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這個對談是李智良即將出版的新書的副產品，原意只為理清思路，但談著談著，竟溢出了原有的範圍。在兩次合共六小時的對談中，兩人從樂生院、國家機器、精神病學、社會監控，一直談到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魯迅和新興宗教。驟看是任心閒話，近於即興，卻處處見其無時或忘的關懷。《字花》這裡節選跟「文學與診療」有關的部份，讓讀者先睹為快。至於巴塔耶、科耶夫、魯迅與新興宗教等內容，請見李智良新書附錄。（編輯：郭詩詠）
日期：2008年4月19日
地點：葵涌
錄音整理：高俊傑
「噢！朋友們。」—— 來自樂生院的啓發
張：對你來說，為何會想在今年出版這樣的一本書？
李：只是覺得有一種迫切性。自己正朝向另一個甚麼階段出發，很可能遲些時候，便不再想處理當下這個階段的感覺。假如今年無法完成這本書，大概之後也沒有體力和時間去做。
張：有沒有一些特定的事件刺激你萌生這種想法？
李：稱得上「事件」的大概就是台北樂生院的運動。事緣捷運延線的車廠工程令樂生院面臨清拆，院民與社會人士抗議政府將他們迫遷到迴龍醫院的決定。這件事引起了很多爭議。雖然自己只是從網上的報導或朋友口中知悉，沒有直接投入到行動當中，只到過「現場」待了一個午間，但情緒上還是受到不少牽動。
張：那這次事件對你有何意義？
李：我想先補充一下關於「事件」的說法。我其實不太認同叫這場運動作「事件」。「事件」這個字眼，很容易讓人覺得它已經完結了。但事實上它並未完結：參與抗爭的人，或這場運動的主體，仍然在抗爭、仍然經歷很多變遷，現在就要清楚說明這場運動的「意義」是不適當的。
張：關於「事件」（event）這個名詞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它未必是一個已過去的時刻，而同時可指向時間上斷裂的一點，從而開啓了一種全新的視野。你覺得樂生院這個「事件」有沒有帶來甚麼啓發？
李：這可以從兩個不同層次理解。稍為抽象的說法，就是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對「事件」的闡釋：事件不只是一件已發生的事情，更包括了一個被建構的位置，讓言論把特定的意義安放在它之上。假如事件得到經驗或啓發的場所，這個事件就會伸延開去，一直變異，衍生一些未必可以放進符號系統的東西。從實際方面說，樂生院近日「正式」開始清拆，比起剛開始的時候，人們的關注反而少了，可惜的是，它的「意義」、特別是對「社會運動」而言，其實還未被完全開啟出來。對我個人而言，它讓大家都看到，一群人只因為患病而被社會排斥的現實。不論是日治時期類近殖民的政權，還是國民黨的「外來政權」或民進黨的「本土政權」，都對樂生院的院民採取同一種態度：完全的無視、出賣。幾十年來，他們沒有得到任何賠償、道歉，沒有妥善的安置。到今天更被冠以「阻礙城市發展」的罪名，這群人僅僅是患上了漢生病（「痲瘋」）而已，漢生病早已證實傳染性很低、可以治癒，我覺得這許多事情都值得我們深思。
張：政府仍然不讓他們從樂生院走出來？
李：重點並非不讓他們離開。除了樂生院外，他們根本無處可去。自從日治台灣政府在1920年代初對漢生病人實施隔離開始，院民就已沒有戶籍。隔離政策雖然在1960年代名義上解除，但他們沒有重返社會的機會和條件。他們很多都與家人失散，也無法工作，而且因為被院方強制施行絕育手術，也沒有子女。最早在五、六十年代時，他們開始為院內死去或自殺的院友建設龕堂，這樣，他們視樂生院為一個可以讓他們建構「家園」的地方。人死後是葬在他歸屬的地方，但是這個監禁他們的災難現場，卻是他們唯一可以有的歸屬。你可以想像這是一個何等痛苦的「認同」。現在仍然住在樂生院的都是七、八十多歲的公公婆婆，他們的要求，只是讓他們靜靜的、尊嚴的在那裡渡過餘生，但台灣政府所考慮的，卻是如何將他們送往新型的現代化醫院，以騰出空間讓捷運工程順利進行。
張：為何沒有政黨為這班選民發言？
李：在不同政治勢力眼中，這群被隔絕了三四十年之久，身體又受到醫藥傷害、行動不太方便的「選民」，並不會發揮很大的選票作用，聲援他們的群體又多是對選舉政治不予信任的。政府至今也一直沒有提出任何賠償方案。而《漢生病賠償法》闖立法院不成，也突顯了存在於各運動主體之間的張力和裂口。
張：換言之，這是一個完全的隔絕，不論從文化上或社會上而言。
李：也可以這麼說。因為經歷過隔離政策、與「治療」造成的傷殘後，院民雖已治癒，卻難以重新投入社會。
作為「例外」的存在
張：其實隔離本身便是一個典型的標籤化過程。正如你之前曾向我提及的，只會有「精神病康復者」，而沒有「感冒康復者」。樂生院這個例子的另一個特別之處，令我想起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異托邦」（heterotopia）概念。簡單而言，「異托邦」指向的是在一個所謂「正常」的社會內，那些以「倒轉」的形式來運作的地方。在我們的社會裡，那些所謂「正常」的地方，都會同時被這種「倒轉」的地方所呈現、抵制和顛倒。由於這些「倒轉」的地方極具特異性，縱然我們能在現實中標明它們的位置，這些地方卻始終被理解為外在於一切地方的地方。福柯在題為〈論異度空間〉（“Of Other Spaces”）演講中，談及十九世紀以來現代的異托邦特點時，提及了一系列的例子，它們包括養老院、精神病院和監獄等。福柯把這些現代異托邦稱為「偏差的異托邦」（heterotopias of deviation），因為它們都是用以安置那些偏離了社會規範的人群的地方。
李：我認同這些地方是以一個極端的形式顯現，但實際情形並非三言兩語所能簡化。
張：對。我只是從整體性的角度入手處理這個問題。一般而言，我們都會認為，樂生院的病人應該會討厭這個監禁他們的地方，但弔詭的是，他們反而對這地方產生了認同感。這種「例外」的狀況，其實與精神病患的處境頗為相似。從你的作品中可以感覺到，你一直關注自己被標籤為「例外」的人，並因而受到另一種對待的狀況。
李：我想以「例外」來命名這種處境好像有點籠統。因為「例外」放諸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身上也有不同的意義。比如說，將自己視為例外和權力把你當作例外，就是兩種不同的狀況。樂生院早期的強制隔離措施令一群人被排除在社會之外，可是這個隔離也某程度上反過來屏障了另一些暴力和侵擾，加上後來一些偶發的條件，令樂生院內得以出現一個自我經營的時間及空間。你可以看到這個「例外」的處境總是在變。樂生院有過幾次擴建，原因也不盡相同。在這個「例外」的空間內，卻是貫穿一種生活的感覺。舉例來說，以往醫療照顧不當，病人得服用副作用強烈的藥，令神經壞死，又動輒受到諸如截肢等暴力粗劣的「治療」；後來，因為熱心人士捐助，院民漸漸多以電動車代步，樂生院是倚著山坡興建的，院內沒有很多樓梯，舍堂、平房主要以坡道相連，行動不便的院民，還是可以駕電動車去到院內各處，比「正常人」還更快。這種人與空間之間的適切性，與捷運發展的邏輯是截然不同。
而且，捷運車廠工程其實還有協調的空間。桃園縣願意挪出地方，只要建廠方案調整一下，樂生院可以大幅保存，但台北市和桃園縣分屬不同的政治勢力，還有發展商的利益誘因，加上行政院與文化建設委員會之間推卸權責，就消滅了一個社羣的「自我完善」的能量。
國家？機器？—— 我們都是速度的奴隸
張：例外的狀況不僅僅是從空間的變化而言，它更加是一個系統的運作邏輯。舉例來說，法例之所以能站得住腳，正正是因為司法系統設定了眾多「例外」的罪案，來維持所謂「正常」的行為準則。這種利用「例外」來控管人的做法，其實是從現代性（modernity）而來。它同樣是法西斯運作的邏輯，譬如猶太人便被納粹政權視為「例外」的存在。因此，正如你所說，台灣的幾個政府雖然在形式上有所變換，但都對痲瘋病人這個例外的群體採取相同的對待方式，這反映了國家機器其實一直都是以相同的方法運作。
李：對於不少朋友來說，「國家機器」其實是不言自明的概念。然而在主流論述中，很少有人反思「國家」這個政體的形式。到底為甚麼我們會認定國家這個形式，來體現一個地方內人與人的關係？就算是「國家機器」內部，也有很多不同的交涉，並由此生產了不同的主體。新聞報導說香港是奧運聖火傳遞到中國國土的第一站，但實際上香港長久以來也是作為「例外」，甚至「境外」存在。除了以「國家機器」來作概念上的爭辯，我較關心構成機器的零件，從較實際的處境去理解當下。
張：從權力交涉的角度出發，所有東西都是力和力的關係，那國家機器所生產的主體自然會因為不同力量的糾纏而有所演變。我選擇用「國家機器」一詞的原因，在於針對它作為一種現代發明的面向。國家機器並不代表一切，但麻煩的是它擁有無堅不摧的破壞力。若從歷史向度出發，現代國家機器初具規模的時期是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時期。它是一個相當有效的體制，將地區內所有的人軍事化。簡單來說，就是將整個國家的人民變成軍隊，達到「全民皆兵」的狀態，因此拿破崙能夠以法國一個國家的力量，對付當時幾乎整個歐洲的保守勢力。相比起其他國家採用的僱傭兵制，將所有人民動員參與戰爭這種方法顯得更有效率，也更可靠。這種管治的系統後來不斷擴展到其他地方，並成了新的治理國家的邏輯，到後來更通過殖民勢力來到亞洲。因此，國家機器的概念正正擊中了當下處境的核心問題：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所有事情都要順暢地運行，而運行的速度還必須很高的生活。這解釋了為何我會以「例外」來形容有疾病的人們，因為他們無法適應這種高速運轉的規律，成為這種機器的障礙。
李：這又令我想起「病人」也不常常是均一性的身份。不同病人的地位、待遇都不盡相同。舉例來說，精神病的位置與肺病、N型流感等等的病都不一樣。不過我同意，「病人」是特別不適合於國家機器這種管治模式下生活的群體。當然，許多沒有病的人也被視為不合適的「例外」，包括低技術工人、性工作者、智障者、亞非裔人士等等，因為他們無法跟上「速度」的秩序。從另一角度看，這些弱勢群體必須被置於一種作為「例外」的位置，讓他們可以不斷被壓榨。由此可見，國家機器的操作是相當細緻的，不同的人會被恰當地「安排」到各個範疇，被壓迫者就很難連結在一起。再以醫院內的人作為例子吧，心臟病病人、精神病病人得到的醫藥資源是截然不同的。藥廠開發藥品也有其選擇性，「富貴病」的病患能享有很多「選擇」，在「落後地區」流行的致命傳染病，譬如天花、瘧疾等等，卻仍然缺乏新式、廉價的藥物。我覺得當下的權力核心甚至與企業合謀，並不停互相變換位置。
張：我自己不會設想國家機器是很「聰明」的裝置，例如說它能夠不斷變化自身，並生產新的分類。我比較傾向以一種稍為辯證的方法來看待這個處境：根本上沒有人能夠自然而然適應國家機器的運作模式。國家機器能夠生產大量分類的原因，不是來自內部，而是源於它在外部所遭遇的力量對它所作出的對抗。它要生產新的分類，來治理這些它最初沒有預計到的力量。
李：這可是參與社會運動的人必須要思考的一個問題。
張：雖然如此，但這正正就是「歷史」。國家機器的管治如此細緻的原因並非是身處高位的人很聰明，而是因為反抗者不斷變換新的方法反抗。
李：這就是說，其他人的反抗反而令它能夠自我完善。
張：所以最為根本性的問題並不是變換新的反抗方法，而是要讓大家不再相信分類會令社會變得更好。從這個角度重新理解分類的話，我們會發現它其實是一個相當難以對付的統治手段。這種方法會持續不斷地進行細分的動作，到最後令每個個體都與所有人分離開來。我們當下經歷的道德危機或倫理危機的關鍵，其實並非是因為某些「滋事者」不服從統治，令統治陷入危機狀態。而是「分類」令大家變成一盤散沙。大家都以為，分類是相當科學的方法。但分類科學的歷史告訴我們，事實剛好相反。
李：其實將分類視為必然的理解，是否從那種古典的殖民科學主義衍生出來？
張：我較傾向認為是從工廠的生產線模式而來。因為把一件物品細分為不同部份，然後令每人專注處理手上部份的生產方式，被資本家認為是效率最高，也能帶來最大利潤的方式。這也與戰爭狀態中，愈快生產物品的一方，便有愈大戰勝機會的思維一樣。若從一個精神病人的角度出發，當下的這種二十四小時候命，而且不斷加速的生活，是否真的值得我們去過？
李：即使你得了精神病，也沒那麼容易就放過你的！母須以「精神病人」作對照，也知道「正常人」活得很辛苦。（笑）個人的經驗而言，這種分類或者劃分的行為，確實相當無聊。每個服食精神科藥物的病人，都需要定時覆診。英文會用Institutionalized來形容這羣「被納入建制」的病人。在香港，每年到公立精神科門診求診者，約有六十萬人次，在2005年，到精神科求診的十四歲以下小朋友，就有一萬八千多個。他們大部份會被收納到精神科的「系統」中。這許多「病人」就這樣開始了長期服藥的歷程，並要面對服藥所致的副作用和遺害，很多人將無法全職工作。老實說，我也不知道哪些人因此得益，連政府也無法得益。你想想看，這些人需要每天服食精神科藥物，而這些藥物基本上又與毒品無異；政府要養育這群「癮君子」，又要他們「正常」生活，所需的社會成本相當鉅大。病人也要承受標籤、污名帶來的家庭與人際問題。我可以想到的唯一受益者是藥廠，持續依賴藥物的病人正正是它們的利潤保證。
張：這其實與電影Matrix中那個電腦母體（Matrix）的運作邏輯一樣。對於心理醫生來說，病人的功能便是維持他們「醫生」這個身份存在的保障。對於政府而言，雖然社會成本很高，但由於這是令現行制度繼續存在的原因，所以它還是要竭力保護。
李：所以說這個劃分其實也包含著管治上的效果，它維持了現存制度背後所倚賴的價值。
巴赫金、杜斯妥也夫斯基和我們
張：還是讓我們回到文學的討論上吧。我認為，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對於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的理解，在當下的處境是很重要的。相對於傳統現實主義，巴赫金認為杜斯妥也夫斯基所展示的是一種幻想現實主義，而唯有這種現實主義才更能夠開展一個人內在的精神狀態。在他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杜斯妥也夫斯基將筆下的角色，都視作一個個真真正正的人。在故事內這群主人公一直不斷地思考，不斷地敍述，並因此而能夠貼近他們自身存在狀態的內核。其實這種精神，是很需要在教育或精神病的範疇中推展出去的。
李：除非現行的醫藥體制經歷一個翻天覆地的變革，否則我相信醫生與病人依舊是「宰制與被宰制」的關係。醫生始終掌握著宣判有病，釐定康復標準和處方藥物的權力。但同時，醫生在這個體制裡只是個小官僚，沒有任何實質的責任可言。當醫生每三幾個月便會調遷，你的病歷也就不斷被重新書寫、或斬成碎件。我想，一些較進步的社工、或從事學生教育工作的人，還有較大的空間去做你提到的這些嘗試。不論教育、醫療也好，其體制本身的傾向就是組織化，要持續穩定發展，它自然就要均一對待、而同時又孤立每個病人和學生。你可以想像，真正對話、溝通的場合是不可能發生的。
張：假如找人對話充滿困難，我們有可能自己與自己對話嗎？我贊成類似社會運動的「游擊戰」固然要加以爭取，但也應該同時擴大反思存在經驗的空間。
李：我同意無論是藝術還是文學，仍然有很多開展的可能性。同時間，它們不能單單停留在其固有的範疇，更應該以自身的美學，關注這種經驗，並將這種經驗及所提出的思考帶給其他人分享。剛才我們對科學主義提出諸多批判，關鍵就在於不知從何時開始，這種狹隘、粗糙的科學主義成為了大家理解事物的共同基礎。相反，藝術和文學還未成為一種生活與思考的共同基礎。
張：其實從現代性開始，就一直有人嘗試去做這樣的事情。例如杜斯妥也夫斯基，還有存在主義的一批哲學家和文學家。除此以外，我會理解五四時期的一眾作家的書寫，也是類似的嘗試。某程度上，他們面對的是整個時代的問題，並嘗試提供答案。可惜的是，後來帝國主義的介入，再歷經抗日戰爭與內戰後，已將整個中國軍事化，也再容不下空間去延續這種文化批判。到之後歐洲在五十年代開展的存在主義運動，其實是從尼釆（Friedrich Nietzsche）、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思考發展出來的，而這個思考方向也是五四時期一個很重要的思想源頭。存在主義運動之後的後結構主義思潮，也嘗試繼承這個思想傳統，從文學式的思考入手，去處理人的精神狀態。
李：香港好像仍未有相近的思考出現。
張：對。讓人擔心的是，當法國的精神分析大盛後，現在其內部出現了反動。法國有些精神科醫生聲稱精神分析過時，而認為美國那種以科學和統計為主導的心理學才是正路。他們相信精神分析消失後，社會才會變得更美好。這種想法其實很危險。
李：香港的情況也很類似。你看我們往往不予批評、不予判斷，便全盤接收美國的一切，就連在美國已發生極嚴重事故的多種「抗抑鬱藥」也照給病人服用。
張：另一個將要面對的危機是醫療改革的推動。如果日後真的把整個系統都轉為保險制，商業利益就會完全蓋過了病人的需要與利益。
腦海裡的另一把聲音
李：我想再回應一下你剛剛提及的，關於文學與藝術的看法。我始終覺得用文學書寫去表達存在狀態之後，需要有所轉化，才能成為打造一個新共同體的思考資源。當下的狀況就是文學、藝術、劇場之間還沒有一個較緊密的、相互連結的基礎。我印象中台灣好像做得比較成功。
張：對。台灣的市民社會、社區運動建立得比香港好，有較好的條件去接連不同的藝術形式。
李：我想這也與香港缺乏嚴謹的人類學、社會學訓練有關。
張：環顧不同學院的生存環境，現在的大方向仍然是由科學和統計主導。因為唯有能夠在獲得承認的學術期刊上刊登的研究，才能夠爭取到資源。而大部份獲得承認的期刊其實就是美國的社會科學期刊。這令到統計、量化的研究當道。但這種方法在人文學科的領域裡是否可行，則依然是一個疑問。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 以所謂科學方法分析文學的語言學和形式主義方法，根本沒有理會人類語言實際上是如何運作的。
李：說起語言操作，就想起自己寫作時的狀態。最近我愈寫愈「頭痕」，所以把頭髮剪短了。（笑）我想你寫論文時也會有這種感覺。因為語言自身有其律則，每一次的書寫其實都像和那些字詞在鬥爭，並想盡方法借力去表達自己希望表達的東西。這可能也是一種歇斯底里的展現吧。
張：其實可以嘗試用巴赫金的方法理解。根據他的理解，書寫並非指自己一個人寫作。整個過程其實是和腦海中另一個主人公做鬥爭的過程。一部作品，或一篇文章寫得好與壞的標準，就在於你究竟能否戰勝這個主人公。
李：又未必一定要戰勝他（們）。就算寫作一篇簡單的文章時，腦海也會出現數把聲音。
張：戰勝的意思是類似一種玩遊戲的想法。究竟在對話的過程中，你能否發展一套語言，不單單說出自己想說的東西，同時也能把別人的想法吸納進自己的思想體系裡。
李：我在想，一個「精神病人」吸納別人的想法，其實也頗歇斯底里的。（笑）
張：就像你經常提及的法官史瑞伯（Daniel Paul Schreber），（注1）其實他是在用一種新的語言來創造一個完整的世界。其實換個角度看，這是一件相當細緻的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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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智良對史瑞伯其人及其回憶錄的譯介，請參閱《字花》第十一期的「四方月亮」欄位。
15 Jul, 08
好像還沒戒除斷章取義、喫書的惡習，坐下來或躺著，從封面讀到封底，連夜追看一本書而心無旁騖，難不難、亦不算容易。在網上叫人斷線去讀書，亦很奇怪呢，不過小西邀請大家寫自己的2007選書，阿野接波一脚傳過來，珠玉在前，要接下去唯有取巧一點，重覆又似迴避，「解殖」的廹切問題沒去研習，而且大都不是2007的新出版。
Memoir of My Nervous Illness (Daniel Paul Schreber)
2001 年郵購所得、擱足7年。德萊斯登上訴院首席大法官在事業高峯頹然崩潰，被診斷為「被害妄臆型精神分裂」之際，時為精神病學、心理學長足起步之時，再站不住脚的假設，在十九世紀末的歐洲，只要與「科學」掛鈎(而我們不要忘記這個「科學」與殖民／現代性計劃不可分割)，所有人還是會前仆後繼的去實驗、嘗試。於是，Schreber 被送進了全歐洲最權威的精神病院、由最享負盛名的醫生以最先進的方法治理，也就是用最烈性的鎮靜劑、用強行餵食、用關黑房、用「人身保護令」強制覊留。
活在「妄臆」之中的史瑞伯並沒有失去他的情、志。他在藥物和「精神病」的影響下，依然是一個延續的經驗主體，並且一直有詳細記下自己的感覺和想法、同時回顧、修訂自己的觀察。這與大部份人所想像、所願意相信的「精神病人」腦筋有問題或病稱「Dementia」所指的癡呆，截然相反。史瑞伯的妄臆更是與當下的歷史現實不可分割。住院不久他就開始相信主診醫生要向用毒液向他施行「Soul Murder」，這豈不正是烈性鎮靜劑的功效所在嗎？被關在黑房，他以為全個銀河系的星體給上帝熄滅了。在他那個末日想像中，人類已經滅亡、地上所見皆為未暝滅的靈體與無中生有的人型，而人類的救贖與終局，繫於自己之「去勢」變作供上帝狎玩的娼婦，並且由他生出新人類……假如史端伯最終無以勝任大法官裁判長，在「瘋狂」的維度裡他就成為了一切法理不容，他就是肉欲、聲色感觀的中介之物，除了被害的妄臆敍事，他並不算一個身份；而且在這個脚本中不難發覺其時蘊釀中的納粹原型，或新教的犧牲倫理。
書的附錄是史瑞伯與其律師就地方法院頒佈「人身保護令」強制留院上訴一案的書函。
First Love and Other Stories (Ivanov Turgenev)
愛情啊！有甚麼比愛情小說更適合夜裡捧讀呢？讀愛情小說當然就沒時間談戀愛了。起題的那篇我覺得很于腐，講父子同愛上了一個年輕女人。而且十九世紀中葉後俄羅斯的地面上充斥太多沒落貴族、沒落皇親閣戚，他們的皇族遺風與被廹往下流的新身份地位拼在一起太令人想起某種海派情調、偏偏關在內陸，沉悶和沉悶在下奕。最喜歡叫「Asya」的一篇，有兄妹不是親兄妹再加上太拘禮的一個沒事人，主角在旅行中聽到鄉音，「你是俄羅斯人嗎？」就一見如故，卻是注定三個都失戀、友誼也不得萬歲，到君子捨得面子、伊人又要遠去的局面。愛情就是重覆又重覆的提旨、錯失一定是同一種錯失的。
腹稿 (葉愛蓮)
寫作必然繫於言稱的表演性與Theatricality的，讀【腹稿】的時侯我非常艷羨年年對寫作的一種自省，而且她對那個距離有一種幾乎驕傲的把握，在像真和做假、擬似和模拙之間滑移一種舞步，似是內心抖出的腹語其實也是複語。年年筆下的人物就好像極力想擺脫這種沉悶，但卻只能在像真和做假、擬似和模拙之間選取一種冷淡乏力的情感方式。
Arresting God in Kathmandu (Samrat Upadhyay)
以英語寫作的尼泊爾當代作家，此為其短篇小說的合集。讀畢還是不能明白，亞洲人用英語寫作到底具「解放性」或是「規懲性」，尤其是有關城市經驗與性題材的時候。
Prisoners of Love (Jean Genet)
有時很驚訝身邊沒幾個喜歡Genet的人，那麼傳奇的人生，應該是悶蛋的天人。出生沒多久便遭生母遺棄，孩童時代在孤兒院與寄養家庭中渡過，15歲因偷竊判入教導所，甫離開，在服役期間又因為「不道德行徑」給革出軍旅，在歐洲各處流浪，偷竊、爆架、賣淫、行使偽造文件等為生，除了情人的窩或街邊，不是九流旅館就是住進監倉。然後，「文學」發現了他，在Cocteau的幫助下出版了牢中所書的【繁花聖母】(1944)，在發表【竊賊日記】的1949年，他因積案累累可能面對終身監禁的判刑，結果Cocteau 、畢特索與沙特等人向總統說情，得免除牢役。自由，可沒有為惹內開鋪一條創作之路，50年代實是其創作低潮，1952年沙特暱名發表的論文「Saint Genet comédien et martyr」，讓惹內對自己的創作深陷質疑，擱筆五年沒發表一隻字，此後他似乎也放棄了小說的形式，在五十年代後期發表了【陽台】、【黑人】等關於種族仇恨、亞爾及利亞戰爭等題材的三齣劇本，亦標示惹內對權力與身份政治的探討。火紅火綠的年代他走去禁上自己著作出版的美國，訪問黑豹黨，「黑權」 (Black Power) 暴力的政治哲學，似乎直鈎在惹內作為一個不認同法國、不認同歐陸白人身份的流放者的心弦。
【Prisoners of Love】就是惹內臨終時還在寫著的回憶錄，也是自從五六十年代以後，他唯一的散文體著作。場景是70年代未80年代初的巴勒斯坦及隣近的約旦、黎巴嫩等地。1982年惹內應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袖阿拉法半認真的邀請，再次來到情勢嚴峻的巴勒斯坦，其時正為黎巴嫩戰爭(又稱「第五次中東戰爭」)中，以色列軍方控制的黎巴嫩屬地Sabra與Shatila巴勒斯坦難民營遭到血腥大屠殺之後。
關於以色列在美國外交政策袒護下對巴勒斯坦的長久壓廹，Marwan Bishara 【Palestine/Israel: peace or apartheid: occupation, terrorism, and the future 】 (Zed Books, 2002)是很好的導讀，圖書館有唔駛買 (書目記錄號碼：2037013)。惹內不是一個記者、也不是編年史家、人權組織研究員，惹內是作家，【Prisoners of Love】既是行旅所記、也是回顧自己之所以投入黑豹黨運動的情由，更是對巴勒斯坦人的歷史與宿命的一種垂注、對政治運動的道德詰問。他甚至懷疑這本書對所謂「Palestinian Cause」沒有多少益處。這本書就是作家按著記憶寫成的，而且僅是他自己的記憶，一個七十歲的法國白人，去到那裡都要人帶、要人翻譯，而他只能記下有人帶著、經過了翻譯的事情，其他的他只有一種直覺，而且一個七十歲的法國白人，總是過於礙眼。但他走到哥蘭高地，跟十幾二十歲的武裝份子、將來的烈士，去刺探軍情、在漆黑的野地聽子彈飛過耳邊。又老遠走到某個村落，找一位朋友的母親，讓村裡的人不知要帶去那處的同時，憶起上一次來過、為甚麼又來。他似乎也在思考激進政治與愛慾的某些關聯；在他描述的那群近親亂倫、靠婦孺乞騙終日的遊浪人中，也似乎對「誰才是巴勒斯坦人」的種種提法，作了一種舊約式的注脚。貫穿全書的一個母題，如果真有母題的話，就是惹內對一個沒有土地、家園被強佔不能歸返的民族，撰寄流放者的詩歌。
惹內和杜拉斯一樣死於咽喉癌，他臨終吃好多藥、得用各種方法令自己清醒，去寫這本書，但他沒見到它出版，現存的這個版本是編輯出來的，編輯說他的字愈寫愈難辨。
Awaiting Oblivion (Maurice Blanchot)
是一種不以情節、不以人物刻劃為行進的書寫吧。一對陌生男女，在酒店房間待了不知多久﹔女的想告訴他一件事，男的也願意聽，只是在房間裡，好像聲音都變得太吵，說出來的話又好像淹蓋了心裡所想、不說話的時候那靜默又好像在催促他倆。驟眼，好像蘊釀一宗愛情，但他倆的談話總是回到有關那個沒有佈置可言的房間，總是回到她如何突然向他一個表情示意，而他能夠意會。女的想告訴他一件事，男的也願意聽，但是那個災難不許言說，正如有光所在，暗黑就得褪去。
Orientalia: Sex in Asia (Reagan Louis w/ essay by Tracy Quan)
一個老外攝影師問准老婆飛到泰國、香港、澳門、台灣、日本、越南等地，走去那些夜總會、三温暖、馬檻、KTV、金魚缸、舞廳公寓等等色情架步，給裡面工作的女人拍照造像，成為合輯。我覺得拍得很美，在鏡頭前看來，她們都不羞於自己的身體、職業，而身體又記載著她們的工作。
本文另見「香港獨立媒體網」
07 Feb, 08
香港文學的定位／ The Identity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嶺南大學康樂樓林秀樑會議中心 (AM3/F)
20, 21, 22 Dec, 2007
十二月二十日 (四)
10:00 – 11:30
(1) 怎樣界定香港文學 The Identity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講者:
史書美教授: 〈廣義的華文文學的理論探討〉
王宏志教授: 〈怎樣去界定香港文學: 香港文學史書寫的一個最基本問題〉
劉登翰教授: 〈走向文學的自覺 –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香港文學的演變〉
11:30 – 11:45茶點 Tea Break
11:45 – 13:15
(2) 文學史的書寫 The Writing of Literary History
講者:
彭小妍教授: 〈文學史料的編撰與香港文學在華文文學中的定位〉
李瑞騰教授: 〈香港文學史建構的預備作業〉
黃萬華教授: 〈香港文學對於「重寫｣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意義〉
13:15 – 14:30 午休Lunch Break
14:30 – 16:00
(三) 冷戰及以後 The Cold War and After
講者:
王光明教授: 〈冷戰時代與香港文學〉
趙稀方教授: 〈五十年代美元文化與香港小說〉
李海燕博士: 〈冷戰的色與戒: 論張愛玲的社會詩學〉
16:00 – 16:15茶點 Tea Break
16:15 – 18:15
(四) 香港文學的特色 The Features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講者:
安妮･居里安教授: 〈都市空間與文學關係〉
黃仲鳴博士: 〈粵語文學資料初探〉
劉俊教授: 〈香港小說中的「香港製造｣和「心經｣－－以「三城記小說系列·香港卷｣和「香港文學選集系列·小說選｣為論述中心〉
許子東教授: 〈香港小說中的「北方記憶｣與「革命想像｣〉
十二月二十一日 (五)
9:00 – 10:30
(五) 文學關係 Literary Relations
講者:
李奭學博士: 〈剪不斷，理還亂：台港文學關係之我見〉
藤井省三教授: 〈香港人心目中的村上春樹〉
關詩珮博士: 〈知識生產與村上春樹在香港的傳播〉
10:30 – 10:45 茶點 Tea Break
10:45 – 12:45
(六) 散文研究 Prose Studies
講者:
樊善標博士: 〈案例與例外－十三妹作為香港專欄作家〉
袁勇麟教授: 〈近年香港散文淺議〉
葉輝先生: 〈論香港散文〉
金惠俊教授: 〈香港專欄散文的現狀和未來〉
12:45 – 14:00 午休 Lunch Break
14:00 – 16:00
(七) 報刊研究 Revisiting Periodicals
許翼心教授: 〈近代中文報刊與香港文學的開拓〉
張詠梅博士: 〈香港文藝雜誌研究-《海光文藝》初論〉
沈雙博士: 〈冷戰時代的文化雜誌〉
吳兆剛先生、鍾韻晴小姐、沈海燕小姐:〈關於報刊研究的討論: 以《中國學生周報》、《大公報》及《星島晚報》為例 〉
16:00 – 16:15茶點 Tea Break
16:15 – 17:15
(八) 詩與翻譯 Poetry and Translation
講者:
陳智德博士: 〈起源及其變體──香港作家、香港文學與香港新詩〉
鄺可怡博士: 〈讀倦了的「人生真實｣ – 論戴望舒香港時期 (1938-1949) 的法文小說翻譯〉
19:00 – 20:00
《漫畫騎刧文學》新書發佈會 (灣仔莊士敦道141號三聯書店分店)
20:00 – 21:00香港詩歌朗誦會 (場地同上)
十二月二十二日 (六)
9:30 – 11:00
(九) 香港文學與文化 Hong Kong Literature and Culture
講者:
何慶基先生: 〈文化政策中的香港文學〉
郭詩詠博士、袁兆昌先生: 〈由雜誌的出版經驗看香港人對文學的想像〉
沈海燕小姐: 〈青年學者的香港文學研究與電視文學節目〉
11:00 – 11:15茶點 Tea Break
11:15 – 12:15
講者:
李智海先生、江康泉先生: 〈漫畫如何「騎劫」文學〉
張歷君博士: 〈紀實錄像與寫實文學〉
12:15 – 14:00午休 Lunch Break
14:00 – 15:30
(十) 文學與教育 Literature and Education
講者:
陳國球教授: 〈文學選本與香港文學研究〉
黃淑嫻博士: 〈香港社會中的電影與文學〉
王良和博士: 〈高中新詩教學設計的理念〉
15:30 – 15:45茶點 Tea Break
15:45 – 17:15
講者:
璧華先生: 〈香港中學文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李家駒博士: 〈香港文學教材〉
馮珍金女士: 〈高中課程中的香港文學〉
18 Dec, 07
To Be a Mental Patient
by Rae Unzicker (1948-2001)
To be a mental patient is to be stigmatized, ostracized, socialized, patronized, psychiatrized.
To be a mental patient is to have everyone controlling your life but you. You’re watched by your shrink, your social worker, your friends, your family. And then you’re diagnosed as paranoid.
To be a mental patient is to live with the constant threat and possibility of being locked up at any time, for almost any reason.
To be a mental patient is to live on $82 a month in food stamps, which won’t let you buy Kleenex to dry your tears. And to watch your shrink come back to his office from lunch, driving a Mercedes Benz.
To be a mental patient is to take drugs that dull your mind, deaden your senses, make you jitter and drool and then you take more drugs to lessen the “side effects.”
To be a mental patient is to apply for jobs and lie about the last few months or years, because you’ve been in the hospital, and then you don’t get the job anyway because you’re a mental patient. To be a mental patient is not to matter.
To be a mental patient is never to be taken seriously.
To be a mental patient is to be a resident of a ghetto, surrounded by other mental patients who are as scared and hungry and bored and broke as you are.
To be a mental patient is to watch TV and see how violent and dangerous and dumb and incompetent and crazy you are.
To be a mental patient is to be a statistic.
To be a mental patient is to wear a label, and that label never goes away, a label that says little about what you are and even less about who you are.
To be a mental patient is to never to say what you mean, but to sound like you mean what you say.
To be a mental patient is to tell your psychiatrist he’s helping you, even if he is not.
To be a mental patient is to act glad when you’re sad and calm when you’re mad, and to always be “appropriate.”
To be a mental patient is to participate in stupid groups that call themselves therapy. Music isn’t music, its therapy; volleyball isn’t sport, it’s therapy; sewing is therapy; washing dishes is therapy. Even the air you breathe is therapy and that’s called “the milieu.”
To be a mental patient is not to die, even if you want to — and not cry, and not hurt, and not be scared, and not be angry, and not be vulnerable, and not to laugh too loud — because, if you do, you only prove that you are a mental patient even if you are not.
And so you become a no-thing, in a no-world, and you are not.
Rae Unzicker – 1984
文章出處
08 Oct, 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