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要不是洛謀 的照顧和每天勞氣著皇后碼頭的事，我可能又像10年前一樣在台北迷路，一直迷路，搭不了回程的航機，不知到過那裡、遭遇甚麼。
來到台北只有一個目的，就是離開香港。掙脱情緒與認同。
所以她可以是台北、其實是卡德滿都，也可以是西貢或河內。去哪處的101 理由都不是理由，都是揑造的，可不是尋找。對自家生活的厭倦、納悶，那折騰出來的多餘時間，來到別處地方，彷彿變成一種可供消費的消費額。
一個人從自己根著的日常生活逃出去，逃避自己，也像是一宗很不道德的事情，形同背棄。皇后碼頭清場，我認識的一大班朋友都留守著。可是我真的_受不了_，再在一大堆警察亂哮亂吠之中看到有人給警車輾過、有人給拳打脚踢或更糟的那種「義正嚴辭」的暴力；我可能會，呆在人叢中，不如就把我輾成殘廢吧，不如用你鋼靴踢我吧，直盯著前面一個警員，讓他出手打我…… 直至讓我能夠失控、哭喊在一堆可敬或可厭的人前面，四肢給人猛址著，讓自己催毁自己的，認同。讓我有了仇恨的一種理由。
我時常猶疑，我是否來到「現場」就能擺脱某種內疚，結果陷落更深的遲豫不決。
我有很多朋友，直接參與守衛天星／皇后碼頭運動，都是在 WTO MC6 前後認識的，還有一大部份同情但不會直接參與、和一些總是對社會抗爭非常冷淡、甚至蔑視的。這幾種取態的位置，大概是會流動的。「忠誠」與「貢獻」是一種很可疑的量標，我没法解釋生活中災難的時刻臨在，生活的秩序何以本身就是暴力構成，它一旦以「爭戰」的戲劇性形態顯露，何以讓神經過敏的人乏力、怯懦而至動彈不得。
我一直没知道，誰在看我的這一種書寫、誰因為這種自言自語的思考和抒情，得到感動、或力量—— 或者相反，繼而沉浸在一種自我中心的defeatism。
明顯是暫時撇下、擺脫一時，不過幾次日替。從没想到去一個地方旅行，是為了要做甚麼。真的，就請讓我很慢、很慢還嫌是太快的在街上走就是了，累了就坐下來、渴找喝、餓了就找吃的，在路口亂轉，找不到回程的路就拿住處的地址問人，這樣子。歷史體現目前，它就是你看到、嗅到、感覺到的溫吞緩慢、落後和趕上，女人走路的步態。
只是後來，旅行總是不得已，許多地方要去、許多人要探訪、許多東西交換、許多話要說。人明明見過了卻又像在好久以後，分別了的人兒在msn 或facebook 搭了連線才更像，遇上。
人們問，你要去哪處呢？每天我都答，不知道啊。不置可否的話，不如採納所有人的每一個建議。被動有時是種美德，可是去一處地方、一個活動，可要將全幅心神、脚板底到天靈蓋整過身體都動用，去到那個聞說的已經很累、很累了，見到了人、和新知舊友坐在一塊，竟已經無力氣說話、談笑。
我可不可以不說話呢。
我可不可以就此停下來，不走這段路？改變主意呢？但是改變主意和堅持己見都一樣，要說很多話，解釋、游說。但我又如何向新知舊友解釋，我的身體如何没氣力、腰痛得會拉肚子，我的心事何以紊亂？並且同時想念好幾個人，心裡時暖時冷？讓我很慢、很慢在街上走，或者坐在公車上、道旁的椅、或者一個臨街的咖啡室就是了，250塊新台幣一杯咖啡也没緊要，我淨是想坐在哪兒，聽隣桌的女生談她們的俏語，一句没聽明白，没有人騷擾，看外面的人迎向世界。走到某個夜市，一面走一面拍照，再一面拍照走回來，就像這以後也不能再回到此處，戀惜著未許再碰見這些正樂著的行人、工作的店販。
我儼然抵抗著，一種想迷失在大城市、没有人能夠找到自己的欲望和恐懼。但結果總是自己過於著跡，又被人隸住、被人看穿是異鄉人的種種失禮。
21 Aug, 07
來到台北只有一個目的，就是離開香港。
出境關卡中那個關員木無表情的看著我，連示意著我上前也沒有，文件蓋印、電腦核實，她就把我的護照、身份證放在她的前面，木無表情，連眼神也沒有，良久，我問：「成了？」她才展露一種輕蔑的樣子，要我伸手去拿……
這種輕蔑或自負的「官威」，回程時又在檢查我的行李的關員臉上展現。我的每一件行李給X 光檢查完後，還得全翻出來逐件檢查，那關員雙手戴著透明膠手套，拿著一個牛奶糖、一盒菸、鏡頭遮光罩、短袴臭襪、記事本，像發現新奇的事物，得左摸又摸，連每一筒菲林也給打開膠盒反覆看著，然後，又重新塞進行李袋去。
那關員拿著我的藥盒、藥包，問那些是甚麼藥，我久了全香港一個解釋似地，拿出精神科覆診紙，他看了很久才閉上嘴。
鄰的一個被搜查行李的，是一個來自孟加拉的旅客，關員每一句問話他都只答：「that’s legal」
我一直看著另邊廂那條擠得滿滿的持外國旅行證件旅客的通道，行列中的一位菲律賓女子。等候。
國家，就是讓自由的人變成不得自由通行。香港，只是發了個身份證給我的一個地方，by birth，僅此而已。
※
我未曾離去業已回來。就像一直揹著的不是相機、香菸、護照機票和樽裝水，而是一個「認同」的包袱。
只有在往來兩地的航機上，我才獲得一息安寧，日本人跟我說日語、台灣人跟我講「國語」，其他人跟我講美語，那種明明是故意的錯認讓我感到，我是一個很普通的旅客，幾乎純粹。
7 月26 日，我的32 歲生晨，我違反「旅客逗留條件」參加了樂生院守護者和阿公阿嬤在立法院的新聞發佈，隨又化整為零，和隣的幾個年青人自行步往文建會 抗議，我沒有喊口號，只是在帆布袋繫上阿本給我的「捍衛樂生」黃色布條，在媒體記者和抗議者臨界的一邊搶拍照，身邊的洛謀說我假扮記者，我覺得我的黃布條已說明了我的位置。
要坐電動輪椅的4、5位漢生病患／受害者與幾十位學生、來支援的人，遇到了滿滿兩大架鐵籠車、裝備有盾牌和長木棍的警察侍候。不難想到，五月方上任的文建會主委員翁金珠只有拒絕接見，經一輪交涉，僅通傳會派一個上任不久的秘書級與抗議者會面。然後呢，警方悉時「舉牌」，亮出早已預備好的警告板，指是次活動為「違法行為」，並進一步圍隴由始至終一直安靜坐、站在文建會門前的漢生病患／受害者和學生。
阿公阿嬤這樣子被大羣警察和記者在烈日下給圍在一個政府機關的門前，想已不是頭一次、兩次、三次、四次、五次…… 了吧。後來抗議被迫在三次「舉牌」警告、鬧出衝突以前，與會者發表講話、申明立場才「和平散去」。活動「移師」到旁的一個同屬文建會的展場以後，隨即見到警察排著隊從展場後方拿著一袋一袋便當離去。正巧是中午放飯的時刻。
暴力的威嚇，演示行政權之所待，就是這個意思了，它荒謬得令人難以信服。
※
7 月27 日我來到樂生院的「現場」，這方才是我頭一次來到讀到、聽說的樂生院。由同學導引，查看因捷運新莊延線與車廠工程導致地下水壓失衡，令院區多處建築出現的塌陷情况。除台南舍、五雲舍等，不少民房的石柱樁脚、牆壁、走廊地板已出現刺眼的新裂縫。捷運在新莊的工程是唯一在樂生院周邊的大型工程，元兇不作他想，這個地下水壓和地層的問題 ，早就有工程業者提出質議，指捷運方面採納的地質勘探顧問報告，其所採用的檢測規格過於寬鬆，鑽井勘探在方法學上亦有重大遺漏，無視樂生院區的保存，捷運工程會和各個行政機構卻一直迴避問題。
而台北市、台北縣政府和行政院等等藍／綠政客，繼續做政客的秀、文建會繼續迴避保存古蹟的法理責任。捷運工程會呢？月來多番周章，就是回退到5 月以前那個僅保留39 楝建築、10楝「異地重組」的「定案」，且堅持施工期間「樂生必須淨空」、院民必須遷出。管理樂生院的院方則僅在「聽取大家意見」。
這個事態發展的脚本，不獨我城所有。它似乎是亞洲每一個「後」殖民城市中，城市擴張與超現代化工程的原驅動力。
後來，我從大隊中走了開去，待在一個建在半山的房舍，寧靜，而不無悸動，甚至有一種隔世的感應。那僅是兩個平房，自己有一堵高約8、9尺的圍牆，只一個出入的門口，叫做「怡園」，很好聽的名字。有一個不短的時期，被斷定為精神病患的人就給囚在這兒，沒有廚灶或其他的任何設施，只是窗子裝了鐵栅的兩個房子，窗外就是那堵高牆，在房子外面我還可以抬頭看到長得很高的樹、牆上的一片天。門上鎖了我没能內進，不知道住在裡面的人，能否從窗户中看到牆上的那片天？而那個房子，叫做「反省室」。
要精神病患反省，沒有確診或誤診這回事，可真是笛卡兒和學生辯論的問題。傅柯寫他的【理性時代的瘋狂史】之際，沒參考過亞洲的案例，他提出痲瘋病的控制作為「現代」的一個特有現象，是國家規模的人口監控，對「身體」的技術化規訓，現代科學主義醫學本質乃是「身體」的重新規劃。在痳瘋病以後，精神病取而代之而成為新的「時代的疫症」，早期的精神病患就直接關進了空置的痳瘋病院裡去。
「時代的疫症」當然不是指突然在一個時代裡突然有很多、很多人一起患上了痲瘋、患精神病，或(Sontag 試圖追溯的) 癆病與AIDS ，而是，一個時代有其對「身體」的不同垂注 、不同操作與介入、不同的論述疾病與疫症的範式，還有其連帶的，想像與認同的政治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歇斯底里熱，延續了維多利亞時代性抑壓對女性的規訓，是當時新興的精神醫學，於女體／女欲的重新書寫。
日治時期的「公共衛生」政策，是與優生學和人口控制相涉的高度嚴密的操作。當然，痲瘋病患恰巧都是島民，而非在台的日本人或歐洲人。「痲瘋病人」要被抓、要被舉報出來，要被關、被隔離、接受強制「治療」和醫藥實驗、強制勞動，連舊有户藉亦得取消，改以病院為户藉地…… 這中間動用的是情報偵訊、鄰里內部連坐監控、警權嚴打、污名的暴力，這種種系統施行的暴力和恐慌的政治，只有一個「現代化國家」才有能力、動機、行政基建來規模執行，這和殖民地要(被)躍為文明的工程契合。 而這種非人手段、對病者身心的肆意殘害，對人權的踐踏、對「控制人口」的差别對待，曰「公共衛生」、曰「癩病防治」，它同時是殖民政治的一個面向。倒轉來講，就是這個「優生學」與人口控制的「問題」其實就是殖民者在殖民地的「管治問題」之一部分。
殖民時期的政策遺害，沒有在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的年間改正，往日的漢生病患／醫療暴力受害者，在日人撤出後，並沒有得到正名、也沒得過賠償，更重要的是，在本島政權下，他們依然長久沒法重返社會、沒重新取得自立謀生的機會和條件。
「他方」的政治我只能這樣粗疏的去嘗試理解。
樂生院倖存的阿公阿嬤，他們見證、親歷的不單只日本人在台的規懲管治，或所謂「皇民化」與殖民認同政治的災難，而且，他們見證著日本人徹離台灣以後的外省／本省政權，其對歷史的妄聞和自我開脱！在這重意義上，樂生院的保存、漢生病患與日治時期「公共衛生政策」倖存者的安老，正突顯了內在於藍／綠政權的殖民意識形態；以致於當代政權所呼召的所謂民主憲政議會政治，其「本土性」、「中華民國在台」的核心意義，盡皆子虛烏有，空白無憑。
長久被隔離、拒於社會以外的漢生病受害者，親人朋友多已經失散或與世長辭，「病人」要把禁閉自己的病院、於此目睹同伴受難、自殺、廹瘋的一個地方，視為自己終老的「家」，這是一重悲哀。如今，地方政府與捷運局、房產及建材業的利益軀動的所謂「發展」，要把幾十個已七、八十歲、肢體傷殘的老弱者的最後一個「家」也要拿去，扭盡六壬，要做成「都得拆、都要遷」的既定事實，在種種行政與問詢司責的程序中鑽空子，在到底誰都毋須負上政治責任的制度暴力和官僚犬儒主義中，迅速在樂生院區接鄰處蓋好了，一切。
這是「後殖民」還沒有來到其「後」的第二重悲哀。
※
從那個「怡園」走下坡道，偶然，阿公坐電動車駛過，幾乎是風馳電制！我方才發覺，依山而建的院舍，皆由斜道相連，沒多少處要用走樓梯的。在長久的自發經營和改善中，人能夠自由通行，自己照顧自己和隣人，串門子、聚會，在樹下乘凉、晾衫，有自己的合作社小賣部、有追思故人的庵堂…… 幹嗎要把老人丟到那個多層直立的迴龍醫院？不就是要廹人快點變成呆頓而不能自顧的孤獨老人，讓列車延線通行無阻！？
我不知道經歷過那樣的一個人生的倖存者會怎樣回望、或對面前的事態如何打算，有幾次我好像看到出來活動的老人臉上有種疲態，會堂中的人兒都美，在平靜的交換近況或看法。那個很多人一起但是很平靜的感覺我很久很久没遇過、可能是未遇過。我坐在一旁，也想跟人攀談，只是，真的不知道如何介紹自己、如何述說，那種奇特的感應。我的國語爛到一個自形慚穢的地步，碰見電動車阿公阿伯，只得微笑問好，或遞菸。
從「怡園」往下走的路程上，突然聽見電視聲浪，遁聲看去，右邊一個平房裡一位阿公在看電視新聞，正起身要拿茶杯或是甚麼，啊！不是見鬼，有人住著，幾乎忘記！
圖：1. 捍衛樂生727築牆行動，「台灣公共衛生犧牲者紀念碑」前。(洛謀攝)
2. 726 文建會外
3. 捍衛樂生727築牆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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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Aug, 07
獨居抱病，幾乎是過著啞巴的生活，一天說話可以不出幾句。
不論在家裡或出外，我聽著城市的聲音與廣播，不能回答。做為屎片讀多幾年，「秀才過著兵」的一種處境，又陷落一種磨人的自我質疑，修哲學的朋友請答話，一個人一早起身問自己：「文字算是甚麼呢？」到底是一種甚麼的詰問？文字時常給串成句子，再由人或機器重覆唸出來，摀住耳朵也來不及，文字又時常給串成文案，配上電腦後製的影象在城市各處張貼，眼睛没一刻能逃避。
無以藉文字言說，無以藉文字敘述，文字愈來愈没有了美感，文字召喚的生活經驗早已崩塌； 文句的言稱、宣示，變成了維護某種價值和秩序的暴力之一種體現。
譬如掉進辯論和解說，千百個曲線，歸結到說「我支持」、「我反對」、「我不表態」，三者之間的關聯是啥？三者中的「我」，一個支持、一個反對、一個不表態，假如支持是反對的對面，不表態既非中立，卻是negate 了前兩者的現實意義嗎？然後「我」也給表態與不表態的必要性 一併取消了。
譬如由幼稚園到研究院所學過的一切、廿幾三十年的觀察或行處於世的準則。
又譬如我還記得，我在天星碼頭的一次，給電視新聞拍下，大聲向一個對請願者動手動脚的藍帽子說「警員xxxx號，你停手！」我非但無法阻止一台程式受訓的國家暴力機體向平民施暴，我只是再一次把自己對人性的冀願拿出來讓對方和他的所謂「女同事」踐踏，而視之為理應如此。我無法阻止一個配著實彈上膛的手槍、穿軍靴、受過特訓和體格比自己大一倍半有多而思想被conditioned 到幾乎只知「任務」而没有判斷的一個機體，對另一個人動粗、用「你冷靜D ，如果吾係會行使合理暴力 」的口號威嚇。
朋友，你看文字的暴力令所有意義和行使意義的主體都一併消失了。把暴力合理化、收歸行政的器具，說成「合理暴力」，而「女同事黎架！ 」則召喚深遠的性别歧視而成為更進一步剝削受壓者的禮儀周周。
於是聽到詩、讀到詩總是教我迷惑，它指向某處未許看見的澄明，它同時宣稱自己失敗，甚麼都没有發生、没有啥是可觀的。我總是感到一種溫柔、一下撕裂的抽痛。
今晨從一位朋友口中聽到，我認識的一個人兒，和其它因為基層住屋權益 運動日前一次前往房屋及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居所請願的行動而被捕的其它幾位，就像卡夫卡小說主角一樣，被我城的警方以違憲的、非法的、近年前所未聞的方式先後拘捕，挾以沿自英殖民政府用以控制華人集結、異見的【公安條例】起訴，謂其「涉嫌參加」「非法集會」，我心絞痛、憤怒還來不及已是悲哀。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意思就是這個了，年終幾百幾千個集會，專挑一個謂其非法，「非法集會」的宣稱又由誰定斷？又是同一個警方隊伍，宣稱其為非法，又指控其涉嫌參加，違反語意邏輯而由制度武力維管的就是我城的法治基礎了。只是，得悉人兒一天早上被人跟蹤、被幾名身高約1.75米操流利廣東話的中國藉男子，在一整個商場的人前拿送到警處、在未有法律代表在場下搜身，還有年紀不少的公屋居民、為人妻、母的婦人，都在類似的情景中被拘捕、於覊留期間遭遇一羣穿制服、戴配槍、按電腦的Good Boys & Good Gals ….. 手持一枝手寫板塑膠筆的「我」，為文者可以再講、再寫甚麼呢？我的身體、一個時刻只能在一處，可以抵抗甚麼？然後我哭了，又給有關揾食工事的一通電話打斷了，忙裝著認真工作的聲音。然後突然再哭下半場。不是甚麼男兒淚，僅是軟弱。
正要動身前往軍器廠街警署聲援已經前往聲援的朋友，我的一個睪丸又從裡面某處幅射著痛出來了，遲吾痛、早吾痛。我的身體可以抵抗甚麼？它動不起來還反過來向我示警。人不在現場、現場又在哪？正如讀到樂生園工程會的出爾反爾 ，讀著咬牙切齒，可是越過台海海底光纖傳送的一句「聲援」是算甚麼？我在此處，譴責、指罵頓足流涕，世界紋風不動。被分别困在三個警署的認識與不認識的人，依然被困，只能等待保釋、等待警方啓動他們的程序，等待放行，外面的聲援者則焦灼的在攝氏三十多度的天氣下暴曬。
文字算甚麼呢？ 我口裡發出的泡沬才飄出來就隨即破滅。
「我」給表態與不表態，前往與没有前往的必要性一併取消了，與執行「任務」的各級警察人員無異，主體還未遭遇對抗就己經先行省掉。在一個程序與下一個程序中間隸往了 。拘捕而未正式落案起訴。案子卻是早開了，否則何以解釋在孫明揚居所請願的翌日，六月四日全港媒體在看燭火的同一個時份，在别個聲援被捕者的場合，指名道姓、喊出其衣著服飾，要指定拘捕某人 ？案子早開了，警方以它的特權一直在無人能夠干涉、查詢的條件下進行大量偵訊備案存檔，只差某種政治代價低廉的時機的出現或吹風成熟的口實，就依長官的意志與策略判斷啓動某種以打壓異議為目的的某一連串程序，或支擾、或拘留、或各種文明不容的恫嚇與「非常時期」動用的權力，侵犯個人權利為其次，牽連其同伴、家人和朋友的生活／工作日程以致人身安全或言論自由的背靠方為目的。
一次又一次「非常」「例外」「個别」湊成了我城的日常秩序。否則，何以有請願者被跟蹤好一大段路，其他同伴不在場才拘捕 ？而且專挑人脈聯絡豐廣的團體聯絡人與組織者下手，癱瘓動員力的目的太清楚了吧。明明就是在曾蔭權就任來屆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局長退休換班的前夕，選擇性政治檢控、以警權威嚇民間對各種施政錯誤持異議與反對的團體和關注人仕，挾之以罪。只是，明明白白是從前英人「政治部」地下做的事，從曾蔭權到地區警署的PC 仔，一樣是，按例辦事，「没有政治這回事」一樣處之。
文字是甚麼？「政治檢控」、「非法拘捕」、「洗太平地」，我城的警方中區重案組高級督察依然可以在請願者的錄象機鏡頭前厚著臉皮、眼角一動不動宣稱「有合理懷疑…… 」，威嚇「否則會採取進一步行動……」；無論有人喊多少次「可恥！」，有人就是恬不知恥。
文字是甚麼？通篇語彙走不出兩個不相往還的「對立面」，像彊持著鏡裡的鏡象不知哪個「我」該先行出來要把鏡子打碎。那不是國家機器vs公民社會，而是徹底的人民內部茅盾，異化工種的附生物 vs 拒絕異化拒絕做附生物的人，前者動粗、相信自己不相信的價值和未來，後者—— 容我故作浪漫—— 還相信愛、相信與人連結。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恢復行使」「香港」「主權」，由「中央任命」的「行政長官」帶領的「特別行政區」「政府各級」以「港人高度自治」的「原則」「落實」鄧小平「同志」「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即近10週年「誌慶」不足一個月的今天：我們没看見正在蔓延的一種恐佈 。人傳人的一種恐佈，它繫乎怯懦、繫乎自我懷疑，要麽有人一下沒站住自己身而為人而非動物或機器的本位，想願躲在某套制服、某種制度或黃膚黑髮的人群裡面，得過且過，它就會壓倒一切，儼如盛夏蒸騰的白日，讓夜晚不能漆黑、不能寧靜。
它的傳播蔓延是一種政治實驗的惡果，或後殖城市內部再殖民的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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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對《2007年房屋(修訂)條例草案》的聲明 (pdf 檔下載)
你從報章看不到的「衝擊孫公館」事件 (阿野)
圖：智海的微型書「128-page booklet made from one A4 paper」。
05 Jun, 07
近來的心神都放在這個：「樂生在地 」它畢竟也只是一片網頁，「滑鼠搞運動」，不論陳義多高，它的對象還是黏坐在電腦屏前面的社會精英和新貧友。而且線上的資料、評論、音像材料與資源何其繁多，想手揀一個易於理解的集子，結果它滾存成一個擁腫的、難以理喻的存庫。「有一小撮人頑固阻障公共發展」的語法，愈想打破它就倒過來愈鞏固了它作為討論前提的認受性。而我們表達對遠方友鄰的關注、對國家機器殘害人體抹殺生活的義憤，也僅只能簽個名 、拍個照 來表達。既不是地理距離的阻隔使然—— 往台北的航程比本人轉車出中環皇后天星還要短—— 而且好别扭似的。
4月7日、8日和即將的14日 有朋友到旺角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設置「街站」；4月10日、13日、16日有朋友分别到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和科技大學舉辦記錄片放映會；4月5日 和即將的15日 有朋友在皇后碼頭／愛丁堡廣場舉辦音樂會。
「聲援」是一種很奇特的事情，聲援的確切「對象」(樂生園的公公婆婆和支持他們的學生)不在面前，甚至退一步，連他們抗議、他們反對的對象(台灣行政院和捷運局等機構和政客)也没有一個代表在此處，而面前的人亦完全不知道這班人(「一羣香港市民」)到底在聲援甚麼人、為甚麼這班人聲援那班好遠的人。訴諸同情不易、但不難：噢！他們很慘啊、被歧視啊、強制絕育和墮胎啊、連户藉也沒有啊、手脚都因為醫療不當給截去啊、現在還要給關進新的醫院大樓啊…… 但是，他們_何以 _拒絕這種命運、何以用行動的方法站出來，在社會大眾面前，冀望把自身的經歷宣講開去，並抵抗清拆、致力立法、向國際社會陳述、追究本國政府、政客？在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和皇后碼頭這種開放而人流急湍的一個時空裡，如果有一枝咪、幾塊看板和一條橫額，可以、應該從哪兒講起？
引起關注，很容易就變成吃力不討好的游說、或自我游說的一種過程。不免有人會問：「咁多野好搞仲乜要搞呢單野？」或者，「邊度邊度D 人、大陸愛滋村D 孤兒仲慘……」而「政治」這個詞，它凡涉及的，像一撒滿消毒劑的圈地，在於後殖民香港的年青一脫，又始終過譽、始終齟齪，在不被游說、不肯聆聽事情始未的一羣中間，它倒過來為任何形式的參與和表態去勢。
從自我游說到自我充權中間的接空，真是神秘、又真是神奇。團結既不在於衝往同一個敵人，也不在於同是敵人的敵人…… 只是力量總是微小，而且單一，意思是說要麼在今午下午2 點到6 點到了A 處派傳單就不能在鄰街的B 場合募集簽名，或者買餸了。我整個生命與生活軌跡亦然﹔漫長而鎖碎，卻不是沒有理由。遁此，我是在和知道不多的人談話中間，突然發覺，樂生園抵抗運動—— 僅之於我——關乎的不僅是城市規劃、古蹟保存，而是，長久被置放於社會主流生活價值外緣的「病患」，其當然應有的生存權與尊嚴 。要麼有人以進一步隔離禁閉「徹底解決」隔離禁閉的歷史問題，是完全不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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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生的地方感受 (張君玫)
11 Apr, 07
從
張歷君 的部落格那邊讀到這麼一段很抝口的文字：
「我一再遇見的那一個拒絕我的人並不是說：『我不愛你。』而是說：『你沒法愛我，不管你再怎麼努力，你痛苦地愛著你對我的愛，而你對我的愛卻不愛你。』由 此可知，說我經驗過『我愛你』這句話並不正確，我只經驗過等待的沉默，應該由我說『我愛你』來打破的沉默，我只經驗過這個，沒有別的。 」
是大家的偶像作家卡夫卡的日記片段。
是日記，不是打算出版而沒有出版的作品，不是甚麼回憶錄、不是寫給菲莉斯的情書。當然更加不是Xanga 或MSN Public Space 上載的那種自白。但生存和作品的辯證，真是有理說不清，譬如洗衣機轟動兩小時後，頭疼的本人和這篇文章中散發的寂寞，可否成為文論的注脚？一種注視的窗口？
只是日記被人打開的滋味是甚麼樣子的呢？大家都知道了，父母親、男友女友、訓導主任、兄弟姊妹或其他朋友都打開過我們的日記本，偷窺 的愉悅和覺得有權知道相涉交纏。作為明知會受害的當事人，英語的講法就是「Naked as an Open Book」。所以，開卷是有益的，讀到人心的構造、悔恨當初或是幢憬將臨的墮落。
到後來，還堅持記日記的人就愈來愈少、無以為繼。煩惱的少年維特寫著寫著就發現到生存下去是一件那麼醜陋、教人羞愧的事情，死左好過，成為風尚。據說歌德的年代，大家看了少年維特的煩惱，才突然發現為了愛情可以死得好Noble，無聊的有閒階級青年就紛紛仿效。為情死、為情殺的事跡大家總是一邊罵一邊嚮往有人會為自己咁悲狀咁瘋狂、好似呀邊個咁激、咁痴心咁瘋 狂。早前揭過一本書，有社會學家在英國做過研究，每凡一宗自殺被傳媒大肆渲染、煽情主義一番過後，事發該區其後幾個月裡，不成功或成功的自殺案會顯著上升，然後，又回落一如往常，與別區或該區過往的自殺率相約。
死的念頭和欲望之被拒，譜新聲、寫傳奇，為機器文明都會沉悶如斯的生活潻增色彩與火花，失意的時候總是故意渴醉，周未的慣常例外，翌日不知自己怎樣乘車轉車付錢找贖，還記得路、記得密碼，仲識睜眼同看更打招呼，天亮了才回到家裡而錢包鎖匙信用卡相機通通還在，旁晚時分一覺醒來，在浴室發現呢到瘀左嗰度損左，但是還没有哭過呢！就算真係吾人所想，吾駛做吾駛休，亦僅係無乜好做、亦無 野好講。胸口痛的時候想起自己兇抽菸、和陌生人高談濶論的模樣，但是那語境、那光景、話題是為甚麼呢？
通街都是人、燕瘦環肥，走到旺角，那一具具打扮得美侖美奐的少女的滑溜軀體，但卡夫卡寫道：「……我只經驗過等待的沉默，應該由我說『我愛你』來打破的沉默，我只經驗過這個，沒有別的。 」。
就是老早知道，那句好想同一個人講的話—— 「我愛你，我時時想見你，我想聽朝瞓醒見到你未化粧個樣一陣口氣都無所謂，想同你結婚生仔，做你老豆老母的女婿，一世任勞任怨，仲俾錢你洗……」 —— 好想講的話根本說不得，自愧沒有條件、沒有權講。每一個單戀者都知道自己的命運，一直在夢裡預演宣判的一幕，陪審員、法官、被告、法庭書記、旁聽者、庭警 和辯護律師都是同一人，而且根本無須開庭作審。結果往往是荒誕無稽、卻又似是理所當然—— 「原地流放，終身剝奪政治權利」，即是唔馳死、無得死、吾准死。
生存下去是一件那麼醜陋齟齬、教人羞愧的事情，尤其是誰都知道真相做假之時。「Someone must have been slandering Josef K……」翻譯：打乞嗤有幾個原因，抑係傷風抑係感冒，或者背後有人講你。有誰一生裡頭未做過虧心事？有誰一天24 小時都光明磊落無心邪無挖鼻屎、 無可非議？愛情欲望就是宗罪。但「罪」是一個社會產物，愛情欲望亦然。
我告訴朋友，我失戀了，而且幾天裡連續失戀兩次，朋友幽默：「乜你吾係已經失左好耐咩？」吾識安慰、無謂安慰。要是有人要喊而可以哭，朋友會抱，家人體諒，就已是天下美事一宗了。我心碎了，另一個朋友說：「那就由它碎吧。」突然就覺得踏實。故事有乜現實意義呢？有人再問的話，我想，打撚死佢算把喇。卡夫卡的書信日記被發現，只有沽售版權的收信人和遺產委託人，與大造文 章的文論人、傳記作者最為得實益獲現利，讀者書迷自己的輕狂也就可以和大作家的抑鬱狂躁相比擬，就和我們去迷宮般的消費場所俾錢買鐘洗人吾駛本在暗房裡盯著看KTV裡的愛情終局、同時扮演歌星唱歌腔調的演譯相似。
後記：2個印象或前提
有一次，儲錢搭飛機來香港表演的行為藝術家來了香港，我翌日九時前要往殖民大學做殖民者的書僮先走，因為借宿之處的門匙在我那裡，令他猛按門鐘不能入門口，我們用英語吵過魚蝦蟹，他氣急敗懷嚷：「But You have Seen My Work！」我怎麼可能這樣對待他的意思。他的一切已經在作品裡頭，面前這個臉紅耳熱、肥腫而貌不驚人被廹得用英語日語發脾氣的中坑，與作品的意旨、風格 手段和現實意義等等無關。
網誌作為書寫一種、日記不是日記，未完成又想要倘露人前、即時留言、即時删除，忘記了自己寫過的事又被人「姑Go 下」翻出來，真是恐怖刺激。有人用關鍵詞搜查「Blanchot」、「癲癎病」甚至「李智良」走過來，在網海上想找一刻駐足之處突然一轉念又走了。尋找又找不到，幾咁浪漫。
圖：李智良@域多利監獄緊急糧倉 (梁寶山攝)
05 Feb, 07
大家不會關心台南死傷與喪失家園的苦主了，只知道不能連線上網。這不就足見「網絡」的廣泛使用已經教我輩何等異化、何等涼薄？每一次台灣發生地震，台中、台南的災情總是嚴峻，災後的重建又總是緩慢、爭議不絕。為甚麼住在首都的人又總是遲遲才把物資送到？重建的策劃與步伐又總是遠離民情？
資訊網絡的「基建」和真實世界中的國家「基建」，互為倒錯，又何其相像。由此，網絡中人與一國之民，同樣為被受宰制、迴路中介的對象物。也不過是記憶體中的零和數據。
而我們以為在網絡上的各種行為，撰寫、搜尋、通訊、瀏覽、理財、收集、廣播、討論、購物、自慰，為自主自決的體現。正如智能身份證那塊晶片到底載有甚麼，是絕大部份身份證持有人所無法得知的，它必須在被受考核、鑒别之際才為有效，而考核、鑒别的機關同是又是發證的機關或所屬，真是吊詭，人明明在長官閣下面前，卻又要出示身份證來證明我是該身份證的合法持有者，去證明我的，身份。
人在線上，與誰互聯？又好像在無人的空城中遊覽。
05 Jan, 07
卡夫卡 於我是夢魘和焦慮的同義詞，每逢我夢見某種情景，在半夜清晨之間醒來透著氣、心悸不已之際，想到「醒來了嗎？」這個問題，就想到卡夫卡，或者只能以「Kafkaesque」這個詞來形容那些突然又記不起來的夢境片斷和遺落下來的那個情緒。那個情緒無以況之，有人叫「怖慄」、有人叫「存在主義式荒誕」，在我它總是和不能抑止、亦不能解決的欲望有關，並且以精神分析的修辭顯現，背景不是課室病房囚室就是荒曠的戶外。
每個人的惡夢有自己「惡」的方式，無從對照但又像有一個未被發現的共同脈胳一樣。
卡夫卡這個名字，曾經是愛侶和好一些朋友好言相勉的論籌。這些年來我每逢「寫作@吃飯問題」亦即是「身份@香港前途問題」上感到氣餒，就不時聽到有人殷切的跟我打氣：「你不能就像卡夫卡那樣白天做份政府工，下班努力寫作麼？」我每逢聽到這個講法，抑是暴跳如雷、抑是沉默抵抗。親愛的，你面前的人是李智良，不是法蘭玆．卡夫卡。我們活著的年代亦不是日以作夜的法國新浪潮年代。而且，卡夫卡是法律事務員。這就是所謂Legend 的魔力，没有怎麼讀過卡夫卡的人都知道卡夫卡白天是個拘謹的文職人員，晚上是在和自己博鬥掙扎著的作家；没有怎麼讀過卡夫卡的人都知道他死前托囑好友Max Brod 千萬要把自己的手稿銷毀 (實情是叫他不要發表而已)；沒有怎麼讀過卡夫卡的人都知道他一個晚上一口氣把自己的弒父情結寫成短篇「The Judgement」。這些講法成為了好一些人認同的共通語言、幾乎調侃，大家對「作家」的生存狀態還持有這種不知該叫幼稚還是荒誕的理解或投射。及至於在唸大學的時代真的遇上一個把自己洋名起名Kafka 的同學，只能有好想死的感覺，只好搶白：「Hi Kafka, My Name is Nietzsche」。
我自己也是没有怎麼讀過卡夫卡的人。
有一段時間兼職中學生補課導師，拿卡夫卡的短篇來講故事，其中一篇是「A Knock on the Manor’s Gate」講妹妹一時頑皮敲了郡主府坻的大門，給成隊衛軍追廹流亡，讓哥哥給關起來給折磨，活不是活、死不是死。另一篇是一個夢境的描述，在墳場散步的人見到未刻名字誌銘的新墳，臨死才知道原來是為自己而設的…… 學生普遍的反應是：「好無聊囉，個作者，唔知講乜。 」面對一班逢星期六早上被老師和家長廹著回校的青春荷爾蒙身體和納悶的靈魂，這個講法倒是充滿道理。無緣無故被拋擲到一個存在的境況，没有意義可言，讀卡夫卡的文字，就是讀到一個時常感到活該受罪不知所以然的痛苦的人，在夜裡和自己的欲望或想埋葬自己的念頭對峙所書。
和自己作對、和自己對峙，大概是布朗肖(M. Blanchot)的文論建基的一個非常重要參照，在「Literature and the Right to Death」一文裡提出的那種寫作的理型，布朗肖不是在寫著卡夫卡嗎？的而且確卡夫卡就是布朗肖心目中的作者：他一隻手在寫，另一隻手卻很想捉住那隻在寫字的手，不要寫下去…… 作者一面寫，一面把自己取消了，而寫作要表露的不是作者的構思、設計，而是與「他者」接近的一種嘗試 (in the proximity of the Other)…… 這種寫作也不構成故事，而僅是一種小敍述 (布朗肖稱之謂recit )。卡夫卡的長篇小說裡頭，情節的推演幾乎是停頓、懸置。《審判》的主角Josef K 的「遭遇」可以被無限解讀，是對官僚體制非人、機器化的批判、是有關乎原罪與神職人員與政體的勾結、是有關政治檢控、國家機器的反烏托邦寓言等等等等，都是都不是。Josef K「遭遇」了那個甚麼不能拿揑的，那甚至不是宿命。 K一直對自己的被捕没有定斷，他就案件的各種尋問也没有得到答覆，聽來荒謬，他只是遭遇到一宗遭遇：「Someone must have been slandering K. because without having done anything wrong (etwas Boses ), he was arrested (verhaftet ) one morning. 」，僅此而已，就連一早闖進房裡來捉拿K的人也未有稱言是要「隸捕」Josef K，直到他給處決也没有一個罪名。誇張一點說，整部《審判》所講述的也僅只是篇首此一名句早己經講及的一切，而他得到的宗告亦只有一條：「… all you can do is confess. Confess the first chance you get. That’s the only chance you have to escape, the only one. 」
如此，在卡夫卡的筆下，法律之立案在於自身宣稱，而操作的基礎卻在於它的隱蔽、在於它不被明示 (J. Hillis Miller )。Josef K 因為自己所作過或未有作過的事情而「遭遇」不被明示的他者、他力致成的事端 。在這種寫作之中，卡夫卡注視的是語言、敍述本身，這樣講很陳腔濫調，但那並非指甚麼甚麼語言精鍊、詩意乜乜物物，假如法律、律典基於宣告 —— 並請不要忘記卡夫卡猶太裔的身份、他法律事務的背景和他撰寫《審判》與Felice Bauer 的婚約—— 一個被《舊約》、契約、婚約和世紀初反猶太主義張狂得日常而幾乎被活埋的人，他每天夜裡直視語言、掘墓人一樣翻著文案的一個作者，在明文裡企圖找鑽子，企圖在語言貌似澄明的秩序和它引申的鎖禁中，把不能明示的經驗和語言本身的神經質和短路搶回來，書於一種別扭的文字中，他其實是和上帝作對的這樣子一個人，上帝才是創造者，你是被造物而世界一切完美，你還膽敢創造？
Upon waking in the morning, think to yourself, “I am awake in a dream.” When you enter the kitchen, recognize it as a dream kitchen. Pour dream milk into dream coffee. “It’s all a dream,” you think to yourself, “this is a dream.” Remind yourself of this constantly throughout the day. —— Tenzin Wangyal Rincpoche
另見16/11/2006 成報「筆鋒」版「文化新潮 」(由小樺删剪並加上省目標題) 延伸閱讀 夢見卡夫卡的65個人
05 Nov, 06
是誰在看這頁片所載而默不作響？拿走同是參演了某種情態和意義，了無所得，然後把甚麼擠熄了、延長了？誰個不是誰？那個對案苦思標點跌宕的人，不正是失態日常的，你自己？
在吞吐語言的人中間，抑是嫌疑緘默、抑是比別人更曉得蜚短流長，把人人輕輕帶過的話著重說出，不是拒絕給空無淹沒的掙扎嗎。提醒自己要時刻微笑。
我無法繼續這個狀態、在這個假日、這座城市，就對友人說：「緊危狀態，得啓動一個自救的基制。」把這段日子捱了過去，把目下的工作完成了、支票兌現了，我得往旅行，那怕僅是一週也好、五天後又假裝如常也好，這座城如此嚴密，教人没一刻安靜沉靜。於是，旅行，或僅僅是旅行的想法，能把一些本來無法承受的事情暫時推卻。
那場爭戰完了嗎？完了没完。最溫柔的靜默、最是殘酷的冷漠，不知怎的一個樣子，而且我最受不住別人的嘴臉與看法—— 是夜，往街上去，在暗黑的巷子裡傳出嘶叫，兩頭貓在簷逢上下廝打著。作為獅子座的我，只能掩面急行而去，那個聲音，臨著上面出爪撲擊的姿態，直是完美。兩頭貓，在搏鬥……
時為十月十日，台北染紅，加德滿都毛派與政黨討價還價，我城就工人尊嚴討價還價。
而我疲敗，非因疲敗，而是還在掙扎著一般好想給自己一個工作、生活的綱領，不至於在我僅能守奴的居室生活敗退下來，因為己經無處可退、無處可逃。明兒的工作要能好好完成，今天我就得完好無缺待在電腦前面，滑鼠遊移，用黑色把Template 塗寫、讓白色變成耀目。星期一完稿、晚上接到電話星期二得完另一篇稿，星期二晚上又有電郵催趕星期四交報告…… 生活中不能意外，為了明天的明天，明天也就得準時起來，作一切裹腹存活的妥當準備，把這個吃下去、把這個丟掉，用光的要買回來，電話千萬不能不接、電郵千萬不可不看。本來想去吃飯，但是一個人搭抬，還是算了。本來想和朋友聊天，又給無聊的人的噪音Chatterbox 轟走。
而洗衣機要是壞了就得從未來的收入預支，所有的消耗品，包括身體健康狀況亦然。明兒有希望，把後天以前的大小事情做妥。突然而來的工作、突然而來的電話、突然而來的訪客、突然猛襲的寂寞，直是教人焦臊！拿刀子插大脾吧，又不知為了甚麼，從窗口跳出去吧，在火車上尖叫吧。「你班撚樣、你班臭閻……」而我又如何能跟人，輕言愛？
只是那個未可知的，已經纏繞太久的事情，還是未能作結，懸掛的風球一樣半飄空中，彷彿隨時掉下，摔死經過的幾位途人。我嘗試著去端詳愛情到底甚麼一回事，在我臨近一半的人生的意義而言。没想到結論，它不曾接近但又彷彿一直没肯遠去。像這樣子的事情是這座城市所不允許的，在假日凌晨的暗巷、在公共屋村的梯間、在過境的邊界，有人在捕捉這份愛情，喝醉不醉、喫藥非昏，腥紅的眼睛追逐著，徹夜不眠的人，明兒又行列在光潔的街道上，低頭聆聽自己踏足輕聲。到了夜晚，人們又會著魔似的，去消耗自己、荒廢自己，又把酒喝下去、把菸往肺胞裡吸進去，還有各種遊戲，直至睡到了別人的床上，突然又想逃卻。
要是有人和自己打賭，要把全個生命、整個自己押在一件事情上，女人又好、工作又好、宗教、理想也好，他必將輸得慘淡而未必慘烈，人為了自己的名聲可以放棄一切、但他不能放棄自己那個形象、那個人形，就得背叛，未得連那個人形也保不住、剝落、碎裂下來。據說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袖阿拉法在每一封信，公函或私人信件中，下款永遠寫著：「Victory or Death」，言志是何等危險的一件事，因為語言突然加入參與了其中，人就得承擔它召喚的一切、它的記憶、它的惡靈。Victory or Death 就是戰勝不了你就得去死，你的光榮在於去死的意思；要是不能戰勝又怯於去死怎辦？做過活死人、並把革命變成死亡美學的極致，背叛者的光榮是要以背叛延續革命的可能性。
由是，台北染紅，加德滿都毛派與政黨討價還價，我城就工人尊嚴討價還價。鬥爭從來不是「最後的鬥爭」，那個「人民」終將得勝，但不是今天、明天、明年。生活不能意外，「為了明天」的明天，明天也就得準時起來，作一切裹腹存活的妥當準備，走肉行屍，把這個吃下去、把這個丟掉，用光的要買回來，電話千萬不能不接、電郵千萬不可不看，因為「人民」不能没有我。
10 Oct, 06
上週六 (9/9)，約三十位朋友來到獨立媒體於灣仔富德樓的會址，躋著參加「出版政治經濟學」的沙龍聚會。於嶺南文化研究系任教的葉蔭聰首先分享了「獨立出版」刋物在本土歷史上的一些概況。
葉蔭聰主要提到，「獨立出版」在本港是比較晚近才有的分法。故然6、70年代及更早以前，香港已有不少自資或小規模出版，這些出版物一般均較具政治性、立場鮮明，然而未必自覺「獨立」，操作亦與傳統出版沒有很大分別，例如「中國學生周報」，它是好一輩熱愛文藝的青年讀者的園地，但也有它親國民黨的背景。「獨立」意識之末被尖銳化呈現，亦可能和當時的「商業出版」規模與形式有關。葉指出，在80年代以前，即便是主流報章，規模與業務涵蓋與今日所謂「媒體企業」差別很大，早期「明報」、「星島日報」等格式甚至部份內容亦與「小報」不遠，因此自資、小規模出版的生存空間也相對比較充裕，所謂「獨立」出版相對於「商業出版」的分野，對抗的意義並不尖銳。
80年代起，上述的分野就顯得較前巨大。報業和出版業不少已為擁龐大資金、資源的企業所收購、汲納，成為某種「媒體機器」的肢體，以流水作業的精密分工運作，獨立出版人因此比以前變得更有意識地嘗試「另外的」出版可能，不論在內容、形式、設計、美學、發行等各種操作範疇上，拓展一種「不受企業式經營所左右」的獨立出版方向與精神。筆者亦相信，80年代以後公民參與社會的意識提高、資訊科技與其它藝術、文書工具的普及亦促進了更多獨立出版物現世，特別在過渡期間，許多香港人的焦慮、想法，都有藉此種獨立出版以文藝作品或社會記錄等方式呈現出來。
梁文道一身墨黑趕來，水也沒喝過就坐著在聽葉蔭聰的闡述，承接葉的話題，梁指大資本媒體企業近年已經連最嚴肅的學術出品、以至好一些抱左翼思想傳統的出版社也收購、滲透了，「Routledge」、「麥美倫」以及不少著名大學出版社等，均為收購對象。他亦擔憂對「市場壟斷」的限制愈益寬鬆所帶來的深遠影響，以美國為例，政府對商業「縱向壟斷」與收購行為的管制放寬，意味著大企業可以壟斷一個行業的各級工序使成為一支一體化的生產線，儼如昔日荷理活電影片場制度，「一條龍」包攬創作、製作、發行院線、週邊商品等等各環節的生意。就出版而言，一個出版社雖未必要全盤放棄自己的出版宗旨和編輯方針，但面對一個被資本整合主導的零售市場與發行網絡，以及此種生產線式運作的行業生態，出版不再是一個能夠獨自生存的行業 ，而是巨型企業的媒體生產線上的一個的策略部件，資金資源的使用和管理之愈趨效率化，一個出版社或出版人，在其編輯、製作上就要顧慮更為複雜、利益既衝突又互涉的「市場因素」。
「獨立出版」的意思因此不應僅限為自資、小規模、游擊或持某一特定政治立場而言。梁更提出，在「媒體企業」支配的生態裡，不同理念、不同專擅的出版社和出版人應更為自覺地連結成「聯合陣線」，壯大聲音，更應在各種操作、技術條件上分享資源，彼此支援 。梁慨歎不少優良、充滿理想的出版人與作者，其出版正正在這些物質性、管理上的環節上企劃不週，令作品「沒法上架」，未能受到應有的關注，與讀者緣慳一面而慘敗收場。
當日在坐不少從事編輯、發行的朋友很認同梁的說法，亦提到香港其實一直不乏理想的出版社，內容陳義、成書製作均嚴謹的書種委實不少，可是這些規模較小的出版社接連被森林律則淘汰、或只能久延殘喘。梁文道接續「聯合陣線」的提法，具體補充道「企劃」的重要性，指出這與獨立出版人的「心理準備」悠關。他觀察到香港的獨立出版，計劃常有不週，尤其在行銷、建構輿論和延續出版叢書等具體策劃和資源分配上，嫌未夠充份，常有葷花一現的景況。梁認為這與出版前期缺乏前瞻式考量不無關係，尤其投入在成書前與成書後的資源分配傾斜，突出了一些「文人」對營運操作條件之分析不足。梁更直言現下的行業生態中，一個出版社不能夠一年只出版十幾種書而能維持下去，它必須要一年到晚不停有新出版，拓濶自己的市場層面之餘，確立自己在店架上的位置和「視覺效果」，書脊的系列設計就是此中一環，以計算精確的暢銷書收入補貼營運週轉，並資助其它較冷門的書種出版。既然出版業的諸種怪象無人能夠獨力扳回，在這個意義下，「聯合陣線」起碼就是集結議價能力、集結書量 的一種非常可行的對策。
有與會朋友問道，美國的嚴肅出版社亦成為了「媒體機器」的「另類市場」旁枝，激進的思想也變成消費品，這對梁有份創立的「上書局」意義何在呢？梁構思著一個「版塊移動說」：假若嚴肅的書藉可以由市場計算精細的暢銷書資助，在接觸面更廣的情況下給一拼引進書市，只是有益無害；梁亦提到，雖然「上書局」有熱心人的資金投資，它到底和上述企業式經營存有很大分野，這就是他理解的、比較廣義而言的「獨立出版」，而當各種形式、各種理念的獨立出版集結，並乘效率化的企劃提昇市場佔有率和能見度的話，它就會成為一個不能夠再忽視的存在，情形就像他最近在一份講飲講食的暢銷雜誌上撰文講及厭食症的問題一樣，梁認為這遠比自己印一份講述厭食症的傳單派給這個雜誌的讀者有力得多，這種位置亦較適合自己。在這個意義下，梁認為這個獨立的批判聲音，能夠在「市場」上站穩位置，催生地殼運動。
見 21/09/2006 成報「筆鋒」版「座談紀事」另見獨立媒體網 (附錄音紀錄供下載收聽)
22 Sep,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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