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要寫信給精神病患

我還要把這個故事説下去,在偷來的時間一筆一筆寫下去,喋喋不休、幾近嘮叨而沒人聽見。它不是小説,不能算是筆記, 像女子死後被人打開的沒寄的信。

我冀願有被「確診」或「誤診」為抑鬱症、躁鬱症、焦慮症、 驚恐症、邊緣人格丶精神分裂等等名稱的人,言説這種經驗, 那無以名狀的,到底是怎樣的真實、構成怎樣的一種生活。

可不是要參加甚麼輔導支援組,每隔週回來哭笑不得。後來,就把藥廠和醫科生要你相信的事情,像輔導者和康復仲介那樣,把那一套視生活如同企劃的學問,當成儼如己出。甚至,把那套曲折湘洞的言辭,視作楷模,強加諸身邊的親人朋友。

沒有康復這回事呢!你聽過「感冒康復者」沒有?你聽過「腸炎康復者」沒有?感冒丶腸炎好返,還有人會叫自己做「感冒康復者」、「腸炎康復者」嗎?那麼,病不僅是病,它是社會性的一種生存狀況,或者和愛滋病、乙肝、肺結核相似⋯⋯ 他不僅是病者,而且是「帶病者」、隨時病發或復發;可是,「精神病患」不會傳染,基因遺傳之説亦始終未有確據,但他必須被個別處理,必須分流、隔離、監察,他讓人忌諱、恨惡不欲談及,他藏身人羣之中,是一顆「計時炸彈」。

但精神病患,是醫療藥業的受害人。

讓我們説説長期喫藥、打皮下注射、頻密或無序的覆診、給關進醫院、長久自我質疑、自我歧視,因著「治療」而致的種種身體狀況與變異、因藥物和此種生活而被切斷了的情感聯通, 是怎樣在不流血、日復日的境遇中,把我們的人生區隔成斷裂 的碎塊,無法拼成半條人命、外表完好無缺。

讓我們説説,對人的恐懼猜疑、對那個光潔有序的世界的質疑。因為我心無序、七零八落。

那麼,在還可以説下去的時候,要説下去,那不僅因為不忿──譬如有人在街上被劫、被打、給人非禮,他/她定會極力反抗、大叫「救命呀!救命呀!」或者反撲:「有無搞錯!?光天化日,當街、當眾咁猖狂⋯⋯」因為不忿、因為痛恨其不義。

更何況是被剝奪的人生?我,我們,何以守持一種忌諱?何以避嫌?何以無法直面那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災難?

是因為怪罪妳、卻説是理解同情的,是妳底親人愛侶?是因為向妳下藥毒害的,是專業專權?當他們跟妳説,妳應該⋯⋯妳不該⋯⋯妳為何要⋯⋯妳為何不⋯⋯,或者好言勸説,妳這樣是自限一隅、這樣是怯懦⋯⋯妳無以答辯,那個或輕或重的關顧與垂注,都對、都不對。別人向妳投予那種「包容」、那份「關心」,常常又是那麼武斷,容易把妳的一切思緒、一切艱難,一筆劃去。然後妳又會掉轉頭問,是我偏執嗎?是我不接受自己有「病」?

*

起初,妳以為即使難過,幾個月、一、兩年下來就會好了。心懐冀願,時光和人生可以用努力追回──並且人兒總是在某種不得已的人生卡口給斷定為「精神病患」──然後卻是三年、五年、十年或更長的光景。停學,失業,進出醫院,或得寄宿於「中途宿舍」,與親人愛侶生成隔閡,無法穩續的活出一個身份⋯⋯跌宕不能尋回,只能從憶述中賦予某種意義,但那個「人生故事」、那個「意義」連自己也説服不了自己;而且,同時在忘記,藥物令人渙散、令人忘記──

還清楚記得,一位幾乎毎晚來醫院探病的太太,她告訴我,老公接受了好多次「電擊治療」以後,時常會認不出她是誰,「⋯⋯佢連我係邊個都唔認得喇」。短暫的失憶據説是電擊治療的「副作用」,當然,情緒失控、意識混亂、認知能力衰退也只是「副作用」(1)但他的情緒非常穩定,證明治療有效,因為除了「有餅食就開心」他幾乎沒有了情緒。我與這位先生朝晚共處一個病房有好幾個星期,他看來不只是沒有情緒波動與起伏,而更像是沒有了情緒、喪失了情緒,或者已經離開自己的情緒,很遠很遠的一種抽離。他整天手放在背後,弓著背在狹促的病房來回踱著細慢的步,腳下的拖鞋沙沙躂在地板 上,穩定而沒有發展,只有沉默與禮貌,就是stasis,像光滑的冰球在光滑的冰面上滑行,如果不是空氣有阻力,它可以一直以同一個速度滑行到永遠。

你説啊,「電擊治療」,不是Jack Nicolson演那齣極大爭議的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2)、或Angelina Jolie那齣Girls Interrupted(3)裡煽情描述的「冷戰時代」才有的野蠻暴行麼?但它在我城、本港最先進的醫院裡還在做著,至今未息,而且我們已經沒有那種英雄和反英雄。它的「先進」,僅在於病人每次都要全身麻醉,注射肌肉鬆弛劑、插上呼吸機,四肢和頭顱被護墊繃帶縛著,免除了肉體痛苦和傷痕,去「電腦」。不錯就是用一個脈沖波型的電流直接電擊人腦(4)一星期兩次,至廿多次才算一個「療程」,所有讀數和觀察皆會紀錄在案,讓主診醫生和他們的學生,也就是我們讀中學時的那些理科班同學,跟進評估。它之所以是「文明」,更在於病人每每是在處方藥物的影響下,溫吞呆頓,未有家人或其他「第三方」人士陪同,受游説自願簽字接受治療,被告知醫療程序可能引致的後果和風險,與人無尤。法律以人身安全為由剝奪妳的人身自由,法律同時視妳能夠在此種情況下,就治療方案作出自決判斷。

而且我們又不是電影明星,演完這個角色可以演別個。

病人的家屬,無名無姓、無錢無權,更沒有作出「合理判斷」所需的專科知識。聞訊趕到的父母家人,或是驚惶的愛侶,只許「同意」把親人送進醫院,就是説,醫生只要填兩個表格撥幾通電話,就可以要求區域法院裁判官頒令,為「病人本身的健康或安全,或是為保護他人著想」,授權強制這名「患有精神紊亂,而其精神紊亂的性質或程度,足以構成理由將他羈留」的病人,作羈留觀察。(5)

隨後的一切,都是基於病人的利益,而且必須。

*

在還可以説下去的時候,我要説下去,但那不僅是因為不忿、不義,而是在長久的病患經歷中,漸從旁的一種角度看到發生在吾人身上的災難,可不能禁著驚嘆、不能禁著可怖。城市的秩序生活,是由人的生命、血肉作價。然後,因為這個認知,對「經驗」與「真實」、城市生活運行的種種前提,不能不懷疑起來,在懷疑而沒法證實的那場「人生」中流放。

災難,如Blanchot所言:The disaster: not thought gone mad; not even, perhaps, thought considered as the steady bearer of its madness. (6)在於恆常。

世上沒有多少動物和人類一樣,有自毀的行為、有自殺的念頭;動物界有爭地盤打架,有把性對手咬甩頭、有把子女吃掉,也有甘冒死傷而為了繁殖,可沒有「進化」到為了摧毀自己而自我摧毀這回事。好端端一個人想到要死、想到有人設計迫害,中間她經歷了甚麼?和要死的想法面面相覷,最後付諸實行,成了或不遂,是一種甚麼經驗?那是多大的絕望、孤獨?與死亡的意識、死的渴望與恐怖共存、與病萎肉身同處?每天必須要先擺脱死、才能想到活⋯⋯我曾經自殺過,在「深切治療部」從昏迷中醒來,除了肛門、尿道,全身插著管子不能動彈,口無比的乾渴、喉嚨塞著喉管難咽。半夜,在那個放滿儀器的冷氣房,只聽見鄰床的老伯沙啞在喊:「姑娘,俾我死咗佢啦,好痛呀⋯⋯姑娘!姑娘!」

但我現下説的沒這麼「形而上」,讓我只説「形而下」的唯物世界,我的服藥生活,它是那麼那麼細瑣,可是細瑣的環節一旦不能扣上,相連著的均要塌毀,藥物作用與「我」已是密不可分:

一天喫四次藥,每次相隔至少四句鐘,飽肚服。早晚吃的是西藥、中間的是中藥。吃西藥是要「穩定病清」,吃中藥則是為了「調理」吃西藥吃壞了的身體。每月老遠到上環見「經絡治療」師,舟車搖撼疲累,也是為了舒解身體裡的「毒」、祛除積壓全身的濕氣寒氣。

每兩、三個月又見精神科敎授,自從1997年入院掛單,三年又三年的緩刑犯似地,聽候他每次於三數分鐘面談中得出的判斷發辦,而我總試探著,讓我減兩、三毫克Paroxetine可以嗎?甲狀腺素補充劑可以停服嗎?長久爭持,是因為「以藥制藥」之無效,康復與進展的了無限期──

Prozac不管用,由「抑鬱症」演變成「躁鬱症」的元兇不是甚麼「潛伏病症」,而是抗抑鬱藥的使用不當、監察不慎。然後,為了控制「狂躁」的癥狀,又得下大劑量的鋰劑,與Serzone(7)同服;到「抑鬱」的癥狀回來了就再以T3 (8)抬高因為吃鋰劑而功能失調的甲狀腺素分泌⋯⋯到Serzone在歐美多處吃死了好多人而全面停產,就改吃「療效」一樣未明的Seroxat (9)、再加鎮靜劑Cipiram好了;T3吃得久了又出現另一堆內科症狀⋯⋯這就是我的「病歷」。

一早,我的性慾消失了,滿身病痛不適,每次請求逐步減省藥量,宅心仁厚的精神科敎授總是説,「再看幾個月吧。」好多好多個「幾個月」、好多次反覆下來,血液化驗報告呈視各種因藥物引起的身體機能異常,明明是腦下垂體激素分泌失調,甲狀腺功能衰退,明明是每天撒透明無嗅的尿(10)、明明是鋰劑服後12小時的血溶量不必達1.0 mmol Li+/litre的濃度,介乎 0.6至1.2之間、只要不至中毒水平都可以⋯⋯藥方和劑量左改右調,已是快有十二年。康復與進展始終無了期懸置。

*

長期而持續,沒好轉過,只有一種病況換成另一種病況。

每天疴爛屎、吡列吡哩很多水、很多氣那種,糟的時候一天幾次,是「胃寒」;身體要每天處理各種化合藥物,時常疲倦、口渴,愈喝水人就愈渙散;腰背總在痛,走路如搬動自己向前,沒走多遠就暈昏著,還有這個長久的「肝鬱」,晚上心緒不寧是因為甚麼呢⋯⋯肝,不正是消解身體毒素的一個器官麼?

假如,抗抑鬱藥是讓部份神經導體的蛋白結構改變過來,真的讓腦前葉的血清素回收減慢,達到「抗抑鬱」的效果,(11)此等藥物中介了的整個新陳代謝,卻愈令我的身體狀況日差。我能微笑著去舟車勞動、乘夜找樂麼?我能時刻微笑著去應對別人的要求嗎?我不能,那麼請嘗試理解,我不能,而非不欲。我不能裝可愛、我不能裝幹勁熱切,我想做到我不能做到的事情,但裝不了,總是好快穿煲露餡,令人失望、氣結──

Psycho-somatic不是,Bio-chemistry的介入不成、反成了像個癮君子,除了毒品只知道毒品。藥物的而且確在我身體裡作用,而且作用巨大,正好就是「藥效」之猛烈的反證:每次減丁點藥量,幾個毫克只是一顆藥片用刀片削去的一小角,斷癮症狀(Withdrawal Symptoms) (12)不到幾天就會猛襲,怕聲音怕得要命,樓上開水喉也聽見侵擾,焦慮不安交錯接續而萌生妄念,害怕出門,形容慚穢的心情,半夜總睡不著明兒又沒精打釆,這麼又得折騰三數個月才能適應平復下來。我變得極端情緒化,明明出了門又想著折返,一輪推理才打消了的決定,原點突然來到面前。我的精神渙散總是樣樣事情都不對,整天想哭沒半滴眼淚,日程都沒跟上,人家問這個那個,老半天才想起一句沒一句答話,突然就想到,死了算吧,又自我安慰著、無奈不知哪時了斷。並且,得把內裡歷著的一切,藏好。

我説呀,如果你是老闆,你會聘請這麼麻煩、又多多事實的員工嗎?如果你是家人父母,你不覺得真是前世造的孽、今生償還的累債嗎?如果妳是戀人,妳又準備付出多少,愛?

不錯,好的時候的確是好端端的,連精神科敎授也非常懂得「收割」別人努力的成果,「你不是一直吃藥,幾年來也沒有重大的病發麼?上次那小病發就是藥物的Buffer作用⋯⋯」此言論證邏輯謬誤不提,我為服藥的病患生活所作的一切努力和調整,如此給他一筆消費掉⋯⋯好的時候的確是好端端的,滿有志氣的時刻也有,只是一年下來,可能只得三幾個月如此。愛情啊,就請多等我三幾個月吧!讓躁鬱的循環過了,我就會頂著鼓脹的肚子、沒有性欲、工作丟了的身體,忍著腰痛又懼怕回家的路程,雙目發黑,來看妳。妳給我一個輕薄微笑,妳禮貌問好,我就心滿意足,也不懂得如何繼續下去。

天氣一轉丶藥量微調,或身體忽然出了毛病的關節眼?我只能沒精打采的來到面前,心不在焉的敷衍著一切似地。表情僵硬的,有另一個自己看待著自己,我知道別人投訴的一切,我聽見,卻沒能正確反應;確切一點説,是對別人要求「出席」的 那個誰,非常冷漠,情緒和傳意的通路切斷了。

*

時間是甚麼呢?忘記,讓時間停駐、反覆載滿的感傷又把時間擠溢度外⋯⋯人家都説:「你還後生呀!」一個病壞的青年,因此只能相信眼波的流動、共處一室寂然而了無動靜。我獨是覺得自己老了,在街上看到乞兒流浪漢、殘障者和孤獨在過馬路的公公婆婆,吱喳亂跳的小女孩,就立時心軟。他們成了我底存在的詰問,我無以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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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電擊治療」對病者認知能力的長期損害,及主流醫學界對此種損害的確認與「康復」方案,可參考:Sackeim, HA et al. “The Cognitive Effects of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in Community Settings.”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32(1), 2007: 244-254. 及,Mangaoang, MA & Lacey, JV. “Cognitive Rehabilitation: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of Persistent Memory Impairments Following ECT.” Advances in Psychiatry 13, 2007: 90-100.

2. 1975年上映,由Milos Forman執導,改編自Ken Kesey同名小説。作者於加州門洛帕克戰爭元老醫院(Menlo Park Veterans Hospital)工作期間,曾以志願者身份,參加中央情報局屬下「Technical Services Division」資助的一項名為「Project MKULTRA」的「思想控制」 (Mind Control)研究,期間服用過多種藥物作人體實驗。該等研究之目的,是掌握以藥物控制手段,進行催眠、偵訊、拷問等情報工作的技術;實驗藥物包括LSD、海洛英、大麻、Mecaline、Tamazepam、Sodium Thiopental等。

3. 1999年上映,James Mangold執導,改編自Susanna Kaysen的同名回憶錄,講述1967年作者於十八芳齡仰藥自殺不遂,被診斷為「邊緣人格障礙」(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於麻薩諸塞州Belmont的私立 McLean醫院住院期間的經歷。撰寫此書期間,得由律師協助方可取回自己的病歷紀錄。

4. 除少數國家如斯洛文尼亞已禁用此法,大部份歐美洲國家或地區,依然有採用「電擊治療」 ,在實質操作上的各項參數(如電流量、電擊時間、病人每次麻醉中可接受的電擊次數多寡等)至今未有國際認可的指引和評量準則。

此外,大部份採用此法的國家或地區,包括香港,並未有相關法例規管,公立或私人執業的院方採取此法亦無須向醫療當局呈報數字,故此接受電擊治療的人數和人次難以準確統計。然而,據Hermann R, Dorwart R, Hoover C, Brody J (1995)的一項調查,在1980年代後期,美國每年至少有10萬人接受電擊治療。Pippard, J & Ellam, L(1981)另一項類似研究指出,單在1980年,英國有至少5萬人曾接受電擊治療。

到目前為止,世界衛生組織(WHO)亦僅就未使用麻醉與肌肉鬆馳劑的電擊治療(unmodified ECT)作出禁用呼顳。印度、日本、尼日利亞等地仍有採取此種未經改良的電擊治療。

5. 詳見《1997年精神健康(修訂)條例》第136章31條。就「精神紊亂」丶「自願入院」丶「公職人員」等字眼的釋義,見第136章2條。

6. Maurice Blanchot. The Writings of the Disaster (L’Ecriture du désastre). Trans. Ann Smock. Lincoln &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1995. pp3.

7. 即Nefazodone Hydrochloride。美國藥廠Bristol-Myers Squibb(BMS)出品,1997年通過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FDA)檢查。此藥物不屬 SSRI或三環索、四環素類藥物,藥理與Trazodone接近,其主要作用為阻擋突觸後膜(Post Synaptic)的血清素5-HT 2A受體之正常工作,被視為有「抗抑鬱」效用。有研究指服用此藥的美國病人,患上致命或須要進行移植手術的肝衰竭之機會率,比一般人高至少4倍。BMS於2003年已陸續停止供應此藥,至2004年6月全面停止供予美國代理商,正式撤出美國市場。該藥一般處方予抑鬱症患者,惟對未有顯著病癥的病者(Remitted Patients)而言,服用此藥的「長期」療效(多於52星期以上),並未有臨床實證。

有關Serzone與肝衰竭的關係,及檢索其他藥品的藥劑資料,可參考藥品資源網「RxList」:http://www.rxlist.com

8. T3(Triiodothyronine),三碘甲狀腺原氨酸,甲狀腺賀爾蒙一種。品名稱為「Cytomel」的Liothyronine為人工研製的替代品。

9. Paroxetine Hydrochloride。葛蘭素史克(GlasoSmithKline, GSK)出品,台灣譯作「克憂果」。另見:註#12

10. Nephrogenic Diabetes Insipidus又稱「尿崩症」,與一般所指的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有別。長期服用鋰劑導致腎臟無法正常接收丘腦下部(Hypothalamus)分泌的一種抗利尿賀爾蒙(Antidiuretic Hormone, ADH or Vasopressin),令腎臟內直接受此種賀爾蒙影響的集合管滲透率偏低,因而無法正常進行水份再吸收的工作,大量排尿導致人體內的電解質失衡,亦引致血壓偏低。

11. 用以「治療」抑鬱症、專注力缺乏過度活躍症(ADHD)等的SSRI 類藥物,除了直接導致神經突觸後膜的血清素受體5-HT 2A數目減少,達致所謂「選擇性」抑制血清素的回收外,更對腦部的生化平衡起著其他各種作用,直接受此類藥物影響的,至少包括多巴胺(Dopamine)及 Norepinephrine等多種單胺神經導體與荷爾蒙的水平,而且此類藥物的實質操作詳細(mechanism of action)至今不詳。對於腦部生化平衡或神經導體的實際作用條件,精神科執業亦沒有此類檢查可言。

12. 諸如「Withdrawl」 (斷癮)、「Suicidality」 (自殺傾向)等字眼的使用,是藥廠與藥檢當局爭持的關鍵。藥廠在一個藥品投產上市之前的前期臨床測試與藥檢程序等各個環節,需要呈交大量研究資料與文案以支持產品的安全性及效用。以2000及2002年,Nguyen & Farber與Lacuzong v. Davidson等先後控告SmithKline Beecham的索償訴訟為例,專家證人於法庭頒令核查的GlasoSmithKline業務人員與美國食物及藥品管理局(FDA)的來往通訊及文件中,發現藥廠提供予藥檢當局及負責進行臨床測試的醫護人員的資料,包括服用、及停用Seroxat(美稱該藥為Paxil)引起的不良作用、兒童及青少年服用風險等方面皆有作出扭曲與隱瞞,而且提交不實的測試結果,要求豁免更改藥物的標籤與警告説明。

原刊《房間》 (郭詩詠篇,香港:Kubrick/ 廿九几, 2009)頁14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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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則留言 13 Aug, 16

嗜血

看著新聞報道和朋友轉發的消息,我沒有覺得很憤怒,反而是悲哀的感覺比較重,因為全世界的警察部隊沒有一支不是以維護政權和財團利益而成立的,穿上警察制服就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充滿人性醜惡,受同袍包庇,自動化制約的武裝權力機器。期望警察行徑會像一個「人」,不是無知或天真,只是緣木求魚。譴責警察暴力是必須的,但政府繼後以類似事件為理由提出各種擴大警權新措施,到時大家都要譴責。

「流氓需要動亂,動亂需要流氓」,流氓無產者可以是「革命」力量,但史上更多例子說明都是成為利益階層所收買的反動力量。有牌爛仔和黑道門生其實都是有錢駛得鬼推磨,受人錢財替人消災的打手。警察行為尚且有公權制約,但黑道有能力以其強大地下組織力量搗亂社會秩序,自然也有能力收拾場面,循而獲得更高保護費或維穩費,因而動亂出現很可能也是地下力量激裂重整和魚利之時。

梁振英需要動亂,需要「港獨」合理化其強硬治港政策以轉移其治港不力的責難,不惜動員黑道力量和衛星團體以流氓手段制造事端,以保特首之位(及其利益鍊)的動機與操作,在雨傘運動之後應是港人共識。連年的所謂中港「群族矛盾」,遮蔽殖民體制與經濟轉型失敗的深層矛盾,要轉移眾多社會問題的關注,有誰比港府高層那堆政治酬傭與壟斷土地資源的財閥更願意見到社會分化,基層之間鬼打鬼?「中港矛盾」成為熱議之前,社會最關注的就正是「地產霸權」!高鐵與港珠澳大橋等大白象工程撥款的爭議也正在發酵,此際媒體視野卻又再轉向。

悲哀的感覺大概源於突然想到:無論是行古惑的,做小販的,在街頭擲石、焚燒雜物的抗爭者,或不知怎地捲進衝突的普通市民,甚至那些臨時調派到「暴亂險境」的前線警員,在某種政治經濟秩序或歷史之下,汰弱留強,被劃分到不同的生活裡,但我懷疑,他們對生活在香港,是否有一種共同的挫折或憤懣。卻是政治鬥爭的力量把他們放到這麼一個長夜裡的荒謬處境。

暴力觸發暴力的循環一旦既成,就沒有返轉頭的日子。無論是抗爭或鎮壓,暴力是不會降級的,當大家概嘆「香港點解變成咁」,「點解食串魚蛋都要開槍」的時候,認真想一想永遠總是自我感覺無辜受害的「我們」曾經有為過基層大眾的生活和謀生空間做過甚麼,說過甚麼話?當槍聲響了「我們」還是得問,槍聲有沒有驚醒任何人任何事情?

如果「香港認同」變成討論所有問題不辯自明的先驗前提,香港的民族主義和中共鼓吹的民族主義其實又有甚麼分別?「非我族裔其心必異」的敵我對立,自我中心,自持「文明」的同時,嗜血、濫情,一樣是玻璃心,洩憤至上的民粹語言與情緒煽動,把網路戲謔就當成「真。反抗」的精神勝利法,或政治討論娛樂化、情欲化,拒絕複雜分析,以媒體效果先決的行動主義取代組織與教育,是否我們樂此不疲,都是那麼無辜?土生土長於某條邊界的一邊而不是另外一邊,同仇敵氣,或曰目標「正義」,是否就可以合理化一切「手段」?不得已的底線可以退到多遠?我們離那個施暴者,其實有多遠?

悲哀的感覺亦源於:我不相信犧牲。

暴力觸發暴力的循環一旦既成,就沒有返轉頭的日子。槍彈與拳頭不會認人,子彈與警棍不會因為遇到左膠或右膠而轉彎!如有死傷,死傷者多是走避不及的人,通常又是老弱婦幼。面對警察暴力與秋後算賬,並不是所有人的成本都和有備而戰的人一樣。香港動亂是不是「我們香港人」準備付出的代價?如果歷史時機不由得任何人選擇,我還是想問人們到底是為了怎樣的理想與價值而在生活,而在「抗爭」?在暴力循環之中,我很想知道「我們香港人」確實做了或會做甚麼阻止它加溫加熱,火上加油──我不見得小販很想在槍林磚頭下雨的情況下擺賣,政府亦很明顯不會為了有人「動亂」而重發小販牌,只會借保守的輿論大肆限縮市民生活空間並進一步打壓社會運動,小販謀生的保護費與撿控風險可是必然會上漲。但現在很明顯已經無人再想講小販議題!

某些自命極左派/ 無政府主義者的空談家現在竟然鼓吹暴動,論述與本土右翼合流,頭腦發熱,只知「革命」而無視大眾掌握自己生計、改善生活的樸素祈願,如果不是願望與群眾同行的幻覺,如果不是對形勢誤判,我想來想去只覺得是一種嗜血的,夾雜破壞欲與仇恨社會的病態快感使然,不然就是菁英主義作祟,以為自己是甚麼先見者先鋒者。有行事組織有各種企圖混雜其中的混亂或例外狀態,不等於它就會發酵一場社會運動,它很可能是一場右翼分子與鷹派、保守陣形樂見的民粹大動員之端。

(9/2/2016 Facebook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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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09 Feb, 16

默認

他走在如像時間錦囊的舊城,就只沒法帶自己去看海口那座於1786 年建起的堡壘與炮台。沒多久他就放棄了導覽手冊,只拿著一張小地圖在街上亂晃,摸索著心裡到底甚麼感覺。穿行於陌生的景物中,很快,他也放棄了地圖,既然知道怎也走不出這座小城,就談不上會迷路。但陌生的景物,常有種錯置的熟悉感,當他一再發現自己不過從一個東南亞前英殖海港城市來到另一個東南亞前英殖海港城市,就很難對每樣事情都故作驚喜。

譬如說,行人道與車道交界的過路安排,交通燈號、標誌的邏輯,這些再次讓他發現,之所以在台灣、大陸或美國的每個馬路口都大失所措,不是以為沒車的時候差點被另方向駛來的摩托撞死,就是在車子前面不知道要讓還是停,不然就是總檔著別人的路又總被人撞到,可是因為幾十年來的長久規訓所致,身體已默認了等候與起步的節奏,與右軚開車、人車分隔的道路交通方向,以至與其他路人和駕車者之間不用明言、不必禮貌的行為方式;而且在香港,許是因為終年開放予不同的過客,及其不可浪費時光的資本速度,馬路口會漆著碩大的字樣提醒:望左,或望右。於是,很「自然」地,即使沒有確切的座標記不清幾個拗口音譯的街名,但檳城街道交錯的根本秩序,還是比那些經過大規模土地改革,以方位和數目等工具理性形式為街道訂名的地方(xx東路二段131巷/ 96th street 1st Avenue/ 西四北大街),更容易辨認,他竟有一種可以在城裡自由穿行的安全感,殖民地理的空間秩序,以被殖者身體方可完成。

當他連過馬路比較容易都以這種意識考察著自己的身體感覺,他就明白他從來沒有離開。

因及一種(而不是另一種)帝國拓殖的歷史驅力使然,他在相同的220V 電器制式,貨幣角、分的稱呼,本土語羅馬化的路牌,會英語的馬來與南亞服務員,商場與老店之間,他發現他最不懂的其實是華人口中的各種中國方言。當他聽見一種與大陸脫節,適應了長久離散的廣府話,卻認得一種幾乎古雅的樸實情調,好像以前聽過,又與他平時聽的不一樣,他以為所謂「失鄉」必然是由許多如此接近身體的錯愕感覺織構生成的生存狀態。

(檳城印象之二)
原刊《明報》世紀版「散景與叠影」,10/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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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13 Jun, 15

免疫身體

The best strategy for bringing about someone’s ruin is to eliminate everything which threatens him, thus causing him to lose all his defences, and it is this strategy we are applying to ourselves. By eliminating the other in all its forms (illness, death, negativity, violence, strangeness), not to mention racial and linguistic differences, by eliminating all singularities in order to radiate total positivity, we are eliminating ourselves.

– Jean Baudrillard (1)

自從兩株四五層樓高的大樹被五個男人三把電鋸在兩個看見樹倒下會笑的人監督下砍掉,他家向東的一側突然變得空空的,他聽說,這片地將會建起三幢村屋。這片地和旁的一塊稍大的荒地之間,有一僅夠兩人通過的小路,出入村裡的人常會在路上相遇,要是有人走在前面,後面的人難以超越,碰面的人多會側著身子快步走過,很少會停下來讓路。

當日叫他看著心疼,橫陳豎裂的斷枝與枯葉堆,今已長出繁茂野草,幾株他叫不出名字的扁葉植物已長及肩,鄰屋後來種的一株木瓜樹也掛著兩圈青色的果。最近又有揹著剪草機的工人在小路另一邊的荒地忙活,春末突然轉冷的陰霾天,地上露出泥土的褐色,氣油與草葉碾碎的氣味不散,半天下來又是一堆堆枯枝丟著,此一長一滅,讓他從那扇向東的窗口,在一株剛長在鄰屋地界沒有被砍的老樟樹和荒地上還立著的幾株小樹之間,如暈影般把視線收束在二三十公尺外灰白瓷磚外牆的村屋一側和它的園子。園子不過是屋後圍起來的水泥地,光禿的一片灰,卻擺著兩張綠白條紋的尼龍躺椅。

那幢村屋和八十年代建成的大部份村屋沒有兩樣,平頂、沒屋簷,茶色玻璃深棕色平開鋁窗,無窗台亦無其他裝飾性設計,沒有近年強調透明空間感的大幅窗口或玻璃陽台,平平無奇。要不是它剛好出現在窗口正前方的視線上,他幾乎不曾留意過它。實在,他記不起自己曾經這樣看著這幢小屋。但他看著那空蕩的天台卻突然意覺到,多少夜晚聽到附近傳來的叫罵,夾雜暴怒的粗言穢語,或痛苦哭喊,或是棄絕於言語限界,讓人聽著撕心裂肺的嚎叫,一定是來自這屋子裡住著的人們。那不是直覺,而更像知道。卻是此際,他才看見園子的矮牆上粗陋架起的鐵絲圍網,如小農圈養家禽牲口的圍欄,可隨時拆去卻一直待著變成久遠,而且窗洞與冷氣機位全裝了格欄。此際,一個長得略矮但身形結實的少年從屋裡走到園子,他穿著深藍毛衣,頸脖緊緊的、頭傾著向前快步走過,沒幾步到了牆沿,又得止住前傾的去勢轉身折返到,又走到屋前一扇淌開的窗外向屋裡丟了句話,又沿著矮牆走到屋子的另一邊‧‧‧‧‧‧他說不準少年臉上的表情是歡快或是煩厭,但從那個不遠不近的距離,他無疑認出那行走的步態,一下過於熱衷的跨著步,身子卻跡乎僵直,頭顱重壓著肩膀,腰股緊著腿卻軟沉,旋踵一刻快要跌出去卻又踏在另一腳前。

他就記起那許多被關在一起的人中間曾經有如此走路的少年,他甚至記得他只十五歲,要是活到現在已是三十出頭的大人,粗眉大眼方正的臉,臉頰乾燥緋紅,跟人拿到吃的或是作弄人的時候會禁不住笑,偶然家人來看他會掛上另一張沉默的臉;於是他記起那總是吃不飽、無汗,虛弱暈眩的感覺,就在眼後,就在胃的壁底就在他站立的所在,因為一切都在身體發生,一切都是身體記憶,為了早餐那幾份加了糖的麥皮有人會爭起來,還有那多月來那麼安靜一天卻突然往門外跑了出去,走不到幾層樓梯又給人抓回來綁在床上泣不成聲的,沒有名字的同伴。他一整天要不是捲縮在披子裡就只坐在床上頭靠著牆,看著旁的人的眼神幾乎安靜既不是冷也看不出有甚麼值得期待,他不看書報不看電視不聽音樂不和人下棋不參加「職業治療」也不會跟醫生投訴吃藥的不適,要吃藥的時候小杯開水一下吞服伸出舌頭讓護士檢查,要吃飯的時候就坐到其中一桌吃飯,要洗澡的時候去跟幫忙的工友拿肥皂洗澡,有時他聽到別人說的笑話會湊興的笑,笑的時候好像抱歉自己會笑,他幾乎看見那張撲克臉。他想要逃跑那天,護士交更匯報日誌早餐派藥醫生巡房好些人去了「職業治療」還沒到吃飯的時間,他記得他在門口和大廳之間來回踱著步,只是沒有人注意到他,手不知要怎麼安放的焦躁模樣;如他與他,他曾在囚禁的病房中不得渴望,除了指定幾種無償勞作,終日只可在兩列床位中間的走道上來回徒步,時間變成向前跌宕傾出的慣性,住留在裡面的譟動,所有叫不出的怔忡不安與沉悶無以抵抗。病房的窗全裝上鐵枝,每天準時服藥,晚餐後的牛奶淮鹽梳打餅乾,廁所尿臊中偷食香菸變成安慰,從這邊走到那邊不過二三十步,外面沒有甚麼外面,只是醫院的另一幢樓。

那是一個沒有女人的世界(2) 不能哭不能叫喊,自慰會被制止,一切溫熱的會冷卻。就像一個單字足以喚起掩埋記憶底層的毀壞,或某個不足注視的小節卻捲起記不起作過的夢中場境,於是他明白,那不曾踏足天台不能走出陽台,躬著背眼睛只盯著前面一處空無,走路跡乎歡快、跡乎忘卻的少年,與所有在各自卑微的人生中流放不得歸返的「病患」命運大抵雷同──他目賭的片刻,冷雨凝結在低矮的雲上欲墜難墜,在那平平無奇的小屋之上無神喻之光無哀樂聲無人鋪陳敘述,僅一小屋了然在目,有人在園子走過;而他看見。他以為忘卻的一切,無人目睹發生,時光迢迢,不論他搬遷幾多次,卻把他再次帶到這窗前目睹對面一幢屋子的後園,安放彼此的時間觀點消弭,此際,從屋裡走出另一壯胖少年,一隻手拉著夾克的領口,一隻手直直擱在身旁,他辨不清到底是蛋黃色的夾克或是長期在室裡生活讓他的臉色顯得那麼蒼白,少年的頭髮刮得極短,顱骨的起伏突現,有一條看不見的長長細線從眉宇間拉著那具身體,僵硬的走到房子看不見的一側,卻又在另一天的溫煦日光中、在別的季節,如另一人般折返屋裡。他以為,二十年前因為想打電話回家與護士爭執起來,就在他身旁被強壓在床上捂著驚叫用繃帶梱綁以後再打一劑Haloperidol 哀求不得喝水醒來還要道歉的,在他身旁被人脫光衣服用冷水淋著要在眾人面前洗刷私處的,在他身旁被人送往隔離與電擊的少年與男人們,他以為,都與這些剛從小屋走出來的少年無異,少年不過是,他們的影子,換掉的雙生兒。

那暫時的荒地遂變成遺忘之川,房子如鏡映,除了座向剛好對反,他住著的房子與對面那幢沒有兩樣,一樣的白灰瓷磚外牆,一樣的門窗,一樣的圖則與實用主義,同源於殖民地政府與新界鄉紳的政治交易。腳底的地板不過懸空支在銹蝕的鐵枝和幾片薄牆之上,眼前於一幢水泥建築的某窗洞明晰展開的層層光景,不也就是他人的過往、他人的未來,從失鄉者的徙置區到新市鎮屋邨,從一種經濟模型到各種規劃的人生場景,從醫院分流到宿舍,從宿舍送返診所,任其被破壞中樞神經的藥物毒害,從瘋人身上褫奪瘋狂,那屋裡跑出來的人其實就是自己。(但他不是他們,他的濫情讓他覺著可恥。)好幾次,他發現自己裝著在翻小桌上的書報,或是給自己藉口拿別的東西,在窗前看著那幢村屋‧‧‧‧‧

從那雨篷下走出另一少年,他的襯衣幾顆紐扣打開露出古銅色的胸膛,好像沒想起自己要到哪裡在園子的一隅來回了兩遍,卻轉身走到牆下,彎下身又站起來,嚴肅著臉,一隻手捏著甚麼直往鐵絲網外丟出去,閃著陽光,是一隻白色蝴蝶──他裡面一下顫動,有些甚麼給推擠往身體以外,卻沒法穿過身上的一層皮膚,那麼他只能看著──他甚至不能說知道,他人受難,他人以無人曉得的方式活著。他不能述說他不知道的一切,僅可在一具疲倦身軀的限界中經歷感官展開的荒漠,指認不自由的自我意識、世界的無可指認。他清楚知道,敘述,最終沒法接近他人沉默的存在;他只能渴望,不知道欠缺甚麼。

_________________
1. Jean Baudrillard. The Perfect Crime. Trans. Chris Turner.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8 (1996). p.13.
2. 句子取自意大利科幻小說家 Virgilio Martini 的小說 Il Mondo senza Donne (1935) ,英譯作 The World Without Women. (Emile Capouya, 1971)。布希亞以此書討論科技官僚化與虛擬社會的異質性危機,見:Jean Baudrillard. The Perfect Crime. Trans. Chris Turner.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8 (1996). p.111-114.

原刊《字花》55期,頁36-38,5-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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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則留言 08 Jun, 15

摺痕

他以羅馬字母拼音跟司機說,「碼頭」,就跳上途經許多渡假酒店與景點的公車,冷氣與外面相差十度,不知道這是為短衫短褲曬得通紅的老外遊客,抑或得從頭包到腳的回教婦女或是那些剛下班的工地工人而設,但車窗乾淨透明,雖是浮光掠影,卻因為異地的陌生與「發展」步伐不同,熟悉的事情幾乎刺眼。

近郊的山林一塊塊光禿,岸線早已從大部份人的視野消失,只有假日閒人,或住在半山或搬到填海區拔地而起的高級新廈裡的人才可見到;巨大的屋苑與擬仿殖民地建築風格的商場,即將把附近的村落、平房社區與市集的百姓人家驅離;那些環境安靜、林蔭包圍的莊園大宅,仍然燈火通明,殖民者及其政治附庸、世家與商賈,自有其繼承者。彷彿搭幾趟公車,就看見殖民時期的地理格局,在國家獨立近六十年後依然繼續,「人民當家作主」到底脫不開以土地資源重利盤剝的政經秩序。

觀光路線的公車,自然沒有把遊客載到外資廠牌林立的製造業園區,亦沒有遇見大量工人往返廠房坐的那種老舊的油渣貨車,是以沒有人會在用手機、電腦的時候突然想到那些晶片與硬碟、記憶體是誰個失鄉的工人在怎樣一種「國民」生活之中製造出來,產地也不過是Branding。要不是有朋友帶著,他大抵也不會穿過日據時期滿佈間諜的阿美尼亞人街區,來到附近那家幾十年如一日的茶樓。十六世紀末波斯沙亞阿巴斯一世,為力拒鄂圖曼帝國,振興薩菲皇朝,把阿美尼亞、亞塞拜彊等外高加索諸族強遷到伊朗內地,鎮壓反抗,以奴隸貿易發展生產力,後來才有住不下去的亞美尼亞人移往印度及荷屬東印度,再有從事商貿者隨英殖擴張,在十八世紀中後葉經馬六甲與雅加達蹍轉來到檳城,但亞美尼亞街上今再沒有亞美尼亞人的痕跡;他坐在附近那家茶樓,聽著他聽不懂的福建話,食客與職員許多都年過半百。他彷彿看見歷史的一道摺痕,想不到這一切是不是有更深的底蘊,與他在污染的暮色中瞥見遠離市區的那些公屋樓叢、無盡的翻起的路、待蓋的地盤、一個個徙區,是否同一傾向?

(檳城印象之一)
原刊《明報》世紀版「散景與叠影」,5/0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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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05 Mar, 15

平日無歌

多年以後,他未有忘記醫局與警署之間,不過幾截小街的距離,殖民者與侵略者管治庶民的佈局,至今沿用,植樹瘦小只有圍欄石櫈、連垃圾桶都沒有的「休憩處」,七八個臉色灰黃的吸毒者或站或坐,捧著白色發泡膠飯盒在吃,就夾在兩條馬路之間,暴露著沒有人想看一眼,他好像突然明白,幾多人活在另一時間之中,被囚在這街區未曾出走,原地流放。日光金黃的時分,只這具身體與套牢的衣履能把他帶到別處。他的一隻足踝發疼,牽扯著腿與臗的筋腱,在褲管裡那樣輕微的跛行,臉上的表情幾近冷漠,幾近愉悅,但他聽到空間碎裂的聲音,人們穿行於店面與欄河切割的狹道上,擠著,在各自那個卑微願望的生活軌跡之中,擠著。

只是,當他如此湊近那熱鬧無歌的生活景象,只能再次確認那伸手可觸的距離。在肉店對開的垃圾桶旁邊,嬰孩像一頭小獸般睡在摺合嬰兒車上的襁褓中,旁邊靠著欄互不睬搭的夫婦;巴基斯坦人站在又一個重建地盤對面、或是甚麼忠臣烈祖的廟前,把撿來的舊電腦、缺了門的雪櫃、制式過時的音響與故衣變賣;皮膚黑得見不清容貌的非洲青年在關了閘的布料疋頭店鋪前,忙著將大捆出口衣服,用藍白尼龍布打包、寫上黑色標記;轉角,一個貨櫃堆滿CRT 屏幕,小貨車泊在路邊,打開尾門與側門遂變成家品成衣貨攤;轉角,他站在剛亮起燈的辦館櫥窗前面,任憑他裡面多麼軟弱,感情往腦裡的一處空隙傾注,到底沒法想像住在附近的窮苦人望著那些外國烟草與酒的眼光。他無法想像,只因為他無法想像,眼前披著橘紅Sari 、踢著布鞋的女孩,走過此際人車爭途的市街,馬上要回到許多層樓梯上那麼狹小的陋室裡,幫忙弄吃的給兄長,或是得照顧弟妹的功課,學著讓人發瘋的漢字、荒謬的語法,夜裡等所有人用完浴室之後才可以梳洗就寢,快要入夢之際不知道為甚麼明天總讓她如此焦慮‧‧‧‧‧‧

他不曾在那熱鬧的生活裡居住。他不過在看著那擠著的距離。就此,與一處地方生疏,既不因為陌生也不因為曾或熟悉。只有還能動的人才會覺到身上的枷鎖,一切如昨日安好。

原刊《明報》世紀版「散景與叠影」,16/0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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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17 Jan, 15

此間

他再也沒法指認,是暑氣不褪的無數晚上腦海中播放的流轉幻光與倒影,莫失莫忘,抑或早在另一個城市的地鐵車廂中瞥見連綿樓幢遮蔽的天際線後面突然射進車窗的一道夕陽、在機場那些行人輸送帶上行列的人形與表情‧‧‧‧‧‧抑或,僅是晚了起床的某個早上,正要咽下杯裡一口涼水,從狹小的氣窗中看見樓頂一縷漂泊的雲在明亮的天色中不動無聲,卻與心裡的細微變化連繫,無所寄託,卻忽然明白,這所有畫面沒有隱喻。終於,多年以後,他可以像隔著一片剔透的光學玻璃一樣,與外間的一切喧囂與艷俗,以至彌漫人們中間不可談論的疑懼,有了從來沒有的距離,這細微的變化讓他幾乎沉靜。

從感情牽引退出,也許只是物化的過程。如像有時在睡夢中能清醒觀看著夢並且感到跌落某處深淵的速度,他可以像陌生人一般看待自己,那張木納的臉上有眉睫的顫動,偶然從口中吐出的說話中,能聽見從前沒想到的含意,並且預感這纖弱幻境之終。既然外面沒有甚麼可以發生,裡面的紊亂不過是一具身體必須經歷時間的搖晃。那人與他,他與他的影子,此間不遠處,光與暗那麼接近,溫熱與冷酷彼此不可觸及,因為這種陌生,世界顯得完好無缺,惡俗不過是教育的結果,人若是顯得極其醜陋,不過因為在脫序的疲憊生活中找不到應有的尊嚴。他再一次明白,他與他人,均不屬於這裡,不屬於任何一處,只是不可離去。白天,他以熟悉的交通方式,穿過同一座城,在瓦解的秩序與人群中間穿行無誤,擦過身上的市聲,話音,氣味,讓他幾乎覺得自由,覺得窒息,但既不屬於,就談不上失去。甚至,除非他故意聲張,已經沒有人再看見,他不過是這幾百萬流動不安的身體,其中一個。晚上。他和自己的影子,沒法投入暗黑。只是醒著,聽見時間的搖晃。

原刊《明報》世紀版「散景與叠影」,2015年1 月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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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08 Jan, 15

沒一處空白

坐在小巴上,從窗外影入眼底那叫不上風景的畫面讓人疼痛。連續或消逝:馬路與連綿的欄杆圍牆;指揮一切匯聚分離的交通信號系統;艷俗惹人注意的各種商業宣傳;分不出是新蓋的還是快要拆除的石屎建造物;在城市樓叢中低著頭生活的人,偶然走在陽光裡顯得那麼細小脆弱。

為了不要看見擠坐著一起的搭客,那些幾乎安靜靠著的背影,衣領乾淨後腦勻沉甸像極沒有器官長了毛髮的臉──不相往還的生命軌跡,穿透一切的手機電磁波實時連繫無數相類處境中的不在場者,一個不知道另一個‧‧‧‧‧‧如像要抓緊甚麼,他只好把眼光放到極近處,車窗外一切急速飛逝的景物,倒影在不銹鋼扶手上那銀亮的圓弧上,不可凝結,變成一道流光。

他側著頭靠著玻璃,看著那金黃光斑在扶手杆上一下一下跳接,如醒著入夢,知道自己在晃神,耳機裡的演奏卻讓頸脖後面一處、鼻咽底下,幾乎同時一下涼一下發熱。他不禁懷疑,許多年前那個聽著同一首歌心裡壓抑著感情想哭沒能流淚的那人是否就是此刻跌坐在凹陷的座位上與一干人等快速前往某車站的自己?他心裡軟弱的抓緊那根扶手,才看見亮精的鍍鉻上處處細小刮痕。窗的影子一再劃過,在冬日午後的一片日光中世界渾然變成同一速度。他思疑「時間」或是以此記名的一切不可復見之事物與感情,依然停留在此期間說不出所以然的許多年前,擱置在另一處他不曾知道的地方,未許凝結。「Will you share every sorrow, for tomorrow is mine?」如像那些不知道彼此的鄰人,終究在往後長久的時光中磨練成冷漠,必然有那麼一個人,如他曾在四面圍困的樓叢與牆壁之中,以淹蓋一切憤懣沮喪的音量,聽著一樣的歌,因為那旋律、口音與皮膚觸動,以為自己不會成為任何人,他甚麼都不是。只要車速不要減慢,窗的影子一再劃過。

原刊《明報》世紀版,「散景與叠影」,6/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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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07 Feb, 14

走得去邊?

人們說「出走」的時候,不知心裡有沒有底蘊,是要到一處嚮往之地追尋理想生活?還是要遁匿於市,最終成為一個連自己都認不出的陌生人?但那個「理想生活」,怎可能憑一己之力由零建成?那個陌生的自己,會不會比把心一橫的今我更冷更麻木?抑或有一未可知的途徑,會讓人在細慢的生活中,放棄身份與我執,不成功業卻成仁義?

無論怎樣,「出走」需要付出代價,決絕離開,「出」「走」二字,直指向外面:家屋之外,家國之外,此處不可留,就算前路不可知,路還在當下,因為身後的路橋早就沒了。代價就是不能付出的代價,不是上午升市可以等下午跌市趁低汲納,就算多麼不情願、多麼沒把握也得離開。時世不由人,一個人無法在一處生活下去,抑或再沒法屈就於同一屋簷下,他必須離去,以另一種方式生存下去。

有人口口聲聲要離家出走,心裡卻盤算著兩個月、三兩年後回來繼續上班上課,與所有人事的關係都原封不動,像爛電影裡的負心情郎般幾乎沒說出口,「你最好幫我停薪留職,房子看著,感情保鮮,等我回來」,每天還要Facebook 或 Line 與人連絡,抱怨水土食物交通以至電視節目的無聊程度大不如前,手持股票債券還得睇實個市,同時念念不忘「本土認同」,總是以己度人,你看你看,人家這樣倒垃圾這樣上廁所──比起我們──多好多不好。這不是笑話嗎?的確,世上實在沒一個地方像香港一樣,可以讓香港人像香港人那麼刻薄討厭而不被討厭,可以讓人像香港人那樣自甘平凡與惡俗,為種種功利與缺德行為辯護說辭,毫不臉紅還振振有辭,忽然自詡經濟動物,又忽然像個長久被管束的模範學生自詡良好市民,為當權者糾察。

那麼,人們說「出走」的時候,很可能只是想渡假,或是逃逸。沒有意圖要改變現實處境中任何事情。更甚,他們更愛自己的恨。

開口閉口要離開香港,卻又認同此處作「我城」,又一天到晚說「香港淪陷」的人們,到底活在哪個海拔高度,可以命定此處生活的普羅民眾,罪該與他們的香港傳奇陪葬!?無數人在八十年代「經濟起飛」奠定的叢林法則下,天天胼手胝足地吃力討生活,為甚麼有些人踩著別人跑前幾步就可以說「熟悉的那個香港消失了」,好像那個「香港」真是所有人的香港,而這個城市該有甚麼自我想像、要不要棄城,就真由他們說了算?他們憑甚麼可以脅迫那些在社會上無法言語的人們,做將臨一場政治代理權Show Hand 賭局的籌碼?

抑或,該這麼問,所謂「我城隕落」的悲情與憂戚,何以未轉化成一股改變現實的持久力量,切實面對香港的結構性經濟剝削、人口/勞動力/教育政策諸種問題所造成的社會不公,讓香港變成一個更開放、平等,人們活得有尊嚴的地方?卻偏偏要把一切問題諉過予一邪惡他者,自命無辜之餘還向更弱者抽刀?對現實的不滿情緒,因為怎樣的非政治化教育與代言人政治,竟被導向一種無視冷戰與殖民歷史的懷舊,「凡是過往都是美好的」?對不公現狀的無力感,何以竟被導向一種每人只著眼既得利益有沒有被人攤分的保守排他主義,極其反智、不問情由只問身份與口音的大香港主義!人們口中的「香港」,是否需要打個引號?

受不了香港的N 個理由,原來都不是理由,他們愛的是恨,無一足以讓香港人甘願放棄,生活於此處營建的一切,哪怕它不過是一座舒適的監獄。

原刊《號外》448期,0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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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則留言 10 Ja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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