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今年財政預算案那些垃圾政策建議，例如注入六千元去強積金，等於在交通津貼設立家庭資產審查一樣，等於往年設立老人津貼的資產審查和外傭徵費的合約安排一樣，等於這幾年的申辦亞運的鬧劇一樣，都是政府的「屏障議題」、稻草人議題（strawman agenda），預先植入（build-in）一些無關痛癢的話題，預留退讓的空間，消耗傳媒和議員的時間，令議員可以罵娘扔蕉扔水樽丟陰司紙，領受為民請命、「成功爭取」的虛榮，令政府可以不必做事，卻隱藏了更險惡的議程。
──陳雲，〈財政獨裁的政府黨〉，《明報》，2011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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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的 propaganda（W.Wong , 「魚之樂」）
解毒中文 替天行道: 與陳雲對話（梁文道, 《讀書好》18期, 200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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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笑話是這樣的，酒吧老闆為了招徠生意，在當眼處貼出告示：「明天啤酒免費」，翌日果然有大夥人打算來喝個痛快，但最後侍者還是把賬單端上，酒客非常不悅，拿著賬單責問老闆，「不是說啤酒免費嗎？」老闆指著牆上的告示說，「對呀，寫的很清楚，是明天」
※
一年之終，一年之始，各地倒數活動的新聞畫面把夜裡的幾秒延長成可供反芻整天的故事，譬如今年適逢「民國一百年」就吸引到近82 萬人聚集台北市政府前參加跨年晚會，以跨年的「片刻」召喚淵遠的「建國歷史」。同日不能同語，對岸的2011 慶祝活動，自然更不會牽上「辛亥革命一百年」。
「倒數」實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它令所有人變成牛頓學派，認為時間是不受整個宇宙的任何事件所影響的真實存有，以不變的絕對速度向單一方向運行，一切現象於此維度上依次發生。「倒數」的重點，計時，對時，可是令人頭痛的事，即便所有人能對準「國際協調時間」（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 UTC），它也不過是由七十國二百多個原子鐘數據統計整合，再由巴黎天文台的「國際地球自轉與參照服務」（ International Earth Rotation and Reference Systems Service，IERS）決定何時加入「潤秒」（Leap Second）的人為計算結果；「剎那」切成再多的細碎分段，人們還是無法指認，一年之始終，終於何時，始於何時。而且我們應當知道，月球正要擺脫牽引，離我們愈來愈遠，潮汐的力量減退，令地球自轉速度也每天減慢，去年的365天真的比今年那365天苦短。現今通用的國際標準時間，徹頭徹尾是現代產物，許多人不知道，在1925 年以前，所謂「零時」一般是指正午，而穿過格林威治、把地球隨意分成東西兩半24 時區的「本初子午線」（Prime Meridian）之釐訂，本是為了配合英國的航海軍事利益，也符合南北戰爭後步入工業化的美國外交、外貿計劃，1884 年的國際子午線會議，僅25 個與美國有邦交國家參加，就是否把零度經線設定於格林威治的決議亦沒有一致共識，每15 度為一時區的劃分，自然又因為國土邊界問題與政治考量，需要各種折衷調整。(*)
我們一般理解的「時間」，如果不是一場誤會，也不過是一種隱喻。時間是一項觀測與量度的結果，所量度的對象其實是物件移動或某現象發生的「期間」（duration），譬如以日月變動的循環為記認，或以某種化學元素的原子，其電磁波譜中電子轉變能級時釋放的微波訊號的頻率以作標記：「2012 年四月一日下午三點十五分，維園球場」並無法標示未來的任何一個將會發生甚麼事情的絕對「時空」，它標示的僅是量度若干「月」若干「日」，若干「小時」、「分秒」等單位的過程的累計，概念與貨幣非常近似，是一套符號編碼，彼此兌換並無具體所指。
更甚者，由「共時性」而生的各種身份想像與生活方式，只可以說是一種現實的臨摹，以「共時性」置換了「共同性」，是意向與行為的統治而非同心協力，由時計到集體運輸、由各種即時通訊與電子廣播，伸延到工作間與學校的身體管治及整個城市空間使用權的精密壟斷，我們的整個生命被嵌入一個鉅細無遺的時序編制之同時，零散、無關聯的現象，於無數個互相排拒、不可重疊的位置被感知、經驗或觀測到，卻用時間的隱喻，或時間作為一種話語（discourse）來統整、建構並賦予秩序，一旦沒有「時間」的指示，一旦偏離既定的編程，浮泛的小民身份與生活亦失去支點，無從提起，無從想像；如是，我們彼此訓練、條件約化成「時間動物」，行動與欲望總是給迴路到原來的編制裡，轉化成可兌換的時薪人力，現實總是在經驗的外面，我們只能活在不足為人道的匱乏裡。
※
總是有人提醒我們，時間。現在幾點，今年第幾週年，下個月就是‧‧‧‧‧‧死線以後還是死線，才剛結束了的重新起始，實為永劫。有些甚麼更根本的事情無法觸動，不被呈視因而不能看見，沒人提出異議結果連提出異議的基礎都崩毀消弭，讓時間既「往前」行進，卻同時迴旋縈繞，往昔的苦痛刻印目前，歷史的魘魅盤踞幾代人的頭上，讓人麻木活著，無人願見的未來卻率先逆反過來、往回侵擾、蔓延，並決定了現在的種種樣態，於是我們失去了時間感，掉入了歷史的慣性。
無論我們用甚麼標準時間，未來突然迫在眉睫，決定當下現實的「剎那」總是突然成為過去。惟我們必須依附時間──被決定的時間，方能話語，方能記念，回顧或展望籌劃，以忘記現今所處。
忘記現今所處，意思是說，「連續時間」並無相對應的外在所指，它僅是意識活動，召喚記憶（「過去」）與想像（「未來」）並將之串聯（serialize），構成一個敘事。這個敘事卻往往令人與當下的現實切斷，失去進退，使未來變成漫長：因為過去的痛苦經驗，對將來的各種勢利估算，取消今天的行動，自願放棄打開、或創造（其他的）現實的可能。香港人會明白的，時間總是讓我們錯開，路總是不斷被打斷，從1984 甚或更早，一直到現在，我們看著一個時鐘然後說，這一秒和剛剛那一秒有質性上的區別，「踏入零時，成千上萬的民眾在時代廣場迎接新一年的來臨」，誰又可以選擇不被這一切喧囂與艷俗侵擾？我們看著一次又一次的敗退，以為這一次讓步跟上一次投降有質性上的區別，突然又會有人熱淚盈洭說的「抗爭三十年，感到無愧無悔」，又或者，在包圍立法會的四面街頭上，突然放棄集結！
當有人大力強調，他們是從往昔如何一直走到目前，意思是說，將來固然要怎樣、怎樣，現在就必須如此這般，只好如此。年度回顧，十年、以至世紀回顧，說的僅僅是「人」的故事，「發展」的故事：革命，建國，戰爭與和平，災劫與重建，無一不借鑒以合理化當前的形勢、視角與取態，惟各處地方的人民都有屬於他們的一長串只能以日期數字記名的事件，無數的獨例反過來引証一切無可例外，也正正是血與鬥爭，苦難與壓榨，罪與傷痕，構成了共同的身份與想像，使歷史成為他們的歷史。我們沒法傾聽死者言說，但我們為什麼仍然聽不見天天被動員派遣去賣命抵債的勞累民眾？
(*)譬如西班牙國土雖沒落入東經7度30分以東，1940年獨裁者佛朗高頒令全國採用UTC+1時間，以靠攏法西斯意大利及納粹德國等「歐洲盟友」，一直沿用至今。
原刊《明報》「世紀」2011年 1月 9日
留言 09 Jan, 11
我對香港國際書展，只有一個模糊的印象，很多人，很吵鬧；才走進去就想逃。
我大概是2000年左右去過一次書展，那時有朋友給我通行証，可以直接在會展中心地下的入口進去，所以我不能從「普通消費者」的角度批評書展的安排怎樣怎樣──至少，我沒有付錢買票，也沒有像許多人一樣排隊大半天方能進場。印象中，我甚麼書都沒有買，也沒有去聽講座或參觀專題展之類的。敞大的展場都是人，肩摩肩的，就是從一個攤位的一列貨架這邊來到另一邊都很吃力，我以為我拿起一本書在看但原來一直擋著其他人的路，每隔十餘秒就有人在身前和或背後捱過來要擠過去，一轉身隨時不覺就撞到別人，不然就差點碰翻貨堆上的一疊書或「文具精品」，而且人聲沸騰給關在樓底極高的室內迴響，然後有四方八面傳來的叫賣聲互相要蓋過對方。走到展場後方，通道可是坐滿了一家大小、癡纏的情侶和急著拿出新買的戀物在把玩的「動漫仝人」，冷不防會踏在別人撐在地上的手。這樣在展場裡給擠來擠去，除了情緒消費，覺得那些本來不想買但「見到減價覺得好抵」都買下來，能怎麼挑書呢？
無論書展規模多大，有些書、有些人可是不會在書展出現。正正是它的規模化，讓一切難以規模化的東西被拒諸門外，譬如說，我實在想像不到一個詩人如何在那樣的環境設置與氣氛中，好好的，朗讀一首詩。反過來我又會想，那些名家座談、專題展覽，如果改在地區圖書館、書店門市，或別的「小地方」進行，難道就吸引不到一兩百人來參加嗎？「閱讀」，真可以在虛妄喧鬧的展銷會中推廣嗎？
但，香港國際書展畢竟是一個由貿易發展局主辦的商業活動，人們在一個散貨場要求有甚麼「文化交流」，沾一身銅臭又想有點書香，不是有點突兀嗎？人們每年批評書展「重量不重質」，或是「商業味濃厚」，抑或笑罵著主辦方一而再次把文學經典、名畫畫冊當成「淫穢物品」處理，或是對少女模特兒寫真封殺不封殺，失諸尺度，前後矛盾‧‧‧‧‧‧這些熱鬧的、叫人啼笑皆非「書展現象」，爭議不息，卻每每把「文化」（或是所謂「道德」）變成抽象、甚至理想化的措辭，讓「文化」本身的多元歧義，與藉由此等歧義以檢視現實的批判性都喪失了，如此，「書展有沒有文化」的設問方式，遮蔽了一個更重要的命題：到底「文化」是由誰、或那些「持份者」，通過哪些社會機制磋議、定義？而不同版本的「文化」，有沒有在書展中充分呈現、並有效介紹給許多一年都不會去書店幾次的「社會大眾」？已經有二十年歷史的香港書展，作為出版業／文化工業每年一度的大規模活動，而且是有公帑與公共資源投入的，它對「香港文化」、以香港人作為當然主體的生活思想文化之塑造、呈示與承傳，到底應該起著甚麼作用，扮演甚麼角式？
退一步說，假使書展是由藝術發展局或是康樂文化事務署之類的官方文化機構主辦，我們可不是不知道，這些終日被人批評為作風官僚、與民間及業界脫節的機構，亦始終沒有一個以本土文化發展為軸的「香港文化政策」可作依據。要一個官辦，「不在行」又欠清晰宗旨的書展搞得比較像一個「一個文化文流的平台，讓市民大眾參與文化盛宴」而且其「優勢足以讓香港書展在華文地區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的話(1)，自然就是陳義過高，口號漂亮內容欠奉，以至烏龍白出。誠如梁文道先生所言，在欠政策缺延續性與處事作風官僚的先天條件不足之下，香港書展「總之就是透露一股健康的拘謹的中產階級氣息，總之就是不好不壞並且曖昧的mediocre，總之就是香港。」書展歷年追求量化的成績，同時又焦慮自身的「健康」形象，乃源於其內容的匱乏、價值含糊。
好些年後我還是去了一趟香港書展，那是2008年，書展主題為「多元與創意．書展二十年」，該年書展入場人次近83萬，參展商來自19國家、數目近400‧‧‧‧‧‧書展的「成績」年年打破記錄，但正正是它的規模化，讓一切難以規模化的東西顯得無關痛癢。做為一個要在「書展檔期」出版一本散文集的作者，來到書展的場館參加出版社安排的新書發表會，本來是高興的事。但基於書展的種種限制，袁紹珊、陳智德、葉愛蓮、鄧小樺和我同時出版五本新書的發表會，只能安排到在人堆中用活動看板間隔開來、保安員把守、僅能容納五六十人的「會展大會堂」進行，並得在四十五分鐘之內完成，包括佈置、安排入座、清場，而且現場不得陳列售賣有關書籍、不得給讀者簽名，「商業活動」必須回到參展商攤位內進行。
在類似的時間─空間設定下，書展始終是一個人流管控極為嚴格、銷售效益主導的散貨場，這是許多參展書商都會承認的基本事實。對於比較小本經營的本地「樓上書店」來說，一年一度的書展清貨，靠那小小的攤位，確保了他們有足夠的現金流繼續交租發薪，繼續吃力營運下去。在書展裡，「讀者」是毫無二致的被當成最純粹的消費者、被動的信息接收者，而所謂「作者」，即便來到這個似乎與其職業（或藝術）相關猶甚的場合，亦沒有任何空間多作「推銷」以外的表述。再以這場新書發表會為例，單單是五位作者每人用五分鐘簡要介紹了自己的書，連同主持人的開場白，就用上三十分鐘，餘下的十五分鐘除了佈置、安排入座、清場，現場朋友只能發問一兩題。而當我們穿過人海，到了出版社的攤位，我們還是給擠來擠去，連歇腳的空間都沒有，想和平日難得聚首的作家同行和前輩交流甚麼想法的話，在那個時空，顯得荒謬。結果呢，就是和來到書展的所有人一樣，買書──買自己的書來互想交換──我見到站在貨箱上負責收銀的年青店員，臉色非常難看，一年沒幾天要這麼忙過一秒不停的，要算那麼多種不同的折扣、捆綁的優惠，找贖那麼多零錢，他們都累了。
讓書變成赤裸裸的賤貨，這才是書展辦的不雅。
______________
(1)摘自香港書展2010官方網頁，見：http://hkbookfair.hktdc.com/tc/About_AtAGlance.aspx
1 則留言 20 Jul, 10
「個體」與「群體」的辯證、動態關係，被覆寫（Overwrite）成「小我服膺大我」的主從關係，於是人變成了編制的人，不必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鞏固了支配的條件制約。這個「覆寫」，是權力的覆寫，關乎現實的政經社會條件，卻也關乎人的觀念；但「現實」的政經社會條件，宏鉅如政權倒亡，大陸沉沒，細瑣如家庭糾紛、辦公室政治，都是人的意志和行動起著決定作用，那麼，想法改變，行為於是改變，行為改變，人的關係於是改變——
人們總是說理想與現實兩難全，彷彿「現實」真有其事，而且應然如此，亦僅可如此；「理想」，則是懸置於「現實」外部、可望不可及的慾望，與之相關的想法與事物，必須讓路予「現實」。
那些自詡「務實」的人，每每把現況（Status Quo）等同現實（Reality）全部。他們把「現況」之所以成為「現況」的歷史過程抹褪、先驗的排除了此一「現況」以外的任何可能，把未來的全部限在今時一刻的延線上，所鼓吹的不過是自我應驗、無視現實的「失敗主義」。正正是「現實是如此這般」的錯誤前提，鬼掩眼一樣障礙著「務實主義者」對現實的判斷，遵行故舊，卻神推鬼使，老是來到沒彎轉的死胡同，死守在牆角下面委屈的說，「你看，我不就早跟你說過，這樣不成的！」但其實沒有鬼呀！謬誤的前提只可得出謬誤的結論！
此種「失敗主義」固為統治階層所喜用，而愈多人以為自己是被一個名叫「現實」的東東鬥敗，就愈容易榨壓、管治他們；「現實」那麼艱難，彷彿民眾就真的需要幼兒照顧。「失敗主義」於民眾中以忌恨的慾望形構呈現，譬如一種非常流行於我輩（70年代中後出生，受過高等教育，職場打拚十幾年而資不抵債者）的說法：「其實好羨慕妳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這麼說的人可能連自己都不知道，他並不羨慕別人，而是忌恨。反轉豬肚是屎，想說的是，「人人咁辛苦，妳有冇搞錯，咁開心，咁自由……妳憑咩？」
忌恨是一種自我認同。「我們」願意相信「我們」以為別人都相信的價值，建構這個共同身份的同時，也鞏固了彼此失敗的、被受宰制的現況：「我」是平庸的大多數人之一，搵朝唔得晚；能夠「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一定是幸運的例外，要麼集萬千寵愛，不然就是擁有決定性的先天條件，諸如家境、才華，或資本主義式英雄素質諸如堅忍、果斷，更可能是徹底的愚蠢或非理性，總之是例外。「我」畢竟不是那種人。「我」都有理想啊，可為了父母高堂妻兒仔女／揹了層樓要供，或任何類似的普世理由，為了「搵食」才別無他法，只得放棄追求──因為那是自私的。
於是忌恨讓「我們」錯估現實，「搵食」被抽象化，高舉到比生命更高的高度，比「理想」之於理想主義者猶甚，為之「犧牲」的一切所謂「代價」自然作價更高！人竟以股票市邏輯考量生命，推卸為人生自決的責任，喪失自身行動力，為了免於失敗而失敗，變成孤零地放逐於「生活」的人，無面目的大眾——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說的「平庸之惡」，落在華南小城的今時，恐怕是由此種「搵食至上論」催化。同理，惡魔之能成為惡魔，不在於惡魔的惡，而在於受害者執於自身卑微、執於溫純良善而無力，在於受害者相信惡魔真有其事其人，不在「我們」中間而在對面。
原刊：七一遊行刊物《我們的萬言書＃5》（01/07/2010）
留言 02 Jul, 10
To what extend truth can be incorporation? That is the question; that is the experiment. — Nietzsche
特區政府一意孤行，民間必會抗爭到底，明顯的是，今周末不是終點，而是開端。
讓我們在周末以前，回到一個最根本的問題：香港需要建一條高速鐵路嗎？
「支持高鐵」的一方認為需要，「反高鐵」的一方認為不需要，都有n+1個理由。有些理由合理，有些並不。
譬如有人說，高鐵造價太貴，用的又是公帑，所以反高鐵。
那麼，如果高鐵造價只需港幣669元正，由鄭汝樺女士自己掏腰包埋單，香港就需要建高鐵嗎？減價，及／或由私人斥資建高鐵，並沒有回應空間公義與民主參與城鄉規劃的要求。
又有人覺得，只要高鐵的總站設在錦上路，就可以避免現方案的n+1個漏弊，菜園村不用拆遷、大角嘴業戶不會有損失、西九文化區的規劃不會受影嚮，施工期間九龍不會大塞車，而且慳返300億，可以點點點同咁咁咁。
那麼，如果高鐵總站設在你家門口呢？ 高鐵總站設在你家門口的話，菜園村就不用拆遷、大角嘴業戶不會有損失、西九文化區的規劃不會受影嚮，施工期間九龍不會大塞車啊，而且慳返300+1億，可以點點點同咁咁咁之外再加一個贈品啊！
如果我們有n+1個理由要捍衛菜園村，要保護大角嘴業戶生活權利、私有產權的完整，為甚麼高鐵走線改動，總站設在錦上路的話，這些堅持就可以放棄？新界西北為甚麼就要接收高鐵工程帶來的各種不可逆轉的生態破壞，錦田八鄉的其他居民為甚麼就可以承擔九龍人承擔不了／不願承擔的規劃災難、忍受林林總總由倒賣地產項目帶來的惡果？
單純的走線修訂並沒有回應「小我」與「大我」的倫理問題，它只是將「犧牲者」的角色諉給更弱小、更沒「議價能力」、聲音未被充分呈現的錦田八鄉（及其他受工程影響地區）居民，這種「己所不欲，乃施於人」的提法，在道理上實在講不過去，在所謂運動策略來說，容易火燒後欄。憂慮新界土地開發破壞永續生境的論者亦早有警惕。
＃
讓我們再換個角度，知己而後知彼，嘗試理解一下「管治者」與「支持高鐵」的一方的思維，我沒法鑽進他們的腦袋，也不知道他們吃錯甚麼藥打錯甚麼針，但是他們表現的形態就是：香港需要建一條高速鐵路與否，並不取決於它的造價與走線。特區政府與立法會功能組別（或他們代理的何方神聖）正正因為 A) 他們認為「香港需要建一條高速鐵路」，所以 B) 造價那麼貴，走線那麼大爭議依然要霸王眼硬上弓，說是值得，於是才會 C) 不單不撤回方案，更要加快財委會審議，務求一眾「舉手機器」表決通過工程撥款，做成「既定事實」。
我們在造價與走線等等各種細項上與政府或「保皇黨人」以至政府收編的專家團隊糾纏的話，或者以解釋此種種細項作為動員民眾的理據或「入口」，並沒有完全切中對方的要害，甚至還未觸動到對方的先決前提（A），亦限制了運動在技術細項、財務安排的辯證以外的視野。這一塊（B）連政府都好像放手不顧了，因為戰場（早）已經不在那裡。觀乎「支持高鐵」的一方泡製的輿論，都以「接軌大陸」、「趕上發展」等意涵空泛沒有實質所指的說法為號召，故此才有「（今日）不建高鐵（好快）香港會邊沿化」的因果（謬）論高唱入雲，而此訴諸恐慌的荒謬提法，卻詭譎而且很成功的將政府及其附庸集團因備受反高鐵陣形窮追不捨而生的焦慮不安以至挫折感，轉嫁到一般市民頭上。焦急的明明只是政府，卻變成是民眾很焦急的樣子，再借用民眾的焦慮認授自己站不住腳的方案，再加上警方、學者與傳媒共同品味攜手泡製出「激進青年」、「暴徒」的死貓角色與「衝突場面」，一小撮滋事分子阻住全香港發達的劇目可以再次上演。
這裡面有兩個考察，首先，「接軌大陸」、「趕上發展」的講法之所以廣為人接納，正在於它意涵空泛沒有實質所指——它無須論證，所以很有魅力。它的魅力來源於一種錯置的「現實」觀念（displaced idea of reality），現實有多窮困，就有幾多人恨「發達」，香港的社會情況有多倒退，就有幾多人覺得自己「落後」於形勢，社會的不義到底還是折算做「個人」的不幸、不濟，越覺得自己的生活倒霉的人越覺得自己本來應該有更多，要是有人拿走他現有、「應有的」一份兒就必須出來反對，包括政府開的空頭支票。因此「接軌大陸」、「趕上發展」的說法，它的魅力有一種統御性，它信仰者眾，也因為它「便攜」，在電台Phone-in 節目短短三十秒、報紙幾百字的篇幅、問卷調查的題目中間，或是在公車上同人吹水，容不下論証、甚至容不下教育，「總之發展是好的，總之中港融合是好的」。
與此相輔相承的，是被動的「普通小市民」的身份建構，一小撮滋事分子阻住全香港發達的劇目，有戲就有觀眾，倒過來說，「衝突」好戲連場正因為警方、學者與傳媒深明，觀眾都是同一齣戲的重複上演重複解說而重複生成的。能動的人與不能動彈的人給安置於螢光幕兩岸：「總之班友仔搞咁多野背後肯撚定有利益，冇利益點會唔駛做野搞咁多野．．．」，唔駛做正是所有捱生捱死揾朝吾得晚的打工仔女不可企及的夢，於此，它成為一個「普通小市民」認同的關鍵轉換（switch），相對於「唔駛做」，辛苦的「現實」剝削處境反向的成為猜疑、忌恨「滋事者」的理據。小市民無力質疑巨型資本與政府行政體的利益輸送，卻在「觀眾」的位置上一呈論政的滿足、也只有在這個位置上，他可以對另一個市民作最無情／無理的謾罵，對所有「理想主義」行為嗤之以鼻，行使其（幻想的、戲戲式的）主體性。
＃
回到最初的問題，當對家說「香港需要建一條高速鐵路」，我們會大聲說：「香港根本不需要建一條高速鐵路」嗎？這可能會讓一些人猶豫的。
但不緊要，先想一想吧。
讓我把問題重新問一次，加進一個字：「香港人需要建一條高速鐵路嗎？」
當人出現了，香港變成一個不可任人定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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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14 Jan, 10
國旗就是一塊布。
國旗的尺寸、圖型與顏色，有嚴格規定，它的設計，富於意義，建國理想、種族共和、自由、平等……但是那個意義不住被覆寫，如電腦硬盤的Overwrite。意義的覆寫，需要場合，社會的、政治的，亦即矛盾與血、鬥爭與血，及其斷然劃上句號。國旗四處飄揚、人人揮舞，各自的原因不詳，如有雷同實屬高規格大規模動員。認同一面國旗，是將一塊由紡織與製衣工人造的布，置換為最崇高的精神價值象徵。並且以刑法為據，命令它不得污損。
人們在升旗禮中，只能仰望。旗手戴上手套，那塊布怎麼褶、怎麼拿，怎麼繫上旗桿的繩圈──寂止──音樂轟然行進，旗手要在那一拍甩出那布，期望有風，在樂聲完結前以均匀力度拉到捍頂，重覆而完美。如果沒有音樂呢？它顯得如斯荒凉、乏力。在「九一一」襲擊後的頹垣中，人們紛紛掛起了星條旗。死亡現場的死亡標記，同時是哀掉的「窗口」、寄托了穿越災難的冀願。可是正如電腦硬盤的覆寫，星條旗變成帝國仇恨的召集令，「英雄」的棺蓋，正如掉在戰地上的彈匣。Victory or Death。
一塊布不容污損，與矛盾與血、鬥爭與血的物質性相斥。在演示政權的諸種慶儀中，沒有人能想及民眾的勞累與抵抗。在「英雄」的葬儀與哀悼式中我們難以想像，其他無名者的死傷、倖存者歷著的災變，之日復日。如果我們連「英雄」的屍體遺容也看不見，更何況野地上的平民與遺眷？只有棺蓋上的國旗，因其方正、規格化、光潔明麗，最是引人注目。同樣的「為國捐軀」邏輯，就是一國民眾，都給蹍平、燙貼折服，一塊塊血染的屍布，覆蓋擴張的版圖。
原刋於《明報》世紀版「租界」, 16/July/2008
留言 03 Oct, 09
一定是大片天空與淹沒陸地的海洋都已經塗成藍色，世上沒幾種生物或地上所出是藍色的。藍色食物大概只有藍莓、山桑子之類的越橘屬（Vaccinium）醬果，含豐富花青素（Anthocyanins），故為藍色。
主張「顏色均衡飲食」的人士，把海帶、海苔、茄子、葡萄、紫馬鈴薯等青的紫的亦算作「藍色食物」，稱有鎭靜、啓發右腦與創作表達之效，又提醒我們吃太多「藍色食物」冷靜過頭會引致抑鬱，宜與橙色食物一併食用。「瘦身專家」則指出，人的食欲多寡往往受視覺刺激左右，反行其道，以藍色食物伴餐，用藍色餐具和餐桌布，可達減少食量的效果云云……
又有一說，人類祖先「搵食」懂得避開紫、藍、黑的東西，視之為不潔淨、有毒或致命之物，不會碰、不會吃，更加不會留種籽種植，「藍色食物」稀少亦可能是人類不吃藍色食物的一種結果。紫、藍、黑，不就是發霉、腐壞與衰變的顏色嗎？不難猜想，人類祖先懂得避忌紫、藍、黑色野生花果、莖葉，除了試過中毒、生病等人體實驗，把藍色與不潔、有毒、致命聯繫起來，大抵就是觀察過發霉食物、動物屍體，死者的屍斑、傷者的瘀血、瘸肢…… 對死亡、疾病的恐懼，退避而成為了禁忌、訓誡，再演化為現世「搵食」的行為原則。
人類祖先的後裔，來到我們的現世代，除了藍莓、山桑子、青的紫的「藍色食物」，卻會把許多「藍色的東西」吃進肚裡。化學染成藍色的「健康飲品」、口香糖、混合酒糖漿，以至常以藍色包裝的礦泉水、醇味香菸、啤酒，每每標榜冰涼、舒爽、清新的「感覺」，顏色與意涵的編碼（coding），訴諸我們對消失了的藍天、變暖了的海洋之嚮往與想像，實質卻是人造色素和化合物、添加劑，不但於人無益，生產過程明顯對自然生態有害。更甚，通過廣告和軟性宣傳，倒轉了既往經驗得來的食物顏色「符號邏輯」，本為「不潔淨、有毒」的顏色警示，卻轉載冰爽、清新怡人、解渴透心涼的信息，以數碼化後製、加了偏光鏡拍得的藍天深海畫面為其「不存在、無有」之託寓。
愈來愈多人相信，即便只是化合物與顏色，能吃進肚裡沒中毒身亡，即可望得救痊癒，全球有兩千多萬人服用的「偉哥」(注1)，正正藍得發藍，別稱「Blue Pill」！藥片染成中毒與衰變的顏色，被藥廠「祝聖」為男士重振雄風的希望與救星——勃起的陽具等於療癒，勃起的陽具就是醫學神蹟。與「偉哥」剛好相反，俗稱「藍精靈」的咪達唑侖（Midazolam）有鎭靜、催眠、順行性遺忘的作用，於此城虛無荒謬的時世一直為失意的少年人受用。藍色藥片以逆反生命倫理的方式，應允小死、假死連場，銷售一種用麻木與死亡兌換的編碼（codified）人生。
我卻想到卡通片《藍精靈》（The Smurfs）裡面的壞蛋加達。似乎沒有人知道，何以他老是要設計活捉那麼可愛的藍色精靈，用來煲湯煉藥？難道「壞蛋」都是居心叵測嗎？友人一句「巫師煲湯不是為了長生不老就是壯陽啦」，令我不禁想起中年半衰、光秃著頭的加達，門牙掉落，穿一身修士黑，就只一頭惡貓為伴。寂寞讓他忌恨一切活潑、能動的善良生命，又讓他錯認藍星生物可以治癒自己生命的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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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ildenafil Citrate，品名Viagra。由輝瑞（Pfizer）研發，於1998年上市。於2007年的全球銷售額超逾十七億美元。
原刊《字花》第21期「紅白藍」，p.9。2009年9-10月
1 則留言 15 Sep, 09
或者直接說，抑鬱、鬱悶是一種無語。精神失常是一種無語。無語就是失常。
憂鬱症的世界是陰濕的、滯重的，而躁狂症的世界則是乾熱、躁動和鬆脆的。[...]一方面是一個潮濕的、經歷了大洪水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人對一切不是他獨有的恐怖充耳不聞、視而不見、麻木不仁，這個世界被極端地簡單化了，並被不合理地誇大其中的一個細部。另一方面則是一個焦乾的沙漠般的世界，在那裡，一切都是過眼煙雲、混亂不堪。
——福柯《瘋癲與文明》，頁116-117；引自tsw 的抄錄
是吧？但我覺得不能把這段節錄當成一種意涵完整的描述。經歷憂鬱症與躁狂症的那個人、那「經驗主體」在這段節錄中恰巧沒有出現、沒有被提到，而是引申的。那人可以是任何人。意思是說他／她可以僅指憂鬱症與躁狂症「患者」、或不。冠名政治的重要前提因此凸現：肉身缺席，或只能以隱蔽、被遮蔽的方式存在。譬如說「精神病患」說的都是醫科學生的無知語言，而她／他被那語言擋開了、切割成斷碎的肢體。
與許多人以為的相反，我沒有細讀過Foucault 的諸種著作，他說話的模樣倒是很可愛的，但他不是甚麼偶像、代言人，我覺得在談文說藝的公開場合有避談他的必要，他的名字正如許些思想家、學者的名字一樣在完全無關或關聯極待發掘的場合或語境中，總是突然被拿來當作一種「非政治」的、和稀泥式的言詞策略，供人對號入座，母須站立任何立場。傅柯前傅柯後的人既不知道牢獄、也不太知道精神病院、以至舊式公共屋邨到沒去過，他們跟你談論圓形監獄、bio-power…… 可總是恰恰忽略了受難者的自我意志與心聲。吊詭的是，當「受害人」或個別受害人羣體嘗試(再次) 以學究的論述或政經文化政治座標作為自我生存狀況的一種解釋或描述，「受害人」不得不面對一種撕裂：理論 vs 未被掘挖的真實；描述者 vs 被描述物；普遍的可援引性 vs 獨例所作的見證；那個撕裂是兩種位置之所以對立、劃分或懸置所待馳的力(force) 必然招致的撕裂，論述的主體和經驗的主體無法安然共處一室、一個身體，論述的主體在語言的脈胳與危險通路上雖然不是風馳電制的暢遊或悠然漫行、可是他到底廁身在語言那邊。「受害人」因為一時／長久的失語，總是在另一邊。或被語言逮住 (arrested)、擱置。
傅柯企圖——而必然失敗的——某種有關知識生產之系譜考據，許是與尼釆在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想說的遙相呼應—— 尼采認為，執於凡事皆有「始作俑者」的尋源追溯，正正是一種受「語言的誘惑」所致的表現，在該書的 I, Sect 13 他以雷電(lightning) 與它的閃光(flash) 為例，指雷電並沒有「導致」閃光、閃光亦非雷電「所引致」的，雷電亦非甚麼可以或不可以導致任何事情發生、或不發生的「主體」，「行雷導致閃電」的因果關係不外是語言、文法上的邏輯，僵化的理性思考亦因循同樣謬誤，因此尼采說：
there is no “being” behind doing, effecting, becoming, “the doer” is a merely a fiction added to the deed— the deed is everything.
始作俑者或所謂「元兇」，實是語言、描述意志、判名政治的一個借代符號，是把符號的律則當成現象發生的律則，那幾乎等於以為命名世界而世界就真會聽任其命令運作一樣。而有很多人的確如此相信，論述的政治空間往往取汲於此，可是我們知道單單做批判論述並不等於「受壓廹者」就能因某種代言或論述空間的拓展或於此中重現，而重奪某種權力、或對自身的生存狀況、或與其他命運共同的人的生存狀況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受壓廹者」依然在語言邏輯的另外一邊生活、受難。
「憂鬱」與「狂躁」以至甚麼「經常焦慮症」、「過度活躍症」明明、亦僅僅是語言的類比，病稱、病患「身份」得以成立，首先建基於「病患」的所有經驗被醫藥業的語言隱去、或置放於特定的指派位置 (這裡說的置放｛to place、placement｝，除了指置放於一種論述脈胳，也指置放於一種實質的行政空間和私人生活空間的監控政治)。「病」的診斷(diagnosis)，分明是醫藥從業者的一種介入／觀察／傳繹、分類、推演、命名過程的結果。「致病原導致疾病、疾病引致病癥出現」、「病癥呈現背後有病、病背後有致病源」的語意邏輯卻經常給置換為切入／觀察／傳繹種種身體現象與「病理」的原則。
傅柯追溯的是十六世紀以降的部份歐陸醫藥文獻如何呈現、如何理解各種「瘋狂」及其物質性或身體上的「癥狀」與「病理」。他企圖追溯的是已經埋沒、消音的一種因為理性暴力和冷漠不仁而致成的啞默的生存狀況，無數被歸類、劃分為瘋狂／folie／unreason 的人共同的命運。然而這項追溯是必然失敗的：藥學的旨趣實與「病狂」的真相或「真實經驗」無關，從醫學與醫藥論述內部的所謂「發現」與「沿革」之修辭及範式轉移，可以追溯某種與啓蒙時代諸種文化、身體觀、自然觀相呼應(或焦慮要修正) 的論述、推理與演釋系譜。在同樣的所謂「發現」與「沿革」中間，也可以追溯到後工業革命資本主義所催生的科技條件，如何與醫學與精神醫學的執業相互衍生新的身體介入方式與生物「技術」，而此等技術學如何倒轉來又成為了醫藥論述的「前提」與「引證」。
可是，既然瘋狂只能以「病例」的形式出現，傅柯對醫藥文獻的考據並沒有重溯甚麼「瘋狂史」或「瘋人血淚史」，誠如布朗修在 “Michel Focault as I Imagine Him” 一文所言， 傅柯再次發現的是一道充滿挫傷的權力與政治、以至哲學意涵的切口：理性(Reason) 把所有異質切割開去、把所有「非理性」的人／事／身體／精神經驗摒拒於「現實」之外的切口。如果神權／教會指導的古典時代把俗人分為善良／奸惡，人事分為好／壞、或公義／不公義，啓蒙時期以降則為此等劃分的轉移和置換，人與人事只有「理性」與「不理性」之最重要劃分。醫藥論述與醫療執業的科技化、技術化與這個劃分歷史性轉向有密切關係，而這個劃分與轉向是各種形式的暴力與宰制達成和維繫的。
留言 23 Apr,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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