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貼照 #1
2 則留言 13 Aug, 07
旅行中的眼淚 (1/2)
來到台北只有一個目的，就是離開香港。
出境關卡中那個關員木無表情的看著我，連示意著我上前也沒有，文件蓋印、電腦核實，她就把我的護照、身份證放在她的前面，木無表情，連眼神也沒有，良久，我問：「成了？」她才展露一種輕蔑的樣子，要我伸手去拿……
這種輕蔑或自負的「官威」，回程時又在檢查我的行李的關員臉上展現。我的每一件行李給X 光檢查完後，還得全翻出來逐件檢查，那關員雙手戴著透明膠手套，拿著一個牛奶糖、一盒菸、鏡頭遮光罩、短袴臭襪、記事本，像發現新奇的事物，得左摸又摸，連每一筒菲林也給打開膠盒反覆看著，然後，又重新塞進行李袋去。
那關員拿著我的藥盒、藥包，問那些是甚麼藥，我久了全香港一個解釋似地，拿出精神科覆診紙，他看了很久才閉上嘴。
鄰的一個被搜查行李的，是一個來自孟加拉的旅客，關員每一句問話他都只答：「that’s legal」
我一直看著另邊廂那條擠得滿滿的持外國旅行證件旅客的通道，行列中的一位菲律賓女子。等候。
國家，就是讓自由的人變成不得自由通行。香港，只是發了個身份證給我的一個地方，by birth，僅此而已。
※
我未曾離去業已回來。就像一直揹著的不是相機、香菸、護照機票和樽裝水，而是一個「認同」的包袱。
只有在往來兩地的航機上，我才獲得一息安寧，日本人跟我說日語、台灣人跟我講「國語」，其他人跟我講美語，那種明明是故意的錯認讓我感到，我是一個很普通的旅客，幾乎純粹。
7 月26 日，我的32 歲生晨，我違反「旅客逗留條件」參加了樂生院守護者和阿公阿嬤在立法院的新聞發佈，隨又化整為零，和隣的幾個年青人自行步往文建會抗議，我沒有喊口號，只是在帆布袋繫上阿本給我的「捍衛樂生」黃色布條，在媒體記者和抗議者臨界的一邊搶拍照，身邊的洛謀說我假扮記者，我覺得我的黃布條已說明了我的位置。
要坐電動輪椅的4、5位漢生病患／受害者與幾十位學生、來支援的人，遇到了滿滿兩大架鐵籠車、裝備有盾牌和長木棍的警察侍候。不難想到，五月方上任的文建會主委員翁金珠只有拒絕接見，經一輪交涉，僅通傳會派一個上任不久的秘書級與抗議者會面。然後呢，警方悉時「舉牌」，亮出早已預備好的警告板，指是次活動為「違法行為」，並進一步圍隴由始至終一直安靜坐、站在文建會門前的漢生病患／受害者和學生。
阿公阿嬤這樣子被大羣警察和記者在烈日下給圍在一個政府機關的門前，想已不是頭一次、兩次、三次、四次、五次…… 了吧。後來抗議被迫在三次「舉牌」警告、鬧出衝突以前，與會者發表講話、申明立場才「和平散去」。活動「移師」到旁的一個同屬文建會的展場以後，隨即見到警察排著隊從展場後方拿著一袋一袋便當離去。正巧是中午放飯的時刻。
暴力的威嚇，演示行政權之所待，就是這個意思了，它荒謬得令人難以信服。
※
7 月27 日我來到樂生院的「現場」，這方才是我頭一次來到讀到、聽說的樂生院。由同學導引，查看因捷運新莊延線與車廠工程導致地下水壓失衡，令院區多處建築出現的塌陷情况。除台南舍、五雲舍等，不少民房的石柱樁脚、牆壁、走廊地板已出現刺眼的新裂縫。捷運在新莊的工程是唯一在樂生院周邊的大型工程，元兇不作他想，這個地下水壓和地層的問題，早就有工程業者提出質議，指捷運方面採納的地質勘探顧問報告，其所採用的檢測規格過於寬鬆，鑽井勘探在方法學上亦有重大遺漏，無視樂生院區的保存，捷運工程會和各個行政機構卻一直迴避問題。
而台北市、台北縣政府和行政院等等藍／綠政客，繼續做政客的秀、文建會繼續迴避保存古蹟的法理責任。捷運工程會呢？月來多番周章，就是回退到5 月以前那個僅保留39 楝建築、10楝「異地重組」的「定案」，且堅持施工期間「樂生必須淨空」、院民必須遷出。管理樂生院的院方則僅在「聽取大家意見」。
這個事態發展的脚本，不獨我城所有。它似乎是亞洲每一個「後」殖民城市中，城市擴張與超現代化工程的原驅動力。
後來，我從大隊中走了開去，待在一個建在半山的房舍，寧靜，而不無悸動，甚至有一種隔世的感應。那僅是兩個平房，自己有一堵高約8、9尺的圍牆，只一個出入的門口，叫做「怡園」，很好聽的名字。有一個不短的時期，被斷定為精神病患的人就給囚在這兒，沒有廚灶或其他的任何設施，只是窗子裝了鐵栅的兩個房子，窗外就是那堵高牆，在房子外面我還可以抬頭看到長得很高的樹、牆上的一片天。門上鎖了我没能內進，不知道住在裡面的人，能否從窗户中看到牆上的那片天？而那個房子，叫做「反省室」。
要精神病患反省，沒有確診或誤診這回事，可真是笛卡兒和學生辯論的問題。傅柯寫他的【理性時代的瘋狂史】之際，沒參考過亞洲的案例，他提出痲瘋病的控制作為「現代」的一個特有現象，是國家規模的人口監控，對「身體」的技術化規訓，現代科學主義醫學本質乃是「身體」的重新規劃。在痳瘋病以後，精神病取而代之而成為新的「時代的疫症」，早期的精神病患就直接關進了空置的痳瘋病院裡去。
「時代的疫症」當然不是指突然在一個時代裡突然有很多、很多人一起患上了痲瘋、患精神病，或(Sontag 試圖追溯的) 癆病與AIDS ，而是，一個時代有其對「身體」的不同垂注、不同操作與介入、不同的論述疾病與疫症的範式，還有其連帶的，想像與認同的政治。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歇斯底里熱，延續了維多利亞時代性抑壓對女性的規訓，是當時新興的精神醫學，於女體／女欲的重新書寫。
日治時期的「公共衛生」政策，是與優生學和人口控制相涉的高度嚴密的操作。當然，痲瘋病患恰巧都是島民，而非在台的日本人或歐洲人。「痲瘋病人」要被抓、要被舉報出來，要被關、被隔離、接受強制「治療」和醫藥實驗、強制勞動，連舊有户藉亦得取消，改以病院為户藉地…… 這中間動用的是情報偵訊、鄰里內部連坐監控、警權嚴打、污名的暴力，這種種系統施行的暴力和恐慌的政治，只有一個「現代化國家」才有能力、動機、行政基建來規模執行，這和殖民地要(被)躍為文明的工程契合。而這種非人手段、對病者身心的肆意殘害，對人權的踐踏、對「控制人口」的差别對待，曰「公共衛生」、曰「癩病防治」，它同時是殖民政治的一個面向。倒轉來講，就是這個「優生學」與人口控制的「問題」其實就是殖民者在殖民地的「管治問題」之一部分。
殖民時期的政策遺害，沒有在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的年間改正，往日的漢生病患／醫療暴力受害者，在日人撤出後，並沒有得到正名、也沒得過賠償，更重要的是，在本島政權下，他們依然長久沒法重返社會、沒重新取得自立謀生的機會和條件。
「他方」的政治我只能這樣粗疏的去嘗試理解。
樂生院倖存的阿公阿嬤，他們見證、親歷的不單只日本人在台的規懲管治，或所謂「皇民化」與殖民認同政治的災難，而且，他們見證著日本人徹離台灣以後的外省／本省政權，其對歷史的妄聞和自我開脱！在這重意義上，樂生院的保存、漢生病患與日治時期「公共衛生政策」倖存者的安老，正突顯了內在於藍／綠政權的殖民意識形態；以致於當代政權所呼召的所謂民主憲政議會政治，其「本土性」、「中華民國在台」的核心意義，盡皆子虛烏有，空白無憑。
長久被隔離、拒於社會以外的漢生病受害者，親人朋友多已經失散或與世長辭，「病人」要把禁閉自己的病院、於此目睹同伴受難、自殺、廹瘋的一個地方，視為自己終老的「家」，這是一重悲哀。如今，地方政府與捷運局、房產及建材業的利益軀動的所謂「發展」，要把幾十個已七、八十歲、肢體傷殘的老弱者的最後一個「家」也要拿去，扭盡六壬，要做成「都得拆、都要遷」的既定事實，在種種行政與問詢司責的程序中鑽空子，在到底誰都毋須負上政治責任的制度暴力和官僚犬儒主義中，迅速在樂生院區接鄰處蓋好了，一切。
這是「後殖民」還沒有來到其「後」的第二重悲哀。
※
從那個「怡園」走下坡道，偶然，阿公坐電動車駛過，幾乎是風馳電制！我方才發覺，依山而建的院舍，皆由斜道相連，沒多少處要用走樓梯的。在長久的自發經營和改善中，人能夠自由通行，自己照顧自己和隣人，串門子、聚會，在樹下乘凉、晾衫，有自己的合作社小賣部、有追思故人的庵堂…… 幹嗎要把老人丟到那個多層直立的迴龍醫院？不就是要廹人快點變成呆頓而不能自顧的孤獨老人，讓列車延線通行無阻！？
我不知道經歷過那樣的一個人生的倖存者會怎樣回望、或對面前的事態如何打算，有幾次我好像看到出來活動的老人臉上有種疲態，會堂中的人兒都美，在平靜的交換近況或看法。那個很多人一起但是很平靜的感覺我很久很久没遇過、可能是未遇過。我坐在一旁，也想跟人攀談，只是，真的不知道如何介紹自己、如何述說，那種奇特的感應。我的國語爛到一個自形慚穢的地步，碰見電動車阿公阿伯，只得微笑問好，或遞菸。
從「怡園」往下走的路程上，突然聽見電視聲浪，遁聲看去，右邊一個平房裡一位阿公在看電視新聞，正起身要拿茶杯或是甚麼，啊！不是見鬼，有人住著，幾乎忘記！
圖：1. 捍衛樂生727築牆行動，「台灣公共衛生犧牲者紀念碑」前。(洛謀攝)
2. 726 文建會外
3. 捍衛樂生727築牆行動
相關：
張立本「消逝的學生抗爭時代」(中國時報, 27/07/2007)
弱慢「錯誤的設計，誰該負起責任？評樂生迴龍院區」(21/03/2007)
16 則留言 03 Aug, 07
1972年安東尼奥尼在天安門廣場
2 則留言 01 Jun, 07
没有了的和明明在的
舊時讀書，和一位唱卡拉OK 會走音走得大家好難跟的故友岑先生常會抝頸抝得臉紅耳熱，有一次他說，你寫一本小說甚麼的，「頂多俾盡你，就是一千幾百個OL 買來讀一下，然後呢？」所以他走去研究建築了，建築就是一個時間—空間—人類活動的架構，而它必然和週邊的人和生活形態發生深遠的溝通／交涉，他明明壓倒還踐踏一脚：「一個建築、一待就是100幾十年喇」。
所以一直認為，一個建築是一件很嚴重的事。當然也覺得，真有一千幾百個OL 分別在逛書店但其實多數是在等人、打發無聊時光之際買了我的一本書，又在更無聊的時光中打開書頁讀著謀殺時間，這真是一宗充滿愛情的事呢。不過「OL」是誰、是怎樣的一種生活？
故友本來打算要到日本深造，要拜心儀的老師為徒，而且一直在學日文，到了與人交談流利、讀懂不少日語書藉的高階程度，可惜最終未能成行，後來又因病早夭了。那時候我們一班同學、朋友圍坐一桌，在全中環賣最酒最平的酒吧，高談濶論，支支喳喳、書包拋滿一地，酒杯打爛不少，故友被譽為小資情調的大右派，後來他被瑪麗醫院的一班教授割了一隻眼下來再用大腿的肉補返個窿、一大個疤痕架著黑鏡也遮不了，他道只是為了含蓄「費事嚇親人」，還打趣道，不如弄個海盗形象的眼罩？真有日本幫會頭目的氣度，矋視一下！全場都要退避三舍……
有幾次不禁會想，現下大概就是他學成回來(或不回來) 的時候，他會對這個城市規劃、建築美學的種種問題和爭持，有甚麼看法？我會否又跟他吵嘴吵到一桌口水花？他會否和「本土行動」的一班朋友一起去研究那些建築圖則的謬誤？或者在論述的層次上面，從右翼那邊「一脚省埋黎」而加入一個清新有力的註脚？或者補充一些大家太焦灼而一時未摸得透徹的東西？
突然就想起當時那些情景中出現過的人兒。都各散東西，在社會中某處或顯或晦的位置上，有各自的生活和煩惱…… (這樣講真是老套！) 失去聯絡、久未聯絡，一旦再聚，除了懷舊、細數某些外部的轉變，可以從哪兒再講起？
當然還有在同一個酒吧認識的傅老，不知何故，跟他都是見不了「最後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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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往大埔看中醫，在家樓下碰見中大學生報的一位朋友，她順路往火車站，我見公車來到，從錢包掏角子，她驚呼道「搭車咩？」，就跟著她行了。雖然中大學生報主張坦誠談性，我或者真是太迂腐，也真不知道怎樣告訴她，我的下陰，一邊陰囊裡面好痛、腰後面對應腎的位置也好痛，多行一會就更痛。
女生一面行、一面和我聊天，而且雨傘充當手扙，也還可以。她住在鄰村，平常往車站的走法跟從我那邊不同，她從我住處的樓下出發，還像不自覺地先走往她自己平時的起點，才沿路前往。我好像覺得路遠了，馬路燈也要多過、多等幾盞，來到社區會堂對面的行人天橋，暗忖還要拾級而上、每步痛歸心扉之際，她說：「那邊過馬路啊！」原來，我忘記了穿過污煙瘴氣的專線小巴站，有一條過路綫。那是讓從屯門、元朗、沙頭角等地方居住的人甫一下車，就過馬路用「八達通」入閘直接登車出九龍而設的偉大路線。
我從太和車站下車，想起要提款呢，太和火車站的設計又真是非常曼妙，要親身經驗一下約人等候等極等吾到方能明白，「哦！原來妳係美心那邊瓦、我係百佳出面呀；」或者，「吓！你有乜理由係果度呀，明明話落巴士站你行去帝欣果邊仲乜春呀？」城市的井然有序、卻是迷局中人不能看見。
……說回提款，櫃員機設在往羅湖方向北行綫的月台範圍裡面。「裡面」的意思是說，如欲提款，應該下車先用扶手電梯往上，不出閘，轉左經過補票處，再用扶手電梯往下到北行綫月台，使用滙豐銀行特别為前往內地過境人士而設的ATM 服務，才再出閘用扶手電梯往上，經過商場，再用扶手電梯往下，經過商場低層，方可離開這個鬼地方。
可是我沒有做到我應該做的事。我竟然冒失、一下車就出了卡閘。更要不得的是我竟然想到走去確認一下，是否自己記錯呢？會不會在太和車站那個真真正正的有票務處、有洗手間、有警員簽到處的車站大堂裡面，會有提款機供人使用呢？原來真是沒有記錯。它和旁的7-11 便利店都在入閘範圍裡面。而商場裡面也沒設有ATM。
當然我是吹毛求疵了罷，比起許多不懂使用櫃員機、或者，根本沒有銀行存款的人來說，我真是自恃驕貴。卻是疑問，這個ATM 和便利店僅只設在一邊月台的入閘範圍裡面，它的準則和理由何在？在商言商，它不是排擠了更多的顧客？
在我的情境中，我只是想，嘩好撚痛、痛到標汗頭暈，沒有錢怎樣去看醫生呢？
對，沒有錢的人抑是不許生病、抑是不許看醫生。我非常幸福，我不是沒有看醫生的診金，我只是口袋裡得四草野，中醫又好像甚少「EPS」和「八達通」繳費罷了。於是我步行和大埔中心的恆生銀行分行，那是我有限的生活經驗裡面所知，最就近的一個自動櫃員機服務點。當然，我可以乘那些接駁巴士，但是想到要找對哪一個路線、要在車站底層那個污煙瘴氣的焗促地牢等車、不知要等多久，又只好打消念頭。我也可以去百佳買個東西用EPS 付賬再提款，或者用「八達通」再入閘，用北行綫月台的提款機，再出閘扣除港幣2.5元。
我真是不知道我是和自己還是和誰抝氣。人們高舉的「方便」很自然就排擠了其他人的生活方式和節奏。
從太和車站步往大埔中心再折返汀角路近「明星酒樓」的中醫館，在我腦裡的「視象」中，僅是好簡單的幾條平直的折線，而且不是未到過的地方、未走過的路：「嗱，你一行出黎再咩咪見到咩既？靠住咩照行、過馬路吾駛轉去八號花園，有間食韓國野對面咪係囉，你黎到打俾我我出黎接你……得啦得啦，你打俾我啦」可是，平時不太察覺、平時能夠應付的路途，突然變成關卡重重，十幾截馬路要過，樣樣事情，似乎只有一處、一種前往的「最方便、最集中」的方法。見完醫生，要吃一點清淡的熱飯補充，在搬離了大半年的太和／大埔舊墟，都不知道往哪個方向走，只見處處是人擠來擠去，突然在面前極近又改變方向的繁忙景象……
有人會覺得「病者」的需要是「特殊需要」，可是我真想要問一問，設計、投資和默許我城此種變本加厲的「去地方」生活方式的諸君，難道人就是永遠不會老、不會病痛、永遠有支持這種生活的工資和環境資源？
不知是否自己的defeatism 作怪，那天連走到家母弟弟在附近的住處也像脚骨乏力，就是想到那個屋苑的管理員和住客的眼光，自己出入不慣常，好多次被管理員查詢、讓我非常動氣。明明是屋苑的前閘一個密碼鎖、後閘一個金屬鎖，偏偏要打開閘門、或自己開門讓人進來，明明是閉路電視處處、每幢大厦又有密碼鎖閘，而走火樓梯亦只能返回同一個鎖閘的出口(真是火燭而電閘壞了如何呢？)，每家每户又有鐵閘大門各一，不知道世間上有誰個竊匪會遁此「正途」前往作案，仲停低讓管理員查詢呢？有一次我按不住道，「麻煩你認住我，我姓李，我是A 座幾樓幾號的住客」 ，此往後自然就是面左左故意看不見你，開閘給走在前面那個卻碰巧看不到你，你主動跟他打招呼他就尷尷尬尬的樣子。時常擠在狹促的大堂等候昇降機的「隣居」亦一樣，明明見到你也不會拉著鐵閘，明明自己記得密碼又不肯開門要人開埋門請佢先行吾該都無聲臉皮不動一下，明明叫住「等埋！」偏要按昇降機的關門制紐，明明一齊等，搶先要進去又偏不會按住開門的制紐。
我知道自己是很薄臉皮的人、但不等同是說這些是「針對」或獨突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而且自己也會做過這種乞人憎的事呢。
我只是愈發敏感到這種但求「安全」、「穩當而沒啥不妥」底下的一種冷漠距離感，它不單指對隣人的距離，更是對自己「自處」、安放自身於某處的距離感而言，非常可怕。可怕在於——- 真希望只是自己過於憂慮—— 我們自己的感覺、自己的判斷、生活得來的經驗構成，急劇的正給扯脫、撕裂為零散，又不無強制地被組成了神經質的一個個奇怪的機體，最終只能向民粹的敵意和忌恨政治靠攏，謀得一刻「整全」的身份認同及與雷同者之間的和諧制約，裡面卻是激盪的暴戾。(注#1)
而這個城市發展中的佈局，看來是愈來愈大力深化、生產、傾執於此種制約。
如是我想到在外面旅行，每見到別的許多地方的昇降機没設有「關門鍵」，那種「文化衝擊」是那麼沉重。
圖：澳門氹仔消防局
注#1：這裡我突然想到公車上玩PSP 的上班族，要是有人趕步走過摔壞了他的PSP 在地上，我想是隨時會有拳頭血光的紛爭，那個良好的乘客在擠廹繁忙的公車上守禮、各自安處的圖畫，竟是非常脆弱，它依仗的是一種訴諸「公民」嚴重的紀律 (及後來必得介入、因而實為其前設的企業產權介定、警力、司法權力)、「餘閒」和「玩樂」的極端異質化讓每天飽受剝削的青年人得到一種經濟階層的安置身份。
4 則留言 31 May, 07
轉貼：樂生阿公阿媽心聲
「在運動後面仍有一群阿公阿媽堅持守護樂生院區，這是他們的心聲……」
另， 國際樂生支援(香港) 將於明天
07/4(六)下午四時，及
08/4(日) 下午二時，
於旺角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設置街站，
活動內容：紀錄片放映，有關反對樂生園遷拆運動的展覽，聯署及照片募集。
此活動過程將作影音紀錄，送往台北樂生園的院民。
相關：
短片：11/3/2007 蘇貞昌官坻外
阿嘉花「台灣樂生園廹遷未必吾關我地事」
3 則留言 06 Apr, 07
生活經驗的數位圖誌
據說近年長踞本地書市暢銷榜首的書種，不是明星日記、管理人叢書，而是英漢字典與街道圖集。對不少香港人而言，書，就是切切實實的「工具書」。跟職業司機或學生有别，在電腦前工作的人會嫌翻書太慢，多藉助網上字典、百科全書；要找一個工差出勤的地址，如何乘車前往，自然懂得登上某大地產商的地圖。
地產商地圖近期作了不少修訂，內容再不限於街道佈置、公共設施與交通路線，或分行地址、成交記錄等樓宇買賣資料，亦引入富於「公共」性質的資訊資源。城市面貌轉變急劇，每年增訂印行的街道圖集，始終不及一個網頁的更新。該地圖以地政總署的數據為本，亦加入對應的Goggle衛星圖，檢索方便，是地理資訊作為民用的一種參考。此外亦增編多個與地產並無直接關係的類目，「車主便覽」一項既連上了運輸署的路面視像、亦標示過往超速檢控黑點；又譬如歷史古蹟與掌故、以至政治及社福團體的地址和聯絡資料。環境類目則標記了水浸黑點、回收站所在，地理類目如水文概況、斷層分佈等等亦有標示。全球定位系統(GPS)與地理資訊系統(GIS)的創造性挪用，是近年網絡上的其中一種趨勢。開放元碼的GIS 軟件，Goggle Map 的廣泛使用，使開發成本高昂的數據庫變成彈指點擊可得；然而資訊的透明、使用介面之便利，亦成為了國防保安的頭痛問題，與多國接壤的印度近日正與Goggle 交涉，阻止其軍政設施的高解像畫面流通網上，恐成為分離主義者的破壞工具。
然而，不少以表示位置(Locative)為原則、整合地理資訊與「日常生活」的社區與藝術計劃，亦藉助此類平台而能夠成立，社羣聚落與「領地」(Territory)的重新界定，突顯了地圖學本身並非中立的指向性。
登入「Mobile Art」的網址，隨便就是33 個類别數百個以流動通訊工具為媒介的社區藝術計劃，單在「Mapping」一項底下，就找到好幾個與儼如60 年代激進團體Situationalist International 提出的「Psycho-geography」一脈傳承的計劃，譬如倫敦藝術家Christian Nold 的「BioMapping」，創作以Creative Commons 授權，他邀請了37 位格林威治居民，在身上配戴一個結合商用全球定位收發器和量度皮膚電阻(即情緒反應指標)的裝置，記錄他們半年生活中呈現的情緒起落，並由他們記下筆記，整理成一組三維的「格林威治情緒地圖」，此計劃更推展至英國與歐洲多個市區，由人造衛星的「高度」俯斟所得的數據，辯證城市設計與居民心理構成的交涉，在最講求秩序的繁忙交通道口，居民的焦慮不安「視覺化」為地圖上紫黑的尖峰，駭人而一目瞭然。
假如上述一類設計，不免滲雜設計者主導的立論和預計中的結果，像「Platial」與「MapHub」則更接近一個「參與式平台」的地圖套件。前者同樣以Goggle Map 為據，讓登記用戶自由制作主題不拘的地圖，邀請别人加入內容或回應，地圖每個標示的地點均連繫一預模板，方便加入／編輯文字描述、超連結、圖片、錄像等內容，而友鄰用戶更可將地圖合拼，一題多試或多題合一，同時展示。以此平台，有人建起明星的生平遺跡搜查、有人分享區內特色飲食圖譜，也有人發起保衛鄉鎮小郵局的運動，利用共同的地圖資源，建起一個個一望明瞭，由用戶撰寫的小故事串成的生活圖譜；地圖套件亦供免費下載，連上自己的網頁。
同樣為GIS 平台，「MapHub」似乎旨在方便更多人，藉其整合一個以生活鉅細、以社區為本位的綜合圖譜，登記用戶可於同一幅分成「單車徑」、「歷史」、「睦鄰」和「街道」四層的地圖上，自由加入不同的層級和子層級，例如素食餐廳、卡拉OK、修葺工程、藝廊活動、撞車現場等等，用戶可以按自己的喜好，選擇地圖上顯示哪一些層級的標示和顯示的方式，訂閱其他用戶或主題的更新，或自行撰寫新的內容，如此，在同一社區的版圖上，載有層層不同的閱讀和解讀方向，重叠與落差之處，正是居民生活的現實軌跡，而且，當一個社區版圖愈多用戶加入撰寫，不同的主題類目衍生成共通的系統，生活方式與關注相近的人，就有機會結成了平日不覺、而在網絡上明白可見的羣聚。
另見25/2/2007《明報》「星期日明報」,「in-internet」
留言 28 Feb, 07
迫上街頭，點煙
絕大部份吸煙者都承認，吸煙是一種殘害健康的癮習。現實問題，超現實處理
政府修例禁煙的理據和做法卻叛離此項前提，未從根本著手處理吸煙癮習對市民健康的殘害和社會成本；相反，僅以限制「吸煙者」可以合法而不被檢控的吸煙空間、及市民在各種場所的活動方式施行，掃蕩問題「能見的」一面，未有設法解決吸煙人口控制等問題，儼如發配美沙胴予吸毒者之為人垢病。公眾意見則從討論的題旨，即新實施的禁煙條例，給引導至吸煙者有否對非吸煙者造成支擾、或非吸煙者對此支擾接納與否的定斷。
「吸煙者」所指，就是從一個人生活中各種行徑，僅僅抽出其中一項，使成為此人身份的全部，這個孤立出來的身份，遂只有干犯禁令、涉嫌干犯禁令而遭受區隔的「宿命」。
如此孤立界定，與煙草商早年以個人認同、生活品味作「聯想、聯繫」的公關策略恰巧對應，記得「總督杯」不是紀念港督，而是以香煙贊助品牌命名的足球盛事，然而，吸煙與體育活動本就是背道而馳的荒謬組合！廣告中才俊美女瀟洒走一回的人物造型和想像，亦曾是流行文化的取材所源，以至今時地產廣告只見金髮美人不見樓盤之師承。甚至，幾多少年男女果真偷偷湊錢買煙抽，以標誌其「反叛」與「成長」的首步？
衛生的聯想
在一個致癮的惡習，法例的孤立本質與煙草商聯想式推銷，正是一禽一縱的對照，對「吸煙者」的道德聯想，可卻是禁煙大旗的動力。香煙廣告的受眾故然不是才俊美女，而是普羅勞動階層為主的「煙民」，對吸煙者的敵視與對吸煙禍害的警誡有别，它離不開某種普及聯想中的「低下」、「粗鄙」、「欠自控」的貧困者、惨綠青年、體力勞動者、煙鬼之厭惡。對吸煙與吸煙者的厭惡，所召喚的其實是對被「文明」摒棄、滯後落伍者及其生活方式的厭絕，這種「情緒結構」與吸煙無關，情形類似「健康食品」概念之興起，傳統食品市場的飽和促使傳銷策略的聯想導向改變，覷準港人由暴發戶的浪費炫耀到新都市人講究生活品味及其體形想象之回歸簡樸。
在特區的文化脈胳而言，對吸煙的惡絕深諱雖非朝夕，卻須與「非典肺炎抗疫」期間的恐慌相提並論方能理解。2003 年疫情期間，對病源與傳播途徑的不甚了了，既源於官方專家就「空氣傳播」抑或「飛沬傳染」、疫症有否於「社區爆發」的技術性掏空所致；同時，公立醫院制度在資源調配、與資訊渠道的結構性漏洞等前提下，個別發病個案偏高的「疫區」、個别地點之曰為「懷疑病源」、甚至個别族裔與社會階層羣體、及其行動與生活習慣等，皆成為了必須監控、必須防之於患、迅速處理的「問題」所在。訴諸異常恐惧和隨之必須處治的嚴厲手段，包括強制隔離超過1200 名市民、警務處動用「重大事件調查及災難支援工作系統」(MIIDSS) 電子資料庫，向衛生署和醫管局提供患者或懷疑患者的追踪資料等措施。在如此的行動、空間與資訊的調控之下，身體被納入政治的圖譜，成為行政管轄高度介入市民生活的一種記憶參考、行處範式。
此種訴諸聯想、實質指涉含糊或陳理其次的言論及施政範式，其實常見於特區政府處理社會危機或爭議的策略與公關措辭。故然，我們並非處於疫情緊急的情態，修身德仁，道德即「文明之表」的聯系式提法則每每滲進了發展與改革向前的話語中；而「道德」所指，則僅以自由主義反動的夾心階層為訴說對象，從一開始徹頭徹尾就是「經濟動物式政治」道德，並以殖民主義時代疫症防治的「公眾衛生」為隱喻，市容與個人衛生、言論與思想衛生，也就是所謂「文明與衛生」的辨證關係。不論是非典肺炎或禽流感的重大威脅，細瑣及至公屋住户寵物與清潔扣分制、鳥鴉擾民、小販與墟市的取締，抑或是整個社區聚落的剷除消滅，就濫殺禽畜與拆屋抬人的合理性，既是精良科技裝備與動員力的展現，有關官員與投訴人總不忙抛出「公眾衛生」一詞，並附以諸多註脚為其淨化香港的政策推銷護航。
衛生城市的規劃
在本港，「公眾衛生」的提法乃沿於英人殖民初期遇上的大規模疫病，據Alan Smart 指出，初期進駐香港島的英軍，因患癆病、天花等傳染病，每7名駐軍就有2 名因病殉職，每人平均每年到院求診五次，至一次大戰前，駐軍逐步撒出人口稠密的城市範圍改而屯駐高地、完善食水供應、並增聘傭兵及本地巡捕，情況才趨改善。據英人於1860 年代的官方估計，熱帶地區駐軍，一般單在醫療方面的支出，就比同等數目的歐洲駐軍之總軍費額外支出5倍多；故此「公眾衛生」之成效，與維多利亞英帝國之擴張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公眾衛生」優先關注的並非本地華人的健康，它僅為保障英人與歐洲人為主的管治階層福壽安康的必須手段，成立其有效管治始為目的。殖民醫療史學者David Arnold 亦指，十九世紀歐洲殖民者逐漸意識到，單靠投入醫藥設施開支，無助於改善軍旅與管治階層的健康威脅，而必得在更廣泛的社會規劃層次，把西方醫學引進殖民聚居的所謂「黑市」(Black Towns)、及低收入、不正規及非法的聚落羣體，以改善衛生情況、控制疾病傳播的條件。除此，殖民地疫症爆發不單被視為殖民管治失效的表癥，亦令殖民地貿易成本大增、基建投資的效益大減。
在殖民者而言，華人長久被視為「衛生意識低劣、難於教育」，以「自理」或互助為方針的衛生政策措施被視為不適用，殖民政府在教育、社會福利方面亦未有發展配合，故殖民早期的公眾衛生措施皆以監控(Surveillance)及檢核(Inspection)為主，具體操作則為檢疫、巡查、覊留、隔離等強制性措施。此種沿自衛生管轄的行政介入，加上英人焦慮於被殖民「圍困」(Besieged)的現實格局，成為了英殖民者後來的「城市規劃」以管理主義主導的重要考慮；此種以城市規劃與管治相結合的方法，亦與1920 年代始興起、講求實用與功能性的現代主義式城市規劃理念、二戰後移民湧入本港的住屋及其它政經現實問題息息相關。
不衛生即屬違法的市民空間
二戰後的移民潮帶來的不獨是房屋建量、建屋成本與設計的問題，隨之而至的衛生與治安問題才是殖民管治危機所在，其性質由山頂／山下的華洋對立，轉向僭伏於不同階層、族羣的華人之間的各種利益衝突之動盪與不可測。中國解放後無意立刻收回香港，其「長期部署，長期利用」的香港政策亦進一步深化英殖「托管制衡而治」的格局，公共建設諸如「徙厦」、基本衛生、教育的設置與委任華人精英的咨詢政治，在香港殖民史的回顧中就經常被援引。
生活在木屋、寮屋區或其它城窟的普羅民眾，由50年代佔總人口四份一至80年代「新移民」潮期間佔七份一人口，其生活、聚落與經濟方式卻長久處於一種儼如「法外之地」的狀態，除了所謂「黄賭毒」事業等貪污收入來源，這些市區中的市區，無論在業權、生意牌照、租約、衛生、防火、税收等各種明文規定的民事項目上，絕大部份眥屬違法、卻非沒受管轄，而是因及殖民管治的外來性質與巡查監察的成本高昂等因素而被受容忍、容納置之。
公共房屋於50 至80 年代間大量落成於上述寮屋或漁民徙置區的原址和周圍，實基於管治政權的一種社會性考慮。「安居樂業」的理念標示著以一種新的生活/ 生產方式、以新的目標與紀律以取締過去的冀願。「上樓」和「衛生」是此冀願和取締過程的重要摃桿和關鍵詞。「上樓」代表著獨立或用戶量較少的自來水源、廚厠設施、採光充足、空氣流通以至有自己晒衣的一隅空間，而此種樓上生活，也代表市民落入一種介乎於監獄式的暸望台監控、與一種新型的、應允自由的「自我調節」之間的身體空間經驗的調控，它並非由外力強制固我，而藉由自我的構建與塑造而調節，而一家户主成為了此種構建與塑造的持份者。時至今時絕大部份樓宇，本質皆為排外、圍守的單一樣式高厦建築，它是本港土地政策下成本優化的必然成品，與上述木屋區與城窟衍生於截然不同的政治經濟體系和生活文化，它就是我們的都會文明，而孤存的市民湊成集體。
如此，我們才能理解本港與其它後殖城市如吉隆坡等日益強大的淨化城市想像，如何賦與了行政介入市民生活的理據，成為了新都會身份自我言稱的必須前提。不符衛生即屬非法，當烏煙瘴氣的紅燈區變成商場、或者一個違法的吸煙者被趕離公園，市民空間的劃禁，就是再一次宣示，都會文明所不容。
參考資料
Alan Smart. The Shek Kip Mei Myth : Squatters, Fires and Colonial Rule in Hong Kong, 1950-1963.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c2006.
城市大學及香港房屋委員會. 「香港房屋網」
本文另見03/02/2007《明報》「世紀」
4 則留言 04 Feb, 07
流浪人於內衣專門店外
旁的一袋二袋，大概就是老人的家當。如果我沒有理解錯，那是有家歸不得或無家可歸的寫照。流浪人總是把所有衣服穿在身上，身體成了衣櫥、也免得一覺醒來無衫著。
流浪人坐在那兒，神態自若，抬頭看著甚麼。我禁不住又拿了相機過去，人們自然避開的一隅，繁忙的彌敦道上，流浪人大方給我擺一個pose，我豎起姆指，他說一聲「多謝賞面」，Be My Guest的意思，驕傲而且溫暖。
油蔴地, 2007
2 則留言 01 Feb, 07
頑皮的孩子
頑皮的小黑和小花住在矮樹叢裡，那裡不怕日曬、雨點也不很打得進，是有點冷，而且清晨四、五時附近已見人流、跨境貨運巨型貨車一開動儼如地震，吵得小黑小花夢中驚醒過來，以為咩事；然而人們丢在垃圾箱附近的垃圾、和老花阿嬤每晚彎腰送上的剩飯，加上伴隨一雙雙白襪子黑皮鞋而至的課後笑語、甚至寬頻服務推銷員在村口重覆「介紹返」的叫賣，始終有個家的理由，要不是食環署僱請的阿姨把矮樹剪成太禿，畢竟生活安好。小花和小黑，不足一兩歲的個兒，都是三色花貓，一隻棕／黃／白搭襯，另一隻無以名之，自然因為臉上一糰黑塗而起名叫小黑了。他倆時常在午後追逐，急停蹦跳，不知作樂作鬥的樣子，作者買完家常雜貨回來碰見，算是點頭之交。
今晚約莫十時，小黑躺在文錦渡附近鳳南路一段馬路上，非常扁平，臉側著一旁，一灘血肉皮毛平靜無聲，見證中港兩地更緊密經貿關係合作，人們購物吃飯回來，沒看一眼，而我倖存。
3 則留言 14 Jan, 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