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間》再版序:有人每天依時吞服藥片

The medical model of mental illness has facilitated the move towards greater restriction by cloaking it under the mantle of treatment. This process of medicalisation of deviant behaviour conceals complex political issues about the tolerance of diversity, the control of disruptive behaviour and the management of dependency. It enables a society that professes liberal values and individualism to impose and re-inforce conformity. It disguises the economics of a system in which human labour is valued only for the profit it can generate, marginalising all those who are not fit or not willing to be so exploited.

– Joanna Moncrieff [1]

《房間》在2008 年由Kubrick 與廿九幾共同出版,距今已經九年,書中提到的人和事以至香港的社會狀況,都有了顯著變化,但我仍然無法看清發生在書中那個「我」身上的災變,彷彿還沒有足夠距離看清它的全景。

今天我依然疑惑,假如二十年前在殖民地大學保健診所執業的那個白人醫生,沒有給我「中度抑鬱」的診斷與一顆當時非常流行的「抗抑鬱藥」Prozac,後來的一切會如此發生嗎?「我」會否在其後的人生處境中,有不同的遭遇和選擇?

後來我知道,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並不是獨例。據2015年的數字,「醫管局正為逾21萬名病人提供精神科專科服務。」[2] 21 萬人,足可爆滿五個政府大球場,或包圍政府總部幾多圈?為何未有生成自足的支援網絡,成為自主的群體?香港的「精神病患」從未連結成一集體力量,更遑論與其他受壓迫群體連結,這是病人權益組織、社運與「左翼」活動家應該好好反省的問題。

社會保障制度落後、遵行資本主義叢林法則的香港社會,要將21 萬人放逐於人群、院舍或不同的家庭悲劇與個人地獄裡,使其殘障自困,以昭示那套扭曲人性的社會政治經濟秩序方為「正常」。自命正常,對施加於「精神病患」與其他「不正常者」、「失能者」的種種不公平待遇,緘默不反對的人,就是我們。我們擁護資本主義的支配秩序,我們就是這個叢林社會。

但「精神病患」是各有其傷害史與生活艱難的個體,也就是我們身邊的親人朋友愛侶與鄰人,不是統計數字的零頭,更加不是某些評論者侃侃而談的「文化隱喻」。我必須強調,「精神病患」是醫藥業與精神科診療的受害者。全球精神科葯品市場的市值每年超過700億美元,[3]專利藥物的豐厚潛在利潤,誘使跨國藥廠以無所不用其極的合法/不法手段促銷,以期增加服藥人口,拓展市場。當「精神病」與「情緒病」的診斷定義變得愈來愈寬鬆,精神科醫生猶如毒品拆家一樣,每天從早到晚不停處方危險藥物予正處於各種人生困境中的求診者。

被診斷為「精神病患」,在沒有充份資訊之情況下被處方予各種藥效未明、「副作用」與後遺症嚴重的危險藥物,導致長期藥物依賴,健康每況愈下,又因病稱的污名而遭遇各種歧視、二度創傷與人生波折,我認為這是沒有人「應得」的痛苦。同樣道理,現行法例容許的電擊(ECT)、強制羈留、強制餵食、綑綁、強行注射鎮靜劑等等無視人權的「治療」與「病房管理」手段,更是沒有人「該受」的折磨。我還沒有提及,「精神病患」經常遇到醫護人員、社工、家人與照顧者的精神虐待、性侵犯、侮辱與輕蔑。

當一個飽受生活壓力而精神與情緒狀況出現異常的人被診斷為「精神分裂」、「躁鬱症」、「思覺失調」、「焦慮症」或「過度活躍症」等病稱,其後加諸此人身上的各種暴力與不公對待,無論是強制羈留、監視生活,限制其社會參與,或差別對待其就業/教育/文化權利與需要,或以照顧之名剝奪其生活自主權,全都因為其患有「精神病」而合理化。所以我反對精神科「醫藥模式」的所謂「診斷」本身。判病與診療是一權力過程。精神科診療的本質為社會控制。我反對普遍存在於醫生、護理人員、社工、福利事務官僚與「病人」之間的權力不平等!

我深信,任何人的「精神疾病」必然與其生存的社會處境和遭遇悠關。精神科醫生和藥廠宣傳卻不停重覆說,此人有病,必須吃最新款的專利藥品,將複雜的社會因素造成的人生危機「個人化」、「病理化」、「醫療化」 。但精神科的「腦內生化平衡」論無法解釋,為甚麼在香港,女人患上「精神病」及「情緒病」的比例會比男人多四份一?[4] 貧窮兒童的精神殘障比例竟高達八成?[5]「腦內生化平衡」亦無法解釋,為甚麼在英國,黑人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的比率會多白人五倍?[6] 難道女人、窮家兒女與黑人的腦部,比男人、富家子弟與白人更容易出問題?這實在與納粹的意識形態無異。

抑鬱、焦慮、恐慌、絕望、甚至自毀尋死的念頭,是生活在高壓的現代生活處境中,每一個血肉之軀有感情的人都可能會經歷的狀態,也是很多人因為經歷創傷或人生危機,諸如喪親、事業失敗、前途迷茫、失戀、被迫遷、遭遇欺凌、暴力、性侵犯、家庭失和等等處境中的自然情緒反應!但因為每個人的際遇、社會條件、思考資源與實質支援等等的弱勢或差異,自會有不同的表達/壓抑的方式,但歸根到底,精神困擾及至於思想與舉止「失常」,乃肇因於真切的感情需要與生活需要,長期得不到理解與照顧,生活困境得不到適切援助,無法解決。把處於人生危機中的異常情緒反應和行為,說是一種需要看精神科醫生、吃精神科藥物才能「治療」或「控制」的「精神疾病」,並不會為這些血肉之軀的人生創造復元的條件!相反,因為「精神疾病」的標籤與社會歧視,又因為精神科藥物的各種副作用、後遺症與藥物依賴問題,卻令到這些人兒想要重掌生活、投入社會的路,越岔越遠!

我們對待抑鬱、焦慮、恐慌、絕望甚至想尋死,甚至行為「失常」的人們,都應該肯定他們的感受和需要,應該陪伴他們(及他們的親人與照顧者),讓人生問題在人生中解決,一個人精神失常,想死,以至殘害自己甚或危害他人,是因為他們孤單過著不想要的生活而絕望無助,我們要幫助他們由不想要的非人生活走出,走到他們想要的生活,而不是把他們判病、關進醫院,「治療」變成二度傷害,合理化壓迫他們的病態社會和叢林秩序。

我們必須重新認識一個事實:將「精神病」塑造為個人病理問題,其實是一種無視社會情境與分配正義的去政治化維穩論述。

我相信發生在許多「精神病患」身上的災難,原本可以避免。我們需要的是一個人與人之間能寬容共存,不以兢爭、考核來區別人,不以經濟價值或生產力為絕對價值,不同能力的人都能以適合自己的方式,平等參與的社會,只有在這樣的社會中,「精神疾病」才會得到真正的治癒。這個社會顯然還未出現,因為我們就是這個社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

1) “Psychiatric Imperialism: The Medicalisation of Modern Living.” Soundings . Issue 6. Summer 1997. p.63-72.
2) 2015年11月11日立法會新聞公佈,見:http://www.info. gov.hk/gia/general/201511/11/P201511110682.htm
3) ”Drugs for Treating Mental Disorders: Technologies and Global Markets.” BBC Research. Feb, 2014.見:http://www.bccresearch.com /market-research/pharmaceuticals/mental-disorder-drugs-phm074b.html
4)據政府統計處數字,於2013年,屬於「精神病/情緒病」殘疾類別的女性人口為91,500人,男性為55,800人。見:http://www.censtatd.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1149/T07_15.xls
5)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3年香港殘疾人士貧窮情況報告》,頁19。見:http://www.povertyrelief.gov.hk/sim/pdf/Hong_Kong_Poverty_Situation_Report_on_Disability_2013(C).pdf
6) Shon Faye. “We Need to Talk about How Mental Health is Political.” Novara Media. 16 August, 2016.見:http://novaramedia.com/2016/08/16/we-need-to-talk-about-how-mental-health-is-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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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則留言 10 Jan, 17

沒有人要寫信給精神病患

我還要把這個故事説下去,在偷來的時間一筆一筆寫下去,喋喋不休、幾近嘮叨而沒人聽見。它不是小説,不能算是筆記, 像女子死後被人打開的沒寄的信。

我冀願有被「確診」或「誤診」為抑鬱症、躁鬱症、焦慮症、 驚恐症、邊緣人格丶精神分裂等等名稱的人,言説這種經驗, 那無以名狀的,到底是怎樣的真實、構成怎樣的一種生活。

可不是要參加甚麼輔導支援組,每隔週回來哭笑不得。後來,就把藥廠和醫科生要你相信的事情,像輔導者和康復仲介那樣,把那一套視生活如同企劃的學問,當成儼如己出。甚至,把那套曲折湘洞的言辭,視作楷模,強加諸身邊的親人朋友。

沒有康復這回事呢!你聽過「感冒康復者」沒有?你聽過「腸炎康復者」沒有?感冒丶腸炎好返,還有人會叫自己做「感冒康復者」、「腸炎康復者」嗎?那麼,病不僅是病,它是社會性的一種生存狀況,或者和愛滋病、乙肝、肺結核相似⋯⋯ 他不僅是病者,而且是「帶病者」、隨時病發或復發;可是,「精神病患」不會傳染,基因遺傳之説亦始終未有確據,但他必須被個別處理,必須分流、隔離、監察,他讓人忌諱、恨惡不欲談及,他藏身人羣之中,是一顆「計時炸彈」。

但精神病患,是醫療藥業的受害人。

讓我們説説長期喫藥、打皮下注射、頻密或無序的覆診、給關進醫院、長久自我質疑、自我歧視,因著「治療」而致的種種身體狀況與變異、因藥物和此種生活而被切斷了的情感聯通, 是怎樣在不流血、日復日的境遇中,把我們的人生區隔成斷裂 的碎塊,無法拼成半條人命、外表完好無缺。

讓我們説説,對人的恐懼猜疑、對那個光潔有序的世界的質疑。因為我心無序、七零八落。

那麼,在還可以説下去的時候,要説下去,那不僅因為不忿──譬如有人在街上被劫、被打、給人非禮,他/她定會極力反抗、大叫「救命呀!救命呀!」或者反撲:「有無搞錯!?光天化日,當街、當眾咁猖狂⋯⋯」因為不忿、因為痛恨其不義。

更何況是被剝奪的人生?我,我們,何以守持一種忌諱?何以避嫌?何以無法直面那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災難?

是因為怪罪妳、卻説是理解同情的,是妳底親人愛侶?是因為向妳下藥毒害的,是專業專權?當他們跟妳説,妳應該⋯⋯妳不該⋯⋯妳為何要⋯⋯妳為何不⋯⋯,或者好言勸説,妳這樣是自限一隅、這樣是怯懦⋯⋯妳無以答辯,那個或輕或重的關顧與垂注,都對、都不對。別人向妳投予那種「包容」、那份「關心」,常常又是那麼武斷,容易把妳的一切思緒、一切艱難,一筆劃去。然後妳又會掉轉頭問,是我偏執嗎?是我不接受自己有「病」?

*

起初,妳以為即使難過,幾個月、一、兩年下來就會好了。心懐冀願,時光和人生可以用努力追回──並且人兒總是在某種不得已的人生卡口給斷定為「精神病患」──然後卻是三年、五年、十年或更長的光景。停學,失業,進出醫院,或得寄宿於「中途宿舍」,與親人愛侶生成隔閡,無法穩續的活出一個身份⋯⋯跌宕不能尋回,只能從憶述中賦予某種意義,但那個「人生故事」、那個「意義」連自己也説服不了自己;而且,同時在忘記,藥物令人渙散、令人忘記──

還清楚記得,一位幾乎毎晚來醫院探病的太太,她告訴我,老公接受了好多次「電擊治療」以後,時常會認不出她是誰,「⋯⋯佢連我係邊個都唔認得喇」。短暫的失憶據説是電擊治療的「副作用」,當然,情緒失控、意識混亂、認知能力衰退也只是「副作用」(1)但他的情緒非常穩定,證明治療有效,因為除了「有餅食就開心」他幾乎沒有了情緒。我與這位先生朝晚共處一個病房有好幾個星期,他看來不只是沒有情緒波動與起伏,而更像是沒有了情緒、喪失了情緒,或者已經離開自己的情緒,很遠很遠的一種抽離。他整天手放在背後,弓著背在狹促的病房來回踱著細慢的步,腳下的拖鞋沙沙躂在地板 上,穩定而沒有發展,只有沉默與禮貌,就是stasis,像光滑的冰球在光滑的冰面上滑行,如果不是空氣有阻力,它可以一直以同一個速度滑行到永遠。

你説啊,「電擊治療」,不是Jack Nicolson演那齣極大爭議的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2)、或Angelina Jolie那齣Girls Interrupted(3)裡煽情描述的「冷戰時代」才有的野蠻暴行麼?但它在我城、本港最先進的醫院裡還在做著,至今未息,而且我們已經沒有那種英雄和反英雄。它的「先進」,僅在於病人每次都要全身麻醉,注射肌肉鬆弛劑、插上呼吸機,四肢和頭顱被護墊繃帶縛著,免除了肉體痛苦和傷痕,去「電腦」。不錯就是用一個脈沖波型的電流直接電擊人腦(4)一星期兩次,至廿多次才算一個「療程」,所有讀數和觀察皆會紀錄在案,讓主診醫生和他們的學生,也就是我們讀中學時的那些理科班同學,跟進評估。它之所以是「文明」,更在於病人每每是在處方藥物的影響下,溫吞呆頓,未有家人或其他「第三方」人士陪同,受游説自願簽字接受治療,被告知醫療程序可能引致的後果和風險,與人無尤。法律以人身安全為由剝奪妳的人身自由,法律同時視妳能夠在此種情況下,就治療方案作出自決判斷。

而且我們又不是電影明星,演完這個角色可以演別個。

病人的家屬,無名無姓、無錢無權,更沒有作出「合理判斷」所需的專科知識。聞訊趕到的父母家人,或是驚惶的愛侶,只許「同意」把親人送進醫院,就是説,醫生只要填兩個表格撥幾通電話,就可以要求區域法院裁判官頒令,為「病人本身的健康或安全,或是為保護他人著想」,授權強制這名「患有精神紊亂,而其精神紊亂的性質或程度,足以構成理由將他羈留」的病人,作羈留觀察。(5)

隨後的一切,都是基於病人的利益,而且必須。

*

在還可以説下去的時候,我要説下去,但那不僅是因為不忿、不義,而是在長久的病患經歷中,漸從旁的一種角度看到發生在吾人身上的災難,可不能禁著驚嘆、不能禁著可怖。城市的秩序生活,是由人的生命、血肉作價。然後,因為這個認知,對「經驗」與「真實」、城市生活運行的種種前提,不能不懷疑起來,在懷疑而沒法證實的那場「人生」中流放。

災難,如Blanchot所言:The disaster: not thought gone mad; not even, perhaps, thought considered as the steady bearer of its madness. (6)在於恆常。

世上沒有多少動物和人類一樣,有自毀的行為、有自殺的念頭;動物界有爭地盤打架,有把性對手咬甩頭、有把子女吃掉,也有甘冒死傷而為了繁殖,可沒有「進化」到為了摧毀自己而自我摧毀這回事。好端端一個人想到要死、想到有人設計迫害,中間她經歷了甚麼?和要死的想法面面相覷,最後付諸實行,成了或不遂,是一種甚麼經驗?那是多大的絕望、孤獨?與死亡的意識、死的渴望與恐怖共存、與病萎肉身同處?每天必須要先擺脱死、才能想到活⋯⋯我曾經自殺過,在「深切治療部」從昏迷中醒來,除了肛門、尿道,全身插著管子不能動彈,口無比的乾渴、喉嚨塞著喉管難咽。半夜,在那個放滿儀器的冷氣房,只聽見鄰床的老伯沙啞在喊:「姑娘,俾我死咗佢啦,好痛呀⋯⋯姑娘!姑娘!」

但我現下説的沒這麼「形而上」,讓我只説「形而下」的唯物世界,我的服藥生活,它是那麼那麼細瑣,可是細瑣的環節一旦不能扣上,相連著的均要塌毀,藥物作用與「我」已是密不可分:

一天喫四次藥,每次相隔至少四句鐘,飽肚服。早晚吃的是西藥、中間的是中藥。吃西藥是要「穩定病清」,吃中藥則是為了「調理」吃西藥吃壞了的身體。每月老遠到上環見「經絡治療」師,舟車搖撼疲累,也是為了舒解身體裡的「毒」、祛除積壓全身的濕氣寒氣。

每兩、三個月又見精神科敎授,自從1997年入院掛單,三年又三年的緩刑犯似地,聽候他每次於三數分鐘面談中得出的判斷發辦,而我總試探著,讓我減兩、三毫克Paroxetine可以嗎?甲狀腺素補充劑可以停服嗎?長久爭持,是因為「以藥制藥」之無效,康復與進展的了無限期──

Prozac不管用,由「抑鬱症」演變成「躁鬱症」的元兇不是甚麼「潛伏病症」,而是抗抑鬱藥的使用不當、監察不慎。然後,為了控制「狂躁」的癥狀,又得下大劑量的鋰劑,與Serzone(7)同服;到「抑鬱」的癥狀回來了就再以T3 (8)抬高因為吃鋰劑而功能失調的甲狀腺素分泌⋯⋯到Serzone在歐美多處吃死了好多人而全面停產,就改吃「療效」一樣未明的Seroxat (9)、再加鎮靜劑Cipiram好了;T3吃得久了又出現另一堆內科症狀⋯⋯這就是我的「病歷」。

一早,我的性慾消失了,滿身病痛不適,每次請求逐步減省藥量,宅心仁厚的精神科敎授總是説,「再看幾個月吧。」好多好多個「幾個月」、好多次反覆下來,血液化驗報告呈視各種因藥物引起的身體機能異常,明明是腦下垂體激素分泌失調,甲狀腺功能衰退,明明是每天撒透明無嗅的尿(10)、明明是鋰劑服後12小時的血溶量不必達1.0 mmol Li+/litre的濃度,介乎 0.6至1.2之間、只要不至中毒水平都可以⋯⋯藥方和劑量左改右調,已是快有十二年。康復與進展始終無了期懸置。

*

長期而持續,沒好轉過,只有一種病況換成另一種病況。

每天疴爛屎、吡列吡哩很多水、很多氣那種,糟的時候一天幾次,是「胃寒」;身體要每天處理各種化合藥物,時常疲倦、口渴,愈喝水人就愈渙散;腰背總在痛,走路如搬動自己向前,沒走多遠就暈昏著,還有這個長久的「肝鬱」,晚上心緒不寧是因為甚麼呢⋯⋯肝,不正是消解身體毒素的一個器官麼?

假如,抗抑鬱藥是讓部份神經導體的蛋白結構改變過來,真的讓腦前葉的血清素回收減慢,達到「抗抑鬱」的效果,(11)此等藥物中介了的整個新陳代謝,卻愈令我的身體狀況日差。我能微笑著去舟車勞動、乘夜找樂麼?我能時刻微笑著去應對別人的要求嗎?我不能,那麼請嘗試理解,我不能,而非不欲。我不能裝可愛、我不能裝幹勁熱切,我想做到我不能做到的事情,但裝不了,總是好快穿煲露餡,令人失望、氣結──

Psycho-somatic不是,Bio-chemistry的介入不成、反成了像個癮君子,除了毒品只知道毒品。藥物的而且確在我身體裡作用,而且作用巨大,正好就是「藥效」之猛烈的反證:每次減丁點藥量,幾個毫克只是一顆藥片用刀片削去的一小角,斷癮症狀(Withdrawal Symptoms) (12)不到幾天就會猛襲,怕聲音怕得要命,樓上開水喉也聽見侵擾,焦慮不安交錯接續而萌生妄念,害怕出門,形容慚穢的心情,半夜總睡不著明兒又沒精打釆,這麼又得折騰三數個月才能適應平復下來。我變得極端情緒化,明明出了門又想著折返,一輪推理才打消了的決定,原點突然來到面前。我的精神渙散總是樣樣事情都不對,整天想哭沒半滴眼淚,日程都沒跟上,人家問這個那個,老半天才想起一句沒一句答話,突然就想到,死了算吧,又自我安慰著、無奈不知哪時了斷。並且,得把內裡歷著的一切,藏好。

我説呀,如果你是老闆,你會聘請這麼麻煩、又多多事實的員工嗎?如果你是家人父母,你不覺得真是前世造的孽、今生償還的累債嗎?如果妳是戀人,妳又準備付出多少,愛?

不錯,好的時候的確是好端端的,連精神科敎授也非常懂得「收割」別人努力的成果,「你不是一直吃藥,幾年來也沒有重大的病發麼?上次那小病發就是藥物的Buffer作用⋯⋯」此言論證邏輯謬誤不提,我為服藥的病患生活所作的一切努力和調整,如此給他一筆消費掉⋯⋯好的時候的確是好端端的,滿有志氣的時刻也有,只是一年下來,可能只得三幾個月如此。愛情啊,就請多等我三幾個月吧!讓躁鬱的循環過了,我就會頂著鼓脹的肚子、沒有性欲、工作丟了的身體,忍著腰痛又懼怕回家的路程,雙目發黑,來看妳。妳給我一個輕薄微笑,妳禮貌問好,我就心滿意足,也不懂得如何繼續下去。

天氣一轉丶藥量微調,或身體忽然出了毛病的關節眼?我只能沒精打采的來到面前,心不在焉的敷衍著一切似地。表情僵硬的,有另一個自己看待著自己,我知道別人投訴的一切,我聽見,卻沒能正確反應;確切一點説,是對別人要求「出席」的 那個誰,非常冷漠,情緒和傳意的通路切斷了。

*

時間是甚麼呢?忘記,讓時間停駐、反覆載滿的感傷又把時間擠溢度外⋯⋯人家都説:「你還後生呀!」一個病壞的青年,因此只能相信眼波的流動、共處一室寂然而了無動靜。我獨是覺得自己老了,在街上看到乞兒流浪漢、殘障者和孤獨在過馬路的公公婆婆,吱喳亂跳的小女孩,就立時心軟。他們成了我底存在的詰問,我無以答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有關「電擊治療」對病者認知能力的長期損害,及主流醫學界對此種損害的確認與「康復」方案,可參考:Sackeim, HA et al. “The Cognitive Effects of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in Community Settings.”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32(1), 2007: 244-254. 及,Mangaoang, MA & Lacey, JV. “Cognitive Rehabilitation: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of Persistent Memory Impairments Following ECT.” Advances in Psychiatry 13, 2007: 90-100.

2. 1975年上映,由Milos Forman執導,改編自Ken Kesey同名小説。作者於加州門洛帕克戰爭元老醫院(Menlo Park Veterans Hospital)工作期間,曾以志願者身份,參加中央情報局屬下「Technical Services Division」資助的一項名為「Project MKULTRA」的「思想控制」 (Mind Control)研究,期間服用過多種藥物作人體實驗。該等研究之目的,是掌握以藥物控制手段,進行催眠、偵訊、拷問等情報工作的技術;實驗藥物包括LSD、海洛英、大麻、Mecaline、Tamazepam、Sodium Thiopental等。

3. 1999年上映,James Mangold執導,改編自Susanna Kaysen的同名回憶錄,講述1967年作者於十八芳齡仰藥自殺不遂,被診斷為「邊緣人格障礙」(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於麻薩諸塞州Belmont的私立 McLean醫院住院期間的經歷。撰寫此書期間,得由律師協助方可取回自己的病歷紀錄。

4. 除少數國家如斯洛文尼亞已禁用此法,大部份歐美洲國家或地區,依然有採用「電擊治療」 ,在實質操作上的各項參數(如電流量、電擊時間、病人每次麻醉中可接受的電擊次數多寡等)至今未有國際認可的指引和評量準則。

此外,大部份採用此法的國家或地區,包括香港,並未有相關法例規管,公立或私人執業的院方採取此法亦無須向醫療當局呈報數字,故此接受電擊治療的人數和人次難以準確統計。然而,據Hermann R, Dorwart R, Hoover C, Brody J (1995)的一項調查,在1980年代後期,美國每年至少有10萬人接受電擊治療。Pippard, J & Ellam, L(1981)另一項類似研究指出,單在1980年,英國有至少5萬人曾接受電擊治療。

到目前為止,世界衛生組織(WHO)亦僅就未使用麻醉與肌肉鬆馳劑的電擊治療(unmodified ECT)作出禁用呼顳。印度、日本、尼日利亞等地仍有採取此種未經改良的電擊治療。

5. 詳見《1997年精神健康(修訂)條例》第136章31條。就「精神紊亂」丶「自願入院」丶「公職人員」等字眼的釋義,見第136章2條。

6. Maurice Blanchot. The Writings of the Disaster (L’Ecriture du désastre). Trans. Ann Smock. Lincoln &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1995. pp3.

7. 即Nefazodone Hydrochloride。美國藥廠Bristol-Myers Squibb(BMS)出品,1997年通過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FDA)檢查。此藥物不屬 SSRI或三環索、四環素類藥物,藥理與Trazodone接近,其主要作用為阻擋突觸後膜(Post Synaptic)的血清素5-HT 2A受體之正常工作,被視為有「抗抑鬱」效用。有研究指服用此藥的美國病人,患上致命或須要進行移植手術的肝衰竭之機會率,比一般人高至少4倍。BMS於2003年已陸續停止供應此藥,至2004年6月全面停止供予美國代理商,正式撤出美國市場。該藥一般處方予抑鬱症患者,惟對未有顯著病癥的病者(Remitted Patients)而言,服用此藥的「長期」療效(多於52星期以上),並未有臨床實證。

有關Serzone與肝衰竭的關係,及檢索其他藥品的藥劑資料,可參考藥品資源網「RxList」:http://www.rxlist.com

8. T3(Triiodothyronine),三碘甲狀腺原氨酸,甲狀腺賀爾蒙一種。品名稱為「Cytomel」的Liothyronine為人工研製的替代品。

9. Paroxetine Hydrochloride。葛蘭素史克(GlasoSmithKline, GSK)出品,台灣譯作「克憂果」。另見:註#12

10. Nephrogenic Diabetes Insipidus又稱「尿崩症」,與一般所指的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有別。長期服用鋰劑導致腎臟無法正常接收丘腦下部(Hypothalamus)分泌的一種抗利尿賀爾蒙(Antidiuretic Hormone, ADH or Vasopressin),令腎臟內直接受此種賀爾蒙影響的集合管滲透率偏低,因而無法正常進行水份再吸收的工作,大量排尿導致人體內的電解質失衡,亦引致血壓偏低。

11. 用以「治療」抑鬱症、專注力缺乏過度活躍症(ADHD)等的SSRI 類藥物,除了直接導致神經突觸後膜的血清素受體5-HT 2A數目減少,達致所謂「選擇性」抑制血清素的回收外,更對腦部的生化平衡起著其他各種作用,直接受此類藥物影響的,至少包括多巴胺(Dopamine)及 Norepinephrine等多種單胺神經導體與荷爾蒙的水平,而且此類藥物的實質操作詳細(mechanism of action)至今不詳。對於腦部生化平衡或神經導體的實際作用條件,精神科執業亦沒有此類檢查可言。

12. 諸如「Withdrawl」 (斷癮)、「Suicidality」 (自殺傾向)等字眼的使用,是藥廠與藥檢當局爭持的關鍵。藥廠在一個藥品投產上市之前的前期臨床測試與藥檢程序等各個環節,需要呈交大量研究資料與文案以支持產品的安全性及效用。以2000及2002年,Nguyen & Farber與Lacuzong v. Davidson等先後控告SmithKline Beecham的索償訴訟為例,專家證人於法庭頒令核查的GlasoSmithKline業務人員與美國食物及藥品管理局(FDA)的來往通訊及文件中,發現藥廠提供予藥檢當局及負責進行臨床測試的醫護人員的資料,包括服用、及停用Seroxat(美稱該藥為Paxil)引起的不良作用、兒童及青少年服用風險等方面皆有作出扭曲與隱瞞,而且提交不實的測試結果,要求豁免更改藥物的標籤與警告説明。

原刊《房間》 (郭詩詠篇,香港:Kubrick/ 廿九几, 2009)頁14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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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則留言 13 Aug, 16

呼籲我的朋友

呼籲我的朋友,請不要再分享或傳播任何將「抑鬱」說成是一種需要看精神科醫生、吃精神科藥物才能「治療」或「控制」的「精神疾病」之報導。此種說法只會令更多人從此成為精神科受害人。

所謂「腦內生化平衡失調,需要服藥矯正」的說法,是藥廠將人生經歷的各種情緒疾病化以圖利的宣傳,事實是大部份精神科藥物皆是「能夠穿越血腦屏障,直接作用於中樞神經系統,使大腦腦內神經傳導改變,產生興奮或抑制」的Psychoactive Agent,部份藥物更與安菲他命、可卡因、米達挫倫等「毒品」同屬「可濫用及高危」,此等藥物的聲稱療效實與安慰劑無異,其可能引起的健康風險如腦退化、遲發性神經疾病、內分秘紊亂、性功能障礙、藥物依賴等卻往往被刻意淡化。無數案例(http://ssristories.org/)亦顯明,精神科藥物與自殺、自殘、傷害他人的暴力行為相關!惟精神科執業只以「病人」或其監護人匯報的主觀描述作為醫生「診斷」與處方藥物的基礎,實際上只是在短促的會診之後,藥石亂投的Trial and Error,精神科執業並──無──任──何──可重覆的檢測方法,以判定此等危險藥物施於人體的具體作用!精神科醫生因為其專科訓練與利益誘因,亦甚少為病人進行其他檢查,先行排除其他同樣可能導致類似「精神病癥狀」的狀況,諸如環境中毒、飲食失調、其他藥物影響、內分泌或免疫系統疾病之可能。又因為其專科訓練,對求助者狀況的其他個人與社會性因素(諸如貧窮、家庭背景、欺凌、性暴力等創傷經歷)沒有充份關注,未有對症就下藥。

所謂「調節生化平衡」的藥理基制,因個別人腦在壓力、情緒、飲食、其他疾病或其他藥物影響下的各種變動,根本無法有效預測。更重要的是,藥物上市前的安全性研究與臨床實驗,多為時短暫,數據基礎不足,實驗對象又以健康的成人志願者為主,未能反映其他諸如青少年、老人群族或有其他疾病的服藥人口長期服用該等藥物的風險,更甚者藥廠往往因利益所在,操弄數據、隱瞞事實,以至醫學界的知識生產,亦多為藥廠贊助與壟斷,對其他「非藥物療法」的探討長期備受擠壓。

我想說的是,抑鬱、沮喪、焦慮、恐慌、絕望、甚至尋死的念頭,是生活在如此高壓的現代生活處境中,每一個血肉之軀有感情的人都會經歷過的狀態,也是很多因為經歷創傷或人生危機,諸如喪親、事業失敗、前途迷茫、失戀、被迫遷、遭遇欺凌、暴力、家庭失和等等處境中的自然反應!但因為每個人的際遇、社會條件與支援網絡、思想資源等等的弱勢或差異,會有不同的表達/壓抑的方式,但歸根到底,精神困擾及至於「失常」,乃肇因於真切的感情需要、生活需要長期得不到理解與照顧,對於這些人生狀況,說是一種需要看精神科醫生、吃精神科藥物才能「治療」或「控制」的「精神疾病」,不會為這些血肉之軀的人生創造復元的條件!相反,因為「精神疾病」的標籤與社會歧視,又因為精神科藥物的各種副作用、後遺症與藥物依賴的問題,更令到這些人兒想要重掌自己生活、投入社會的路,越岔越遠!我們對於抑鬱、沮喪、焦慮、恐慌、絕望、甚至想尋死的人們,應該肯定他們的感受和需要,應該陪伴他們,讓人生問題在人生中解決,一個人想死許是因為,他孤單過著他不想要的生活而絕望無助,我們要幫助他由不想要的生活走出,走到他想要的生活,而不是把他們判病、關進醫院,「治療」變成二度傷害,合理化壓迫他們的病態社會和叢林秩序。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人與人之間能寬容共存,不以兢爭、考核來區別人,不以經濟價值或生產力為絕對價值,不同能力的人都可以以適合自己的方式,平等參與的社會,只有這樣的社會中,「精神疾病」才會得到真正的治癒。這個社會顯然還未出現,因為我們就是這。個。社。會。

(14/3/2016 Facebook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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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則留言 14 Mar, 16

免疫身體

The best strategy for bringing about someone’s ruin is to eliminate everything which threatens him, thus causing him to lose all his defences, and it is this strategy we are applying to ourselves. By eliminating the other in all its forms (illness, death, negativity, violence, strangeness), not to mention racial and linguistic differences, by eliminating all singularities in order to radiate total positivity, we are eliminating ourselves.

– Jean Baudrillard (1)

自從兩株四五層樓高的大樹被五個男人三把電鋸在兩個看見樹倒下會笑的人監督下砍掉,他家向東的一側突然變得空空的,他聽說,這片地將會建起三幢村屋。這片地和旁的一塊稍大的荒地之間,有一僅夠兩人通過的小路,出入村裡的人常會在路上相遇,要是有人走在前面,後面的人難以超越,碰面的人多會側著身子快步走過,很少會停下來讓路。

當日叫他看著心疼,橫陳豎裂的斷枝與枯葉堆,今已長出繁茂野草,幾株他叫不出名字的扁葉植物已長及肩,鄰屋後來種的一株木瓜樹也掛著兩圈青色的果。最近又有揹著剪草機的工人在小路另一邊的荒地忙活,春末突然轉冷的陰霾天,地上露出泥土的褐色,氣油與草葉碾碎的氣味不散,半天下來又是一堆堆枯枝丟著,此一長一滅,讓他從那扇向東的窗口,在一株剛長在鄰屋地界沒有被砍的老樟樹和荒地上還立著的幾株小樹之間,如暈影般把視線收束在二三十公尺外灰白瓷磚外牆的村屋一側和它的園子。園子不過是屋後圍起來的水泥地,光禿的一片灰,卻擺著兩張綠白條紋的尼龍躺椅。

那幢村屋和八十年代建成的大部份村屋沒有兩樣,平頂、沒屋簷,茶色玻璃深棕色平開鋁窗,無窗台亦無其他裝飾性設計,沒有近年強調透明空間感的大幅窗口或玻璃陽台,平平無奇。要不是它剛好出現在窗口正前方的視線上,他幾乎不曾留意過它。實在,他記不起自己曾經這樣看著這幢小屋。但他看著那空蕩的天台卻突然意覺到,多少夜晚聽到附近傳來的叫罵,夾雜暴怒的粗言穢語,或痛苦哭喊,或是棄絕於言語限界,讓人聽著撕心裂肺的嚎叫,一定是來自這屋子裡住著的人們。那不是直覺,而更像知道。卻是此際,他才看見園子的矮牆上粗陋架起的鐵絲圍網,如小農圈養家禽牲口的圍欄,可隨時拆去卻一直待著變成久遠,而且窗洞與冷氣機位全裝了格欄。此際,一個長得略矮但身形結實的少年從屋裡走到園子,他穿著深藍毛衣,頸脖緊緊的、頭傾著向前快步走過,沒幾步到了牆沿,又得止住前傾的去勢轉身折返到,又走到屋前一扇淌開的窗外向屋裡丟了句話,又沿著矮牆走到屋子的另一邊‧‧‧‧‧‧他說不準少年臉上的表情是歡快或是煩厭,但從那個不遠不近的距離,他無疑認出那行走的步態,一下過於熱衷的跨著步,身子卻跡乎僵直,頭顱重壓著肩膀,腰股緊著腿卻軟沉,旋踵一刻快要跌出去卻又踏在另一腳前。

他就記起那許多被關在一起的人中間曾經有如此走路的少年,他甚至記得他只十五歲,要是活到現在已是三十出頭的大人,粗眉大眼方正的臉,臉頰乾燥緋紅,跟人拿到吃的或是作弄人的時候會禁不住笑,偶然家人來看他會掛上另一張沉默的臉;於是他記起那總是吃不飽、無汗,虛弱暈眩的感覺,就在眼後,就在胃的壁底就在他站立的所在,因為一切都在身體發生,一切都是身體記憶,為了早餐那幾份加了糖的麥皮有人會爭起來,還有那多月來那麼安靜一天卻突然往門外跑了出去,走不到幾層樓梯又給人抓回來綁在床上泣不成聲的,沒有名字的同伴。他一整天要不是捲縮在披子裡就只坐在床上頭靠著牆,看著旁的人的眼神幾乎安靜既不是冷也看不出有甚麼值得期待,他不看書報不看電視不聽音樂不和人下棋不參加「職業治療」也不會跟醫生投訴吃藥的不適,要吃藥的時候小杯開水一下吞服伸出舌頭讓護士檢查,要吃飯的時候就坐到其中一桌吃飯,要洗澡的時候去跟幫忙的工友拿肥皂洗澡,有時他聽到別人說的笑話會湊興的笑,笑的時候好像抱歉自己會笑,他幾乎看見那張撲克臉。他想要逃跑那天,護士交更匯報日誌早餐派藥醫生巡房好些人去了「職業治療」還沒到吃飯的時間,他記得他在門口和大廳之間來回踱著步,只是沒有人注意到他,手不知要怎麼安放的焦躁模樣;如他與他,他曾在囚禁的病房中不得渴望,除了指定幾種無償勞作,終日只可在兩列床位中間的走道上來回徒步,時間變成向前跌宕傾出的慣性,住留在裡面的譟動,所有叫不出的怔忡不安與沉悶無以抵抗。病房的窗全裝上鐵枝,每天準時服藥,晚餐後的牛奶淮鹽梳打餅乾,廁所尿臊中偷食香菸變成安慰,從這邊走到那邊不過二三十步,外面沒有甚麼外面,只是醫院的另一幢樓。

那是一個沒有女人的世界(2) 不能哭不能叫喊,自慰會被制止,一切溫熱的會冷卻。就像一個單字足以喚起掩埋記憶底層的毀壞,或某個不足注視的小節卻捲起記不起作過的夢中場境,於是他明白,那不曾踏足天台不能走出陽台,躬著背眼睛只盯著前面一處空無,走路跡乎歡快、跡乎忘卻的少年,與所有在各自卑微的人生中流放不得歸返的「病患」命運大抵雷同──他目賭的片刻,冷雨凝結在低矮的雲上欲墜難墜,在那平平無奇的小屋之上無神喻之光無哀樂聲無人鋪陳敘述,僅一小屋了然在目,有人在園子走過;而他看見。他以為忘卻的一切,無人目睹發生,時光迢迢,不論他搬遷幾多次,卻把他再次帶到這窗前目睹對面一幢屋子的後園,安放彼此的時間觀點消弭,此際,從屋裡走出另一壯胖少年,一隻手拉著夾克的領口,一隻手直直擱在身旁,他辨不清到底是蛋黃色的夾克或是長期在室裡生活讓他的臉色顯得那麼蒼白,少年的頭髮刮得極短,顱骨的起伏突現,有一條看不見的長長細線從眉宇間拉著那具身體,僵硬的走到房子看不見的一側,卻又在另一天的溫煦日光中、在別的季節,如另一人般折返屋裡。他以為,二十年前因為想打電話回家與護士爭執起來,就在他身旁被強壓在床上捂著驚叫用繃帶梱綁以後再打一劑Haloperidol 哀求不得喝水醒來還要道歉的,在他身旁被人脫光衣服用冷水淋著要在眾人面前洗刷私處的,在他身旁被人送往隔離與電擊的少年與男人們,他以為,都與這些剛從小屋走出來的少年無異,少年不過是,他們的影子,換掉的雙生兒。

那暫時的荒地遂變成遺忘之川,房子如鏡映,除了座向剛好對反,他住著的房子與對面那幢沒有兩樣,一樣的白灰瓷磚外牆,一樣的門窗,一樣的圖則與實用主義,同源於殖民地政府與新界鄉紳的政治交易。腳底的地板不過懸空支在銹蝕的鐵枝和幾片薄牆之上,眼前於一幢水泥建築的某窗洞明晰展開的層層光景,不也就是他人的過往、他人的未來,從失鄉者的徙置區到新市鎮屋邨,從一種經濟模型到各種規劃的人生場景,從醫院分流到宿舍,從宿舍送返診所,任其被破壞中樞神經的藥物毒害,從瘋人身上褫奪瘋狂,那屋裡跑出來的人其實就是自己。(但他不是他們,他的濫情讓他覺著可恥。)好幾次,他發現自己裝著在翻小桌上的書報,或是給自己藉口拿別的東西,在窗前看著那幢村屋‧‧‧‧‧

從那雨篷下走出另一少年,他的襯衣幾顆紐扣打開露出古銅色的胸膛,好像沒想起自己要到哪裡在園子的一隅來回了兩遍,卻轉身走到牆下,彎下身又站起來,嚴肅著臉,一隻手捏著甚麼直往鐵絲網外丟出去,閃著陽光,是一隻白色蝴蝶──他裡面一下顫動,有些甚麼給推擠往身體以外,卻沒法穿過身上的一層皮膚,那麼他只能看著──他甚至不能說知道,他人受難,他人以無人曉得的方式活著。他不能述說他不知道的一切,僅可在一具疲倦身軀的限界中經歷感官展開的荒漠,指認不自由的自我意識、世界的無可指認。他清楚知道,敘述,最終沒法接近他人沉默的存在;他只能渴望,不知道欠缺甚麼。

_________________
1. Jean Baudrillard. The Perfect Crime. Trans. Chris Turner.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8 (1996). p.13.
2. 句子取自意大利科幻小說家 Virgilio Martini 的小說 Il Mondo senza Donne (1935) ,英譯作 The World Without Women. (Emile Capouya, 1971)。布希亞以此書討論科技官僚化與虛擬社會的異質性危機,見:Jean Baudrillard. The Perfect Crime. Trans. Chris Turner.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8 (1996). p.111-114.

原刊《字花》55期,頁36-38,5-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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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則留言 08 Jun, 15

讓所有人住進監獄

台北捷運砍人事件發生以後,沿線都有加派警員,部份繁忙車站更時有見到持衝鋒槍的特警巡邏。每見到穿了避彈衣的荷槍警員在車廂裡走過,更形緊張,因為有了武裝巡警,遇有突發事件就有「使用武器」的可能。而武力只會觸發更高等級的武力。

警力提升同時提升了乘客面對的風險,所謂「安心」其實是把責任更高度集中於一兩名巡警身上。台北捷運每天載客量約180 萬人次,一個毫無特徵亦不會事先預告犯案的持刀者,可以在短短一兩秒間從五、六公尺外快步衝向警員刺傷,而警員處於被動,要及時拔槍,瞄準行動中的襲擊者,以癱瘓其行動力為射擊目標;我不知道大眾憑甚麼相信警員可以在擠迫的捷運空間裡確保:1)開槍不會傷及無辜;2) 槍枝不會在混亂中被搶去。

在時分不能有誤的上下班上下課途上,能在快速前進的冷氣車廂中與大夥陌生人靠在一起打蓋睡、癡呆地玩手機的安靜和平,突然顯出它極其脆弱的本質。

此種恐懼,與不甘,大概就是事發後一輪造魔運動的燃料,為了保護文明社會有情的自我形象,及其支撐的價值秩序不被動搖,媒體邀請心理專家、精神科醫生與各種「知情者」按圖索驥,連續多天公審一名有「反社會人格障礙」的「狂魔」及其失能家庭。臉書上出現多個類似「鄭捷處死刑」群組,仇恨言論不絕,讚好人數幾千到十餘萬不等。

警政署除了嚷著預算不足,更計劃建立「高危險群資料庫,把行為偏差的學生,和精神病患、反社會危險群等一同列管,作為防範參考」,一直被主流社會排斥的他者,再一次被污名化,成為無能政府徉裝有做事的政治犧牲品,亦讓人懷疑當局藉社會悲劇擴大社會監控!部分警局為了「防範未然」,更荒謬到要求警員熟讀《金田一少年》等有殺人情節的漫畫著作。網上模仿鄭捷發表「犯案預言」者,至五月底共拘捕 21 人,另一在臉書上建立「鄭捷粉絲團」的大學生,日前則涉嫌刑法「恐嚇公眾罪」被捕。

當不停玩計數機的自閉症少年都可被搭客懷疑施襲,沒有人知道警察的權力要擴展到多大,社會才安全到沒有「下一個鄭捷」。

原刊《明報》世紀版「散景與叠影」,21/0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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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23 Jun, 14

三個問題

《房間》是獻給「精神病患」或精神科受害人的一本書。
你身邊總有一兩個「焦慮症」、「憂鬱症」、「強迫症」、「精神分裂」、「過度活躍症」病人,再多的病稱、再多、再新的藥物,並沒有治癒我們的人生。
《房間》裡面的「我」是個癮君子、是個怪物,經年受藥物反應與後遺症宰制,感情麻木、思想反動、欲望被閹割、憤懣卻總是軟弱,在房裡孤單寂寞,走到街上還是孤單寂寞。 可是這個「我」,跟所有人都有幾分相像,彷彿沒有真實比「一個人的真實」更真實。
如是,《房間》要追問的不是痊癒的可能於否,而是痊癒的條件何以給一一切斷?宰制與服從、依賴與遺忘,是如何每天達成?正當、正常的定義在怎樣的社會脈絡中變得愈來愈狹窄?我們──無論「有病」與否──又是否願意活在此種殖民境況?

下面是應第十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活動主辦方要求寫的「得獎感言」(約200字):

《房間》是獻給「精神病患」或精神科受害人的一本書。

你身邊總有一兩個「焦慮症」、「憂鬱症」、「強迫症」、「精神分裂」、「過度活躍症」病人,再多的病稱、再多、再新的藥物,並沒有治癒我們的人生。

《房間》裡面的「我」是個癮君子、是個怪物,經年受藥物反應與後遺症宰制,感情麻木、思想反動、欲望被閹割、憤懣卻總是軟弱,在房裡孤單寂寞,走到街上還是孤單寂寞。 可是這個「我」,跟所有人都有幾分相像,彷彿沒有真實比「一個人的真實」更真實。

如是,《房間》要追問的不是痊癒的可能於否,而是痊癒的條件何以給一一切斷?宰制與服從、依賴與遺忘,是如何每天達成?正當、正常的定義在怎樣的社會脈絡中變得愈來愈狹窄?我們──無論「有病」與否──又是否願意活在此種殖民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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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22 Dec, 09

簡單來說鋰劑/鋰鹽 (Lithium Carbonate)


服食鋰劑/鋰鹽 (Lithium Carbonate)以作為「情緒病」(Affective Disorder) 諸如躁狂症 (Mania)、躁鬱症 (Bipolar)之「病情維護」 (maintenance) 的病人,因鋰劑/鋰鹽的所謂「治療劑量」(Therapeutic Level) 與中毒劑量極為接近,初期服用必須嚴格監察,以後每隔2-3月驗血一次,以確定劑量是否合適、有否鋰鹽中毒、甲狀腺機能失調等跡象。以我為例,醫生並沒有每隔2-3月讓我驗血一次,驗血報告每回都不讓我看,他自己也是在驗血2-3月後、我再次覆診才翻開來看的。每次由外判合約制僱請的生手護理員把針管扎進手肘的皮下靜脈、左刺右探連拿針筒的手都緊張起來,好難才抽足分量的四、五枝深紅色的溫血樣本,要化驗的項目包括:

Amylase, plasma

Calcium, plasma

Lithium, plasma

Renal & Liver function, plasma

CBC with differential WBC

Glucose random, plasma

phosphate, plasma

TFT, ? Primary, Hypo/Hyper-thyroidism

妳不需要知道上述名詞的意思——妳開始去查的話,很可能也想寫一本《房間》、或者想殺人、或者自殺、大聲疾呼——妳只要這麽想一想吧:如果服食這種「抗精神病藥」沒有影響到肝、腎、甲狀腺功能、白血球數目、也沒有影響澱粉酶、磷酸鹽、葡萄糖、鈣質等的血含量,驗血驗那麼多項目來幹嗎?單就驗Lithium, plasma 不就成了?

那麼,此種被用作「抗精神病藥」的工業用原料即使真真有影響到中樞神經系統的生化平衡、並且如精神科醫生堅稱一樣,有達到穩定情緒的「療效」,它同時直接影響到服用者的肝、腎、甲狀腺功能,而且在整個新陳代謝系統中,與白血球數目、澱粉酶、磷酸鹽、葡萄糖、鈣質等血含量作為功能指標的各種內科機能(諸如內分泌、血液透析、骨質修補等) 和免疫系統的正常運作,皆有受到可大可小的影響。

藥不是醫病祛痛的藥、而是天天施壓在天秤一邊的秤陀,另一邊才是健康,病與病體互為宿主、連生綑縛。

其他諸如藥物成癮、由長期服用「抗精神病藥」引致的神經官能性後遺症,以至更根本的醫學倫理、藥檢制度漏弊、「病人」就診療方案的知情權、自決權等等,先暫且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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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則留言 13 Jun, 09

哀痛之難

自殺是最強烈的抑鬱:我活不下去了,生命那麼醜惡,你們每一個還生活著的人是那麼醜惡。
自殺令我們每一個還活着的人羞慚:你說你說,你的生命有何價值,令你可以毫不羞愧的活下去。
我們還可以怎樣回答。

—— 黃碧雲〈無人相認〉

我從朋友發過來的電郵得悉M 前幾天晚上跳樓自殺死了。

我不知道對於一個人的死,作為生者可以說甚麼。(不可能的!──是她。)

死者不是歷史人物,我不能帶著借古鑑今的眼光去評斷她或她在某個歷史時期的「位置」與社會學研究「意義」,或者說,如果「歴史現場」是還未宣佈成為過往的現在,時間因為記憶與想願而變成捲曲、折叠。死者與我不算相識,但也不算不相識,我無法以路人論者「無知」的位置理解她的死,也無法以親人朋友的悲傷去悼念。

死者算是我的讀者——那純粹是語言文法使然,一個作者不能擁有「他的讀者」的;「讀者」是指她讀過《房間》。她的死被說成某種典型:優才生、受不了課業壓力、壓抑情感、躁鬱症病患…… 典型與「真相」之間,情切之處頓然落空:Time is a joke we keep on telling the wrong way.

M 來過七月的一場書會,我在二、三十人面前跟她吵了一場架,關於精神科「治療」演進和「病者」身份標籤的不同見解。她不是我的粉絲、也不是整天盯著肚臍眼覺得抑鬱很浪漫、很文藝的另外那種。她帶著問題來,帶著更多問題離去,又在網誌上寫了些反駁著我去讀,我沒有回話,我只是覺得她太急著想抓住一種說法,以處置自己正歷著的困擾。

當時。我覺得她突然發言頂撞,是在惹人注意,就像故意搗蛋的那種小女孩式撒嬌可是表情語調走了拍,我也對她很不客氣,而且精神科醫生會說的論調我聽了十二年、幾代「抗抑鬱藥」我和一些朋友都吃過,真的夠了!以社會功能障礙劃分「疾病」、用危險藥物長期轟擊大腦中樞神經作為「治療」,並沒有讓人對自己的人生更負責,僅成全了一種制約 (Conditioning)。到她轉頭說自己不只是醫科生、也是「同病相憐」的病者,我感覺很差、彷彿我的坦陳終究是為了被嘲弄、或僅是為了讓人「認同」……

我方才記起那天臨走的時候,我跟M握過手,輕輕的,大家都有點尷尬,但是大家都需要那一下輕輕握手。因為這種極其薄弱的體諒、或連繫感,我無法別過臉不去想,她後來的自殺。我彷彿看到的是醫科生與「躁鬱症」病患的雙重「身份」在她身上打架、無法疏導對自己的「精神病歷」的壓抑、怨、愧、反抗。我以為她會好起來的。我以為她能夠開始跟人談起這些,就會慢慢鬆開那無形的緊束衣和防衛機制。

後來我才知道她那麼年輕。我像她那個年紀的時候,一定比她還更「倔強」、「癡狂」、「離羣」。再回頭想,12、13年前,大學校園以至香港的社會氣氛,似乎比今天濶落、鬆動好些。

*

我是自殺遺族、倖存者,我願意相信,她本來就不會自殺的──死是可以的。死前經歷的痛苦、冷漠、不流血暴力與割離並不。

死者趁深夜,大家在睡覺、在上網、看電視的時候,在一幢公屋的電梯大堂附近徘徊,遺下寫好的「遺書」,在一米多高的欄河前面,她看到甚麼?聽到甚麼?然後,她攀過那欄河,危立廿多層樓上面那一截石,她看到甚麼然後就合上眼踏空那一步?

我一直丢不開腦裡那個情景:許多幢幾十層高的大厦、許多家戶亮著白的、黃的電燈。汽車在馬路上行駛、車燈流動。晚歸的人在街上。

M最後一次看著這個「世界」,一定就是眼前有許多幢幾十層高的大厦、許多家戶亮著白的、黃的電燈,汽車在馬路上行駛、車燈流動,晚歸的人在街上;與昨天和明天沒有兩樣;然後她就伸出那一步、放空。生和死沒有分別,跳下去比活在這個「世界」要好一點。

*

你想想看,二十歲女,大把青春。除了標籤、除了自殺,可以有那麼多可能、那麼多潛質。為甚麼偏偏就是標籤、又偏偏是以自殺終局?

對!「沒有人叫她去死的。」我們沒有。我們只是扼殺一個人的那麼多可能、那麼多潛質而已。扼殺:不容許、不容讓、不接納、不願意見到、不要聽、不想知道其他的可能。此消彼長。

我們竟還活著,不懂安慰,竟還在無恥的說死者:「……本周一還見她如常上課 ,卻想不到她突然自尋短見,對事件感到傷感和驚訝。」然後又說她一向「活躍開朗,經常笑臉迎人,懐疑她有心事只會往心裏藏,加上醫科功課壓力大,疑未有向人求助而自尋短見。」說完,無姓名標示的「知情者」則透露:死者「早前患上狂躁症及有抑鬱傾向,其同學發現她情緒受困擾及失控,更開始離群並與大學宿舍同學發生衝突。校方得悉其情況後與她聯絡,並提供輔導。」竭力維護體制專業形象的精神科教授又摸透「病人」心理一樣說:「醫科三年級學生已被當作實習醫生,有精神病時求助會卻步,『好驚帶住能醫不自醫的感覺,介意俾人知道,接受醫治時唔會跟足指示 。』」

我們站在一種言論位置,不斷重申「我們沒有甚麼可作的。當時沒有,一直沒有。」死者可沒有這個位置,她做或不做任何事都要算數。

我聽到的版本跟報章和討論區所載大有出入。死者一直有尋求專業介入、為了「病情所需」申請停學、調宿,也很努力去理解冠在自己額上的「病稱」;死者也跟人訴說過自己受不了壓力;死者死前一個月剛轉了藥物處方、正值藥物「斷癮癥狀」最猛烈的高危期。

──〈羅生門〉的教訓是,鬼魂要保護自己的名聲 (Name),也因此有了說謊的動機,身體沒有了,但身份與身份政治持續還在。只有死者知道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到底是甚麼一回事、甚麼一種「真實」;死者與生者所持的「真實」大相徑違。我們可是活在招魂乏術的時代裡。

*

一個又一個人兒活的不快樂,自殺死了。我們還是無視現實,顧左右而言他。

小朋友都知道的事情:跌痛了的小朋友哭了,他的同伴會伸手扶他一把、抱他一下、親親他。我們首先卻說,「不干我事」,並且告誠自己的孩子,「不要亂跑」。

我們連小朋友懂得的事也不願意做;輕蔑死者「自尋短見」,見出我們的涼薄──相對於「自」的「他人」、相對於「短見」的「遠景」在哪?他人缺席、遠景未現,一個人所「尋」能有所獲、能有所覓見嗎?

死者經歷了甚麼落得如斯絕望?她的心事怎麼沒有人願意照顧? 她不曾對「絕望」作出頑抗嗎?

一個人徹底絕望,來到一個地步,「世界」只餘那短短一截石不得駐足要掉下去了。這可以剝離她的生活情境與條件去考量,說她是「突然自尋短見」、對記者表示「很驚訝……很遺憾」開脫過去嗎?如果M 真是「優才生」,她一直以來接受的「優才教育」給了她甚麼教育?醫學院和宿舍生活給了她甚麼體驗?如果M 真是「患上狂躁症及有抑鬱傾向」,精神科和臨床心理治療給了她怎樣的康復條件?自殺者卻用自己的生命與未來的全部、用毀滅自己、用感情的最大傷害,對這一切作了否定。非常明確。

M的自殺不是獨例,將來還有的。死亡佔盡上風,而我們只有自己的平庸和不甘。

原刋2008 年12 月22 日《明報》「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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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則留言 22 Dec, 08

轉貼:我所知道的病狂之書

《房間》脫稿後,我沒有得了甚麼「產後抑鬱」,我開始要面對這本書,陷入一種沒有確切方向的詰問:「精神病患」的自省、或自我約省為客體而加以描述,是怎樣一種敘事/政治?它的「公共意義」何在?同時是作者的懼怕:所書的必然會在將來突然折返,將其狠狠拉倒。

我(和一些朋友),殷切想在《房間》出版之外,在關於「精神病患」書寫與言述的閱讀與討論延伸開去,其中一個想法是做一個以瘋人書寫、書寫瘋狂為題旨的小書展。蒙Kubrick 書店答允。

小小的。沒有企圖心。與其說是書展,不如說是一張不完整的書單,只是最低度的作法、最低成本、寧静得幾乎是啞巴的寧靜。把選書放在一起,等人偶然撿起來翻。

於是,有一個下午,我在店架上檢閱了幾遍,像要認出孤兒院認識的小朋友一樣,把它們拿下來、叠放在一起。一個二個我惦念的、卻始終失散的名字。譬如說,
我沒找到Gérard de Nerval 的《Aurélia》、
沒找到Djuna Barnes把夜晚等同一種瘋狂與愛的飢渴的《Nightwood》、
沒找到Sylvia Plath 讓我眼淚崩堤的《The Bell Jar》、
沒找到把寫作本身視為一種「瘋狂遊戲」的象徵詩人Mallarmé
沒找到巴塔耶把法西斯蓆捲歐洲的狂颷、左翼反抗運動的失落與瀆神的虛無主義通通壓印在兩個主角的萎靡肉身上的二流小說《正午的藍》、
沒找到尼釆書於「瘋狂」之發端的自傳《Ecce Homo》……還有許多的,曾經安慰世上許多失落靈魂的書,都是剖陳胸臆,直面存在的空無之書。

如果書店是文藝愛好者的麵包店,思想與思想碰面、探訪的窗口,偏食又飢不擇食的市場讓我們的「視野」狹促得擠不進一本薄弱的Blanchot小說,在努力維持個性的中、小、蚊型書店裡,人人都愛的杜拉斯縱有精緻品味的裝幀卻還沒找到能夠貼近她心思的中國譯者!同樣可惜,我找不到棉棉寫「(後)開放改革」時期整整一代人的狂暴青春與絕望的那本《》、我找不到讓評論界忌諱的顧城的任何一本,只有回到魯迅說是「獻於友與仇,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的《野草》和1989年前前後後的一羣先鋒派作家的作品裡,去找華人和母語的瘋狂。中間是一片讓人失語的慘白,血與鬥爭的慘白,也是殖民教育的一枝頭惡果所致。時代那麼無知,我們那麼無知。

瘋人書寫、書寫瘋狂,作為題旨,自然是偏頗的切入點,版本與譯者也不容講究了,只好篤信原作的生命力。可是無論稱之曰「瘋」、曰「狂」、曰「癡」、曰「病」、曰「痛」,同是我沒能找到的《被遺忘的人:中國精神病人生存狀况》(呂楠) 書名所指:記存某種被遺忘的生存狀況。

當我們暫且放開「精神病」的醫學定義,不忘「精神病人」處身的社會位置。

某種被遺忘的生存狀況。就是了。它一直在、但是總被努力忘記。

此次的選書,正如我惦念的、卻始終失散的,同樣,曾經如此安慰著我。我為它們所承載的痛苦與渴望,流過一行一行眼淚,温濕了自己。

拿著邱妙津的日記想了許久。該否去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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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實驗小說選》李陀編

黃碧雲《七種靜默》

邱妙津《日記 (1989-1991)》

魯迅《野草》

魯迅《狂人日記》

蕭春雷《我們住在皮膚裡》

三島由紀夫《假面的告白》

谷崎潤一郎《痴人之愛》

芥川龍之介《河童》

鶴見俊輔《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

波特萊爾《惡之花/巴黎的憂鬱》

納博科夫《眼晴》

阿蘭.羅伯-格里耶《去年在馬里安巴》

瑪格麗特.莒哈斯《勞兒之劫》

奧利弗.蕯克斯《蘇醒》

米歇爾.傅柯《外邊思維》

愛德華蕯.依德《弗洛依德與非歐裔》

蕭沆《解體概要》

弗洛依德《朵拉:歇斯底里案例分析的片斷》

維金尼亞.吳爾芙《自己的房間》

Frigyes Karinthy《A Journey Round My Skull》

Fyodor Dostoevski《Idiot》

John Fante《Ask the Dust》

Franz Kafka《The Great Wall of China》

Bohumil Hrabal《Too Loud a Solitude》

Céline《Journey to the End of the Night》

Jorge Luis Borges《Labyrinths》

本文為《房間》延伸活動「我所知道的病狂之書」選書之導言,上列書目於Kubrick油麻地店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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