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還沒戒除斷章取義、喫書的惡習，坐下來或躺著，從封面讀到封底，連夜追看一本書而心無旁騖，難不難、亦不算容易。在網上叫人斷線去讀書，亦很奇怪呢，不過小西邀請大家寫自己的2007選書，阿野接波一脚傳過來，珠玉在前，要接下去唯有取巧一點，重覆又似迴避，「解殖」的廹切問題沒去研習，而且大都不是2007的新出版。
Memoir of My Nervous Illness (Daniel Paul Schreber)
2001 年郵購所得、擱足7年。德萊斯登上訴院首席大法官在事業高峯頹然崩潰，被診斷為「被害妄臆型精神分裂」之際，時為精神病學、心理學長足起步之時，再站不住脚的假設，在十九世紀末的歐洲，只要與「科學」掛鈎(而我們不要忘記這個「科學」與殖民／現代性計劃不可分割)，所有人還是會前仆後繼的去實驗、嘗試。於是，Schreber 被送進了全歐洲最權威的精神病院、由最享負盛名的醫生以最先進的方法治理，也就是用最烈性的鎮靜劑、用強行餵食、用關黑房、用「人身保護令」強制覊留。
活在「妄臆」之中的史瑞伯並沒有失去他的情、志。他在藥物和「精神病」的影響下，依然是一個延續的經驗主體，並且一直有詳細記下自己的感覺和想法、同時回顧、修訂自己的觀察。這與大部份人所想像、所願意相信的「精神病人」腦筋有問題或病稱「Dementia」所指的癡呆，截然相反。史瑞伯的妄臆更是與當下的歷史現實不可分割。住院不久他就開始相信主診醫生要向用毒液向他施行「Soul Murder」，這豈不正是烈性鎮靜劑的功效所在嗎？被關在黑房，他以為全個銀河系的星體給上帝熄滅了。在他那個末日想像中，人類已經滅亡、地上所見皆為未暝滅的靈體與無中生有的人型，而人類的救贖與終局，繫於自己之「去勢」變作供上帝狎玩的娼婦，並且由他生出新人類……假如史端伯最終無以勝任大法官裁判長，在「瘋狂」的維度裡他就成為了一切法理不容，他就是肉欲、聲色感觀的中介之物，除了被害的妄臆敍事，他並不算一個身份；而且在這個脚本中不難發覺其時蘊釀中的納粹原型，或新教的犧牲倫理。
書的附錄是史瑞伯與其律師就地方法院頒佈「人身保護令」強制留院上訴一案的書函。
First Love and Other Stories (Ivanov Turgenev)
愛情啊！有甚麼比愛情小說更適合夜裡捧讀呢？讀愛情小說當然就沒時間談戀愛了。起題的那篇我覺得很于腐，講父子同愛上了一個年輕女人。而且十九世紀中葉後俄羅斯的地面上充斥太多沒落貴族、沒落皇親閣戚，他們的皇族遺風與被廹往下流的新身份地位拼在一起太令人想起某種海派情調、偏偏關在內陸，沉悶和沉悶在下奕。最喜歡叫「Asya」的一篇，有兄妹不是親兄妹再加上太拘禮的一個沒事人，主角在旅行中聽到鄉音，「你是俄羅斯人嗎？」就一見如故，卻是注定三個都失戀、友誼也不得萬歲，到君子捨得面子、伊人又要遠去的局面。愛情就是重覆又重覆的提旨、錯失一定是同一種錯失的。
腹稿 (葉愛蓮)
寫作必然繫於言稱的表演性與Theatricality的，讀【腹稿】的時侯我非常艷羨年年對寫作的一種自省，而且她對那個距離有一種幾乎驕傲的把握，在像真和做假、擬似和模拙之間滑移一種舞步，似是內心抖出的腹語其實也是複語。年年筆下的人物就好像極力想擺脫這種沉悶，但卻只能在像真和做假、擬似和模拙之間選取一種冷淡乏力的情感方式。
Arresting God in Kathmandu (Samrat Upadhyay)
以英語寫作的尼泊爾當代作家，此為其短篇小說的合集。讀畢還是不能明白，亞洲人用英語寫作到底具「解放性」或是「規懲性」，尤其是有關城市經驗與性題材的時候。
Prisoners of Love (Jean Genet)
有時很驚訝身邊沒幾個喜歡Genet的人，那麼傳奇的人生，應該是悶蛋的天人。出生沒多久便遭生母遺棄，孩童時代在孤兒院與寄養家庭中渡過，15歲因偷竊判入教導所，甫離開，在服役期間又因為「不道德行徑」給革出軍旅，在歐洲各處流浪，偷竊、爆架、賣淫、行使偽造文件等為生，除了情人的窩或街邊，不是九流旅館就是住進監倉。然後，「文學」發現了他，在Cocteau的幫助下出版了牢中所書的【繁花聖母】(1944)，在發表【竊賊日記】的1949年，他因積案累累可能面對終身監禁的判刑，結果Cocteau 、畢特索與沙特等人向總統說情，得免除牢役。自由，可沒有為惹內開鋪一條創作之路，50年代實是其創作低潮，1952年沙特暱名發表的論文「Saint Genet comédien et martyr」，讓惹內對自己的創作深陷質疑，擱筆五年沒發表一隻字，此後他似乎也放棄了小說的形式，在五十年代後期發表了【陽台】、【黑人】等關於種族仇恨、亞爾及利亞戰爭等題材的三齣劇本，亦標示惹內對權力與身份政治的探討。火紅火綠的年代他走去禁上自己著作出版的美國，訪問黑豹黨，「黑權」 (Black Power) 暴力的政治哲學，似乎直鈎在惹內作為一個不認同法國、不認同歐陸白人身份的流放者的心弦。
【Prisoners of Love】就是惹內臨終時還在寫著的回憶錄，也是自從五六十年代以後，他唯一的散文體著作。場景是70年代未80年代初的巴勒斯坦及隣近的約旦、黎巴嫩等地。1982年惹內應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袖阿拉法半認真的邀請，再次來到情勢嚴峻的巴勒斯坦，其時正為黎巴嫩戰爭(又稱「第五次中東戰爭」)中，以色列軍方控制的黎巴嫩屬地Sabra與Shatila巴勒斯坦難民營遭到血腥大屠殺之後。
關於以色列在美國外交政策袒護下對巴勒斯坦的長久壓廹，Marwan Bishara 【Palestine/Israel: peace or apartheid: occupation, terrorism, and the future 】 (Zed Books, 2002)是很好的導讀，圖書館有唔駛買 (書目記錄號碼：2037013)。惹內不是一個記者、也不是編年史家、人權組織研究員，惹內是作家，【Prisoners of Love】既是行旅所記、也是回顧自己之所以投入黑豹黨運動的情由，更是對巴勒斯坦人的歷史與宿命的一種垂注、對政治運動的道德詰問。他甚至懷疑這本書對所謂「Palestinian Cause」沒有多少益處。這本書就是作家按著記憶寫成的，而且僅是他自己的記憶，一個七十歲的法國白人，去到那裡都要人帶、要人翻譯，而他只能記下有人帶著、經過了翻譯的事情，其他的他只有一種直覺，而且一個七十歲的法國白人，總是過於礙眼。但他走到哥蘭高地，跟十幾二十歲的武裝份子、將來的烈士，去刺探軍情、在漆黑的野地聽子彈飛過耳邊。又老遠走到某個村落，找一位朋友的母親，讓村裡的人不知要帶去那處的同時，憶起上一次來過、為甚麼又來。他似乎也在思考激進政治與愛慾的某些關聯；在他描述的那群近親亂倫、靠婦孺乞騙終日的遊浪人中，也似乎對「誰才是巴勒斯坦人」的種種提法，作了一種舊約式的注脚。貫穿全書的一個母題，如果真有母題的話，就是惹內對一個沒有土地、家園被強佔不能歸返的民族，撰寄流放者的詩歌。
惹內和杜拉斯一樣死於咽喉癌，他臨終吃好多藥、得用各種方法令自己清醒，去寫這本書，但他沒見到它出版，現存的這個版本是編輯出來的，編輯說他的字愈寫愈難辨。
Awaiting Oblivion (Maurice Blanchot)
是一種不以情節、不以人物刻劃為行進的書寫吧。一對陌生男女，在酒店房間待了不知多久﹔女的想告訴他一件事，男的也願意聽，只是在房間裡，好像聲音都變得太吵，說出來的話又好像淹蓋了心裡所想、不說話的時候那靜默又好像在催促他倆。驟眼，好像蘊釀一宗愛情，但他倆的談話總是回到有關那個沒有佈置可言的房間，總是回到她如何突然向他一個表情示意，而他能夠意會。女的想告訴他一件事，男的也願意聽，但是那個災難不許言說，正如有光所在，暗黑就得褪去。
Orientalia: Sex in Asia (Reagan Louis w/ essay by Tracy Quan)
一個老外攝影師問准老婆飛到泰國、香港、澳門、台灣、日本、越南等地，走去那些夜總會、三温暖、馬檻、KTV、金魚缸、舞廳公寓等等色情架步，給裡面工作的女人拍照造像，成為合輯。我覺得拍得很美，在鏡頭前看來，她們都不羞於自己的身體、職業，而身體又記載著她們的工作。
本文另見「香港獨立媒體網」
07 Feb, 08
(…) People are bad, good, clever, stupid, pleasant and unpleasant; but superfluous… no. That’s to say,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me: the universe could get along without such people… of course; but uselessness is not their chief quality, not their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 and when you talk about them the word “superfluous” is not the first one that springs to one’s tongue. But in my case, nothing else can be said about me: I’m superfluous and that’s all there is to it. Redundant - nothing else. Nature did not count on my appearance and therefore treated me like an unexpected and unbidden guest. One joker has said of me not inappropriately, keen on cards as he was, that I was the throwaway card in my mother’s hand. I talk about myself now calmly, with no bitterness… The game’s long over! During the course of my life I constantly found my place already occupied, perhaps because I looked for it in the wrong place. I was highly strung, pitifully shy, extremely irritable, like all ill people; in addition, perhaps through excessive self-regard or generally through the unsuccessful structure of my personality, there existed between my feelings and my thoughts — and the expression of these feelings and thoughts — some senseless, incomprehensible and impregnable obstacles. And when I tried to overcome this obstacle by force, to smash this barrier, my movements, my facial expression, my whole being acquired a look of intense effort: I not only looked, but I actually became unnatural and over-wrought: I felt this myself and hastened to return to what I was. Then a frightful panic would arise in me. I used to analyse myself down to the last thread, used to compare myself with others, recalled all the smallest glances, smiles and words of those to whom I’d tried to be frank, interpreted everything in a bad light, laughed viciously at my attempts “to be like the rest” — and suddenly, in the midst of my laughing, I’d give way to sadness, fall into ludicrous despondency and once again start the whole process all over again — in short, I went round and round like a squirrel on a wheel. Whole days went by in this tormenting, fruitless activity. Well, now just you tell me, to whom and for what is such a man necessary? Who knows and who will say why this happened to me, what was the cause of this nitpicking concern with myself?
I remember I was once travelling away from Moscow in a diligence. The road was good, but the driver hitched up a fifth horse to the four already in harness. This unfortunate fifth horse, completely useless, tied somehow to the shaft by a short, stout rope which mercilessly cut its haunch, rubbed its tail and forced it to run in the most unnatural fashion, lending its whole body the shape of a comma, always aroused in me profound pity. I remarked to the driver that on this occasion one could get by without a fifth horse… He said nothing, shook his head, lashed the horse ten times with his whip across its thin back and distended stomach — and muttered, not without a grin: “Look, it’s dragged itself along right enough! Devil knows why, eh?“
And I’ve dragged myself along just like that… though, thanks heavens, the post-station’s not far off now.
— Ivan Turgenev.
“The Diary of a Superfluous Man” First Love & Other Stories. Trans. Richard Freeborn. Oxford& NY: Oxford UP, 1989. pp33-34.
25 Nov, 07
— 重讀《波法利夫人》法國作家福樓拜於1849年完成了【聖安東尼的誘惑】的初稿後，兩位朋友Maxime Du Camp 與 Louis Bouilhet讀過卻宣佈它的「歷史性質」正是它失敗的癥結，建議作家還是寫「現代」一點的東西吧。1849年，任何一個中學生都應該知道，就是「革命」都要塵埃落定了的那年，福樓拜時屆三十而立之門關，夥Du Camp東游年半，把家父的遺產花光並染上梅毒以後，就回國開始寫作【波法利夫人】，至1857年方成書，刻劃了作者自己非常熟悉、亦非常厭倦的法國布爾喬亞生活。
據說福樓拜對韻律和語言的節奏非常執抝，時常工作好幾天才寫完一頁稿紙，愛書人中間也流傳一個趣事：話說一天，福樓拜往日常進膳的餐館吃飯，熟稔的侍應生走來問好：「先生，今天寫作如何？」福樓拜就答：「今早只寫了個逗號。」到夜晚，作家又到同一處吃飯，侍應生又問：「先生，寫作如何呀？」，作家就答：「我把那個逗號擦去了。」有人指這個典故的主角不是福樓拜，而是王爾德，也有人說其實是Dorothy Parker，亦有人查出，那個作家一天下來可不是把那個逗號擦去，而是把逗號換成分號啊。無從稽考，但寫作的費力和沉悶，也可以是愛書人津津樂道的趣味來源。而沉悶，法語中的「ennui」，大概就是貫穿整部【波法利夫人】、以至整個「後革命歐洲」生活的一個要旨吧！當有人問福樓拜，愛瑪．波法利真有其人其事嗎？福樓拜幾乎是厭倦地回答，他說：「Madame Bovary, c’est moi.」(波法利夫人，就是我。)
愛瑪．波法利的故事，非常細微的刻劃了一個「不貞之婦」紅杏出牆的寂寞無聊，對美麗的愛瑪來說，男人，無論他是醫生老公、抑或情夫是個財主還是律司行文員，他們還是只管把她當作一個「女人」看待。愛瑪更或許是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患有「購物狂」的女主角，在沒有信用卡的年代裡她買的零零星星的可愛東西，終令她高高築著債台，當那些發票、借據、典當的收條再也不僅是一疊疊簽了字的紙張而已，一個沒需要打工、「洗老公錢」的少婦就只被廹得含羞服毒自殺。福樓拜在小說末段幾乎是以一種施虐的冷酷筆法，長篇細緻的直寫愛瑪在服毒以後，整個身子痛苦難當的況味，在一次昏厥過去與另一次昏去之間，就連「死去」也像在作弄她，來得非常緩慢，孩子和丈夫在床前，聽著她一句沒有一句懊悔自己荒謬的人生的囈語。
我們一筆一筆讀著，不覺就成為了施虐者的共謀。這故然是作家對浪漫主義思潮的反詰，愛瑪不就是那種時常捧讀浪漫小說排解婚姻苦悶的女人麼？而她也一定讀過平裝大量印刷的流行小說吧，只是，愛瑪卻真把那些情節付諸實行，她以為偷情是好美麗的一件事情，在午後無聊的白日夢裡她時想願想著，那個不受家庭、不受社會地位束縛的真摯激烈的愛情和肉欲歡樂；可到她隱暪著丈夫、欺哄著他敷衍著妻子這個身份，又以為鎮裡的人都能蒙著眼晴、噤聲不疑，偷著時間和戀人會面，丈夫卻反比從前親暱過來，恩愛著愛瑪這個慧詰美麗的嬌妻。
愛瑪．波法利，就是這樣夾縫在「情節」與「現實」之間，只能以自毀終結，到直把自殺的念頭付諸實行了，她滿口毒藥的苦味，而時鐘滴滴答答，好緩愎，可一轉念，她就後悔了，而身為醫生的丈夫，亦無能救活。
【波法利夫人】在1856年於La Revue de Paris 連載問世後，福樓拜本人、印行及出版人均被政府控告以「凟神」及「危害公眾道德」，後穫撒消，這個案子卻又令書的銷情激增，愈禁忌愈敗壞風氣愈多人看，是窺淫，卻也是中產階級價值本身的欲蓋彌障，禁制既為了宣示何謂「禁忌」、何謂「非禮」；宣示，同時又顯明了它其實一直存在，容納於一直秘而不宣的默契。這種矛盾的雙重性，也就是愛瑪的寫照，作為有閒階級的「女人」，她被如此教養成為「可愛」，她的儀態舉止、她的神經質、她的小小的心思、為家裡經營的情趣、她的愁悶與突然如天氣驟變的狂熱，這種種都可愛啊！只是，可愛，卻是得要「有人愛」，於是，到她真的要追求那個「愛」，她其實找不著去實行愛的那個主體。只是，一百五十年前的故事，此時讀來不是還很富 「現代意義」嗎？愛瑪．波法利，就過著許多人的理想生活：嫁醫生老公、住在近郊的大宅、有工人服侍，和兒子逗樂、閒暇時讀書、往城中Shopping 這樣子生活。 福樓拜卻似是詰問：「死也好、愛也好，爭逐著逗號和分號般細小的差別，亦不過沉悶如斯！」
另見03/10/2006 成報「筆鋒」,「文化視野」
03 Oct, 06
來到空白的template 前面，早已是累了，眼眶骨肉相連之處扯疼。屏幕頻閃，定睛失神。
有些甚麼不能對人說？要一個人關起來，害怕聲音，得得得得敲著寫，甚至是朋友、親人、愛侶和陌生的、未必相見的人，即便有人聆聽，也是除了自己只有自己。內心的一種經驗，在胸臆裡不上不下，苦悶儼如一場由中國隊對中國隊的羽毛球錦標決賽，搓過來扣剎過去，誰勝誰負、無論發短球或網前搶封，换多少次新球，賽果都早已定案，及至突然折返，而成了腦際內的一場漫長過AGM的游說辯解，紊亂的潛台詞，身體某處麻痺，時常就突然一句口溜直往嘴角衝過去。我和我濃濃低語，不知有否被人聽見，還是被街上的聲音紛擾、或回頭瞥見一羣使人目眩的少女立在盛夏的午後，或給甚麼顯現目前的景象，壓下去、Dismiss 過了…… 只能像神經病者一樣，自顧自口掰掰，瞧見甚麼粗鄙而荒謬的事情一樣，白眼一反猛敲著自己的額，嘆息。噢！那雙脚！那雙深刻著眼線的東方眼晴！噢那個新裝的街燈！那個划去一截的A-line！嘿，那個不是時常在酒吧看漫畫的年青人，怎麼突然就在我前面？還是抽一根菸吧。
著名的精神分裂病人Daniel Paul Schreber 在覆任高院大法官前崩潰、害瘋以後，他不單以為自己的身體日益腐朽、去勢，他還以為自己是上帝的婊子，供衪狎玩、更會於未日以後跟衪生育出尊貴的新人類。這以外，他還時常覺得四圍的人根本不是四圍的人，他們全都是突然在他跟前無中生有的魅影，improvised apparitions，是邪惡力量要干擾、蠱惑他。那個感覺，實在和班雅明論波特萊爾提到「遭遇陌生人」的感相同出一徹吧！又或者，因為一人的意志所願，聖彼得堡就得無中生有的在長年泛水災的沼澤地建起來！在旁晚時份，要是走到旺角西洋菜南街行人區，就是這個感覺，試試停步於街頭回望，嘩！竊撚線！咁Q 多人唔知邊度來，唔知來做乜，在Body Shop、銀行中心、星際城市前面，塞來塞去，你望我、我望你，而一個臉孔都無法認住。是哪樣的一個意志，讓這許許多多的人來到街上？
在街上行走，卻到底是平靜呢，行走的當兒，聲色的喧囂把所有心事撫按下去。只是，陌生人在最始料不及之處突然出現，衣飾講究、禮貌不缺，當下，他或她的眼光在自己的臉頰和身上掠掃而過，比劃著心中、記憶中的一個對象？那刻我突然老了、突然變成窩囊，不是輕蔑，就是匆匆經過。無數次這樣給匆匆經過之後，人就給訓練成為時刻準備接受注目、審核而外表漫不經意的動物。我們要在一頃刻間吸引著人、在一分鐘裡傾注愛情、在一小時裡活完了青春、一星期裡做好給解僱前要作的差事、一個月後學會其實没有甚麼墮落。
在街上行走，一步一步，突然又見到拾菸屁股的流浪漢、拾紙皮的阿嬤，被差來差去的人又把其它人差來差去，行著，這樣子自己一生可能的位置或下場，都在街上各式人等身上遇見了，在遭遇到的陌生人身上見著宿命的顯現，要走一條直綫，從彌敦道一端走到另一端，保持方向與步伐，難矣！
03 Sep, 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