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呀!24/8

「城市/病態/書寫」講談 + 《房間》與聲境作品發佈

講者:李智良、張歷君
主持:鄧肇恒
日期:2008 年8 月24 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3:00 -5:30
地點:Kubrick 油麻地店 (油麻地眾坊街3 號駿發花園h2 地舖)
主辦:
Kubrick廿九几

患病的是城市人,還是這個城市。
書寫如果不是治療,你我又為何樂此不疲。痊癒,可能嗎?李智良、張歷君將於講座中討論城市、病態與書寫三者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
李智良的新著《房間》採取了一名「精神病患」的視角,書寫「城市」作為一種人類羣聚的方式,於病壞的身體上種種不流血的暴力。

王墨林說「我們不能不凝視著他的病變與我們之間一種模糊而且曖昧的關係……」。當我們常以「痴線」、「瘋狂」、「癲喪」來形容城中的人與事,關乎「精神病患」的社會位置,其政治、欲望或壓抑,可能說穿了,不過是你我的日常經驗。

從《房間》開始,李智良、張歷君將於講談會上討論作為病者/作為書寫者/作為一個「整全與複合的經驗主體」,三者的張力和辯證關係。聽證城市的軍事化、高度理性化,施於我們身上的暴力,並且,令「連續的時間」崩離瓦解。

城市的「病體」在那裡?它就是面目模糊的「病人」嗎?抑或是,城市本身(一種高度調控的人類活動組織方式)已經是一具「病體」。「災難」與「精神創傷」跟日常生活的關係是甚麼?「語言」可會是「災難」與「精神創傷」的載體?

──李智良說,我們最終必然回到的問題是:痊癒可能嗎?甚麼是痊癒?甚麼是痊癒的條件。

同場發佈:《房間》的聲境

關乎城市的病態,更關乎承載此種病態的「城市病體」。
「城市」無孔不入,連一個人在自己的房間中最私密的時光、最幽微婉轉的情意,亦必得劃進條件與法理的管轄,因為看守自己的人正是囚犯自己。如是,城市中、房間中,我們聽見甚麼?聽不見甚麼?

以《房間》為題,幾位獨立音樂人與聲音藝術家(包括麥海珊Sin:NedAhshunBeatrix Pang、Yammie Chan及Wesley Tang 等)將在城市各處場景收錄、採集環境音效,進行創作與挪移,藉聲音穿透,作跨藝術形式的回應。部份作品將於是次講座首次發表。

講者簡介:

李智良,潮粵移民之後,出生於電視宣傳片中那個香港,此後長期滯留。現從事翻譯,為「香港獨立媒體網」編輯之一。著有中、英語詩歌/小說集《白瓷》(Porcelain)。評論、創作散見各種報刋,不贅。
個人網誌「處決1938!」見 http://oblivion1938.com。

張歷君,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導師。《字花》編輯。

鄧肇恒,媒體研究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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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智良的《房間》(macau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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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則留言 09 Aug, 08

請大力傳:《房間》出版!

《房間》(郭詩詠編,Kubrick & 廿九几,2008)

李智良的書寫,從來都只是『關於自己』的記載,但就在這力圖突破自身邊界的『外邊書寫』中,他讓自己連同自身的書寫,演化成破壞機器,以比批評家更不可思義的力度,衝擊一切世上可能的話語。

——鄧正健(《字花》編輯,文化評論人)

…《白瓷》出版後 9 年,李智良第二部文集《房間》面世,期間他經歷精神病的纏繞,此書是他回溯十餘年服藥生活的思想紀錄 ── 並非「戰勝病魔」的見證,喜歡輕快、光明、感人小故事的讀者免問。
他仍然憤怒,筆下卻兼有躁動與沉靜。憤怒不由於自身的病困,還在於看到與他一樣的眾生,在巨大機器下的無助。因為,要與之苦鬥的,不僅是疾病本身,還有一個不太人道的醫療體系,以及有權定義你「正常」與否的有形、無形之手。

——路遠 (香港經濟日報)

內容簡介:
《房間》是一名「精神病患」回溯其十二年服藥生活的「自我診斷」。作者時而冷靜,時而鼓譟,述說由服藥引致的種種身體變異與情感隔絕,讓一場寧靜災變的遺禍浮出地表,為現代精神科「治療」的無效與不人道,立下存照。

《房間》同時是一名「精神病患」的生活筆記。作者從個人卑微的視角出發,觀看、感應他人之所願、他人之所待。它既非告解,亦非日記,唯指向城市住民勞累的生活中無以言表的內心經驗,是由壓抑的零點切入游離不確、「始於失序、願意迎向失序」的書寫。

作者簡介:李智良,潮粵移民之後,出生於電視宣傳片中那個香港,此後長期滯留。著有中、英語詩歌/小說集《白瓷》(Porcelain)。網誌「處決1938!」,見http://oblivion1938.com。評論、創作散見各種報刋,不贅。

編者簡介:郭詩詠,喜愛文字、電影。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博士,平日於香港浸會大學教書,另一個身份是《字花》編輯。

代序:王墨林〈譫妄的書寫〉、黃碧雲〈痊癒記〉

作者: 李智良 / 郭詩詠(編)
副標题: 作為「精神病患」的政治、欲望或壓抑
ISBN: 9789881737762
頁數: 208
定價: HK$ 75
出版社: Kubrick/ 廿九几
版次: 2008年7月初版一刷

香港書展(23-29/July)有售,據悉書展以後就會發行到市面。

相關:

同時出版:陳智德《暗齋讀書錄》鄧小樺《班駁日常》葉愛蓮《男人與狗》袁紹珊《太平盛世的形上流亡》

Kubrick 的書展專頁 ; Kubrick 發行銷售點

廿九几的《房間》專頁 (含本書封面的實驗版本)

豆瓣的《房間》專頁 (含真實讀者羣記事)

《房間》製作的照片記錄 @ Flickr

一篇後感:「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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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是精神病患──李智良、張歷君對談(節選)(《字花》#14期, 轉載於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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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則留言 22 Jul, 08

我們都是精神病患──李智良、張歷君對談(節選)

編按:這個對談是李智良即將出版的新書的副產品,原意只為理清思路,但談著談著,竟溢出了原有的範圍。在兩次合共六小時的對談中,兩人從樂生院、國家機器、精神病學、社會監控,一直談到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魯迅和新興宗教。驟看是任心閒話,近於即興,卻處處見其無時或忘的關懷。《字花》這裡節選跟「文學與診療」有關的部份,讓讀者先睹為快。至於巴塔耶、科耶夫、魯迅與新興宗教等內容,請見李智良新書附錄。(編輯:郭詩詠)

日期:2008年4月19日
地點:葵涌
錄音整理:高俊傑

「噢!朋友們。」—— 來自樂生院的啓發

張:對你來說,為何會想在今年出版這樣的一本書?

李:只是覺得有一種迫切性。自己正朝向另一個甚麼階段出發,很可能遲些時候,便不再想處理當下這個階段的感覺。假如今年無法完成這本書,大概之後也沒有體力和時間去做。

張:有沒有一些特定的事件刺激你萌生這種想法?

李:稱得上「事件」的大概就是台北樂生院的運動。事緣捷運延線的車廠工程令樂生院面臨清拆,院民與社會人士抗議政府將他們迫遷到迴龍醫院的決定。這件事引起了很多爭議。雖然自己只是從網上的報導或朋友口中知悉,沒有直接投入到行動當中,只到過「現場」待了一個午間,但情緒上還是受到不少牽動。

張:那這次事件對你有何意義?

李:我想先補充一下關於「事件」的說法。我其實不太認同叫這場運動作「事件」。「事件」這個字眼,很容易讓人覺得它已經完結了。但事實上它並未完結:參與抗爭的人,或這場運動的主體,仍然在抗爭、仍然經歷很多變遷,現在就要清楚說明這場運動的「意義」是不適當的。

張:關於「事件」(event)這個名詞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它未必是一個已過去的時刻,而同時可指向時間上斷裂的一點,從而開啓了一種全新的視野。你覺得樂生院這個「事件」有沒有帶來甚麼啓發?

李:這可以從兩個不同層次理解。稍為抽象的說法,就是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對「事件」的闡釋:事件不只是一件已發生的事情,更包括了一個被建構的位置,讓言論把特定的意義安放在它之上。假如事件得到經驗或啓發的場所,這個事件就會伸延開去,一直變異,衍生一些未必可以放進符號系統的東西。從實際方面說,樂生院近日「正式」開始清拆,比起剛開始的時候,人們的關注反而少了,可惜的是,它的「意義」、特別是對「社會運動」而言,其實還未被完全開啟出來。對我個人而言,它讓大家都看到,一群人只因為患病而被社會排斥的現實。不論是日治時期類近殖民的政權,還是國民黨的「外來政權」或民進黨的「本土政權」,都對樂生院的院民採取同一種態度:完全的無視、出賣。幾十年來,他們沒有得到任何賠償、道歉,沒有妥善的安置。到今天更被冠以「阻礙城市發展」的罪名,這群人僅僅是患上了漢生病(「痲瘋」)而已,漢生病早已證實傳染性很低、可以治癒,我覺得這許多事情都值得我們深思。

張:政府仍然不讓他們從樂生院走出來?

李:重點並非不讓他們離開。除了樂生院外,他們根本無處可去。自從日治台灣政府在1920年代初對漢生病人實施隔離開始,院民就已沒有戶籍。隔離政策雖然在1960年代名義上解除,但他們沒有重返社會的機會和條件。他們很多都與家人失散,也無法工作,而且因為被院方強制施行絕育手術,也沒有子女。最早在五、六十年代時,他們開始為院內死去或自殺的院友建設龕堂,這樣,他們視樂生院為一個可以讓他們建構「家園」的地方。人死後是葬在他歸屬的地方,但是這個監禁他們的災難現場,卻是他們唯一可以有的歸屬。你可以想像這是一個何等痛苦的「認同」。現在仍然住在樂生院的都是七、八十多歲的公公婆婆,他們的要求,只是讓他們靜靜的、尊嚴的在那裡渡過餘生,但台灣政府所考慮的,卻是如何將他們送往新型的現代化醫院,以騰出空間讓捷運工程順利進行。

張:為何沒有政黨為這班選民發言?

李:在不同政治勢力眼中,這群被隔絕了三四十年之久,身體又受到醫藥傷害、行動不太方便的「選民」,並不會發揮很大的選票作用,聲援他們的群體又多是對選舉政治不予信任的。政府至今也一直沒有提出任何賠償方案。而《漢生病賠償法》闖立法院不成,也突顯了存在於各運動主體之間的張力和裂口。

張:換言之,這是一個完全的隔絕,不論從文化上或社會上而言。
李:也可以這麼說。因為經歷過隔離政策、與「治療」造成的傷殘後,院民雖已治癒,卻難以重新投入社會。

作為「例外」的存在

張:其實隔離本身便是一個典型的標籤化過程。正如你之前曾向我提及的,只會有「精神病康復者」,而沒有「感冒康復者」。樂生院這個例子的另一個特別之處,令我想起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異托邦」(heterotopia)概念。簡單而言,「異托邦」指向的是在一個所謂「正常」的社會內,那些以「倒轉」的形式來運作的地方。在我們的社會裡,那些所謂「正常」的地方,都會同時被這種「倒轉」的地方所呈現、抵制和顛倒。由於這些「倒轉」的地方極具特異性,縱然我們能在現實中標明它們的位置,這些地方卻始終被理解為外在於一切地方的地方。福柯在題為〈論異度空間〉(“Of Other Spaces”)演講中,談及十九世紀以來現代的異托邦特點時,提及了一系列的例子,它們包括養老院、精神病院和監獄等。福柯把這些現代異托邦稱為「偏差的異托邦」(heterotopias of deviation),因為它們都是用以安置那些偏離了社會規範的人群的地方。

李:我認同這些地方是以一個極端的形式顯現,但實際情形並非三言兩語所能簡化。

張:對。我只是從整體性的角度入手處理這個問題。一般而言,我們都會認為,樂生院的病人應該會討厭這個監禁他們的地方,但弔詭的是,他們反而對這地方產生了認同感。這種「例外」的狀況,其實與精神病患的處境頗為相似。從你的作品中可以感覺到,你一直關注自己被標籤為「例外」的人,並因而受到另一種對待的狀況。

李:我想以「例外」來命名這種處境好像有點籠統。因為「例外」放諸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身上也有不同的意義。比如說,將自己視為例外和權力把你當作例外,就是兩種不同的狀況。樂生院早期的強制隔離措施令一群人被排除在社會之外,可是這個隔離也某程度上反過來屏障了另一些暴力和侵擾,加上後來一些偶發的條件,令樂生院內得以出現一個自我經營的時間及空間。你可以看到這個「例外」的處境總是在變。樂生院有過幾次擴建,原因也不盡相同。在這個「例外」的空間內,卻是貫穿一種生活的感覺。舉例來說,以往醫療照顧不當,病人得服用副作用強烈的藥,令神經壞死,又動輒受到諸如截肢等暴力粗劣的「治療」;後來,因為熱心人士捐助,院民漸漸多以電動車代步,樂生院是倚著山坡興建的,院內沒有很多樓梯,舍堂、平房主要以坡道相連,行動不便的院民,還是可以駕電動車去到院內各處,比「正常人」還更快。這種人與空間之間的適切性,與捷運發展的邏輯是截然不同。

而且,捷運車廠工程其實還有協調的空間。桃園縣願意挪出地方,只要建廠方案調整一下,樂生院可以大幅保存,但台北市和桃園縣分屬不同的政治勢力,還有發展商的利益誘因,加上行政院與文化建設委員會之間推卸權責,就消滅了一個社羣的「自我完善」的能量。

國家?機器?—— 我們都是速度的奴隸

張:例外的狀況不僅僅是從空間的變化而言,它更加是一個系統的運作邏輯。舉例來說,法例之所以能站得住腳,正正是因為司法系統設定了眾多「例外」的罪案,來維持所謂「正常」的行為準則。這種利用「例外」來控管人的做法,其實是從現代性(modernity)而來。它同樣是法西斯運作的邏輯,譬如猶太人便被納粹政權視為「例外」的存在。因此,正如你所說,台灣的幾個政府雖然在形式上有所變換,但都對痲瘋病人這個例外的群體採取相同的對待方式,這反映了國家機器其實一直都是以相同的方法運作。

李:對於不少朋友來說,「國家機器」其實是不言自明的概念。然而在主流論述中,很少有人反思「國家」這個政體的形式。到底為甚麼我們會認定國家這個形式,來體現一個地方內人與人的關係?就算是「國家機器」內部,也有很多不同的交涉,並由此生產了不同的主體。新聞報導說香港是奧運聖火傳遞到中國國土的第一站,但實際上香港長久以來也是作為「例外」,甚至「境外」存在。除了以「國家機器」來作概念上的爭辯,我較關心構成機器的零件,從較實際的處境去理解當下。

張:從權力交涉的角度出發,所有東西都是力和力的關係,那國家機器所生產的主體自然會因為不同力量的糾纏而有所演變。我選擇用「國家機器」一詞的原因,在於針對它作為一種現代發明的面向。國家機器並不代表一切,但麻煩的是它擁有無堅不摧的破壞力。若從歷史向度出發,現代國家機器初具規模的時期是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時期。它是一個相當有效的體制,將地區內所有的人軍事化。簡單來說,就是將整個國家的人民變成軍隊,達到「全民皆兵」的狀態,因此拿破崙能夠以法國一個國家的力量,對付當時幾乎整個歐洲的保守勢力。相比起其他國家採用的僱傭兵制,將所有人民動員參與戰爭這種方法顯得更有效率,也更可靠。這種管治的系統後來不斷擴展到其他地方,並成了新的治理國家的邏輯,到後來更通過殖民勢力來到亞洲。因此,國家機器的概念正正擊中了當下處境的核心問題: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所有事情都要順暢地運行,而運行的速度還必須很高的生活。這解釋了為何我會以「例外」來形容有疾病的人們,因為他們無法適應這種高速運轉的規律,成為這種機器的障礙。

李:這又令我想起「病人」也不常常是均一性的身份。不同病人的地位、待遇都不盡相同。舉例來說,精神病的位置與肺病、N型流感等等的病都不一樣。不過我同意,「病人」是特別不適合於國家機器這種管治模式下生活的群體。當然,許多沒有病的人也被視為不合適的「例外」,包括低技術工人、性工作者、智障者、亞非裔人士等等,因為他們無法跟上「速度」的秩序。從另一角度看,這些弱勢群體必須被置於一種作為「例外」的位置,讓他們可以不斷被壓榨。由此可見,國家機器的操作是相當細緻的,不同的人會被恰當地「安排」到各個範疇,被壓迫者就很難連結在一起。再以醫院內的人作為例子吧,心臟病病人、精神病病人得到的醫藥資源是截然不同的。藥廠開發藥品也有其選擇性,「富貴病」的病患能享有很多「選擇」,在「落後地區」流行的致命傳染病,譬如天花、瘧疾等等,卻仍然缺乏新式、廉價的藥物。我覺得當下的權力核心甚至與企業合謀,並不停互相變換位置。

張:我自己不會設想國家機器是很「聰明」的裝置,例如說它能夠不斷變化自身,並生產新的分類。我比較傾向以一種稍為辯證的方法來看待這個處境:根本上沒有人能夠自然而然適應國家機器的運作模式。國家機器能夠生產大量分類的原因,不是來自內部,而是源於它在外部所遭遇的力量對它所作出的對抗。它要生產新的分類,來治理這些它最初沒有預計到的力量。

李:這可是參與社會運動的人必須要思考的一個問題。

張:雖然如此,但這正正就是「歷史」。國家機器的管治如此細緻的原因並非是身處高位的人很聰明,而是因為反抗者不斷變換新的方法反抗。

李:這就是說,其他人的反抗反而令它能夠自我完善。

張:所以最為根本性的問題並不是變換新的反抗方法,而是要讓大家不再相信分類會令社會變得更好。從這個角度重新理解分類的話,我們會發現它其實是一個相當難以對付的統治手段。這種方法會持續不斷地進行細分的動作,到最後令每個個體都與所有人分離開來。我們當下經歷的道德危機或倫理危機的關鍵,其實並非是因為某些「滋事者」不服從統治,令統治陷入危機狀態。而是「分類」令大家變成一盤散沙。大家都以為,分類是相當科學的方法。但分類科學的歷史告訴我們,事實剛好相反。
李:其實將分類視為必然的理解,是否從那種古典的殖民科學主義衍生出來?

張:我較傾向認為是從工廠的生產線模式而來。因為把一件物品細分為不同部份,然後令每人專注處理手上部份的生產方式,被資本家認為是效率最高,也能帶來最大利潤的方式。這也與戰爭狀態中,愈快生產物品的一方,便有愈大戰勝機會的思維一樣。若從一個精神病人的角度出發,當下的這種二十四小時候命,而且不斷加速的生活,是否真的值得我們去過?

李:即使你得了精神病,也沒那麼容易就放過你的!母須以「精神病人」作對照,也知道「正常人」活得很辛苦。(笑)個人的經驗而言,這種分類或者劃分的行為,確實相當無聊。每個服食精神科藥物的病人,都需要定時覆診。英文會用Institutionalized來形容這羣「被納入建制」的病人。在香港,每年到公立精神科門診求診者,約有六十萬人次,在2005年,到精神科求診的十四歲以下小朋友,就有一萬八千多個。他們大部份會被收納到精神科的「系統」中。這許多「病人」就這樣開始了長期服藥的歷程,並要面對服藥所致的副作用和遺害,很多人將無法全職工作。老實說,我也不知道哪些人因此得益,連政府也無法得益。你想想看,這些人需要每天服食精神科藥物,而這些藥物基本上又與毒品無異;政府要養育這群「癮君子」,又要他們「正常」生活,所需的社會成本相當鉅大。病人也要承受標籤、污名帶來的家庭與人際問題。我可以想到的唯一受益者是藥廠,持續依賴藥物的病人正正是它們的利潤保證。

張:這其實與電影Matrix中那個電腦母體(Matrix)的運作邏輯一樣。對於心理醫生來說,病人的功能便是維持他們「醫生」這個身份存在的保障。對於政府而言,雖然社會成本很高,但由於這是令現行制度繼續存在的原因,所以它還是要竭力保護。
李:所以說這個劃分其實也包含著管治上的效果,它維持了現存制度背後所倚賴的價值。

巴赫金、杜斯妥也夫斯基和我們

張:還是讓我們回到文學的討論上吧。我認為,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對於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的理解,在當下的處境是很重要的。相對於傳統現實主義,巴赫金認為杜斯妥也夫斯基所展示的是一種幻想現實主義,而唯有這種現實主義才更能夠開展一個人內在的精神狀態。在他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杜斯妥也夫斯基將筆下的角色,都視作一個個真真正正的人。在故事內這群主人公一直不斷地思考,不斷地敍述,並因此而能夠貼近他們自身存在狀態的內核。其實這種精神,是很需要在教育或精神病的範疇中推展出去的。

李:除非現行的醫藥體制經歷一個翻天覆地的變革,否則我相信醫生與病人依舊是「宰制與被宰制」的關係。醫生始終掌握著宣判有病,釐定康復標準和處方藥物的權力。但同時,醫生在這個體制裡只是個小官僚,沒有任何實質的責任可言。當醫生每三幾個月便會調遷,你的病歷也就不斷被重新書寫、或斬成碎件。我想,一些較進步的社工、或從事學生教育工作的人,還有較大的空間去做你提到的這些嘗試。不論教育、醫療也好,其體制本身的傾向就是組織化,要持續穩定發展,它自然就要均一對待、而同時又孤立每個病人和學生。你可以想像,真正對話、溝通的場合是不可能發生的。

張:假如找人對話充滿困難,我們有可能自己與自己對話嗎?我贊成類似社會運動的「游擊戰」固然要加以爭取,但也應該同時擴大反思存在經驗的空間。

李:我同意無論是藝術還是文學,仍然有很多開展的可能性。同時間,它們不能單單停留在其固有的範疇,更應該以自身的美學,關注這種經驗,並將這種經驗及所提出的思考帶給其他人分享。剛才我們對科學主義提出諸多批判,關鍵就在於不知從何時開始,這種狹隘、粗糙的科學主義成為了大家理解事物的共同基礎。相反,藝術和文學還未成為一種生活與思考的共同基礎。

張:其實從現代性開始,就一直有人嘗試去做這樣的事情。例如杜斯妥也夫斯基,還有存在主義的一批哲學家和文學家。除此以外,我會理解五四時期的一眾作家的書寫,也是類似的嘗試。某程度上,他們面對的是整個時代的問題,並嘗試提供答案。可惜的是,後來帝國主義的介入,再歷經抗日戰爭與內戰後,已將整個中國軍事化,也再容不下空間去延續這種文化批判。到之後歐洲在五十年代開展的存在主義運動,其實是從尼釆(Friedrich Nietzsche)、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思考發展出來的,而這個思考方向也是五四時期一個很重要的思想源頭。存在主義運動之後的後結構主義思潮,也嘗試繼承這個思想傳統,從文學式的思考入手,去處理人的精神狀態。

李:香港好像仍未有相近的思考出現。

張:對。讓人擔心的是,當法國的精神分析大盛後,現在其內部出現了反動。法國有些精神科醫生聲稱精神分析過時,而認為美國那種以科學和統計為主導的心理學才是正路。他們相信精神分析消失後,社會才會變得更美好。這種想法其實很危險。

李:香港的情況也很類似。你看我們往往不予批評、不予判斷,便全盤接收美國的一切,就連在美國已發生極嚴重事故的多種「抗抑鬱藥」也照給病人服用。

張:另一個將要面對的危機是醫療改革的推動。如果日後真的把整個系統都轉為保險制,商業利益就會完全蓋過了病人的需要與利益。

腦海裡的另一把聲音

李:我想再回應一下你剛剛提及的,關於文學與藝術的看法。我始終覺得用文學書寫去表達存在狀態之後,需要有所轉化,才能成為打造一個新共同體的思考資源。當下的狀況就是文學、藝術、劇場之間還沒有一個較緊密的、相互連結的基礎。我印象中台灣好像做得比較成功。

張:對。台灣的市民社會、社區運動建立得比香港好,有較好的條件去接連不同的藝術形式。

李:我想這也與香港缺乏嚴謹的人類學、社會學訓練有關。

張:環顧不同學院的生存環境,現在的大方向仍然是由科學和統計主導。因為唯有能夠在獲得承認的學術期刊上刊登的研究,才能夠爭取到資源。而大部份獲得承認的期刊其實就是美國的社會科學期刊。這令到統計、量化的研究當道。但這種方法在人文學科的領域裡是否可行,則依然是一個疑問。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 以所謂科學方法分析文學的語言學和形式主義方法,根本沒有理會人類語言實際上是如何運作的。

李:說起語言操作,就想起自己寫作時的狀態。最近我愈寫愈「頭痕」,所以把頭髮剪短了。(笑)我想你寫論文時也會有這種感覺。因為語言自身有其律則,每一次的書寫其實都像和那些字詞在鬥爭,並想盡方法借力去表達自己希望表達的東西。這可能也是一種歇斯底里的展現吧。

張:其實可以嘗試用巴赫金的方法理解。根據他的理解,書寫並非指自己一個人寫作。整個過程其實是和腦海中另一個主人公做鬥爭的過程。一部作品,或一篇文章寫得好與壞的標準,就在於你究竟能否戰勝這個主人公。

李:又未必一定要戰勝他(們)。就算寫作一篇簡單的文章時,腦海也會出現數把聲音。

張:戰勝的意思是類似一種玩遊戲的想法。究竟在對話的過程中,你能否發展一套語言,不單單說出自己想說的東西,同時也能把別人的想法吸納進自己的思想體系裡。

李:我在想,一個「精神病人」吸納別人的想法,其實也頗歇斯底里的。(笑)

張:就像你經常提及的法官史瑞伯(Daniel Paul Schreber),(注1)其實他是在用一種新的語言來創造一個完整的世界。其實換個角度看,這是一件相當細緻的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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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智良對史瑞伯其人及其回憶錄的譯介,請參閱《字花》第十一期的「四方月亮」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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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則留言 15 Jul, 08

道成肉身:廹害妄臆者的回憶與案例

[本文源起自中文大學性別研究課程及性別研究中心合辦的「週三性別座談會──色情系列」其中31/10/2007題為「被害妄臆者的情欲遭遇」的座談由筆者主講,,本文嘗試整理補充其中一些想法。]

是期譯介的算不上文學作品,作者亦非一位作家、詩人;也就是說作者並沒有把他的著作視為一個種藝術、批評理論或書寫的實踐。1902年終寫於Sonnenstein 精神病院的序言中,史瑞伯 (Daniel Paul Schreber, 1842-1911) 闡明著書的原意:

「開始的時候我沒有將這部書出版的打算。我一面進行的期間才萌生出版的念頭,然而我清楚知道,考慮到個別還活著的人,要出版此書將會有很多疑慮。可我相信,專家對我身體所作的檢查、與及對我在生時的個人遭遇之考察,將會對科學與宗教的真相有所貢獻,所有個人的考慮因此都得讓步。」

在史瑞伯的構想中,這部直稱為《我的神經病回憶錄》 (Denkwürdigkeiten eines Nervenkranken)一書的出版(注1),可謂一書陳詞。然而他為著甚麼而作供、供出了甚麼,卻非「為甚麼」能解答。再者,一個人如何憶述自己的精神病歷?

一個從事業高峰頹然崩潰,被診斷為「廹害妄臆型癡呆」(paranoiac dementia)、給關在歐洲最先進/最權威的精神病療養院的法官,如何陳述理性語言無以陳述的經歷與「真相」?更甚者,這個陳述被接納與否,竟是其人身自由權利的關鍵──本書的材料乃來源自史瑞伯本人於1899-1902年間就地方法院頒佈「人身保護令」覊留其於精神病院不予釋放一案,向德勒斯登(Dresden)上訴法院上訴期間呈交的重要證供材料所輯選。由於主診醫生和「專家證人」的反對,該書亦只有在上訴得值、官司告一段落之後方可出版。思哲的宗教見證、個人的體驗,遂與「政治」突然遇上。

儼如博柯筆下的雙性人Herculin Barbin一樣(注2),在告解制度與十九世紀中葉新興的醫療論述和監控兩者重叠的場域中,一個「崎零人」私密的身體經驗與愛欲,最終還得聽候法律的仲裁和流放。於德國蕯克森首府城市德勤斯登任為法官首長(Senatsräsident)的史瑞伯,可能是現代最著名的「廹害妄臆型精神分裂患」案例。它不僅是其時方興未艾的腦神經學、精神分析學的病例,同是也就是其父親 Moritz Schreber 的「現代兒童教育」的活實驗品。讀史瑞伯的回憶錄,儼然是後工業時期科學發展觀的「反烏托邦」。當人的身體被碎裂成顯微鏡中的樣本,人做為人與「人屬」 (Homo)的歷史與存在經驗,自然亦給割成千百種無以拼成人生的抽象。以精神病學取資濫觴的腦神經學為例,它本身就是當時還極待引證的學科,晚至1887年,於古巴殖民地工作的西班牙醫生Santiago Ramoón y Cajal 方以銀鉻酸鹽注入一個腦組織樣本,發現,同時又證實了所謂「神經元」(Neuron)的存在。病,就是對身體的垂注與問詢的特定範式:「神經元」的發現與命名,僅僅指陳了這個「造影」過程,在外科解剖學與顯微光學所能夠介入一個身體組織的極至於此—— 神經元,就是可能發現的最細小的組織單元,僅此而已。醫學科技的發展,始終與某種「殖民」利益有所增補兌換,正如精神病「案例」的採集、存檔紀錄、闡釋與演義,同時就是腦神經學、生化學、人種學、犯罪學等等學科的知識生產過程重要一環;換句話說,學科的著述與權威,乃源自「研究對象」的孤立、簨選與生產性繁衍。此云云「研究對象」的眾生中,著名的歇斯底里症患者Anna O 選擇了逃避「Talking Cure」而出走,史瑞伯選擇了撰寫其回憶錄。這個經驗要麼被言說,或不被言說。

閱讀十九、二十世紀醫療受害者的手稿,我們窺看到整個「現代性計劃」的暴力、野蠻,歐陸資產階級價值指導的所謂「文明生活」如斯荒蕪、匱乏。個人綿綿紊亂的心象、存在於社會中的恐佈、以隱性暴力維管的身體經驗與持久抑壓的愛欲,始終只能以「病態」這一類同時將道德禮教與科學論述互相置換而核心中空的措辭和言論範式,蔑視之、罪犯化之、污名之。(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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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愛好文藝的讀者隨便竪起指頭,不難數出諸如H.D.、吳爾芙、Susanna Kaysen、以至顧城等等罹患精神病、或以瀕臨瘋狂經歷作為創作資源的作家,而且這張病人名單隨著史料考據和書信文獻的勾沉愈變得冗長。自傳體、懺悔錄或私小說的寫作,往往可以閱讀作外部世界、或作者處身的時代面貌與生存境况之宅寓(allegory)。心象的書寫、對內心晦暗角落的注視,亦是對另一種無以量度檢核的「真實」和「經驗」,嘗試描述、探訪。捧讀Sylvia Plath的The Bell Jar,斷不能無視書中生活於戰後美國,苦困於小資生活、年年拿優異成績而鬱悶的年輕女主角Esther Greenwood,何以如斯厭惡紐約地鐵不見天日、氣味腐朽的管道網,何以竟然能夠想到要在自己家裡的地窖服藥自殺:一切先進的時代產物,在她而言是死亡滅絕的具型(與刑具):抑鬱的窒息教她感覺儼如給學校實驗室的真空玻璃瓶罩著,曼克頓就是這麼一個真空玻璃瓶。

史瑞伯的案例與上述作家的自傳式書寫之判別,似乎在於其書寫與「現實」之間,消失了某種必要的距離,確切一點說,史瑞伯與他的回憶錄,並不存有「作者」與「作品」的批判與閱讀距離;又或者,這種距離由始至終無以繼持。史瑞伯在「我的神經病回憶錄」一書中,從頭到尾沒有將「病歷」、「臆幻」與外部世界的現實作出嚴密區分的企圖或能力,在他的眼光中,人類早已滅絕,他身處一個由亡靈和瞬間無中生有的人型充斥的無序世界,他的宿命與「世界秩序」復元的事業相連,上帝和各式亡靈在他身上作工,他必須飽歷劫難,像一名娼婦般任人狎玩,思想不是自己的思想,身體經歷各種前所未聞的齟齪變異…… 即使後來,他對住院早年的回顧,亦沒有「昨非今是」的判斷,只有想到更曲折、更多附加條件的解釋和修訂。細讀這本回憶錄,卻不難發覺史瑞伯的思路嚴密刁鑽,其推理能力、其紀錄的細緻,並沒有因為害瘋而受損,與一般人所相信的相反,他的情志與智力並沒有衰退,在書中附錄其上訴過程的法庭事務通訊,更見其法學修養。

如此,讀者就得直面一個嚴正的問題:像史瑞伯如此經歷著種種「臆幻」、活在另一個「真實」裡頭,就只他孤絕一個,在人類滅絕的荒境中聽候上帝與亡魂的擺佈,每天每刻不得平靜,而且在設法抵抗著各種「神蹟」在他身上、設法要從自己的身體經驗中取得神蹟作工的憑證,每一種聲音與動靜,細至樹搖葉落、繁星的明滅他都要疑慮著,而且還得被關、被「無中生有的人型」設計陷害…… 在他而言,那到底是一種怎樣的經歷、怎麼的感受?

故然,我們的時代沒有暇餘關心這種事情,史瑞伯之成為「案例」,其經歷只有被納入當時新興的精神分析學說的論述生產,成為某種原典的(canonical)佐證。弗洛依德於1911年發表題為「Psycho-analytic notes on an autobiographical account of a case of paranoia (dementia paranoids)」的論文,指史端伯的迫害妄臆,實源於其抑壓的同性愛慾及對父權與男性身份的焦慮,他帶有濃厚新教及末日意識的妄臆,僅為一種防衛性的反應,而非病由。(注4) 此後,因及弗洛依德的聲名狼藉,無論是醫科生、心理學家、文化研究或存在主義哲學論者,就史瑞伯一病例催生的研究文獻至今不絕。小說家卡內蒂(Elias Canetti, 1905-1994) 的名著Crowd and Power、心理分析大師拉康有關psychoses 的講座,都援引史瑞伯的案例,人人有話要說,德萊玆 (G. Deleuze)與瓜嗒李(F. Guttari)貫穿Anti-Oedipus (1972)及A Thousand Plateau (1980) 的重要概念「Body Without Organs, BwO」,亦有以史瑞伯的妄臆體系為其論述資源,試圖闡述一種欲望自由流通、擺脫人作為「主體」的反動與組織化的理想狀態。令人不無感觸的是,《我的神經病回憶錄》,正道出這位事業心非常重的大法官,時刻勉人力所能及、扭曲著理智設法要在荒蕪無序的世界中執持其「主體身份」的歷鍊與磨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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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niel Paul Schreber. Memoirs of My Nervous Illness. Ed & Trans. Ida Macapline & Richard A. Hunter. NY: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00.
2. Barbin, Herculine. Herculine Barbin: Being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Memoirs of a Nineteenth-century French Hermaphrodite. introd. Michel Foucault, trans. Richard McDougal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3. 這就是說,「精神病人」的診斷是以其行為判斷,此後,才會作出各種檢查,以「確定」其患病,再處方藥物與治療。沒有一種病的診斷是如此違反科學方式的。
4. 可是,弗洛依德一直從未訪問史瑞伯本人、他的親人或主診醫生,純然是斷章取義,以史瑞伯的回憶錄作為其論說的依據的「文本分析」。值得一提,1911年正為史瑞伯於精神病院終老的一年,弗洛依德選擇於當時人死後才發表有關論文,同年亦是由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發展成的國際精神分析協會內部出現嚴重分歧之始,熟讀尼釆權力分折、信仰社會主義與男女平等的阿德勒(Alfred Adler 1870-1937)與心理學宗師容格 (Carl Jung, 1875-1961) 先後於1911-1914年間與弗洛依德決裂,另闢「個體心理學」與「分析心理學」的學術方向,亦廹使弗洛依德的追隨者作出修正。

原刊《字花》第11期「四方月亮」,p.118-125。2007年12月-20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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