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what extend truth can be incorporation? That is the question; that is the experiment. — Nietzsche
特區政府一意孤行，民間必會抗爭到底，明顯的是，今周末不是終點，而是開端。
讓我們在周末以前，回到一個最根本的問題：香港需要建一條高速鐵路嗎？
「支持高鐵」的一方認為需要，「反高鐵」的一方認為不需要，都有n+1個理由。有些理由合理，有些並不。
譬如有人說，高鐵造價太貴，用的又是公帑，所以反高鐵。
那麼，如果高鐵造價只需港幣669元正，由鄭汝樺女士自己掏腰包埋單，香港就需要建高鐵嗎？減價，及／或由私人斥資建高鐵，並沒有回應空間公義與民主參與城鄉規劃 的要求。
又有人覺得，只要高鐵的總站設在錦上路，就可以避免現方案的n+1個漏弊，菜園村不用拆遷、大角嘴業戶不會有損失、西九文化區的規劃不會受影嚮，施工期間九龍不會大塞車，而且慳返300億，可以點點點同咁咁咁。
那麼，如果高鐵總站設在你家門口呢？ 高鐵總站設在你家門口的話，菜園村就不用拆遷、大角嘴業戶不會有損失、西九文化區的規劃不會受影嚮，施工期間九龍不會大塞車啊，而且慳返300+1億，可以點點點同咁咁咁之外再加一個贈品啊！
如果我們有n+1個理由要捍衛菜園村，要保護大角嘴業戶生活權利、私有產權的完整，為甚麼高鐵走線改動，總站設在錦上路的話，這些堅持就可以放棄？新界西北為甚麼就要接收高鐵工程帶來的各種不可逆轉的生態破壞，錦田八鄉的其他居民為甚麼就可以承擔九龍人承擔不了／不願承擔的規劃災難、忍受林林總總由倒賣地產項目帶來的惡果？
單純的走線修訂並沒有回應「小我」與「大我」的倫理問題，它只是將「犧牲者」的角色諉給更弱小、更沒「議價能力」、聲音未被充分呈現的錦田八鄉（及其他受工程影響地區）居民，這種「己所不欲，乃施於人」的提法，在道理上實在講不過去，在所謂運動策略來說，容易火燒後欄。憂慮新界土地開發破壞永續生境的論者亦早有警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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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再換個角度，知己而後知彼，嘗試理解一下「管治者」與「支持高鐵」的一方的思維，我沒法鑽進他們的腦袋，也不知道他們吃錯甚麼藥打錯甚麼針，但是他們表現的形態就是：香港需要建一條高速鐵路與否，並不取決於它的造價與走線。特區政府與立法會功能組別（或他們代理的何方神聖）正正因為 A) 他們認為「香港需要建一條高速鐵路」，所以 B) 造價那麼貴，走線那麼大爭議依然要霸王眼硬上弓，說是值得，於是才會 C) 不單不撤回方案，更要加快財委會審議，務求一眾「舉手機器」表決通過工程撥款，做成「既定事實」。
我們在造價與走線等等各種細項上與政府或「保皇黨人」以至政府收編的專家團隊糾纏的話，或者以解釋此種種細項作為動員民眾的理據或「入口」，並沒有完全切中對方的要害，甚至還未觸動到對方的先決前提（A），亦限制了運動在技術細項、財務安排的辯證以外的視野。這一塊（B）連政府都好像放手不顧了，因為戰場（早）已經不在那裡。觀乎「支持高鐵」的一方泡製的輿論，都以「接軌大陸」、「趕上發展」等意涵空泛沒有實質所指的說法為號召，故此才有「（今日）不建高鐵（好快）香港會邊沿化」的因果（謬）論高唱入雲，而此訴諸恐慌的荒謬提法，卻詭譎而且很成功的將政府及其附庸集團因備受反高鐵陣形窮追不捨而生的焦慮不安以至挫折感，轉嫁到一般市民頭上。焦急的明明只是政府，卻變成是民眾很焦急的樣子，再借用民眾的焦慮認授自己站不住腳的方案，再加上警方、學者與傳媒共同品味攜手泡製出「激進青年」、「暴徒」的死貓角色與「衝突場面」，一小撮滋事分子阻住全香港發達的劇目可以再次上演。
這裡面有兩個考察，首先，「接軌大陸」、「趕上發展」的講法之所以廣為人接納，正在於它意涵空泛沒有實質所指——它無須論證，所以很有魅力 。它的魅力來源於一種錯置的「現實」觀念（displaced idea of reality），現實有多窮困，就有幾多人恨「發達」，香港的社會情況有多倒退，就有幾多人覺得 自己「落後」於形勢，社會的不義到底還是折算做「個人」的不幸、不濟，越覺得 自己的生活倒霉的人越覺得 自己本來應該有更多，要是有人拿走他現有、「應有的」一份兒就必須出來反對，包括政府開的空頭支票。因此「接軌大陸」、「趕上發展」的說法，它的魅力有一種統御性，它信仰者眾，也因為它「便攜」，在電台Phone-in 節目短短三十秒、報紙幾百字的篇幅、問卷調查的題目中間，或是在公車上同人吹水，容不下論証、甚至容不下教育，「總之發展是好的，總之中港融合是好的」。
與此相輔相承的，是被動的「普通小市民」的身份建構，一小撮滋事分子阻住全香港發達的劇目，有戲就有觀眾 ，倒過來說，「衝突」好戲連場正因為警方、學者與傳媒深明，觀眾都是同一齣戲的重複上演重複解說而重複生成的。能動的人與不能動彈的人給安置於螢光幕兩岸：「總之班友仔搞咁多野背後肯撚定有利益，冇利益點會唔駛做野搞咁多野．．．」，唔駛做正是所有捱生捱死揾朝吾得晚的打工仔女不可企及的夢，於此，它成為一個「普通小市民」認同的關鍵轉換（switch），相對於「唔駛做」，辛苦的「現實」剝削處境反向的成為猜疑、忌恨「滋事者」的理據。小市民無力質疑巨型資本與政府行政體的利益輸送，卻在「觀眾」的位置上一呈論政的滿足、也只有在這個位置上，他可以對另一個市民作最無情／無理的謾罵，對所有「理想主義」行為嗤之以鼻，行使其（幻想的、戲戲式的）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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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最初的問題，當對家說「香港需要建一條高速鐵路」，我們會大聲說：「香港根本不需要建一條高速鐵路」嗎？這可能會讓一些人猶豫的。
但不緊要，先想一想吧。
讓我把問題重新問一次，加進一個字：「香港人需要建一條高速鐵路嗎？ 」
當人出現了，香港變成一個不可任人定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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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Jan, 10
官員說是「區域融合」，實際上是割地朝貢，把一個地方之所以為一獨特「地方」的一切特質、風物民情消滅、清空，把民眾與地方的依存關係、生活網絡切斷，任意遣散，變成一塊空白的處女地盤 ，建成地產花園出售予中國新一代的「社會菁英」，為熾熱到隨時爆破的內地城市房產市場舒壓、為大量不知怎樣最近才富起來的市場新貴於大陸無法清洗的熱錢流提供出路，原本住在港九新界及離島各處的「庶民」、「賤民」，都得淘汰，或逼迫、或誘騙上樓，只能天天揾朝唔得晚「量力而為」棲身於更偏遠、生活條件低落的「新區」，或更不見光的角落。或境外。
「第二次殖民」是一個全方位的議程，由於滲透、無法指定單一議題為議題。
讓我們用另外一種眼光回看，臨時立法會（1997年1月25日至1998年6月30日）通過了甚麼法例又史無前例地「恢復」了甚麼惡法？回歸以降有幾多與民意截然悖反的議案因為功能組別舉手贊成通過了？市政局與區域市政局被「殺局」以後，立法會和區議會的工作性質分別變成怎樣、食物環境衛生署的工作又變成怎樣？此消彼長就是這個意思了，民選的成份、民意参與的成份減少了，另一邊「管治」、「治理」的意志可以伸展、長軀直進到所有人的日常生活空間的內裡！
讓我們用「區域融合」的偉大前提去看，就不難想到特區政府為甚麼要停建公共房屋、「居者有其屋」又為甚麼要停售、市區重建局憑甚麼可以把灣仔、上環、琛水埗、旺角、大角嘴等等剛巧處在高價地段鄰畔的老街坊、「新移民」和「基層市民」一鋪趕走‧‧‧‧‧‧然後，全香港所有公屋住户使用的屋村商場、街市、停車場等又全數賣給「領滙」，連窮等人家的血汗錢都要逐小逐小汲乾。如果全數香港人都在為地產商賣命，居住以外花在衣食行的各項所需實為上繳「間接地產稅」，政府任何事情只要跟地產商談好就可以了。
讓我們用一種全然沒有陰謀論 滲雜的眼光回眸：人大釋法「成功阻止了167 萬港人內地所生子女湧入香港」的同時，特區政府的「引入專才」、「投資移民」計劃在招攬甚麼人呢？教育改革改來改去我們的孩子拿了許多資格許多證書學位以後有能夠在「知識型經濟」的「勞動市場」上找到可以生活温飽的、誠實的工作嗎？香港那麼多家大學的「海外學生」中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有多少？而他們有留在香港發展事業、定居下來嗎？我們到底在給錢為誰哉培誰？
同樣地，我們要是再看看「回歸」多年來金融市場體系的改革，我們會發現，在全世界各大主要股票市場都無法上市、不符合上市資格和條件的各種「航天科技股」、「仙股」、「概念股」、「國企股」通通都可以在香港上市，名為集資，實為汲錢，而且炒股票、投機「金融產品」的風險與實質損失，永遠是排隊「抽新股」、在銀行給投資經紀誤導的一般市民承擔最重。人民幣結算其實是在補助中國的外滙規管，方便了本來不方便進出的資金流。不錯，投資香港的生意額、花在香港的消費的確多了許多啊，可是在街邊隨便撿一個打工仔女都會告訴你，生活沒好過，激動的老人家會直接說「仲衰過英國佬果陣時！」
這是香港在珠三角地區的位置和角色嗎？香港人的角色就是一生為一塊幾百平方呎的樓面面積捱生捱死，所剩的又給一小群「白手興家」的商賈搾乾搾淨嗎？
教育、房屋、市政、土地政策、就業、社會福利、人口政策、稅制、醫療、基建、文化、傳媒…… 湊成民眾生活的各個範疇，無一不被一種超然於現實物質條件的「意志」所左右，形成總是香港普羅市民受損、既得利益集團更肥壯的「既成現實」 ，妳明白為甚麼普選各級議會的要求從1988 年喊到現在都不予落實嗎？妳開始明白，為甚麽警察每年要招募更多更年青的學員、食環署的龐大隊伍政府還是用公帑養著，就是為了把受壓迫者用僱用的方式改造成壓迫者的一員分享管治的責任。妳明白電台、電視台和報刋之所以報道許多與現實不符的事情，泡制精神鴉片的同時，只會揭發市民的失德失意，而不揭發當權者的徇私、行政失當或利益輸送是為了甚麼嗎？妳明白媒體都西瓜靠大邊了何以還是要竭力打壓民間電台和互聯網嗎？妳明白現在的孩子知道郭晶晶是誰但不知道1989 年六月北京發生過甚麽嗎？到一代人都老了、死了，大家飲得杯落，「世界」將會由洗褪記憶的一代營役經營，到其時各級議會或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與否已經沒啥分別 ，「第二次殖民」的格局漸見成形，有一種超然於現實物質條件的「意志」在左右著香港上下左右各種事務的各個範疇，一定是。
如果高鐵項目真真是一個交通規劃項目 ，與《基本法》及《中英聯合聲明》保障本港「高度自治」的政治權無關，請讓我們回頭想一想，九鐵被地鐵吞併、西鐵延線、將軍澳線落成，沿線的地產項目與「發展」已把我們帶到那裡上班去？我們又因為那個「方便」把家搬到那裡？我們在一式一樣但愈來愈昂貴的地鐵上蓋發展項目中在過著甚麽樣的「生活」？然後我們再想像一下，一個更大規模的計劃：落馬州、黄崗口岸通關、羅湖口岸壙充、西部通道建成、「自由行」簽証和出入境電子化等等為了中港交流頻繁之「需要」做的配套和措施，為我們帶來了甚麼？我們「回歸」以來已經付出了甚麼代價？
區域融合的要義，就是地方的分工，而人力與資源可以快速調配，地方變成模組，可以按區域需求變動她可以變動的一切，發揮效率。她同時變成區域的依存者。（譬如說：當一個地方的超過九成主糧副食都靠進口她有能力監察食品安全嗎？）
新界大片大片土地，已經因為過往幾年「物流業」的發展無度變成貨櫃場、廢車場、廢料傾倒場，除了郊野公園和擬建樓盤就是荒廢的農地、填平的魚塘。因為中港融合的「大趨勢」，有幾多家庭變成奔波兩地？幾多孩子要跨境上學？老弱的卻只可回大陸安老？有幾多老公在大陸娶了小老婆？有幾多不道德、不安全的事在半小時車程之近的大陸突然變成「可以」？相反方向，有幾多12年前任何人都沒法想像的倒退與張狂在我們面前眼睜睜發生了而且變成「日常」？ 當滿街都是內地遊客、投資客、商務客的年代，香港終究變成一個怎樣的地方？對於遊客，香港可能是名叫「香港」的主題公園，對於投資客，香港許是稅務天堂、去規範的自由市場，但對於生活此處的人來說，以上都不是。
那麽我們有責任疑問：造價一定不止680億的高鐵項目實在要把甚麽，以每小時兩百公里的速度引進香港、又把甚麽帶走？是誰在著急，要在政改大戰以前通過議案？它是甚麽問題的癥狀？
高鐵的「速度」是資本的速度、是毀滅的速度。資本是甚麼香港人應該比馬克思更清楚一點點，毀滅可是這樣發生的：人變成可以替換的人；地方變成可以替換的地方。
14 Dec, 09
適用於各種場合。
使用方法：誠心許願，並張貼於當眼處
01.已經不再為你著想了
o2.已經不再是我們的政府了
27 Nov, 09
為了有藉口去台灣，會拉著幾位其實已經寫了好多年的「新」作者的衫尾來，主要工作任務是陪坐。
(我還是覺得「香港作家」這個稱號、分法、身份很不妥。到時有機會說說。)
1. 不存在的鄉土：香港作家對談 日期： 10月23日 (星期五)舊香居 （台北市大安區龍泉街81號1樓）
主持人：房慧真大撈便．細撈便 》作者），盧勁馳（《後遺 》作者），謝雪浩（台港兩地作家，台大中文所碩士生）
香港予人的印象就是一個城市，談論香港的文學，很多時就會納入「城市文學」的框架，並視之和「鄉土文學」作為一個對立。
在這個「城市文學」的框架，一套又一套慣性的，以城市中心為想像的文學論述就會出現。這種香港城市經驗的想像，最明顯的莫過於以「公共屋邨」（類似台灣的「國宅」）為草根經驗的底線，但當一代又一代香港成長的作家，無法在這種城市中心的經驗與想像中，併合到自己的成長經驗，或是因為他們是活在城市的邊緣，或活在城市的流徙中，又會是怎樣一回事呢？
香港文學是如何呈現著這種有別於城市中心的另類「城市文學」呢？在缺乏「鄉土文學」傳統的城市，是否又無法談「鄉土文學」呢？如果真的要談的話，這種另類的「城市文學」經驗又何以呈現哪種「鄉土性」或哪種「城市性」呢？
幾個成長背景不同，經驗卻又彼此重疊的香港作家，會在這次對談中分享他們對「不存在的鄉土」的看法，一起閱讀他們是如何書寫這個「不存在的鄉土」
2. 《後遺──給健視人士‧看不見的城市照相薄》盧勁馳分享會 日期：10月25日 (星期日)有河book （出淡水捷運站沿河走3分鐘注意二樓）盧勁馳 許赫
《後遺》一書，收錄勁馳九年來的詩作共四十一首，分為「盲人自畫像」、「唯物主義的樂觀態度」、「定向」、「支離」和「時間的和聲」五輯，題材涉及對自身殘疾經驗的鬱悶、省思、自嘲，從個體的生存境遇量度城市的節奏，充滿落差的身體經驗，以及在他者面前的失語，或愛情。他認為《後遺》並非檢閱過去，「只可以是一樁現在的憾事，屬於我的障礙社會的盲點，屬於失焦生活不能詳述的原委，屬於企圖觸摸卻無法觸摸的現實所牽制對於繼續生存下去的焦慮…」
書內附有多幅友人為他拍攝，代他拍攝，以及他親自按下快門的相關攝影作品，企圖在文字與影像之間，看與被看之間，看得見與看不見之間，經營一種足以滲透在正常與殘疾身體之間的語言、音色和情調。
於是後遺，就是一種情態、一份困悶，影像、字體與音節之間，那個你，與身體的缺陷，差一點就能觸碰的距離，一切取決於，你是否願意參與其中。
3. 他者的可見與不可見——香港作家李智良、盧勁馳座談會 日期：10月28日 (星期三)清大亞太／文化研究室 、交大亞太／文化研究室
那是電燈瓦斯燈照射通明不見日月星河的白日白夜、機器化城市生活把血用肉之驅壓成模鑄部件、情感流向欲望流向與資本流向一樣籌劃無誤的時代，屬於我們的時 代，要是有人在喧囂的市街中指著頭上裂開兩半的天說：「天裂開了。」或者在車站行人輸送帶上突然聽見血汗與淚滴往地底的聲音並指著快速向前的履帶說：「我 們腳下有老弱傷殘的隊伍。」人們會怎樣理解他的嘆息、看不見的所指？
這無疑是一次有關「對話的可能」的對話，誰是誰的他者？如何靠近？一 個「精神病患／作家」與「視障者／詩人」的書寫經驗，可以折射怎麼模樣的「我們」？而且，就像梅洛龐蒂所言，「當『能看』與『所見』之間，在『能觸』與 『可觸』之間，在一隻眼睛與另一隻眼睛之間，在手與手之間，某種交融發生，人的身體出現了‧‧‧‧‧‧」
__________作者簡介 ：
【李智良】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其文字混雜不純／馴、執於字句的聲色觸感，帶有「按捺住又處於失衡邊陲的感傷」（陳智德／《信報》）。1999年自資出版中、英雙語詩歌／小說集《白瓷》(Porcelain，Exist Random)。2008年出版散文集《房間》(郭詩詠編，Kubrick/ 廿九几)，獲「香港書獎2008」，為精神科「治療」的無效與不人道立下存照，亦藉個人的「病歷書寫」，觀照城市住民、零餘者的存在狀態與情感結構，以「極清醒而又陷溺的文字樣態」（陳佩甄／《破報》）提出一種「病體」與後殖城市生活的辯證。
李智良現為「香港獨立媒體網」編輯之一。個人部落「處決1938！」，見： http://oblivion1938.com
【洛謀】本名岑學敏，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著有詩集《黑鐵時代之歌》（明德出版），曾獲香港中文文學獎、城市文學獎、青年文學獎、香港大學新詩獎等獎項。部落格〔Transparency and Opacity〕：http://desmondsham.wordpress.com/
【宵媽拆蟹】本名黃鳳儀，著有《大撈便．細撈便》(香港三聯，2009）書名《大撈便．細撈便》，原是水上人家的術語，解作「船頭的左邊和右邊」。出生長洲，漁民之家的黃鳳儀，把昔日在船上生活的趣事，通過文字、插畫記錄下來，以此書參加第二屆《年輕作家創作比賽》獲獎。
【盧勁馳】筆名「不信」，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研究生，詩人、作家，作品散見於秋螢詩刊、字花 (雜誌)、月台、詩網路、詩潮、城市文學、呼吸詩刊等文學刊物。曾奪多個文學獎項，包括城市文學獎新詩組冠軍，青年文學獎詩獎。更於2009年奪得第二屆「年輕作家創作比賽，後獲地產商資助出版個人詩集《後遺——給健視人士．看不見的城市照相簿》。
個人網站: 不信的日光語
【謝雪浩】香港詩人關夢南、黃燦然等人催生的零點詩社成員之一。曾以〈今夜星星們唱著快樂的歌〉獲2002年香港第二十九屆青年文學獎新詩高級組推薦發表；以〈夜雨行〉獲第十一屆臺大文學獎新詩組佳作，作品散見於《字花》、《素葉文學》，現就讀於臺灣大學中文所碩士班。
16 Oct, 09
在殖民主義中長大的我們，自少便明白被殖民的困境是一種語言的困境，要在這種困境中求生存，時刻打的是一種語言的仗。
──游靜 (1)
後來，我甚至覺得沒有一種語言是我的「母語」。(2) 「母語」的講法要求一種認同。從一開始，我，以及許多人，無法認同。
譬如說，我正以中文書寫這篇文章，一邊寫，腦海中有把好像屬於我的聲音，用港式「懶音」廣州話默唸這些字句──請記起我們的電視新聞女主播、歌影視藝人和無數70／80／90後的年輕人，他們的口音、用語和說話方式──那並不是北京話／官話／普通話／白話／國語，而是一種滿獨特的方言，與此地的生活文化及生存條件相互生成，既是此地的生活方式與歷史塑造這種語言，這種語言也塑造我們對此城生活的理解和詮釋框架。(但當我說「我們」，我們又包括誰？)
在接壤中國大陸的南陲一隅，於此地積習、俗成之言，它並不「純正」，永遠與所謂「正統」靠不著邊。即便如此，「港式廣州話」卻與今天至少五千五百多萬人口使用的「粵語」屬同一系統，可上溯秦漢時期百越一帶使用的古粵語雛形。(3)
又譬如，而「譬如」不曾接近它的所指：本文首段實以英文句法所寫，而且在兩文對照與翻譯之間，常有意料之外的泛音和歧義：Later on, I feel as though there is not a “mother tongue” of mine. The notion of “mother tongue” demands a certain kind of identification which I, and many others, could not fulfil in the first place 。
在香港，不中不英的病句、冗句，可以寫進各類公函與官方文宣而無人臉紅，(4) 同是語言學上的「語碼轉換」 (Code Switching)，所謂「Chinglish」、「港式英文」卻常被堅持某種正統、雅潔的人士詬病。某些人的中英掺雜總是比另一些人的不純不正要强，「不純正、不標準」的判罪，不在於語言本身，而是一個階層／羣體向另一個宣示權力的論述，卻以「非政治化」的措辭達成。
長久以來的崇英文、抑中文，有人認為是殖民地歷史的惡果，有人認為是「國際化」的要求所趨。先撇開「英文化」等同「國際化」的謬誤，(5) 殖民主義的幽魂沒有「過去」；兩種意見卻不謀而合的一再提醒我們，語言並非自然而然的透明容器，而是持續受各種外在因素和力量所影響的。無論在捲舌音、舌齒音輕重與幅度的長期規訓、吹毛求疵，在學科教學語言自决權、「內地生」、「外地生」收生比例的爭持抗頡，抑或在國民／市民身份與解殖問題的原則和道理上突然變臉脫腳，語言政策的具體落實，皆與一個地方的政權孰誰、地方身份形構的欲望對象孰誰，有莫大關係。
事情卻並非那麼簡單，政策、條文底下有隱藏的政策和不明文的操作，實際經驗總是比能夠具體描繪的複雜得多。
除了英文化，我們的「中文」其實也有不同程度「日文化」、「台灣國語化」、甚至「互聯網技術用語和表情符號化」的書寫方式和用語。日本、台灣、互聯網文化，以至南韓政府近年大力資助輸出的影視文化，都一直以消費主義的方式冲刷著香港的語言生境，卻始終沒有一種外語或「第二語言」會像英文一樣，長期而持續的如此觸動香港人的自尊。莫非沒有一種外國語言能像英文一標穿透香港社會之同時，卻處處呈現異質、能見度高，尤其「見外」？抑或那異質，正在於我們熟悉的不流血暴力、慣性的強制？「英文能力」被重覆述說為社會階層爬升、文化品味、國際視野等有形無形的社會資本直接掛鈎的欲望之物，同時被用作各種昇遷、課賞的指標，卻是藉以維持社會分層的管治秩序。
假如語言是思想體表，香港人的精神面貌與文化身份的形構，無疑充滿各種短路、混亂、失憶與「精神分裂」的癥狀。「兩文三語」沒有一種是香港文化身份可以寄托的當然屬土或歸宿；「兩文三語」沒有一種能充份涵蓋、追認移民經驗、殖民經驗和再次被殖民的經驗，卻總是（不得不）向強勢的、屬於主子的語言靠隴。基於對共產、社會主義思想的嚴防，幾十年來殖民地政府故意阻隔簡體字出版物流入，普通話教育亦遲至1986、1988 年才先後納入中小學課程；為了防止不同籍貫、族羣的大陸移民在香港集結不同勢力，自六十年代晚期，廣州話在殖民地語言政策與所謂「本土身份」建構的各種措施影響，及由電視、電台主導的廣東話流行文化的蔚然風潮，成為獨大。(6) 其他如福建、上海、潮州、客家、鶴佬等等方言，漸從社會公共生活中退到家庭裡。
可是，即使如此，我（們）無時無刻還得在「兩文三語」之間翻譯自己的身份，自己到底在想甚麽、然後才是想說甚麼、該怎麽說──而且，每種語言都有它不可翻譯的部份，意涵與所指總是在外面──所謂「白話」、「中文」故然不是我手寫我心，是人家的白話，人家的中文。(7) 曾被殖民地「消音」的普通話，今時的「回歸」中文卻比生命還大，香港傳媒大量採用的大陸用語和新聞選材角度、港澳官員的答問、課堂上的翻譯文本，即便是以廣州話讀出，也是隔著一道距離。我的身份認同一定就在那段距離撑開的空間，在於某種相向的、似是熟悉的陌生化。情形像小兒習帖，扭曲著小手腕與手指一筆一撇極力臨摹陌生的筆劃字形，與「表情達意」無關。和殖民地英文一樣，「白話」中文，是在學校裡推行教學的，既是家裡慣常用語以外的「社會語言」，也是「母語」以外的國族主義語言。
於是，我（不得不）在「兩文三語」的不同位置上滑移、來回跌岩，好像有些甚麼丟失了，總是詞不達意，說不是，不說又不是。要在融冰之間找到一條進退之路徑，永遠無法抵岸、無一歸屬、無法駐足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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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粼粼的水聚散著游動的符號──電影、時間、與我」，《另起爐灶》香港：青文，1996，頁121。雙語政策委員會報告書 》，16/7/2007。頁8，「中大雙語政策的理念和目標」4.4.5。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16th edition). Ed. M. Paul Lewis. Dallas, Tex.: SIL International. 2009.Becoming Chinese American: A History of Communities and Institutions . AltaMira Press, 2004. (other bibliographical information unknown)Comparative Kadai: The Tai branch . Eds. Jerold A. Edmondson & David B. Solnit.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nd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Publications in Linguistics, 124. Dallas: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nd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1997, P 57-76.「民政事務局的政策措施」 。頁2。10/2008。香港的語言問題與語言政策：兼談香港語言政策對客語族群的影響 ＞「各國語言政策研討會」，中華民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淡江大學公共行政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09/2002。
原刋《中大學生報：二零零九迎新特刋》, 08/2009. p26-27
11 Aug, 09
謊言之可信，被當成事實，除了撒謊者細意經營揑造，更多時是襄王有心、神女亦有夢，可是夢明明不是真的，夢裡的敘事卻是現實的創口與癥狀，卻有解夢者、心理治療師居中調節、解畫一番，夢幻泡影當成現實照辧！神女想要的是愛情，襄王卻是霸王強暴，何以神女明明驚呼抵抗，黑房暗箱出來的發言人又堅稱再次「團圓」結局？
──致殖民者遺餘與鬼
解夢者、心理治療師幹的是為人「除魔、解穢」、「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意，買辦傾銷，要找對貨主、看準時機大筆購入、長綫揸手，適時鼓吹、倒賣給一國一城的羊牯，並且稱言市場是透明的、專業是沒有不道德的。中文大學校方幾年來主催的「國際化」、「雙語教學」就是這麼一盤生意。販售「國際都會」文化、打造「國際一流大學」形象，不錯，沒有不道德的。
但請「雙語政策委員會」與各位投票通過《雙語政策報告書》 的教務會成員，你們出賣自己的靈魂、舌頭口部或屁眼好了，多一個不多的，可是教務會作為現時大學校政的最高決策機關之一，你們承受不了這個文化與政治的責任請你出賣自己的靈魂好了。
請不要把幾乎整個嶺南地區以廣府話學中文的語言生境 (linguistic habitant)、歷史與實踐佯作不存在！
請不要把未來學子與自身文化歷史的共同感和生活連繫砌斷！
請不要以所謂的「雙語政策」、用撥款威脅學系「自行選擇」學科教學語言的種種的「措施」與「行政決定」，假借市場邏輯扼殺末來的每一屆中大學生與教員 ，能夠以中文作為與世界思潮互為轉化、辯證與互相翻譯的媒介之當然權利！
在廢除院長選舉制、新書院「將不設校董會與委任院長」、「大學校董會、教務會及規程所指明的其他大學委員會亦不會有任何該等書院的當然成員」(1) 等等涉及大學管治與中大聯邦制根基的倒行逆施之爭議懸而未決之前，中大員生、校友以至即將入讀中大的準大學生皆有權過問：
「雙語政策」是怎樣草擬達成？
追問下去，是中大員生參與校政的當然權 利。
請不要以為校友就《中文大學條例》有關教學語言的司法覆核案 敗訴，等同法理容許當前提出的「雙語政策」及其背後的一切隱藏議程。在一項法律例文釋義 的覆核案上技術性「勝出」了，不錯，將來呢？
說是「請不要……」只是出於禮貌。道理在我們的一邊，看看現實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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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第二次被殖民者
香港幾十年來的課堂現實是，學生死記硬背教科書上的生詞與文法，老師在視學官與校長面前努力用英語授課，下課了再用廣東話解釋多一次。現實是從幼稚園到大學研究所，有能力全面英語授課的教員根本湊不夠數，就正如法國根本湊不夠以英語全面教授本科的教員，德國沒有、希臘沒有、西班牙沒有、亞洲所有華語地區沒有、前英國殖民地印度、馬六甲、馬來亞都沒有，甚至幾乎所有英聯邦國家都沒有。因為英文／英語對她們、對世界各地的大多數人而言，是外語。
外語。它先是一門學科，必須先掌握、專擅才能成為「工具」，而「工具」有很多種可以選擇、可以轉化成「資源」，一個孩子不能夠未學電工、化工原理，而整天待在工具房、實驗室等「學習環境」就會變成優秀的工匠或化學家。而且他本來就不想當工匠或化學家。他可以認出那些工具、甚至有樣學樣，但他沒有「掌握」、沒有「準繩」，沒有真正的學懂，只有成為幫工。技術學科如是，更何況語文，思想之體與表？
教學語言是甚麼一回事，無人不知曉的。「媒介」不是透明無阻無暇的、「環境」不是沒有預先設置、沒有左中右的，不然「雙語」／「母語」何以在彈丸之地爭論幾十年也沒有普羅共識？甚至，追溯亞非拉美洲的近現代史册，幾多由語文運動璇捲引起的反殖反霸權運動、以致獨立建國運動的例子在先！今時與前港英殖民政府歴任教育當局，一直以「非政治」、「市場決定論」、「語言工具論」與「國際化」的含混說辭蒙蔽家長與政策實驗品──學生與前綫教員──使其無所適從、疲於奔命，為達標而達標、為教案與評核表格的完善整潔而拔苗助長，最終一輪一輪中不中、英不英「一代不如一代」的畢業生，我手寫他者的心，童稚言而老氣橫秋，會考合格曲線為了遷就合格率愈調愈低，青春確是付出了，所學而無用、所學為現實所不容用，「投入勞動力市場」，此後一生高不成低不就，只求安穩…… 此種結果，不正是年年批評畢業生「英語水平下滑」、「計較回報」的商界、不正是整天說要提高畢業生「競爭力」的教育工廠、政府當局及其侍從者所樂見的管治成果？
誰最願意見到大學畢業生「一代不如一代」！？不正是因為無論商界、把學生當成出產品的教育工廠、政府當局及其侍從者都心知肚明，「教學語言」的確就是關乎他們的意識形態、他們的政治現實、他們的現利與前境；更關乎文化淵源，思考世界的方式──因此必須長期監視、微觀調控。這是對當權者而言。
對無權者而言，教育本身就是一個立場：教化與養育晚生的一輩。
(1)《中文大學宣佈晨興書院及善衡書院成為書院條例草案》摘要說明第7點
本文原刋《中大學生報 》2009年四月號。頁5。
03 May, 09
我沒有追看這宗發生於3 月17 日何文田的「慘劇」、「事件」的報導，看不下去。我沒有參加遊行，原因我沒法確切指出。我覺得沒有資格說一句「同情」，在遊行的場合沒有面目可以示人。憤怒是有的，私人的感情因素都有，卻都是一己的憤怒、一己的私人感情，似乎都與死者無關。「…作為香港人」並不能成為任何句子的開首語。
下面有些湊不成文章的想法。先前貼在「獨立媒體網」這邊 ，現再加了些補充，說得很粗疏，先指明這點了。
1) 擊斃尼泊爾裔香港身份證持有人Dil Bahadur Limbu 的警員，在整個「執法程序」中，一開始就無法執行其職務。警察殺人，是這個「執法程序」從一開始就無法執行、扳停以後，警員遇到「激烈抵抗」、武力升級的結果。
2) 從該名警員奉召到場到擊斃死者的過程中，每一個武力升級的環節，該警員都有作出一個判斷，而他每一次的判斷都是得出同一個判斷結果，就是武力升級。以暴易暴的邏輯下，警察殺人幾乎是必然的。
「激烈抵抗」催生「武力升級」，「武力升級」只有催生「更激烈抵抗」，「更激烈抵抗」只有催生「武力再度升級」….. 最終只有手持最大殺傷力武器的人，有意識、針對性地，動用上此種武器才能終止這個由其一手啓動的武力循環。
3) 納稅人高薪厚祿聘請、並且託付予「維持治安與社會秩序、保障市民生命財產」的任務與職責的警察人員，是不是一個以暴易暴、條件制約式規訓的機器人呢？我們願意不願意承認、如何面對這個事實？
4) 回頭看1) 和 2)。提問，警員接報到場，之所以無法進行、無以開始其正常的「一般截查亅程序，為甚麼？真是語言不通嗎？真是語言不通的話，武力升級有解決語言不通的問題嗎？
死者在言語不通的情況下，其*緘*默*權*、其免受威嚇、其免於不正當拘捕程序、或免於任何人等向其施以私刑的當然權利，有否被尊重與保障？
5) 遁此，追問下去，從該名警員奉召到場到擊斃死者的過程中，每一次「激烈抵抗—武力升級」的演進、激烈化的關頭，警員基於甚麼準則和評估，決定必須要再次將武力升級？警員在一次又一次的決定牲關頭，一而再、再而三的判斷，就是不可以徹退下山，不可以停步，不能夠用身上配備的無線電、手機要求增援、要求翻譯、不能夠向值日指揮官、其他上級或同事要求增派懂得與懷疑精神狀態不穩人士接觸溝通的醫務或社會工作人員嗎？
警員又基於甚麼考慮，選擇單獨留在現場，置自己於「性命被受嚴重威脅」的危險情况？並且，認為、並認為自己「有理由相信」，即使打傷對方亦不能脱離「性命被受嚴重威脅亅的嚴竣處境？當時一定實在非常好撚危險，必得打死對方，必得向正對方頭顱轟上一槍，「我屌你老母個臭西！」而且一槍不夠、兩槍。要「打撚死個仆街」為止方可吁一口氣，我屌你老母個臭西！
而且，打一槍再補一槍是學堂訓練的。
警察的威權，其工作到底是唬嚇以武力解決問題 (reserved rights to coersion)的原理，讀書不成卻整天要受程序指引規章束縛、長期在街上揹著一身裝備無所事事、處理家庭糾紛商場附例違規醉酒雞毛蒜皮綠豆與「追尋正義」無關宏旨，一舉一動稍有差池卻得被公眾高度注視，挖鼻孔搔下陰講電話食菸買波欖不得讓人見到、落口供寫錯字夾口供夾漏了細節也不得讓人見到，明白是戰競營役的樣板公僕紙板老處，其尊嚴實和「男子漢」撑起陽具一樣，只知要企硬、可是非常脆弱，不可挫傷。
我們聽了很多心理學和精神科角度出發的有關「野人」、「精神病漢」的行為模式的揣測，警察的病態心理學偏偏在事件報導中完全被隱去。行使武力者被說成「專業」、「政治中立」、「依照指引」、「合理判斷」、「公正執行職務」，假如這些說法最終被死因裁判庭追認，那麼它保住一名警員的一次「個人意外」，卻反證警隊的指導性警務守則與專業主義，不外乎包疵濫權與暴力的官僚技術學。
6) 我覺得整個事情從一開始就是因種族偏見而起的。
種族偏見，不是說「因為」被殺的人是尼泊爾人「所以」被殺。這種邏輯經常被種族偏見者拿來用作反證，以合理化歧視行為和言論的，他們說「不是因為種族，無論任何種族，警方一樣依指引……」這實在是很可怕的說法，因為只有在種族清洗、大規模種族仇殺與反人類罪行，才有此種純粹的種族「界定」出現，此種「界定」所描述、或召喚的是恐佈地大規模的非我族類必須滅亡的殘殺暴虐、恐佈的非理性行為之極致。依遁此種純粹／狹義／極端的「界定」的邏輯，公開的不停說「我們不是，我們不會，我們沒有因為膚色—人種—種族而對任何人有差別對待…」是可恥的。警務處長鄧竟成說的就是這種辭令。他暗示的意思正正是，「只要不是因為死者是尼泊爾人而所以被殺… 其他所有理由都可以成立，或至少技術上成立而不構成種族歧視」
這套語意邏輯(及其暗示的語意失誤)正是日來傳媒報導中鏡映出的欲望結構。大篇幅密集的描繪警員與「野人」的搏擊場面，煽情主義的報導採取「勝者為王」的視角，是為了讓警察殺人演譯成「不得不如此」的艱難結局，可是這種取態不就是另一種更深的焦慮與倫理恐慌的癥狀嗎？這件事不可能的，在香港一定不可能的。「只要不是因為死者是尼泊爾人而所以被殺… 其他所有理由都可以成立，或至少技術上成立而不構成種族歧視」
7) 種族偏見，一直刺眼的在事發後的許多討論裡缺席，只以「尼泊爾」一個國家名成為隱喻。「尼漢」更加是連死者的名字、死者家鄉的名字都要省略從短。命名是源於焦慮、必得有所指向。(只有極端焦慮自我身份的地方和人，才會天天強調自己的身份是啥、該是啥。)
種族偏見，更多時卻是許許多多的偏見叠印而生，基於「差異」而沒法協作、沒法認同而生的偏見、基於無法使之「融合」、亦無法使之成為「客體」而生的焦慮、排斥、恐懼，以敵視與賤斥的形式表現。這種種偏見，(當然)不在於膚色—人種—種族，而在於膚色—人種—種族*以*外*的*所*有*場*域*，再折反過來以最顯著於皮膚眼珠頭髮顏色、臉孔輪廓、口音的「種族」分野上癥結化、癥狀化。
種族偏見者的偏見往往是一籃子的茅盾取態，譬如有人討厭「印度人」，他不是討厭所有來自印度或成長於印度的人，他和旁遮普的分離主義者憎恨印度政客的原因徹然不同，他會舉出一大堆與「印度人」文化、公共衛生、身體的、經濟的、政治的上各種事情相關相涉的大堆原因，甚至一些與印度人交往的創傷經驗，然後歸結「所以好怕佢地….」、「所以做朋友無問題… 一定唔會俾阿女同佢拍拖…」、「所以都無乜野… 不過就唔好租樓俾佢地…亅
這許多各種的偏見扭結的在「膚色—人種—種族」上呈現與不斷重寫。所以總是偏見在先，「我沒有歧視你呀！我依足指引、公平、公正……」的否認式 理由和以免責為前提的各種技術措施在後。
8) 許多人明明都不是警察，卻極之熱烈地、咬牙切齒為警察殺人辯護，甚至有恐嚇協助死者家屬並一直以「少數族裔」為工作對象的社工 (其恐嚇與支擾手段又是典型的淫語癖、描之淫蕩、賤斥)，這許多人不必然就是相對「尼泊爾人」或「少數族裔」的「本地華裔」，「本地華裔」可以籠統描述這羣人的成分，但「本地華裔」並不是它召喚自己的名字，所以「種族不和」的說法只是幸災樂禍的媒體記者才想得出的問法、也透露了媒體自己的議程和欲望。
可是正如7) 所講的，為警察殺人極力提供「理由」的大部份人，很可能都是同一大堆文化、公共衛生、身體的、經濟的、政治秩序與認同的當然「持份者」、即某種「主流價值」的長期訂戶，「…作為香港人」只可以有一種取態，與殺人者、與把警察殺人合理化所訴諸的建制性「秩序」相依為命，與所謂「程序理性」衍生的職業人格，既有份同情、也有份受氣受罪，自然有權、而且必須參與鬥死所有違反秩序與自視為無罪者 。
於是殺人還殺人，警員一定是無辜的。因為他正在上班。
警察象徵、同時具體化的茅盾：男人的陽剛性與國家體制下的完全受命宰制，明明亳無自主、毫無判斷與能動力，既然無倫理可言，亦無信念之實憑，卻不能挫傷，必須把恐懼的他者斥為卑賤，必須把差事以外的一切變數清除，必須西瓜靠大邊、條件制約式規訓的機器人，正是許多許多人的生活寫照。
9)「種族」涵義的覆寫、重寫。
純粹 by itself 的「南亞人」、「少數族裔」是不存在的，它是先於經驗的分類，可能僅是被描述的客體，說明的只是觀看者、言者的權力位置。此種命名也像是一個trope，載滿了此城對秩序、對私有財產、空間使用、身體規訓、程序理性、禮儀的服膺之根本焦慮。「南亞人」、「少數族裔」於是成了此種焦慮的同義詞或cathesis。
例如僱主A 跟僱主B 會講，「… 唉，依家D 賓妹好鬼死精架。」無論是扣減人工、強廹打避孕針、性騷擾、動粗體罰、侵犯私隱，甚麼事也可，任何大少事都可以先撇除、先懸擱「少數族裔」(作為顧員／移民工／女性 ／男性／低收入階層／宗教信徒等等) 所面對的現實處境中存在的種種不平等及其相互交錯叠印，然後一句解釋所以：「… 唉，依家D 賓妹好鬼死精架。 」、「D大陸嚟嘅真係要防吓」、「你吾好話呀，D阿差識聽架」
我們一天到晚聽到讀到「南亞人」、「少數族裔」、「尼泊爾漢」、「印巴藉」貌似很政治正確，卻是不停把幾個應該區分開來的全稱式類別交換、混合、挪用，而並非因為無知：「南方」相對「北方」，「南亞」多是指印度次大陸，是地理而言，指的是Place of Origin，來自那個地方；可是南與北也是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力量的不平等…… 說「Asians」明明是歐洲、特別是英國才慣用的稱呼，多指來自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的移民；在美國同一個字則多指日本、南韓、中國移民。「少數族裔亅指的多是Ethnicities，血緣與文化歴史、民俗上的族羣，少數則相對透明／「正統」／主流強勢的「多數」。「尼泊爾」是現時由毛派執政的主權國家，「漢」是指男人、但又不僅指性別，有諸種因語境不同而生的指涉….. 而不少後殖民研究也有指「Race」與「Ethnicities」的界定從來不是自然而生的，因為(殖民)政權對本土人(Native)的管治設置與需要，Ehnicities 的界定會被較接近生物學人種分類的論述與措施「Racialized」，相反，較接近民俗、文化傳統的定義準則也有用來重新界定「種族」的，此種知識論述與定義的生產，也使種族「Ethnicitized」。
我想指出的是，出生／成長地、血緣與文化歴史、民俗上的族羣、政治實體意義下的「國藉」、居留地 (居住權、公民權)、人口多寡、社會參與的強勢與否，以及「種族」(Race) ，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各種介定和論述，一直在警察殺人「事件」報導和各方講法中，不停互相借代，總是又拿出來變成關鍵詞、被置換(displaced)或當成一種「身份」或「主體」命名之際，正正是死者Dil Bahadur Limbu 與居住生活在香港的「少數族裔」行使其人身自由、自主的「身體」必得消去、消除、消音的當兒。
當後來知道死者是香港出生的人，卻因為前述的種種，再沒有人會像先前強調死者是「南亞人」、「少數族裔」一樣，以同樣的報導方法標明死者是「香港人」。
為甚麼呢？那不就是種族偏見嗎？
抑或是，跟一直佔據著觀者／壓廹者／殺人者的位置的「香港人」截然不同的另一脫香港人，一樣不曾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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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Apr, 09
我想了好幾天都不知怎樣寫、卻知道寫的必要。好像不想了斷回憶、不想只記住事情的某些片刻而劃去了另外的，也極不想把一切劃進「回憶」或「不能言說」的說法底下。仍在失神的當兒就收到幾通「聽講你在台灣 xyz…..」作起端的問候，卻嚇然照見一種事實：受人愛護，能夠與人深刻的對話，心裡豐盈，在此城始終是說不過去的，一定是某種例外使然，於是人們會問，不可能的事情究竟裡面的機緣與巧合是何以成立？可是沒有，如果有甚麼秘密，秘密就寫在臉上。我沒有鏡，朋友是鏡，如果我温柔地笑，因為有人跟我温柔地笑。我一直想，如果誰和誰或誰在就很好了，誰和誰或誰都不在，但是「一個人」也很好，因為一直有朋友照顧，讓我不會迷路，倒是帶著我的人兒在自己住的城市裡迷路一小段，還好。這是寫在前面。
從台灣回來就陷入傷感、失語。每次外遊之後都是，這次最甚，堪比颱風滯留深圳那次 (那次雖然進出兩地邊境六次，可才一夜一天之間的事)，其實它在旅途的後來已經開始了。心情落差不是因為那邊那麼好、這邊怎麼不好，這種比較對誰都欠尊重…… 似乎是，來自未來的回眸率先讓當下變成傷感，以至擁抱、親暱會附帶著一種痛苦，不可貪圖，那，輕軟的，變成專注敏銳，刺進暖暖的心裡。我們擁有的時刻、共同投放的時刻，彌足珍貴，而我的情感總是滯後，到飛機真的降落香港機場，人們急忙站起身拿行李的時候我才意識到自己已經離開了台北車站的候車間。
離開總是比較容易、姿勢比較好看，可是帶著甚麼、「回到」甚麼卻是嚴肅的功課。當我無法給自己好好記述自己的經驗，當我內裡覺到的突然難以跟人溝通，我好像不懂打開那功課册…… 語言那麼堂正、我想抓住的是另外的nuances，卻得與不能信任亦只能信任的話語依存，用割離一些來保守另外的一些；如果持久被受中介、過度規劃的「個體身份」的搖撼、晃動剝褪就是與人連結的發端，我卻是只有「一個人」把自己拋棄在街上，想到另一個幾乎全然陌生的人面對生活種種瑣碎的事情中的某個手勢、某個等待、受驚的表情，我才能從最細的小節裡看到人與人需要靠攏在一起的理由和傾向、或心的牽引。於是我看到寂寞劃在一座城的每個人的身體上，就在等車、等人、等吃、盼回家或不想回家在街上沒處去随便找個事情專注的那個孑然、不安的姿勢裡，連自己都沒有覺到的。
我一時不適應似的在香港的公車和街上，瞧人家的眼睛去看，那麼願意有人會接住我的眼光、接住我的微笑，可是沒有。我在誰的眼中都不是誰，交談的對象不在、感情的對象不在、「場境」不在，這是暱名嗎？我回到一個人人不會正眼看人的城市，擠在一起互相迴避，好像要重新發現，我們經年累月積壓下來的疲累、扭曲屈存的受損者和他們抵抗似地、講究行頭粧容對答有禮因此摸不著心意只有防備與驚恐脆弱的，秩序和身體。
當我瞧見恐怖的一憋、現實的傷口—— 譬如說，在旺角道行人路旁靠在鐵欄上的一堆紙皮，裡面捲縮睡著一個沒有家的人，在地鐵上看到穿襯衣西褲的屈曲軀體支著一張眉頭鎖得那麼緊讓人看了難受的男人的臉，譬如說在公車上坐在我身旁的女孩，因為我貪看她精緻打扮的臉她就怕得一整個車程中不敢動一動那粉嫩的脖子向我這邊看了，只一直盯著擋風玻璃前面的公路—— 我覺得自己很無禮，但是難以認同、難以「濫情」悲憫、找不到安放自己的方法與位置，拿掐不了禮貌的準繩，結果又是挫折感來襲，想哭、不適應、失語或過多的話，我企圖說明，我離開了香港才不夠兩星期，我沒有去很遠、也沒有迷路，只是去了看朋友、去了某處海邊看海而已。那麼，那毀滅、那枯萎之所以不覺、市面和人臉之所以看來完好無缺、或儘管被說成必可修復，一定是有種普遍而徹底的傾軌，演練日常，那力量有巨大的自動化與墮性，人在其中脆弱惶恐自己的席位、沒敢舒出一口氣。城市與廢墟，最終必然是守在城市陪葬的人更多的，彷彿沒有人能扳停、沒有人可以倖免，卻沒有人可以安慰那勞累、萎靡與死亡。
旅行中浮光掠影的比照、眩目的藝術表態或理論的爬梳與檢視並沒有解釋到「現實」為何以如此細細連綿的方式、竟然如此。「現實」無法靠近，我們靠泊的種種說法幾乎都是錯開來的、歪扭的失重狀態中抓住的「現實的剩餘」，字詞和語言是我們所僅有的把持物；「現實」可沒有理由因此要倒過來依從語言的律則修辭和語法組織成「世界」、「國／家」的。
這是我想到其中的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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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活動安排緊湊得令人害瘋的週末(連續去了五個活動每晚吃飯喝酒還跑了一趟九份) 以後，我還讓阿運 晚上趕爬著文稿騰了兩天帶跑的把我從台北帶到了花蓮、又讓薛西的朋友開車到了七星潭，為的就是和其他遊客一樣坐在太平洋前面的一塊海灘上，讓太陽曬、給海風吹，很陶醉的模樣。我只是想來到海邊，連開車載我們的那位會怕羞的擦的一下臉蛋緋紅的小姐叫甚麼名字都沒聽清、沒記住。我無法解釋「去看海」為何成了如此急切的願望。
I could indulge here in a little idle generalization, could lay off my own state of profound emotional shock on the larger cultural breakdown, could talk fast about convulsions in the society and alienation and anomie and maybe even assassination, but that would be just one more stylish shell game. I am not the society in microcosm. I am a thirty-four-year-old woman with long straight hair and an old bikini bathing suit and bad nerves sitting on an island in the middle of the Pacific waiting for a tidal wave that will not come.
── Joan Didion, “In the Islands.”
於是我來到台灣海岸的一處邊端，我以為它曾經就是島嶼上的人的某種「世界盡頭」，可它早已變成空軍邊防基地、漁業重點、觀光區，這些卻是我突然想發一通短訊到中國大陸或台北的時候，發現手機網絡的無遠弗屆才赫然想到。發短訊的欲望與空軍邊防基地、漁業重點、觀光區的拓展有不可言諭的共通性或重叠。「小漁村」還住著漁民，屋前的空地還有小孩在玩，廟前還有老人打牌喫茶，可是為了賣紀念品而建的博物館裡的漁民作業用具藏品和聲畫片段把他們放逐到一種「與世無爭」的沉默裡，就在展館旁的小屋與巷裡。我狠了心還是給爬到電線桿上替村民修理甚麼的工務人員拍了幾張照，承認自己是觀光客比裝作對攝影很有堅持容易多了。
……我只是想來到海邊，我來到了，我無法解釋。面對「太平洋」，我連脫掉鞋子踏進水裡的「勇氣」或「寫意」都沒有，我只是呆在她的旁邊、蹲坐在水和陸地的交接在翻那些快要磨光的小石頭，像來到暗戀的女人面前而且自知不配。我好像想找一塊石子送給一個人、或兩塊石子給兩個人，可是我拿著一塊又放下一塊，最終就只在翻著看不知想看到甚麼。我無法分辨是浪的聲音、海的形態、日曬的微暈還是甚麼在安慰我，我沒有在海的前面太哭一場無聲的，只是它安慰了我，它是那麼完整、全然，所有事情它都接收、所有事情都對它沒絲毫毀損，少年向浪頭擲的石子通通消失在白花裡、捲到海床的一角堆叠著、沒多沒少還是一塊石子，老去了的只是那些要在女孩面前表演某種陶醉的少年，而浪潮續著它自己的節奏，那水是覆蓋世界的水。它恒常在極大的騷動。
(傅在喜瑪拉雅山前面所知道的，是「崇高」嗎？生命與摧毁互為體表的力量，是不是也在泊岸的潮浪裡有所暗示？) 是甚麼從海洋的黑暗陰冷的底部把那大水拉褪、又撲湧向前、漩擾、收攏吞吐？卻明明是月亮、天體的牽引。浪頭蓋到長岸上如拆毁一切的巨大聲音是安慰，把裡面的一切撫慰，我突然認出那瀕死的平靜。它一直在，與所有人無關，所有人的所有謀事與築構只是它抹過的痕，如石子被磨光、密度不同的岩層斷落偶然擠壓成紋。它沒有暗示。
到時近入黑我知道得要走了，我先是央老遠坐在一旁想事情的阿運「多待一會兒、十五分鐘好嗎？」可是沒多久我又改變主意了，要是再待下去天快全黑了，我就不願意走了，我跟阿運說「我們走吧！再待一會我就不想走了。」她沒說甚麼就帶我走了，我害怕甚麼我不太會說。只是，這以後幾乎一切都成了噪音、侵擾。眼目耳聽皮膚所感的一切，全都不是，我只有某種因為記不住而起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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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這麼跟人說，這次旅行，「在我是『歴史性』的，像一下被打開了，非常敏感，但還不知道它的意思。只是不知怎麼面對目前的錯置感……」這麼說好像有點嚴重，它的意思還沒有開啓，它的訴說才剛剛開始，我卻好像知道它的珍貴，害怕別的喧鬧把它淹蓋、壓毁，以至覺得目前的幾乎一切都成為了喧鬧，幾乎都是干擾、抑壓，而我好小，走在人中間突然有不良於行的感覺，只心裡的一點甚麼是實在的，跟別的一切、外部的一切幾乎割離、幾乎都要拒避。
那麼，跟先前幾次不一樣，「旅行」離開了「逃離」的題旨，變成對自我的「歷史性介入」。我看著洗出來的照片 ，以為悄悄到訪過自己的夢境裡。照片成為了另外一種真實的不確存記，指向內心橫渡外邊的諭物。到訪的不是夢鄉，卻是共時、正在進行的睡夢，就像書寫《房間》的過程中看到「我」的萎靡、怨恨與躁動不安，只有那書寫把這個「我」打開了、陳示了；我在旅行中經歴了不可能，經歴了某種澄明。
我不太曉得那是怎樣發生的，不想提太多名字、場境，都放在心上好了，我大概是以「《房間》的作者、《字花》作者羣之一」的身份參加好幾場書會、講座，還有飯局、探訪，跟認識與不認識的人碰面、或與知道但沒見過面的人認識。我沒有很多準備，只是忙完了剛及趕好的「工作」，帶了二、三十本《白瓷》和《房間》，抱著「很認真去玩」的心態起行，能夠跟大夥成行本已是一樁美事，非常神奇。
從去年七月我一直覺得欠自己一次旅行，「終於可以離開香港……」這句話我可以連續說十次笑不攏嘴的。來到桃園機場的公車站外面抽菸，才發覺連自己的名片都沒有帶，那麼，我以為一定是下意識不想去帶；接下來幾天，遇到前輩想送書給人家卻總沒帶夠書、又總在書的扉頁上把人家的名字寫錯，想與人交談的時候窘自己「國語」說得一團糟、其實是不會禮貌與客套，沒兩天下來，就在晚上小酌的時候哭了…… 這裡面我突然遭遇到自己——「《房間》的作者、《字花》作者羣之一」——及與「李智良」這個名字相涉的某種欲望與欲望的政治，我卻像第三個人一樣在兩者之間，沒能適時的滑移。
碰到有人拿著一本翻舊的《白瓷》、或簇新的《房間》來讓我簽名，是高興、欣慰的，它畢竟是一番心血、一種給出去的心意。特別是《白瓷》，它那麼感性、那麼小、那麼充滿愛情，只那麼一次不可再次。在差不多十年過去以後，它以它的軌跡走了那麼一圈，它的「作者」也給逐放到另外的軌跡上，而那個軌跡難以憶記、不堪憶記…… 要是有人拿著那本翻舊的、或包好保存的書讓我看，我真想哭的，只是素昧平生，突然感傷泛濫，實在難看。
可是在這種場境之中，我很害怕，好像會從心裡猛然的一下抖顫，有些甚麼會突然穿過我，偶然地，再一次把我遺棄，即使不在目前，卻預感它就在即近，那些難以憶記、不堪憶記的事情會突然折返，壓縮成片刻的靈閃、肆虐，一下把我拉倒，可是沒有閃光，只有不堪入目的毁壞。而且將來還有 ，難以想像、不堪想像。
我害怕的事情卻也可說是我一手做成的，沒有人要為我的人生負責，可是「作者」該要為所寫的負怎樣的責任？譬如說像《白瓷》、《房間》這樣的「作品」？「有些甚麼會突然穿過我，偶然地，再一次把我遺棄…」，「有些甚麼」是甚麼我不太會說。害怕一樣，我難以釋然的面對「讀者」的目光、垂注。我怕「被看」，我覺得寫作與給出一個「Pressence」讓人看到、觸碰到或聽到幾乎是截然砥觸的。我難以承受《白瓷》和《房間》召喚、打開的情緖，並且要繼續說裡面寫到的事情，並且承認「不錯我就是作者李智良」。一次閱讀就是一種真實的話，我其實也只有一、兩次寫的經驗，「寫的失敗」的經驗。
我的「反抗」依然只有著意抽離，以「風格化」承載不能承載，講座幾乎都像某種身份表演，可是臨場又來了真誠的温暖、羣聚感，能量的互動明白是在場的人 都感到的，怎麼辦！？發言總是簡扼不過因為我想說、會說、或可以說的都不多、很少。寫的那人不在，我不是那人，我跟那人的連繫不確定 ；「書寫」無疑是一種存記——拒絕遺忘，為未被描述的記名——可是它與義理無關，它釐清的卻是經驗之不可經驗、經驗之不可分享，它必須孤獨進行，一定是種秘密的狀態，像左手不知道、不應該知道右手在寫甚麼一樣。我無法在人前扮演、召喚那人，正如我無法在有人在旁的任何情況下寫作，無法在人前進入孤獨，我甚至不能理解那個書寫的經驗、它的指向或所待。我只有它的遺落，而回憶它幾乎等同否定它，或者，我不過是它遺棄的缺塊。我總想表達一個事情而沒法表達得好、沒法讓它聽起來不帶一點惡意：「我不是妳想像那人呀！」我明明就在妳面前，在妳面前的明明是我。那人不在我們中間。
圖說 ：1, 2：三鶯部落。 3, 4, 5：七星潭。 6：光復車站。
15 Mar,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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