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荷華雜記(一)

長途飛機上,遮陽板拉下,暗裡只有座位前面的電影與地圖,時間感因各自啟程與目的地不一互相干擾,擠坐著醒醒睡睡,白天不是,夜晚不是,只有餐飲服務、排隊上廁所的秩序。我以為可以在航程上看看書,結果十多小時連放鬆呼吸都沒法做到。

下機以後就得通過海關,核實簽證文件,打手指模,給數位鏡頭照相,突兀的反而是關員都會問候聊天幾句,以示官僚機關人性一面。正式進入帝國國境,轉機的搭客得再次接受安全檢查,人人脫下鞋子、外衣,一個金屬玻璃罩箱裡舉高雙手站定進行電磁波造影掃描,檢查人員在屏幕看到的,基本上就是脫光衣服一樣的影像。

於是我來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文學城市」的愛荷華,連接送的司機也是個詩人。幾天裡辦理有關駐留的各種手續和會議之間,適應不了時差,明明該是深夜卻走在一片雲都沒有的37度晴天底下,大學裡滿目都是一樣年輕、打扮相近儼如複製青春校園電影角式的漂亮學生,讓人思疑這一切雖不是假的,卻又不是眞的。努力適應著文化與物質條件差異帶來的不適與不安之餘,突然在等車、等會議結束或一起找合胃口的餐飲期間,和作家們一起掉進各種關乎身份/政治/語言的討論‧‧‧‧‧‧早上打開臉書,才猛地被提醒,172 年前的今天(香港時間8月29日),清政府簽署《南京條約》,並割讓香港予大不列顛帝國。我不懂解釋眼眶裡沒有掉落的眼淚,懷疑自己想逃避的現實,不只一種。

但在這個幾乎荒謬的「文學城市」,才會遇到幼年隨父母待在澳門的葡萄牙作家,翻譯毛澤東詩的菲律賓行動者,常常把「極權」和「民主」二字並置的緬甸詩人,希望自己的英文小說有天終可「翻譯」成烏都語的巴基斯坦作家,想在印尼建一千個社區圖書館幫助貧困婦孺讀書寫作的出版人,目賭光州事件、喜歡張國榮的韓國小說家,來自仍在戰火中的阿拉伯地區作家等等。「文化外交」的氣味大家或多或少都嗅得出來,「華人」還得身陷另一種吃飯政治,但千里迢迢來到美國中西部把自己關在一個小房間裡,許是為了找到那驅使自己寫作的初衷、欲望和理想。

原刊《明報》世紀,2013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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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28 Sep, 13

那鏡中魚

All power relations involve a contempt of self, a lack hastily compensated for, the inversion in which each of us sees himself from the outside.

──Raoul Vaneigem (1)

阿根廷作家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有一本小書叫《想像的動物》(2),其中一篇〈鏡中動物誌〉,講的是一種傳說中的魚,十八世紀初來華宣教的耶穌會神父Fontecchio 曾計劃研究廣東民眾的各種迷信與傳說(3),提到「這種魚是一種光靈的動物,多變,無法埔捉,許多人說,只在鏡中見過」,依漢學家/外交官Herbert A. Gilles 的考據(4),這傳說其實源自黃帝的傳奇,波赫士以其非常節省的神話筆觸轉述:

在遠古那些日子,鏡中的世界與人的世界不一樣,即是說,不像現在的情形。那是兩個分離的世界。再說,兩個世界裡的人,顏色、形象都不一樣。這像是兩個王國,鏡中的一切和現實中的人和諧地生活著。有一個晚上,鏡中的人攻擊地上的人。他們的力量強大,但是在血戰中,黃帝運用了神奇的技巧,黃帝擊敗了入侵者,而將他們囚禁在鏡中,並叫他們重複勞動,就像夢中的人一樣在那裡活動著。黃帝解除了他們的力量,也改變了他們的外形,只准他們像奴隸那樣庸庸碌碌。然而,終有一天魔力也會解除的。

第一個醒過來的鏡中人卻變成了一條魚。牠在鏡中深處,人們只能看到牠微弱的一線影子,除了那條影子的顏色以外,別無其他顏色。後來,別的形象也出現了。漸漸鏡中的人已完全不同於我們一般人;漸漸他們不再模仿我們一般人。他們將會打破玻璃或金屬物,再出現時將不會再被擊敗了,這鏡中的生物將與水中物並肩作戰。

在雲南省,這東西不稱為鏡中魚,而稱之為鏡中虎。有人相信,將來入侵人類的,是從鏡子深處傳來武器的辟啦啪啦聲。

這則故事卻讓我一再想起「香港」,或者是說,任何一種相對於「正統」、「自然」而指認的被再現之物(represented entity)。理論家布希亞(J. Baudrillard)在《The Perfect Crime》的終章特別提到這則故事,藉以說明所有以單一身份、單一價值建構的敘事,它所排除、消音的異質與單一性(singularity),終將反撲,造成既成社會秩序,以及各種政治秩序與生物學秩序無法解決的問題。(5) 他相信,「鏡中人」終將衝破鏡象的囚禁,連結起義,必定不會再次戰敗,而他們的勝利──因構成「現實」的各種權力秩序,而被奴役、被要求重複模仿、被迫融合、統整為「同一」的所有「他者」的勝利──將會帶來無人能想見的局面。但布希亞樂觀認為,至少,不會再是臣服(subjection)與消極的宿命(negative fatality)。(6)

難分你我之樹敵記

但神話傳奇有它穿越現實的光照;現實,總是在我們的知識與感覺外面。抑或,我們活在一道又一道防火牆裡,更多時被自己的晦眛所遮蔽:有那麼一下,我以為這則故事大可以一種「國」與「群族」的框架解讀。把故事中的「鏡中世界」比作「香港」或是少數民族地區、看守「自治區」或半殖民地狀態的無主權地區,而故事中所謂「人的世界」、受黃帝法的術保護的「現實」,則可比作炎黃子孫的「正統」大國與仗勢凌人的多數民族。「香港人」自然知道甚麼是大國壓境,鏡中世界那「像奴隸那樣庸庸碌碌」的況味更是切膚同感。如是,我們不難再從這則傳說的地域性(廣東)或海洋性(漁民,或沒有強烈國家認同或地域觀念、靠海生活的人),鈎沉史料(如所謂「日寇」當中多少是給迫成「海盜」、走私與串謀兩方的漢人,以至明清以降南中國海沿岸地區的移民史),套弄「內陸─南方」,「中土─沿海」,「國─境外」等既有的對立想像與歷史觀,以一種被壓迫者的復仇正義言辭,鼓吹反抗,分清敵我,叫「我們」都成為那光靈的動物,辟啦啪啦拿起武器──於是落入「認同政治」的誘人陷阱。

這一廂情願的錯認與「誤讀」,卻恰恰是這則故事所警喻的!但這「誤讀」之所以誘人,許是因為它接連一種「身體─空間秩序」被入侵的感覺,一種燙熱的情緒──火遮眼的意思不就是因情急而致眼光失焦,錯判局面──「原本屬於我們的都被人奪去!被人踐踏毀壞!」(7),只是,那個「原本」,卻非如今流行的認知與想像。

如今一切亂象離不開歷史後遺,可以肯定,一切都不是1997年6月30日晚上12:00以後才發生的。也許沒有人能料想到,要是1984 年真有一次公投,甚至香港出現一場自下而上的全民自決運動,當年因為中國「經濟改革」大塊豬肉,有各自盤算而齊心要把香港人摒於談判室門外的那兩個「堂堂大國」,可會怎麼反應?(8) 出動防暴隊並不是任何一國一黨的專利。其後的所謂「民主化」與政經格局會否變成如今那樣,為資本家與殺人政權所任意「操盤」?所催生的「公民社會」會否一樣由專業化的NGOs 壟斷,而開展不一樣的社會運動議程?要是1984 年並非歷史的關鍵,有人願意從香港殖民史的角度,重新考據中共「長期利用」香港作為殖民地的境外地位之「國策」及鄧小平路線,與所謂「中港矛盾」、「認同危機」是在怎樣的一種歷史過程中相互生成果報?

錯恨難返,可不是抱殘守缺,犬儒或偏激的理由。如今香港社會莫名的躁動,卻又被一種普遍於日常生活事無大小皆受制肘壓抑的無力感所支配,彷彿歷史無可終結,只有疲於奔命。當這股巨大心理能量無處出口,任何事端隨時都可以把各種「熱點」短路,只要有人「找對敵人」,就會把民眾如刀割般分裂……

然「鏡的世界」與「人的世界」並非敵我矛盾,反而是一種非常緊張,無法分清你我、焦慮糾葛的關係,鏡象與「真實」互為反照,相互對象化,劃分的鏡面即使精亮、切割鋒利,卻是薄弱易碎,正正是這種無法分清你我的焦慮、邊界的本質脆弱,促使一種以壓迫性手段,或以規訓與魅惑達成的「身份─世界」的劃分,對於任何「他者」存有神經質的恐懼,以不斷劃分「敵人」來界定自我。沒有人知道鏡中人為何首先攻擊人的世界,但這場發生在黃帝時代的「血戰」,必然是血肉糢糊兩敗俱傷之戰,沒有一方能全身而退,而且黃帝的法術「終有一天魔力也會解除」。

鏡面與邊界

我不諳西班牙語,但比對楊耐冬所依據的Norman Thomas di Giovanni 的英譯本(9)自會發現,兩者對這則「鏡中魚」傳說的處理手法截然不同。不知純粹是英文語意理解的問題,抑或基於中文或中文翻譯的某種內在局限,我們在楊氏的中譯本也可發現上文談到以單一身份作「認同政治」操作的暴力和壓抑癥狀。如果我們細讀這兩個譯本,會發現它們引申幾乎勃反的意涵,牽涉的不僅屬文學翻譯的問題,也是一種可作非常政治性解讀的現實「選擇」。

首句的中譯與英譯意思恰恰相反。英譯寫道:「In those days the world of mirrors and the world of men were not, as they are now, cut off from each other. 」(10) (鏡子的世界和人的世界,原來並不像現在那樣彼此分斷。)楊氏的中譯卻有點語焉不詳:「在遠古那些日子,鏡中的世界與人的世界不一樣,即是說,不像現在的情形。那是兩個分離的世界。」

接下來英譯寫道,「Both kingdoms, the specular and the human, lived in harmony; you could come and go through mirrors.」(鏡面反射的世界和人的世界曾經和諧共存;人們可以任意往返於鏡子之間。)顯然,楊氏因為開首一句「誤讀」,以為兩個世界從來就是隔絕的;此句的後半,遂與啟首的譯文文意互相抵觸──既然說是兩個世界從「遠古那些日子」就互相切斷,兩邊的人又怎麼可能任意於鏡子間往返穿梭?結果這短句在中譯本裡就被乾脆刪去!也許因為某種語感的考量,楊氏也把句子的前半譯作「這像是兩個王國,鏡中的一切和現實中的人和諧地生活著。」如是者,本來「鏡中世界」和「人的世界」就是兩個實存的「王國」(或國度),卻被楊氏說成「像是」兩個王國,遂變成一種僅比擬為對等的,「王國」與「王國」的關係與存在。(11)更甚,楊氏還把「人的世界」等同「現實中的人」,引申出鏡中的一切並不屬於「現實」的劃分,這個劃分可是英譯本沒有的。

既然楊氏譯本一開始就錯誤理解兩個世界原來的關係和狀態,便容易一錯再錯,只強調兩者的切割,讀來讓人覺得〈鏡中動物誌〉的敘事者是以「人的世界」為本位,故傾向認同黃帝的一方。楊氏譯本用複數代名詞「他們」來指稱被施以法術只能重複人的動作的鏡中人,次數亦比英譯本多。而相對於鏡中的「他們」,當故事講到鏡中的形狀(shapes)會愈來愈不像人,「Little by little they will differ from us; little by little they will not imitate us. 」英譯本中只譯作「us」的,楊氏皆譯作「我們一般人」,同樣突顯對「人的世界」的認同,及其在敘事中不被反思(unreflected)的主要地位。

也許是我過份閱讀,1949年移居台灣的楊氏,把黃帝對鏡中人施以法術的狀態加了很有趣的「潤筆」:「黃帝擊敗了入侵者,而將他們囚禁在鏡中,並叫他們重複勞動,就像夢中的人一樣在那裡活動著。黃帝解除了他們的力量,也改變了他們的外形,只准他們像奴隸那樣庸庸碌碌。」

對比英譯,會發現譯者di Giovanni 的衍辭用字並不如中譯般「決斷」,「He repulsed the invaders, imprisoned them in their mirrors, and forced on them the task of repeating, as though in a kind of dream, all the actions of men. He stripped them of their power and of their forms and reduced them to mere slavish reflections.」讀英譯的讀者會知道,黃帝並沒有如楊氏理解般「擊敗了」鏡中世界的入侵者,而是與「驅逐」、「把他們趕回去」的意思比較接近,如是者兩個世界並非「成王敗寇」的關係。黃帝雖把入侵者囚禁鏡中,也沒有叫他們「重複勞動」,而是就像某種夢境一樣,只能重複人的一切動作(或作為),並剝奪他們的力量和形體,把他們變成奴隸般的反映。如果楊氏的譯法成立,可卻有了另一重巔覆原意的意外效果:受法術控制的鏡中人是「重複勞動」又「像奴隸那樣庸庸碌碌」的話,他們也只是重複、反映著「人的世界」而已!

更有趣的是故事最後講到魚在鏡中出現的部分,中譯以「人」為本的解讀,似乎並沒有把握到,鏡中反影漸漸不再重複人的動作,也不再以「人」的形態存在的集體變化,故才會有儼然出自《變形記》的譯句,「第一個醒過來的鏡中人卻變成了一條魚。」楊氏似乎沒法理解「鏡中人」的報復,正正在於不再做「人」的反影,不再重複他們的動作,也不再以「人」的形態出現。而且,楊氏不知何故把此句當作過去式來處理,與隨後有關「鏡中人」復仇的預言格格不入。相反,英譯寫的更像宣告,「The first to awaken will be the Fish.」(首先醒來的將會是那魚),而這條魚的屬性,中英譯本的描述也是大相逕違,中文譯作「牠在鏡中深處,人們只能看到牠微弱的一線影子,除了那條影子的顏色以外,別無其他顏色。」英譯本可是「Deep in the mirror we will perceive a very faint line and the color of this line will be like no other color.」(我們會在鏡中深處看到一條很淺色的線,這條線的顏色將會與任何顏色都不一樣。)

正如前述楊氏把「鏡中世界」當作不屬於「現實」的粗率劃分,這裡他把「a very faint line」 譯作「微弱的一線影子」,也是誤把有形體、實存的、將要衝破鏡子而出的魚只當成「影子」。而且,假若中譯的說法成立,也就意味著屬於「我們一般人」這邊的「人的世界」──正如鏡子反映──千篇一律並無任何顏色。楊氏對眞實/鏡象的刻意區分和以此為前提的種種修辭和潤筆,反而妨礙了對原文(至少是他所依據的英譯本)的閱讀。

這裡當然不是為了斟酌誰的翻譯比較「好」,卻只能用此種很曲折的方式談及「香港」──即便有些人覺得「香港」已經消失了。

於是我們必須要回答,記憶與遺忘是怎樣構成身份與身份的敘事,以怎樣的一種主體性介入歷史?只有為了讓每個人都能成為自己,才是團結鬥爭的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Raoul Vaneigem. The Book of Pleasure (Le Livre des plaisirs). Trans. John Fullerton. London: Pending Press, 1983. p.99, 100.

2) 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想像的動物》(The Book Of Imaginary Beings),楊耐冬譯,台北:志文,1979。頁84-85。此書原為1957 年以西班牙語寫成 Manual de zoologia fantastica,共82 篇,屝頁注明為波赫士與Margarita Guerrero 合著。1967年的版本改名為 El libro de los seres imaginarios, 共116 篇,為其後所有西班牙語版本的依據。1969年的英譯本仍標示為波赫士與Guerrero 合著,譯者Norman Thomas di Giovanni 據說在翻譯的過程中與波赫士合作,作出不少修訂,並加入西班牙語版沒有收錄的另外4 篇。波赫士認為書中的傳說故事並非他的原作,故此書未有收入其作品全集。
關於此書的作者權問題與版本比較,可參考:http://leepers.us/evelyn/reviews/seres.htm

3) 波赫士在文中提到,Fontecchio(?- 1736)關於廣東民眾各種迷信和傳說的初步記錄,見於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該書簡集於1702-1776年間出版,共三十四冊,乃派往美洲與亞洲各地的耶穌會(Societas Iesu)宣教士通訊編輯而成,內容主要是向教庭和捐助人匯報宣教及使徒工作,以達教化之效,隨著往亞洲通商變得頻繁,歐洲人對亞洲(特別是中國)的興趣漸濃,故亦收入不少宣教士的在地見聞,如政府體制、風俗、民間傳說等,是當時東方熱與「漢學」的濫觴。
參見:http://fr.wikipedia.org/wiki/Lettres_%C3%A9difiantes_et_curieuses

4) 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漢學家、英國駐華外交官。1867 年來華,歷任汕頭、廈門、上海等地英國領事,亦曾於1885-1888 年間駐任台灣淡水。曾參與修訂「韋氏拼音法」(Wade-Giles system),於1892年出版花了廿年編撰的《華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897年接任Thomas F. Wade(1818-1895)任劍橋大學漢學教授,至1932年退休,著有關於中國文學/歷史/語言著作多種,翻譯了儒家、老莊等中國古代思想典藉;亦為共濟會活躍成員。
參見:http://en.wikipedia.org/wiki/Herbert_Giles

5) Jean Baudrillard. “The Revenge of the Mirror People.” The Perfect Crime (Le crime parfait). Trans. Chris Turner. New York & London: Verso, 1996. p.149-150.

6) 布希亞也認為,不單只有「鏡中人」會復仇反撲,鏡子的這邊,各種「知識對象」也將會像病毒一樣變異,最終摧毀現實,分子科技諸如基因圖譜、細胞複製、微觀生物學等,已經釋放了人們無法控制的各種虛擬存在物(virtual beings)與異形(aliens),足以全面癱瘓人類。
Jean Baudrillard. Fragments: Cool Memories III 1991-1995. Trans. Emily Agar. New York & London: Verso, 1997. p. 135.

7) 我可是這樣意識到「鬥爭年代」的來臨。兩三月前參加一個以高中生為對象、有關「寫作語言」的講座,其中有同學發問:「面對共產黨語言的入侵,我們應該怎樣捍衛自己的語言文化?」帶有強烈「鬥爭性」的語言在少年人中間廣泛流通,很可能是他們沒法找到思想資源藉以理解自己所處身的社會矛盾之故,「鬥爭性」語言傾向取消討論,然這種「敵眾我寡」的被害式(victimized)「本土身份認同」是在怎樣的場合或語境中迅速傳播、覆寫和挪用,最終會召喚甚麼歷史幽靈必須有所警惕。叫我更不安的是,「鬥爭性」和挫折感兩者同構:「鬥爭」的主要動力不在於實踐某種超越的理想,而是和一種普遍的挫折感、焦慮感縛在一起,兩者屬性漸趨相似,甚至互為操作,挫折感就是「鬥爭」的動能和理由。

8) 中英談判期間,曾有人提出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公投,當時沒有民選議席的立法局曾一致通過「羅保議案」(Lobo Motion):「We deem it essential that any proposal for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should be debated in this Council before any final agreement is reached. 」要求中英協議在簽署之前須先交香港立法局辯論,隨即受中方大力譴責。可以想見,中英雙方都無法接受公投,或任何可能催生「港人自決」、「香港本位」意識的民間運動發酵。因著各自的利益與政治考量,中英雙方均拒絕任何香港代表加入談判、並用各自的宣傳機器和「民意諮詢」扭曲多數香港人「維持現狀」的意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既非中、英政府原來為香港人設想的議程,倒是一連串角力、討價還價和謀算底下,雙方邊忙著出牌交手,同時要游說、推銷給550 萬港人的紅蘿蔔。今天仍死抱著這個框架作為抗爭的基點,有可能連它內含的反人民自決的基因、代議政制的收編本質也照單全收。

有關中英談判過程的爭議,可參考:Ian Scot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p. 171-215.

9) 楊耐冬,〈譯者序〉。見: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想像的動物》(The Book Of Imaginary Beings),楊耐冬譯,台北:志文,1979。頁5。另請參考注 #2。

10) Jorge Luis Borges, with Margarita Guerrero. “Fauna of Mirrors.” The Book of Imaginary Beings. Ed. and trans. Norman Thomas di Giovanni. London: Penguin, 1974. 67-68. 本文的英譯引文皆以這個版本為據。

11) 值得注意的是這則傳說的背景是黃帝時代,古時的「國家」觀念當然與現代民族國家觀念不能同日而語,英譯的「Kingdom」 可譯作「國度」、「領域」,亦與國土邊界清晰的現代民族國家不能混為一談。

原刊《字花》第39期。09-10/2012,頁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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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則留言 21 Sep, 12

我們要毀滅舊世界並以______取代它!

There is more proud savagery in the person whom no pleasure can satisfy than in one who feels frustrated by everything and barks at the fun others have. The energy needed for supersession is to be found in the first, whereas the anger of the second perpetuates the impotence of a world where nothing changes. Instead of contenting ourselves with compensatory sprees, which is the suicide’s homage to what is killing him, we will destroy the world and offer nothing in its place. No barrier can stand up to the centred violence of irrepressible gratuity. Instead of taking advantages of laws framed to exploit us, we gradually substitute a practical innocence in which all legality is null and void. The time is near when no one will be presumed to know what the laws are at all.

—Raoul Vaneigem (i)

難題是,《字花》邀稿,「主題是『戰鬥』,大概方向是寫對運動的思考、反省‧‧‧‧‧‧」我即時想,要在一份文學雜誌「跨領域」做社會評論,或是「思考、反省」自己沒有參與其中的「運動」,到底可以理解成甚麼「問題意識」或現實狀況的徵候?在編輯的角度來說,拙文是為了補充(supplement)這個小輯的哪個「位置」?

當我們說「運動」,隱含所指的到底是何時何地的甚麼「運動」,主體是誰!?「運動」變成抽象化的同時,卻是以一種普遍(general)、定義既成(pre-defined)或所指沒有設限(unqualified),默認的全稱方式被談及。於是,「運動」的動態過程與各種前提往往被省去、忽略:那個「運動」蘊釀的社會條件是甚麼?它本身(除了反對xyz)有甚麼議程?與先前或正在進行的其他「運動」有怎樣的關係?其政治性/突顯的主要社會矛盾在哪?──而我們是基於怎樣的分析而得出判斷,這個判斷應以甚麼現實因素檢視‧‧‧‧‧‧此等影響著「運動」的性質、走向與可能性的辯證,卻淹沒於一個接一個的行動會議,難以提出或回應。

若是「運動」只有一群圈中人明瞭箇中秘辛和操作潛法則,裡面的種種恩怨情仇又只有「搞社運」的人才能心照領會,也就是一群人有意無意把其他人排拒於「運動」以外的徵狀,它變成一群菁英的專屬領域。即便是在所謂的「社運圈」內部,默認的一切因為從未提出,或未有充分闡述,因此亦無檢討的餘地。「社運圈」內部既成的權力關係、行事方式與方法論,很容易被偷換成為一先驗的、毋容置疑的外在存有:「為了運動‧‧‧‧‧‧必須/不得不‧‧‧‧‧‧」,達成目標的一切過程皆為手段、妨礙目標的一切必須清除;如是者異議和少數意見總是被各種操作上的所謂「策略考慮」駁倒(override),鮮有還原作「政治差異」的辯論。

§

難題是,我只能寫我所見;焦慮如我所知,有它的結構,即便它有所遮蔽,不一定與現實的情況重合。我希望能誠實:我不覺得自己是「社運圈」裡的人,無法從「運動」內部、組織者或行動分子的視角與經驗體察各種艱難和委曲;也不敢隨便說自己就是「一名普通市民」。既不在運動裡面,也不能說置身事外。

有時我不能認同人們憤怒或覺得挫敗的理由──抑或是形勢情急而我總是滯延其後?「世界是事實構成」的話(ii),我可沒法藉從身邊不遠不近的人際網絡和通訊渠道所得悉的一切判斷,「外面到底正在發生甚麼事情」。圈之裡面有圈子,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而且幾乎每個人都被聽見,可是誰都沒能被說服,好像在不同的聲軌上發話。每個群體有它的邊界、公開或秘密的價值交換、行事方式,可是在於一個以「社會公義」或更高的理想為志業──或至少如是宣稱的群體,同仇敵愾不可成為「站在一起」的理由,因為「壓迫者」與「受壓迫者」是隨時轉移的關係,而且壓迫不一定具體。今天因為各種原因或矇昧站在所謂對立面的人,與及不置可否的大多數人才是要爭取的對象不是嗎!?

如果真有不共戴天的敵人,敵人首先是自己:我們裡面的法西斯,我們裡面的犬儒,我們的鄉愿,還有我們以為我們沒有的忌恨。

異化的手段不能結束異化,階級仇恨不能帶來無階級社會,我更願意相信,人們集結、組織連繫,以至於在必要時以激進的方式集體反抗,又在個人與個人連繫著的生活裡頭,締造條件,實踐種種幾乎不可能的創造與重整,是因為他們有所相信,執於善,但不以善之名,過程中發現自我與彼此,不單因為形勢所迫、不得不如此。沒有正信做基礎的「反對運動」只會讓人在長久的拉鋸戰中變成壓壞的零件一樣,扭曲,疲憊;甚至因為長久拉鋸,敵我彼此制約(conditioning),反對者體現作他所反對的一切,如鏡象。那個讓人憤怒叫人挫敗的「現實」,它不容許樂觀,但因為眾人參與其中,它不能被任何人否定、一筆抹殺,現實才是我們最大的幻象,也是最後一個幻象。(iii) 它不在外面,它在於我們對自身所處的位置的敘述。

我們對自身所處的位置的敘述,關乎一個由無意識到意識的過程,也是對自己的生存狀態、同時代的鄰人的生存狀態、彼此依存的動態與社會關係的一種重新認知,重認。如是者,意識的改變,會帶來價值觀念/心理/情感結構/行為的改變,又轉化作社會關係的改變。在這個過程中知識分子既然受益於某種文化資本與知識─權力,責任非常明顯。如果是做學術的,可能是為更廣泛的社會變革提供理論基礎、各種思想資源、爬梳歷史;如果是做組織工作的,可能始於讓工作對象看見與他人的連結,差異與共同,意識到壓迫他們的不是命運或際遇。如果是做藝術的,有刺穿現實的真實性,體現不能呈現(unrepresentable)‧‧‧‧‧‧

§

於是我想到纏繞我的許多有關寫作或行動(與否)的問題,歸根究底很可能關乎寫作或行動的倫理,卻因為甚少談論,一己的納悶苦惱只能變成訴諸經驗決定的取態、私下的準則──惟個人是集體不可分割、約簡的組成部分,即便破碎,不容否定。譬如說,我寫過一些與社會議題有關的文章,在街上派傳單、喊口號,在警察線前面靜坐或不得已的推撞,也寫過一兩篇呼籲聯署的聲明,諸如此類僅是基於「表達意見」的基本權利,而我做的很少‧‧‧‧‧‧我可是希望,無論過往所作或沒有所作,不要讓人錯覺我有「參與」「社會運動」──這不是為了否定既往所作或沒有所作,也不是「逃兵」藉詞以免役,又自困於一種「其他人都在其中怎麼你沒有投入!」的自責,而是愈來愈覺得,沒有長期投身一件事情並且和其他與事者建立平等的關係,就稱不上參與,而「社會運動」不能懸置在眾人為口奔馳的生活的外部或邊陲。在這個偏頗的界定下,單單是有若干人去遊行示威或參加某個「行動」或活動不一定代表有若干人在參與任何事情,那可能只是動員與被動員的結果。

動員與被動員,就是說號召者與「參加者」關係呈單向、不對等,集結的人沒法認識彼此是誰。「參加者」來到某個「抗爭現場」或政治地標,以為是給當權者一記痛擊、與受壓迫者站在一起,或是為了遠大而未竟的目標共同進退、踏足歷史之時,不過被臨時委派角色,成為「群眾」、「聲援者」,進行指定活動:陳義愈高的號召,每每讓其後的人群遣散更形敗退──與日常生活斷裂的「抗爭」,並沒有把人從每星期七天一年365日的普遍壓迫中解放,變成自主,亦無法於動員網絡以外,處身其他社會位置的民眾中間產生實質的關聯(relevance)。

後來我開始覺到,聲嘶力竭的衝突場景之所以常常讓我不安,讓我身處其中卻不想「在場」,許是因為從周遭的人身上各種傷口流淌的情緒,含恨者憤懣、自感弱小者悲苦,各種互想和應又抵銷的聲音、口號與詭辯,臉是能辨認出的臉「人」卻是突然認不出來,一個落後一個沒能與意志及時連上的身體的寂寞移動‧‧‧‧‧‧場面與空氣,正在發生的事情好像都與任何一個人的過往未來無關一樣繼續進行,「我們」其實可有可無,只是「我們」無法擺脫自己,而絕大部分人早就拒絕了這種荒謬‧‧‧‧‧‧是以遲豫如我者,常常無法做出切合角色要求的反應,當荒涼的現實以過度吵嚷的方式回歸現實,它顯得極富劇場性,我不免覺得這場戲碼裡面每個人──調班的警察、準備好說辭但不小心哽咽動容了的陳情者、懷著各種心情和理由的示威者/聲援者、受命而無權作哪怕最少的酌情的公務員、企業職員,要抓一個soundbite 與15 秒獨家片段的記者、制作線上游那些明知道老闆的老闆才是老闆的採訪主任,以至等著收場才可以開工的外判清潔工──每一個都不由自主,在互相抵銷的種種角力之間無法行動,跡乎癱瘓,妳不免會懷疑,其實沒有發生甚麼「抗爭」,它發生在別處,不在這裡。但此間無疑有人在呼喚,或以一種曖昧的姿態在等待,也有一直在旁觀望的人,又有對面的一方陣營無疑在守衛,嚴密陰森,免得事態會突然變卦,此間發生的與它所呼喚的成為割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The Book of Pleasure (Le Livre des plaisirs). Trans. John Fullerton. London: Pending Press, 1983. p.65

ii) “Die Welt ist alles, was der Fall ist.” (The world is all that is the case). 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1961 Pears-McGuinness translation. Cited from: http://en.wikipedia.org/wiki/Ludwig_Wittgenstein

iii) “So long as an illusion is not recognized as an error, it has a value precisely equivalent to reality. But once the illusion has been recognized as such, it is no longer an illusion. It is, therefore, the very concept of illusion, and that concept alone, which is an illusion.”

“We are faced, ultimately, with two irreconcilable hypotheses: that of the extermination of all the world’s illusion by technology and the virtual, or that of an ironic destiny of all science and all knowledge in which the world – and the illusion of the world – would survive. The hypothesis of a ‘transcendental’ irony of technology being by definition unverifiable, we have to hold to these two irreconcilable and simultaneously ‘true’ perspectives. There is nothing which allows us to decide between them. As Wittgenstein says: ‘The world is everything which is the case’.”

Jean Baudrillard. The Perfect Crime (Le crime parfait). Trans. Chris Turner.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8. p53, 76.

原刊《字花》#31期,2011年5-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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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則留言 21 May, 11

Quotes: Paul Auster/ Paul Benjamin

“…I’ve always been fascinated by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physical author of a book, the individual who puts his name onto the cover, and the authentic author who I am not certain is the same person. Take War and Peace, for example. On the cover it says, ‘Leo Tolstoy.’ You open the book on the first page, and somebody starts speaking to you. Is this Tolstoy real? No, it is the one that can be perceived as the narrative voice of Tolstoy. One that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man called Tolstoy. The stories, it seems to me, are written by a certain place in our interior which is unknown and inaccessible to us. This is the reason why the biography of the writer and his work are never in accordance. A biographical study will never tell you where exactly the work came from.”

— The Compass with the Flickering Rhythm – An Interview with Paul Auster (“Entrevista a Paul Auster: Al Compás de un Ritmo Pendular” por Santiago del Rey. Quimera 109, May 1992, pp.22-27. Trans. Carl-Carsten Springer and Ira Plaschke)

相關:

Interview w. Paul Auster 2002

Interview w. Paul Auster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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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05 Nov, 10

「太初有道」

God is in a word. God is in a word. God is in HER. She said, “Her, HER, HER, I am Her, I am Hermione… I am the word AUM.”

“I am the word AUM” frightened her. She tired to forget the word AUM, said “UM, EM, HEM” clearing her throat, wondered if she had offended something, clearing her throat trying to forget the word… I am the word… the word was with God… I am the word… HER.

— H.D. (注1)

故此每一次寫作都是一次奪權,為不被命名的命名,為被劃去的重新寫下,為瀕即遺忘的立下存記,為沒有具體的賦予形容,也就是創造。創造與靈感、天份無關,卻是一種生產,既像工廠的工人一樣,高度理性、講求紀律,細瑣費力,硯磨時間,無法擁有自己的所出;也像臨盆的女人,在自己體內孕育、誕下親愛的一個陌生人,母嬰同時得了新生命,周遭的世界因此(生命的分斷和延續)必須變動。

世界可是由一句話生成的:

「起初 神創造天地。
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
神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有晚上,有早晨,這是頭一日。」

世界之命名與劃分,就是給「空虛混沌,淵面黑暗」賦予秩序──首先是打開視界,有光然後看見;然後是空間秩序,然後是時間秩序,歷史之開端。一切繫於言稱,基於宣告。

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但祂不得不說,祂不能憑默念把晝夜劃分,不得不藉著語言。祂的行動是語言的行動。

筆者不是教徒,直至很久以後才知道,《聖經》約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節:「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通用的英譯是這樣寫的:「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道」,乍聽那麼玄奧,難怪在教會學校唸書多年都一頭霧水,知道那譯做「道」的,英譯作「the Word」,卻真有點激動 , 不是那些教會導師當作口頭禪一樣會甚麼說的「感謝主的恩典,讓聖言感召我們怎樣怎樣」,而是隱隱覺到寫的可貴,the Word,一點也不奧妙,就是字,逐個字逐個字──存記,以供不可知的未來追認;靠近那即將要被遺忘的;並且書寫其時,再次面對「吾生有涯」,眾生紛擾爭逐,不過一晃眼、走神的一瞬間,這個可怖、臨在的現實──而寫常常是艱難、緩慢,是以時間與時間對峙。 (有些甚麼不甘煙滅於遺忘。抵擋著未來的只有現在。)(注2)

約翰福音開首一節,希臘文原文「Ἐν ἀρχῇ ἦν ὁ Λόγος, καὶ ὁ Λόγος ἦν πρὸς τὸν Θεόν, καὶ Θεὸς ἦν ὁ Λόγος.」,中譯作「道」、英譯作「the Word」的「Λόγος」,也就是邏各斯,logos。希臘哲學家斐洛(Philo 200 BCE – 50 CE)所指的創造原理,世界的藍圖。 猶太裔的斐洛認為意念(Idea)是完美的,物質(Matter)卻不,神作為完美不能直接觸碰不完美之物,因此必須藉助邏各斯。邏各斯也就是神的形像,神依照著它創造了人的心靈(Mind);創造,同時是以行動介入這個「因此一創造與介入方可存有」的世界。

如果有神的話,這是說,神作為最原初的一個意識與經驗的主體、最高的意志(依他的形象而創造的人的心靈與意識亦然),其本身處於一種分裂或不完整、不自足、不能成為單元的不安狀態:「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創1:2)(注3) 在沒有「晝夜」,也沒有時間的混沌之中,沒有「意志」與澄明,裡外無可劃分,太初儼如末日‧‧‧‧‧‧ 那是史前沒有歷史的悠長暗夜。 語言與創造,源於此種分裂、游離的張力,始於無序、失序的不安,始於對混沌流離、暗黑無光,對外界、外邊(Exterior)的感應與傾往。

歷史的宣告、福音的宣告也是──「起初」是之於誰的起初?「起初」以前,神有時間意識、有聽見風聲海嘯嗎,有覺到陰冷嗎?是誰在憶述這史前的暗夜?──神以外必然還有不屬神的一切、與神並存的一切,一切以外,還有。沒有起初的「空無」與「混沌」就沒可能有後來的一切創造,包括「世界」、甚至神本身、其作為歷史主體,繼而是一神至高地位之既定。耶和華 神不過是水面上一個漂流的靈,神沒法把握與神並存的一切而必須藉著語言築構世界,祂的世界。

故此,天地的「創造」、「意志」的行使與體現,首先始於一種省思(Reflection)或影照,站在對面的位置,以一種分裂、自我客體化的位置觀看自身所在,也是對意志以外、意志不可觸及的一切之注視(Regard)與承認(Recognition),並與一切異質建立某種(宰制的、權力的、焦慮不安的)關係,藉邏各斯,亦即語言,及其後信徒(Believers)的書寫誌事, 追認/重申此原初的命名與呼喚,此意志、此意志之體現方許完整、方許成全。(注4)「道與神同在」就是說,神不能沒有「道」而單獨存在,神居於語言、居於創造的原理之中。

《聖經》的「作者群」很明顯不只是為了當地、當代人的個別社會情境的溝通。《聖經》的寫作成為了對歷史,對遙遠的未來的一種歷史性介入和重劃:只要一天有人相信、信仰,嘗試理解,以至質疑「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這一句話,裡面的「上帝」就會一路在人們的信心中存在,或在辯證中成為可能。

神給予人類祖先命名(Naming)的權柄,「耶和華 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樣走獸、和空中各樣飛鳥,都帶到那人面前看他叫甚麼。那人怎樣叫各樣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又讓他為其「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起名「女人」(創2:19-23),也就是創造的權柄、語言的權柄。這是很多人熟悉的說法,可是這裡有兩個小節我們不能忽略:

一) 命名是基於觀看,基於被冠名之物「在場」(Presence)與「出現」(Appearance)、能見。惟觀看,即距離與吸引、距離與拒斥的拉扯,可觸及與不可觸及的拉扯。命名因此是欲望的政治,呼喚的政治。

「那人便給一切牲畜、和空中飛鳥、野地走獸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沒有遇見配偶幫助他。」(創2:20)

「女人」可是男人所沒有遇見,是男人所或缺,而非相反。「女人」作為一個完美的意念,從一開始就「不在場」,不在那個可觀、可觸及的「世界」裡。

二)「女人」的創造,源於分裂與增生:「耶和華 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於是取下他的一條肋骨,又把肉合起來。」(創2:21)如是,「女人」生於人類祖先無言語、無意識、無意志、癱瘓的沉睡,她甚至沒有在人類祖先的夢中顯現;神最終的一個創造乃藉由催眠與創傷所生。並且,祂得從受造物身上取材。人是神按自己的形象(邏各斯)所造,卻有甚麼祂不能依照同一原理,用泥土和氣息,創造「女人」,祂不得不拿取人類祖先的一條肋骨方可達成。那麼,人的物質性存在,人的不完美肉身,反超越了神的能力,祂不能說「要有女人就有女人」,也不能叫喚阿當拿出一條肋骨,而必須要他先睡去,拿到祂所沒有、祂所不能直接觸碰之物,再把傷口合起來。「女人」於是誕生於一種言語無效,密約的否認。「女人」的創造,標記神的有所不能,人的原初、無罪的創傷。

I am the word AUM:她連一個「字」都不是、她只是一個啍聲,無以形容,無法區分。
她聽見自己說,「I am the word AUM」,她嘗試忘記但她不能忘記,她害怕,說出真相會冒犯了甚麼(something)。在男人的語言裡,「她」是第三身單數,但她名叫HER,「她的」,那麼一定有屬於她的甚麼、以至她的全部,只是那並不屬於「世界」的部分、不算作「世界」的內部,「世界」沒有涵蓋。一切以外,還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

1. H.D. HERmione.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82. p32
2. 於是我想到Ina Grigorova的一句話:「having the word may have the magical power against the unravelling of the world.」
3. 希伯來原文「מְרַחֶ֖פֶת」一詞,英譯多為「hovering」、「moving 」,並沒有中譯「運行」所隱含的規律或方向性。
4. 這樣我們會比較容易明白,何以《浮士德》的主人公在復活節的早上,概嘆行醫者無能、殺人比戰禍更多,才又一個人回到書房裡,一輪斟酌苦思,把《約翰福音》首句翻譯做「Im Anfang war die Tat 」,「 die Tat」,即行動 (Deed / Act),也就是意志的體現;現代神學家/哲學家Gordon Clark (1902-1985) 更直接把它譯作「邏輯」:「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Logic, and the Logic was with God and the Logic was God. 」;天主教教宗本篤十六世亦曾強調,基督信仰(Christianity )始終應被理解為邏各斯的宗教(Religion of Logos)(01/04/2005, Lecture at Convent of Saint Scholastica in Subiaco, Italy.)見: http://www.catholiceducation.org/articles/politics/pg0143.html
Derrida 甚至認為,猶太人作為一沒有國土之民(People),乃基於對一部經傳的篤信。

原刊《字花》第27期「眉批」,p.100-101。2010年9-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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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則留言 15 Sep, 10

要說大慨只能這麼說

第二節
第三節

相關:黃凌鋒自殺事件 (OurTV.hk 「哲人道」第十六、十七集 -共1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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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則留言 14 Aug, 10

報事:《走著瞧》新書活動

「我地未死!有排!」
——《走著瞧》作者談寫作

日期:7月17日(六)
時間:晚上八時至九時三十分
地點:序言書室 (旺角西洋菜南街68號7字樓)
作者:李智良/李維怡/亞文諾/曾瑞明
主持:鄧小樺

在香港,寫作本是餘暇、興趣,要長期寫作,阻力比鼓勵大。《走著瞧》的諸位作者,寫作已近十年,他們如何尋找自己的主題、建立自己的風格、想像自己的讀者?對於他們來說,寫作是抵抗?是出口?有些怎樣的可能性?是什麼支撐著他們繼續寫作?李智良、李維怡、亞文諾、曾瑞明四位,風格、處境、興趣均有不同,青年寫作群體互相交流,檢視新銳寫作力量的時候,我們一起思索、一起變得堅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青年作者:六神合體還是六神無主?
——《走著瞧》新書發佈暨圍讀會

日期:7月24日
時間:晚上七時三十分開始
地點:藝鵠書店(灣仔軒尼詩道365號富德樓1樓 )
作者:李智良/李維怡/亞文諾/曾瑞明/呂永佳/鄭政恒
主持:(待定)
查詢電話:9349-4041(鄧小姐)

文學需要傳承、風氣待開新面。字花五年得一書:《走著瞧》。本書結集了六位近年在香港嶄露頭角的作者,在浪奔浪流的時代中,這六位作者磨礪出自己的風格,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在繁華的書展期間,讓我們到寧靜的灣仔藝鵠書店,為六位作者開設一次正式的發佈會,聽他們朗讀自己的作品。書寫者在移動與行進,尚有的模糊與未定型,是能量與衝擊的根源,驅逐虛無與陳腐。
讓我們的目光移到未受注視的角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細碎微光
——《走著瞧》作者談

日期:8月1日(日)
時間:下午三時至五時三十分
地點:KUBRICK(油麻地眾坊街3號駿發花園H2地舖)
作者:呂永佳/鄭政恒/曾瑞明/亞文諾
主持:鄧小樺

如果職業是一個框框,生活總有不能框住的細碎;如果日常語言是不能阻抗的強光,文學創作的語言便是淡柔的微光,靜靜閃入你的世界。《走著瞧》的青年作者們,將與大家分享他們如何採擷寫作靈感、建立自己的語言和創作方法,以及生命中細膩精緻的事物。所謂靈感,或者便是「用樹葉抄下飛過的鳥兒」,書寫則類似於這種願望:hold everything dear.

相關

《走著瞧》書籍簡介
對抗消耗(又名:小識紫地丁)——《走著瞧》編序 (文/鄧小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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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15 Jul, 10

我想到某些人失去了永遠找不回的東西

我看到一隻天鵝逃出檻籠,
用有蹼的腳掌在乾石板路踏踩,
白色羽毛在崎嶇地面上拖曳。
靠近無水的河溝,這隻笨禽張開喙,

神經兮兮地將翅膀浸入塵土中,
滿懷出生的優美湖泊,說:
「雨,何時下呢?雷,何時響呢?」
我眼見這隻宿命奇怪神話的不幸鳥兒,

有時朝向蒼天,像奧維德的人物,
朝向不旦藍得殘酷而冷笑的蒼天,
由痙攣頸子伸長的貪婪頭部,
猶如向上帝提出責備!(ii)

若果記憶無誤,志文出版社「新潮世界名著」系列的《惡之華》是我讀的第一本詩集,是在家附近那個小得很可憐的區域市政局圖書館發現的。(iii) 那時念中三、中四,圖書館算是常去的地方,當見到書架上突然出現一列兩列寫著「上帝之死」、「百年孤寂」、「愛的飢渴」等等粗黑大字的書脊,自然就像發現地下世界、秘密花園的入口一樣,沉迷讀下去。在這段甚麼都沒有發生的少年時期,這許多用冗長的病句中文譯成的「世界文學」作品,變成一個個窗口一樣,接收我許多無以名狀的鬱悶,儼如安慰。

然後,牛津大學出版社「世界經典」系列的英譯本The Flowers of Evil (iv) 就是我花錢買的第一本英文書吧,扉頁上的墨跡指證,那是1993年10月19日,一本翻過又打開另一本,也就是這樣開始接觸英語世界建構的「世界文學」。十年以後,受著指導老師的影響,我的碩士論文中有一章是以波特萊爾幾首詩作為例子,討論到第二帝國(1852-1870)的巴黎重建大計,令巴黎的街道與社鄰空間由席捲歐洲的革命現場變成方便軍車與資本快速調動的馬路城市之同時,在拿破崙「子姪」與政商利益集團的高壓管治下,城市住民所經驗的各種社會意義上與精神上(psyche)的流離、斷裂,人身自由與政治權利的受壓,如何以一種厭煩、沉悶(ennui)的癥候方式呈現於波特萊爾的創作,換言之,厭煩、沉悶並不是個人偶然的心理狀態,而是歷史性的。

還有人要談波特萊爾嗎?

我知道的「波特萊爾」似乎更像個原地流放的的零餘者、前朝遺孤。回憶讓詩人無論身處那裡都被一種隔世感、錯置感所折磨,正因為回憶無所憑證,光亮的新城與廢墟無異。第二帝國大肆托建的時代之都,呼召歷史、標誌傳承(追宗認祖從拿破崙一直追溯至古羅馬戰神Minerva),可是此光榮「歷史」所取消、取締的一切,不能做訪、不允憑弔。煤氣燈點亮的繁華巴黎,不過是管治者搭建的舞台布景,當「歷史」可以重複,現實不過一齣荒謬鬧劇。(v) 每一棟新蓋的建築,每一種新鮮事物都刺著詩人的心事,都變成失落(loss)與一切所失去的(all that is lost)的託寓(allégorie(vi),外間一切變得特別擾人,厭煩、納悶的取態乃是一種保存自我的防衛機制,這無疑與學院中人天天在說波特萊爾是「城市漫遊者」、是「Dandy」的說法大相逕違:

More Memories than if I’d lived a thousand years!

A giant chest of drawers, stuffed to the full
With balance sheets, love letters, lawsuits, verse
Romances, locks of hair rolled in receipts,
Hides fewer secrets than my sullen skull.
It is a pyramid, a giant vault
Holding more corpses than a common grave.
—I am a graveyard hated by the moon
Where like remorse the long worms crawl, and turn
Attention to the dearest of my dead.

[…]

Nothing is longer than the limping days
When under heavy snowflakes of the years,
Ennui, the fruit of dulling lassitude
Takes on the size of immortality.
—Henceforth, o living flesh, you are no more!
You are of granite, wrapped in a vague dread,
Slumbering in some Sahara’s hazy sands,
An ancient sphinx lost to a careless world,
Forgotten on the map, whose haughty mood
Sings only in the glow of the setting sun. (vii)

我沒法直接指出波特萊爾的憂鬱詩句曾經在甚麼樣的時刻又以甚麼方式搖撼我、打開一些甚麼,零碎的閱讀經驗與所謂「真實」是怎樣互相指涉、關係糾纏,難以比擬,是詩的語言讓我們如此理解真實,抑或真實是如斯不可理喻而我們只有用詩的想像才能靠近它,穿越它的表層?「人生不及一行波特萊爾」,我記得波特萊爾的誤譯但我總是忘記了更重要的。

無水的河溝

去年十月底有一天,住在新店附近的一位朋友S 帶我去過一次碧潭。從她家出發,坐公車不夠十五分鐘的車程,車上多是剛下課的大學生,小聲吱喳著我沒聽懂的喜悅或煩惱,S 跟我說可以在這邊岸下車,或是待車子過了碧潭大橋,由對岸新店老街那邊往回走也可以,我不知道有甚麼分別,就隨便說這邊下車吧,我們就在溪頭的站牌下了車。那是路邊窄窄的一個小站,橫過頭頂的該就是「福爾摩莎高速公路」,不遠處是碧潭大橋的橋頭墩,這也是附近碧潭路、安康路、精忠路等等的交匯處。那不過是一個甚麼都沒有好看的橋底交匯處,無論我把時間、天氣、方位和那裡所有的交通設施、出現過甚麼車輛、路邊的樹每隔幾公尺種一株、有沒有狗經過描述得再清楚,它也還只是個橋底交匯處,除了水泥就是柏油路面,燈柱路牌正確無誤的在它們的位置上出現,天空給遮了大半,我和S 在注意著後方和左方駛過來的車,想要橫過兩三截馬路。

可是我拿了小相機想拍那橋墩和馬路的時候──那不過是一個空鏡,沒法建立任何敘事──卻突然認出那橋墩和馬路。我好像來過這裡,我知道我來過這附近。妳無法憑那一眼看見的橋墩與道口想像那通往一個家園拆毀的現場。「三鶯部落在這附近嗎?」我問走在前面的S,「對呀!」她好像指了一個方向一下,因為要避車我們走在路沿上,不能並排行,我聽不清楚她還說了甚麼。可是我們正要去碧潭呀,碧潭從前被譽為台灣八景之一、或是河畔擠滿店攤的模樣是怎樣我沒法知曉,碧潭現在是「碧潭風景特定區」,有不准抽菸的餐廳街、小商店和優化的行人步道,是台北縣政府「大碧潭再造計劃」的一部分,當時我還不知道這個計劃和大漢溪沿岸幾個原住民部落遭強行拆遷的關係。我來到這附近,但我一直沒有回到三鶯部落,我甚至不懂我為甚麼沒有。那是Déjà vu 嗎?抑或是S 跟我一樣,巧合地,同時失去了路感又同時誤認了記憶中的路徑與景物?從碧潭這兒到三鶯部落,開車用國道3 號走的話也要走23 公里的。

我記得的「三鶯部落」是片面的。那是去年二月十三日,住台北的作家朋友Y 帶我去過一趟。那是自從2008 年頭開始的一波又一波的強行拆卸、抗爭與重建之間的一個片刻,我沒看見「三鶯」原來的模樣,也沒看到它後來的模樣──只有住在那裡、生活在那裡的人循此視角。(viii) 那天我們坐公車去的,來到復興路上我就知道那大概是怎麼一回事,我沒有甚麼預感或驚人的洞察力,只是城市擴張、拓殖的「劇本」總是非常相似(而我來自一個叫香港的地方),我們還未下車,就見到周圍都是建起沒多久的房產項目,正是它們的整潔龐大令前面的街道顯得異樣冷清,讓便利商店門前的老人顯得好小。沒有人要在三鶯部落那一塊橋下的荒地蓋項目,可是多年來不顧這群聚居都市偏陲的阿美族人生計死活的縣政府,突然很注重三鶯部落的「安全」,要安置他們上樓,用的方法是拆,理由是他們住在水利法劃定的「行水區」上。(ix)

那是三鶯大橋下離岸好遠的一片沖積地,一大片曾經住著人的房子已經夷為平地,只剩部落入口的幾間木搭小平房。自救會的Banai 讓我們陪她到部落後方她打理的一塊田收菜,就得經過沿路上給「夷為平地」的房子,拆除的建築物料都堆在一旁沒清理,政府人員就是要還堅持住著的人天天看見這些頹垣敗瓦,是一種心理脅迫,此外好多家房子的間隔、牆根還剩一截在地上,還有緊貼著的一行行用白色粉末拉線畫的,該是用作劃定清拆範圍的界線,哪邊是門口哪邊是「起居室」、「廚灶」,哪家的牆依著誰家的依然可以分辨出來,我看著地上的白色線框,就想到房地產售樓說明書上的平面圖則,換算成1:1 的大小,可是地上不論是瓦礫或是只剩赤裸的泥土,它變成那麼刺眼叫人不可直視。人們捧著售樓說明書會設想電視沙發放在客廳這邊飯桌和組合櫃放在另一旁,可是這些白色框框裡沒多久前還住著人的畫面像現實的一度淌血傷口一樣,讓人別過臉去不堪想見。

我一直走在Banai 和Y 的後面,部落後方是小野菊花開滿的矮樹林,經過這裡的小水溪,據說已經被北縣水利局的污水處理廠的排放污染了不能飲用、亦不能餵給牲畜或用作灌溉,我一路踏在人家的「屋裡」,地上滿是打成稀爛的家具、忙亂走避不及帶走的家私、瓶罐,我特別記得有很多幾歲小孩穿的鞋子。

疊影

到旁晚,天下著細雨,有另外的阿美族人和支援者來到,就在Banai 的屋前坐著聊天、說近況,我在喝人家倒的茶、吃人家給的糖果小食,一句沒一句的聽著,看著不遠的三鶯大橋上的路燈亮起來,有點悵惘,城市遺忘了這群在南部被迫得放棄務農、變賣田地又去過採礦然後又來到城市打工幹粗活的「原住民」許多年,到她突然記起,就要從他們身上搶走所有。

──後來,在十一月,C 帶我再去過樂生園一趟,我一樣是坐在一個小平房前面,在喝人家倒的茶、吃人家給的糖果小食,在抽菸,坐在身邊的C 和老人用台語講的我一句沒聽懂,他們會說笑,他們也會勞氣爭論,我聽不懂的但我只有聽。兩年前的夏天我參加過一次到文建會的抗議又到過樂生園一遍,那天他們在園的正門豎立「公共衛生政策受害者記念碑」並且宣誓守護樂生園到最後一刻,人們宣誓的時候我沒有走開但也沒敢開口唸誓詞;兩年以前我沒法想見兩年以後我見到的毀壞和離散。我一次又一次去到一個「抗爭現場」,無法為任何事情作證,我只是見到一群命運被綁在一起的人,所必須經歷的時間其中一個片刻──

然後,就只剩我和Y、Banai 和另一個朋友留下來吃飯,吃的就是方才從菜田摘的。飯後,我在屋裡拍了幾張照片,又走到屋外,那時已是入黑,就只有大橋上的路燈散射的光暈,在極細的雨粉之中不斷折射變成霧一樣的昏眩顏色,一大片籠罩著橋下的部落,幾隻狗在空地上閒著在玩,我卻看見兩隻一大一小的鵝,擺著急步,繞著空地的一邊不停打轉,大的那隻站直的話有高及半腰的,每走一小段路,就會突然停下來從喉底發出古怪的悶哼聲,然後很激動似的,先是蹲著身子然後脖子曲著再往上伸得直挺挺的在大聲鳴叫,好像焦急要說甚麼話,眼珠好像看到甚麼沒看見的,那不是求偶不是要吃也不是劃地盤的行徑而是別的甚麼,也不是迷路,卻像夢遊許久突然不知自身所處,另外那隻小的像懂得甚麼也一直追隨在旁。於是我猛地想起波特萊爾的〈天鵝〉,他寫的與我身處的驚人地相似,詩與現實的比對幾乎讓我的心撕裂一塊,那不是一隻天鵝,而只是一隻鵝,卻讓詩中的「現實」更接近困頓的現實。我跟在那隻大鵝旁邊,牠一直沒理會我靠這麼近拍照,就像牠從沒理會任何事情一樣,逕自急踱著步打圈,又突然停下、使著全身的力氣把脖子要拉成畢直把自己吊起來一樣發出那悽涼的聲音,我甚麼都沒想,只知道要輕著腳,等牠停下來的時候我也停下來,等牠不安的要伸長脖頸的時候按快門。

按快門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妳內心激動千迴百轉的心事擠壓在一點之上不能言語,但是要控制呼吸,靜止抖著的手,並且冷靜的想好光圈快門軟片打算「迫沖」幾級,妳知道有些事情只會向妳顯露一次,人們看著妳的冷酷行徑妳要繼續若無其事。那是很奇怪的心理,在Banai 的屋裡,我沒說過甚麼話,「同情」或受到甚麼「感召」的話語實在太廉價、與羞辱人家無異,自己也沒位置說自己跟人家是甚麼「命運共同體」,我是外人但不是來觀光的,我的心是熱的但它就是太容易熱因此溫度也很容易丟,但,無論多歉遜,也沒能幫一點忙、到底還讓人家來招呼自己,所以總是靜靜的跟變成啞巴差不多,就只在聽他們細慢的說著他們才曉得的憂慮,夾雜家常。可是「家常」瑣碎因為面臨拆遷都變成未許懸決的心願,在時間的流沙裡那麼微小卻因為某種不可測的折射閃爍珍貴的光輝,幾乎把屋裡暖起來......我還是拿起相機,想拍到這個挖土機來到家門前還是毅然抗爭到底的阿美族女人和她的朋友,前面是飯桌上吃剩的菜、碗筷杯碟,旁邊的牆上有月曆牌、布織的信匣,牆下有白色的貓,桌子下是兩頭黃狗伏在地上,一屋裡的小生命都吃過晚餐了,天花上那盞燈泡卻讓我想起梵谷的《食薯者》裡面那盞油燈,那幅畫梵谷畫了很多遍都畫得不滿意,他說他要畫那一家人的手,要畫得讓人見到,他們拿著叉子、遞上食物的手就是種這些薯仔的同一雙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文題取自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天鵝〉,《惡之華》(Les Fleurs du Mal)。莫渝譯,台北:志文,1985。頁280.

ii) 同上。頁278-279。
James McGowan的英譯:
A swan, who had escaped from his captivity, / And scuffing his splayed feet along the paving stones, / He trailed his white array of feathers in the dirt. / Close by a dried out ditch the bird opened in his beak, / Flapping excitedly, bathing his wings in dust, / And said, with heart possessed by lakes he once had loved: / ‘Water, when will you rain? Thunder, when will you roar?’ / I see this hapless creature, sad and fatal myth, / Stretching the hungry head on his convulsive neck, / Sometimes towards the sky, like the man in Ovid’s book — / Towards the ironic sky, the sky of the cruel blue, / As if he were a soul contesting with his God!
見:Charles Baudelaire. The Flowers of Evil. Trans. James McGowan.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iii) 公立圖書館當時還沒有讓讀者預約其他分館館藏的服務,亦沒有聯網目錄可供檢索,除非親自前往別區圖書館,一個社區的人就只能讀到該分區圖書館的藏書了。此外,區域市政局和市政局分別發出的圖書証只適可於其轄下的圖書館使用,因申請圖書証需提交住址証明,故此市區居民無法於區域市政局轄下圖書館借書,新界居民亦無法於市政局轄下圖書館借書。

iv) Charles Baudelaire. The Flowers of Evil. Trans. James McGowan.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v) Karl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3.
見:http://www.archive.org/details/eighteenthbrumai017766mbp

vi) 「在卞雅明(Walter Benjamin)的作品中,『託寓』(allegory)則是指在種種暴力的摧殘之下,歷史的片段如何重新發展形構其歷史意涵,如何透過辨證的方式,將歷史中具體遭受壓迫與被隱抑不言的部份加以呈現出來…」廖炳惠。《關鍵詞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台北:麥田,2003。
見:http://www.books.com.tw/books/series/series9867691741-3.php

vii) “Spleen (II)”. Charles Baudelaire. The Flowers of Evil. Trans. James McGowan.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p147.

viii) 「因為大漢溪截彎取直後,原本水道變短,造成流量變多,因此淹到河岸邊。三鶯逐漸往上遷移,全盛時期擁有5、60個住戶,房舍不是薄木板,而是用磚塊和水泥蓋的房屋。當時這裡聚集的原住民供應了台北急速發展所需的勞力需求,因此政府也默默承認這些所謂的違建,發給門牌,牽來水電。然而,1990年左右政府頭一次拆了三鶯的房子。」
呂苡榕,〈三鶯──在自己的土地上流亡〉。苦勞網,2009年7月28日。
見:http://www.coolloud.org.tw/node/43923

ix) 「縣政府雖祭出水利法認定原住民違法,但對於『行水區』的認定標準和其所需提出的水利勘查報告卻一再打迷糊仗。而另一個台面上的拆遷理由,即是要修建沿河單車道,因此違法部落的存在有礙工程進行及美觀。依體委會「北部地區自行車道串聯計畫」所規劃,三鶯至武嶺橋段自行車道工程全長7公里,完成後將串聯桃園縣既有的大溪月眉單車道、龍潭三坑自行車道,並與大台北自行車道系統相接,預計今年4到5月間完工。」
王舜薇,〈誰來詮釋河岸文化〉。《立報》,2009 年2 月23日。
見:http://www.lihpao.com/news/in_p1.php?art_id=28457

本文原刊《字花》#24期「波特萊爾與我們」小輯,2010年3-4月,頁1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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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則留言 27 Apr, 10

旅行心理

Our destiny (as contrasted with the hell of Swedenborg and the hell of Tibetan mythology) is not frightful by being unreal; it is frightful because it is irreversible and iron-clad. Time is the substance I am made of. Time is a river which sweeps me along, but I am the river; it is a tiger which destroys me, but I am the tiger; it is a fire which consumes me, but I am the fire. The world, unfortunately, is real; I, unfortunately, am Borges. (i)

我非常害怕走丟、迷路,到了一個幾乎要讓人牽著走的地步,因為清楚知道,裡面有一個想走丟,看看自己會不會、有沒有法子回到家的我,想遠離人與機器發出的所有聲音,想離開人際社會的圍網‧‧‧‧‧‧‧但那跟想死、隱居、流落無人荒島或「消失人世」不同,我還是想見到「人」── 一個人獨處、無言語的時候是怎樣過活、怎樣在細鎖的生活儀式中維持自己的面貌與昨天無異──彷彿這樣我才能更接近「人」的孤獨、接近那個想走丟的自己。於是有了旅行矛盾的方式。

重複到訪一個地方並沒有讓我更熟悉它,倒是許多的錯認、錯置的時/地/人和感情無法安放心裡。而且幾乎任何人都能一眼看出,妳不是本地人,不屬於這裡──無關服飾無關長相模樣而是別的甚麼,讓妳在一羣同是黃皮膚黑頭髮棕色眼珠的城市動物中間給看見了,還末曾開口、沒有動靜,就給看見了。

對照之一

有那麼好幾次,我突然覺到,我不知道自己在哪,我和眼前的一切無關,一個物種的生存狀態以那麼畸零、偶然的方式在一個地下管道中搖晃前行的車廂、一個塞滿汽車電騎和男女的夜市的一個賣麻油雞的排檔前面展示。「現實」如斯即近,幾乎躺開,氣味、聲音、觸覺、温度、累疼到跑到皮膚上,它就在眼前可是不可觸及,要是妳碰它一下,它或許就會永不復再;妳無法把握它的任何部份,妳甚至覺得桌上那碗麻油雞本來並不屬於妳,妳無法記住一張好看的臉,甚至沒法子記住自己的感覺。同樣,這一切一切,也可以沒有妳或任何人,依然如是,完整無缺,就像從沙灘拿走一顆沙一塊石子,沙灘不會消失不會崩塌,沒有毀損。只有偶然遇到的小孩知道這個事情的底蘊,他們給扛在大人的肩膊上、給摟在臂彎裡還是扭過頭來,眼珠圓潤的瞧妳看上片刻,就咧著嘴笑了。

可坐在遵行不誤的捷運上我還是會焦慮沒想到的事情。沒有人的形容,我不能設想正要前往的地方怎麼模樣,所有的街頭一下變成難以辨認。馬路還是斷腸的馬路(死亡伸手可及對岸的人兒已然流落浮城),連接車站的地下街把人的聚散變成商店前面的風景,剎那,城市依然以張揚的方式掩蓋它要隱藏的一切人與事物,縫縫補補拆掉又再建成的建築堆疊伸展直到天邊,同一河溪不能到訪兩次(不是如哭泣的哲人Heraclitus所寫而是河道旁的山坡都在開挖),水與陸地恰恰倒置,一切流動、停頓與靠泊都失去了可辨認的特質,都像真、卻更像假的‧‧‧‧‧‧

對照之二

我一直想起許多年前坐十多小時飛機,停轉曼谷、巴林才去了倫敦,途上改變計劃沒去巴黎,到了希臘Mykonos把自己關起來,那是我第一次獨自遠行。我知道愛琴海比天色還要蔚藍深邃,可是明信片中的小白屋如斯明麗裡面畢竟是幽暗的,千里迢迢來到地中海的一個島上整天足不出門,不知道究竟幹嗎。最遠不過到了旅舍附近的小商店買吃的,或到山坡下一片小小的沙灘發呆。

旅行要是為了把自己丟到陌生的地方獨處,它不是為了尋找甚麼;它的前提是錯失,並且只可以錯失更多來延續旅程,錯失為其唯一方式:與取捨無關,浮光掠影心裡七零八落以外,所有沒到過的地方變成不可抵達、所有沒趕上的事情變成無可發生、所有沒碰上的人兒變成不會遇上,因及一人的執念,旅行變成不可能。

但當我努力做遊客會做的事,我可是那麼討厭倫敦的一切正如倫敦也不見得喜歡我,在餐廳酒館旅舍博物館電影院火車站公車上地鐵車廂裡遇到那種故意的冷漠與忽略,卻在最繁忙的King’s Cross車站的公廁裡惹來著於形色的垂注,任何人都知道是甚麼一回事。無論妳英語說的好不好,願意投入與否,妳的膚色不能磨滅,妳細小的身軀過分誘人,妳太努力學會的口音,不太對,太性感。犯嫌疑者必須例外看待。

對照之三

可是許多年後,許是因為溫度濕度相似和各種無可得知的緣由,在台灣的好幾處地方我總是不由自主的想起倫敦當時的天氣、我幾乎忘記的氤氳時光‧‧‧‧‧‧有些甚麼卻因為迴繞的記憶而扳動了,濕冷的雨灑在小社區的矮屋與馬路上,五點多就日落氣溫驟然下降,夜晚,人還是會累、會心軟,讓人貪戀指間細細燃點的煙火與飄散的霧、室裡慵懶的溫暖。現實突然剝落了一瓣似的,我在一個房間裡突然認出另一個房間裡許多年前有過的寧靜與寂寞──有那麼一下出神,時間驀然變成沒有重量,即使空氣的味道不一樣,房間卻疊印在一起,而我身在其中,意識自己身處這麼一刻──寧靜與寂寞何其真實的穿越一切。我跟二十來歲的自己打了照面。並且看見自己的傷感、它連鎖的結構,我跟目前一刻的自己打了照面、甚至說起話來,說的連自己也沒聽過、沒想過。

一個房間讓我想起另一個房間,它同時又讓我想到別個,如花苞打開一下花瓣片片,它們的模樣讓我心疼住在裡面的人。房間不會開口說話但它以一種方式在訴說。出租房間總是有一種隨時就會騰空的薄弱感、不真實感,它裸露一個人離家生活而生活只能如此湊合的樣態,叫人非常疼惜。妳很想給它打掃一下,添一個家具、電熱水壺或一套小茶具甚麼的,甚至稍稍改動它的佈局,讓它舒服一點:它甚至沒有一株盆栽,沒有餐桌,也沒有像樣的床和衣櫥,卻總有許多書彷彿書真的很重要一樣,還有許多情感的戀物擺放室裡各處,而它們展陳,意義就只一人知曉、沒法打開。出租房間成為了某種望鄉的喻體,與作為生活空間的實用意義咬牙頡抗。我害怕幽閉,總是想走到窗邊,打開窗或是掀開窗簾看看,卻總被一個念頭隸住,彷彿有天不消一個下午,這行旅的家當,丟掉幾件,房裡的一切連帶裡面住著的人兒就會消失於窗外這座給雨霧模糊了的城裡,只剩牆壁天花門戶與窗,還有許多塵。我正站在一個消失點之上,身後是我戀棧的所有。

要是有那麼一刻,讓我後來在某國某縣的某個出租單位──完全不同的時、地、人、原因與動機──再一次,遇見倫敦Angel Islington的某個出租單位裡上世紀某年月日經歴的情感、與之牽涉的整個情境(氣味、聲音、觸覺、温度、累疼) ,而它喚起連串其他,我卻沒有掉落兩面鏡子對照的無限疊影裡去,失神、走丟,卻是因為「回憶」並且認出這個「回憶」,再一次遭遇此時彼時的自己,知道此刻只有我能動作、發願,「現實」的走向方可得以改動,成為可能──「時間」僅僅指涉序列上的先後次第,但它無法指定一個物件、一個人存在、存有的位置;重複因此包含了搗毀秩序、扭轉秩序的可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Jorge Luis Borges. “A Refutation of Time.” Labyrinths: Selected Stories and Other Writings. Ed Donald A. Yates & James E. Irby. London & New York: Penguin, 1970. p269.

本文原刊《字花》#23期,2010年1-2月,頁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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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則留言 15 Ma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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