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re is more proud savagery in the person whom no pleasure can satisfy than in one who feels frustrated by everything and barks at the fun others have. The energy needed for supersession is to be found in the first, whereas the anger of the second perpetuates the impotence of a world where nothing changes. Instead of contenting ourselves with compensatory sprees, which is the suicide’s homage to what is killing him, we will destroy the world and offer nothing in its place. No barrier can stand up to the centred violence of irrepressible gratuity. Instead of taking advantages of laws framed to exploit us, we gradually substitute a practical innocence in which all legality is null and void. The time is near when no one will be presumed to know what the laws are at all.
—Raoul Vaneigem (i)
難題是，《字花》邀稿，「主題是『戰鬥 』，大概方向是寫對運動的思考、反省‧‧‧‧‧‧」我即時想，要在一份文學雜誌「跨領域」做社會評論，或是「思考、反省」自己沒有參與其中的「運動」，到底可以理解成甚麼「問題意識」或現實狀況的徵候？在編輯的角度來說，拙文是為了補充（supplement）這個小輯的哪個「位置」？
當我們說「運動」，隱含所指的到底是何時何地的甚麼「運動」，主體是誰！？「運動」變成抽象化的同時，卻是以一種普遍（general）、定義既成（pre-defined）或所指沒有設限（unqualified），默認的全稱方式被談及。於是，「運動」的動態過程與各種前提往往被省去、忽略：那個「運動」蘊釀的社會條件是甚麼？它本身（除了反對xyz）有甚麼議程？與先前或正在進行的其他「運動」有怎樣的關係？其政治性／突顯的主要社會矛盾在哪？──而我們是基於怎樣的分析而得出判斷，這個判斷應以甚麼現實因素檢視 ‧‧‧‧‧‧此等影響著「運動」的性質、走向與可能性的辯證，卻淹沒於一個接一個的行動會議，難以提出或回應。
若是「運動」只有一群圈中人明瞭箇中秘辛和操作潛法則，裡面的種種恩怨情仇又只有「搞社運」的人才能心照領會，也就是一群人有意無意把其他人排拒於「運動」以外的徵狀，它變成一群菁英的專屬領域。即便是在所謂的「社運圈」內部，默認的一切因為從未提出，或未有充分闡述，因此亦無檢討的餘地。「社運圈」內部既成的權力關係、行事方式與方法論，很容易被偷換成為一先驗的、毋容置疑的外在存有:「為了運動‧‧‧‧‧‧必須／不得不‧‧‧‧‧‧」，達成目標的一切過程皆為手段、妨礙目標的一切必須清除；如是者異議和少數意見總是被各種操作上的所謂「策略考慮」駁倒（override），鮮有還原作「政治差異」的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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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題是，我只能寫我所見；焦慮如我所知，有它的結構，即便它有所遮蔽，不一定與現實的情況重合。我希望能誠實：我不覺得自己是「社運圈」裡的人，無法從「運動」內部、組織者或行動分子的視角與經驗體察各種艱難和委曲；也不敢隨便說自己就是「一名普通市民」。既不在運動裡面，也不能說置身事外。
有時我不能認同人們憤怒或覺得挫敗的理由──抑或是形勢情急而我總是滯延其後？「世界是事實構成」的話(ii)，我可沒法藉從身邊不遠不近的人際網絡和通訊渠道所得悉的一切判斷，「外面到底正在發生甚麼事情」。圈之裡面有圈子，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而且幾乎每個人都被聽見，可是誰都沒能被說服，好像在不同的聲軌上發話。每個群體有它的邊界、公開或秘密的價值交換、行事方式，可是在於一個以「社會公義」或更高的理想為志業──或至少如是宣稱的群體，同仇敵愾不可成為「站在一起」的理由，因為「壓迫者」與「受壓迫者」是隨時轉移的關係，而且壓迫不一定具體。今天因為各種原因或矇昧站在所謂對立面的人，與及不置可否的大多數人才是要爭取的對象不是嗎！？
如果真有不共戴天的敵人，敵人首先是自己：我們裡面的法西斯，我們裡面的犬儒，我們的鄉愿，還有我們以為我們沒有的忌恨。
異化的手段不能結束異化，階級仇恨不能帶來無階級社會，我更願意相信，人們集結、組織連繫，以至於在必要時以激進的方式集體反抗，又在個人與個人連繫著的生活裡頭，締造條件，實踐種種幾乎不可能的創造與重整，是因為他們有所相信，執於善，但不以善之名，過程中發現自我與彼此，不單因為形勢所迫、不得不如此。沒有正信做基礎的「反對運動」只會讓人在長久的拉鋸戰中變成壓壞的零件一樣，扭曲，疲憊；甚至因為長久拉鋸，敵我彼此制約（conditioning），反對者體現作他所反對的一切，如鏡象。 那個讓人憤怒叫人挫敗的「現實」，它不容許樂觀，但因為眾人參與其中，它不能被任何人否定、一筆抹殺，現實才是我們最大的幻象，也是最後一個幻象。(iii) 它不在外面，它在於我們對自身所處的位置的敘述。
我們對自身所處的位置的敘述，關乎一個由無意識到意識的過程，也是對自己的生存狀態、同時代的鄰人的生存狀態、彼此依存的動態與社會關係的一種重新認知，重認。如是者，意識的改變，會帶來價值觀念／心理／情感結構／行為的改變，又轉化作社會關係的改變。在這個過程中知識分子既然受益於某種文化資本與知識─權力，責任非常明顯。如果是做學術的，可能是為更廣泛的社會變革提供理論基礎、各種思想資源、爬梳歷史；如果是做組織工作的，可能始於讓工作對象看見與他人的連結，差異與共同，意識到壓迫他們的不是命運或際遇。如果是做藝術的，有刺穿現實的真實性，體現不能呈現（unrepresen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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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想到纏繞我的許多有關寫作或行動（與否）的問題，歸根究底很可能關乎寫作或行動的倫理，卻因為甚少談論，一己的納悶苦惱只能變成訴諸經驗決定的取態、私下的準則──惟個人是集體不可分割、約簡的組成部分，即便破碎，不容否定。譬如說，我寫過一些與社會議題有關的文章，在街上派傳單、喊口號，在警察線前面靜坐或不得已的推撞，也寫過一兩篇呼籲聯署的聲明，諸如此類僅是基於「表達意見」的基本權利，而我做的很少‧‧‧‧‧‧我可是希望，無論過往所作或沒有所作，不要讓人錯覺我有「參與」「社會運動」──這不是為了否定既往所作或沒有所作，也不是「逃兵」藉詞以免役，又自困於一種「其他人都在其中怎麼你沒有投入！」的自責，而是愈來愈覺得，沒有長期投身一件事情並且和其他與事者建立平等的關係，就稱不上參與，而「社會運動」不能懸置在眾人為口奔馳的生活的外部或邊陲。在這個偏頗的界定下，單單是有若干人去遊行示威或參加某個「行動」或活動不一定代表有若干人在參與任何事情 ，那可能只是動員與被動員的結果。
動員與被動員，就是說號召者與「參加者」關係呈單向、不對等，集結的人沒法認識彼此是誰。「參加者」來到某個「抗爭現場」或政治地標，以為是給當權者一記痛擊、與受壓迫者站在一起，或是為了遠大而未竟的目標共同進退、踏足歷史之時，不過被臨時委派角色，成為「群眾」、「聲援者」，進行指定活動：陳義愈高的號召，每每讓其後的人群遣散更形敗退──與日常生活斷裂的「抗爭」，並沒有把人從每星期七天一年365日的普遍壓迫中解放，變成自主 ，亦無法於動員網絡以外，處身其他社會位置的民眾中間產生實質的關聯（relevance）。
後來我開始覺到，聲嘶力竭的衝突場景之所以常常讓我不安，讓我身處其中卻不想「在場」，許是因為從周遭的人身上各種傷口流淌的情緒，含恨者憤懣、自感弱小者悲苦，各種互想和應又抵銷的聲音、口號與詭辯，臉是能辨認出的臉「人」卻是突然認不出來，一個落後一個沒能與意志及時連上的身體的寂寞移動‧‧‧‧‧‧場面與空氣，正在發生的事情好像都與任何一個人的過往未來無關一樣繼續進行，「我們」其實可有可無，只是「我們」無法擺脫自己 ，而絕大部分人早就拒絕了這種荒謬‧‧‧‧‧‧是以遲豫如我者，常常無法做出切合角色要求的反應，當荒涼的現實以過度吵嚷的方式回歸現實，它顯得極富劇場性，我不免覺得這場戲碼裡面每個人──調班的警察、準備好說辭但不小心哽咽動容了的陳情者、懷著各種心情和理由的示威者／聲援者、受命而無權作哪怕最少的酌情的公務員、企業職員，要抓一個soundbite 與15 秒獨家片段的記者、制作線上游那些明知道老闆的老闆才是老闆的採訪主任，以至等著收場才可以開工的外判清潔工──每一個都不由自主，在互相抵銷的種種角力之間無法行動，跡乎癱瘓，妳不免會懷疑，其實沒有發生甚麼「抗爭」，它發生在別處，不在這裡。但此間無疑有人在呼喚，或以一種曖昧的姿態在等待，也有一直在旁觀望的人，又有對面的一方陣營無疑在守衛，嚴密陰森，免得事態會突然變卦，此間發生的與它所呼喚的成為割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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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he Book of Pleasure (Le Livre des plaisirs). Trans. John Fullerton. London: Pending Press, 1983. p.65
ii) “Die Welt ist alles, was der Fall ist.” (The world is all that is the case). 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1961 Pears-McGuinness translation. Cited from: http://en.wikipedia.org/wiki/Ludwig_Wittgenstein
iii) “So long as an illusion is not recognized as an error, it has a value precisely equivalent to reality. But once the illusion has been recognized as such, it is no longer an illusion. It is, therefore, the very concept of illusion, and that concept alone, which is an illusion.”
“We are faced, ultimately, with two irreconcilable hypotheses: that of the extermination of all the world’s illusion by technology and the virtual, or that of an ironic destiny of all science and all knowledge in which the world – and the illusion of the world – would survive. The hypothesis of a ‘transcendental’ irony of technology being by definition unverifiable, we have to hold to these two irreconcilable and simultaneously ‘true’ perspectives. There is nothing which allows us to decide between them. As Wittgenstein says: ‘The world is everything which is the case’.”
Jean Baudrillard. The Perfect Crime (Le crime parfait). Trans. Chris Turner.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8. p53, 76.
原刊《字花》 #31期，2011年5-6月
21 May,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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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今年財政預算案那些垃圾政策建議，例如注入六千元去強積金，等於在交通津貼設立家庭資產審查一樣，等於往年設立老人津貼的資產審查和外傭徵費的合約安排一樣，等於這幾年的申辦亞運的鬧劇一樣，都是政府的「屏障議題」、稻草人議題（strawman agenda），預先植入（build-in）一些無關痛癢的話題，預留退讓的空間，消耗傳媒和議員的時間，令議員可以罵娘扔蕉扔水樽丟陰司紙，領受為民請命、「成功爭取」的虛榮，令政府可以不必做事，卻隱藏了更險惡的議程。
──陳雲，〈財政獨裁的政府黨〉 ，《明報》，2011年2月27日。
相關：
反對壟斷 對抗複製 （陳雲，《九評地產黨》 序言）
陳雲的 propaganda （W.Wong , 「魚之樂」）
解毒中文 替天行道: 與陳雲對話 （梁文道, 《讀書好》18期, 2009年2月）
02 Mar, 11
Man is a transitional being. He is not final.
1968 年二月，124 個國家與印度23 邦的青年代表，分別把採自所屬國家的泥土，帶到南印度朋迪榭里（Puduchery）東北，距離孟加拉灣僅五、六公里的紅土野地上，在五千多人的見證下，把這些泥土和一份憲章放進一個大理石甕裡，成為了體現「人類合一」夢想而建的曙光村（Auroville）中心地基部份。(i) 感召人們把一切繫乎宗教、種族、階級的歧見，如撒一把土般放下，曙光村的憲章是這樣寫的：
1) 曙光村不屬於任何人。曙光村屬於整體人類。但是要居住在曙光村，他/她必須願意成為神聖意識（Divine Consciousness）的服務者。
那實在是個滿有「理想主義」的計劃，試想像，二千多人住在一起，不分種族／國籍，沒有物業產權，每天工作五小時，工作不再是以勞動謀取生計的手段，而是「表達自己，發展潛能，此同時透過工作服務群體，而群體亦為每個人供予賴以存活的條件與工作的場域」；每個人同時都是彼此的生產者，教育者與學習者，助人以自助，「人類競爭的本能只會用以克服窮因和苦難的根源、克服其自身的軟弱與無知．．．．．．精神的需要與對進步的關注，優先於欲望與情感之滿足、或歡愉與物質享受的追逐」，簡言之，即社會關係的根本轉向 ：「人與人的關係不再是基於競爭和衝突，取而代之是基於一種把事情做得間更好、合作無間的互相效法關係，手足同心的關係。」(iii) 曙光村的理想，實與今日所謂「全球化後資本主義時期」疲於奔命的生活方式完全悖反，可是「理想」與「現實」畢竟是互相辨証的：如果一個「理想主義」計劃，從慨念階段實踐至今已經橫越風風火火的二十、廿一世紀，奠基四十二年來不停有世界各地不同範疇的先行者為了「同一個夢」參與其中，我們還可以只侃侃而談它的「理想主義」，說它不符現實嗎？
印度獨立自由戰士／聖哲的夢
曙光村建村的概念，源自印度聖哲奧羅賓多 （Sri Aurobindo 1872-1950），有修習瑜珈的人對這名字不會陌生，沙吉難陀大師（Swami Satchidananda）始創的「整體瑜珈」（Integral Yoga），很多理念與修習原則，實際上就是源襲自奧氏1914-1921 年間寫成的《The Synthesis of Yoga》 及其與生徒的書信錄。奧羅賓多生平充滿傳奇色彩，從積極投身政治，為印度獨立奔走、涉嫌策劃「恐佈襲擊」下牢，隱退於朋迪榭里（Pondicherry），潛心修習瑜珈，成立道場，追求超越一切現世政治的精神覺醒，曙光村的建村的構想與此不無關係。
被稱「自由戰士」（Freedom Fighter）的奧羅賓多，七歲就被醫生父親送往曼徹斯特唸書，不要他受印度文化或任何宗教的薰陶，寄望他能回國成為殖民政府的高等文官（Imperial Civil Service, ICS），然而當他考獲ICS 資格，也考進了牛津大學、唸了兩年書以後，卻決定不想為英國人服務，回國後到了西印度瓦都達拉（Vadodara，前稱Baroda）的邦政府工作，當過測量、稅務和Gaekwad皇族的土邦(iv)秘書工作。此後十餘年間，奧氏成為了與父親冀願恰恰相反的人，套用精神分析的學說來講，可說是一種「弒父」(v)：他沉迷學習印度文化，自學梵文、印地語和孟加拉語，還因為太專注這些而疏忽公務，被調遣到Baroda College 當法文教師，期間亦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詩集，更重要的是，奧氏待在瓦都達拉期間，經常因為公務出訪孟加拉和中央邦（Madhya Pradesh），認識了英人稱之為「印度騷亂之父」的Bal Gangadhar Tilak 和Niralamba Swami 等反殖運動重要人物，其中Niralamba Swami 更是由奧氏安排到軍隊接受軍訓，再送往孟加拉組織反抗組織。雖然礙於公職不能作太多政治表態，奧氏亦曾撰文批評當時的國會面對英人態度軟弱，無力領導印度人民。
孟加拉分治 期間（1905-1911）是奧羅賓多在政治上最活躍的時期，被調遣到加爾各塔的他經常往返孟加拉，見証了當地（不論是信仰回教或印度教）的人民反抗殖民統治的決心與迫切性，在胞弟的連絡下，與Bagha Jatin 、Jatin Banerjee 等武裝革命分子交往甚密，也在孟加拉協助成立大大小小的青年會，為他們作武鬥和心靈培養的準備，並加入國立教育局（National Council of Education）籌建一所「以國家路線及由國家管理，為廣大民眾提供教育的」國立大學（即今日的Jadavpur 大學 ），以抵制英人的孟加拉分治，後亦因主編英文報章《Bande Mataram》，被控以印行煽動物品而被捕，成為強硬獨派的代表人物，主張印度必須在政治上全面獨立於英人支配。到1907 年國會全面分裂以後，奧氏繼續在浦耶、孟買和瓦都達拉等各處演說、聯絡不同團體，爭取印度立國的支持者。到1908 年因涉嫌策劃「阿利波爾炸彈案」 （Alipore Bomb Case）再次被捕，單獨囚禁候審，一年後獲釋，其後奧氏亦分別創辦了一份英文、一份孟加拉語刊物，被英人多次以言入罪起訴，到1910 年奧羅賓多退出政治，搬到朋迪榭里，轉向精神領域的修練，並於該處認識了Mirra Alfassa （1878-1973）。
超越政治而不是迴避政治
提到曙光村，大部份到過該處回來的人會強調它的靈性層次，每以一種到過大黃金球（Matrimandir）內室默想、「心靈洗滌」的經驗，闡釋曙光村的可貴與不可多得，囿於形上，感動而不足轉化成生活方式的省思與具體實踐，是一種小資式的移情，無法充分呈示曙光村的及其「人與社群」組織方式或指導原則與「現實社會」接軌的可能。
不錯Auroville 的字根「Auro」取自奧氏的名字Aurobindo，是指光，或曙光，而「光」在奧氏的深奧哲學中，更是「神聖意識」（Divine Consciousness）顯露的形態，但，唯有梳理奧氏的生平，我們才能了解曙光村之所以以此形態出現的原因在哪。奧氏深刻體會到，以國族國家（Nation State）、國土主權為框架的政治，並不是印度人民以至人類前途的答案。 的確，奧氏見證了印度從英殖統始下獨立，但這個歷史過程中，基於宗教、語言和所謂「民族」的劃分，也促使印度大陸的人民分斷。巴基斯坦以宗教立國，孟加拉（Bangladesh）由語文運動啟程立國之路，本身卻是一部血淚寫成的流徙史，以至印度的查漠和克什米爾邦（Jammu & Kashmi） 、接壤巴基斯坦的旁遮普地區（Punjub）的持續「內亂」與「分離主義」，無不歸因於「國族國家」的內在殖民性。印度獨立之日，奧羅多賓發表全國電台演說 ，念茲在茲的，是印度大陸人民的團結、以至整個亞洲人民的復興與解放的必要，而且他提出世界的團結合一將成為人類前境的外在基礎，一種「國際的精神」將會由「放棄軍事力量的國族主義」所催生。
從籌募經費，覓地收購，具體指導著曙光村籌建工作的Mirra Alfassa 早就指出，曙光村並不是一項宗教實踐，也極力排除政府對曙光村的影響，這位曾為奧羅賓多成立道場（Sri Aurobindo Ashram ）、奧氏稱之為「神聖母親」、「Shakti 化身」的曙光村創辦人，過世前依然重申，「曙光村是為那些想過神聖生活（a life essentially divine）但放棄所有宗教的人而設的──無論是古老的、現代的、新興或將來的宗教。」甚至，當被問到曙光村會有一種怎樣的政治組織，The Mother 非常巧妙的答道，那是一種「神聖的無政府主義」（a divine anarchy）：「人類必須要意識到自己的精神存在（psychic being），摒棄規則與法律，自然而已的組織起來，那就是理想。為此，人必須和自己的精神存在接通，聽由它的指引，源自自我（ego）的一切威權和影響必須消失。」(vi)
實驗社群與聚落
實在，當年荒蕪一片的野地，經過曙光村「村民」和歷年的訪客的協作，栽種了二百萬棵綠樹，水土流失的防治工作亦漸見成效，成為一片綠洲，1983 年成立的The Auroville Village Action Group (AVAG) 積極組織附近的塔米爾村落，修建水喉，為殘障或失學的兒童提供教育，協助婦女脫貧及發展社區本位的小形經濟。Earth Institute 則定期為印度和各地的工程師、建築師、志願者舉辦課程，講授就地取材，與當地人生活條件適切，低成本、抗天然災害的建築方法和土木工技術，並就水力／風力／天然氣等可再生能源的具體應用進行研究，這些研究成果，不單用於曙光村的建築項目，這些項目的人力與技術資源也不單同時投入在附近的塔米爾村落以至朋迪榭里的學校、社區建築的建造計劃，也投放於協助南亞海嘯重建，更直接啟動印度新德理、以至沙地阿拉伯的類似項目。另一個著名的Sadhana 再植林計劃 ，則是以志願者為基礎，一方面讓他們學習接近自然，低碳消耗，對自然環境生態破壞最少、對動物不施虐、善用水資源的小集體農耕生活方式，同時為 Sadhana 生態的恢復作出努力。
是以，曙光村永遠是「實踐中的理想」，離原來居住五萬人的構想差遠矣，卻是以類似的小群體連結而成的，無論是聘用南亞海嘯影響戶的「社會企業」，或是在曙光村裡經營的旅舍餐廳，或是各式各樣自由加入的小組式身心靈修練、創作與勞動， Sadhana樹林的「生態村」 或是、自六十年代起陸續成立的大小農場 、合作社與農業貸款計劃，抑或各種以「可持續發展」原則指導的社區實驗、教育計劃，都貫徹一個原理：平等，也就是勞動／生產關係的趨於平等，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係趨於平等。
延伸閱讀 ： Auroville, an achieved utopia?
奧羅賓多著作 （網上版）
Polis Project on Ecological Governance
關於大金球有沒有按照The Mother 原意建造的爭議
____________i) 曙光村（Auroville）另有譯作「阿羅新村」、「曙光之城」。出席這個奠基禮的代表，其中就有因為「六日戰爭」與「文革」，關係變得極為緊張的敘利亞、約旦、以色列，及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西藏等地。當時西藏的代表是印度達蘭莎拉的流亡政府，他們放入那個大甕的是喜馬拉雅山上的鹽，而不是土壤，因為流亡政府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ii) 曙光村憲章的不同譯本，見：http://www.auroville.org/vision/charter.htm
iii) 曙光村創辦人Mirra Alfassa，〈A Dream〉，見：http://www.miraura.org/aa/av/av-dream.html
iv) 英人統治下，與本土皇族分治的代理政權。
v) 據說奧羅賓多回國之時，因為消息錯亂，他的父親Dr. Krishna Dhan Ghose 以為兒子坐的船在葡萄牙對開海域沉沒，原本健康不佳的Ghose 因而悲傷至死。當印度於1947年8月15日獨立，奧羅賓多指出他亦是生於8月15日，認為兩者不是純屬巧合，而是「最高的真理」藉助他的一生所作向人揭示。
vi) 見：http://www.auroville.org/vision/maonav_selected.htm
原刊《artech》網上版「live in ideology」 ，2011年 2月。
20 Feb, 11
有一個笑話是這樣的，酒吧老闆為了招徠生意，在當眼處貼出告示：「明天啤酒免費」，翌日果然有大夥人打算來喝個痛快，但最後侍者還是把賬單端上，酒客非常不悅，拿著賬單責問老闆，「不是說啤酒免費嗎？」老闆指著牆上的告示說，「對呀，寫的很清楚，是明天」
※
一年之終，一年之始，各地倒數活動的新聞畫面把夜裡的幾秒延長成可供反芻整天的故事，譬如今年適逢「民國一百年」就吸引到近82 萬人聚集台北市政府前參加跨年晚會，以跨年的「片刻」召喚淵遠的「建國歷史」。同日不能同語，對岸的2011 慶祝活動，自然更不會牽上「辛亥革命一百年」。
「倒數」實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它令所有人變成牛頓學派 ，認為時間是不受整個宇宙的任何事件所影響的真實存有，以不變的絕對速度向單一方向運行，一切現象於此維度上依次發生。「倒數」的重點，計時，對時，可是令人頭痛的事，即便所有人能對準「國際協調時間」 （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 UTC），它也不過是由七十國二百多個原子鐘數據統計整合，再由巴黎天文台的「國際地球自轉與參照服務」（ International Earth Rotation and Reference Systems Service，IERS）決定何時加入「潤秒」（Leap Second）的人為計算結果；「剎那」切成再多的細碎分段，人們還是無法指認，一年之始終，終於何時，始於何時。而且我們應當知道，月球正要擺脫牽引，離我們愈來愈遠，潮汐的力量減退，令地球自轉速度也每天減慢，去年的365天真的比今年那365天苦短。現今通用的國際標準時間，徹頭徹尾是現代產物，許多人不知道，在1925 年以前，所謂「零時」一般是指正午，而穿過格林威治、把地球隨意分成東西兩半24 時區的「本初子午線」（Prime Meridian）之釐訂，本是為了配合英國的航海軍事利益，也符合南北戰爭後步入工業化的美國外交、外貿計劃，1884 年的國際子午線會議 ，僅25 個與美國有邦交國家參加，就是否把零度經線設定於格林威治的決議亦沒有一致共識，每15 度為一時區的劃分，自然又因為國土邊界問題與政治考量，需要各種折衷調整。(*)
我們一般理解的「時間」，如果不是一場誤會，也不過是一種隱喻。時間是一項觀測與量度的結果，所量度的對象其實是物件移動或某現象發生的「期間」（duration），譬如以日月變動的循環為記認，或以某種化學元素的原子，其電磁波譜中電子轉變能級 時釋放的微波訊號的頻率以作標記：「2012 年四月一日下午三點十五分，維園球場」並無法標示未來的任何一個將會發生甚麼事情的絕對「時空」，它標示的僅是量度若干「月」若干「日」，若干「小時」、「分秒」等單位的過程的累計，概念與貨幣非常近似，是一套符號編碼，彼此兌換並無具體所指。
更甚者，由「共時性」而生的各種身份想像與生活方式，只可以說是一種現實的臨摹，以「共時性」置換了「共同性」，是意向與行為的統治而非同心協力，由時計到集體運輸、由各種即時通訊與電子廣播，伸延到工作間與學校的身體管治及整個城市空間使用權的精密壟斷，我們的整個生命被嵌入一個鉅細無遺的時序編制之同時，零散、無關聯的現象，於無數個互相排拒、不可重疊的位置被感知、經驗或觀測到，卻用時間的隱喻，或時間作為一種話語 （discourse）來統整、建構並賦予秩序，一旦沒有「時間」的指示，一旦偏離既定的編程，浮泛的小民身份與生活亦失去支點，無從提起，無從想像；如是，我們彼此訓練、條件約化成「時間動物」，行動與欲望總是給迴路到原來的編制裡，轉化成可兌換的時薪人力，現實總是在經驗的外面，我們只能活在不足為人道的匱乏裡。
※
總是有人提醒我們，時間。現在幾點，今年第幾週年，下個月就是‧‧‧‧‧‧死線以後還是死線，才剛結束了的重新起始，實為永劫。有些甚麼更根本的事情無法觸動，不被呈視因而不能看見，沒人提出異議結果連提出異議的基礎都崩毀消弭，讓時間既「往前」行進，卻同時迴旋縈繞，往昔的苦痛刻印目前，歷史的魘魅盤踞幾代人的頭上，讓人麻木活著，無人願見的未來卻率先逆反過來、往回侵擾、蔓延，並決定了現在的種種樣態，於是我們失去了時間感，掉入了歷史的慣性 。
無論我們用甚麼標準時間，未來突然迫在眉睫，決定當下現實的「剎那」總是突然成為過去。惟我們必須依附時間──被決定的時間，方能話語，方能記念，回顧或展望籌劃，以忘記現今所處。
忘記現今所處，意思是說，「連續時間」並無相對應的外在所指，它僅是意識活動，召喚記憶（「過去」）與想像（「未來」）並將之串聯（serialize），構成一個敘事。 這個敘事卻往往令人與當下的現實切斷，失去進退，使未來變成漫長：因為過去的痛苦經驗，對將來的各種勢利估算，取消今天的行動，自願放棄打開、或創造（其他的）現實的可能。香港人會明白的，時間總是讓我們錯開，路總是不斷被打斷，從1984 甚或更早，一直到現在，我們看著一個時鐘然後說，這一秒和剛剛那一秒有質性上的區別，「踏入零時，成千上萬的民眾在時代廣場迎接新一年的來臨」，誰又可以選擇不被這一切喧囂與艷俗侵擾？我們看著一次又一次的敗退，以為這一次讓步跟上一次投降有質性上的區別，突然又會有人熱淚盈洭說的「抗爭三十年，感到無愧無悔」，又或者，在包圍立法會的四面街頭上，突然放棄集結！
當有人大力強調，他們是從往昔如何一直走到目前，意思是說，將來固然要怎樣、怎樣，現在就必須如此這般，只好如此。年度回顧，十年、以至世紀回顧，說的僅僅是「人」的故事，「發展」的故事：革命，建國，戰爭與和平，災劫與重建，無一不借鑒以合理化當前的形勢、視角與取態，惟各處地方的人民都有屬於他們的一長串只能以日期數字記名的事件，無數的獨例反過來引証一切無可例外，也正正是血與鬥爭，苦難與壓榨，罪與傷痕，構成了共同的身份與想像，使歷史成為他們的歷史。我們沒法傾聽死者言說，但我們為什麼仍然聽不見天天被動員派遣去賣命抵債的勞累民眾？
(*)譬如西班牙國土雖沒落入東經7度30分以東，1940年獨裁者佛朗高頒令全國採用UTC+1時間，以靠攏法西斯意大利及納粹德國等「歐洲盟友」，一直沿用至今。
原刊《明報》「世紀」2011年 1月 9日
09 Jan, 11
我對香港國際書展，只有一個模糊的印象，很多人，很吵鬧；才走進去就想逃。
我大概是2000年左右去過一次書展，那時有朋友給我通行証，可以直接在會展中心地下的入口進去，所以我不能從「普通消費者」的角度批評書展的安排怎樣怎樣──至少，我沒有付錢買票，也沒有像許多人一樣排隊大半天方能進場。印象中，我甚麼書都沒有買，也沒有去聽講座或參觀專題展之類的。敞大的展場都是人，肩摩肩的，就是從一個攤位的一列貨架這邊來到另一邊都很吃力，我以為我拿起一本書在看但原來一直擋著其他人的路，每隔十餘秒就有人在身前和或背後捱過來要擠過去，一轉身隨時不覺就撞到別人，不然就差點碰翻貨堆上的一疊書或「文具精品」，而且人聲沸騰給關在樓底極高的室內迴響，然後有四方八面傳來的叫賣聲互相要蓋過對方。走到展場後方，通道可是坐滿了一家大小、癡纏的情侶和急著拿出新買的戀物在把玩的「動漫仝人」，冷不防會踏在別人撐在地上的手。這樣在展場裡給擠來擠去，除了情緒消費，覺得那些本來不想買但「見到減價覺得好抵」都買下來，能怎麼挑書呢？
無論書展規模多大，有些書、有些人可是不會在書展出現。正正是它的規模化，讓一切難以規模化的東西被拒諸門外，譬如說，我實在想像不到一個詩人如何在那樣的環境設置與氣氛中，好好的，朗讀一首詩。反過來我又會想，那些名家座談、專題展覽，如果改在地區圖書館、書店門市，或別的「小地方」進行，難道就吸引不到一兩百人來參加嗎？「閱讀」，真可以在虛妄喧鬧的展銷會中推廣嗎？
但，香港國際書展畢竟是一個由貿易發展局主辦的商業活動，人們在一個散貨場要求有甚麼「文化交流」，沾一身銅臭又想有點書香，不是有點突兀嗎？人們每年批評書展「重量不重質」，或是「商業味濃厚」，抑或笑罵著主辦方一而再次把文學經典、名畫畫冊當成「淫穢物品」處理，或是對少女模特兒寫真封殺不封殺，失諸尺度，前後矛盾‧‧‧‧‧‧這些熱鬧的、叫人啼笑皆非「書展現象」，爭議不息，卻每每把「文化」（或是所謂「道德」）變成抽象、甚至理想化的措辭，讓「文化」本身的多元歧義，與藉由此等歧義以檢視現實的批判性都喪失了，如此，「書展有沒有文化」的設問方式，遮蔽了一個更重要的命題：到底「文化」是由誰、或那些「持份者」，通過哪些社會機制磋議、定義？而不同版本的「文化」，有沒有在書展中充分呈現、並有效介紹給許多一年都不會去書店幾次的「社會大眾」？已經有二十年歷史的香港書展，作為出版業／文化工業每年一度的大規模活動，而且是有公帑與公共資源投入的，它對「香港文化」、以香港人作為當然主體的生活思想文化之塑造、呈示與承傳，到底應該起著甚麼作用，扮演甚麼角式？
退一步說，假使書展是由藝術發展局或是康樂文化事務署之類的官方文化機構主辦，我們可不是不知道，這些終日被人批評為作風官僚、與民間及業界脫節的機構，亦始終沒有一個以本土文化發展為軸的「香港文化政策」可作依據。要一個官辦，「不在行」又欠清晰宗旨的書展搞得比較像一個「一個文化文流的平台，讓市民大眾參與文化盛宴」而且其「優勢足以讓香港書展在華文地區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的話(1)，自然就是陳義過高，口號漂亮內容欠奉，以至烏龍白出。誠如梁文道先生所言 ，在欠政策缺延續性與處事作風官僚的先天條件不足之下，香港書展「總之就是透露一股健康的拘謹的中產階級氣息，總之就是不好不壞並且曖昧的mediocre，總之就是香港。」書展歷年追求量化的成績，同時又焦慮自身的「健康」形象，乃源於其內容的匱乏、價值含糊。
好些年後我還是去了一趟香港書展，那是2008年，書展主題為「多元與創意．書展二十年」，該年書展入場人次近83萬，參展商來自19國家、數目近400‧‧‧‧‧‧書展的「成績」年年打破記錄，但正正是它的規模化，讓一切難以規模化的東西顯得無關痛癢。做為一個要在「書展檔期」出版一本散文集的作者，來到書展的場館參加出版社安排的新書發表會，本來是高興的事。但基於書展的種種限制，袁紹珊、陳智德、葉愛蓮、鄧小樺和我同時出版五本新書的發表會，只能安排到在人堆中用活動看板間隔開來、保安員把守、僅能容納五六十人的「會展大會堂」進行，並得在四十五分鐘之內完成，包括佈置、安排入座、清場，而且現場不得陳列售賣有關書籍、不得給讀者簽名，「商業活動」必須回到參展商攤位內進行。
在類似的時間─空間設定下，書展始終是一個人流管控極為嚴格、銷售效益主導的散貨場，這是許多參展書商都會承認的基本事實。對於比較小本經營的本地「樓上書店」來說，一年一度的書展清貨，靠那小小的攤位，確保了他們有足夠的現金流繼續交租發薪，繼續吃力營運下去。在書展裡，「讀者」是毫無二致的被當成最純粹的消費者、被動的信息接收者，而所謂「作者」，即便來到這個似乎與其職業（或藝術）相關猶甚的場合，亦沒有任何空間多作「推銷」以外的表述。再以這場新書發表會為例，單單是五位作者每人用五分鐘簡要介紹了自己的書，連同主持人的開場白，就用上三十分鐘，餘下的十五分鐘除了佈置、安排入座、清場，現場朋友只能發問一兩題。而當我們穿過人海，到了出版社的攤位，我們還是給擠來擠去，連歇腳的空間都沒有，想和平日難得聚首的作家同行和前輩交流甚麼想法的話，在那個時空，顯得荒謬。結果呢，就是和來到書展的所有人一樣，買書──買自己的書來互想交換──我見到站在貨箱上負責收銀的年青店員，臉色非常難看，一年沒幾天要這麼忙過一秒不停的，要算那麼多種不同的折扣、捆綁的優惠，找贖那麼多零錢，他們都累了。
讓書變成赤裸裸的賤貨，這才是書展辦的不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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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自香港書展 2010官方網頁，見： http://hkbookfair.hktdc.com/tc/About_AtAGlance.aspx
本文原刊《自由寫作月刊》 #59 期，及《田園書訊》 總#2期
20 Jul, 10
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謹定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半 香港 兆基創意書院
請致電9363-4180 潘小姐留座，或致電郵至mhkliterature@gmail.com。
「香港需要文學館」網站：http://mhkl.wordpress.com/
「香港需要文學館」facebook小組：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102819065100
致香港文學館支持者：
倡議西九香港文學館諮詢會
西九文化區是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單一文化藝術建設項目，也是一個綜合性的文化藝術發展計劃。在西九管理局現時提出的方案中，文化區包含十五個表演藝術場地、一個名為M+的具博物館功能的機構和一個文化及創意工業展覽中心。令人驚訝的是，作為藝術一大範疇的文學，竟然未被納入文化藝術區的構思當中！ 文學長期受到邊緣化，香港的文學工作者、愛好者，都欲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現象。如今聲勢逐漸凝聚，當下正是一重要時機。
今年六月，一群文學工作者志願組成了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提出於西九文化區設立香港文學館的建議。小組的理據為：
香港文學經歷近百年發展，成果亟需通過一個專責機構加以整理、研究和推廣。
香港文學乃香港歷史和生活故事的呈現，對探索和建構本土身分不可或缺，對塑造整個西九文化區的本土文化特色也極具作用。
文學極為適宜跟其他藝術媒體互動，為文化區內不同藝術機構創造聯繫，為文化區建立整體性。
文學活動極其適合民間參與，既可推動文學和藝術教育，也可培養民眾對本土文化的歸屬感。
香港文學館可成為訪港旅客認識香港的橋樑，在文化交流和推廣上扮演積極角色。
六月以來，建設文學館的議題在社會上引起了熱烈的討論。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於七月發起籌建香港文學館聯署 ，迅即得到本地、大陸、台灣及海外二百多位著作名家、學者和藝術工作者簽名支持，並於報章刊登聯署廣告。支持興建香港文學館的Facebook小組人數接近五千。小組旨在於西九文化區規劃中提出推動本土文學的建議，並同時打開民間參與西九和整體文化規劃的空間。小組於七月香港書展期間舉行了倡議文學館講座，成員亦多次於報刊撰文討論文學館的創設理念，同時積極向西九管理局反映成立香港文學館的訴求。然而我們發現，政府及西九管理局，對於民間熱烈的呼聲反應遲鈍，甚至於一度不視文學界為西九的持份者。經過小組成員及支持者多度公開抗議後，情況有所改善，但跟其他藝術界別相比，文學界的參與程度和被重視程度依然極為不足，持分比例極其微小。 此時此刻，文學工作者、愛好者必須集結起來，向政府、西九管理局及整個社會，表達我們堅定的訴求，反映實質而多樣的具體意見。
小組不避抛磚引玉，實希望集思廣益，並期待更多關心香港文學、藝術和文化的人士，藉此機會提出改善本土文化條件的建議。小組謹定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半至五時半，於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地址：九龍聯合道135號) 舉辦「倡議西九香港文學館諮詢會」，誠邀作者、文學及教育工作者、以及任何愛好文學和關心文化藝術的朋友出席。小組會把會議上收集到的意見加以整理，提交西九管理局。我們相信，文學界對於文學館以至西九整體，一定有話要說，小組願擔任信差的角色。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希望在十二月十三日能見到你。如欲參加，請致電93634180 潘小姐留座，或致電郵至mhkliterature@gmail.com。
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謹啟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11 Dec, 09
一定是大片天空與淹沒陸地的海洋都已經塗成藍色，世上沒幾種生物或地上所出是藍色的。藍色食物大概只有藍莓、山桑子之類的越橘屬（Vaccinium）醬果，含豐富花青素（Anthocyanins），故為藍色。
主張「顏色均衡飲食」的人士，把海帶、海苔、茄子、葡萄、紫馬鈴薯等青的紫的亦算作「藍色食物」，稱有鎭靜、啓發右腦與創作表達之效，又提醒我們吃太多「藍色食物」冷靜過頭會引致抑鬱，宜與橙色食物一併食用。「瘦身專家」則指出，人的食欲多寡往往受視覺刺激左右，反行其道，以藍色食物伴餐，用藍色餐具和餐桌布，可達減少食量的效果云云……
又有一說，人類祖先「搵食」懂得避開紫、藍、黑的東西，視之為不潔淨、有毒或致命之物，不會碰、不會吃，更加不會留種籽種植，「藍色食物」稀少亦可能是人類不吃藍色食物的一種結果。紫、藍、黑，不就是發霉、腐壞與衰變的顏色嗎？不難猜想，人類祖先懂得避忌紫、藍、黑色野生花果、莖葉，除了試過中毒、生病等人體實驗，把藍色與不潔、有毒、致命聯繫起來，大抵就是觀察過發霉食物、動物屍體，死者的屍斑、傷者的瘀血、瘸肢…… 對死亡、疾病的恐懼，退避而成為了禁忌、訓誡，再演化為現世「搵食」的行為原則。
人類祖先的後裔，來到我們的現世代，除了藍莓、山桑子、青的紫的「藍色食物」，卻會把許多「藍色的東西」吃進肚裡。化學染成藍色的「健康飲品」、口香糖、混合酒糖漿，以至常以藍色包裝的礦泉水、醇味香菸、啤酒，每每標榜冰涼、舒爽、清新的「感覺」，顏色與意涵的編碼（coding），訴諸我們對消失了的藍天、變暖了的海洋之嚮往與想像，實質卻是人造色素和化合物、添加劑，不但於人無益，生產過程明顯對自然生態有害。更甚，通過廣告和軟性宣傳，倒轉了既往經驗得來的食物顏色「符號邏輯」，本為「不潔淨、有毒」的顏色警示，卻轉載冰爽、清新怡人、解渴透心涼的信息，以數碼化後製、加了偏光鏡拍得的藍天深海畫面為其「不存在、無有」之託寓。
愈來愈多人相信，即便只是化合物與顏色，能吃進肚裡沒中毒身亡，即可望得救痊癒，全球有兩千多萬人服用的「偉哥」(注1)，正正藍得發藍，別稱「Blue Pill」！藥片染成中毒與衰變的顏色，被藥廠「祝聖」為男士重振雄風的希望與救星——勃起的陽具等於療癒，勃起的陽具就是醫學神蹟。與「偉哥」剛好相反，俗稱「藍精靈」的咪達唑侖（Midazolam）有鎭靜、催眠、順行性遺忘的作用，於此城虛無荒謬的時世一直為失意的少年人受用。藍色藥片以逆反生命倫理的方式，應允小死、假死連場，銷售一種用麻木與死亡兌換的編碼（codified）人生。
我卻想到卡通片《藍精靈》（The Smurfs）裡面的壞蛋加達。似乎沒有人知道，何以他老是要設計活捉那麼可愛的藍色精靈，用來煲湯煉藥？難道「壞蛋」都是居心叵測嗎？友人一句「巫師煲湯不是為了長生不老就是壯陽啦」，令我不禁想起中年半衰、光秃著頭的加達，門牙掉落，穿一身修士黑，就只一頭惡貓為伴。寂寞讓他忌恨一切活潑、能動的善良生命，又讓他錯認藍星生物可以治癒自己生命的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 Sildenafil Citrate，品名Viagra。由輝瑞（Pfizer）研發，於1998年上市。於2007年的全球銷售額超逾十七億美元。
原刊《字花》 第21期「紅白藍」，p.9。2009年9-10月
15 Sep, 09
「校園驗毒計劃」爭議不絕，曾蔭權卻咬牙切齒，稱之刻不容緩。面對洪水猛獸，孩子正處水深火熱，一定要「儘快做、救得一個得一個」。呵，長官真是難得果斷！情形就像河的上游有化工廠污染水源，我們卻在下游勞師動眾，警戒那些玩水的小朋友，而且要找出哪個小朋友不乖、溜去玩水。拜托！教育官員少搞屎搞尿，前線老師起碼可以多花點時間跟學生相處了。
然而有云「意志的勝利」，目標是「虛無」，計劃必將成功：這與決心、力度無關，更與整個驗尿、識別與個案跟進工作如何具體達成無關，它只繫乎一種無視現實的「精神」，貫徹始終，口號高唱入雲，在沒事情的地方鬧事情，再宣佈勝利，超額完成。計劃强調學生「自願參與」，由此可以預計所有參與計劃的中學必將錄得「零個案」的理想佳績，再被說成「零容忍」的政策湊效。一眾二流三流學校的校譽，將比不慎爆出「劣績」的市區名校更佳！
大埔校長會在孫明楊親泣大埔「咨詢」後隨即表態加入計劃，是用行動說明，「無毒校園」的理想其實是 「本校無吸毒學生」的理想。口口聲聲仁義美善愛謙禮誠的學校大可藉此整肅校風，優化校本管理，替校內疑似吸毒的頑劣學生，技術性正名為「連續多次拒絕驗尿」、「邊緣人格失調」、「違抗性人格失調」、或諸種「學習障礙」等等，一羣學校不懂／不想處理的棘手「個案」，重新標籤識別，轉推給資源緊絀的社福機構，夥拍各種專家、顧問，泡製更多掙錢大家洗的輔助服務項目，何樂而不為！？同學的「自願」，成就一整個校網與教育局、毒品調查科、有組織犯罪及三合會調查科、禁毒專員公署、精神科醫生與濫用藥物青年中心的「深入協作」，學校正式成為特區政府管治機器的延伸肢體。
既然學生的私隱、免於偵訊、免於恫嚇的權利早被學校「大家庭倫理」折損七七七八，在大埔區殺校連連的「逆境」中要「自強不息」，校長何妨一再出賣無辜學生？少年人的「身體」，畢竟「屬於」父母師長的監護範圍，雖曰成熟但始終不得自決！連身體所出的生化樣本如何收集、最終用途為何，亦不得過問，少年犯都享有的憲法權利，今以「照顧」之名，託辭「都係為妳好」或「唔通妳有吸毒咩？」，即可出賣、樂得好價錢。如何避開《人權法》與《私隱條例》的多餘制肘，將由發起此計劃的律政司黃仁龍研究考慮修法，學校犧牲學生、法律為政治服務，既可一、即可再。
原刋《中大學生報》2009 年9 月號,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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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ep, 09
在殖民主義中長大的我們，自少便明白被殖民的困境是一種語言的困境，要在這種困境中求生存，時刻打的是一種語言的仗。
──游靜 (1)
後來，我甚至覺得沒有一種語言是我的「母語」。(2) 「母語」的講法要求一種認同。從一開始，我，以及許多人，無法認同。
譬如說，我正以中文書寫這篇文章，一邊寫，腦海中有把好像屬於我的聲音，用港式「懶音」廣州話默唸這些字句──請記起我們的電視新聞女主播、歌影視藝人和無數70／80／90後的年輕人，他們的口音、用語和說話方式──那並不是北京話／官話／普通話／白話／國語，而是一種滿獨特的方言，與此地的生活文化及生存條件相互生成，既是此地的生活方式與歷史塑造這種語言，這種語言也塑造我們對此城生活的理解和詮釋框架。(但當我說「我們」，我們又包括誰？)
在接壤中國大陸的南陲一隅，於此地積習、俗成之言，它並不「純正」，永遠與所謂「正統」靠不著邊。即便如此，「港式廣州話」卻與今天至少五千五百多萬人口使用的「粵語」屬同一系統，可上溯秦漢時期百越一帶使用的古粵語雛形。(3)
又譬如，而「譬如」不曾接近它的所指：本文首段實以英文句法所寫，而且在兩文對照與翻譯之間，常有意料之外的泛音和歧義：Later on, I feel as though there is not a “mother tongue” of mine. The notion of “mother tongue” demands a certain kind of identification which I, and many others, could not fulfil in the first place 。
在香港，不中不英的病句、冗句，可以寫進各類公函與官方文宣而無人臉紅，(4) 同是語言學上的「語碼轉換」 (Code Switching)，所謂「Chinglish」、「港式英文」卻常被堅持某種正統、雅潔的人士詬病。某些人的中英掺雜總是比另一些人的不純不正要强，「不純正、不標準」的判罪，不在於語言本身，而是一個階層／羣體向另一個宣示權力的論述，卻以「非政治化」的措辭達成。
長久以來的崇英文、抑中文，有人認為是殖民地歷史的惡果，有人認為是「國際化」的要求所趨。先撇開「英文化」等同「國際化」的謬誤，(5) 殖民主義的幽魂沒有「過去」；兩種意見卻不謀而合的一再提醒我們，語言並非自然而然的透明容器，而是持續受各種外在因素和力量所影響的。無論在捲舌音、舌齒音輕重與幅度的長期規訓、吹毛求疵，在學科教學語言自决權、「內地生」、「外地生」收生比例的爭持抗頡，抑或在國民／市民身份與解殖問題的原則和道理上突然變臉脫腳，語言政策的具體落實，皆與一個地方的政權孰誰、地方身份形構的欲望對象孰誰，有莫大關係。
事情卻並非那麼簡單，政策、條文底下有隱藏的政策和不明文的操作，實際經驗總是比能夠具體描繪的複雜得多。
除了英文化，我們的「中文」其實也有不同程度「日文化」、「台灣國語化」、甚至「互聯網技術用語和表情符號化」的書寫方式和用語。日本、台灣、互聯網文化，以至南韓政府近年大力資助輸出的影視文化，都一直以消費主義的方式冲刷著香港的語言生境，卻始終沒有一種外語或「第二語言」會像英文一樣，長期而持續的如此觸動香港人的自尊。莫非沒有一種外國語言能像英文一標穿透香港社會之同時，卻處處呈現異質、能見度高，尤其「見外」？抑或那異質，正在於我們熟悉的不流血暴力、慣性的強制？「英文能力」被重覆述說為社會階層爬升、文化品味、國際視野等有形無形的社會資本直接掛鈎的欲望之物，同時被用作各種昇遷、課賞的指標，卻是藉以維持社會分層的管治秩序。
假如語言是思想體表，香港人的精神面貌與文化身份的形構，無疑充滿各種短路、混亂、失憶與「精神分裂」的癥狀。「兩文三語」沒有一種是香港文化身份可以寄托的當然屬土或歸宿；「兩文三語」沒有一種能充份涵蓋、追認移民經驗、殖民經驗和再次被殖民的經驗，卻總是（不得不）向強勢的、屬於主子的語言靠隴。基於對共產、社會主義思想的嚴防，幾十年來殖民地政府故意阻隔簡體字出版物流入，普通話教育亦遲至1986、1988 年才先後納入中小學課程；為了防止不同籍貫、族羣的大陸移民在香港集結不同勢力，自六十年代晚期，廣州話在殖民地語言政策與所謂「本土身份」建構的各種措施影響，及由電視、電台主導的廣東話流行文化的蔚然風潮，成為獨大。(6) 其他如福建、上海、潮州、客家、鶴佬等等方言，漸從社會公共生活中退到家庭裡。
可是，即使如此，我（們）無時無刻還得在「兩文三語」之間翻譯自己的身份，自己到底在想甚麽、然後才是想說甚麼、該怎麽說──而且，每種語言都有它不可翻譯的部份，意涵與所指總是在外面──所謂「白話」、「中文」故然不是我手寫我心，是人家的白話，人家的中文。(7) 曾被殖民地「消音」的普通話，今時的「回歸」中文卻比生命還大，香港傳媒大量採用的大陸用語和新聞選材角度、港澳官員的答問、課堂上的翻譯文本，即便是以廣州話讀出，也是隔著一道距離。我的身份認同一定就在那段距離撑開的空間，在於某種相向的、似是熟悉的陌生化。情形像小兒習帖，扭曲著小手腕與手指一筆一撇極力臨摹陌生的筆劃字形，與「表情達意」無關。和殖民地英文一樣，「白話」中文，是在學校裡推行教學的，既是家裡慣常用語以外的「社會語言」，也是「母語」以外的國族主義語言。
於是，我（不得不）在「兩文三語」的不同位置上滑移、來回跌岩，好像有些甚麼丟失了，總是詞不達意，說不是，不說又不是。要在融冰之間找到一條進退之路徑，永遠無法抵岸、無一歸屬、無法駐足其一。
___________
(1)「粼粼的水聚散著游動的符號──電影、時間、與我」，《另起爐灶》香港：青文，1996，頁121。雙語政策委員會報告書 》，16/7/2007。頁8，「中大雙語政策的理念和目標」4.4.5。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16th edition). Ed. M. Paul Lewis. Dallas, Tex.: SIL International. 2009.Becoming Chinese American: A History of Communities and Institutions . AltaMira Press, 2004. (other bibliographical information unknown)Comparative Kadai: The Tai branch . Eds. Jerold A. Edmondson & David B. Solnit.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nd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Publications in Linguistics, 124. Dallas: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nd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1997, P 57-76.「民政事務局的政策措施」 。頁2。10/2008。香港的語言問題與語言政策：兼談香港語言政策對客語族群的影響 ＞「各國語言政策研討會」，中華民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淡江大學公共行政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09/2002。
原刋《中大學生報：二零零九迎新特刋》, 08/2009. p26-27
11 Aug,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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