嚇與「非常時期」動用的權力,侵犯個人權利為其次,牽連其同伴、家人和朋友的生活/工作日程以致人身安全或言論自由的背靠方為目的。

一次又一次「非常」「例外」「個别」湊成了我城的日常秩序。否則,何以有請願者被跟蹤好一大段路,其他同伴不在場才拘捕?而且專挑人脈聯絡豐廣的團體聯絡人與組織者下手,癱瘓動員力的目的太清楚了吧。明明就是在曾蔭權就任來屆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局長退休換班的前夕,選擇性政治檢控、以警權威嚇民間對各種施政錯誤持異議與反對的團體和關注人仕,挾之以罪。只是,明明白白是從前英人「政治部」地下做的事,從曾蔭權到地區警署的PC 仔,一樣是,按例辦事,「没有政治這回事」一樣處之。

文字是甚麼?「政治檢控」、「非法拘捕」、「洗太平地」,我城的警方中區重案組高級督察依然可以在請願者的錄象機鏡頭前厚著臉皮、眼角一動不動宣稱「有合理懷疑…… 」,威嚇「否則會採取進一步行動……」;無論有人喊多少次「可恥!」,有人就是恬不知恥。

文字是甚麼?通篇語彙走不出兩個不相往還的「對立面」,像彊持著鏡裡的鏡象不知哪個「我」該先行出來要把鏡子打碎。那不是國家機器vs公民社會,而是徹底的人民內部茅盾,異化工種的附生物 vs 拒絕異化拒絕做附生物的人,前者動粗、相信自己不相信的價值和未來,後者—— 容我故作浪漫—— 還相信愛、相信與人連結。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恢復行使」「香港」「主權」,由「中央任命」的「行政長官」帶領的「特別行政區」「政府各級」以「港人高度自治」的「原則」「落實」鄧小平「同志」「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即近10週年「誌慶」不足一個月的今天:我們没看見正在蔓延的一種恐佈。人傳人的一種恐佈,它繫乎怯懦、繫乎自我懷疑,要麽有人一下沒站住自己身而為人而非動物或機器的本位,想願躲在某套制服、某種制度或黃膚黑髮的人群裡面,得過且過,它就會壓倒一切,儼如盛夏蒸騰的白日,讓夜晚不能漆黑、不能寧靜。

它的傳播蔓延是一種政治實驗的惡果,或後殖城市內部再殖民的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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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對《2007年房屋(修訂)條例草案》的聲明 (pdf 檔下載)

你從報章看不到的「衝擊孫公館」事件 (阿野)

圖:智海的微型書「128-page booklet made from one A4 paper」。

5 則留言 05 Jun, 07

修辭範例#1

萬里與李先念,把多數民眾的行動框定為一小撮狂熱份子藉學潮煽動暴亂;把愛國、反腐敗的追求和示威罷工分割為「良好理念」和「錯誤手段」;把「迅速結束混亂狀態」、鎮壓殘殺平民說成維護秩序與共和國憲法。

要把趙紫陽定性為「反黨勢力集團首腦」則被視為一項困難的「工作」。

十八年後再聽這個,不無熟悉的參照。

王丹指黨內鬥爭正磨刀利刃,呼籲「運動」要變奏、5月30日撤退以後的擴大運動,柴玲講在廣場聚集的民眾之自主決策、同時考慮著「全球華人民主的支持(作用)」。

化整為零的「在地」、「在野」,與悲情的景觀政治,兩種視角,突然差遠了的是血淚和懸念。

1989年5月27日無線晚間新聞

留言 30 May,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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