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决1938！

Down by Law

我沒有追看這宗發生於3 月17 日何文田的「慘劇」、「事件」的報導，看不下去。我沒有參加遊行，原因我沒法確切指出。我覺得沒有資格說一句「同情」，在遊行的場合沒有面目可以示人。憤怒是有的，私人的感情因素都有，卻都是一己的憤怒、一己的私人感情，似乎都與死者無關。「…作為香港人」並不能成為任何句子的開首語。

下面有些湊不成文章的想法。先前貼在「獨立媒體網」這邊，現再加了些補充，說得很粗疏，先指明這點了。

1) 擊斃尼泊爾裔香港身份證持有人Dil Bahadur Limbu 的警員，在整個「執法程序」中，一開始就無法執行其職務。警察殺人，是這個「執法程序」從一開始就無法執行、扳停以後，警員遇到「激烈抵抗」、武力升級的結果。

2) 從該名警員奉召到場到擊斃死者的過程中，每一個武力升級的環節，該警員都有作出一個判斷，而他每一次的判斷都是得出同一個判斷結果，就是武力升級。以暴易暴的邏輯下，警察殺人幾乎是必然的。

「激烈抵抗」催生「武力升級」，「武力升級」只有催生「更激烈抵抗」，「更激烈抵抗」只有催生「武力再度升級」….. 最終只有手持最大殺傷力武器的人，有意識、針對性地，動用上此種武器才能終止這個由其一手啓動的武力循環。

3) 納稅人高薪厚祿聘請、並且託付予「維持治安與社會秩序、保障市民生命財產」的任務與職責的警察人員，是不是一個以暴易暴、條件制約式規訓的機器人呢？我們願意不願意承認、如何面對這個事實？
香港有幾多千個、幾多萬個接受相同訓練的配持槍械警員，每天在法例賦與的特殊權力範圍(内或外) 任意在街上截查任何人？

4) 回頭看1) 和 2)。提問，警員接報到場，之所以無法進行、無以開始其正常的「一般截查亅程序，為甚麼？真是語言不通嗎？真是語言不通的話，武力升級有解決語言不通的問題嗎？

死者在言語不通的情況下，其*緘*默*權*、其免受威嚇、其免於不正當拘捕程序、或免於任何人等向其施以私刑的當然權利，有否被尊重與保障？

5) 遁此，追問下去，從該名警員奉召到場到擊斃死者的過程中，每一次「激烈抵抗—武力升級」的演進、激烈化的關頭，警員基於甚麼準則和評估，決定必須要再次將武力升級？警員在一次又一次的決定牲關頭，一而再、再而三的判斷，就是不可以徹退下山，不可以停步，不能夠用身上配備的無線電、手機要求增援、要求翻譯、不能夠向值日指揮官、其他上級或同事要求增派懂得與懷疑精神狀態不穩人士接觸溝通的醫務或社會工作人員嗎？

警員又基於甚麼考慮，選擇單獨留在現場，置自己於「性命被受嚴重威脅」的危險情况？並且，認為、並認為自己「有理由相信」，即使打傷對方亦不能脱離「性命被受嚴重威脅亅的嚴竣處境？當時一定實在非常好撚危險，必得打死對方，必得向正對方頭顱轟上一槍，「我屌你老母個臭西！」而且一槍不夠、兩槍。要「打撚死個仆街」為止方可吁一口氣，我屌你老母個臭西！

而且，打一槍再補一槍是學堂訓練的。

警察的威權，其工作到底是唬嚇以武力解決問題 (reserved rights to coersion)的原理，讀書不成卻整天要受程序指引規章束縛、長期在街上揹著一身裝備無所事事、處理家庭糾紛商場附例違規醉酒雞毛蒜皮綠豆與「追尋正義」無關宏旨，一舉一動稍有差池卻得被公眾高度注視，挖鼻孔搔下陰講電話食菸買波欖不得讓人見到、落口供寫錯字夾口供夾漏了細節也不得讓人見到，明白是戰競營役的樣板公僕紙板老處，其尊嚴實和「男子漢」撑起陽具一樣，只知要企硬、可是非常脆弱，不可挫傷。

我們聽了很多心理學和精神科角度出發的有關「野人」、「精神病漢」的行為模式的揣測，警察的病態心理學偏偏在事件報導中完全被隱去。行使武力者被說成「專業」、「政治中立」、「依照指引」、「合理判斷」、「公正執行職務」，假如這些說法最終被死因裁判庭追認，那麼它保住一名警員的一次「個人意外」，卻反證警隊的指導性警務守則與專業主義，不外乎包疵濫權與暴力的官僚技術學。

6) 我覺得整個事情從一開始就是因種族偏見而起的。

種族偏見，不是說「因為」被殺的人是尼泊爾人「所以」被殺。這種邏輯經常被種族偏見者拿來用作反證，以合理化歧視行為和言論的，他們說「不是因為種族，無論任何種族，警方一樣依指引……」這實在是很可怕的說法，因為只有在種族清洗、大規模種族仇殺與反人類罪行，才有此種純粹的種族「界定」出現，此種「界定」所描述、或召喚的是恐佈地大規模的非我族類必須滅亡的殘殺暴虐、恐佈的非理性行為之極致。依遁此種純粹／狹義／極端的「界定」的邏輯，公開的不停說「我們不是，我們不會，我們沒有因為膚色—人種—種族而對任何人有差別對待…」是可恥的。警務處長鄧竟成說的就是這種辭令。他暗示的意思正正是，「只要不是因為死者是尼泊爾人而所以被殺… 其他所有理由都可以成立，或至少技術上成立而不構成種族歧視」

這套語意邏輯(及其暗示的語意失誤)正是日來傳媒報導中鏡映出的欲望結構。大篇幅密集的描繪警員與「野人」的搏擊場面，煽情主義的報導採取「勝者為王」的視角，是為了讓警察殺人演譯成「不得不如此」的艱難結局，可是這種取態不就是另一種更深的焦慮與倫理恐慌的癥狀嗎？這件事不可能的，在香港一定不可能的。「只要不是因為死者是尼泊爾人而所以被殺… 其他所有理由都可以成立，或至少技術上成立而不構成種族歧視」

7) 種族偏見，一直刺眼的在事發後的許多討論裡缺席，只以「尼泊爾」一個國家名成為隱喻。「尼漢」更加是連死者的名字、死者家鄉的名字都要省略從短。命名是源於焦慮、必得有所指向。(只有極端焦慮自我身份的地方和人，才會天天強調自己的身份是啥、該是啥。)

種族偏見，更多時卻是許許多多的偏見叠印而生，基於「差異」而沒法協作、沒法認同而生的偏見、基於無法使之「融合」、亦無法使之成為「客體」而生的焦慮、排斥、恐懼，以敵視與賤斥的形式表現。這種種偏見，(當然)不在於膚色—人種—種族，而在於膚色—人種—種族*以*外*的*所*有*場*域*，再折反過來以最顯著於皮膚眼珠頭髮顏色、臉孔輪廓、口音的「種族」分野上癥結化、癥狀化。

種族偏見者的偏見往往是一籃子的茅盾取態，譬如有人討厭「印度人」，他不是討厭所有來自印度或成長於印度的人，他和旁遮普的分離主義者憎恨印度政客的原因徹然不同，他會舉出一大堆與「印度人」文化、公共衛生、身體的、經濟的、政治的上各種事情相關相涉的大堆原因，甚至一些與印度人交往的創傷經驗，然後歸結「所以好怕佢地….」、「所以做朋友無問題… 一定唔會俾阿女同佢拍拖…」、「所以都無乜野… 不過就唔好租樓俾佢地…亅

這許多各種的偏見扭結的在「膚色—人種—種族」上呈現與不斷重寫。所以總是偏見在先，「我沒有歧視你呀！我依足指引、公平、公正……」的否認式理由和以免責為前提的各種技術措施在後。

8) 許多人明明都不是警察，卻極之熱烈地、咬牙切齒為警察殺人辯護，甚至有恐嚇協助死者家屬並一直以「少數族裔」為工作對象的社工 (其恐嚇與支擾手段又是典型的淫語癖、描之淫蕩、賤斥)，這許多人不必然就是相對「尼泊爾人」或「少數族裔」的「本地華裔」，「本地華裔」可以籠統描述這羣人的成分，但「本地華裔」並不是它召喚自己的名字，所以「種族不和」的說法只是幸災樂禍的媒體記者才想得出的問法、也透露了媒體自己的議程和欲望。

可是正如7) 所講的，為警察殺人極力提供「理由」的大部份人，很可能都是同一大堆文化、公共衛生、身體的、經濟的、政治秩序與認同的當然「持份者」、即某種「主流價值」的長期訂戶，「…作為香港人」只可以有一種取態，與殺人者、與把警察殺人合理化所訴諸的建制性「秩序」相依為命，與所謂「程序理性」衍生的職業人格，既有份同情、也有份受氣受罪，自然有權、而且必須參與鬥死所有違反秩序與自視為無罪者。

於是殺人還殺人，警員一定是無辜的。因為他正在上班。

警察象徵、同時具體化的茅盾：男人的陽剛性與國家體制下的完全受命宰制，明明亳無自主、毫無判斷與能動力，既然無倫理可言，亦無信念之實憑，卻不能挫傷，必須把恐懼的他者斥為卑賤，必須把差事以外的一切變數清除，必須西瓜靠大邊、條件制約式規訓的機器人，正是許多許多人的生活寫照。

9)「種族」涵義的覆寫、重寫。

純粹 by itself 的「南亞人」、「少數族裔」是不存在的，它是先於經驗的分類，可能僅是被描述的客體，說明的只是觀看者、言者的權力位置。此種命名也像是一個trope，載滿了此城對秩序、對私有財產、空間使用、身體規訓、程序理性、禮儀的服膺之根本焦慮。「南亞人」、「少數族裔」於是成了此種焦慮的同義詞或cathesis。

例如僱主A 跟僱主B 會講，「… 唉，依家D 賓妹好鬼死精架。」無論是扣減人工、強廹打避孕針、性騷擾、動粗體罰、侵犯私隱，甚麼事也可，任何大少事都可以先撇除、先懸擱「少數族裔」(作為顧員／移民工／女性 ／男性／低收入階層／宗教信徒等等) 所面對的現實處境中存在的種種不平等及其相互交錯叠印，然後一句解釋所以：「… 唉，依家D 賓妹好鬼死精架。」、「D大陸嚟嘅真係要防吓」、「你吾好話呀，D阿差識聽架」

我們一天到晚聽到讀到「南亞人」、「少數族裔」、「尼泊爾漢」、「印巴藉」貌似很政治正確，卻是不停把幾個應該區分開來的全稱式類別交換、混合、挪用，而並非因為無知：「南方」相對「北方」，「南亞」多是指印度次大陸，是地理而言，指的是Place of Origin，來自那個地方；可是南與北也是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力量的不平等…… 說「Asians」明明是歐洲、特別是英國才慣用的稱呼，多指來自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的移民；在美國同一個字則多指日本、南韓、中國移民。「少數族裔亅指的多是Ethnicities，血緣與文化歴史、民俗上的族羣，少數則相對透明／「正統」／主流強勢的「多數」。「尼泊爾」是現時由毛派執政的主權國家，「漢」是指男人、但又不僅指性別，有諸種因語境不同而生的指涉….. 而不少後殖民研究也有指「Race」與「Ethnicities」的界定從來不是自然而生的，因為(殖民)政權對本土人(Native)的管治設置與需要，Ehnicities 的界定會被較接近生物學人種分類的論述與措施「Racialized」，相反，較接近民俗、文化傳統的定義準則也有用來重新界定「種族」的，此種知識論述與定義的生產，也使種族「Ethnicitized」。

我想指出的是，出生／成長地、血緣與文化歴史、民俗上的族羣、政治實體意義下的「國藉」、居留地 (居住權、公民權)、人口多寡、社會參與的強勢與否，以及「種族」(Race) ，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各種介定和論述，一直在警察殺人「事件」報導和各方講法中，不停互相借代，總是又拿出來變成關鍵詞、被置換(displaced)或當成一種「身份」或「主體」命名之際，正正是死者Dil Bahadur Limbu 與居住生活在香港的「少數族裔」行使其人身自由、自主的「身體」必得消去、消除、消音的當兒。

當後來知道死者是香港出生的人，卻因為前述的種種，再沒有人會像先前強調死者是「南亞人」、「少數族裔」一樣，以同樣的報導方法標明死者是「香港人」。

為甚麼呢？那不就是種族偏見嗎？

抑或是，跟一直佔據著觀者／壓廹者／殺人者的位置的「香港人」截然不同的另一脫香港人，一樣不曾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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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則留言 09 Apr, 09

Nayyara Noor

沒事。只整天整夜在聽歌。

只是覺到自己的傾向、與隨之的渴慕，朦朧指向某種深厚的温柔、知道痛苦與流離失所的溫柔——誰不？我在Nayaara Noor 身上見到那種「知道的」溫柔。她不能再緊的眉頭一再緊、曲子婉轉手掌打開的一下，裡面，有痛苦和同樣密度的甚麼接住那給拋擲出去的。彷彿聽到猶豫與折損，一轉念間待著，坦然接納那痛苦、一把托著跑出去的嗓音，不能自已。不是技藝，她都沒學過唱歌。

但她也是個女孩，一臉怕羞上電視Mime 嘴唱電影插曲、雞仔聲、不會笑、半秒也沒望鏡頭。那是1973年的電影Gharana ，明明與我無關，可是我直覺到的，結果在這個片段裡引證：那不過是渴望愛情的平庸女子堅信「愛情克服一切它能克服的」一首吹波糖流行歌，幾乎庸俗。它引證的卻是，我總是比較容易代入女主角的心理，她知道自己不美、她知道自己造作的，咁大過人，那天真明白不是天真，幾乎是一種捍衛、捍衛自己的感情。

一個歌手的「藝術生命」與娛樂工業指派的角式，矛盾地重叠，不知哪得力於哪，不知哪啟發哪的。那知道痛苦與流離失所的溫柔。那只有安置在卡通式劇情裡方允許的平庸女子對愛情的執念。

Nayyara Noor 1950年生於Assam，父親是西巴基斯坦人、母親是東巴基斯坦人，1971年她出第一首單曲，1971年印巴戰爭、巴基斯坦與東巴斯基坦分裂，隨後東巴宣佈獨立，即今孟加拉。Nayyara Noor 唱巴斯斯坦「國語」烏都語、也唱國內至少六千萬人會說的旁遮普語。旁遮普則是另一個前傳：1947年英人將「英屬印度」的旁遮普分為東、西旁遮普，前者後來成為巴基斯坦的省、後者成為印度的部份，裡面的血淚、流徙、同化與排擠、以錫克教／印度教／回教信眾為肉參的「宗教衝突」政治，讓研究者頭昏的。因為名詞所指，畢竟雅潔。

卻只有人帶著語言、帶著口音與記憶穿越印度次大陸的重重邊境。

我一句聽不懂的，但是彷彿聽見甚麼與自己有關的、或無關。

4 則留言 12 Oct, 08

Vivek Mahbubani

2 則留言 17 Jan, 08

sisters

西環, Nov 2007

1 則留言 02 Jan, 08

野花

大埔汀角路，愛德新村遺址。Nov/2007

5 則留言 25 Dec, 07

forward: BAR BENDERS SUFFERINGS

from Thapa／平哥, a Nepali bar bender who goes on strike:

BAR BENDERS SUFFERINGS

I am a bar bender. I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is occupation since the past 11 years. So, I am putting forward here, the things I have seen and experience.

I hope you already know by now, how our bosses deduct our daily wage from $1200 to $550-$670 and extend the working hour up to 9 hours.

Now, 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about the ill-treatment faced by us from the bosses. There is one word that we frequently hear and experience at work……that is “my sai jou a lei“!! This is the word we frequently hear when we work a little slowly, drink water or go to the toilet. Like:

1. Lei jou gam mang, my sai jou a lei!
You are working too slow, don’t you want to work / you can go!
2. Gam duo yam seui lei, my sai jou a lei!!
You are drinking so much water, you can leave if you don’t work!!
3. Gam dou wu liu lei, my sai jou a lei!!!
Why are you going to the toilet so much, you can leave if you don’t want to work!!!

Another problem is, the provision for the boss to sack the workers anytime. For example, if the boss is angry, he will say “get out right now!” or “don’t come to work from tomorrow!” If it rains around 10:00a.m., he will tell us to go home and give us two hours pay only.

The sweat from our body wets even our shoes. During the hot days, we eat very little during lunch because we will have vomiting if we are full and do hard work during the day. Due to the excessive sweating from heat, the muscles of our hands and feat begin to cramp. Even during times like that, the bosses, instead of showing sympathy, term us as powerless or weak person.

Despite all these ill-treatments and misbehaviours, we cannot work for more than 20 days in a month. Now, you think yourself and say, is our demand for daily wage of $900 and 8 hours of work reasonable or not?

THAPA PREM
day33:9.9

留言 10 Sep, 07

轉貼：八月際會

第二十日：8.27：罷工抗爭者劉庚豪〈八月際會〉

八月際會──抗爭詩作

在文明的都會裡，
石屎森林的建築者們，
被剝削、被壓榨；
卻在落寞苦況的一角，
艱辛地度日！

那些市儈、政客，
還有搖首擺尾的巴兒狗，
戴上一副猙獰的臉譜，
硬把陰暗描作光明。
這場抗爭，
刺穿了膿瘡，揭示了──
繁榮假象的真模樣！！

沉默呵，馴良的羔羊。
曾幾何時，你耐著性子，
那重不勝負的鐵枝，
加上無理加時的操勞。
壓彎了的腰，苦力的折騰，
還要飽受被解僱、失業的慌恐！

拆穿了，貪得無厭的吸血鬼，
什麼”共渡時艱”；
什麼”共創明天”，
統統都是美麗的謊言！

這風雲際會的香都，
站出來了，鐵士們！
你不再啞忍，悲壯的八月！
喊殺聲震懾了膽怯的吸血鬼！
呵！這動天地、泣鬼神的八月！
響徹雲霄的抗爭號角；
蕩漾一切壓迫、剝削的污泥濁水！

我們揮拳，我們舉步，
抗爭的吶喊聲，盪氣迴腸！
八月裡的烈日呵！八月裡的風雨，
你引領鐵士們迎戰的序曲，
終將隨著憧憬的歲月，
譜奏出最後勝利的凱歌！

罷工抗爭者：劉庚豪作
於零七‧八‧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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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鐵工潮．之二 (Tale)

紮鐵工人罷工的政治含義 (陳敬慈)

留言 27 Aug, 07

因為所以

留言 12 Dec, 06

移工之歌不卑亢

匆忙安排下，與「inmediahk.net」及「中大學生報」的朋友於十一月底訪問了「Association of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 」(ATKI-HK) 的主席Eni Lestari Andayani， 訪問於「Asia Pacific Mission for Migrants」(APMM) 於佐敦道佑寧堂的辦公室進行。Eni亦邀請了 「United Filipinos in Hong Kong」(UNIFIL-HK) 的主席Dolores T. Balladares 與我們見面，兩位所屬的組織均為「亞洲移居人士聯盟」(AMCB)的成員。坦白說，一時要分清AMCB、APMM、 UNIFIL-HK 它們孰誰、工作重點與組織性質有啥不同，實非易事；作為「社運圈」外的熱心路人，準備訪問前的家課亦是如墮十里霧中。AMCB 作為香港「監察全球化聯陣」等組織的成員，在去年WTO MC6 期間的抗爭、以至多年來就最低工資與各種勞工議題的運動中，每每迅速動員數以千計的示威者，在印尼中爪圭地震救災、菲律賓法外謀殺等人道、人權事件中，助於本土／跨國運動的開展與延續，在主流媒體眼中，卻始終被一籃子稱呼為「外勞團體」，亦每每只與本地個別相關題目之討論／公關造勢的氣氛寒暑牽連，似乎未能與本土其它各式運動深化扣連。

這關乎溝通與資源的問題，而在Eni 與Dolores 眼中，前者不必被後者所限制。

幾位「採訪者」與「被訪者」擠在Dolores 窄小的辦公室中，據說桌上的幾台舊電腦都是壞了待修，那個空間經驗和許多非政府組織的辦公室大異其趣，辦公室旁的天井中有兩頭黃狗在打嗑睡、有人在半露天的廚房煮食、旁有游繩曬衫，樓上有青年人在調笑，訪問中，又有小孩好奇在窗前探頭窺看、又無聊走去，那無疑是一個生活群體的聚落、體現著生活資源的共享。

人，才是工作的對象

雖然Dolores 與Eni 都說他們有自己語言的媒體如網站、電台等、亦有發放英語翻譯新聞稿的工作，甚至連聽不懂的一些本地論壇也有去參加，但所謂「組織工作」從頭到尾就是一件人與人的工作。手提電話是對他們非常重要的溝通工具，這聽來顯淺，但AMCB的工作對象，絕大部份為旅居本地的外傭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FDHs)，在一星期上班六天留宿僱主住所的她們來說，要使用互聯網或其它資訊工具的可能，和大部份人想像的「IT無國界」是徹然相反的。

組織工作，自然有其事工式的面向，各種大小會議、團體之間的聯絡溝通等，但Eni 一再強調人與人的連結、和工作效率優化的重要。她和Dolores 同屬的AMCB，性質接近一個能動的平台，在其它相似的移民勞工團體寬濶的視野立場中間謀求發力點，而AMCB的工作對象以旅居本港的印尼、斯里蘭卡、尼泊爾、泰國和菲律賓女傭為主，其中前四者又和絕大部份為天主教徒、工權意識相對較高的菲律賓群體相當不同。

具體來說，來自上述國家的女傭，只有菲律賓女傭多能夠全數收妥港幣3400 元的法定最低工資。以印尼女傭為例，出國打工必須由私營中介公司轉介，而相關法例的畸型漏洞使她們實質與此等公司買斷的一件貨品無異，而香港政府的積極不干預下，不少「精明顧主」亦容易與顧傭公司作其它形式「買盤」，藉以剋扣人工、中介佣金及保險金等費用。在沒有教會或發展成熟的工權組織支援下，來自這些亞洲國家的女工顯得格外勢孤力弱。AMCB 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前往印尼傭工聚集的維園、尼泊爾人聚居的佐敦、元朗等多處探訪、連結，而工權的教育工作為首要。本港交通費之高昂與交通網路的不盡然便民，突然就成了一種非常實質的組織工作限制。

當我們得悉Eni 同樣是任職女傭，僱主亦(天方夜談一樣)支持她的工作，就更能理解她所講的「Maximization」是何等實質的一回事，對於超過25 萬旅港女傭而言，週末放假一天裡要往匯錢返家、要往見朋友、要打好多通電話、要寫信、要上教堂…… AMCB的同工亦然，一星期就只可能付出兩、三小時，作為組織者她就得想好如何集結與統籌個別的兩、三小時義務人力，在各種同時進行中的計劃化成實效。

Aliens：跨國資本流動中的「身體」

訪問當日，稍露疲態的Dolores 也是從隔鄰「APMM」的會議室竄出來跟我們見面。她對菲律賓政府及亞洲其他「外勞輸出國」的政策傾斜有一番見解，我們得悉，外勞輸出已經成為了菲律賓等國的「國策」一部份，它成為了經濟政策、以至教育政策的一部份，這個變賣人口出國的傾向亦已從「低技術」或服務業工種擴展至如醫生、工程師等專業領域。她提到菲律賓好些醫院也因此關門大吉，意思是說，醫科畢業生和「低技術工人」一樣，在本國亦只有失業的命運，由於菲政府與多國簽訂人力輸出協議，得保送若干配額數目的人力出國，本土人力市場嚴重失衡，國民要擺脫貧窮，只能前赴他國賺取低人一等的薪金和生活條件，把錢匯返家鄉補貼那個崩塌的經濟體系。

作為外傭，Eni 提到她們和本地工人處境的異同，由於「外傭條例」所限，FDHs即使留港滿七年，亦不能像其它行業的外勞一般取得香港居留權。她們亦長久處於隨時被解僱的焦慮中，一旦合約中止，兩星期內若不能找到其他同類工作，必得返鄉；工作保險、醫藥費用則完全視乎僱主的承擔而無任何保障。在這些前提下，她指出外傭的工運為一「Specifically Migrant Movement」。外傭在整個主流政制裡所佔的位置極微、在主流粵語社會中亦飽嘗誤解與漠視，而「僱傭條例」等法制上的另外處理，亦構成她們這個獨特的政治／經濟／文化位置，移工的生存條件儼如「法外之人」，自然與本地工人的關注有很大不同。正如前述，旅港女傭的基本生活保障幾乎零，作為「勞工」也好、作為「女性」、作為「低收入人仕」與「少數族裔」也好，所處的位置與本港居民有很大差異。此種差異，平日尚且可以視而不見，在個別的「社會危機」中，則突顯了移工所額外承受的社會成本。

我們得悉，在過往的SARS 及禽流感「危機」中，不少女傭被僱主禁錮、以「疫情」嚴峻或「防範傳播」為理由，命令女傭不得返鄉、假日不得出門，人身自由被施以不同程度的限制，當我們的媒體與政府大力歌頌醫護人員幾星期留守崗位不返家的專業與奉獻精神，以「公共衛生」為理據的殖民論述突然折返回歸後的香港，香港人的精英身份，以異鄉客的身體規懲、對異鄉客「帶病」的懷疑想像為闡述。

連結運動與自我教育

又例如去年的WTO MC6 期間，Eni 指不少女傭被僱主「勸喻」、威嚇阻止上街。在示威中見到的龐大亞洲移工陣容，有不少是冒著被僱主責難以至解僱的風險而前來的。在Eni 與 Dolores 來說，亞洲移工去年在世貿會議期間的抗爭屬一次勝利。勝利在於，移工群體發現到自身的龐大力量和團結，在如斯的社會氣氛和諸種實質條件下，能夠展現這個規模的集結和動員力、自身呈現作為一個運動中的主體，這是移工群體本身也有點訝異的。Eni 更半認真道，要是有所預計：「We would have done more！」

不論Eni 或Dolores 均先後強調經驗與分析的重要，團體的方針、與其他團體合作的視野和策略亦然。我們談到去年WTO MC6 抗爭的口號問題，外傭與移工團體選擇了要比本地統籌單位更激進的口號「Junk WTO」，她倆認為那是作為移工的一個位置，與其它群體、示威者的取態和實踐不盡然相同。然而兩位亦強調，立場上的差異亦不必阻礙合作的可能性，Eni 與Dolores 均認為，她們的取態和路線乃由過往經驗的總結與自身特殊位置的分析與檢討所得出，只有如此，一個團體才能摸索到自己的路向、以及在其他連結運動中所參與的位置。

移工團體不單視WTO MC6 的抗爭為一次國際間運動經驗的交流，同時也是一種自我教育、充權的機會，在一年以後舉行的「香港社會論壇」，她們亦冀望以前與本地／外地團體的合作與經驗上的交流能夠進一步深化、活化。雖然傳統左派黨人與無政府主義者對過往幾屆的「世界社會論壇」有不少批判，尤其是論壇的清議性質、立場薄弱，或被譏為另一個「非政府組織俱樂部」，這些都是兩位被訪者不表反對的。在Eni 而言，移工無疑就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資本流動中最首當其衝的受害人之一，她期望「香港社會論壇」的在地(Localised) 性質、及其沿於去年反世貿行動的組織形式與背景，成為與會團體進一步落實對新自由主義的分析之理想場合。各種理論與技術條文層次的討論和分析對大部份人來說不免艱澀難懂，組織者與團體之間的經驗交流，應該著眼如何令團體不同的工作對象切身日常的意識到，在這個新形勢底下抗爭的場域所在、實踐如何。

另見中大學生報、香港獨立媒體網聯合出版「香港社會論壇特刋」

1 則留言 28 Nov, 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