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間》再版序:有人每天依時吞服藥片

The medical model of mental illness has facilitated the move towards greater restriction by cloaking it under the mantle of treatment. This process of medicalisation of deviant behaviour conceals complex political issues about the tolerance of diversity, the control of disruptive behaviour and the management of dependency. It enables a society that professes liberal values and individualism to impose and re-inforce conformity. It disguises the economics of a system in which human labour is valued only for the profit it can generate, marginalising all those who are not fit or not willing to be so exploited.

– Joanna Moncrieff [1]

《房間》在2008 年由Kubrick 與廿九幾共同出版,距今已經九年,書中提到的人和事以至香港的社會狀況,都有了顯著變化,但我仍然無法看清發生在書中那個「我」身上的災變,彷彿還沒有足夠距離看清它的全景。

今天我依然疑惑,假如二十年前在殖民地大學保健診所執業的那個白人醫生,沒有給我「中度抑鬱」的診斷與一顆當時非常流行的「抗抑鬱藥」Prozac,後來的一切會如此發生嗎?「我」會否在其後的人生處境中,有不同的遭遇和選擇?

後來我知道,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並不是獨例。據2015年的數字,「醫管局正為逾21萬名病人提供精神科專科服務。」[2] 21 萬人,足可爆滿五個政府大球場,或包圍政府總部幾多圈?為何未有生成自足的支援網絡,成為自主的群體?香港的「精神病患」從未連結成一集體力量,更遑論與其他受壓迫群體連結,這是病人權益組織、社運與「左翼」活動家應該好好反省的問題。

社會保障制度落後、遵行資本主義叢林法則的香港社會,要將21 萬人放逐於人群、院舍或不同的家庭悲劇與個人地獄裡,使其殘障自困,以昭示那套扭曲人性的社會政治經濟秩序方為「正常」。自命正常,對施加於「精神病患」與其他「不正常者」、「失能者」的種種不公平待遇,緘默不反對的人,就是我們。我們擁護資本主義的支配秩序,我們就是這個叢林社會。

但「精神病患」是各有其傷害史與生活艱難的個體,也就是我們身邊的親人朋友愛侶與鄰人,不是統計數字的零頭,更加不是某些評論者侃侃而談的「文化隱喻」。我必須強調,「精神病患」是醫藥業與精神科診療的受害者。全球精神科葯品市場的市值每年超過700億美元,[3]專利藥物的豐厚潛在利潤,誘使跨國藥廠以無所不用其極的合法/不法手段促銷,以期增加服藥人口,拓展市場。當「精神病」與「情緒病」的診斷定義變得愈來愈寬鬆,精神科醫生猶如毒品拆家一樣,每天從早到晚不停處方危險藥物予正處於各種人生困境中的求診者。

被診斷為「精神病患」,在沒有充份資訊之情況下被處方予各種藥效未明、「副作用」與後遺症嚴重的危險藥物,導致長期藥物依賴,健康每況愈下,又因病稱的污名而遭遇各種歧視、二度創傷與人生波折,我認為這是沒有人「應得」的痛苦。同樣道理,現行法例容許的電擊(ECT)、強制羈留、強制餵食、綑綁、強行注射鎮靜劑等等無視人權的「治療」與「病房管理」手段,更是沒有人「該受」的折磨。我還沒有提及,「精神病患」經常遇到醫護人員、社工、家人與照顧者的精神虐待、性侵犯、侮辱與輕蔑。

當一個飽受生活壓力而精神與情緒狀況出現異常的人被診斷為「精神分裂」、「躁鬱症」、「思覺失調」、「焦慮症」或「過度活躍症」等病稱,其後加諸此人身上的各種暴力與不公對待,無論是強制羈留、監視生活,限制其社會參與,或差別對待其就業/教育/文化權利與需要,或以照顧之名剝奪其生活自主權,全都因為其患有「精神病」而合理化。所以我反對精神科「醫藥模式」的所謂「診斷」本身。判病與診療是一權力過程。精神科診療的本質為社會控制。我反對普遍存在於醫生、護理人員、社工、福利事務官僚與「病人」之間的權力不平等!

我深信,任何人的「精神疾病」必然與其生存的社會處境和遭遇悠關。精神科醫生和藥廠宣傳卻不停重覆說,此人有病,必須吃最新款的專利藥品,將複雜的社會因素造成的人生危機「個人化」、「病理化」、「醫療化」 。但精神科的「腦內生化平衡」論無法解釋,為甚麼在香港,女人患上「精神病」及「情緒病」的比例會比男人多四份一?[4] 貧窮兒童的精神殘障比例竟高達八成?[5]「腦內生化平衡」亦無法解釋,為甚麼在英國,黑人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的比率會多白人五倍?[6] 難道女人、窮家兒女與黑人的腦部,比男人、富家子弟與白人更容易出問題?這實在與納粹的意識形態無異。

抑鬱、焦慮、恐慌、絕望、甚至自毀尋死的念頭,是生活在高壓的現代生活處境中,每一個血肉之軀有感情的人都可能會經歷的狀態,也是很多人因為經歷創傷或人生危機,諸如喪親、事業失敗、前途迷茫、失戀、被迫遷、遭遇欺凌、暴力、性侵犯、家庭失和等等處境中的自然情緒反應!但因為每個人的際遇、社會條件、思考資源與實質支援等等的弱勢或差異,自會有不同的表達/壓抑的方式,但歸根到底,精神困擾及至於思想與舉止「失常」,乃肇因於真切的感情需要與生活需要,長期得不到理解與照顧,生活困境得不到適切援助,無法解決。把處於人生危機中的異常情緒反應和行為,說是一種需要看精神科醫生、吃精神科藥物才能「治療」或「控制」的「精神疾病」,並不會為這些血肉之軀的人生創造復元的條件!相反,因為「精神疾病」的標籤與社會歧視,又因為精神科藥物的各種副作用、後遺症與藥物依賴問題,卻令到這些人兒想要重掌生活、投入社會的路,越岔越遠!

我們對待抑鬱、焦慮、恐慌、絕望甚至想尋死,甚至行為「失常」的人們,都應該肯定他們的感受和需要,應該陪伴他們(及他們的親人與照顧者),讓人生問題在人生中解決,一個人精神失常,想死,以至殘害自己甚或危害他人,是因為他們孤單過著不想要的生活而絕望無助,我們要幫助他們由不想要的非人生活走出,走到他們想要的生活,而不是把他們判病、關進醫院,「治療」變成二度傷害,合理化壓迫他們的病態社會和叢林秩序。

我們必須重新認識一個事實:將「精神病」塑造為個人病理問題,其實是一種無視社會情境與分配正義的去政治化維穩論述。

我相信發生在許多「精神病患」身上的災難,原本可以避免。我們需要的是一個人與人之間能寬容共存,不以兢爭、考核來區別人,不以經濟價值或生產力為絕對價值,不同能力的人都能以適合自己的方式,平等參與的社會,只有在這樣的社會中,「精神疾病」才會得到真正的治癒。這個社會顯然還未出現,因為我們就是這個社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

1) “Psychiatric Imperialism: The Medicalisation of Modern Living.” Soundings . Issue 6. Summer 1997. p.63-72.
2) 2015年11月11日立法會新聞公佈,見:http://www.info. gov.hk/gia/general/201511/11/P201511110682.htm
3) ”Drugs for Treating Mental Disorders: Technologies and Global Markets.” BBC Research. Feb, 2014.見:http://www.bccresearch.com /market-research/pharmaceuticals/mental-disorder-drugs-phm074b.html
4)據政府統計處數字,於2013年,屬於「精神病/情緒病」殘疾類別的女性人口為91,500人,男性為55,800人。見:http://www.censtatd.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1149/T07_15.xls
5)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3年香港殘疾人士貧窮情況報告》,頁19。見:http://www.povertyrelief.gov.hk/sim/pdf/Hong_Kong_Poverty_Situation_Report_on_Disability_2013(C).pdf
6) Shon Faye. “We Need to Talk about How Mental Health is Political.” Novara Media. 16 August, 2016.見:http://novaramedia.com/2016/08/16/we-need-to-talk-about-how-mental-health-is-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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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則留言 10 Jan, 17

沒有人要寫信給精神病患

我還要把這個故事説下去,在偷來的時間一筆一筆寫下去,喋喋不休、幾近嘮叨而沒人聽見。它不是小説,不能算是筆記, 像女子死後被人打開的沒寄的信。

我冀願有被「確診」或「誤診」為抑鬱症、躁鬱症、焦慮症、 驚恐症、邊緣人格丶精神分裂等等名稱的人,言説這種經驗, 那無以名狀的,到底是怎樣的真實、構成怎樣的一種生活。

可不是要參加甚麼輔導支援組,每隔週回來哭笑不得。後來,就把藥廠和醫科生要你相信的事情,像輔導者和康復仲介那樣,把那一套視生活如同企劃的學問,當成儼如己出。甚至,把那套曲折湘洞的言辭,視作楷模,強加諸身邊的親人朋友。

沒有康復這回事呢!你聽過「感冒康復者」沒有?你聽過「腸炎康復者」沒有?感冒丶腸炎好返,還有人會叫自己做「感冒康復者」、「腸炎康復者」嗎?那麼,病不僅是病,它是社會性的一種生存狀況,或者和愛滋病、乙肝、肺結核相似⋯⋯ 他不僅是病者,而且是「帶病者」、隨時病發或復發;可是,「精神病患」不會傳染,基因遺傳之説亦始終未有確據,但他必須被個別處理,必須分流、隔離、監察,他讓人忌諱、恨惡不欲談及,他藏身人羣之中,是一顆「計時炸彈」。

但精神病患,是醫療藥業的受害人。

讓我們説説長期喫藥、打皮下注射、頻密或無序的覆診、給關進醫院、長久自我質疑、自我歧視,因著「治療」而致的種種身體狀況與變異、因藥物和此種生活而被切斷了的情感聯通, 是怎樣在不流血、日復日的境遇中,把我們的人生區隔成斷裂 的碎塊,無法拼成半條人命、外表完好無缺。

讓我們説説,對人的恐懼猜疑、對那個光潔有序的世界的質疑。因為我心無序、七零八落。

那麼,在還可以説下去的時候,要説下去,那不僅因為不忿──譬如有人在街上被劫、被打、給人非禮,他/她定會極力反抗、大叫「救命呀!救命呀!」或者反撲:「有無搞錯!?光天化日,當街、當眾咁猖狂⋯⋯」因為不忿、因為痛恨其不義。

更何況是被剝奪的人生?我,我們,何以守持一種忌諱?何以避嫌?何以無法直面那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災難?

是因為怪罪妳、卻説是理解同情的,是妳底親人愛侶?是因為向妳下藥毒害的,是專業專權?當他們跟妳説,妳應該⋯⋯妳不該⋯⋯妳為何要⋯⋯妳為何不⋯⋯,或者好言勸説,妳這樣是自限一隅、這樣是怯懦⋯⋯妳無以答辯,那個或輕或重的關顧與垂注,都對、都不對。別人向妳投予那種「包容」、那份「關心」,常常又是那麼武斷,容易把妳的一切思緒、一切艱難,一筆劃去。然後妳又會掉轉頭問,是我偏執嗎?是我不接受自己有「病」?

*

起初,妳以為即使難過,幾個月、一、兩年下來就會好了。心懐冀願,時光和人生可以用努力追回──並且人兒總是在某種不得已的人生卡口給斷定為「精神病患」──然後卻是三年、五年、十年或更長的光景。停學,失業,進出醫院,或得寄宿於「中途宿舍」,與親人愛侶生成隔閡,無法穩續的活出一個身份⋯⋯跌宕不能尋回,只能從憶述中賦予某種意義,但那個「人生故事」、那個「意義」連自己也説服不了自己;而且,同時在忘記,藥物令人渙散、令人忘記──

還清楚記得,一位幾乎毎晚來醫院探病的太太,她告訴我,老公接受了好多次「電擊治療」以後,時常會認不出她是誰,「⋯⋯佢連我係邊個都唔認得喇」。短暫的失憶據説是電擊治療的「副作用」,當然,情緒失控、意識混亂、認知能力衰退也只是「副作用」(1)但他的情緒非常穩定,證明治療有效,因為除了「有餅食就開心」他幾乎沒有了情緒。我與這位先生朝晚共處一個病房有好幾個星期,他看來不只是沒有情緒波動與起伏,而更像是沒有了情緒、喪失了情緒,或者已經離開自己的情緒,很遠很遠的一種抽離。他整天手放在背後,弓著背在狹促的病房來回踱著細慢的步,腳下的拖鞋沙沙躂在地板 上,穩定而沒有發展,只有沉默與禮貌,就是stasis,像光滑的冰球在光滑的冰面上滑行,如果不是空氣有阻力,它可以一直以同一個速度滑行到永遠。

你説啊,「電擊治療」,不是Jack Nicolson演那齣極大爭議的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2)、或Angelina Jolie那齣Girls Interrupted(3)裡煽情描述的「冷戰時代」才有的野蠻暴行麼?但它在我城、本港最先進的醫院裡還在做著,至今未息,而且我們已經沒有那種英雄和反英雄。它的「先進」,僅在於病人每次都要全身麻醉,注射肌肉鬆弛劑、插上呼吸機,四肢和頭顱被護墊繃帶縛著,免除了肉體痛苦和傷痕,去「電腦」。不錯就是用一個脈沖波型的電流直接電擊人腦(4)一星期兩次,至廿多次才算一個「療程」,所有讀數和觀察皆會紀錄在案,讓主診醫生和他們的學生,也就是我們讀中學時的那些理科班同學,跟進評估。它之所以是「文明」,更在於病人每每是在處方藥物的影響下,溫吞呆頓,未有家人或其他「第三方」人士陪同,受游説自願簽字接受治療,被告知醫療程序可能引致的後果和風險,與人無尤。法律以人身安全為由剝奪妳的人身自由,法律同時視妳能夠在此種情況下,就治療方案作出自決判斷。

而且我們又不是電影明星,演完這個角色可以演別個。

病人的家屬,無名無姓、無錢無權,更沒有作出「合理判斷」所需的專科知識。聞訊趕到的父母家人,或是驚惶的愛侶,只許「同意」把親人送進醫院,就是説,醫生只要填兩個表格撥幾通電話,就可以要求區域法院裁判官頒令,為「病人本身的健康或安全,或是為保護他人著想」,授權強制這名「患有精神紊亂,而其精神紊亂的性質或程度,足以構成理由將他羈留」的病人,作羈留觀察。(5)

隨後的一切,都是基於病人的利益,而且必須。

*

在還可以説下去的時候,我要説下去,但那不僅是因為不忿、不義,而是在長久的病患經歷中,漸從旁的一種角度看到發生在吾人身上的災難,可不能禁著驚嘆、不能禁著可怖。城市的秩序生活,是由人的生命、血肉作價。然後,因為這個認知,對「經驗」與「真實」、城市生活運行的種種前提,不能不懷疑起來,在懷疑而沒法證實的那場「人生」中流放。

災難,如Blanchot所言:The disaster: not thought gone mad; not even, perhaps, thought considered as the steady bearer of its madness. (6)在於恆常。

世上沒有多少動物和人類一樣,有自毀的行為、有自殺的念頭;動物界有爭地盤打架,有把性對手咬甩頭、有把子女吃掉,也有甘冒死傷而為了繁殖,可沒有「進化」到為了摧毀自己而自我摧毀這回事。好端端一個人想到要死、想到有人設計迫害,中間她經歷了甚麼?和要死的想法面面相覷,最後付諸實行,成了或不遂,是一種甚麼經驗?那是多大的絕望、孤獨?與死亡的意識、死的渴望與恐怖共存、與病萎肉身同處?每天必須要先擺脱死、才能想到活⋯⋯我曾經自殺過,在「深切治療部」從昏迷中醒來,除了肛門、尿道,全身插著管子不能動彈,口無比的乾渴、喉嚨塞著喉管難咽。半夜,在那個放滿儀器的冷氣房,只聽見鄰床的老伯沙啞在喊:「姑娘,俾我死咗佢啦,好痛呀⋯⋯姑娘!姑娘!」

但我現下説的沒這麼「形而上」,讓我只説「形而下」的唯物世界,我的服藥生活,它是那麼那麼細瑣,可是細瑣的環節一旦不能扣上,相連著的均要塌毀,藥物作用與「我」已是密不可分:

一天喫四次藥,每次相隔至少四句鐘,飽肚服。早晚吃的是西藥、中間的是中藥。吃西藥是要「穩定病清」,吃中藥則是為了「調理」吃西藥吃壞了的身體。每月老遠到上環見「經絡治療」師,舟車搖撼疲累,也是為了舒解身體裡的「毒」、祛除積壓全身的濕氣寒氣。

每兩、三個月又見精神科敎授,自從1997年入院掛單,三年又三年的緩刑犯似地,聽候他每次於三數分鐘面談中得出的判斷發辦,而我總試探著,讓我減兩、三毫克Paroxetine可以嗎?甲狀腺素補充劑可以停服嗎?長久爭持,是因為「以藥制藥」之無效,康復與進展的了無限期──

Prozac不管用,由「抑鬱症」演變成「躁鬱症」的元兇不是甚麼「潛伏病症」,而是抗抑鬱藥的使用不當、監察不慎。然後,為了控制「狂躁」的癥狀,又得下大劑量的鋰劑,與Serzone(7)同服;到「抑鬱」的癥狀回來了就再以T3 (8)抬高因為吃鋰劑而功能失調的甲狀腺素分泌⋯⋯到Serzone在歐美多處吃死了好多人而全面停產,就改吃「療效」一樣未明的Seroxat (9)、再加鎮靜劑Cipiram好了;T3吃得久了又出現另一堆內科症狀⋯⋯這就是我的「病歷」。

一早,我的性慾消失了,滿身病痛不適,每次請求逐步減省藥量,宅心仁厚的精神科敎授總是説,「再看幾個月吧。」好多好多個「幾個月」、好多次反覆下來,血液化驗報告呈視各種因藥物引起的身體機能異常,明明是腦下垂體激素分泌失調,甲狀腺功能衰退,明明是每天撒透明無嗅的尿(10)、明明是鋰劑服後12小時的血溶量不必達1.0 mmol Li+/litre的濃度,介乎 0.6至1.2之間、只要不至中毒水平都可以⋯⋯藥方和劑量左改右調,已是快有十二年。康復與進展始終無了期懸置。

*

長期而持續,沒好轉過,只有一種病況換成另一種病況。

每天疴爛屎、吡列吡哩很多水、很多氣那種,糟的時候一天幾次,是「胃寒」;身體要每天處理各種化合藥物,時常疲倦、口渴,愈喝水人就愈渙散;腰背總在痛,走路如搬動自己向前,沒走多遠就暈昏著,還有這個長久的「肝鬱」,晚上心緒不寧是因為甚麼呢⋯⋯肝,不正是消解身體毒素的一個器官麼?

假如,抗抑鬱藥是讓部份神經導體的蛋白結構改變過來,真的讓腦前葉的血清素回收減慢,達到「抗抑鬱」的效果,(11)此等藥物中介了的整個新陳代謝,卻愈令我的身體狀況日差。我能微笑著去舟車勞動、乘夜找樂麼?我能時刻微笑著去應對別人的要求嗎?我不能,那麼請嘗試理解,我不能,而非不欲。我不能裝可愛、我不能裝幹勁熱切,我想做到我不能做到的事情,但裝不了,總是好快穿煲露餡,令人失望、氣結──

Psycho-somatic不是,Bio-chemistry的介入不成、反成了像個癮君子,除了毒品只知道毒品。藥物的而且確在我身體裡作用,而且作用巨大,正好就是「藥效」之猛烈的反證:每次減丁點藥量,幾個毫克只是一顆藥片用刀片削去的一小角,斷癮症狀(Withdrawal Symptoms) (12)不到幾天就會猛襲,怕聲音怕得要命,樓上開水喉也聽見侵擾,焦慮不安交錯接續而萌生妄念,害怕出門,形容慚穢的心情,半夜總睡不著明兒又沒精打釆,這麼又得折騰三數個月才能適應平復下來。我變得極端情緒化,明明出了門又想著折返,一輪推理才打消了的決定,原點突然來到面前。我的精神渙散總是樣樣事情都不對,整天想哭沒半滴眼淚,日程都沒跟上,人家問這個那個,老半天才想起一句沒一句答話,突然就想到,死了算吧,又自我安慰著、無奈不知哪時了斷。並且,得把內裡歷著的一切,藏好。

我説呀,如果你是老闆,你會聘請這麼麻煩、又多多事實的員工嗎?如果你是家人父母,你不覺得真是前世造的孽、今生償還的累債嗎?如果妳是戀人,妳又準備付出多少,愛?

不錯,好的時候的確是好端端的,連精神科敎授也非常懂得「收割」別人努力的成果,「你不是一直吃藥,幾年來也沒有重大的病發麼?上次那小病發就是藥物的Buffer作用⋯⋯」此言論證邏輯謬誤不提,我為服藥的病患生活所作的一切努力和調整,如此給他一筆消費掉⋯⋯好的時候的確是好端端的,滿有志氣的時刻也有,只是一年下來,可能只得三幾個月如此。愛情啊,就請多等我三幾個月吧!讓躁鬱的循環過了,我就會頂著鼓脹的肚子、沒有性欲、工作丟了的身體,忍著腰痛又懼怕回家的路程,雙目發黑,來看妳。妳給我一個輕薄微笑,妳禮貌問好,我就心滿意足,也不懂得如何繼續下去。

天氣一轉丶藥量微調,或身體忽然出了毛病的關節眼?我只能沒精打采的來到面前,心不在焉的敷衍著一切似地。表情僵硬的,有另一個自己看待著自己,我知道別人投訴的一切,我聽見,卻沒能正確反應;確切一點説,是對別人要求「出席」的 那個誰,非常冷漠,情緒和傳意的通路切斷了。

*

時間是甚麼呢?忘記,讓時間停駐、反覆載滿的感傷又把時間擠溢度外⋯⋯人家都説:「你還後生呀!」一個病壞的青年,因此只能相信眼波的流動、共處一室寂然而了無動靜。我獨是覺得自己老了,在街上看到乞兒流浪漢、殘障者和孤獨在過馬路的公公婆婆,吱喳亂跳的小女孩,就立時心軟。他們成了我底存在的詰問,我無以答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有關「電擊治療」對病者認知能力的長期損害,及主流醫學界對此種損害的確認與「康復」方案,可參考:Sackeim, HA et al. “The Cognitive Effects of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in Community Settings.”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32(1), 2007: 244-254. 及,Mangaoang, MA & Lacey, JV. “Cognitive Rehabilitation: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of Persistent Memory Impairments Following ECT.” Advances in Psychiatry 13, 2007: 90-100.

2. 1975年上映,由Milos Forman執導,改編自Ken Kesey同名小説。作者於加州門洛帕克戰爭元老醫院(Menlo Park Veterans Hospital)工作期間,曾以志願者身份,參加中央情報局屬下「Technical Services Division」資助的一項名為「Project MKULTRA」的「思想控制」 (Mind Control)研究,期間服用過多種藥物作人體實驗。該等研究之目的,是掌握以藥物控制手段,進行催眠、偵訊、拷問等情報工作的技術;實驗藥物包括LSD、海洛英、大麻、Mecaline、Tamazepam、Sodium Thiopental等。

3. 1999年上映,James Mangold執導,改編自Susanna Kaysen的同名回憶錄,講述1967年作者於十八芳齡仰藥自殺不遂,被診斷為「邊緣人格障礙」(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於麻薩諸塞州Belmont的私立 McLean醫院住院期間的經歷。撰寫此書期間,得由律師協助方可取回自己的病歷紀錄。

4. 除少數國家如斯洛文尼亞已禁用此法,大部份歐美洲國家或地區,依然有採用「電擊治療」 ,在實質操作上的各項參數(如電流量、電擊時間、病人每次麻醉中可接受的電擊次數多寡等)至今未有國際認可的指引和評量準則。

此外,大部份採用此法的國家或地區,包括香港,並未有相關法例規管,公立或私人執業的院方採取此法亦無須向醫療當局呈報數字,故此接受電擊治療的人數和人次難以準確統計。然而,據Hermann R, Dorwart R, Hoover C, Brody J (1995)的一項調查,在1980年代後期,美國每年至少有10萬人接受電擊治療。Pippard, J & Ellam, L(1981)另一項類似研究指出,單在1980年,英國有至少5萬人曾接受電擊治療。

到目前為止,世界衛生組織(WHO)亦僅就未使用麻醉與肌肉鬆馳劑的電擊治療(unmodified ECT)作出禁用呼顳。印度、日本、尼日利亞等地仍有採取此種未經改良的電擊治療。

5. 詳見《1997年精神健康(修訂)條例》第136章31條。就「精神紊亂」丶「自願入院」丶「公職人員」等字眼的釋義,見第136章2條。

6. Maurice Blanchot. The Writings of the Disaster (L’Ecriture du désastre). Trans. Ann Smock. Lincoln &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1995. pp3.

7. 即Nefazodone Hydrochloride。美國藥廠Bristol-Myers Squibb(BMS)出品,1997年通過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FDA)檢查。此藥物不屬 SSRI或三環索、四環素類藥物,藥理與Trazodone接近,其主要作用為阻擋突觸後膜(Post Synaptic)的血清素5-HT 2A受體之正常工作,被視為有「抗抑鬱」效用。有研究指服用此藥的美國病人,患上致命或須要進行移植手術的肝衰竭之機會率,比一般人高至少4倍。BMS於2003年已陸續停止供應此藥,至2004年6月全面停止供予美國代理商,正式撤出美國市場。該藥一般處方予抑鬱症患者,惟對未有顯著病癥的病者(Remitted Patients)而言,服用此藥的「長期」療效(多於52星期以上),並未有臨床實證。

有關Serzone與肝衰竭的關係,及檢索其他藥品的藥劑資料,可參考藥品資源網「RxList」:http://www.rxlist.com

8. T3(Triiodothyronine),三碘甲狀腺原氨酸,甲狀腺賀爾蒙一種。品名稱為「Cytomel」的Liothyronine為人工研製的替代品。

9. Paroxetine Hydrochloride。葛蘭素史克(GlasoSmithKline, GSK)出品,台灣譯作「克憂果」。另見:註#12

10. Nephrogenic Diabetes Insipidus又稱「尿崩症」,與一般所指的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有別。長期服用鋰劑導致腎臟無法正常接收丘腦下部(Hypothalamus)分泌的一種抗利尿賀爾蒙(Antidiuretic Hormone, ADH or Vasopressin),令腎臟內直接受此種賀爾蒙影響的集合管滲透率偏低,因而無法正常進行水份再吸收的工作,大量排尿導致人體內的電解質失衡,亦引致血壓偏低。

11. 用以「治療」抑鬱症、專注力缺乏過度活躍症(ADHD)等的SSRI 類藥物,除了直接導致神經突觸後膜的血清素受體5-HT 2A數目減少,達致所謂「選擇性」抑制血清素的回收外,更對腦部的生化平衡起著其他各種作用,直接受此類藥物影響的,至少包括多巴胺(Dopamine)及 Norepinephrine等多種單胺神經導體與荷爾蒙的水平,而且此類藥物的實質操作詳細(mechanism of action)至今不詳。對於腦部生化平衡或神經導體的實際作用條件,精神科執業亦沒有此類檢查可言。

12. 諸如「Withdrawl」 (斷癮)、「Suicidality」 (自殺傾向)等字眼的使用,是藥廠與藥檢當局爭持的關鍵。藥廠在一個藥品投產上市之前的前期臨床測試與藥檢程序等各個環節,需要呈交大量研究資料與文案以支持產品的安全性及效用。以2000及2002年,Nguyen & Farber與Lacuzong v. Davidson等先後控告SmithKline Beecham的索償訴訟為例,專家證人於法庭頒令核查的GlasoSmithKline業務人員與美國食物及藥品管理局(FDA)的來往通訊及文件中,發現藥廠提供予藥檢當局及負責進行臨床測試的醫護人員的資料,包括服用、及停用Seroxat(美稱該藥為Paxil)引起的不良作用、兒童及青少年服用風險等方面皆有作出扭曲與隱瞞,而且提交不實的測試結果,要求豁免更改藥物的標籤與警告説明。

原刊《房間》 (郭詩詠篇,香港:Kubrick/ 廿九几, 2009)頁14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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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則留言 13 Aug, 16

現世的外面

1968 年法國學運期間,激進學生與作家布朗修(M. Blanchot)及Dionys Mascolo 等人以「學生─作家行動委員會」名義出版實驗刊物《委員會》(Comité),其中一篇〈沒有承繼者的共產主義〉(*) 討論到「愛國主義」的問題;它提醒讀者,愛國主義、沙文主義及民族主義為號召的運動,本質無從區別,而愛國主義種種「唯我獨尊」的霸道表現,乃源於對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情感肯定。

這篇由布朗修執筆的文章認為,藉由價值觀與情感,要求人們根植於某一時代、某一歷史或某一語言的任何要求,本身就是異化,將人的個別特質(譬如說他是法國人,流著法蘭西血統云云)看作優越,使其滿足於個人生活的囚牢中,最終令人以這種異化為榜樣,甚至強制他人認同!

文章要批判的,不是政府或保守右派的愛國論調,而是當時一些「進步分子」,它重申馬克思的論述:只有當人們「願意離開自己」、離開使其閉守於「內在」的一切──離開宗教,離開家庭,離開國家,異化才有可能結束。只有此種呼喚「外面」的運動,足以反抗各種形式的愛國主義;而「外面」所指,既非另一個世界,亦非一隱藏的世界,卻是當下處身的現世「外面」。文章認為愛國主義是一極強大的整合力量,藉著情感思想、政治運動與日常生活實踐,讓不同的人群、工作與階級調和妥協,以避免階級鬥爭於國內出現,把國家特殊論升格為普遍存在,並以特殊性為名,實行統一,又製造「必須的分化」。當國際共產主義只能「策略性」協助國家群體,怯於「外國人政黨涉政」的指控,遂失去列寧所稱之「靈魂」。所有類似「革命家園」、「社會主義祖國」的說法,即使僅僅作為比喻,亦難免讓人萌起建立某處家園的渴望,令人們臣服於「父權、父權的法律及父權的祝福」。如此,黨(parti)變成與(父權的)祖國(patrie)同義。當社會主義者滿胸熱情的說「黨就是我們的家庭,為了這個家庭得犧牲一切,由社會主義開始」,卻容易陷落悲劇英雄主義,視死亡高於生活,因為「祖國」代表的正正就是死亡,正正就是由死人的價值永遠延續的虛假生命!對68 學運的激進學生與作家而言,抱持「國家」或「民族」價值觀的共產主義,極其量只是「舒適的共產主義」,因為「共產主義排拒任何既有體制的群體,亦拒絕成為任何既有體制的群體。在任何意義上,無產階級,就是除了貧窮拮据、不滿與匱乏,再沒有任何共通點的群體。」

*見:Maurice Blanchot. Political Writings, 1953-1993. Trans. Zakir Paul.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2. p.92-92
原刊《明報》世紀版「散景與叠影」,03/1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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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04 Nov, 14

書抄 #17

今日我們都接受文學早已衰頹、文學市場也欲振乏力的說法,在上世紀末的出版大崩壞後,成為家樂福式文學賣場中的潛觀點:純文學已死,唯剩下暢銷小說的不斷重製。可是,純粹的文學生產不曾存在,以為文學可以與現實脫勾,本身就是一種自欺欺人;同樣道理,與其哀嘆文學園地的陸續消失,不如去逼視,它們如今怎麼存活。

文學雜誌的最大營收已不是來自訂戶,也不是廣告購買或工商服務,而是標案,例如那些官方委員會與縣市文化局底下的文學獎,有些我們可以更坦白的說,那些徵文比賽。而副刊,從無人意識那是二十一世紀文學勞動的持續剝削,相較於新聞版位的外電圖文必得採國際通則計費,而翻到最後一落,副刊文字的稿酬極其低廉。對於自由撰稿人或攝影師而言,這種微薄代表自由一職,幾乎不可能存在於這座島嶼。

數十年不變的稿酬,實際上倒退的薪資(且大部分編輯臺工作都可以外包),媒體惰於內容生產的再投資,而掌握數以億計營運成本的經營者,卻一如往昔告訴創作者:請共體時艱。文學內容本身亦無所謂純粹,歷史地看,那只是威權時代保存創作自主的修辭;甚至我們可以問,所謂的文學,為何不能是在這時代仍保留批判的批評時論上,或為何不能是在文學媒體以外,所有可能的當代書寫上。

扣除萎靡的文學出版與文學媒體,當代的文學與藝術,靠各種形式的出版補助與官方包案苟且存活,被矇騙了的藝文人士抗議大案的預算是否公義,而忽略,如今文學與藝術之於現實,比過往任何政權壓迫的時空都更要不堪,明目張膽的,文學書寫就是國家百年的宣傳工具,藝術創作就是資本積累的裝飾品。而我以為,文學環境最終不可能是一種官方政策的施為,藝術作品的眞切創造與代議政治的運作模式背道而馳,汲汲於爭論此間的政治責任,只會是文學本質裡,否定力量的消解。

我們可以在更大的文化生產脈絡中檢視這一切所為何來。全球化時代,文化被資本包裹進純粹工具性的經濟體系之中,用以全面改造人類的生活方式,用以宣傳新自由主義的美好情調,於是文化成了利潤龐大的傳播事業,於是藝術成了階級壟斷的符號資本,這一切才做成了現代性下人的意義的消亡,在地之上的流離,與我們情感的薄弱。

伊果頓(Terry Eagleton)寫到:「這些被私有化的象徵性生活,益發被要求給出更多的意義,超出它們的負荷。結局是我們即使在私領域中也更難發掘出意義。在文明焚燬時拉拉小提琴,或在歷史亂局時搞搞園藝,已經不再像以前那樣是個可行的選項了。」在這樣的時空中,體制下我們所有的文藝實踐,會不會只是成就體制的結構確立呢?學院、獎項、文化祭的興盛,終究與文學內在的生命無關。

黃湯姆〈文學的政治〉《文學理論倒讀》,台北:二魚文化,2013。頁 13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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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02 Nov, 14

愛荷華片段

「言論自由」是作家理應關注的事,然而「國際寫作計劃」(IWP)的訪問作家在愛荷華市公共圖書館的「Intellectual Freedom Festival」一個名為「這是否審查?」研討會裡,卻好像自覺不自覺的落入了另一場戲。

那不過是個規模甚小的活動,訪問作家和IWP 人員佔了多數座位,惟討論會作社區電視轉播,觀眾數目不明。毛派行動者/詩人M. 在會前說,他要杯葛這活動,「因為發言者名單很有問題,連著作被查禁的伊朗作家也沒有獲邀」,我說,你要杯葛的話要寫個聲明讓人知道你在杯葛和為甚麼杯葛啊,他說,「我會把這個事情好好寫下來」,我說,你連人家在裡面說了些甚麼,怎麼操作這種會議都沒看到,可以寫甚麼!?於是他去了會場,拿了紀念品,坐在遠遠一角,沒聽完所有人發言就走了。

那一年,軍事介入巴拿馬

讓我更不安的是,人人家裡難唸的經,不小心變成美國言論開放之頌詞。生活在貧民窟的舞者/小說家L.,對美國於1989 年軍事介入巴拿馬「恢復民主制度」輕輕帶過,並肯定了其後的「相對和平、經濟發展與自由」,發言不知是否內化了某種聽眾期望,把對馬締內利(R. Martinelli)政府的貪腐與強硬打壓異見者的批評,導引往一種幾乎抽空脈絡的公民抗命口號,沒法說明公共知識分子的言論空間,與媒體、建制利益集團的複雜關係。

然後,也許僅是因為會前多喝了兩杯威士紀,緬甸詩人/譯者Z. 好像終於找到知心朋友一樣,對著咪高峰一五一十訴苦說,「當我翻譯國際文學,總感到緬甸文學不論在涉獵範疇、主題、方法和技巧都有所不足」、「任何人擁有電視、衛星電視天線、錄影機都得先獲當局批准‧‧‧‧‧‧網吧要每隔五分鐘把用戶的屏幕快照存檔,以備政府通訊與監控部門翻查」。彷彿在國外說自己國家壞話的客人準是比較受歡迎,沒有人要提起美國國家安全局的網絡偵訊與監控對思想傳播的重大威脅,沒有人會提到英語出版、媒體「言論市場」排除異議、收編各地「啟蒙的受壓迫者」的體制操作,甚至連最根本的「國家安全」概念亦沒有人想要討論,並且在「人權」與「普世價值」的話語中,喪失了更細致表述國情與知識分子處境的語言。「這是否審查?」一題,如斯反諷。

〈愛荷華雜記〉之三,原刊《明報》世紀版,2013年12月10日。題目及標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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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22 Dec, 13

書抄 #14

I don’t remember if we had dinner.
I don’t remember what we did between the time we left the canal by the German factory until the time we went to bed.
I do remember there was a kind of tranquillty stretching all over the sea and over us.
That night you didn’t go out roaming the big hotels and the hills. You stayed in. I went to bed.
Your body and mine were enclosed in the same space. You always fell asleep before I did, you slept well. That always reassured me, because night brought you oblivion of the life you led with me and that you wanted to give up.

And then I woke. I called you, you didn’t answer. So I got up. I went to your door and called out; perhaps you were asleep, I don’t know, it didn’t occur to me. In the end you said, “What is the matter?” I said I wanted to tell you it wasn’t enough to write well or badly, to create writings that are beautiful or even very beautiful, it wasn’t enough any longer to produce a book that people read to satisfy a personal and communal appetite. And it wasn’t enough to write like that, either — to make people to believe it was done without thought, merely by following your hand; just as it was too much to write simply with the mind in charge, supervising the activity of madness. It’s not enough — philosophy and morals and ordinary examples of the human race (what about dogs, for example?) are not enough, they don’t get through to the body that’s reading the story and wants to know the story right from the start, and that with every reading is ignorant of more than it was ignorant of already.

And I said one ought to write without making corrections, not necessarily at full tilt, no, but at one’s own pace and in accordance with what one is experiencing at the time; one ought to eject what one writes, manhandle it almost, yes, treat it roughly, not try to trim profusion but let it be part of the whole, and not tone down anything either, whether its speed or its slowness, just leave everything as it is when it appears.

– Marguerite Duras. Emily L. Trans. Barbara Bray. New York: Pantheon, 1989. p. 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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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25 Nov, 13

世界,哪個世界?

午後,作家之間又談起「世界文學」,那是個沒完沒了的話題,也許,就僅僅是因為討論以英語進行,好些英語不很靈光的作家就沒有發言。

作家共同面對的似乎是翻譯和作品如何被接收的問題,於是牽出種種更根本的思考。譬如說,「世界」是指哪一個世界?來了愛荷華兩個多月聽了那麼多堂課那麼多場研討會,可一直沒有聽見有人提過Third World 兩個字。「世界文學」如果是指世界各地各種語言寫成的文學,它們「被發現」的機會是極渺茫與不平等的,書店有售的「世界文學」可是極少數通過地區的主要語言(Major Language)如英語/法語/西班牙語等翻譯(或再轉譯)發行。亞非拉美多處前殖民地的作家在國家獨立半世紀甚或更長時間以後,還得用前殖民者的語言書寫、以前宗主國的圖書市場為目標市場而別無他選,「世界」到底是以誰作為本位而指定?

英美主導的全球化出版/發行的市場機制,以及種種國際獎項、駐留計劃,各地政府的文化(治理)政策與各種私人/財團資助,評論界、學術圈及文化工業建制等等,如何成為了一種權力機器,篩選,鼓勵、建構特定類形的文學作品與審美觀,以至作者的寫作個性?為甚麼伊斯蘭地區作品常要以異國情調包裝上架,不然作者就得扮演「普世價值」的啟蒙知識分子,以批判母國「極權政府」的異議者姿態方可進入國際讀者的視野?何以「世界文學」總是以主權國家/種族來分界?何以像莫言的「中國作家」和「中國」概念會被大力吹捧,其他加起來其實佔多數的「少數民族」,或是港台澳門或星馬等地同以漢語寫作的作者卻鮮有被翻譯成外文,甚至彼此之間也看不見對方?

看得見甚麼往往決定了甚麼不會被看見,在香港,當我們自以為與「世界」同步,與「世界」接軌,也就容易忽略了遠親與近鄰,「港台文學」常被置於中國「大陸─邊緣」的傳釋框架,卻好像沒辦法以一種人文史的眼光,與有著相似的殖民/冷戰歷史經驗的亞洲諸國的文學作品,互想參照,以克服種種因殖民現代性造成的語言、文化與藝術傳統的斷裂。

(〈愛荷華雜記〉之四)
原刊《明報》世紀,2013 年11 月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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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20 Nov, 13

疑中留情

無論你願意不願意,文學始終碰上政治,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IWP)的官網開宗明義寫到:「IWP 的首要使命之一,乃正式與非正式的文化外交。 」。據該網頁刊載一份向美國國務院提交的諮詢委員會報告,「文化外交」就是指通過各種文化藝術交流和建設,達到「培養公民社會」、「鼓勵其他地區的人民在特定的政策議題或合作要求上,基於共同利益而對美國罪疑從寬」等目的,對美國疑中留情,就是統戰。

明白到「文學城」不過是一泡沫,好些訪問作家都沒法天眞投入各種安排活動。你以為他們要你辦銀行卡、健康保險、社會保障號碼、校園注冊,是為了方便駐留期間的生活所需,但烏干達的童書作家一語道破,這畢竟還是為了監控:你的匯款流向哪裡,你會否違反簽證逗留條件,都方便追蹤,相反,將來他們若然給你工作,或如某作家戲言,要與這邊放洋留學的子女團聚,繼而買房子、申請居留,也自然水到渠成。作家們申請社會保障號碼時遭遇的阻滯和差別待遇,恰好反映,膚色、宗教、性別、經濟階層、健康狀況和語言能力,通通都是公民身份的衡量值。

「文化交流」少不免各種請客食飯,以為是和學生與教職員開迎新派對,但結束了回旅館的途上,科威特作家卻小聲警告說,「席間有情報人員,而且不只一個。」往後,在各種名目的派對和宴會裡,我自然就對所有自稱曾在中港兩地駐留的記者、學者起了疑心,因為誠如一位留美多年的長輩所說,像「中港矛盾」、香港是否一個「country」這些事,不由美國人故意挑撥!

文化政治又以那麼實在的方式突然出現:你以為逢星期三的電影會,是各地電影巡禮,但祖父是華人的菲律賓毛派詩人卻說,片長只兩分鐘的短片一直「無法在有限的節目時間安排放映」,選片準則亦從未與作家們討論,果眞是開明的專制!當大家在一次映後討論,為了伊斯蘭地區的女權狀況義憤填胸,卻難免掉落「文明vs 野蠻」的思想陷阱。美軍隨時空襲敘利亞、「九一一事件」12 周年的當兒,作家們謹慎的不欲公開談論,此間的沉默,幾若失語。

愛荷華雜記(二),題目為編輯所加。
原刊《明報》世紀,2013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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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18 Oct, 13

愛荷華雜記(一)

長途飛機上,遮陽板拉下,暗裡只有座位前面的電影與地圖,時間感因各自啟程與目的地不一互相干擾,擠坐著醒醒睡睡,白天不是,夜晚不是,只有餐飲服務、排隊上廁所的秩序。我以為可以在航程上看看書,結果十多小時連放鬆呼吸都沒法做到。

下機以後就得通過海關,核實簽證文件,打手指模,給數位鏡頭照相,突兀的反而是關員都會問候聊天幾句,以示官僚機關人性一面。正式進入帝國國境,轉機的搭客得再次接受安全檢查,人人脫下鞋子、外衣,一個金屬玻璃罩箱裡舉高雙手站定進行電磁波造影掃描,檢查人員在屏幕看到的,基本上就是脫光衣服一樣的影像。

於是我來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文學城市」的愛荷華,連接送的司機也是個詩人。幾天裡辦理有關駐留的各種手續和會議之間,適應不了時差,明明該是深夜卻走在一片雲都沒有的37度晴天底下,大學裡滿目都是一樣年輕、打扮相近儼如複製青春校園電影角式的漂亮學生,讓人思疑這一切雖不是假的,卻又不是眞的。努力適應著文化與物質條件差異帶來的不適與不安之餘,突然在等車、等會議結束或一起找合胃口的餐飲期間,和作家們一起掉進各種關乎身份/政治/語言的討論‧‧‧‧‧‧早上打開臉書,才猛地被提醒,172 年前的今天(香港時間8月29日),清政府簽署《南京條約》,並割讓香港予大不列顛帝國。我不懂解釋眼眶裡沒有掉落的眼淚,懷疑自己想逃避的現實,不只一種。

但在這個幾乎荒謬的「文學城市」,才會遇到幼年隨父母待在澳門的葡萄牙作家,翻譯毛澤東詩的菲律賓行動者,常常把「極權」和「民主」二字並置的緬甸詩人,希望自己的英文小說有天終可「翻譯」成烏都語的巴基斯坦作家,想在印尼建一千個社區圖書館幫助貧困婦孺讀書寫作的出版人,目賭光州事件、喜歡張國榮的韓國小說家,來自仍在戰火中的阿拉伯地區作家等等。「文化外交」的氣味大家或多或少都嗅得出來,「華人」還得身陷另一種吃飯政治,但千里迢迢來到美國中西部把自己關在一個小房間裡,許是為了找到那驅使自己寫作的初衷、欲望和理想。

原刊《明報》世紀,2013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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