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有許多抱怨，並且再一次讓喜歡看我罵人的朋友非常失望，只能留待下次吧。我們也應該習慣成自然，互相取暖、支持，有說有笑的。
昨天呢，最最高興的不是甚麼甚麼，而是有朋友告訴我，她已經沒有吃精神科藥物一段日子，身體狀況還好，並且以後都不要回到精神科病房裡。
還有，都是昨天收到一封電郵，另一個朋友跟我說起往事，自殺不遂躺在醫院所聽所見，從此決定不要再輕生。我讀到那幾個字，不要再輕生，就想哇的哭出來。
那麼餘下的事情，就用精神科藥物和自殺以外的方法吧！
慢慢會好起來的，因為很慢而且曲折，必須清晰，別急。經歴過的都要肯定它，一邊要為自己創造條件，生活的問題用生活解答。
不是有點老土、而是好老土，但是以後都不要回到精神科病房裡、不要再輕生，有甚麼比這更好呢！從麻木與死亡那邊搶回兩個呀！
(而且因為寶貴，又不是獨例，對立面突現。這最後一點要另文試述。)
2 則留言 06 Jul, 09
服食鋰劑／鋰鹽 (Lithium Carbonate)以作為「情緒病」(Affective Disorder) 諸如躁狂症 (Mania)、躁鬱症 (Bipolar)之「病情維護」 (maintenance) 的病人，因鋰劑／鋰鹽的所謂「治療劑量」(Therapeutic Level) 與中毒劑量極為接近，初期服用必須嚴格監察，以後每隔2-3月驗血一次，以確定劑量是否合適、有否鋰鹽中毒、甲狀腺機能失調等跡象。以我為例，醫生並沒有每隔2-3月讓我驗血一次，驗血報告每回都不讓我看，他自己也是在驗血2-3月後、我再次覆診才翻開來看的。每次由外判合約制僱請的生手護理員把針管扎進手肘的皮下靜脈、左刺右探連拿針筒的手都緊張起來，好難才抽足分量的四、五枝深紅色的溫血樣本，要化驗的項目包括：
Amylase, plasma
Calcium, plasma
Lithium, plasma
Renal & Liver function, plasma
CBC with differential WBC
Glucose random, plasma
phosphate, plasma
TFT, ? Primary, Hypo/Hyper-thyroidism
妳不需要知道上述名詞的意思——妳開始去查的話，很可能也想寫一本《房間》、或者想殺人、或者自殺、大聲疾呼——妳只要這麽想一想吧：如果服食這種「抗精神病藥」沒有影響到肝、腎、甲狀腺功能、白血球數目、也沒有影響澱粉酶、磷酸鹽、葡萄糖、鈣質等的血含量，驗血驗那麼多項目來幹嗎？單就驗Lithium, plasma 不就成了？
那麼，此種被用作「抗精神病藥」的工業用原料，即使真真有影響到中樞神經系統的生化平衡、並且如精神科醫生堅稱一樣，有達到穩定情緒的「療效」，它同時直接影響到服用者的肝、腎、甲狀腺功能，而且在整個新陳代謝系統中，與白血球數目、澱粉酶、磷酸鹽、葡萄糖、鈣質等血含量作為功能指標的各種內科機能(諸如內分泌、血液透析、骨質修補等) 和免疫系統的正常運作，皆有受到可大可小的影響。
藥不是醫病祛痛的藥、而是天天施壓在天秤一邊的秤陀，另一邊才是健康，病與病體互為宿主、連生綑縛。
其他諸如藥物成癮、由長期服用「抗精神病藥」引致的神經官能性後遺症，以至更根本的醫學倫理、藥檢制度漏弊、「病人」就診療方案的知情權、自決權等等，先暫且不說。
9 則留言 13 Jun, 09
一顆痣因肉體的白
成為一座島：我想念
你衣服裡波光萬頃的海。
──陳黎 *
後來我們知道，身體是屬於我們的，我們有身體的自主權。
於是擠公車廹地鐵變成一種刺眼的城市景觀：動輒上百個無主孤魂一人一座孤島或站或坐扭扭捏捏的被困車廂，擠在一起互相迴避，著意迴避任何身體觸碰，眼光只得停駐手機電玩與廣告屏幕，同時塞著耳機。好像要跟所有人說，卻沒有說：
「我不屬於這兒，你們面前的不是我，我好快要下車了，我很專注在看新聞、在打手機，我在翻雜誌、在讀PDA，我很專注的，你們看不到我很專注嗎？我看不到你們，我在做自己的事啊，我要在到站以前化好粧、跟人約好吃飯的地點，你們看不到嗎？總之唔好騷擾我，我下個站就下車了。」
是因為這種壓抑的氣氛、共同而不能攤分的沉悶，讓肢體殘障者、黏纏一塊的情侶、遊客、亂哄哄的小孩、衣著性感的女與男、赤膊暴露的工人，以至嬰孩哭啼、「少數族裔」唔知講也、講話特大聲的人──這些「我們」很可能在別的時刻、別的地方搖身成為的「身份」或一樣會做出的「行徑」──遂變成車廂中的異類與侵擾。是因為普遍的壓抑在先，而「人是別無他選必須佔據空間」 ，讓顯得比較自在的人成為注目，而眼睛是忌恨的器官。視覺經驗首先就是一種確立距離、判辦他／我的經驗。
別人的身體碰不得，不可隨便讓人碰自己的身體，「自主」同時，身體是聖靈的殿、身體髮膚乃授諸父母，即使在現代民主國家中，君要臣死、臣還是不得不死，僅是程序比較繁複。身體一直是神權、家族血緣、國家制度的管轄物，或壓印敲鑄，或如晶體程式之導入。重奪身體的自主必然要與政治／歷史／文化的種種傷記遭遇、碰過焦頭爛額，不能全身而退；可是那「身體」既已是傷痕滿身、癥狀反覆連綿，而那「身體」滿載記憶、記憶又總是不由自主地返回、跳接，擋開現在目前的一切。
遁此，愛情盲目，不無理由。保護衣飾一不小心卸下了，距離、他／我無從判辨，卻因為某種共感的顫抖一樣，因渴慕而靠近，肌膚、耳朵都敏感打開。碰不得的身體都碰了，不讓人碰的都給人碰了，於是瞧見自身的傷記，身體自己的記憶，那血膚之痛明明是「過去」的痛，一個身體認出了另一個身體的傷。
*《小宇宙──現代俳句一百首》第8首，皇冠，1993。本書於1993年完成第一部份，13年後完成第二組詩，輯成《小宇宙──現代俳句二百首》，二魚文化，2006。
本文原刋《中大學生報》2009年四月號。頁20。
2 則留言 03 May, 09
或者直接說，抑鬱、鬱悶是一種無語。精神失常是一種無語。無語就是失常。
憂鬱症的世界是陰濕的、滯重的，而躁狂症的世界則是乾熱、躁動和鬆脆的。[...]一方面是一個潮濕的、經歷了大洪水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人對一切不是他獨有的恐怖充耳不聞、視而不見、麻木不仁，這個世界被極端地簡單化了，並被不合理地誇大其中的一個細部。另一方面則是一個焦乾的沙漠般的世界，在那裡，一切都是過眼煙雲、混亂不堪。
——福柯《瘋癲與文明》，頁116-117；引自tsw 的抄錄
是吧？但我覺得不能把這段節錄當成一種意涵完整的描述。經歷憂鬱症與躁狂症的那個人、那「經驗主體」在這段節錄中恰巧沒有出現、沒有被提到，而是引申的。那人可以是任何人。意思是說他／她可以僅指憂鬱症與躁狂症「患者」、或不。冠名政治的重要前提因此凸現：肉身缺席，或只能以隱蔽、被遮蔽的方式存在。譬如說「精神病患」說的都是醫科學生的無知語言，而她／他被那語言擋開了、切割成斷碎的肢體。
與許多人以為的相反，我沒有細讀過Foucault 的諸種著作，他說話的模樣倒是很可愛的，但他不是甚麼偶像、代言人，我覺得在談文說藝的公開場合有避談他的必要，他的名字正如許些思想家、學者的名字一樣在完全無關或關聯極待發掘的場合或語境中，總是突然被拿來當作一種「非政治」的、和稀泥式的言詞策略，供人對號入座，母須站立任何立場。傅柯前傅柯後的人既不知道牢獄、也不太知道精神病院、以至舊式公共屋邨到沒去過，他們跟你談論圓形監獄、bio-power…… 可總是恰恰忽略了受難者的自我意志與心聲。吊詭的是，當「受害人」或個別受害人羣體嘗試(再次) 以學究的論述或政經文化政治座標作為自我生存狀況的一種解釋或描述，「受害人」不得不面對一種撕裂：理論 vs 未被掘挖的真實；描述者 vs 被描述物；普遍的可援引性 vs 獨例所作的見證；那個撕裂是兩種位置之所以對立、劃分或懸置所待馳的力(force) 必然招致的撕裂，論述的主體和經驗的主體無法安然共處一室、一個身體，論述的主體在語言的脈胳與危險通路上雖然不是風馳電制的暢遊或悠然漫行、可是他到底廁身在語言那邊。「受害人」因為一時／長久的失語，總是在另一邊。或被語言逮住 (arrested)、擱置。
傅柯企圖——而必然失敗的——某種有關知識生產之系譜考據，許是與尼釆在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想說的遙相呼應—— 尼采認為，執於凡事皆有「始作俑者」的尋源追溯，正正是一種受「語言的誘惑」所致的表現，在該書的 I, Sect 13 他以雷電(lightning) 與它的閃光(flash) 為例，指雷電並沒有「導致」閃光、閃光亦非雷電「所引致」的，雷電亦非甚麼可以或不可以導致任何事情發生、或不發生的「主體」，「行雷導致閃電」的因果關係不外是語言、文法上的邏輯，僵化的理性思考亦因循同樣謬誤，因此尼采說：
there is no “being” behind doing, effecting, becoming, “the doer” is a merely a fiction added to the deed— the deed is everything.
始作俑者或所謂「元兇」，實是語言、描述意志、判名政治的一個借代符號，是把符號的律則當成現象發生的律則，那幾乎等於以為命名世界而世界就真會聽任其命令運作一樣。而有很多人的確如此相信，論述的政治空間往往取汲於此，可是我們知道單單做批判論述並不等於「受壓廹者」就能因某種代言或論述空間的拓展或於此中重現，而重奪某種權力、或對自身的生存狀況、或與其他命運共同的人的生存狀況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受壓廹者」依然在語言邏輯的另外一邊生活、受難。
「憂鬱」與「狂躁」以至甚麼「經常焦慮症」、「過度活躍症」明明、亦僅僅是語言的類比，病稱、病患「身份」得以成立，首先建基於「病患」的所有經驗被醫藥業的語言隱去、或置放於特定的指派位置 (這裡說的置放｛to place、placement｝，除了指置放於一種論述脈胳，也指置放於一種實質的行政空間和私人生活空間的監控政治)。「病」的診斷(diagnosis)，分明是醫藥從業者的一種介入／觀察／傳繹、分類、推演、命名過程的結果。「致病原導致疾病、疾病引致病癥出現」、「病癥呈現背後有病、病背後有致病源」的語意邏輯卻經常給置換為切入／觀察／傳繹種種身體現象與「病理」的原則。
傅柯追溯的是十六世紀以降的部份歐陸醫藥文獻如何呈現、如何理解各種「瘋狂」及其物質性或身體上的「癥狀」與「病理」。他企圖追溯的是已經埋沒、消音的一種因為理性暴力和冷漠不仁而致成的啞默的生存狀況，無數被歸類、劃分為瘋狂／folie／unreason 的人共同的命運。然而這項追溯是必然失敗的：藥學的旨趣實與「病狂」的真相或「真實經驗」無關，從醫學與醫藥論述內部的所謂「發現」與「沿革」之修辭及範式轉移，可以追溯某種與啓蒙時代諸種文化、身體觀、自然觀相呼應(或焦慮要修正) 的論述、推理與演釋系譜。在同樣的所謂「發現」與「沿革」中間，也可以追溯到後工業革命資本主義所催生的科技條件，如何與醫學與精神醫學的執業相互衍生新的身體介入方式與生物「技術」，而此等技術學如何倒轉來又成為了醫藥論述的「前提」與「引證」。
可是，既然瘋狂只能以「病例」的形式出現，傅柯對醫藥文獻的考據並沒有重溯甚麼「瘋狂史」或「瘋人血淚史」，誠如布朗修在 “Michel Focault as I Imagine Him” 一文所言， 傅柯再次發現的是一道充滿挫傷的權力與政治、以至哲學意涵的切口：理性(Reason) 把所有異質切割開去、把所有「非理性」的人／事／身體／精神經驗摒拒於「現實」之外的切口。如果神權／教會指導的古典時代把俗人分為善良／奸惡，人事分為好／壞、或公義／不公義，啓蒙時期以降則為此等劃分的轉移和置換，人與人事只有「理性」與「不理性」之最重要劃分。醫藥論述與醫療執業的科技化、技術化與這個劃分歷史性轉向有密切關係，而這個劃分與轉向是各種形式的暴力與宰制達成和維繫的。
留言 23 Apr, 09
這次不談文學書寫、不談文化表達，請回到現實
「精神病患」的社會政治：醫療論述與「康復」的迷思 (ILP學分：1分)
講者將分享其服藥超過十二年的「躁鬱病患」生活經驗，以檢視醫藥業利益傾軋的遺害，為現代精神科「治療」的無效、不科學與不人道，立下存照。
主講：李智良
與談人：林輝先生 (Roundtable Community的總幹事)
日期：14/4/2009
時間：6pm
地點：嶺南大學MBG07 演講廳
主辦：嶺南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聯會
聯絡：90733851（鄒小姐）或67528344（羅小姐）
相關錄像：
Antipsychotic Medication Permanent Damage (Tardive Dyskinesia) (*內容可能令部份人不安)
Tardive dyskensia, progressive dyskensia from antidepressants & brain damage (*內容可能令部份人不安)
How to Ease the Withdrawal from Antidepressants (“Supplements”)
3 則留言 13 Apr, 09
我沒有追看這宗發生於3 月17 日何文田的「慘劇」、「事件」的報導，看不下去。我沒有參加遊行，原因我沒法確切指出。我覺得沒有資格說一句「同情」，在遊行的場合沒有面目可以示人。憤怒是有的，私人的感情因素都有，卻都是一己的憤怒、一己的私人感情，似乎都與死者無關。「…作為香港人」並不能成為任何句子的開首語。
下面有些湊不成文章的想法。先前貼在「獨立媒體網」這邊，現再加了些補充，說得很粗疏，先指明這點了。
1) 擊斃尼泊爾裔香港身份證持有人Dil Bahadur Limbu 的警員，在整個「執法程序」中，一開始就無法執行其職務。警察殺人，是這個「執法程序」從一開始就無法執行、扳停以後，警員遇到「激烈抵抗」、武力升級的結果。
2) 從該名警員奉召到場到擊斃死者的過程中，每一個武力升級的環節，該警員都有作出一個判斷，而他每一次的判斷都是得出同一個判斷結果，就是武力升級。以暴易暴的邏輯下，警察殺人幾乎是必然的。
「激烈抵抗」催生「武力升級」，「武力升級」只有催生「更激烈抵抗」，「更激烈抵抗」只有催生「武力再度升級」….. 最終只有手持最大殺傷力武器的人，有意識、針對性地，動用上此種武器才能終止這個由其一手啓動的武力循環。
3) 納稅人高薪厚祿聘請、並且託付予「維持治安與社會秩序、保障市民生命財產」的任務與職責的警察人員，是不是一個以暴易暴、條件制約式規訓的機器人呢？我們願意不願意承認、如何面對這個事實？
香港有幾多千個、幾多萬個接受相同訓練的配持槍械警員，每天在法例賦與的特殊權力範圍(内或外) 任意在街上截查任何人？
4) 回頭看1) 和 2)。提問，警員接報到場，之所以無法進行、無以開始其正常的「一般截查亅程序，為甚麼？真是語言不通嗎？真是語言不通的話，武力升級有解決語言不通的問題嗎？
死者在言語不通的情況下，其*緘*默*權*、其免受威嚇、其免於不正當拘捕程序、或免於任何人等向其施以私刑的當然權利，有否被尊重與保障？
5) 遁此，追問下去，從該名警員奉召到場到擊斃死者的過程中，每一次「激烈抵抗—武力升級」的演進、激烈化的關頭，警員基於甚麼準則和評估，決定必須要再次將武力升級？警員在一次又一次的決定牲關頭，一而再、再而三的判斷，就是不可以徹退下山，不可以停步，不能夠用身上配備的無線電、手機要求增援、要求翻譯、不能夠向值日指揮官、其他上級或同事要求增派懂得與懷疑精神狀態不穩人士接觸溝通的醫務或社會工作人員嗎？
警員又基於甚麼考慮，選擇單獨留在現場，置自己於「性命被受嚴重威脅」的危險情况？並且，認為、並認為自己「有理由相信」，即使打傷對方亦不能脱離「性命被受嚴重威脅亅的嚴竣處境？當時一定實在非常好撚危險，必得打死對方，必得向正對方頭顱轟上一槍，「我屌你老母個臭西！」而且一槍不夠、兩槍。要「打撚死個仆街」為止方可吁一口氣，我屌你老母個臭西！
而且，打一槍再補一槍是學堂訓練的。
警察的威權，其工作到底是唬嚇以武力解決問題 (reserved rights to coersion)的原理，讀書不成卻整天要受程序指引規章束縛、長期在街上揹著一身裝備無所事事、處理家庭糾紛商場附例違規醉酒雞毛蒜皮綠豆與「追尋正義」無關宏旨，一舉一動稍有差池卻得被公眾高度注視，挖鼻孔搔下陰講電話食菸買波欖不得讓人見到、落口供寫錯字夾口供夾漏了細節也不得讓人見到，明白是戰競營役的樣板公僕紙板老處，其尊嚴實和「男子漢」撑起陽具一樣，只知要企硬、可是非常脆弱，不可挫傷。
我們聽了很多心理學和精神科角度出發的有關「野人」、「精神病漢」的行為模式的揣測，警察的病態心理學偏偏在事件報導中完全被隱去。行使武力者被說成「專業」、「政治中立」、「依照指引」、「合理判斷」、「公正執行職務」，假如這些說法最終被死因裁判庭追認，那麼它保住一名警員的一次「個人意外」，卻反證警隊的指導性警務守則與專業主義，不外乎包疵濫權與暴力的官僚技術學。
6) 我覺得整個事情從一開始就是因種族偏見而起的。
種族偏見，不是說「因為」被殺的人是尼泊爾人「所以」被殺。這種邏輯經常被種族偏見者拿來用作反證，以合理化歧視行為和言論的，他們說「不是因為種族，無論任何種族，警方一樣依指引……」這實在是很可怕的說法，因為只有在種族清洗、大規模種族仇殺與反人類罪行，才有此種純粹的種族「界定」出現，此種「界定」所描述、或召喚的是恐佈地大規模的非我族類必須滅亡的殘殺暴虐、恐佈的非理性行為之極致。依遁此種純粹／狹義／極端的「界定」的邏輯，公開的不停說「我們不是，我們不會，我們沒有因為膚色—人種—種族而對任何人有差別對待…」是可恥的。警務處長鄧竟成說的就是這種辭令。他暗示的意思正正是，「只要不是因為死者是尼泊爾人而所以被殺… 其他所有理由都可以成立，或至少技術上成立而不構成種族歧視」
這套語意邏輯(及其暗示的語意失誤)正是日來傳媒報導中鏡映出的欲望結構。大篇幅密集的描繪警員與「野人」的搏擊場面，煽情主義的報導採取「勝者為王」的視角，是為了讓警察殺人演譯成「不得不如此」的艱難結局，可是這種取態不就是另一種更深的焦慮與倫理恐慌的癥狀嗎？這件事不可能的，在香港一定不可能的。「只要不是因為死者是尼泊爾人而所以被殺… 其他所有理由都可以成立，或至少技術上成立而不構成種族歧視」
7) 種族偏見，一直刺眼的在事發後的許多討論裡缺席，只以「尼泊爾」一個國家名成為隱喻。「尼漢」更加是連死者的名字、死者家鄉的名字都要省略從短。命名是源於焦慮、必得有所指向。(只有極端焦慮自我身份的地方和人，才會天天強調自己的身份是啥、該是啥。)
種族偏見，更多時卻是許許多多的偏見叠印而生，基於「差異」而沒法協作、沒法認同而生的偏見、基於無法使之「融合」、亦無法使之成為「客體」而生的焦慮、排斥、恐懼，以敵視與賤斥的形式表現。這種種偏見，(當然)不在於膚色—人種—種族，而在於膚色—人種—種族*以*外*的*所*有*場*域*，再折反過來以最顯著於皮膚眼珠頭髮顏色、臉孔輪廓、口音的「種族」分野上癥結化、癥狀化。
種族偏見者的偏見往往是一籃子的茅盾取態，譬如有人討厭「印度人」，他不是討厭所有來自印度或成長於印度的人，他和旁遮普的分離主義者憎恨印度政客的原因徹然不同，他會舉出一大堆與「印度人」文化、公共衛生、身體的、經濟的、政治的上各種事情相關相涉的大堆原因，甚至一些與印度人交往的創傷經驗，然後歸結「所以好怕佢地….」、「所以做朋友無問題… 一定唔會俾阿女同佢拍拖…」、「所以都無乜野… 不過就唔好租樓俾佢地…亅
這許多各種的偏見扭結的在「膚色—人種—種族」上呈現與不斷重寫。所以總是偏見在先，「我沒有歧視你呀！我依足指引、公平、公正……」的否認式理由和以免責為前提的各種技術措施在後。
8) 許多人明明都不是警察，卻極之熱烈地、咬牙切齒為警察殺人辯護，甚至有恐嚇協助死者家屬並一直以「少數族裔」為工作對象的社工 (其恐嚇與支擾手段又是典型的淫語癖、描之淫蕩、賤斥)，這許多人不必然就是相對「尼泊爾人」或「少數族裔」的「本地華裔」，「本地華裔」可以籠統描述這羣人的成分，但「本地華裔」並不是它召喚自己的名字，所以「種族不和」的說法只是幸災樂禍的媒體記者才想得出的問法、也透露了媒體自己的議程和欲望。
可是正如7) 所講的，為警察殺人極力提供「理由」的大部份人，很可能都是同一大堆文化、公共衛生、身體的、經濟的、政治秩序與認同的當然「持份者」、即某種「主流價值」的長期訂戶，「…作為香港人」只可以有一種取態，與殺人者、與把警察殺人合理化所訴諸的建制性「秩序」相依為命，與所謂「程序理性」衍生的職業人格，既有份同情、也有份受氣受罪，自然有權、而且必須參與鬥死所有違反秩序與自視為無罪者。
於是殺人還殺人，警員一定是無辜的。因為他正在上班。
警察象徵、同時具體化的茅盾：男人的陽剛性與國家體制下的完全受命宰制，明明亳無自主、毫無判斷與能動力，既然無倫理可言，亦無信念之實憑，卻不能挫傷，必須把恐懼的他者斥為卑賤，必須把差事以外的一切變數清除，必須西瓜靠大邊、條件制約式規訓的機器人，正是許多許多人的生活寫照。
9)「種族」涵義的覆寫、重寫。
純粹 by itself 的「南亞人」、「少數族裔」是不存在的，它是先於經驗的分類，可能僅是被描述的客體，說明的只是觀看者、言者的權力位置。此種命名也像是一個trope，載滿了此城對秩序、對私有財產、空間使用、身體規訓、程序理性、禮儀的服膺之根本焦慮。「南亞人」、「少數族裔」於是成了此種焦慮的同義詞或cathesis。
例如僱主A 跟僱主B 會講，「… 唉，依家D 賓妹好鬼死精架。」無論是扣減人工、強廹打避孕針、性騷擾、動粗體罰、侵犯私隱，甚麼事也可，任何大少事都可以先撇除、先懸擱「少數族裔」(作為顧員／移民工／女性 ／男性／低收入階層／宗教信徒等等) 所面對的現實處境中存在的種種不平等及其相互交錯叠印，然後一句解釋所以：「… 唉，依家D 賓妹好鬼死精架。」、「D大陸嚟嘅真係要防吓」、「你吾好話呀，D阿差識聽架」
我們一天到晚聽到讀到「南亞人」、「少數族裔」、「尼泊爾漢」、「印巴藉」貌似很政治正確，卻是不停把幾個應該區分開來的全稱式類別交換、混合、挪用，而並非因為無知：「南方」相對「北方」，「南亞」多是指印度次大陸，是地理而言，指的是Place of Origin，來自那個地方；可是南與北也是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力量的不平等…… 說「Asians」明明是歐洲、特別是英國才慣用的稱呼，多指來自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的移民；在美國同一個字則多指日本、南韓、中國移民。「少數族裔亅指的多是Ethnicities，血緣與文化歴史、民俗上的族羣，少數則相對透明／「正統」／主流強勢的「多數」。「尼泊爾」是現時由毛派執政的主權國家，「漢」是指男人、但又不僅指性別，有諸種因語境不同而生的指涉….. 而不少後殖民研究也有指「Race」與「Ethnicities」的界定從來不是自然而生的，因為(殖民)政權對本土人(Native)的管治設置與需要，Ehnicities 的界定會被較接近生物學人種分類的論述與措施「Racialized」，相反，較接近民俗、文化傳統的定義準則也有用來重新界定「種族」的，此種知識論述與定義的生產，也使種族「Ethnicitized」。
我想指出的是，出生／成長地、血緣與文化歴史、民俗上的族羣、政治實體意義下的「國藉」、居留地 (居住權、公民權)、人口多寡、社會參與的強勢與否，以及「種族」(Race) ，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各種介定和論述，一直在警察殺人「事件」報導和各方講法中，不停互相借代，總是又拿出來變成關鍵詞、被置換(displaced)或當成一種「身份」或「主體」命名之際，正正是死者Dil Bahadur Limbu 與居住生活在香港的「少數族裔」行使其人身自由、自主的「身體」必得消去、消除、消音的當兒。
當後來知道死者是香港出生的人，卻因為前述的種種，再沒有人會像先前強調死者是「南亞人」、「少數族裔」一樣，以同樣的報導方法標明死者是「香港人」。
為甚麼呢？那不就是種族偏見嗎？
抑或是，跟一直佔據著觀者／壓廹者／殺人者的位置的「香港人」截然不同的另一脫香港人，一樣不曾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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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則留言 09 Apr,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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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腳給死線縛著。
加上 seroxat 減量的各種癥狀。加上身體的累。又掉進一天到晚重覆聽一首歌的狀態。剛巧一樣，找到一直找了許久找不到的Kishori Amonkar 的歌下載，是「後無來者、苦無傳人」的嗓音和唱法，避無可避的被打動，像風吹過枝頭杈兒葉片會顫抖一樣。
外間一切是支擾，沒有想說許多話，許多美好的想法與想念得靜靜待著，心是軟的。
2 則留言 26 Mar, 09
我想了好幾天都不知怎樣寫、卻知道寫的必要。好像不想了斷回憶、不想只記住事情的某些片刻而劃去了另外的，也極不想把一切劃進「回憶」或「不能言說」的說法底下。仍在失神的當兒就收到幾通「聽講你在台灣 xyz…..」作起端的問候，卻嚇然照見一種事實：受人愛護，能夠與人深刻的對話，心裡豐盈，在此城始終是說不過去的，一定是某種例外使然，於是人們會問，不可能的事情究竟裡面的機緣與巧合是何以成立？可是沒有，如果有甚麼秘密，秘密就寫在臉上。我沒有鏡，朋友是鏡，如果我温柔地笑，因為有人跟我温柔地笑。我一直想，如果誰和誰或誰在就很好了，誰和誰或誰都不在，但是「一個人」也很好，因為一直有朋友照顧，讓我不會迷路，倒是帶著我的人兒在自己住的城市裡迷路一小段，還好。這是寫在前面。
從台灣回來就陷入傷感、失語。每次外遊之後都是，這次最甚，堪比颱風滯留深圳那次 (那次雖然進出兩地邊境六次，可才一夜一天之間的事)，其實它在旅途的後來已經開始了。心情落差不是因為那邊那麼好、這邊怎麼不好，這種比較對誰都欠尊重…… 似乎是，來自未來的回眸率先讓當下變成傷感，以至擁抱、親暱會附帶著一種痛苦，不可貪圖，那，輕軟的，變成專注敏銳，刺進暖暖的心裡。我們擁有的時刻、共同投放的時刻，彌足珍貴，而我的情感總是滯後，到飛機真的降落香港機場，人們急忙站起身拿行李的時候我才意識到自己已經離開了台北車站的候車間。
離開總是比較容易、姿勢比較好看，可是帶著甚麼、「回到」甚麼卻是嚴肅的功課。當我無法給自己好好記述自己的經驗，當我內裡覺到的突然難以跟人溝通，我好像不懂打開那功課册…… 語言那麼堂正、我想抓住的是另外的nuances，卻得與不能信任亦只能信任的話語依存，用割離一些來保守另外的一些；如果持久被受中介、過度規劃的「個體身份」的搖撼、晃動剝褪就是與人連結的發端，我卻是只有「一個人」把自己拋棄在街上，想到另一個幾乎全然陌生的人面對生活種種瑣碎的事情中的某個手勢、某個等待、受驚的表情，我才能從最細的小節裡看到人與人需要靠攏在一起的理由和傾向、或心的牽引。於是我看到寂寞劃在一座城的每個人的身體上，就在等車、等人、等吃、盼回家或不想回家在街上沒處去随便找個事情專注的那個孑然、不安的姿勢裡，連自己都沒有覺到的。
我一時不適應似的在香港的公車和街上，瞧人家的眼睛去看，那麼願意有人會接住我的眼光、接住我的微笑，可是沒有。我在誰的眼中都不是誰，交談的對象不在、感情的對象不在、「場境」不在，這是暱名嗎？我回到一個人人不會正眼看人的城市，擠在一起互相迴避，好像要重新發現，我們經年累月積壓下來的疲累、扭曲屈存的受損者和他們抵抗似地、講究行頭粧容對答有禮因此摸不著心意只有防備與驚恐脆弱的，秩序和身體。
當我瞧見恐怖的一憋、現實的傷口—— 譬如說，在旺角道行人路旁靠在鐵欄上的一堆紙皮，裡面捲縮睡著一個沒有家的人，在地鐵上看到穿襯衣西褲的屈曲軀體支著一張眉頭鎖得那麼緊讓人看了難受的男人的臉，譬如說在公車上坐在我身旁的女孩，因為我貪看她精緻打扮的臉她就怕得一整個車程中不敢動一動那粉嫩的脖子向我這邊看了，只一直盯著擋風玻璃前面的公路—— 我覺得自己很無禮，但是難以認同、難以「濫情」悲憫、找不到安放自己的方法與位置，拿掐不了禮貌的準繩，結果又是挫折感來襲，想哭、不適應、失語或過多的話，我企圖說明，我離開了香港才不夠兩星期，我沒有去很遠、也沒有迷路，只是去了看朋友、去了某處海邊看海而已。那麼，那毀滅、那枯萎之所以不覺、市面和人臉之所以看來完好無缺、或儘管被說成必可修復，一定是有種普遍而徹底的傾軌，演練日常，那力量有巨大的自動化與墮性，人在其中脆弱惶恐自己的席位、沒敢舒出一口氣。城市與廢墟，最終必然是守在城市陪葬的人更多的，彷彿沒有人能扳停、沒有人可以倖免，卻沒有人可以安慰那勞累、萎靡與死亡。
旅行中浮光掠影的比照、眩目的藝術表態或理論的爬梳與檢視並沒有解釋到「現實」為何以如此細細連綿的方式、竟然如此。「現實」無法靠近，我們靠泊的種種說法幾乎都是錯開來的、歪扭的失重狀態中抓住的「現實的剩餘」，字詞和語言是我們所僅有的把持物；「現實」可沒有理由因此要倒過來依從語言的律則修辭和語法組織成「世界」、「國／家」的。
這是我想到其中的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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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活動安排緊湊得令人害瘋的週末(連續去了五個活動每晚吃飯喝酒還跑了一趟九份) 以後，我還讓阿運晚上趕爬著文稿騰了兩天帶跑的把我從台北帶到了花蓮、又讓薛西的朋友開車到了七星潭，為的就是和其他遊客一樣坐在太平洋前面的一塊海灘上，讓太陽曬、給海風吹，很陶醉的模樣。我只是想來到海邊，連開車載我們的那位會怕羞的擦的一下臉蛋緋紅的小姐叫甚麼名字都沒聽清、沒記住。我無法解釋「去看海」為何成了如此急切的願望。
I could indulge here in a little idle generalization, could lay off my own state of profound emotional shock on the larger cultural breakdown, could talk fast about convulsions in the society and alienation and anomie and maybe even assassination, but that would be just one more stylish shell game. I am not the society in microcosm. I am a thirty-four-year-old woman with long straight hair and an old bikini bathing suit and bad nerves sitting on an island in the middle of the Pacific waiting for a tidal wave that will not come.
── Joan Didion, “In the Islands.”
於是我來到台灣海岸的一處邊端，我以為它曾經就是島嶼上的人的某種「世界盡頭」，可它早已變成空軍邊防基地、漁業重點、觀光區，這些卻是我突然想發一通短訊到中國大陸或台北的時候，發現手機網絡的無遠弗屆才赫然想到。發短訊的欲望與空軍邊防基地、漁業重點、觀光區的拓展有不可言諭的共通性或重叠。「小漁村」還住著漁民，屋前的空地還有小孩在玩，廟前還有老人打牌喫茶，可是為了賣紀念品而建的博物館裡的漁民作業用具藏品和聲畫片段把他們放逐到一種「與世無爭」的沉默裡，就在展館旁的小屋與巷裡。我狠了心還是給爬到電線桿上替村民修理甚麼的工務人員拍了幾張照，承認自己是觀光客比裝作對攝影很有堅持容易多了。
……我只是想來到海邊，我來到了，我無法解釋。面對「太平洋」，我連脫掉鞋子踏進水裡的「勇氣」或「寫意」都沒有，我只是呆在她的旁邊、蹲坐在水和陸地的交接在翻那些快要磨光的小石頭，像來到暗戀的女人面前而且自知不配。我好像想找一塊石子送給一個人、或兩塊石子給兩個人，可是我拿著一塊又放下一塊，最終就只在翻著看不知想看到甚麼。我無法分辨是浪的聲音、海的形態、日曬的微暈還是甚麼在安慰我，我沒有在海的前面太哭一場無聲的，只是它安慰了我，它是那麼完整、全然，所有事情它都接收、所有事情都對它沒絲毫毀損，少年向浪頭擲的石子通通消失在白花裡、捲到海床的一角堆叠著、沒多沒少還是一塊石子，老去了的只是那些要在女孩面前表演某種陶醉的少年，而浪潮續著它自己的節奏，那水是覆蓋世界的水。它恒常在極大的騷動。
(傅在喜瑪拉雅山前面所知道的，是「崇高」嗎？生命與摧毁互為體表的力量，是不是也在泊岸的潮浪裡有所暗示？) 是甚麼從海洋的黑暗陰冷的底部把那大水拉褪、又撲湧向前、漩擾、收攏吞吐？卻明明是月亮、天體的牽引。浪頭蓋到長岸上如拆毁一切的巨大聲音是安慰，把裡面的一切撫慰，我突然認出那瀕死的平靜。它一直在，與所有人無關，所有人的所有謀事與築構只是它抹過的痕，如石子被磨光、密度不同的岩層斷落偶然擠壓成紋。它沒有暗示。
到時近入黑我知道得要走了，我先是央老遠坐在一旁想事情的阿運「多待一會兒、十五分鐘好嗎？」可是沒多久我又改變主意了，要是再待下去天快全黑了，我就不願意走了，我跟阿運說「我們走吧！再待一會我就不想走了。」她沒說甚麼就帶我走了，我害怕甚麼我不太會說。只是，這以後幾乎一切都成了噪音、侵擾。眼目耳聽皮膚所感的一切，全都不是，我只有某種因為記不住而起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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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這麼跟人說，這次旅行，「在我是『歴史性』的，像一下被打開了，非常敏感，但還不知道它的意思。只是不知怎麼面對目前的錯置感……」這麼說好像有點嚴重，它的意思還沒有開啓，它的訴說才剛剛開始，我卻好像知道它的珍貴，害怕別的喧鬧把它淹蓋、壓毁，以至覺得目前的幾乎一切都成為了喧鬧，幾乎都是干擾、抑壓，而我好小，走在人中間突然有不良於行的感覺，只心裡的一點甚麼是實在的，跟別的一切、外部的一切幾乎割離、幾乎都要拒避。
那麼，跟先前幾次不一樣，「旅行」離開了「逃離」的題旨，變成對自我的「歷史性介入」。我看著洗出來的照片，以為悄悄到訪過自己的夢境裡。照片成為了另外一種真實的不確存記，指向內心橫渡外邊的諭物。到訪的不是夢鄉，卻是共時、正在進行的睡夢，就像書寫《房間》的過程中看到「我」的萎靡、怨恨與躁動不安，只有那書寫把這個「我」打開了、陳示了；我在旅行中經歴了不可能，經歴了某種澄明。
我不太曉得那是怎樣發生的，不想提太多名字、場境，都放在心上好了，我大概是以「《房間》的作者、《字花》作者羣之一」的身份參加好幾場書會、講座，還有飯局、探訪，跟認識與不認識的人碰面、或與知道但沒見過面的人認識。我沒有很多準備，只是忙完了剛及趕好的「工作」，帶了二、三十本《白瓷》和《房間》，抱著「很認真去玩」的心態起行，能夠跟大夥成行本已是一樁美事，非常神奇。
從去年七月我一直覺得欠自己一次旅行，「終於可以離開香港……」這句話我可以連續說十次笑不攏嘴的。來到桃園機場的公車站外面抽菸，才發覺連自己的名片都沒有帶，那麼，我以為一定是下意識不想去帶；接下來幾天，遇到前輩想送書給人家卻總沒帶夠書、又總在書的扉頁上把人家的名字寫錯，想與人交談的時候窘自己「國語」說得一團糟、其實是不會禮貌與客套，沒兩天下來，就在晚上小酌的時候哭了…… 這裡面我突然遭遇到自己——「《房間》的作者、《字花》作者羣之一」——及與「李智良」這個名字相涉的某種欲望與欲望的政治，我卻像第三個人一樣在兩者之間，沒能適時的滑移。
碰到有人拿著一本翻舊的《白瓷》、或簇新的《房間》來讓我簽名，是高興、欣慰的，它畢竟是一番心血、一種給出去的心意。特別是《白瓷》，它那麼感性、那麼小、那麼充滿愛情，只那麼一次不可再次。在差不多十年過去以後，它以它的軌跡走了那麼一圈，它的「作者」也給逐放到另外的軌跡上，而那個軌跡難以憶記、不堪憶記…… 要是有人拿著那本翻舊的、或包好保存的書讓我看，我真想哭的，只是素昧平生，突然感傷泛濫，實在難看。
可是在這種場境之中，我很害怕，好像會從心裡猛然的一下抖顫，有些甚麼會突然穿過我，偶然地，再一次把我遺棄，即使不在目前，卻預感它就在即近，那些難以憶記、不堪憶記的事情會突然折返，壓縮成片刻的靈閃、肆虐，一下把我拉倒，可是沒有閃光，只有不堪入目的毁壞。而且將來還有，難以想像、不堪想像。
我害怕的事情卻也可說是我一手做成的，沒有人要為我的人生負責，可是「作者」該要為所寫的負怎樣的責任？譬如說像《白瓷》、《房間》這樣的「作品」？「有些甚麼會突然穿過我，偶然地，再一次把我遺棄…」，「有些甚麼」是甚麼我不太會說。害怕一樣，我難以釋然的面對「讀者」的目光、垂注。我怕「被看」，我覺得寫作與給出一個「Pressence」讓人看到、觸碰到或聽到幾乎是截然砥觸的。我難以承受《白瓷》和《房間》召喚、打開的情緖，並且要繼續說裡面寫到的事情，並且承認「不錯我就是作者李智良」。一次閱讀就是一種真實的話，我其實也只有一、兩次寫的經驗，「寫的失敗」的經驗。
我的「反抗」依然只有著意抽離，以「風格化」承載不能承載，講座幾乎都像某種身份表演，可是臨場又來了真誠的温暖、羣聚感，能量的互動明白是在場的人都感到的，怎麼辦！？發言總是簡扼不過因為我想說、會說、或可以說的都不多、很少。寫的那人不在，我不是那人，我跟那人的連繫不確定；「書寫」無疑是一種存記——拒絕遺忘，為未被描述的記名——可是它與義理無關，它釐清的卻是經驗之不可經驗、經驗之不可分享，它必須孤獨進行，一定是種秘密的狀態，像左手不知道、不應該知道右手在寫甚麼一樣。我無法在人前扮演、召喚那人，正如我無法在有人在旁的任何情況下寫作，無法在人前進入孤獨，我甚至不能理解那個書寫的經驗、它的指向或所待。我只有它的遺落，而回憶它幾乎等同否定它，或者，我不過是它遺棄的缺塊。我總想表達一個事情而沒法表達得好、沒法讓它聽起來不帶一點惡意：「我不是妳想像那人呀！」我明明就在妳面前，在妳面前的明明是我。那人不在我們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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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
1, 2：三鶯部落。 3, 4, 5：七星潭。 6：光復車站。
3 則留言 15 Mar, 09
自殺是最強烈的抑鬱：我活不下去了，生命那麼醜惡，你們每一個還生活著的人是那麼醜惡。
自殺令我們每一個還活着的人羞慚：你說你說，你的生命有何價值，令你可以毫不羞愧的活下去。
我們還可以怎樣回答。—— 黃碧雲〈無人相認〉
我從朋友發過來的電郵得悉M 前幾天晚上跳樓自殺死了。
我不知道對於一個人的死，作為生者可以說甚麼。(不可能的！──是她。)
死者不是歷史人物，我不能帶著借古鑑今的眼光去評斷她或她在某個歷史時期的「位置」與社會學研究「意義」，或者說，如果「歴史現場」是還未宣佈成為過往的現在，時間因為記憶與想願而變成捲曲、折叠。死者與我不算相識，但也不算不相識，我無法以路人論者「無知」的位置理解她的死，也無法以親人朋友的悲傷去悼念。
死者算是我的讀者——那純粹是語言文法使然，一個作者不能擁有「他的讀者」的；「讀者」是指她讀過《房間》。她的死被說成某種典型：優才生、受不了課業壓力、壓抑情感、躁鬱症病患…… 典型與「真相」之間，情切之處頓然落空：Time is a joke we keep on telling the wrong way.
M 來過七月的一場書會，我在二、三十人面前跟她吵了一場架，關於精神科「治療」演進和「病者」身份標籤的不同見解。她不是我的粉絲、也不是整天盯著肚臍眼覺得抑鬱很浪漫、很文藝的另外那種。她帶著問題來，帶著更多問題離去，又在網誌上寫了些反駁著我去讀，我沒有回話，我只是覺得她太急著想抓住一種說法，以處置自己正歷著的困擾。
當時。我覺得她突然發言頂撞，是在惹人注意，就像故意搗蛋的那種小女孩式撒嬌可是表情語調走了拍，我也對她很不客氣，而且精神科醫生會說的論調我聽了十二年、幾代「抗抑鬱藥」我和一些朋友都吃過，真的夠了！以社會功能障礙劃分「疾病」、用危險藥物長期轟擊大腦中樞神經作為「治療」，並沒有讓人對自己的人生更負責，僅成全了一種制約 (Conditioning)。到她轉頭說自己不只是醫科生、也是「同病相憐」的病者，我感覺很差、彷彿我的坦陳終究是為了被嘲弄、或僅是為了讓人「認同」……
我方才記起那天臨走的時候，我跟M握過手，輕輕的，大家都有點尷尬，但是大家都需要那一下輕輕握手。因為這種極其薄弱的體諒、或連繫感，我無法別過臉不去想，她後來的自殺。我彷彿看到的是醫科生與「躁鬱症」病患的雙重「身份」在她身上打架、無法疏導對自己的「精神病歷」的壓抑、怨、愧、反抗。我以為她會好起來的。我以為她能夠開始跟人談起這些，就會慢慢鬆開那無形的緊束衣和防衛機制。
後來我才知道她那麼年輕。我像她那個年紀的時候，一定比她還更「倔強」、「癡狂」、「離羣」。再回頭想，12、13年前，大學校園以至香港的社會氣氛，似乎比今天濶落、鬆動好些。
*
我是自殺遺族、倖存者，我願意相信，她本來就不會自殺的──死是可以的。死前經歷的痛苦、冷漠、不流血暴力與割離並不。
死者趁深夜，大家在睡覺、在上網、看電視的時候，在一幢公屋的電梯大堂附近徘徊，遺下寫好的「遺書」，在一米多高的欄河前面，她看到甚麼？聽到甚麼？然後，她攀過那欄河，危立廿多層樓上面那一截石，她看到甚麼然後就合上眼踏空那一步？
我一直丢不開腦裡那個情景：許多幢幾十層高的大厦、許多家戶亮著白的、黃的電燈。汽車在馬路上行駛、車燈流動。晚歸的人在街上。
M最後一次看著這個「世界」，一定就是眼前有許多幢幾十層高的大厦、許多家戶亮著白的、黃的電燈，汽車在馬路上行駛、車燈流動，晚歸的人在街上；與昨天和明天沒有兩樣；然後她就伸出那一步、放空。生和死沒有分別，跳下去比活在這個「世界」要好一點。
*
你想想看，二十歲女，大把青春。除了標籤、除了自殺，可以有那麼多可能、那麼多潛質。為甚麼偏偏就是標籤、又偏偏是以自殺終局？
對！「沒有人叫她去死的。」我們沒有。我們只是扼殺一個人的那麼多可能、那麼多潛質而已。扼殺：不容許、不容讓、不接納、不願意見到、不要聽、不想知道其他的可能。此消彼長。
我們竟還活著，不懂安慰，竟還在無恥的說死者：「……本周一還見她如常上課 ，卻想不到她突然自尋短見，對事件感到傷感和驚訝。」然後又說她一向「活躍開朗，經常笑臉迎人，懐疑她有心事只會往心裏藏，加上醫科功課壓力大，疑未有向人求助而自尋短見。」說完，無姓名標示的「知情者」則透露：死者「早前患上狂躁症及有抑鬱傾向，其同學發現她情緒受困擾及失控，更開始離群並與大學宿舍同學發生衝突。校方得悉其情況後與她聯絡，並提供輔導。」竭力維護體制專業形象的精神科教授又摸透「病人」心理一樣說：「醫科三年級學生已被當作實習醫生，有精神病時求助會卻步，『好驚帶住能醫不自醫的感覺，介意俾人知道，接受醫治時唔會跟足指示 。』」
我們站在一種言論位置，不斷重申「我們沒有甚麼可作的。當時沒有，一直沒有。」死者可沒有這個位置，她做或不做任何事都要算數。
我聽到的版本跟報章和討論區所載大有出入。死者一直有尋求專業介入、為了「病情所需」申請停學、調宿，也很努力去理解冠在自己額上的「病稱」；死者也跟人訴說過自己受不了壓力；死者死前一個月剛轉了藥物處方、正值藥物「斷癮癥狀」最猛烈的高危期。
──〈羅生門〉的教訓是，鬼魂要保護自己的名聲 (Name)，也因此有了說謊的動機，身體沒有了，但身份與身份政治持續還在。只有死者知道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到底是甚麼一回事、甚麼一種「真實」；死者與生者所持的「真實」大相徑違。我們可是活在招魂乏術的時代裡。
*
一個又一個人兒活的不快樂，自殺死了。我們還是無視現實，顧左右而言他。
小朋友都知道的事情：跌痛了的小朋友哭了，他的同伴會伸手扶他一把、抱他一下、親親他。我們首先卻說，「不干我事」，並且告誠自己的孩子，「不要亂跑」。
我們連小朋友懂得的事也不願意做；輕蔑死者「自尋短見」，見出我們的涼薄──相對於「自」的「他人」、相對於「短見」的「遠景」在哪？他人缺席、遠景未現，一個人所「尋」能有所獲、能有所覓見嗎？
死者經歷了甚麼落得如斯絕望？她的心事怎麼沒有人願意照顧？ 她不曾對「絕望」作出頑抗嗎？
一個人徹底絕望，來到一個地步，「世界」只餘那短短一截石不得駐足要掉下去了。這可以剝離她的生活情境與條件去考量，說她是「突然自尋短見」、對記者表示「很驚訝……很遺憾」開脫過去嗎？如果M 真是「優才生」，她一直以來接受的「優才教育」給了她甚麼教育？醫學院和宿舍生活給了她甚麼體驗？如果M 真是「患上狂躁症及有抑鬱傾向」，精神科和臨床心理治療給了她怎樣的康復條件？自殺者卻用自己的生命與未來的全部、用毀滅自己、用感情的最大傷害，對這一切作了否定。非常明確。
M的自殺不是獨例，將來還有的。死亡佔盡上風，而我們只有自己的平庸和不甘。
原刋2008 年12 月22 日《明報》「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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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則留言 22 Dec,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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