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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今年財政預算案那些垃圾政策建議,例如注入六千元去強積金,等於在交通津貼設立家庭資產審查一樣,等於往年設立老人津貼的資產審查和外傭徵費的合約安排一樣,等於這幾年的申辦亞運的鬧劇一樣,都是政府的「屏障議題」、稻草人議題(strawman agenda),預先植入(build-in)一些無關痛癢的話題,預留退讓的空間,消耗傳媒和議員的時間,令議員可以罵娘扔蕉扔水樽丟陰司紙,領受為民請命、「成功爭取」的虛榮,令政府可以不必做事,卻隱藏了更險惡的議程。
──陳雲,〈財政獨裁的政府黨〉 ,《明報》,2011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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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Mar, 11
Man is a transitional being. He is not final.
—Sri Aurobindo
1968 年二月,124 個國家與印度23 邦的青年代表,分別把採自所屬國家的泥土,帶到南印度朋迪榭里(Puduchery)東北,距離孟加拉灣僅五、六公里的紅土野地上,在五千多人的見證下,把這些泥土和一份憲章放進一個大理石甕裡,成為了體現「人類合一」夢想而建的曙光村(Auroville)中心地基部份。(i) 感召人們把一切繫乎宗教、種族、階級的歧見,如撒一把土般放下,曙光村的憲章是這樣寫的:
1) 曙光村不屬於任何人。曙光村屬於整體人類。但是要居住在曙光村,他/她必須願意成為神聖意識(Divine Consciousness)的服務者。
2) 曙光村將是個永續教育、持續成長、永不老去的地方。
3) 曙光村希望成為過去與未來的橋樑。運用從無到有與內在的探索,曙光村將勇敢的躍進去體現未來。
4) 曙光村將會成為物質與靈性研究的場所,成為活生生的實際人類合一的示現(a living embodiment of an actual Human Unity)。(ii)
那實在是個滿有「理想主義」的計劃,試想像,二千多人住在一起,不分種族/國籍,沒有物業產權,每天工作五小時,工作不再是以勞動謀取生計的手段,而是「表達自己,發展潛能,此同時透過工作服務群體,而群體亦為每個人供予賴以存活的條件與工作的場域」;每個人同時都是彼此的生產者,教育者與學習者,助人以自助,「人類競爭的本能只會用以克服窮因和苦難的根源、克服其自身的軟弱與無知......精神的需要與對進步的關注,優先於欲望與情感之滿足、或歡愉與物質享受的追逐」,簡言之,即社會關係的根本轉向 :「人與人的關係不再是基於競爭和衝突,取而代之是基於一種把事情做得間更好、合作無間的互相效法關係,手足同心的關係。」(iii) 曙光村的理想,實與今日所謂「全球化後資本主義時期」疲於奔命的生活方式完全悖反,可是「理想」與「現實」畢竟是互相辨証的:如果一個「理想主義」計劃,從慨念階段實踐至今已經橫越風風火火的二十、廿一世紀,奠基四十二年來不停有世界各地不同範疇的先行者為了「同一個夢」參與其中,我們還可以只侃侃而談它的「理想主義」,說它不符現實嗎?
印度獨立自由戰士/聖哲的夢
曙光村建村的概念,源自印度聖哲奧羅賓多 (Sri Aurobindo 1872-1950),有修習瑜珈的人對這名字不會陌生,沙吉難陀大師(Swami Satchidananda)始創的「整體瑜珈」(Integral Yoga),很多理念與修習原則,實際上就是源襲自奧氏1914-1921 年間寫成的《The Synthesis of Yoga》 及其與生徒的書信錄。奧羅賓多生平充滿傳奇色彩,從積極投身政治,為印度獨立奔走、涉嫌策劃「恐佈襲擊」下牢,隱退於朋迪榭里(Pondicherry),潛心修習瑜珈,成立道場,追求超越一切現世政治的精神覺醒,曙光村的建村的構想與此不無關係。
被稱「自由戰士」(Freedom Fighter)的奧羅賓多,七歲就被醫生父親送往曼徹斯特唸書,不要他受印度文化或任何宗教的薰陶,寄望他能回國成為殖民政府的高等文官(Imperial Civil Service, ICS),然而當他考獲ICS 資格,也考進了牛津大學、唸了兩年書以後,卻決定不想為英國人服務,回國後到了西印度瓦都達拉(Vadodara,前稱Baroda)的邦政府工作,當過測量、稅務和Gaekwad皇族的土邦(iv)秘書工作。此後十餘年間,奧氏成為了與父親冀願恰恰相反的人,套用精神分析的學說來講,可說是一種「弒父」(v):他沉迷學習印度文化,自學梵文、印地語和孟加拉語,還因為太專注這些而疏忽公務,被調遣到Baroda College 當法文教師,期間亦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詩集,更重要的是,奧氏待在瓦都達拉期間,經常因為公務出訪孟加拉和中央邦(Madhya Pradesh),認識了英人稱之為「印度騷亂之父」的Bal Gangadhar Tilak 和Niralamba Swami 等反殖運動重要人物,其中Niralamba Swami 更是由奧氏安排到軍隊接受軍訓,再送往孟加拉組織反抗組織。雖然礙於公職不能作太多政治表態,奧氏亦曾撰文批評當時的國會面對英人態度軟弱,無力領導印度人民。
孟加拉分治 期間(1905-1911)是奧羅賓多在政治上最活躍的時期,被調遣到加爾各塔的他經常往返孟加拉,見証了當地(不論是信仰回教或印度教)的人民反抗殖民統治的決心與迫切性,在胞弟的連絡下,與Bagha Jatin 、Jatin Banerjee 等武裝革命分子交往甚密,也在孟加拉協助成立大大小小的青年會,為他們作武鬥和心靈培養的準備,並加入國立教育局(National Council of Education)籌建一所「以國家路線及由國家管理,為廣大民眾提供教育的」國立大學(即今日的Jadavpur 大學 ),以抵制英人的孟加拉分治,後亦因主編英文報章《Bande Mataram》,被控以印行煽動物品而被捕,成為強硬獨派的代表人物,主張印度必須在政治上全面獨立於英人支配。到1907 年國會全面分裂以後,奧氏繼續在浦耶、孟買和瓦都達拉等各處演說、聯絡不同團體,爭取印度立國的支持者。到1908 年因涉嫌策劃「阿利波爾炸彈案」 (Alipore Bomb Case)再次被捕,單獨囚禁候審,一年後獲釋,其後奧氏亦分別創辦了一份英文、一份孟加拉語刊物,被英人多次以言入罪起訴,到1910 年奧羅賓多退出政治,搬到朋迪榭里,轉向精神領域的修練,並於該處認識了Mirra Alfassa (1878-1973)。
超越政治而不是迴避政治
提到曙光村,大部份到過該處回來的人會強調它的靈性層次,每以一種到過大黃金球(Matrimandir)內室默想、「心靈洗滌」的經驗,闡釋曙光村的可貴與不可多得,囿於形上,感動而不足轉化成生活方式的省思與具體實踐,是一種小資式的移情,無法充分呈示曙光村的及其「人與社群」組織方式或指導原則與「現實社會」接軌的可能。
不錯Auroville 的字根「Auro」取自奧氏的名字Aurobindo,是指光,或曙光,而「光」在奧氏的深奧哲學中,更是「神聖意識」(Divine Consciousness)顯露的形態,但,唯有梳理奧氏的生平,我們才能了解曙光村之所以以此形態出現的原因在哪。奧氏深刻體會到,以國族國家(Nation State)、國土主權為框架的政治,並不是印度人民以至人類前途的答案。 的確,奧氏見證了印度從英殖統始下獨立,但這個歷史過程中,基於宗教、語言和所謂「民族」的劃分,也促使印度大陸的人民分斷。巴基斯坦以宗教立國,孟加拉(Bangladesh)由語文運動啟程立國之路,本身卻是一部血淚寫成的流徙史,以至印度的查漠和克什米爾邦(Jammu & Kashmi) 、接壤巴基斯坦的旁遮普地區(Punjub)的持續「內亂」與「分離主義」,無不歸因於「國族國家」的內在殖民性。印度獨立之日,奧羅多賓發表全國電台演說 ,念茲在茲的,是印度大陸人民的團結、以至整個亞洲人民的復興與解放的必要,而且他提出世界的團結合一將成為人類前境的外在基礎,一種「國際的精神」將會由「放棄軍事力量的國族主義」所催生。
從籌募經費,覓地收購,具體指導著曙光村籌建工作的Mirra Alfassa 早就指出,曙光村並不是一項宗教實踐,也極力排除政府對曙光村的影響,這位曾為奧羅賓多成立道場(Sri Aurobindo Ashram )、奧氏稱之為「神聖母親」、「Shakti 化身」的曙光村創辦人,過世前依然重申,「曙光村是為那些想過神聖生活(a life essentially divine)但放棄所有宗教的人而設的──無論是古老的、現代的、新興或將來的宗教。」甚至,當被問到曙光村會有一種怎樣的政治組織,The Mother 非常巧妙的答道,那是一種「神聖的無政府主義」(a divine anarchy):「人類必須要意識到自己的精神存在(psychic being),摒棄規則與法律,自然而已的組織起來,那就是理想。為此,人必須和自己的精神存在接通,聽由它的指引,源自自我(ego)的一切威權和影響必須消失。」(vi)
實驗社群與聚落
實在,當年荒蕪一片的野地,經過曙光村「村民」和歷年的訪客的協作,栽種了二百萬棵綠樹,水土流失的防治工作亦漸見成效,成為一片綠洲,1983 年成立的The Auroville Village Action Group (AVAG) 積極組織附近的塔米爾村落,修建水喉,為殘障或失學的兒童提供教育,協助婦女脫貧及發展社區本位的小形經濟。Earth Institute 則定期為印度和各地的工程師、建築師、志願者舉辦課程,講授就地取材,與當地人生活條件適切,低成本、抗天然災害的建築方法和土木工技術,並就水力/風力/天然氣等可再生能源的具體應用進行研究,這些研究成果,不單用於曙光村的建築項目,這些項目的人力與技術資源也不單同時投入在附近的塔米爾村落以至朋迪榭里的學校、社區建築的建造計劃,也投放於協助南亞海嘯重建,更直接啟動印度新德理、以至沙地阿拉伯的類似項目。另一個著名的Sadhana 再植林計劃 ,則是以志願者為基礎,一方面讓他們學習接近自然,低碳消耗,對自然環境生態破壞最少、對動物不施虐、善用水資源的小集體農耕生活方式,同時為 Sadhana 生態的恢復作出努力。
是以,曙光村永遠是「實踐中的理想」,離原來居住五萬人的構想差遠矣,卻是以類似的小群體連結而成的,無論是聘用南亞海嘯影響戶的「社會企業」,或是在曙光村裡經營的旅舍餐廳,或是各式各樣自由加入的小組式身心靈修練、創作與勞動, Sadhana樹林的「生態村」 或是、自六十年代起陸續成立的大小農場 、合作社與農業貸款計劃,抑或各種以「可持續發展」原則指導的社區實驗、教育計劃,都貫徹一個原理:平等,也就是勞動/生產關係的趨於平等,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係趨於平等。
延伸閱讀 :
Auroville, an achieved utopia?
奧羅賓多著作 (網上版)
Polis Project on Ecological Governance
關於大金球有沒有按照The Mother 原意建造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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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曙光村(Auroville)另有譯作「阿羅新村」、「曙光之城」。出席這個奠基禮的代表,其中就有因為「六日戰爭」與「文革」,關係變得極為緊張的敘利亞、約旦、以色列,及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西藏等地。當時西藏的代表是印度達蘭莎拉的流亡政府,他們放入那個大甕的是喜馬拉雅山上的鹽,而不是土壤,因為流亡政府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ii) 曙光村憲章的不同譯本,見:http://www.auroville.org/vision/charter.htm
iii) 曙光村創辦人Mirra Alfassa,〈A Dream〉,見:http://www.miraura.org/aa/av/av-dream.html
iv) 英人統治下,與本土皇族分治的代理政權。
v) 據說奧羅賓多回國之時,因為消息錯亂,他的父親Dr. Krishna Dhan Ghose 以為兒子坐的船在葡萄牙對開海域沉沒,原本健康不佳的Ghose 因而悲傷至死。當印度於1947年8月15日獨立,奧羅賓多指出他亦是生於8月15日,認為兩者不是純屬巧合,而是「最高的真理」藉助他的一生所作向人揭示。
vi) 見:http://www.auroville.org/vision/maonav_selected.htm
原刊《artech》網上版「live in ideology」 ,2011年 2月。
20 Feb, 11
我把4 月在南方澳拍的照片做了個slide show,配上了Kishori Amonkar 的「Jane aj mee ajar」,歌詞取自Maharashtra 聖哲Dnyaneshwar (1275–1296)以馬拉地語(Marathi)所寫的Dnyaneshwari ,是對印度教經傳薄伽梵歌(Bhagavad Gītā ) 18 章 55 節的注解/演繹。
我大概沒有在海邊想通甚麼的,只是身體細胞有65-90% 是水的話,在那無始無終的大水前面自然會有種感應。
V. V. Shirvaikar 的英譯如下。
Bhagavad Gītā Ch 18-55 : “By devotion one truely understands what and who I am in essence. Having known Me in essence, one immediately merges into Me.”
He knows that when he awakens then all emotions he saw in the dream were not different from himself.
Smilarly he experiences that what appears to be existing and not existing is all himself the knower.
He knows that I am the birthless, ageless, inexhaustible, indestructible, without past and of unlimited blss.
He also knows that I am also imovable, not liable to fall down, infinite, incomparable, root of everything, formless as well as with form.
The bender of the ruling powers as well as the ruler, without begining, indestructible, fearless, support of as well as the supporteed objects.
He also knows that I am the master of everything, and am ever, natura, unceasing, everything and in everything and beyond all.
That which is most recent and also oldest, with form of nil and yet complete, biggest and tiniest, is all me.
That which is actionless, companionless and without sorrow is also me.
All things are in Me and I am in all things.
Thus I am the Superior Person.
I am without words, without ears, form or lineage.
I am the uniform and independent, Brahman the ultimate.
Thus by becoming one with Me he knows me through his incomparable devotion and also realizes that this knowledge is also Me.
He knows that I am the birthless, ageless, inexhaustible, indestructible, without past and of unlimited blss.
相關:Dnyaneshwari 英譯 (Dr Ravin Thatte)
27 Nov, 10
今年一月,由保皇功能組別把持的立法會夾硬通過廣深港高鐵669億撥款,整條石崗菜園村將被夷平。政府至今都沒有做好安置和賠償工作:五十戶村民參與的重建家園計劃舉步維艱、農作物超低賠償令農民失去生計、廠戶血本無歸、租戶安置失當。但是,政府不打算正面協助村民渡過難關,反而自十一月四日起,每兩星期大舉入村清場逼遷一次,還不時偷偷突擊收地毀田,要以武力把村民解決掉。
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五﹞,收地行動又來了,多個農戶、租戶和廠戶可能被武力清場。菜園村關注組、支援組和巡守隊要求政府停止清場行動,並呼籲市民當日入村,共同守護村民,迫令政府正視村民的需要。
菜園村巡守隊自十一月四日起肩負起守護村民的任務,每日巡村。在十一月十九日,巡守隊呼籲支援者於早上八時在菜園村生活館集合。巡守隊組織者由當日早上七點半起,會在菜園村生活館接待市民並安排工作,包括按組織的安排監察政府人員、以影像和文字記錄,或在指定地點守衛等等。我們在此向政府表明,清拆必須在雙方滿意的情況下進行,絕不接受強拆強遷。
支援者仗義襄助,菜園村村民銘感於心,但村民也擔心支援者安全,不希望有朋友因清場受傷,故我們亦呼籲大家恪守非暴力抗爭原則,避免衝撞。
十一月十九日不會是菜園村最後一次清場,預料政府接下來的行動將會更頻密,務要把村民壓倒為止。我們需要更多支援者加入,守護村民,直至所有人平安離開。
菜園村關注組、菜園村支援組、菜園村巡守隊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七日)
十一月十九日護村行動重點
集合地點:石崗菜園村村口生活館(錦上路西鐵站乘的士前往)
集合時間:上午八時
熱線電話:63546576
●支援者到場後先到菜園村生活館登記,可以選擇按組織安排加入各工作小組
●組織安排的工作包括監察政府人員行事、記錄過程、在指定指點守衛等
●清拆必須在雙方滿意的情況下進行,絕不接受強拆強遷
●菜園村關注組、菜園村支援組、菜園村巡守隊恪守非暴力抗爭原則
●獨立支援者若打算自行組織行動,請先聯絡63546576
18 Nov, 10
我對香港國際書展,只有一個模糊的印象,很多人,很吵鬧;才走進去就想逃。
我大概是2000年左右去過一次書展,那時有朋友給我通行証,可以直接在會展中心地下的入口進去,所以我不能從「普通消費者」的角度批評書展的安排怎樣怎樣──至少,我沒有付錢買票,也沒有像許多人一樣排隊大半天方能進場。印象中,我甚麼書都沒有買,也沒有去聽講座或參觀專題展之類的。敞大的展場都是人,肩摩肩的,就是從一個攤位的一列貨架這邊來到另一邊都很吃力,我以為我拿起一本書在看但原來一直擋著其他人的路,每隔十餘秒就有人在身前和或背後捱過來要擠過去,一轉身隨時不覺就撞到別人,不然就差點碰翻貨堆上的一疊書或「文具精品」,而且人聲沸騰給關在樓底極高的室內迴響,然後有四方八面傳來的叫賣聲互相要蓋過對方。走到展場後方,通道可是坐滿了一家大小、癡纏的情侶和急著拿出新買的戀物在把玩的「動漫仝人」,冷不防會踏在別人撐在地上的手。這樣在展場裡給擠來擠去,除了情緒消費,覺得那些本來不想買但「見到減價覺得好抵」都買下來,能怎麼挑書呢?
無論書展規模多大,有些書、有些人可是不會在書展出現。正正是它的規模化,讓一切難以規模化的東西被拒諸門外,譬如說,我實在想像不到一個詩人如何在那樣的環境設置與氣氛中,好好的,朗讀一首詩。反過來我又會想,那些名家座談、專題展覽,如果改在地區圖書館、書店門市,或別的「小地方」進行,難道就吸引不到一兩百人來參加嗎?「閱讀」,真可以在虛妄喧鬧的展銷會中推廣嗎?
但,香港國際書展畢竟是一個由貿易發展局主辦的商業活動,人們在一個散貨場要求有甚麼「文化交流」,沾一身銅臭又想有點書香,不是有點突兀嗎?人們每年批評書展「重量不重質」,或是「商業味濃厚」,抑或笑罵著主辦方一而再次把文學經典、名畫畫冊當成「淫穢物品」處理,或是對少女模特兒寫真封殺不封殺,失諸尺度,前後矛盾‧‧‧‧‧‧這些熱鬧的、叫人啼笑皆非「書展現象」,爭議不息,卻每每把「文化」(或是所謂「道德」)變成抽象、甚至理想化的措辭,讓「文化」本身的多元歧義,與藉由此等歧義以檢視現實的批判性都喪失了,如此,「書展有沒有文化」的設問方式,遮蔽了一個更重要的命題:到底「文化」是由誰、或那些「持份者」,通過哪些社會機制磋議、定義?而不同版本的「文化」,有沒有在書展中充分呈現、並有效介紹給許多一年都不會去書店幾次的「社會大眾」?已經有二十年歷史的香港書展,作為出版業/文化工業每年一度的大規模活動,而且是有公帑與公共資源投入的,它對「香港文化」、以香港人作為當然主體的生活思想文化之塑造、呈示與承傳,到底應該起著甚麼作用,扮演甚麼角式?
退一步說,假使書展是由藝術發展局或是康樂文化事務署之類的官方文化機構主辦,我們可不是不知道,這些終日被人批評為作風官僚、與民間及業界脫節的機構,亦始終沒有一個以本土文化發展為軸的「香港文化政策」可作依據。要一個官辦,「不在行」又欠清晰宗旨的書展搞得比較像一個「一個文化文流的平台,讓市民大眾參與文化盛宴」而且其「優勢足以讓香港書展在華文地區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的話(1),自然就是陳義過高,口號漂亮內容欠奉,以至烏龍白出。誠如梁文道先生所言 ,在欠政策缺延續性與處事作風官僚的先天條件不足之下,香港書展「總之就是透露一股健康的拘謹的中產階級氣息,總之就是不好不壞並且曖昧的mediocre,總之就是香港。」書展歷年追求量化的成績,同時又焦慮自身的「健康」形象,乃源於其內容的匱乏、價值含糊。
好些年後我還是去了一趟香港書展,那是2008年,書展主題為「多元與創意.書展二十年」,該年書展入場人次近83萬,參展商來自19國家、數目近400‧‧‧‧‧‧書展的「成績」年年打破記錄,但正正是它的規模化,讓一切難以規模化的東西顯得無關痛癢。做為一個要在「書展檔期」出版一本散文集的作者,來到書展的場館參加出版社安排的新書發表會,本來是高興的事。但基於書展的種種限制,袁紹珊、陳智德、葉愛蓮、鄧小樺和我同時出版五本新書的發表會,只能安排到在人堆中用活動看板間隔開來、保安員把守、僅能容納五六十人的「會展大會堂」進行,並得在四十五分鐘之內完成,包括佈置、安排入座、清場,而且現場不得陳列售賣有關書籍、不得給讀者簽名,「商業活動」必須回到參展商攤位內進行。
在類似的時間─空間設定下,書展始終是一個人流管控極為嚴格、銷售效益主導的散貨場,這是許多參展書商都會承認的基本事實。對於比較小本經營的本地「樓上書店」來說,一年一度的書展清貨,靠那小小的攤位,確保了他們有足夠的現金流繼續交租發薪,繼續吃力營運下去。在書展裡,「讀者」是毫無二致的被當成最純粹的消費者、被動的信息接收者,而所謂「作者」,即便來到這個似乎與其職業(或藝術)相關猶甚的場合,亦沒有任何空間多作「推銷」以外的表述。再以這場新書發表會為例,單單是五位作者每人用五分鐘簡要介紹了自己的書,連同主持人的開場白,就用上三十分鐘,餘下的十五分鐘除了佈置、安排入座、清場,現場朋友只能發問一兩題。而當我們穿過人海,到了出版社的攤位,我們還是給擠來擠去,連歇腳的空間都沒有,想和平日難得聚首的作家同行和前輩交流甚麼想法的話,在那個時空,顯得荒謬。結果呢,就是和來到書展的所有人一樣,買書──買自己的書來互想交換──我見到站在貨箱上負責收銀的年青店員,臉色非常難看,一年沒幾天要這麼忙過一秒不停的,要算那麼多種不同的折扣、捆綁的優惠,找贖那麼多零錢,他們都累了。
讓書變成赤裸裸的賤貨,這才是書展辦的不雅。
______________
(1)摘自香港書展 2010官方網頁,見: http://hkbookfair.hktdc.com/tc/About_AtAGlance.aspx
本文原刊《自由寫作月刊》 #59 期,及《田園書訊》 總#2期
20 Jul, 10
我看到一隻天鵝逃出檻籠,
用有蹼的腳掌在乾石板路踏踩,
白色羽毛在崎嶇地面上拖曳。
靠近無水的河溝,這隻笨禽張開喙,
神經兮兮地將翅膀浸入塵土中,
滿懷出生的優美湖泊,說:
「雨,何時下呢?雷,何時響呢?」
我眼見這隻宿命奇怪神話的不幸鳥兒,
有時朝向蒼天,像奧維德的人物,
朝向不旦藍得殘酷而冷笑的蒼天,
由痙攣頸子伸長的貪婪頭部,
猶如向上帝提出責備!(ii)
若果記憶無誤,志文出版社「新潮世界名著」系列的《惡之華》是我讀的第一本詩集,是在家附近那個小得很可憐的區域市政局圖書館發現的。(iii) 那時念中三、中四,圖書館算是常去的地方,當見到書架上突然出現一列兩列寫著「上帝之死」、「百年孤寂」、「愛的飢渴」等等粗黑大字的書脊,自然就像發現地下世界、秘密花園的入口一樣,沉迷讀下去。在這段甚麼都沒有發生的少年時期,這許多用冗長的病句中文譯成的「世界文學」作品,變成一個個窗口一樣,接收我許多無以名狀的鬱悶,儼如安慰。
然後,牛津大學出版社「世界經典」系列的英譯本The Flowers of Evil (iv) 就是我花錢買的第一本英文書吧,扉頁上的墨跡指證,那是1993年10月19日,一本翻過又打開另一本,也就是這樣開始接觸英語世界建構的「世界文學」。十年以後,受著指導老師的影響,我的碩士論文中有一章是以波特萊爾幾首詩作為例子,討論到第二帝國(1852-1870)的巴黎重建大計,令巴黎的街道與社鄰空間由席捲歐洲的革命現場變成方便軍車與資本快速調動的馬路城市之同時,在拿破崙「子姪」與政商利益集團的高壓管治下,城市住民所經驗的各種社會意義上與精神上(psyche)的流離、斷裂,人身自由與政治權利的受壓,如何以一種厭煩、沉悶(ennui )的癥候方式呈現於波特萊爾的創作,換言之,厭煩、沉悶並不是個人偶然的心理狀態,而是歷史性的。
還有人要談波特萊爾嗎?
我知道的「波特萊爾」似乎更像個原地流放的的零餘者、前朝遺孤。回憶讓詩人無論身處那裡都被一種隔世感、錯置感所折磨,正因為回憶無所憑證,光亮的新城與廢墟無異。第二帝國大肆托建的時代之都,呼召歷史、標誌傳承(追宗認祖從拿破崙一直追溯至古羅馬戰神Minerva),可是此光榮「歷史」所取消、取締的一切,不能做訪、不允憑弔。煤氣燈點亮的繁華巴黎,不過是管治者搭建的舞台布景,當「歷史」可以重複,現實不過一齣荒謬鬧劇。(v) 每一棟新蓋的建築,每一種新鮮事物都刺著詩人的心事,都變成失落(loss)與一切所失去的(all that is lost)的託寓(allégorie )(vi) ,外間一切變得特別擾人,厭煩、納悶的取態乃是一種保存自我的防衛機制,這無疑與學院中人天天在說波特萊爾是「城市漫遊者」、是「Dandy」的說法大相逕違:
More Memories than if I’d lived a thousand years!
A giant chest of drawers, stuffed to the full
With balance sheets, love letters, lawsuits, verse
Romances, locks of hair rolled in receipts,
Hides fewer secrets than my sullen skull.
It is a pyramid, a giant vault
Holding more corpses than a common grave.
—I am a graveyard hated by the moon
Where like remorse the long worms crawl, and turn
Attention to the dearest of my dead.
[…]
Nothing is longer than the limping days
When under heavy snowflakes of the years,
Ennui, the fruit of dulling lassitude
Takes on the size of immortality.
—Henceforth, o living flesh, you are no more!
You are of granite, wrapped in a vague dread,
Slumbering in some Sahara’s hazy sands,
An ancient sphinx lost to a careless world,
Forgotten on the map, whose haughty mood
Sings only in the glow of the setting sun. (vii)
我沒法直接指出波特萊爾的憂鬱詩句曾經在甚麼樣的時刻又以甚麼方式搖撼我、打開一些甚麼,零碎的閱讀經驗與所謂「真實」是怎樣互相指涉、關係糾纏,難以比擬,是詩的語言讓我們如此理解真實,抑或真實是如斯不可理喻而我們只有用詩的想像才能靠近它,穿越它的表層?「人生不及一行波特萊爾」,我記得波特萊爾的誤譯但我總是忘記了更重要的。
無水的河溝
去年十月底有一天,住在新店附近的一位朋友S 帶我去過一次碧潭。從她家出發,坐公車不夠十五分鐘的車程,車上多是剛下課的大學生,小聲吱喳著我沒聽懂的喜悅或煩惱,S 跟我說可以在這邊岸下車,或是待車子過了碧潭大橋,由對岸新店老街那邊往回走也可以,我不知道有甚麼分別,就隨便說這邊下車吧,我們就在溪頭的站牌下了車。那是路邊窄窄的一個小站,橫過頭頂的該就是「福爾摩莎高速公路」,不遠處是碧潭大橋的橋頭墩,這也是附近碧潭路、安康路、精忠路等等的交匯處。那不過是一個甚麼都沒有好看的橋底交匯處,無論我把時間、天氣、方位和那裡所有的交通設施、出現過甚麼車輛、路邊的樹每隔幾公尺種一株、有沒有狗經過描述得再清楚,它也還只是個橋底交匯處,除了水泥就是柏油路面,燈柱路牌正確無誤的在它們的位置上出現,天空給遮了大半,我和S 在注意著後方和左方駛過來的車,想要橫過兩三截馬路。
可是我拿了小相機想拍那橋墩和馬路的時候──那不過是一個空鏡,沒法建立任何敘事──卻突然認出那橋墩和馬路。我好像來過這裡,我知道我來過這附近。 妳無法憑那一眼看見的橋墩與道口想像那通往一個家園拆毀的現場。「三鶯部落在這附近嗎?」我問走在前面的S,「對呀!」她好像指了一個方向一下,因為要避車我們走在路沿上,不能並排行,我聽不清楚她還說了甚麼。可是我們正要去碧潭呀,碧潭從前被譽為台灣八景之一、或是河畔擠滿店攤的模樣是怎樣我沒法知曉,碧潭現在是「碧潭風景特定區」,有不准抽菸的餐廳街、小商店和優化的行人步道,是台北縣政府「大碧潭再造計劃」的一部分,當時我還不知道這個計劃和大漢溪沿岸幾個原住民部落遭強行拆遷的關係。我來到這附近,但我一直沒有回到三鶯部落,我甚至不懂我為甚麼沒有。那是Déjà vu 嗎?抑或是S 跟我一樣,巧合地,同時失去了路感又同時誤認了記憶中的路徑與景物?從碧潭這兒到三鶯部落,開車用國道3 號走的話也要走23 公里的。
我記得的「三鶯部落」是片面的。那是去年二月十三日,住台北的作家朋友Y 帶我去過一趟。那是自從2008 年頭開始的一波又一波的強行拆卸、抗爭與重建之間的一個片刻,我沒看見「三鶯」原來的模樣,也沒看到它後來的模樣──只有住在那裡、生活在那裡的人循此視角。(viii) 那天我們坐公車去的,來到復興路上我就知道那大概是怎麼一回事,我沒有甚麼預感或驚人的洞察力,只是城市擴張、拓殖的「劇本」總是非常相似(而我來自一個叫香港的地方),我們還未下車,就見到周圍都是建起沒多久的房產項目,正是它們的整潔龐大令前面的街道顯得異樣冷清,讓便利商店門前的老人顯得好小。沒有人要在三鶯部落那一塊橋下的荒地蓋項目,可是多年來不顧這群聚居都市偏陲的阿美族人生計死活的縣政府,突然很注重三鶯部落的「安全」,要安置他們上樓,用的方法是拆,理由是他們住在水利法劃定的「行水區」上。(ix)
那是三鶯大橋下離岸好遠的一片沖積地,一大片曾經住著人的房子已經夷為平地,只剩部落入口的幾間木搭小平房。自救會的Banai 讓我們陪她到部落後方她打理的一塊田收菜,就得經過沿路上給「夷為平地」的房子,拆除的建築物料都堆在一旁沒清理,政府人員就是要還堅持住著的人天天看見這些頹垣敗瓦,是一種心理脅迫,此外好多家房子的間隔、牆根還剩一截在地上,還有緊貼著的一行行用白色粉末拉線畫的,該是用作劃定清拆範圍的界線,哪邊是門口哪邊是「起居室」、「廚灶」,哪家的牆依著誰家的依然可以分辨出來,我看著地上的白色線框,就想到房地產售樓說明書上的平面圖則,換算成1:1 的大小,可是地上不論是瓦礫或是只剩赤裸的泥土,它變成那麼刺眼叫人不可直視。人們捧著售樓說明書會設想電視沙發放在客廳這邊飯桌和組合櫃放在另一旁,可是這些白色框框裡沒多久前還住著人的畫面像現實的一度淌血傷口一樣,讓人別過臉去不堪想見。
我一直走在Banai 和Y 的後面,部落後方是小野菊花開滿的矮樹林,經過這裡的小水溪,據說已經被北縣水利局的污水處理廠的排放污染了不能飲用、亦不能餵給牲畜或用作灌溉,我一路踏在人家的「屋裡」,地上滿是打成稀爛的家具、忙亂走避不及帶走的家私、瓶罐,我特別記得有很多幾歲小孩穿的鞋子。
疊影
到旁晚,天下著細雨,有另外的阿美族人和支援者來到,就在Banai 的屋前坐著聊天、說近況,我在喝人家倒的茶、吃人家給的糖果小食,一句沒一句的聽著,看著不遠的三鶯大橋上的路燈亮起來,有點悵惘,城市遺忘了這群在南部被迫得放棄務農、變賣田地又去過採礦然後又來到城市打工幹粗活的「原住民」許多年,到她突然記起,就要從他們身上搶走所有。
──後來,在十一月,C 帶我再去過樂生園一趟,我一樣是坐在一個小平房前面,在喝人家倒的茶、吃人家給的糖果小食,在抽菸,坐在身邊的C 和老人用台語講的我一句沒聽懂,他們會說笑,他們也會勞氣爭論,我聽不懂的但我只有聽。兩年前的夏天我參加過一次到文建會的抗議又到過樂生園一遍,那天他們在園的正門豎立「公共衛生政策受害者記念碑」並且宣誓守護樂生園到最後一刻,人們宣誓的時候我沒有走開但也沒敢開口唸誓詞;兩年以前我沒法想見兩年以後我見到的毀壞和離散。我一次又一次去到一個「抗爭現場」,無法為任何事情作證,我只是見到一群命運被綁在一起的人,所必須經歷的時間其中一個片刻──
然後,就只剩我和Y、Banai 和另一個朋友留下來吃飯,吃的就是方才從菜田摘的。飯後,我在屋裡拍了幾張照片,又走到屋外,那時已是入黑,就只有大橋上的路燈散射的光暈,在極細的雨粉之中不斷折射變成霧一樣的昏眩顏色,一大片籠罩著橋下的部落,幾隻狗在空地上閒著在玩,我卻看見兩隻一大一小的鵝,擺著急步,繞著空地的一邊不停打轉,大的那隻站直的話有高及半腰的,每走一小段路,就會突然停下來從喉底發出古怪的悶哼聲,然後很激動似的,先是蹲著身子然後脖子曲著再往上伸得直挺挺的在大聲鳴叫,好像焦急要說甚麼話,眼珠好像看到甚麼沒看見的,那不是求偶不是要吃也不是劃地盤的行徑而是別的甚麼,也不是迷路,卻像夢遊許久突然不知自身所處,另外那隻小的像懂得甚麼也一直追隨在旁。於是我猛地想起波特萊爾的〈天鵝〉,他寫的與我身處的驚人地相似,詩與現實的比對幾乎讓我的心撕裂一塊,那不是一隻天鵝,而只是一隻鵝,卻讓詩中的「現實」更接近困頓的現實。我跟在那隻大鵝旁邊,牠一直沒理會我靠這麼近拍照,就像牠從沒理會任何事情一樣,逕自急踱著步打圈,又突然停下、使著全身的力氣把脖子要拉成畢直把自己吊起來一樣發出那悽涼的聲音,我甚麼都沒想,只知道要輕著腳,等牠停下來的時候我也停下來,等牠不安的要伸長脖頸的時候按快門。
按快門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妳內心激動千迴百轉的心事擠壓在一點之上不能言語,但是要控制呼吸,靜止抖著的手,並且冷靜的想好光圈快門軟片打算「迫沖」幾級,妳知道有些事情只會向妳顯露一次,人們看著妳的冷酷行徑妳要繼續若無其事。那是很奇怪的心理,在Banai 的屋裡,我沒說過甚麼話,「同情」或受到甚麼「感召」的話語實在太廉價、與羞辱人家無異,自己也沒位置說自己跟人家是甚麼「命運共同體」,我是外人但不是來觀光的,我的心是熱的但它就是太容易熱因此溫度也很容易丟,但,無論多歉遜,也沒能幫一點忙、到底還讓人家來招呼自己,所以總是靜靜的跟變成啞巴差不多,就只在聽他們細慢的說著他們才曉得的憂慮,夾雜家常。可是「家常」瑣碎因為面臨拆遷都變成未許懸決的心願,在時間的流沙裡那麼微小卻因為某種不可測的折射閃爍珍貴的光輝,幾乎把屋裡暖起來......我還是拿起相機,想拍到這個挖土機來到家門前還是毅然抗爭到底的阿美族女人和她的朋友,前面是飯桌上吃剩的菜、碗筷杯碟,旁邊的牆上有月曆牌、布織的信匣,牆下有白色的貓,桌子下是兩頭黃狗伏在地上,一屋裡的小生命都吃過晚餐了,天花上那盞燈泡卻讓我想起梵谷的《食薯者》裡面那盞油燈,那幅畫梵谷畫了很多遍都畫得不滿意,他說他要畫那一家人的手,要畫得讓人見到,他們拿著叉子、遞上食物的手就是種這些薯仔的同一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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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文題取自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天鵝〉,《惡之華》(Les Fleurs du Mal)。莫渝譯,台北:志文,1985。頁280.
ii) 同上。頁278-279。
James McGowan的英譯:
A swan, who had escaped from his captivity, / And scuffing his splayed feet along the paving stones, / He trailed his white array of feathers in the dirt. / Close by a dried out ditch the bird opened in his beak, / Flapping excitedly, bathing his wings in dust, / And said, with heart possessed by lakes he once had loved: / ‘Water, when will you rain? Thunder, when will you roar?’ / I see this hapless creature, sad and fatal myth, / Stretching the hungry head on his convulsive neck, / Sometimes towards the sky, like the man in Ovid’s book — / Towards the ironic sky, the sky of the cruel blue, / As if he were a soul contesting with his God!
見:Charles Baudelaire. The Flowers of Evil . Trans. James McGowan.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iii) 公立圖書館當時還沒有讓讀者預約其他分館館藏的服務,亦沒有聯網目錄可供檢索,除非親自前往別區圖書館,一個社區的人就只能讀到該分區圖書館的藏書了。此外,區域市政局和市政局分別發出的圖書証只適可於其轄下的圖書館使用,因申請圖書証需提交住址証明,故此市區居民無法於區域市政局轄下圖書館借書,新界居民亦無法於市政局轄下圖書館借書。
iv) Charles Baudelaire. The Flowers of Evil . Trans. James McGowan.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v) Karl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3.
見:http://www.archive.org/details/eighteenthbrumai017766mbp
vi) 「在卞雅明(Walter Benjamin)的作品中,『託寓』(allegory)則是指在種種暴力的摧殘之下,歷史的片段如何重新發展形構其歷史意涵,如何透過辨證的方式,將歷史中具體遭受壓迫與被隱抑不言的部份加以呈現出來…」廖炳惠。《關鍵詞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台北:麥田,2003。
見:http://www.books.com.tw/books/series/series9867691741-3.php
vii) “Spleen (II)”. Charles Baudelaire. The Flowers of Evil . Trans. James McGowan.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p147.
viii) 「因為大漢溪截彎取直後,原本水道變短,造成流量變多,因此淹到河岸邊。三鶯逐漸往上遷移,全盛時期擁有5、60個住戶,房舍不是薄木板,而是用磚塊和水泥蓋的房屋。當時這裡聚集的原住民供應了台北急速發展所需的勞力需求,因此政府也默默承認這些所謂的違建,發給門牌,牽來水電。然而,1990年左右政府頭一次拆了三鶯的房子。」
呂苡榕,〈三鶯──在自己的土地上流亡〉。苦勞網,2009年7月28日。
見:http://www.coolloud.org.tw/node/43923
ix) 「縣政府雖祭出水利法認定原住民違法,但對於『行水區』的認定標準和其所需提出的水利勘查報告卻一再打迷糊仗。而另一個台面上的拆遷理由,即是要修建沿河單車道,因此違法部落的存在有礙工程進行及美觀。依體委會「北部地區自行車道串聯計畫」所規劃,三鶯至武嶺橋段自行車道工程全長7公里,完成後將串聯桃園縣既有的大溪月眉單車道、龍潭三坑自行車道,並與大台北自行車道系統相接,預計今年4到5月間完工。」
王舜薇,〈誰來詮釋河岸文化〉。《立報》,2009 年2 月23日。
見:http://www.lihpao.com/news/in_p1.php?art_id=28457
本文原刊《字花》 #24期「波特萊爾與我們」小輯,2010年3-4月,頁120-124。
27 Apr, 10
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謹定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半 至五時半,於香港 兆基創意書院 (地址:九龍聯合道135號) 舉辦「倡議西九香港文學館諮詢會」,誠邀作者、文學及教育工作者、以及任何愛好文學和關心文化藝術的朋友出席。小組會把會議上收集到的意見加以整理,提交西九管理局。我們相信,文學界對於文學館以至西九整體,一定有話要說,小組願擔任信差的角色。
請致電9363-4180 潘小姐留座,或致電郵至mhkliterature@gmail.com。
「香港需要文學館」網站:http://mhkl.wordpress.com/
「香港需要文學館」facebook小組: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102819065100
致香港文學館支持者:
倡議西九香港文學館諮詢會
西九文化區是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單一文化藝術建設項目,也是一個綜合性的文化藝術發展計劃。在西九管理局現時提出的方案中,文化區包含十五個表演藝術場地、一個名為M+的具博物館功能的機構和一個文化及創意工業展覽中心。令人驚訝的是,作為藝術一大範疇的文學,竟然未被納入文化藝術區的構思當中! 文學長期受到邊緣化,香港的文學工作者、愛好者,都欲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現象。如今聲勢逐漸凝聚,當下正是一重要時機。
今年六月,一群文學工作者志願組成了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提出於西九文化區設立香港文學館的建議。小組的理據為:
香港文學經歷近百年發展,成果亟需通過一個專責機構加以整理、研究和推廣。
香港文學乃香港歷史和生活故事的呈現,對探索和建構本土身分不可或缺,對塑造整個西九文化區的本土文化特色也極具作用。
文學極為適宜跟其他藝術媒體互動,為文化區內不同藝術機構創造聯繫,為文化區建立整體性。
文學活動極其適合民間參與,既可推動文學和藝術教育,也可培養民眾對本土文化的歸屬感。
香港文學館可成為訪港旅客認識香港的橋樑,在文化交流和推廣上扮演積極角色。
六月以來,建設文學館的議題在社會上引起了熱烈的討論。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於七月發起籌建香港文學館聯署 ,迅即得到本地、大陸、台灣及海外二百多位著作名家、學者和藝術工作者簽名支持,並於報章刊登聯署廣告。支持興建香港文學館的Facebook小組人數接近五千。小組旨在於西九文化區規劃中提出推動本土文學的建議,並同時打開民間參與西九和整體文化規劃的空間。小組於七月香港書展期間舉行了倡議文學館講座,成員亦多次於報刊撰文討論文學館的創設理念,同時積極向西九管理局反映成立香港文學館的訴求。然而我們發現,政府及西九管理局,對於民間熱烈的呼聲反應遲鈍,甚至於一度不視文學界為西九的持份者。經過小組成員及支持者多度公開抗議後,情況有所改善,但跟其他藝術界別相比,文學界的參與程度和被重視程度依然極為不足,持分比例極其微小。 此時此刻,文學工作者、愛好者必須集結起來,向政府、西九管理局及整個社會,表達我們堅定的訴求,反映實質而多樣的具體意見。
小組不避抛磚引玉,實希望集思廣益,並期待更多關心香港文學、藝術和文化的人士,藉此機會提出改善本土文化條件的建議。小組謹定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半至五時半,於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地址:九龍聯合道135號) 舉辦「倡議西九香港文學館諮詢會」,誠邀作者、文學及教育工作者、以及任何愛好文學和關心文化藝術的朋友出席。小組會把會議上收集到的意見加以整理,提交西九管理局。我們相信,文學界對於文學館以至西九整體,一定有話要說,小組願擔任信差的角色。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希望在十二月十三日能見到你。如欲參加,請致電93634180 潘小姐留座,或致電郵至mhkliterature@gmail.com。
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謹啟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11 Dec,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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