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閉上眼睛想著一個人、一件事，才張開眼還是依然如此，我有睡過嗎？中間有沒有夢？那確切的聲色、身體感與可佈，是否只是夢？躺著，身體急著要發出投訴，我無力安撫，我只有一雙發疼的手，脚離我很遠，背脊是我所划不到的，腰腹像淋濕了的斷枝，我塞著耳機，聽同一支歌，一句沒明白的歌詞，腦裡是自己的囈語，眼角有淚的先聲。後來，我終於停駐在一個情境裡，昏柔含糊的一個畫面把我的意識接住了，支在枕上的肩頸放軟，我知道我快要入睡，連忙轉身抱著枕頭，捲曲如胚胎的姿態，平靜的一瞬，聽見外面的雷雨、頭頂上的冷氣機渦輪，同一支Kunti Moktan 的歌……
一次、一次，我認不出從自己的喉頭破出的怪叫，才是驚醒，全身是累，骨頭撑著肉、筋胳扯疼，是醒來了嗎？半夜，我想點菸，我想喝水，但我還得要再睡，再嘗試墜落一種深邃，及這以前的掙扎。一個人在鐵架床上的無助，旁邊是牆，頭頂是牆、脚前是牆，而渴望無夢，不是有另一個人睡在身旁可以解脫。但是我總是睡得很淺，作夢的時候、知道與不知道是夢……睡著失眠，只是在一種不清的昏沉意識中與自己扭成一團。墊在床褥上的草蓆竟然是這處那處，撕址的裂縫、旁邊又是另一段破口，直到今天方才發覺，不知道期間。房裡全是自己的戀物，擱置陳舊。
我曰是我的Seroxat Hell。
地獄一景。
從前的教堂裡用來唬嚇人信善、入教的畫面，換成香港夜景的明信片。白天太亮，夜晚不夠黑。在末世以後。人們不用睡覺，不會入眠，又是清晨的到臨，只有在將要明亮起來的靛藍天色底下，在汽車發動聲中多躺一會，跟自己說，不要多想，不要哭，不要動。沒有無知的晨鳥吱吱絮語，街燈蓋過最後的星星眼晴，老人起火煮炊的時候，我們一動不動在躺著，滿身是累，方才的「明天」已經廹在眉睫，我們好睏，呼吸困難，還想再睡，在已經熨暖的被窩裡自己的腳丫廝磨著自己的腳丫，冷的貪圖暖，不要多想，「讓我們誠實地為所有的汽車祈禱／為所有人，好的，壞的，不好不壞的 […] 為暫時而安靜的休息而感謝」(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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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節錄自楊海松〈祈禱〉《半衰期》（Devo Pub, 2008）頁009。
原刊《字花》第15期「食買瞓」，p.9。2008年8-9月
15 Aug, 08
編按：這個對談是李智良即將出版的新書的副產品，原意只為理清思路，但談著談著，竟溢出了原有的範圍。在兩次合共六小時的對談中，兩人從樂生院、國家機器、精神病學、社會監控，一直談到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魯迅和新興宗教。驟看是任心閒話，近於即興，卻處處見其無時或忘的關懷。《字花》這裡節選跟「文學與診療」有關的部份，讓讀者先睹為快。至於巴塔耶、科耶夫、魯迅與新興宗教等內容，請見李智良新書附錄。（編輯：郭詩詠）
日期：2008年4月19日
地點：葵涌
錄音整理：高俊傑
「噢！朋友們。」—— 來自樂生院的啓發
張：對你來說，為何會想在今年出版這樣的一本書？
李：只是覺得有一種迫切性。自己正朝向另一個甚麼階段出發，很可能遲些時候，便不再想處理當下這個階段的感覺。假如今年無法完成這本書，大概之後也沒有體力和時間去做。
張：有沒有一些特定的事件刺激你萌生這種想法？
李：稱得上「事件」的大概就是台北樂生院的運動。事緣捷運延線的車廠工程令樂生院面臨清拆，院民與社會人士抗議政府將他們迫遷到迴龍醫院的決定。這件事引起了很多爭議。雖然自己只是從網上的報導或朋友口中知悉，沒有直接投入到行動當中，只到過「現場」待了一個午間，但情緒上還是受到不少牽動。
張：那這次事件對你有何意義？
李：我想先補充一下關於「事件」的說法。我其實不太認同叫這場運動作「事件」。「事件」這個字眼，很容易讓人覺得它已經完結了。但事實上它並未完結：參與抗爭的人，或這場運動的主體，仍然在抗爭、仍然經歷很多變遷，現在就要清楚說明這場運動的「意義」是不適當的。
張：關於「事件」（event）這個名詞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它未必是一個已過去的時刻，而同時可指向時間上斷裂的一點，從而開啓了一種全新的視野。你覺得樂生院這個「事件」有沒有帶來甚麼啓發？
李：這可以從兩個不同層次理解。稍為抽象的說法，就是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對「事件」的闡釋：事件不只是一件已發生的事情，更包括了一個被建構的位置，讓言論把特定的意義安放在它之上。假如事件得到經驗或啓發的場所，這個事件就會伸延開去，一直變異，衍生一些未必可以放進符號系統的東西。從實際方面說，樂生院近日「正式」開始清拆，比起剛開始的時候，人們的關注反而少了，可惜的是，它的「意義」、特別是對「社會運動」而言，其實還未被完全開啟出來。對我個人而言，它讓大家都看到，一群人只因為患病而被社會排斥的現實。不論是日治時期類近殖民的政權，還是國民黨的「外來政權」或民進黨的「本土政權」，都對樂生院的院民採取同一種態度：完全的無視、出賣。幾十年來，他們沒有得到任何賠償、道歉，沒有妥善的安置。到今天更被冠以「阻礙城市發展」的罪名，這群人僅僅是患上了漢生病（「痲瘋」）而已，漢生病早已證實傳染性很低、可以治癒，我覺得這許多事情都值得我們深思。
張：政府仍然不讓他們從樂生院走出來？
李：重點並非不讓他們離開。除了樂生院外，他們根本無處可去。自從日治台灣政府在1920年代初對漢生病人實施隔離開始，院民就已沒有戶籍。隔離政策雖然在1960年代名義上解除，但他們沒有重返社會的機會和條件。他們很多都與家人失散，也無法工作，而且因為被院方強制施行絕育手術，也沒有子女。最早在五、六十年代時，他們開始為院內死去或自殺的院友建設龕堂，這樣，他們視樂生院為一個可以讓他們建構「家園」的地方。人死後是葬在他歸屬的地方，但是這個監禁他們的災難現場，卻是他們唯一可以有的歸屬。你可以想像這是一個何等痛苦的「認同」。現在仍然住在樂生院的都是七、八十多歲的公公婆婆，他們的要求，只是讓他們靜靜的、尊嚴的在那裡渡過餘生，但台灣政府所考慮的，卻是如何將他們送往新型的現代化醫院，以騰出空間讓捷運工程順利進行。
張：為何沒有政黨為這班選民發言？
李：在不同政治勢力眼中，這群被隔絕了三四十年之久，身體又受到醫藥傷害、行動不太方便的「選民」，並不會發揮很大的選票作用，聲援他們的群體又多是對選舉政治不予信任的。政府至今也一直沒有提出任何賠償方案。而《漢生病賠償法》闖立法院不成，也突顯了存在於各運動主體之間的張力和裂口。
張：換言之，這是一個完全的隔絕，不論從文化上或社會上而言。
李：也可以這麼說。因為經歷過隔離政策、與「治療」造成的傷殘後，院民雖已治癒，卻難以重新投入社會。
作為「例外」的存在
張：其實隔離本身便是一個典型的標籤化過程。正如你之前曾向我提及的，只會有「精神病康復者」，而沒有「感冒康復者」。樂生院這個例子的另一個特別之處，令我想起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異托邦」（heterotopia）概念。簡單而言，「異托邦」指向的是在一個所謂「正常」的社會內，那些以「倒轉」的形式來運作的地方。在我們的社會裡，那些所謂「正常」的地方，都會同時被這種「倒轉」的地方所呈現、抵制和顛倒。由於這些「倒轉」的地方極具特異性，縱然我們能在現實中標明它們的位置，這些地方卻始終被理解為外在於一切地方的地方。福柯在題為〈論異度空間〉（“Of Other Spaces”）演講中，談及十九世紀以來現代的異托邦特點時，提及了一系列的例子，它們包括養老院、精神病院和監獄等。福柯把這些現代異托邦稱為「偏差的異托邦」（heterotopias of deviation），因為它們都是用以安置那些偏離了社會規範的人群的地方。
李：我認同這些地方是以一個極端的形式顯現，但實際情形並非三言兩語所能簡化。
張：對。我只是從整體性的角度入手處理這個問題。一般而言，我們都會認為，樂生院的病人應該會討厭這個監禁他們的地方，但弔詭的是，他們反而對這地方產生了認同感。這種「例外」的狀況，其實與精神病患的處境頗為相似。從你的作品中可以感覺到，你一直關注自己被標籤為「例外」的人，並因而受到另一種對待的狀況。
李：我想以「例外」來命名這種處境好像有點籠統。因為「例外」放諸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身上也有不同的意義。比如說，將自己視為例外和權力把你當作例外，就是兩種不同的狀況。樂生院早期的強制隔離措施令一群人被排除在社會之外，可是這個隔離也某程度上反過來屏障了另一些暴力和侵擾，加上後來一些偶發的條件，令樂生院內得以出現一個自我經營的時間及空間。你可以看到這個「例外」的處境總是在變。樂生院有過幾次擴建，原因也不盡相同。在這個「例外」的空間內，卻是貫穿一種生活的感覺。舉例來說，以往醫療照顧不當，病人得服用副作用強烈的藥，令神經壞死，又動輒受到諸如截肢等暴力粗劣的「治療」；後來，因為熱心人士捐助，院民漸漸多以電動車代步，樂生院是倚著山坡興建的，院內沒有很多樓梯，舍堂、平房主要以坡道相連，行動不便的院民，還是可以駕電動車去到院內各處，比「正常人」還更快。這種人與空間之間的適切性，與捷運發展的邏輯是截然不同。
而且，捷運車廠工程其實還有協調的空間。桃園縣願意挪出地方，只要建廠方案調整一下，樂生院可以大幅保存，但台北市和桃園縣分屬不同的政治勢力，還有發展商的利益誘因，加上行政院與文化建設委員會之間推卸權責，就消滅了一個社羣的「自我完善」的能量。
國家？機器？—— 我們都是速度的奴隸
張：例外的狀況不僅僅是從空間的變化而言，它更加是一個系統的運作邏輯。舉例來說，法例之所以能站得住腳，正正是因為司法系統設定了眾多「例外」的罪案，來維持所謂「正常」的行為準則。這種利用「例外」來控管人的做法，其實是從現代性（modernity）而來。它同樣是法西斯運作的邏輯，譬如猶太人便被納粹政權視為「例外」的存在。因此，正如你所說，台灣的幾個政府雖然在形式上有所變換，但都對痲瘋病人這個例外的群體採取相同的對待方式，這反映了國家機器其實一直都是以相同的方法運作。
李：對於不少朋友來說，「國家機器」其實是不言自明的概念。然而在主流論述中，很少有人反思「國家」這個政體的形式。到底為甚麼我們會認定國家這個形式，來體現一個地方內人與人的關係？就算是「國家機器」內部，也有很多不同的交涉，並由此生產了不同的主體。新聞報導說香港是奧運聖火傳遞到中國國土的第一站，但實際上香港長久以來也是作為「例外」，甚至「境外」存在。除了以「國家機器」來作概念上的爭辯，我較關心構成機器的零件，從較實際的處境去理解當下。
張：從權力交涉的角度出發，所有東西都是力和力的關係，那國家機器所生產的主體自然會因為不同力量的糾纏而有所演變。我選擇用「國家機器」一詞的原因，在於針對它作為一種現代發明的面向。國家機器並不代表一切，但麻煩的是它擁有無堅不摧的破壞力。若從歷史向度出發，現代國家機器初具規模的時期是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時期。它是一個相當有效的體制，將地區內所有的人軍事化。簡單來說，就是將整個國家的人民變成軍隊，達到「全民皆兵」的狀態，因此拿破崙能夠以法國一個國家的力量，對付當時幾乎整個歐洲的保守勢力。相比起其他國家採用的僱傭兵制，將所有人民動員參與戰爭這種方法顯得更有效率，也更可靠。這種管治的系統後來不斷擴展到其他地方，並成了新的治理國家的邏輯，到後來更通過殖民勢力來到亞洲。因此，國家機器的概念正正擊中了當下處境的核心問題：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所有事情都要順暢地運行，而運行的速度還必須很高的生活。這解釋了為何我會以「例外」來形容有疾病的人們，因為他們無法適應這種高速運轉的規律，成為這種機器的障礙。
李：這又令我想起「病人」也不常常是均一性的身份。不同病人的地位、待遇都不盡相同。舉例來說，精神病的位置與肺病、N型流感等等的病都不一樣。不過我同意，「病人」是特別不適合於國家機器這種管治模式下生活的群體。當然，許多沒有病的人也被視為不合適的「例外」，包括低技術工人、性工作者、智障者、亞非裔人士等等，因為他們無法跟上「速度」的秩序。從另一角度看，這些弱勢群體必須被置於一種作為「例外」的位置，讓他們可以不斷被壓榨。由此可見，國家機器的操作是相當細緻的，不同的人會被恰當地「安排」到各個範疇，被壓迫者就很難連結在一起。再以醫院內的人作為例子吧，心臟病病人、精神病病人得到的醫藥資源是截然不同的。藥廠開發藥品也有其選擇性，「富貴病」的病患能享有很多「選擇」，在「落後地區」流行的致命傳染病，譬如天花、瘧疾等等，卻仍然缺乏新式、廉價的藥物。我覺得當下的權力核心甚至與企業合謀，並不停互相變換位置。
張：我自己不會設想國家機器是很「聰明」的裝置，例如說它能夠不斷變化自身，並生產新的分類。我比較傾向以一種稍為辯證的方法來看待這個處境：根本上沒有人能夠自然而然適應國家機器的運作模式。國家機器能夠生產大量分類的原因，不是來自內部，而是源於它在外部所遭遇的力量對它所作出的對抗。它要生產新的分類，來治理這些它最初沒有預計到的力量。
李：這可是參與社會運動的人必須要思考的一個問題。
張：雖然如此，但這正正就是「歷史」。國家機器的管治如此細緻的原因並非是身處高位的人很聰明，而是因為反抗者不斷變換新的方法反抗。
李：這就是說，其他人的反抗反而令它能夠自我完善。
張：所以最為根本性的問題並不是變換新的反抗方法，而是要讓大家不再相信分類會令社會變得更好。從這個角度重新理解分類的話，我們會發現它其實是一個相當難以對付的統治手段。這種方法會持續不斷地進行細分的動作，到最後令每個個體都與所有人分離開來。我們當下經歷的道德危機或倫理危機的關鍵，其實並非是因為某些「滋事者」不服從統治，令統治陷入危機狀態。而是「分類」令大家變成一盤散沙。大家都以為，分類是相當科學的方法。但分類科學的歷史告訴我們，事實剛好相反。
李：其實將分類視為必然的理解，是否從那種古典的殖民科學主義衍生出來？
張：我較傾向認為是從工廠的生產線模式而來。因為把一件物品細分為不同部份，然後令每人專注處理手上部份的生產方式，被資本家認為是效率最高，也能帶來最大利潤的方式。這也與戰爭狀態中，愈快生產物品的一方，便有愈大戰勝機會的思維一樣。若從一個精神病人的角度出發，當下的這種二十四小時候命，而且不斷加速的生活，是否真的值得我們去過？
李：即使你得了精神病，也沒那麼容易就放過你的！母須以「精神病人」作對照，也知道「正常人」活得很辛苦。（笑）個人的經驗而言，這種分類或者劃分的行為，確實相當無聊。每個服食精神科藥物的病人，都需要定時覆診。英文會用Institutionalized來形容這羣「被納入建制」的病人。在香港，每年到公立精神科門診求診者，約有六十萬人次，在2005年，到精神科求診的十四歲以下小朋友，就有一萬八千多個。他們大部份會被收納到精神科的「系統」中。這許多「病人」就這樣開始了長期服藥的歷程，並要面對服藥所致的副作用和遺害，很多人將無法全職工作。老實說，我也不知道哪些人因此得益，連政府也無法得益。你想想看，這些人需要每天服食精神科藥物，而這些藥物基本上又與毒品無異；政府要養育這群「癮君子」，又要他們「正常」生活，所需的社會成本相當鉅大。病人也要承受標籤、污名帶來的家庭與人際問題。我可以想到的唯一受益者是藥廠，持續依賴藥物的病人正正是它們的利潤保證。
張：這其實與電影Matrix中那個電腦母體（Matrix）的運作邏輯一樣。對於心理醫生來說，病人的功能便是維持他們「醫生」這個身份存在的保障。對於政府而言，雖然社會成本很高，但由於這是令現行制度繼續存在的原因，所以它還是要竭力保護。
李：所以說這個劃分其實也包含著管治上的效果，它維持了現存制度背後所倚賴的價值。
巴赫金、杜斯妥也夫斯基和我們
張：還是讓我們回到文學的討論上吧。我認為，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對於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的理解，在當下的處境是很重要的。相對於傳統現實主義，巴赫金認為杜斯妥也夫斯基所展示的是一種幻想現實主義，而唯有這種現實主義才更能夠開展一個人內在的精神狀態。在他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杜斯妥也夫斯基將筆下的角色，都視作一個個真真正正的人。在故事內這群主人公一直不斷地思考，不斷地敍述，並因此而能夠貼近他們自身存在狀態的內核。其實這種精神，是很需要在教育或精神病的範疇中推展出去的。
李：除非現行的醫藥體制經歷一個翻天覆地的變革，否則我相信醫生與病人依舊是「宰制與被宰制」的關係。醫生始終掌握著宣判有病，釐定康復標準和處方藥物的權力。但同時，醫生在這個體制裡只是個小官僚，沒有任何實質的責任可言。當醫生每三幾個月便會調遷，你的病歷也就不斷被重新書寫、或斬成碎件。我想，一些較進步的社工、或從事學生教育工作的人，還有較大的空間去做你提到的這些嘗試。不論教育、醫療也好，其體制本身的傾向就是組織化，要持續穩定發展，它自然就要均一對待、而同時又孤立每個病人和學生。你可以想像，真正對話、溝通的場合是不可能發生的。
張：假如找人對話充滿困難，我們有可能自己與自己對話嗎？我贊成類似社會運動的「游擊戰」固然要加以爭取，但也應該同時擴大反思存在經驗的空間。
李：我同意無論是藝術還是文學，仍然有很多開展的可能性。同時間，它們不能單單停留在其固有的範疇，更應該以自身的美學，關注這種經驗，並將這種經驗及所提出的思考帶給其他人分享。剛才我們對科學主義提出諸多批判，關鍵就在於不知從何時開始，這種狹隘、粗糙的科學主義成為了大家理解事物的共同基礎。相反，藝術和文學還未成為一種生活與思考的共同基礎。
張：其實從現代性開始，就一直有人嘗試去做這樣的事情。例如杜斯妥也夫斯基，還有存在主義的一批哲學家和文學家。除此以外，我會理解五四時期的一眾作家的書寫，也是類似的嘗試。某程度上，他們面對的是整個時代的問題，並嘗試提供答案。可惜的是，後來帝國主義的介入，再歷經抗日戰爭與內戰後，已將整個中國軍事化，也再容不下空間去延續這種文化批判。到之後歐洲在五十年代開展的存在主義運動，其實是從尼釆（Friedrich Nietzsche）、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思考發展出來的，而這個思考方向也是五四時期一個很重要的思想源頭。存在主義運動之後的後結構主義思潮，也嘗試繼承這個思想傳統，從文學式的思考入手，去處理人的精神狀態。
李：香港好像仍未有相近的思考出現。
張：對。讓人擔心的是，當法國的精神分析大盛後，現在其內部出現了反動。法國有些精神科醫生聲稱精神分析過時，而認為美國那種以科學和統計為主導的心理學才是正路。他們相信精神分析消失後，社會才會變得更美好。這種想法其實很危險。
李：香港的情況也很類似。你看我們往往不予批評、不予判斷，便全盤接收美國的一切，就連在美國已發生極嚴重事故的多種「抗抑鬱藥」也照給病人服用。
張：另一個將要面對的危機是醫療改革的推動。如果日後真的把整個系統都轉為保險制，商業利益就會完全蓋過了病人的需要與利益。
腦海裡的另一把聲音
李：我想再回應一下你剛剛提及的，關於文學與藝術的看法。我始終覺得用文學書寫去表達存在狀態之後，需要有所轉化，才能成為打造一個新共同體的思考資源。當下的狀況就是文學、藝術、劇場之間還沒有一個較緊密的、相互連結的基礎。我印象中台灣好像做得比較成功。
張：對。台灣的市民社會、社區運動建立得比香港好，有較好的條件去接連不同的藝術形式。
李：我想這也與香港缺乏嚴謹的人類學、社會學訓練有關。
張：環顧不同學院的生存環境，現在的大方向仍然是由科學和統計主導。因為唯有能夠在獲得承認的學術期刊上刊登的研究，才能夠爭取到資源。而大部份獲得承認的期刊其實就是美國的社會科學期刊。這令到統計、量化的研究當道。但這種方法在人文學科的領域裡是否可行，則依然是一個疑問。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 以所謂科學方法分析文學的語言學和形式主義方法，根本沒有理會人類語言實際上是如何運作的。
李：說起語言操作，就想起自己寫作時的狀態。最近我愈寫愈「頭痕」，所以把頭髮剪短了。（笑）我想你寫論文時也會有這種感覺。因為語言自身有其律則，每一次的書寫其實都像和那些字詞在鬥爭，並想盡方法借力去表達自己希望表達的東西。這可能也是一種歇斯底里的展現吧。
張：其實可以嘗試用巴赫金的方法理解。根據他的理解，書寫並非指自己一個人寫作。整個過程其實是和腦海中另一個主人公做鬥爭的過程。一部作品，或一篇文章寫得好與壞的標準，就在於你究竟能否戰勝這個主人公。
李：又未必一定要戰勝他（們）。就算寫作一篇簡單的文章時，腦海也會出現數把聲音。
張：戰勝的意思是類似一種玩遊戲的想法。究竟在對話的過程中，你能否發展一套語言，不單單說出自己想說的東西，同時也能把別人的想法吸納進自己的思想體系裡。
李：我在想，一個「精神病人」吸納別人的想法，其實也頗歇斯底里的。（笑）
張：就像你經常提及的法官史瑞伯（Daniel Paul Schreber），（注1）其實他是在用一種新的語言來創造一個完整的世界。其實換個角度看，這是一件相當細緻的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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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智良對史瑞伯其人及其回憶錄的譯介，請參閱《字花》第十一期的「四方月亮」欄位。
15 Jul, 08
魯迅在《吶喊》的自序中講及自己棄醫從文的抉擇，其中一個細節這樣講：
……那時是用了電影，來顯示微生物的形狀的，因此有時講義的一段落已完，而時間還沒有到，教師便映些風景或時事的畫片給學生看，以用去這多餘的光陰。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關於戰事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了，我在這一個講堂中，便須常常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注1)
「畫片」即幻燈片或正片，以投影機逐張放映。魯迅在仙台醫學專課學校習醫期間，時為1904-06，所謂的「政治宣傳」，並非一般想像中的強迫灌輸、或顛倒黑白、重覆洗腦，而是在講課之間的餘閒、消磨「多餘的光陰」期間不覺進行。魯迅對戰爭罪行不予抨擊、卻「拍手和喝采」，自然是異鄉客的拘謹、不得異議，也因為「政治」的全然幅蓋，已經與「社會」完全滲和、無以區分(注2)，具體表現於科際與特定場所的消融—— 課室不僅用作講授本科，也是資訊科技教育的試驗場、國情教育的周邊肢體。然而，下一段講義還沒開始，輕鬆稍息，沒有人要談及朝鮮半島與滿洲地區的「霸權問題」；「餘閒」理所當然是「非政治」的，侵略戰爭與同場放映的時事與風景照一樣，是以「知識趣味」的角度看待，被框置、同時也就是擱置在日常的學習生活之外。可是魯迅接著續道：
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了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鑑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注3)
於此，解說權就是敍述歷史之權。沒有一張照片是不須解說而能夠意涵自足完滿，畫面所見，實為解說的一種真實參照、或圖例(Illustration)。撰寫解說的何許人4，其實就和畫面中那個舉起軍刀的劊子手位置重疊、並列，他才是歷史的主體；如此，操有生殺之權，並掌有歷史的解說權，方為行使「主權」者。照片中處決的那人自然早已死去，處決的恐佈卻可以藉由科技延續、重覆召喚。魯迅(和他的同學) 則像照片中的看客一樣，為一個活人要將處決的一刻，懾慄而同時癡醉，照片中凝住的一刻，軍刀舉起縣而未決、旁人屏息期待，在無數其他場合裡重覆放眏，成為凝視之物。
在這段自述中，魯迅似乎也觸及某種認同政治而無能疏解。照片中的「許多中國人」在他眼裡變成陌生，他們「忽然」在其他戰爭與風景照片中出現，顯得突兀例外，卻是面目模糊的眾數、只有同一種「麻木的神情」，唯一認清的是他們身處的位置與體格，成為讓魯迅非常焦慮的某種「他者」—— 難以認同、難以判辦，可他們明明是自己的同胞。投影機的設置、攝影本身的物理形式，卻只有讓魯迅，和任何一個觀眾一樣，觀看的視角只能與日本人攝影師的鏡頭軸重疊、並排，雖然如比，魯迅可不是和攝影師處身同一種主體位置，他是坐在醫學院的課室裡，在調暗的燈光裡，在等下一節課沒得離座。魯迅當年認為自己的家父是失救於庸醫騙子，而「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才想要到日本學習西醫5，視西方醫學比中醫先進優秀，看了這幀照片，卻讓他改變初衷：
……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注6)
往後，大抵就是各位在中學所讀到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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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魯迅。《吶喊》。香港：滙通書店。頁2 (其他出版資料不詳)。
對此段自序的關注，緣於拜讀一位老師的近著。見：Jeremy Tambling. Madmen and Other Survivors: Reading Lu Xun’s Fic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7.
2. Jean Baudrillard 的見解是，自俄國十月革命以降，商品廣告與政治宣傳的互相挪用與参照，已令「政治」與「社會」(the social) 的無以區分，即是說整個社會生活實由一種政治宣傳指導，而這種政治宣傳與商品營銷的宣傳無異。最終，社會生活的一切建設、價值追求與渴望，僅是對「社會生活」還可以有所建設、有所追求與欲望的一種模擬式傳銷，Baudrillard認為這種模擬，實為一種哀掉，它的表現就是奇觀式的做假、自相矛盾的「嘲弄」(mockery)，眏照一切「公共」意義的無以判辨、了無意義：保險廣告中的人物，掛著渡假的笑容說「明天我會上班工作」，或，在選舉宣傳中呼著「我投票、我參與、我在、我關注」的口號。詳見 “Absolute Advertising, Ground Zero Advertising.”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Trans. Sheila Faria Glas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4. pp87-94.
3. 魯迅。《吶喊》。香港：滙通書店。頁2-3 (其他出版資料不詳)
4. 魯迅沒有明確指出照片上有否旁注，抑或是放眏的教師加上的補充。
5. 魯迅。《吶喊》。香港：滙通書店。頁2 (其他出版資料不詳)
6. 同上。頁3。
原刊《字花》第13期「踩場」，p.83。2008年4-5月
15 Apr, 08
暖律潛催臘底春，登筵生菜記芳辰；靈根屬土含冰脆，細縷堆盤切玉勻。佐酒暗香生匕梜，加餐清響動牙唇；帝城節物鄉園味，取次關心白髮新。(注1)
直至五、六年前吧，而記憶不免有誤，它以另一種軌跡記印；那時，我居住的這個地方與一般的偏遠小鎮無異。偏遠，是在於城裡的人而言，交通難達而費時，確切一點是它正在城市的北端，離邊境關卡不足十分鐘車程，除了過境或遠足郊遊，沒有人會專程到來。圖則看板、售樓說明書上的一點解說，並且，未有言表的自是對新生活環境的冀願，阿母十八年前用半生積蓄押下首期，「買下」供款十五年的居室。
後來，我在此室裡經營寫作，對外面的世界茫然不問，不知道明天，目前亦然。
小鎮中央一大片低矮的樓房，連天台僭建亦不足四、五層高，它是歷史上的一個農商墟市歷兩場大火，災後十年重建、今復再衰落的活跡，以「新」字為首命名的街道，是為標記；附近，還有至少十多個單獨或連成圍村的村落，前人流徙的歷史、定居的託願書於村口的名字。每清早，在公車廠旁的「舊街市」遺址，農戶菜販依然在那張鐵絲網圍籠中的空地，把自己的收成攤放在叠箱上、擺欄叫賣。午後，那些阿嬤又拿著賣剩的幾斤瓜菜、一束束葱蒜番芹，在「新街市」外的道口、墟中心的馬路旁蹲坐地上，趁市政人員巡邏的空檔就地擺賣。
我記得，惟記憶不免有誤，除了火車站旁兩個八十年代落成的屋苑，從窗口看出去，是鐵道、是山嶺、是天，沒有其他。固然那是因為我身處的居室亦築於離地兩百呎之上。要是有人從那邊看過來，她會忖：「從前，從窗口看過去，一片田野和小屋聚落，遠處是山嶺、山嶺中映立深圳的霓虹商厦……」
曾經，但現在不。我與家人於室裡互相擠壓了十年，那是我的九十年代、我的青春彷惶——而我無法觸及我底家人所經歷。多年以後，我逕自回到沒有再出租予人的居室，成為了它的住客。起先我是以某種渡假的心情來到這裡，正經把鑰匙別在另一個匙圈，在沒有佈置的室裡，睡覺無夢，或放著唱片、讀一節書、換另一張唱片；在心情壞透的時候，退守於一隅。當時，這個地方與一般的偏遠小鎮無異，從火車站穿過墟市的街檔，弄巷中的雜攤擺賣著吃的穿的簡儉必需，頭上有日光照落，午後寧靜，空氣裡有糧油乾貨醞釀的醇酌。那個故意迂迴的路程，總是美妙，它充滿應允，吃的穿的、用的所需，似乎好容易就可以在那些店後就是廚房工場的食店、店中有台縫紉機的成衣鋪、店前就是工坊的傢俬用品店中一一滿足，而且多走幾步就是公園和圖書館，在街的另一端更有搖著吊扇的戲院；中午放課的時刻，陽光落在女生的臉上、白襪子的行列那麼好看。
我以為能夠就此，立身此處，樸實的生活在這裡，只要能在附近找一個三千元的兼職，或多做幾篇翻譯，我就可以在此經營寫作，睡覺無夢。
後來呢，後來就是那個熟悉的故事；但它其實發生於這一切之前。不記得從前是甚麼的某處，轟立一幢巨型建築，它集商場、巴士小巴計程車總站、地下停車場、出租甲級寫字樓與身份證簽發機關於一鋼筋玻璃胴體，先機搶佔，直叫作Landmark North。城北的Landmark 沒有名店，但它有名店以外的一切，五層商場裡有齊所有飲食零售連鎖店，它伸出四條行人天橋，在小鎮的半空中，連夜、乘人不覺似地，駁通一張聯網，與其後所有新建的屋苑和商場連成一合體，由火車站出發、又以Landmark迴旋，穿過商場，來到另一個商場。商場上蓋盡是一幢一幢髮指向天的樓房，徙厦豪宅，樓房中家戶如囚、窗裡抑是慘白抑是昏黃……當邊境的嚴防漸次從寬，小鎮悉時變成樞紐，趕往南北上課上班、帶貨看貨的個人聚攏成對衝的人流，在不停拓建的地標上形成旋捲的颱風，人們帶來的錢在新馬路上的銀行櫃位前優越而且尊貴地給往返傳送，如此隆冬，往日經常在返家途上碰到的兩位流浪漢，至今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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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乾隆時《上書房消寒詩錄》所收葉國觀《咬春詩》 。
原刊《字花》第12期「特集：咬」，p.10-11。2008年2-3月
15 Feb, 08
[本文源起自中文大學性別研究課程及性別研究中心合辦的「週三性別座談會──色情系列」其中31/10/2007題為「被害妄臆者的情欲遭遇」的座談由筆者主講，，本文嘗試整理補充其中一些想法。]
是期譯介的算不上文學作品，作者亦非一位作家、詩人；也就是說作者並沒有把他的著作視為一個種藝術、批評理論或書寫的實踐。1902年終寫於Sonnenstein 精神病院的序言中，史瑞伯 (Daniel Paul Schreber, 1842-1911) 闡明著書的原意：
「開始的時候我沒有將這部書出版的打算。我一面進行的期間才萌生出版的念頭，然而我清楚知道，考慮到個別還活著的人，要出版此書將會有很多疑慮。可我相信，專家對我身體所作的檢查、與及對我在生時的個人遭遇之考察，將會對科學與宗教的真相有所貢獻，所有個人的考慮因此都得讓步。」
在史瑞伯的構想中，這部直稱為《我的神經病回憶錄》 (Denkwürdigkeiten eines Nervenkranken)一書的出版(注1)，可謂一書陳詞。然而他為著甚麼而作供、供出了甚麼，卻非「為甚麼」能解答。再者，一個人如何憶述自己的精神病歷？
一個從事業高峰頹然崩潰，被診斷為「廹害妄臆型癡呆」(paranoiac dementia)、給關在歐洲最先進／最權威的精神病療養院的法官，如何陳述理性語言無以陳述的經歷與「真相」？更甚者，這個陳述被接納與否，竟是其人身自由權利的關鍵──本書的材料乃來源自史瑞伯本人於1899-1902年間就地方法院頒佈「人身保護令」覊留其於精神病院不予釋放一案，向德勒斯登(Dresden)上訴法院上訴期間呈交的重要證供材料所輯選。由於主診醫生和「專家證人」的反對，該書亦只有在上訴得值、官司告一段落之後方可出版。思哲的宗教見證、個人的體驗，遂與「政治」突然遇上。
儼如博柯筆下的雙性人Herculin Barbin一樣(注2)，在告解制度與十九世紀中葉新興的醫療論述和監控兩者重叠的場域中，一個「崎零人」私密的身體經驗與愛欲，最終還得聽候法律的仲裁和流放。於德國蕯克森首府城市德勤斯登任為法官首長(Senatsräsident)的史瑞伯，可能是現代最著名的「廹害妄臆型精神分裂患」案例。它不僅是其時方興未艾的腦神經學、精神分析學的病例，同是也就是其父親 Moritz Schreber 的「現代兒童教育」的活實驗品。讀史瑞伯的回憶錄，儼然是後工業時期科學發展觀的「反烏托邦」。當人的身體被碎裂成顯微鏡中的樣本，人做為人與「人屬」 (Homo)的歷史與存在經驗，自然亦給割成千百種無以拼成人生的抽象。以精神病學取資濫觴的腦神經學為例，它本身就是當時還極待引證的學科，晚至1887年，於古巴殖民地工作的西班牙醫生Santiago Ramoón y Cajal 方以銀鉻酸鹽注入一個腦組織樣本，發現，同時又證實了所謂「神經元」(Neuron)的存在。病，就是對身體的垂注與問詢的特定範式：「神經元」的發現與命名，僅僅指陳了這個「造影」過程，在外科解剖學與顯微光學所能夠介入一個身體組織的極至於此—— 神經元，就是可能發現的最細小的組織單元，僅此而已。醫學科技的發展，始終與某種「殖民」利益有所增補兌換，正如精神病「案例」的採集、存檔紀錄、闡釋與演義，同時就是腦神經學、生化學、人種學、犯罪學等等學科的知識生產過程重要一環；換句話說，學科的著述與權威，乃源自「研究對象」的孤立、簨選與生產性繁衍。此云云「研究對象」的眾生中，著名的歇斯底里症患者Anna O 選擇了逃避「Talking Cure」而出走，史瑞伯選擇了撰寫其回憶錄。這個經驗要麼被言說，或不被言說。
閱讀十九、二十世紀醫療受害者的手稿，我們窺看到整個「現代性計劃」的暴力、野蠻，歐陸資產階級價值指導的所謂「文明生活」如斯荒蕪、匱乏。個人綿綿紊亂的心象、存在於社會中的恐佈、以隱性暴力維管的身體經驗與持久抑壓的愛欲，始終只能以「病態」這一類同時將道德禮教與科學論述互相置換而核心中空的措辭和言論範式，蔑視之、罪犯化之、污名之。(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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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愛好文藝的讀者隨便竪起指頭，不難數出諸如H.D.、吳爾芙、Susanna Kaysen、以至顧城等等罹患精神病、或以瀕臨瘋狂經歷作為創作資源的作家，而且這張病人名單隨著史料考據和書信文獻的勾沉愈變得冗長。自傳體、懺悔錄或私小說的寫作，往往可以閱讀作外部世界、或作者處身的時代面貌與生存境况之宅寓(allegory)。心象的書寫、對內心晦暗角落的注視，亦是對另一種無以量度檢核的「真實」和「經驗」，嘗試描述、探訪。捧讀Sylvia Plath的The Bell Jar，斷不能無視書中生活於戰後美國，苦困於小資生活、年年拿優異成績而鬱悶的年輕女主角Esther Greenwood，何以如斯厭惡紐約地鐵不見天日、氣味腐朽的管道網，何以竟然能夠想到要在自己家裡的地窖服藥自殺：一切先進的時代產物，在她而言是死亡滅絕的具型(與刑具)：抑鬱的窒息教她感覺儼如給學校實驗室的真空玻璃瓶罩著，曼克頓就是這麼一個真空玻璃瓶。
史瑞伯的案例與上述作家的自傳式書寫之判別，似乎在於其書寫與「現實」之間，消失了某種必要的距離，確切一點說，史瑞伯與他的回憶錄，並不存有「作者」與「作品」的批判與閱讀距離；又或者，這種距離由始至終無以繼持。史瑞伯在「我的神經病回憶錄」一書中，從頭到尾沒有將「病歷」、「臆幻」與外部世界的現實作出嚴密區分的企圖或能力，在他的眼光中，人類早已滅絕，他身處一個由亡靈和瞬間無中生有的人型充斥的無序世界，他的宿命與「世界秩序」復元的事業相連，上帝和各式亡靈在他身上作工，他必須飽歷劫難，像一名娼婦般任人狎玩，思想不是自己的思想，身體經歷各種前所未聞的齟齪變異…… 即使後來，他對住院早年的回顧，亦沒有「昨非今是」的判斷，只有想到更曲折、更多附加條件的解釋和修訂。細讀這本回憶錄，卻不難發覺史瑞伯的思路嚴密刁鑽，其推理能力、其紀錄的細緻，並沒有因為害瘋而受損，與一般人所相信的相反，他的情志與智力並沒有衰退，在書中附錄其上訴過程的法庭事務通訊，更見其法學修養。
如此，讀者就得直面一個嚴正的問題：像史瑞伯如此經歷著種種「臆幻」、活在另一個「真實」裡頭，就只他孤絕一個，在人類滅絕的荒境中聽候上帝與亡魂的擺佈，每天每刻不得平靜，而且在設法抵抗著各種「神蹟」在他身上、設法要從自己的身體經驗中取得神蹟作工的憑證，每一種聲音與動靜，細至樹搖葉落、繁星的明滅他都要疑慮著，而且還得被關、被「無中生有的人型」設計陷害…… 在他而言，那到底是一種怎樣的經歷、怎麼的感受？
故然，我們的時代沒有暇餘關心這種事情，史瑞伯之成為「案例」，其經歷只有被納入當時新興的精神分析學說的論述生產，成為某種原典的(canonical)佐證。弗洛依德於1911年發表題為「Psycho-analytic notes on an autobiographical account of a case of paranoia (dementia paranoids)」的論文，指史端伯的迫害妄臆，實源於其抑壓的同性愛慾及對父權與男性身份的焦慮，他帶有濃厚新教及末日意識的妄臆，僅為一種防衛性的反應，而非病由。(注4) 此後，因及弗洛依德的聲名狼藉，無論是醫科生、心理學家、文化研究或存在主義哲學論者，就史瑞伯一病例催生的研究文獻至今不絕。小說家卡內蒂(Elias Canetti, 1905-1994) 的名著Crowd and Power、心理分析大師拉康有關psychoses 的講座，都援引史瑞伯的案例，人人有話要說，德萊玆 (G. Deleuze)與瓜嗒李(F. Guttari)貫穿Anti-Oedipus (1972)及A Thousand Plateau (1980) 的重要概念「Body Without Organs, BwO」，亦有以史瑞伯的妄臆體系為其論述資源，試圖闡述一種欲望自由流通、擺脫人作為「主體」的反動與組織化的理想狀態。令人不無感觸的是，《我的神經病回憶錄》，正道出這位事業心非常重的大法官，時刻勉人力所能及、扭曲著理智設法要在荒蕪無序的世界中執持其「主體身份」的歷鍊與磨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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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niel Paul Schreber. Memoirs of My Nervous Illness. Ed & Trans. Ida Macapline & Richard A. Hunter. NY: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00.
2. Barbin, Herculine. Herculine Barbin: Being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Memoirs of a Nineteenth-century French Hermaphrodite. introd. Michel Foucault, trans. Richard McDougal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3. 這就是說，「精神病人」的診斷是以其行為判斷，此後，才會作出各種檢查，以「確定」其患病，再處方藥物與治療。沒有一種病的診斷是如此違反科學方式的。
4. 可是，弗洛依德一直從未訪問史瑞伯本人、他的親人或主診醫生，純然是斷章取義，以史瑞伯的回憶錄作為其論說的依據的「文本分析」。值得一提，1911年正為史瑞伯於精神病院終老的一年，弗洛依德選擇於當時人死後才發表有關論文，同年亦是由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發展成的國際精神分析協會內部出現嚴重分歧之始，熟讀尼釆權力分折、信仰社會主義與男女平等的阿德勒（Alfred Adler 1870-1937）與心理學宗師容格 (Carl Jung, 1875-1961) 先後於1911-1914年間與弗洛依德決裂，另闢「個體心理學」與「分析心理學」的學術方向，亦廹使弗洛依德的追隨者作出修正。
原刊《字花》第11期「四方月亮」，p.118-125。2007年12月-2008年1月
15 Dec, 07
第4章：第一次與第二次神經病期間的個人經驗
P46[…]第一次病癒後我和妻子渡過了頗愉快的八年，除了因為養育兒女的希望落空而有所失落，工作與社交亦很稱意。在1893年六月，司法部長Schurig博士己親自先行通知，我將獲任命為德勒斯登最高法院的裁判長。
此期間我造了幾個夢，當時我並不太在意，正如諺語所講，就算到今天我還是相信「夢不過是影子而已」。要不是此期間的一些經歷，我已經把它們置諸腦後，更不會想到這可能與那些神聖的神經(divine nerves) 跟我作過的溝通有關。我幾次夢見先前的神經病再次復發，自然，在夢裡我為此非常不快，正如醒來的時候知道只是造夢而同樣慶幸。此外，有一天早上我還在床上(也記不清到底是醒了還是半夢中)，有一種想來非常奇怪的感覺，我想要是能像女人般跟人性交，那感覺會很歡快吧。這個想法與我的整個性格為人完全不乎，假使我是清醒的話，一定非常抗拒、為此而非常憤慨；然而此後的經歷令我始終無法排除，是因為某種影響所及，讓這個想法給植入我身上。
我於1893年十月一日正式就任德勒斯登最高法院的裁判長。正如先前提到，工作非常繁重，為了公務、也可能是個人野心的緣故，我急於以無容置疑的工作效率來博取同僚和其他在法院裡與事人員(如大法官等)的尊重。由於我率領的五人法官團差不多每位的資歷都比我高(比我年長廿年的也有)，工作特別講求圓滑得體，他們都遠比我熟悉法院的程序，而我卻是個新手而已。不到幾星期我的精神已非常透支，當我總算是處理好上任的各項工作、開始適應搬到德勒斯登的生活等等，我開始時常失眠、睡得很差。我開始服用溴化納(sodium bromide)。(注1) 那時我幾乎沒有任何社交消遣──唯一一次我和妻子獲邀到一個晚餐舞會，那晚上我睡得很不錯，益處很明顯──雖然明知有益，可是在德勒斯登我們一個人也不認識。在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失眠更趨嚴重，每每是整晚不能入眠，就在此時發生了很奇怪的事。好幾晚，當我無法入睡，寢室的牆裡間斷的傳出破裂的聲音；每當我快要睡去它又傳來。我們自然想到可能是老鼠罷，可卻奇怪牠如何能夠跑進一座鞏固房子的一樓裡。然而，自此日復日、夜連夜仍聽見無數次相似的聲音，我最終能夠確定那是神聖的神蹟使然──跟我講話的那些聲音叫它們做「干擾」──雖然我沒完全肯定，我卻懷疑從那時一開始已經有這樣的神蹟在作工；換句話說，為了現階段無法確定的一種目的而要阻止我入睡、到後來要阻止我因失眠而起的疾病得以痊癒，是從一開始就有意圖地進行著。
我的病况愈來愈差，已經見過我的Ö醫生在十一月八日或九日著我請病假一週，前往Flechsig 教授求診，由於前一次病倒時得到他的治理，而且康復得很快，我們對他很有期望。那天是星期天，Flechsig教授是不會上班的，妻子與我途經開姆尼茨(Chemnitz)，晚上與小叔渡宿。在先前一晚我像初次病倒的時候一樣心悸非常厲害，就算是往上跑一小段路也會被焦慮猛襲。在開姆尼茨的一夜也很糟，那晚上我給注射了嗎啡，而且在那晚半夜首次注射三氯乙醛(chloral) (注2)──或者一開始也不慎沒用準劑量。翌日(週一)一早我們從巴伐利亞車站(Bavarian Station) 直接僱車前往Flechsig 教授工作的大學診所，這之前一天我們已發電報預約。Flechsig教授跟我做了很長的訪問，他說服人的流利口材令我非常深刻。他提到自從我第一次病倒，精神科有了很多新進展，諸如新發現的安眠藥物等等，他讓我相信，在這麼一場休養生息的睡眠以後我的整個病情就會好過來，而且可以的話，翌日午後三時就可開始治療。
[…] 我的精神狀態持續轉壞，我的人生亦在1894 年二月十五日開展了新的一章。這之前，我的妻每天也來到病院探訪、與我一同進午餐，但那天她有緊要的事，必須要前往柏林與岳父見面，來回需時四天。這四天期間我的情況急劇轉壞。當她從柏林回來，我只見過她一次，而且我宣稱不欲再讓妻子見到自己落到如斯頹敗的狀况。自此她沒再來探望；很久以後，我確曾在對面一個房間的窗口中見過地，我的周遭與我的內心已經歷了如斯鉅變，我亦不再將她看作活人，她只是一具由神蹟作用而生的一個人形、一個「瞬間由無中生有的人」 (fleetingly-improvised-men)。一晚，我異常的弄污了自己很多次 (可能有五六次吧)，那是我精神崩潰下來的决定性一晚。
自此，以超自然力量的溝通開始出現，特別是Flechsig教授毋須現身而能與我的神經溝通傳訊。我亦由此知道Flechsig教授正圖謀要打擊我，當我在一次私人性質的探訪中問道，他到底是否相信能治癒我的病、是否樂觀，他已經沒能夠──至少我看到──正眼看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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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譯注：白色晶體狀，水溶，與盬的化學結構近似。19世紀末20世紀初廣泛處方作抗抽筋、鎮靜、安眠用途。
2. 譯注：純化的三氯乙醛為毒藥，用於殺蟲劑。此處指 Chloral hydrate，1832年Justus von Liebig 將乙醇氯化時發現，用作安眠藥或小手手術前充當麻醉劑，藥性迅速而強烈，可致癮，史瑞伯在書中提及住院期服用過的其他安眠藥，效果不及三氯乙醛，令他徹夜不能入睡。
原刊《字花》第11期「四方月亮」，p.118-125。2007年12月-2008年1月
15 Dec, 07
第5章: 續／「神經—語言」(內在的聲音)／強廹思考／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去勢乃為世界秩序所待
P63[…] 與此同時，Flechsig教授正設法把他的整個靈魂或其中一部份提昇到天堂，並且在未有死去、也沒經過淨化遺忘而成為眾多光束的一員領袖。如此，大概在1894 年三月或四月，一項針對我的計謀展開了，目的是要在我的神經病被確診、或被認定為無法治癒之後，將我交予另一個人類，就是以某種方式把我的靈魂交予他，但我的身體── 蛻變成一女體，而且就「世界秩序」(the Order of the World)的根本傾向作了錯誤推斷── 就此給那個人任意狎玩、就此而遭「遺棄」 (“forsaken”)，也就是說把我遺在那兒待著腐朽。沒有人知道這樣一個遭「遺棄」的人將會有甚麼遭遇、還是等於說他死了。我確信有這樣一項計謀，唯一無法肯定的是，究竟作為人類的那個Flechsig教授有否參與其中。Flechsig 教授以人類 的姿態與我碰面時，亦自然沒有提及這些事情。這個計劃的目的卻已在「神經—語言」中表明；如本章前述，「神經—語言」(nerve-language)就是他同時作為一個靈魂 所作的神經接觸和交流。
從事態看來，我的遭遇似乎與「神經—語言」中宣告的意圖吻合；多個星期以來，我被留在床上、衣服被脫去，我相信這是為了更適當的迎合肉慾的感應，此種肉慾的感應乃由已經逐漸進入我體內的雌性神經所激發；處方給我的藥物相信也是為了同樣用途 (注1)，因此我拒絕服食，當護理員强行灌服的時候我就把它吐出來。不難想像，當我確切明白這個計謀的可鄙意圖，我整個男性身份與男性尊嚴、我整個道德意識盡皆激起反抗，尤其當時我藉著與其他靈魂接觸，開始得悉各種神聖事態的啓示，完全被有關上帝與「世界秩序」的神聖意念所充滿而激動。與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絕、與我的家人沒法聯絡，落在那些粗魯的護理員手上，裡面那些聲音說：我的責任就是和他們戰鬥、證明我的男子氣慨。我甚麼也沒想，就只想著任何一種死法，不論多可怕的死法，總要比落得這樣屈辱的下場好過。於是我決定餓死自己、拒絕進食任何東西；裡面的聲音反覆向我强調，餓死自己是我的責任所在，這樣才能為上帝作犧牲，聽從身體的需要而進餐是懦弱的所為，於我的身份不配。結果，所謂「餵食系統」就這樣開始了：那些護理員── 除了先前提到的R.，一個叫H.的和第三個我不知其姓名的── 強行把食物灌進我的口裡，而且有時極之粗暴。一次又一次，他們其中一個會捉著我雙手，另一個則騎在 我上面把我按在床上，把食物和啤酒或灌或倒進我的口裡。
每次沐浴我都有淹死自己的念頭。在「神經─語言」中有所謂「淨化浴」(purifying baths)和「神聖浴」(holy baths)的講法，後者就是為了讓我有機會溺死自己而設。每次進浴室，我都暗自害怕這次是為要了結我的生命。裡面的聲音(特別是屬於先前提到的Student Corps Saxonia 和所謂 Brothers of Cassiopeia 的亡靈) 不住跟我這樣說，嘲笑我沒有男子氣慨、沒膽去實行；這使我重覆試著把頭浸到水中；有時那些護理員似要幫我一把，會把我雙脚拉出水面，配合我的自殺企圖；他們還會把我的頭不停往水裡去按，一邊開著各種粗鄙的玩笑，一邊又强行把我拉上水面來，隨後又離開浴室。(注2) 在我和Flechsig教授的神經傳訊中，不住要求他給我山埃或番木鱉鹼(strychnine)(注3)，好讓我毒死自己 (在「原語言」中它被稱為一滴毒汁)；Flechsig 教授── 和我作神經接觸的那個靈魂── 並沒有拒絕這項要求，在以神經接觸進行的漫長對話中，卻總是以偽善的姿態半答應著，詢問我假如 毒藥得到了是否真的就會服下它、諸如此類，就是要開條件叫我作出各種保證才肯給我。這以後，當Flechsig教授以人類的姿態巡視病房，隨又來到我面前時，當然也否認這一切。此外，亦有重覆提到，把我了斷的另一種方法就是活埋。
從人的角度來看，而且當時我大抵還是受制於這個角度，我很自然的認為Flechsig 教授或他的靈魂(後來則是von W.的靈魂，下文將會述及)就是我的真正敵人，而且我以為正設法加害上帝全能的只有Flechsig 教授；上帝的全能(God’s Omnipotence)就是我當然的盟友，因此無論如何，即使要作出自我犧牲亦得支持。直至很久以後，事實上，直到刻下寫著這篇文章期間我方才清楚知道，即使衪真的沒有教唆煽動要謀殺我的靈魂(soul murder)，並把我當成娼婦般將我的身體交出來，上帝衪也一定早已知悉這個計劃。為了不讓人們的宗教意念與感受變得混淆，我得重申我在第二章末段的表述：無論這整個計劃於我主觀而言是那麼可鄙，我卻不得不承認，它源於一種自我保存的本能，這個本能在於上帝、以至一切生物而言是無可厚非的── 這種本能廹使上帝於特殊的情況下，不單要考慮把個別的人類、更可能是整個星宿和上面的被造物也得統統催毁。在《創世紀》第十九章中我們讀到，即使那裡有部份或少數是「義人」，所多瑪與蛾摩拉還是要被天降的琉璜與火所毀滅。而且，在受造物的界限裡，只要沒有違反「世界秩序」，沒有人會認為強者征服弱者是不道德的，正如高等文明的民族把低等文明的民族驅逐出居留地，貓吃老鼠，蜘蛛殺死蒼蠅等等一樣道理。
無論如何，整個道德的問題，始終是以「世界秩序」為前提去理解，亦即是以人與上帝的連繫為尚；每當「世界秩序」遭受破壞，唯有以能力的強弱作準，強者的權利因此是決定性的關鍵。在我而言，道德上的斜軌正在於上帝把自己置於「世界秩序」之外；雖然算不上一種強制約束，衪原應是由「世界秩序」所引導的，惟即使如此，Flechsig 教授那不純正(受試探)的靈魂於天堂中出現，能夠用靈魂難以抗拒的方法誘使上帝偏離「世界秩序」。而且，由於Flechsig 的靈魂還存有很高程度的人類智慧，上帝的神經(God’s nerves)與其初次接觸，Flechsig的靈魂就有著某些技術上的相對優勢(下文將會詳述)；作為靈體，上帝的神經並沒具備自我否認以作犧牲的能力，此種能力卻是必須的，藉助它我得到足夠的睡眠藉以痊癒，以確保Flechsig 的靈魂不致作惡。我願意相信這整個事態發展是一個宿命，這宿命中上帝或我的角式無關乎道德敗壞與否。相反，就算在我這樣一宗特殊例子，上帝到底也無法達成任何違反「世界秩序」的企圖，這正顯明了它的偉大和莊嚴。所有進行靈魂謀殺、違反世界秩序 要令我去勢(注4) (即是僅滿足人類的性慾)和其後要把我的理智毁去的種種圖謀均全告失敗。
我從這場看似極為懸殊的對決，一個脆弱的人和上帝對決，嘗盡艱苦和孤絕而能夠全身而回得到勝利，純是因為「世界秩序」在於我方。(注5)這些年間，我外在的境况與我的身體正持續改善，因此我深信這整場混亂的局面最終會告一段落，要麼這樣或那樣也一定達成一個與「世界秩序」呼應的復元狀態。我得承受的個人不幸與聖恩的失落，或會有所補償的一日，人類則必將得益，藉著我的經驗，對宗教真相的認知將會比千百年窮極人類智慧的科學研究可以獲得的更多。這無疑對人類有無可估量的益處，藉我個人的宿命，特別是它即將要發生的演變，單純的唯物主義和晦暗的泛神論將會被連根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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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注：作為醫藥的門外漢、我特別留意到一種大概是鉍或是甚麼的白色藥膏。
2. 作者注：恰巧，因為衝我而來發生的各種神蹟，此同時就是我雙脚之間有著一個與正常男人生殖器毫不相像的東西。
3. 譯注：又稱「士得令」，一般用作老鼠藥。
4. 作者注：去勢而不再作為男人也為了另一目的── 是與世界秩序相呼應的目的── 它不單是可能範圍，更甚者提供了這整個衝突的解決方案；我將在下文進一步討論。
5. 作者注：(1902年11月加注) 上面講及的可能有點含糊，尤其當「世界秩序」看似是非個人的、高於上帝或比衪有權能，連上帝也得聽從它的律則。事實卻並不含糊。「世界秩序」其實就是基於上帝的本質與體現，於上帝與其賦與生命的被造物兩者間的正確關係。上帝與人類，正如我所經歷，作為一個與上帝關係特殊的人類個體，衪亦不能達成任何抵觸其本身特質與能力的事。上帝、其光束賦予衪的力量，本質上是建設性、創造性的，卻因為衪試圖採取不正常的策劃來對付我，著意催毀掉我的身體和思想，遂與「世界秩序」成為對立。這只能是一種暫時性的策劃，並不會導致永久的破壞。又或者，用一種矛盾修辭來說，上帝正是站於我方才會對我追擊，也就是說：我可以在自衛之時引出衪的特質和權能，以作為我的有效防衛。
原刊《字花》第11期「四方月亮」，p.118-125。2007年12月-2008年1月
15 Dec, 07
第12章：聲音交談的內容／「靈魂─構想」／靈魂─語言／續…個人經驗
P157[…] 我在Flechsig 的病院裡唯一一次彈鋼琴是因為妻子催促之故，那是隨便抓到的曲譜中一首海頓寫的抒情小調「我知道我的救主活著」。當時我是以為終此一生也再不能觸著琴鍵的一種狀態。當我在病院裡重新彈起鋼琴、與人下奕，它們成為我在此後五年來的主要消遣。到今天，彈鋼琴於我依然是如斯重要，要不是能夠彈鋼琴，我沒法想像自己五年來怎麼能抵受那些强廹灌輸的思想。彈琴的時候，那些聲音跟我講的許多了無意義的廢話給暫時淹蓋下去。(注１) 這是體育運動以外最有效的一種「不去思想任何東西的思想」。可是，接著又會有「靈魂─語言」中的所謂「不去思想任何東西的音樂性思想」出現。那些光束總會從我的雙手、或從我閱讀樂譜得出視覺印象，又以「一種虛假感覺之製造」來將我「再現」(representation)，可由於彈琴期間我能投入真實的感情，這些光束的企圖無一不告失敗，因此彈鋼琴至今仍然是最被受咒詛的一件事。
我要彈鋼琴所遇到的阻撓是難以描述的。我的手指會忽然癱瘓，為了令我找不到正確的琴鍵，目光的方向會被轉移，我的手指會給擋到錯的琴鍵上，指頭的肌肉會過早郁動令節拍愈彈愈快，這種種至今還每天發生。甚至，鋼琴本身也成為神蹟作工的對象、琴弦也給弄斷了(可幸近年已沒那麼頻密)。單在1897年就花了86馬克更換琴弦。
這是少數我相信可以提出確據、向人證明我說的神蹟確有其事的例子。從表面判斷，琴弦折斷是因為我無意識的亂敲著鋼琴所致，大概是聽了醫生的講法，我的妻也這樣不斷重申這種觀點。作為回應，我堅持── 而且我相信任何一位專家也會同意── 無論有人多麼猛力敲打琴鍵，鋼琴的琴弦根本沒可能 會這樣給弄斷的。連接著琴鍵的小敲鎚只僅僅碰著琴弦，力度也永遠不足以敲斷琴弦。任誰願意多大力的敲著琴鍵，那怕是用鎚子或一條木棍去敲吧，鍵盤倒可以給打成碎片，他卻是沒能夠弄斷一條琴絃。近年間琴弦折斷的次數愈來愈少── 偶然還會發生── 那是因為我的「靈魂─快感」(soul-voluptuousness)一直增長，光束(上帝)對我的企圖遂變得沒那麼敵意，光束亦因為受制於更不適的情態 (於它們已然是一種強制)，特別是所謂「哮鳴神蹟」(bellowing miracles)的作工，認為彈奏鋼琴於各方而言亦算折充協調的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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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注：由於不能整天彈琴，音樂鐘也有同一功用，在花園的時候，我也會吹奏最近(1900年春) 向親戚要求得來的口琴。
原刊《字花》第11期「四方月亮」，p.118-125。2007年12月-2008年1月
15 Dec, 07
第15章：「以人類為戲弄」與「神蹟」／呼救聲／說話的鳥
P185發生了第十三章講述的那些變化以後，大概是1885年終或1896年初，我的經歷著我重新檢核自己有關「瞬間無中生有的人」、「以人類為戲弄」(play-with-human-beings)等等的看法，得出稍為不同的觀點。
我特別記得三件令我對自己曾經確信的事開始懷疑起來的事。首先，是在1895年的聖誕參加了醫院院長韋伯博士一家的慶祝活動；其次是收到住在萊茵省科隆市的嫂子寄給我的信，上面有科隆的郵戳；第三是從我的窗口看到下面皮爾納近郊的街上，有一隊慶祝法蘭克福和平25週年—— 1896年五月十日—— 的兒童巡遊行列。不久我亦開始和家人定期通訊、也定期讀家人替我訂閱的報紙。這些類似事件以後，我沒能再懷疑，世上的確存在著數目與分佈皆與先前無異的人類。這可令我困惑，這項事實怎可能和我先前所想的相乎？我得承認自己正面對這樣一個不解的謎，直至今天我依然為此困擾，這似乎是人類所沒法解開的。
我完全沒有懷疑自己先前的想法是否僅是「妄臆」或「幻覺」，即使現在，我每一天、每小時還接收到種種訊息和印象，就是哈姆雷特所言：「丹麥的國境裡有些甚麼正在腐爛」，我清楚知道上帝和人類之間的關係亦是如此。然而目前這種境況發生的經過到底是怎樣呢？它是突然其來的轉變還是逐漸演變至此？至今我依然想不出究竟，它到底與光束(神蹟)影響所引致的各種生命跡象有啥不同，抑或這些生命的跡象實與光束的影響無關？我可以肯定，那些「瞬間無中生有的人」、「以人類為戲弄」等用語和字眼、「這受詛咒的事態究竟要怎樣？」等問題，以至於有關「從史瑞伯的靈魂生出新人類」的講法，並非出自我的頭腦，而是說話從外面傳進我的腦袋。正因如此，我認定這些講法到底有其現實根據，亦與歷史事件的進程吻合。再者，過往六年來我接收到的各種印象，從未間斷── 至今每天、每小時依然如此── 這使我掌握無容推翻的證據，證明我身邊的人類，包括他們所說、所做的一切，皆因為光束的或遠或近所致、應驗神蹟的直接結果。
在第七章我已經提過，凡在我附近、或跟我說的每一個字，人類多麼微細的每一個動作，只要有發出聲音，譬如有人在走廊外開門鎖、有人按我房門上的門栓、有護理員走進我的房間等等，我的頭就總會有一種被人擊打的痛楚；當上帝同時退到遠處，那股力量一拼把我頭蓋裡的部份骨質撕脫，那痛楚就像我的頭顱的裡壁突然被猛扯下來一樣極端不適── 至少我感覺如此。每當我在房裡或花園裡大聲講話，面向上帝，我的週遭是死寂一樣，上帝就無意退卻，此時衪直接接收人類活動的印象，佔據了衪的全部注意力。有時，人們(護理員和病人)就像突然間完全喪失了說話能力一樣(注1)，這給我一種儼如在行屍中間行走的感覺，當我的目光停駐在一個女人上，情況也是一樣。唯當我轉移目光，或容許神蹟把我雙眼閉上，又或者每當我從大聲講話轉換成緘默而同時未有展開新的精神活動之際，同時會發生下面相互關連的現象(一睜眼)：
#1) 聲音包圍著我，大部份來自身邊的瘋人在咆哮，他們就是我一天下來最經常碰到的人；
#2) 在我而言，每當下階上帝(Ariman)以某種方式令我的肌肉活動而引致呼吸行進，若我未有極力抑制，總被廹發出哮聲而起的「哮鳴神蹟」。有時這種哮鳴出現得非常頻密而急速，令人無法忍受，在夜裡也沒法安躺床上；
#3) 就算刮風是因為當前的天氣情况影響所致，每當我的思想活動短暫停頓，同時就會刮起一陣猛風。
#4) 上帝的神經與它們的總體分離之際，它們會喊「救命」，當上帝離開我愈遠，那些神經要走的距離亦愈遠，呼救聲就顯得愈悽慘，明顯處於焦慮的狀態。
這些現象每天都會發生好幾百遍；就算沒有上億萬年，這些我大概也觀察了好幾千萬年，一直持續不斷，我看到它們重覆的規律，每當我的思維活動停止，上帝就以為我的精神力量已經了消失，認為我的思想如衪期望一樣已被毁掉，上帝的神經因此就能從我身上退去。
於是這個退卻的過程得以開始，像第十章136頁所言的「干擾」亦因為神蹟而達成。此為上面 (#1) 所講到的聲音。與此同時，下階上帝 (lower God)引發的哮鳴奇蹟隨即也出現了(#2) 。這似乎有雙重目的，就是藉「重現」而令人以為此人是因為癡呆才發出哮鳴；此外亦為了藉這些哮鳴蓋過上階上帝(upper God)促發的內在聲音，讓衪退到更遠的地方去。這樣，似乎知道自己有必要被受吸引的下階上帝，可以確保所有光束的聚合、確保我身上能萌發「靈魂-快感」；換言之，衪確保自己每次進入我身體時都能得到靈魂的快感。當神經退到更遠處立刻導致(#3)刮風。然而上階上帝很快就知道我的神經的吸引能力未如預期般中止，反持續著未有消減；與上帝分離的那些神經(#4)遂真的害怕起來喊著「救命」。令我不解的是，其他人類顯然聽不到這些呼喊：那些傳到我耳朵的聲音── 每天幾百次── 非常清晰，沒可能是幻覺。伴隨那些真實的「求救呼喊」，接著是經常重覆的一句話：「要是那被詛咒的求救會停下來。」
在我週圍的的人類，他們的種種生命跡象，無非神蹟(光束的影響)所致使然，這尤其在他們的說話內容中充份顯明。正如第九章126 頁提到，當上帝開始要依附於某些星體(頁122)衪不單沒攜同週圍的受試探靈魂(tested souls)，又遺下了從前在「天堂前庭」(“forecourts of heaven”)那些受祝福的人類靈魂。這可是為了在我的神經的吸引力把他們吸引過來的時候，把屍體的毒質加諸他們，並且率先把他們放逐到遠地，亦使上帝真實的光束能減緩其引力。此外，亦有相信這是為了要用屍體的全部毒質一天一天堆在我身上，使我窒息，就是說能夠殺死我、或毁去我的理智。這些來自「天堂前庭」的殘餘神經，多年來以神蹟創造之鳥的形態出現，體現了神聖創造其內核的某種神秘關聯，至今我還是沒清楚明白。然而每年幾千次的重覆觀察中，我是絕對肯定，居於這些雀鳥裡面的神經，的而且確是受祝福的人類靈魂之殘餘(單獨的神經)。
我憑多年的傾聽認出這些單獨的神經，按著它們來自於上階上帝或下階上帝的陣營(由前者或後者的神蹟創造)，能估計它們當中哪一個會重覆說哪一句沒意義的說話。每當它們終於御下屍體的毒質，即是說它們吐出那些敲進它們的話語，總是無一例外的以人聲表達牠們從我身體的「靈魂─快感」中同獲得的滿足感覺，它們總會說：「受詛咒的同伴」或「大概受了詛咒」，這些就是它們唯一懂得表達真實感覺的用語，證明它們曾經是屬於人類神經。除了這些用語，牠們一點也不明白自己方才那些死記硬背的用語到底說過甚麼，即使是這些表達感覺的用語，在牠們而言也僅是比擬著去理解罷；牠們吐出說話卻不知道是在說甚麼，除此以外就和自然的雀鳥一般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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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今年(1900)復活節以後，我在病院院長韋伯博士的家進餐的情况有了些變化，這尤其因為席間的談話可以持續對答，沒太多間斷使然。文中描述的現象並非永遠一致，而且特別就「靈魂-快感」的提昇方面也實在有了某程度的變化。某些現象會暫時退卻，換成早年未遇過或罕見的另一些現象。其中最明顯的一種是「哮鳴」，在下文會有補充，基本原理卻沒有變動，就是說每當我體內的「靈魂-快感」消退，又或者，但凡我未能用自己的言談和行為直接證明到我是完全掌握著自己的思維能力之際，上帝總是無可抗拒似的要從我身上退卻去。
原刊《字花》第11期「四方月亮」，p.118-125。2007年12月-20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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