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决1938！

出賣與隱藏

「校園驗毒計劃」爭議不絕，曾蔭權卻咬牙切齒，稱之刻不容緩。面對洪水猛獸，孩子正處水深火熱，一定要「儘快做、救得一個得一個」。呵，長官真是難得果斷！情形就像河的上游有化工廠污染水源，我們卻在下游勞師動眾，警戒那些玩水的小朋友，而且要找出哪個小朋友不乖、溜去玩水。拜托！教育官員少搞屎搞尿，前線老師起碼可以多花點時間跟學生相處了。

然而有云「意志的勝利」，目標是「虛無」，計劃必將成功：這與決心、力度無關，更與整個驗尿、識別與個案跟進工作如何具體達成無關，它只繫乎一種無視現實的「精神」，貫徹始終，口號高唱入雲，在沒事情的地方鬧事情，再宣佈勝利，超額完成。計劃强調學生「自願參與」，由此可以預計所有參與計劃的中學必將錄得「零個案」的理想佳績，再被說成「零容忍」的政策湊效。一眾二流三流學校的校譽，將比不慎爆出「劣績」的市區名校更佳！

大埔校長會在孫明楊親泣大埔「咨詢」後隨即表態加入計劃，是用行動說明，「無毒校園」的理想其實是 「本校無吸毒學生」的理想。口口聲聲仁義美善愛謙禮誠的學校大可藉此整肅校風，優化校本管理，替校內疑似吸毒的頑劣學生，技術性正名為「連續多次拒絕驗尿」、「邊緣人格失調」、「違抗性人格失調」、或諸種「學習障礙」等等，一羣學校不懂／不想處理的棘手「個案」，重新標籤識別，轉推給資源緊絀的社福機構，夥拍各種專家、顧問，泡製更多掙錢大家洗的輔助服務項目，何樂而不為！？同學的「自願」，成就一整個校網與教育局、毒品調查科、有組織犯罪及三合會調查科、禁毒專員公署、精神科醫生與濫用藥物青年中心的「深入協作」，學校正式成為特區政府管治機器的延伸肢體。

既然學生的私隱、免於偵訊、免於恫嚇的權利早被學校「大家庭倫理」折損七七七八，在大埔區殺校連連的「逆境」中要「自強不息」，校長何妨一再出賣無辜學生？少年人的「身體」，畢竟「屬於」父母師長的監護範圍，雖曰成熟但始終不得自決！連身體所出的生化樣本如何收集、最終用途為何，亦不得過問，少年犯都享有的憲法權利，今以「照顧」之名，託辭「都係為妳好」或「唔通妳有吸毒咩？」，即可出賣、樂得好價錢。如何避開《人權法》與《私隱條例》的多餘制肘，將由發起此計劃的律政司黃仁龍研究考慮修法，學校犧牲學生、法律為政治服務，既可一、即可再。

原刋《中大學生報》2009 年9 月號,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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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則留言 10 Sep, 09

William S. Burroughs: Junkie

The pyramid of junk, one level eating the level below (it is no accident that junk higher-ups are always fat and the addict in the street is always thin) right up to the top or tops as there are many junk pyramids feeding on peoples of the world and all built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onopoly.

— William S. Burroughs. Naked Lunch

我們的社會秩序實在需要更多吸毒者與癮君子，他們的「失敗」引證了我們的成功與遁規蹈距，他們的「罪惡」內在於我們的偽善。吸毒者與癮君子愈年輕化，維繫社會秩序的賞罰制約愈早銘刻在少年的身體與意識裡。最需要罪犯的社會是警察社會。

留言 23 Aug, 09

水土不服

在殖民主義中長大的我們，自少便明白被殖民的困境是一種語言的困境，要在這種困境中求生存，時刻打的是一種語言的仗。

──游靜 (1)

後來，我甚至覺得沒有一種語言是我的「母語」。(2) 「母語」的講法要求一種認同。從一開始，我，以及許多人，無法認同。

譬如說，我正以中文書寫這篇文章，一邊寫，腦海中有把好像屬於我的聲音，用港式「懶音」廣州話默唸這些字句──請記起我們的電視新聞女主播、歌影視藝人和無數70／80／90後的年輕人，他們的口音、用語和說話方式──那並不是北京話／官話／普通話／白話／國語，而是一種滿獨特的方言，與此地的生活文化及生存條件相互生成，既是此地的生活方式與歷史塑造這種語言，這種語言也塑造我們對此城生活的理解和詮釋框架。(但當我說「我們」，我們又包括誰？)

在接壤中國大陸的南陲一隅，於此地積習、俗成之言，它並不「純正」，永遠與所謂「正統」靠不著邊。即便如此，「港式廣州話」卻與今天至少五千五百多萬人口使用的「粵語」屬同一系統，可上溯秦漢時期百越一帶使用的古粵語雛形。(3)

又譬如，而「譬如」不曾接近它的所指：本文首段實以英文句法所寫，而且在兩文對照與翻譯之間，常有意料之外的泛音和歧義：Later on, I feel as though there is not a “mother tongue” of mine. The notion of “mother tongue” demands a certain kind of identification which I, and many others, could not fulfil in the first place。

在香港，不中不英的病句、冗句，可以寫進各類公函與官方文宣而無人臉紅，(4) 同是語言學上的「語碼轉換」 (Code Switching)，所謂「Chinglish」、「港式英文」卻常被堅持某種正統、雅潔的人士詬病。某些人的中英掺雜總是比另一些人的不純不正要强，「不純正、不標準」的判罪，不在於語言本身，而是一個階層／羣體向另一個宣示權力的論述，卻以「非政治化」的措辭達成。

長久以來的崇英文、抑中文，有人認為是殖民地歷史的惡果，有人認為是「國際化」的要求所趨。先撇開「英文化」等同「國際化」的謬誤，(5) 殖民主義的幽魂沒有「過去」；兩種意見卻不謀而合的一再提醒我們，語言並非自然而然的透明容器，而是持續受各種外在因素和力量所影響的。無論在捲舌音、舌齒音輕重與幅度的長期規訓、吹毛求疵，在學科教學語言自决權、「內地生」、「外地生」收生比例的爭持抗頡，抑或在國民／市民身份與解殖問題的原則和道理上突然變臉脫腳，語言政策的具體落實，皆與一個地方的政權孰誰、地方身份形構的欲望對象孰誰，有莫大關係。

事情卻並非那麼簡單，政策、條文底下有隱藏的政策和不明文的操作，實際經驗總是比能夠具體描繪的複雜得多。

除了英文化，我們的「中文」其實也有不同程度「日文化」、「台灣國語化」、甚至「互聯網技術用語和表情符號化」的書寫方式和用語。日本、台灣、互聯網文化，以至南韓政府近年大力資助輸出的影視文化，都一直以消費主義的方式冲刷著香港的語言生境，卻始終沒有一種外語或「第二語言」會像英文一樣，長期而持續的如此觸動香港人的自尊。莫非沒有一種外國語言能像英文一標穿透香港社會之同時，卻處處呈現異質、能見度高，尤其「見外」？抑或那異質，正在於我們熟悉的不流血暴力、慣性的強制？「英文能力」被重覆述說為社會階層爬升、文化品味、國際視野等有形無形的社會資本直接掛鈎的欲望之物，同時被用作各種昇遷、課賞的指標，卻是藉以維持社會分層的管治秩序。

假如語言是思想體表，香港人的精神面貌與文化身份的形構，無疑充滿各種短路、混亂、失憶與「精神分裂」的癥狀。「兩文三語」沒有一種是香港文化身份可以寄托的當然屬土或歸宿；「兩文三語」沒有一種能充份涵蓋、追認移民經驗、殖民經驗和再次被殖民的經驗，卻總是（不得不）向強勢的、屬於主子的語言靠隴。基於對共產、社會主義思想的嚴防，幾十年來殖民地政府故意阻隔簡體字出版物流入，普通話教育亦遲至1986、1988 年才先後納入中小學課程；為了防止不同籍貫、族羣的大陸移民在香港集結不同勢力，自六十年代晚期，廣州話在殖民地語言政策與所謂「本土身份」建構的各種措施影響，及由電視、電台主導的廣東話流行文化的蔚然風潮，成為獨大。(6) 其他如福建、上海、潮州、客家、鶴佬等等方言，漸從社會公共生活中退到家庭裡。

可是，即使如此，我（們）無時無刻還得在「兩文三語」之間翻譯自己的身份，自己到底在想甚麽、然後才是想說甚麼、該怎麽說──而且，每種語言都有它不可翻譯的部份，意涵與所指總是在外面──所謂「白話」、「中文」故然不是我手寫我心，是人家的白話，人家的中文。(7) 曾被殖民地「消音」的普通話，今時的「回歸」中文卻比生命還大，香港傳媒大量採用的大陸用語和新聞選材角度、港澳官員的答問、課堂上的翻譯文本，即便是以廣州話讀出，也是隔著一道距離。我的身份認同一定就在那段距離撑開的空間，在於某種相向的、似是熟悉的陌生化。情形像小兒習帖，扭曲著小手腕與手指一筆一撇極力臨摹陌生的筆劃字形，與「表情達意」無關。和殖民地英文一樣，「白話」中文，是在學校裡推行教學的，既是家裡慣常用語以外的「社會語言」，也是「母語」以外的國族主義語言。

於是，我（不得不）在「兩文三語」的不同位置上滑移、來回跌岩，好像有些甚麼丟失了，總是詞不達意，說不是，不說又不是。要在融冰之間找到一條進退之路徑，永遠無法抵岸、無一歸屬、無法駐足其一。

___________

(1)「粼粼的水聚散著游動的符號──電影、時間、與我」，《另起爐灶》香港：青文，1996，頁121。
(2)中大雙語政策委員會，於2007年提交的《雙語政策委員會報告書》中指雙語教育的目標應包括：「所有中大本科生，不論是本地生或外來生，也不論其入學時的語言文化背景，都應在中大肄業期間接受雙語的薰陶與訓練。以中文為母語的學生，須在畢業時達到相當高的中英文水平，無論在日常生活中，或從事專業工作，都能有效地運用雙語。母語不是中文的學生，如入學時未達到教務會要求的中文水平，必須在畢業前達到所需標準，例如：修畢教務會指定的語文科目，完成學分要求。」
中大雙語政策委員會，《雙語政策委員會報告書》，16/7/2007。頁8，「中大雙語政策的理念和目標」4.4.5。
(3)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16th edition). Ed. M. Paul Lewis. Dallas, Tex.: SIL International. 2009.
見http://www.ethnologue.com/show_language.asp?code=yue (瀏灠日期：27/07/2009)
另有一統計為六千七百萬至一億三千萬，見 Lai, H. Mark. Becoming Chinese American: A History of Communities and Institutions. AltaMira Press, 2004. (other bibliographical information unknown)
有關粵語與廣西等地壯藏使用的壯語之歷史互動，可參考：Huang Yuanwei.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Zhuang and the Yue (Cantonese) dialects.” 見Comparative Kadai: The Tai branch. Eds. Jerold A. Edmondson & David B. Solnit.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nd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Publications in Linguistics, 124. Dallas: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nd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1997, P 57-76.
(4)隨手拈來的例子有：「……我們將藉此契機，推出一系列的國民教育項目，包括製作新一輯國歌系列電視宣傳片及中國國情系列電視特輯[…] 舉辦郵票設計比賽及其他活動以進一步深化並鞏固社會各階層對國情的認識及對國家的歸屬感。」
立法會CB(2)42/08-09(01)號文件，「民政事務局的政策措施」。頁2。10/2008。
(5)顯然，在九成半以上人口會使用粵語的語境中推行雙語政策的「實際需要」，與多民族語境如馬來西亞推行類似語言政策的「實際需要」截然不同。
(6)可參考：楊聰榮。＜香港的語言問題與語言政策：兼談香港語言政策對客語族群的影響＞「各國語言政策研討會」，中華民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淡江大學公共行政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09/2002。
(7)「從學術角度看，今天我們用的中文叫「現代漢語」，它包括作為標準語的普通話，也包括分佈在中國各地的漢語方言。普通話的基礎是一般稱為官話的北方方言，書面語也是根據官話方言發展而來的。嚴格來說，普通話並不等於官話，官話也是一種方言。至於流行於兩廣，以廣州話為代表的粵語也是一種方言。所有方言都有自己的語音、詞彙、語法系統，都承載著方言區的文化，有一定的實用、文化及學術價值。」
中大雙語政策委員會，《雙語政策委員會報告書》，16/7/2007。頁7，4.2。

原刋《中大學生報：二零零九迎新特刋》,  08/2009. p26-27

留言 11 Aug, 09

特區政府最怕一般市民

巿民十元決志，反擊政府廿七萬打壓！──本土行動聲明及呼籲

本土行動成員朱凱迪及何來，於零九年七月下旬，遭律政署追討皇后碼頭司法覆核敗訴的廿七萬訴訟費。廿七萬，足以讓朱何二人破產。這是皇后碼頭被拆兩週年，重置爭議未定之際，且是本土運動遍地開花愈獲關注的關頭；港府是否想效法新加坡，以逼人破產一招箝制異見者？

廿七萬堂費 是懲罰是恫嚇

其實天星皇后碼頭保留運動的參與者自零七年八月一日起，一直承受著極大壓力，不斷進出法庭，見證著香港的政治現實：同一條罪名，別人不用坐牢，我們就要坐牢。「廿七萬」絕對有懲罰意味，相比當年盧少蘭就領匯上市進行司法覆核，政府為了加快法律程序、不拖延領匯上市，曾以事件涉及公眾利益為由，不向沒有申請法援的盧婆婆追討訴訟費。皇后碼頭司法覆核申請人明明已獲政府批出法援，但法援制度的疏漏令政府可以鑽空子向兩人苛索正式聆訊前的預備工作費用，那竟然就多達廿七萬。朱凱迪近月開始積極參與保衛新界菜園村、反對廣深港高鐵橫行毀人家園的運動，而運動近月開始廣受關注，更獲得了破紀錄的一萬四千份反對意見書；廿七萬債單恰於此時寄來，對異議份子的「恫嚇」意味撲面而來。

誰都不希望破產，但朱凱迪及何來的個人立場是，他們不怕破產，之後絕對會繼續原有的社會參與，以行動披露及介入我城的不合理現象。而這廿七萬的打壓，本身就會是香港政治及法治史上骯髒的一筆政治迫害，嚴重動搖了香港的法治精神、侮辱了法律制度捍衛公眾利益的本質——朱凱迪及何來將拒絕繳交廿七萬。

二萬七千個十蚊的力量

外界有許多朋友非常關懷朱凱迪及何來，主動提出捐款來幫他們避過破產之禍；在表示感激之餘，本土行動在此呼籲，與其憐憫少數代表「理想」的社會行動者，巿民更應該站到被打壓者的身邊；本土行動認為，我城需要的不是對行動者的更多憐憫，而是對政府的更多怒火。參考facebook小組熱心網友的提議，本土行動希望提出「十元決志」的構思：

我們的目標募集二萬七千位（或以上）的巿民，請他們每人認捐十元；這十元同時是一個決志，即如果律政司向朱何二人徵收廿七萬的堂費，各位認捐的巿民，就約好一齊把十元掟向律政署，向他們展示我們對於政治打壓的不滿，對於異議者的支持，對於城巿發展失當的滿肚冤憤，對於微小力量結集能撼動大象的信念與熱情。在追債魔掌伸出之前或之後，這群巿民都將是緊密監察政府的力量。

如果有巿民想認捐超過十元，我們不會阻止；但最重要的，是要掟向律政署的十元。政府想把社會集體異議運動的代價壓在貧窮的個人身上，我們就讓他們看到個體集結的力量；政府想用錢來恫嚇人民，我們就讓政府知道，化整為零後，錢也可以成為人民的武器。政府發行的十元硬幣，將變作大衛小子的石頭，擊倒巨人哥利亞。這是一場長期戰役。

本土行動
2009.08.03

附：「十元決志」參加方法

大家可以加入「反擊廿七萬秋后算賬 ，一人十蚊掟響律政署」的 facebook group，亦請把姓名、電話及認捐金額電郵到 <10dollars4hk@gmail.com>

留下聯絡是因為，訴訟費有六年追索期，律政署可能避過當下輿論的攻擊而暫不收數，但在未來六年任何一刻捲土重來，同時追計利息。因此我們需要保留認捐巿民的聯絡方式，為了日後的動員。我們的目標是徵集到二萬七千人的十蚊認捐與決志，並會定期透過電郵發送相關的訊息。

聯絡電話：
林藹雲：9742-4440
朱凱迪：6538-5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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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則留言 08 Jul, 09

反對廣深港高鐵規劃行動呼籲

石崗菜園村保留運動步入關鍵階段。政府就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走線的憲報反對期將於六月廿九日結束，隨後港鐵會交出環境影響評論供公眾諮詢，立法會也會開始就六百三十億的撥款作審議。希望大家用點時間了解事件，並付諸行動，詳情見「反對廣深港高鐵規劃行動呼籲」

「菜園村支援組」電郵：<choiyuensupportgroup@gmail.com>

*

所謂冤有頭，債有主，施壓著力有重點，運輸及房屋局鄭汝樺局長聯絡辦法如下：

電話：2810 6325        傳真：2523 9187

郵寄：香港花園道美利大廈15樓

電郵：enquiry@thb.gov.hk

下載反對書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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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26 Jun, 09

簡單來說鋰劑／鋰鹽 (Lithium Carbonate)

服食鋰劑／鋰鹽 (Lithium Carbonate)以作為「情緒病」(Affective Disorder) 諸如躁狂症 (Mania)、躁鬱症 (Bipolar)之「病情維護」 (maintenance) 的病人，因鋰劑／鋰鹽的所謂「治療劑量」(Therapeutic Level) 與中毒劑量極為接近，初期服用必須嚴格監察，以後每隔2-3月驗血一次，以確定劑量是否合適、有否鋰鹽中毒、甲狀腺機能失調等跡象。以我為例，醫生並沒有每隔2-3月讓我驗血一次，驗血報告每回都不讓我看，他自己也是在驗血2-3月後、我再次覆診才翻開來看的。每次由外判合約制僱請的生手護理員把針管扎進手肘的皮下靜脈、左刺右探連拿針筒的手都緊張起來，好難才抽足分量的四、五枝深紅色的溫血樣本，要化驗的項目包括：

Amylase, plasma

Calcium, plasma

Lithium, plasma

Renal & Liver function, plasma

CBC with differential WBC

Glucose random, plasma

phosphate, plasma

TFT, ? Primary, Hypo/Hyper-thyroidism

妳不需要知道上述名詞的意思——妳開始去查的話，很可能也想寫一本《房間》、或者想殺人、或者自殺、大聲疾呼——妳只要這麽想一想吧：如果服食這種「抗精神病藥」沒有影響到肝、腎、甲狀腺功能、白血球數目、也沒有影響澱粉酶、磷酸鹽、葡萄糖、鈣質等的血含量，驗血驗那麼多項目來幹嗎？單就驗Lithium, plasma 不就成了？

那麼，此種被用作「抗精神病藥」的工業用原料，即使真真有影響到中樞神經系統的生化平衡、並且如精神科醫生堅稱一樣，有達到穩定情緒的「療效」，它同時直接影響到服用者的肝、腎、甲狀腺功能，而且在整個新陳代謝系統中，與白血球數目、澱粉酶、磷酸鹽、葡萄糖、鈣質等血含量作為功能指標的各種內科機能(諸如內分泌、血液透析、骨質修補等) 和免疫系統的正常運作，皆有受到可大可小的影響。

藥不是醫病祛痛的藥、而是天天施壓在天秤一邊的秤陀，另一邊才是健康，病與病體互為宿主、連生綑縛。

其他諸如藥物成癮、由長期服用「抗精神病藥」引致的神經官能性後遺症，以至更根本的醫學倫理、藥檢制度漏弊、「病人」就診療方案的知情權、自決權等等，先暫且不說。

9 則留言 13 Jun, 09

傳聞中的國際、傳聞中的世界一流

謊言之可信，被當成事實，除了撒謊者細意經營揑造，更多時是襄王有心、神女亦有夢，可是夢明明不是真的，夢裡的敘事卻是現實的創口與癥狀，卻有解夢者、心理治療師居中調節、解畫一番，夢幻泡影當成現實照辧！神女想要的是愛情，襄王卻是霸王強暴，何以神女明明驚呼抵抗，黑房暗箱出來的發言人又堅稱再次「團圓」結局？

──致殖民者遺餘與鬼

解夢者、心理治療師幹的是為人「除魔、解穢」、「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意，買辦傾銷，要找對貨主、看準時機大筆購入、長綫揸手，適時鼓吹、倒賣給一國一城的羊牯，並且稱言市場是透明的、專業是沒有不道德的。中文大學校方幾年來主催的「國際化」、「雙語教學」就是這麼一盤生意。販售「國際都會」文化、打造「國際一流大學」形象，不錯，沒有不道德的。

但請「雙語政策委員會」與各位投票通過《雙語政策報告書》的教務會成員，你們出賣自己的靈魂、舌頭口部或屁眼好了，多一個不多的，可是教務會作為現時大學校政的最高決策機關之一，你們承受不了這個文化與政治的責任請你出賣自己的靈魂好了。

請不要把幾乎整個嶺南地區以廣府話學中文的語言生境 (linguistic habitant)、歷史與實踐佯作不存在！

請不要把未來學子與自身文化歷史的共同感和生活連繫砌斷！

請不要以所謂的「雙語政策」、用撥款威脅學系「自行選擇」學科教學語言的種種的「措施」與「行政決定」，假借市場邏輯扼殺末來的每一屆中大學生與教員，能夠以中文作為與世界思潮互為轉化、辯證與互相翻譯的媒介之當然權利！

在廢除院長選舉制、新書院「將不設校董會與委任院長」、「大學校董會、教務會及規程所指明的其他大學委員會亦不會有任何該等書院的當然成員」(1) 等等涉及大學管治與中大聯邦制根基的倒行逆施之爭議懸而未決之前，中大員生、校友以至即將入讀中大的準大學生皆有權過問：

「雙語政策」是怎樣草擬達成？
「雙語政策」與校方宣稱「校方四十多年來一直主張」的「兩文三語雙語教學傳統」(2) 兩者的分別在哪？兩者的利弊是以何種評量準則檢測？由誰定斷？誰代表了誰的利益？誰毀損了誰的權利以達成誰的利益。

追問下去，是中大員生參與校政的當然權利。

請不要以為校友就《中文大學條例》有關教學語言的司法覆核案敗訴，等同法理容許當前提出的「雙語政策」及其背後的一切隱藏議程。在一項法律例文釋義的覆核案上技術性「勝出」了，不錯，將來呢？

說是「請不要……」只是出於禮貌。道理在我們的一邊，看看現實就知道。

#

──致第二次被殖民者

香港幾十年來的課堂現實是，學生死記硬背教科書上的生詞與文法，老師在視學官與校長面前努力用英語授課，下課了再用廣東話解釋多一次。現實是從幼稚園到大學研究所，有能力全面英語授課的教員根本湊不夠數，就正如法國根本湊不夠以英語全面教授本科的教員，德國沒有、希臘沒有、西班牙沒有、亞洲所有華語地區沒有、前英國殖民地印度、馬六甲、馬來亞都沒有，甚至幾乎所有英聯邦國家都沒有。因為英文／英語對她們、對世界各地的大多數人而言，是外語。

外語。它先是一門學科，必須先掌握、專擅才能成為「工具」，而「工具」有很多種可以選擇、可以轉化成「資源」，一個孩子不能夠未學電工、化工原理，而整天待在工具房、實驗室等「學習環境」就會變成優秀的工匠或化學家。而且他本來就不想當工匠或化學家。他可以認出那些工具、甚至有樣學樣，但他沒有「掌握」、沒有「準繩」，沒有真正的學懂，只有成為幫工。技術學科如是，更何況語文，思想之體與表？

教學語言是甚麼一回事，無人不知曉的。「媒介」不是透明無阻無暇的、「環境」不是沒有預先設置、沒有左中右的，不然「雙語」／「母語」何以在彈丸之地爭論幾十年也沒有普羅共識？甚至，追溯亞非拉美洲的近現代史册，幾多由語文運動璇捲引起的反殖反霸權運動、以致獨立建國運動的例子在先！今時與前港英殖民政府歴任教育當局，一直以「非政治」、「市場決定論」、「語言工具論」與「國際化」的含混說辭蒙蔽家長與政策實驗品──學生與前綫教員──使其無所適從、疲於奔命，為達標而達標、為教案與評核表格的完善整潔而拔苗助長，最終一輪一輪中不中、英不英「一代不如一代」的畢業生，我手寫他者的心，童稚言而老氣橫秋，會考合格曲線為了遷就合格率愈調愈低，青春確是付出了，所學而無用、所學為現實所不容用，「投入勞動力市場」，此後一生高不成低不就，只求安穩…… 此種結果，不正是年年批評畢業生「英語水平下滑」、「計較回報」的商界、不正是整天說要提高畢業生「競爭力」的教育工廠、政府當局及其侍從者所樂見的管治成果？

誰最願意見到大學畢業生「一代不如一代」！？不正是因為無論商界、把學生當成出產品的教育工廠、政府當局及其侍從者都心知肚明，「教學語言」的確就是關乎他們的意識形態、他們的政治現實、他們的現利與前境；更關乎文化淵源，思考世界的方式──因此必須長期監視、微觀調控。這是對當權者而言。

對無權者而言，教育本身就是一個立場：教化與養育晚生的一輩。

(1)《中文大學宣佈晨興書院及善衡書院成為書院條例草案》摘要說明第7點
(2) 2007年10月9日。東方日報〈中大校友誓保教學靈魂〉；香港經濟日報 〈中大雙語政策 校友擬覆核　質疑違傳統 迎合非本地生〉

本文原刋《中大學生報》2009年四月號。頁5。

1 則留言 03 May, 09

幾乎是美麗的天色 3

或者直接說，抑鬱、鬱悶是一種無語。精神失常是一種無語。無語就是失常。

憂鬱症的世界是陰濕的、滯重的，而躁狂症的世界則是乾熱、躁動和鬆脆的。[...]一方面是一個潮濕的、經歷了大洪水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人對一切不是他獨有的恐怖充耳不聞、視而不見、麻木不仁，這個世界被極端地簡單化了，並被不合理地誇大其中的一個細部。另一方面則是一個焦乾的沙漠般的世界，在那裡，一切都是過眼煙雲、混亂不堪。

——福柯《瘋癲與文明》，頁116-117；引自tsw 的抄錄

是吧？但我覺得不能把這段節錄當成一種意涵完整的描述。經歷憂鬱症與躁狂症的那個人、那「經驗主體」在這段節錄中恰巧沒有出現、沒有被提到，而是引申的。那人可以是任何人。意思是說他／她可以僅指憂鬱症與躁狂症「患者」、或不。冠名政治的重要前提因此凸現：肉身缺席，或只能以隱蔽、被遮蔽的方式存在。譬如說「精神病患」說的都是醫科學生的無知語言，而她／他被那語言擋開了、切割成斷碎的肢體。

與許多人以為的相反，我沒有細讀過Foucault 的諸種著作，他說話的模樣倒是很可愛的，但他不是甚麼偶像、代言人，我覺得在談文說藝的公開場合有避談他的必要，他的名字正如許些思想家、學者的名字一樣在完全無關或關聯極待發掘的場合或語境中，總是突然被拿來當作一種「非政治」的、和稀泥式的言詞策略，供人對號入座，母須站立任何立場。傅柯前傅柯後的人既不知道牢獄、也不太知道精神病院、以至舊式公共屋邨到沒去過，他們跟你談論圓形監獄、bio-power…… 可總是恰恰忽略了受難者的自我意志與心聲。吊詭的是，當「受害人」或個別受害人羣體嘗試(再次) 以學究的論述或政經文化政治座標作為自我生存狀況的一種解釋或描述，「受害人」不得不面對一種撕裂：理論 vs 未被掘挖的真實；描述者 vs 被描述物；普遍的可援引性 vs 獨例所作的見證；那個撕裂是兩種位置之所以對立、劃分或懸置所待馳的力(force) 必然招致的撕裂，論述的主體和經驗的主體無法安然共處一室、一個身體，論述的主體在語言的脈胳與危險通路上雖然不是風馳電制的暢遊或悠然漫行、可是他到底廁身在語言那邊。「受害人」因為一時／長久的失語，總是在另一邊。或被語言逮住 (arrested)、擱置。

傅柯企圖——而必然失敗的——某種有關知識生產之系譜考據，許是與尼釆在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想說的遙相呼應—— 尼采認為，執於凡事皆有「始作俑者」的尋源追溯，正正是一種受「語言的誘惑」所致的表現，在該書的 I, Sect 13 他以雷電(lightning) 與它的閃光(flash) 為例，指雷電並沒有「導致」閃光、閃光亦非雷電「所引致」的，雷電亦非甚麼可以或不可以導致任何事情發生、或不發生的「主體」，「行雷導致閃電」的因果關係不外是語言、文法上的邏輯，僵化的理性思考亦因循同樣謬誤，因此尼采說：

there is no “being” behind doing, effecting, becoming, “the doer” is a merely a fiction added to the deed— the deed is everything.

始作俑者或所謂「元兇」，實是語言、描述意志、判名政治的一個借代符號，是把符號的律則當成現象發生的律則，那幾乎等於以為命名世界而世界就真會聽任其命令運作一樣。而有很多人的確如此相信，論述的政治空間往往取汲於此，可是我們知道單單做批判論述並不等於「受壓廹者」就能因某種代言或論述空間的拓展或於此中重現，而重奪某種權力、或對自身的生存狀況、或與其他命運共同的人的生存狀況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受壓廹者」依然在語言邏輯的另外一邊生活、受難。

「憂鬱」與「狂躁」以至甚麼「經常焦慮症」、「過度活躍症」明明、亦僅僅是語言的類比，病稱、病患「身份」得以成立，首先建基於「病患」的所有經驗被醫藥業的語言隱去、或置放於特定的指派位置 (這裡說的置放｛to place、placement｝，除了指置放於一種論述脈胳，也指置放於一種實質的行政空間和私人生活空間的監控政治)。「病」的診斷(diagnosis)，分明是醫藥從業者的一種介入／觀察／傳繹、分類、推演、命名過程的結果。「致病原導致疾病、疾病引致病癥出現」、「病癥呈現背後有病、病背後有致病源」的語意邏輯卻經常給置換為切入／觀察／傳繹種種身體現象與「病理」的原則。

傅柯追溯的是十六世紀以降的部份歐陸醫藥文獻如何呈現、如何理解各種「瘋狂」及其物質性或身體上的「癥狀」與「病理」。他企圖追溯的是已經埋沒、消音的一種因為理性暴力和冷漠不仁而致成的啞默的生存狀況，無數被歸類、劃分為瘋狂／folie／unreason 的人共同的命運。然而這項追溯是必然失敗的：藥學的旨趣實與「病狂」的真相或「真實經驗」無關，從醫學與醫藥論述內部的所謂「發現」與「沿革」之修辭及範式轉移，可以追溯某種與啓蒙時代諸種文化、身體觀、自然觀相呼應(或焦慮要修正) 的論述、推理與演釋系譜。在同樣的所謂「發現」與「沿革」中間，也可以追溯到後工業革命資本主義所催生的科技條件，如何與醫學與精神醫學的執業相互衍生新的身體介入方式與生物「技術」，而此等技術學如何倒轉來又成為了醫藥論述的「前提」與「引證」。

可是，既然瘋狂只能以「病例」的形式出現，傅柯對醫藥文獻的考據並沒有重溯甚麼「瘋狂史」或「瘋人血淚史」，誠如布朗修在 “Michel Focault as I Imagine Him” 一文所言， 傅柯再次發現的是一道充滿挫傷的權力與政治、以至哲學意涵的切口：理性(Reason) 把所有異質切割開去、把所有「非理性」的人／事／身體／精神經驗摒拒於「現實」之外的切口。如果神權／教會指導的古典時代把俗人分為善良／奸惡，人事分為好／壞、或公義／不公義，啓蒙時期以降則為此等劃分的轉移和置換，人與人事只有「理性」與「不理性」之最重要劃分。醫藥論述與醫療執業的科技化、技術化與這個劃分歷史性轉向有密切關係，而這個劃分與轉向是各種形式的暴力與宰制達成和維繫的。

留言 23 Apr, 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