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間》再版序:有人每天依時吞服藥片

The medical model of mental illness has facilitated the move towards greater restriction by cloaking it under the mantle of treatment. This process of medicalisation of deviant behaviour conceals complex political issues about the tolerance of diversity, the control of disruptive behaviour and the management of dependency. It enables a society that professes liberal values and individualism to impose and re-inforce conformity. It disguises the economics of a system in which human labour is valued only for the profit it can generate, marginalising all those who are not fit or not willing to be so exploited.

– Joanna Moncrieff [1]

《房間》在2008 年由Kubrick 與廿九幾共同出版,距今已經九年,書中提到的人和事以至香港的社會狀況,都有了顯著變化,但我仍然無法看清發生在書中那個「我」身上的災變,彷彿還沒有足夠距離看清它的全景。

今天我依然疑惑,假如二十年前在殖民地大學保健診所執業的那個白人醫生,沒有給我「中度抑鬱」的診斷與一顆當時非常流行的「抗抑鬱藥」Prozac,後來的一切會如此發生嗎?「我」會否在其後的人生處境中,有不同的遭遇和選擇?

後來我知道,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並不是獨例。據2015年的數字,「醫管局正為逾21萬名病人提供精神科專科服務。」[2] 21 萬人,足可爆滿五個政府大球場,或包圍政府總部幾多圈?為何未有生成自足的支援網絡,成為自主的群體?香港的「精神病患」從未連結成一集體力量,更遑論與其他受壓迫群體連結,這是病人權益組織、社運與「左翼」活動家應該好好反省的問題。

社會保障制度落後、遵行資本主義叢林法則的香港社會,要將21 萬人放逐於人群、院舍或不同的家庭悲劇與個人地獄裡,使其殘障自困,以昭示那套扭曲人性的社會政治經濟秩序方為「正常」。自命正常,對施加於「精神病患」與其他「不正常者」、「失能者」的種種不公平待遇,緘默不反對的人,就是我們。我們擁護資本主義的支配秩序,我們就是這個叢林社會。

但「精神病患」是各有其傷害史與生活艱難的個體,也就是我們身邊的親人朋友愛侶與鄰人,不是統計數字的零頭,更加不是某些評論者侃侃而談的「文化隱喻」。我必須強調,「精神病患」是醫藥業與精神科診療的受害者。全球精神科葯品市場的市值每年超過700億美元,[3]專利藥物的豐厚潛在利潤,誘使跨國藥廠以無所不用其極的合法/不法手段促銷,以期增加服藥人口,拓展市場。當「精神病」與「情緒病」的診斷定義變得愈來愈寬鬆,精神科醫生猶如毒品拆家一樣,每天從早到晚不停處方危險藥物予正處於各種人生困境中的求診者。

被診斷為「精神病患」,在沒有充份資訊之情況下被處方予各種藥效未明、「副作用」與後遺症嚴重的危險藥物,導致長期藥物依賴,健康每況愈下,又因病稱的污名而遭遇各種歧視、二度創傷與人生波折,我認為這是沒有人「應得」的痛苦。同樣道理,現行法例容許的電擊(ECT)、強制羈留、強制餵食、綑綁、強行注射鎮靜劑等等無視人權的「治療」與「病房管理」手段,更是沒有人「該受」的折磨。我還沒有提及,「精神病患」經常遇到醫護人員、社工、家人與照顧者的精神虐待、性侵犯、侮辱與輕蔑。

當一個飽受生活壓力而精神與情緒狀況出現異常的人被診斷為「精神分裂」、「躁鬱症」、「思覺失調」、「焦慮症」或「過度活躍症」等病稱,其後加諸此人身上的各種暴力與不公對待,無論是強制羈留、監視生活,限制其社會參與,或差別對待其就業/教育/文化權利與需要,或以照顧之名剝奪其生活自主權,全都因為其患有「精神病」而合理化。所以我反對精神科「醫藥模式」的所謂「診斷」本身。判病與診療是一權力過程。精神科診療的本質為社會控制。我反對普遍存在於醫生、護理人員、社工、福利事務官僚與「病人」之間的權力不平等!

我深信,任何人的「精神疾病」必然與其生存的社會處境和遭遇悠關。精神科醫生和藥廠宣傳卻不停重覆說,此人有病,必須吃最新款的專利藥品,將複雜的社會因素造成的人生危機「個人化」、「病理化」、「醫療化」 。但精神科的「腦內生化平衡」論無法解釋,為甚麼在香港,女人患上「精神病」及「情緒病」的比例會比男人多四份一?[4] 貧窮兒童的精神殘障比例竟高達八成?[5]「腦內生化平衡」亦無法解釋,為甚麼在英國,黑人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的比率會多白人五倍?[6] 難道女人、窮家兒女與黑人的腦部,比男人、富家子弟與白人更容易出問題?這實在與納粹的意識形態無異。

抑鬱、焦慮、恐慌、絕望、甚至自毀尋死的念頭,是生活在高壓的現代生活處境中,每一個血肉之軀有感情的人都可能會經歷的狀態,也是很多人因為經歷創傷或人生危機,諸如喪親、事業失敗、前途迷茫、失戀、被迫遷、遭遇欺凌、暴力、性侵犯、家庭失和等等處境中的自然情緒反應!但因為每個人的際遇、社會條件、思考資源與實質支援等等的弱勢或差異,自會有不同的表達/壓抑的方式,但歸根到底,精神困擾及至於思想與舉止「失常」,乃肇因於真切的感情需要與生活需要,長期得不到理解與照顧,生活困境得不到適切援助,無法解決。把處於人生危機中的異常情緒反應和行為,說是一種需要看精神科醫生、吃精神科藥物才能「治療」或「控制」的「精神疾病」,並不會為這些血肉之軀的人生創造復元的條件!相反,因為「精神疾病」的標籤與社會歧視,又因為精神科藥物的各種副作用、後遺症與藥物依賴問題,卻令到這些人兒想要重掌生活、投入社會的路,越岔越遠!

我們對待抑鬱、焦慮、恐慌、絕望甚至想尋死,甚至行為「失常」的人們,都應該肯定他們的感受和需要,應該陪伴他們(及他們的親人與照顧者),讓人生問題在人生中解決,一個人精神失常,想死,以至殘害自己甚或危害他人,是因為他們孤單過著不想要的生活而絕望無助,我們要幫助他們由不想要的非人生活走出,走到他們想要的生活,而不是把他們判病、關進醫院,「治療」變成二度傷害,合理化壓迫他們的病態社會和叢林秩序。

我們必須重新認識一個事實:將「精神病」塑造為個人病理問題,其實是一種無視社會情境與分配正義的去政治化維穩論述。

我相信發生在許多「精神病患」身上的災難,原本可以避免。我們需要的是一個人與人之間能寬容共存,不以兢爭、考核來區別人,不以經濟價值或生產力為絕對價值,不同能力的人都能以適合自己的方式,平等參與的社會,只有在這樣的社會中,「精神疾病」才會得到真正的治癒。這個社會顯然還未出現,因為我們就是這個社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

1) “Psychiatric Imperialism: The Medicalisation of Modern Living.” Soundings . Issue 6. Summer 1997. p.63-72.
2) 2015年11月11日立法會新聞公佈,見:http://www.info. gov.hk/gia/general/201511/11/P201511110682.htm
3) ”Drugs for Treating Mental Disorders: Technologies and Global Markets.” BBC Research. Feb, 2014.見:http://www.bccresearch.com /market-research/pharmaceuticals/mental-disorder-drugs-phm074b.html
4)據政府統計處數字,於2013年,屬於「精神病/情緒病」殘疾類別的女性人口為91,500人,男性為55,800人。見:http://www.censtatd.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1149/T07_15.xls
5)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3年香港殘疾人士貧窮情況報告》,頁19。見:http://www.povertyrelief.gov.hk/sim/pdf/Hong_Kong_Poverty_Situation_Report_on_Disability_2013(C).pdf
6) Shon Faye. “We Need to Talk about How Mental Health is Political.” Novara Media. 16 August, 2016.見:http://novaramedia.com/2016/08/16/we-need-to-talk-about-how-mental-health-is-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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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則留言 10 Jan, 17

沒有人要寫信給精神病患

我還要把這個故事説下去,在偷來的時間一筆一筆寫下去,喋喋不休、幾近嘮叨而沒人聽見。它不是小説,不能算是筆記, 像女子死後被人打開的沒寄的信。

我冀願有被「確診」或「誤診」為抑鬱症、躁鬱症、焦慮症、 驚恐症、邊緣人格丶精神分裂等等名稱的人,言説這種經驗, 那無以名狀的,到底是怎樣的真實、構成怎樣的一種生活。

可不是要參加甚麼輔導支援組,每隔週回來哭笑不得。後來,就把藥廠和醫科生要你相信的事情,像輔導者和康復仲介那樣,把那一套視生活如同企劃的學問,當成儼如己出。甚至,把那套曲折湘洞的言辭,視作楷模,強加諸身邊的親人朋友。

沒有康復這回事呢!你聽過「感冒康復者」沒有?你聽過「腸炎康復者」沒有?感冒丶腸炎好返,還有人會叫自己做「感冒康復者」、「腸炎康復者」嗎?那麼,病不僅是病,它是社會性的一種生存狀況,或者和愛滋病、乙肝、肺結核相似⋯⋯ 他不僅是病者,而且是「帶病者」、隨時病發或復發;可是,「精神病患」不會傳染,基因遺傳之説亦始終未有確據,但他必須被個別處理,必須分流、隔離、監察,他讓人忌諱、恨惡不欲談及,他藏身人羣之中,是一顆「計時炸彈」。

但精神病患,是醫療藥業的受害人。

讓我們説説長期喫藥、打皮下注射、頻密或無序的覆診、給關進醫院、長久自我質疑、自我歧視,因著「治療」而致的種種身體狀況與變異、因藥物和此種生活而被切斷了的情感聯通, 是怎樣在不流血、日復日的境遇中,把我們的人生區隔成斷裂 的碎塊,無法拼成半條人命、外表完好無缺。

讓我們説説,對人的恐懼猜疑、對那個光潔有序的世界的質疑。因為我心無序、七零八落。

那麼,在還可以説下去的時候,要説下去,那不僅因為不忿──譬如有人在街上被劫、被打、給人非禮,他/她定會極力反抗、大叫「救命呀!救命呀!」或者反撲:「有無搞錯!?光天化日,當街、當眾咁猖狂⋯⋯」因為不忿、因為痛恨其不義。

更何況是被剝奪的人生?我,我們,何以守持一種忌諱?何以避嫌?何以無法直面那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災難?

是因為怪罪妳、卻説是理解同情的,是妳底親人愛侶?是因為向妳下藥毒害的,是專業專權?當他們跟妳説,妳應該⋯⋯妳不該⋯⋯妳為何要⋯⋯妳為何不⋯⋯,或者好言勸説,妳這樣是自限一隅、這樣是怯懦⋯⋯妳無以答辯,那個或輕或重的關顧與垂注,都對、都不對。別人向妳投予那種「包容」、那份「關心」,常常又是那麼武斷,容易把妳的一切思緒、一切艱難,一筆劃去。然後妳又會掉轉頭問,是我偏執嗎?是我不接受自己有「病」?

*

起初,妳以為即使難過,幾個月、一、兩年下來就會好了。心懐冀願,時光和人生可以用努力追回──並且人兒總是在某種不得已的人生卡口給斷定為「精神病患」──然後卻是三年、五年、十年或更長的光景。停學,失業,進出醫院,或得寄宿於「中途宿舍」,與親人愛侶生成隔閡,無法穩續的活出一個身份⋯⋯跌宕不能尋回,只能從憶述中賦予某種意義,但那個「人生故事」、那個「意義」連自己也説服不了自己;而且,同時在忘記,藥物令人渙散、令人忘記──

還清楚記得,一位幾乎毎晚來醫院探病的太太,她告訴我,老公接受了好多次「電擊治療」以後,時常會認不出她是誰,「⋯⋯佢連我係邊個都唔認得喇」。短暫的失憶據説是電擊治療的「副作用」,當然,情緒失控、意識混亂、認知能力衰退也只是「副作用」(1)但他的情緒非常穩定,證明治療有效,因為除了「有餅食就開心」他幾乎沒有了情緒。我與這位先生朝晚共處一個病房有好幾個星期,他看來不只是沒有情緒波動與起伏,而更像是沒有了情緒、喪失了情緒,或者已經離開自己的情緒,很遠很遠的一種抽離。他整天手放在背後,弓著背在狹促的病房來回踱著細慢的步,腳下的拖鞋沙沙躂在地板 上,穩定而沒有發展,只有沉默與禮貌,就是stasis,像光滑的冰球在光滑的冰面上滑行,如果不是空氣有阻力,它可以一直以同一個速度滑行到永遠。

你説啊,「電擊治療」,不是Jack Nicolson演那齣極大爭議的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2)、或Angelina Jolie那齣Girls Interrupted(3)裡煽情描述的「冷戰時代」才有的野蠻暴行麼?但它在我城、本港最先進的醫院裡還在做著,至今未息,而且我們已經沒有那種英雄和反英雄。它的「先進」,僅在於病人每次都要全身麻醉,注射肌肉鬆弛劑、插上呼吸機,四肢和頭顱被護墊繃帶縛著,免除了肉體痛苦和傷痕,去「電腦」。不錯就是用一個脈沖波型的電流直接電擊人腦(4)一星期兩次,至廿多次才算一個「療程」,所有讀數和觀察皆會紀錄在案,讓主診醫生和他們的學生,也就是我們讀中學時的那些理科班同學,跟進評估。它之所以是「文明」,更在於病人每每是在處方藥物的影響下,溫吞呆頓,未有家人或其他「第三方」人士陪同,受游説自願簽字接受治療,被告知醫療程序可能引致的後果和風險,與人無尤。法律以人身安全為由剝奪妳的人身自由,法律同時視妳能夠在此種情況下,就治療方案作出自決判斷。

而且我們又不是電影明星,演完這個角色可以演別個。

病人的家屬,無名無姓、無錢無權,更沒有作出「合理判斷」所需的專科知識。聞訊趕到的父母家人,或是驚惶的愛侶,只許「同意」把親人送進醫院,就是説,醫生只要填兩個表格撥幾通電話,就可以要求區域法院裁判官頒令,為「病人本身的健康或安全,或是為保護他人著想」,授權強制這名「患有精神紊亂,而其精神紊亂的性質或程度,足以構成理由將他羈留」的病人,作羈留觀察。(5)

隨後的一切,都是基於病人的利益,而且必須。

*

在還可以説下去的時候,我要説下去,但那不僅是因為不忿、不義,而是在長久的病患經歷中,漸從旁的一種角度看到發生在吾人身上的災難,可不能禁著驚嘆、不能禁著可怖。城市的秩序生活,是由人的生命、血肉作價。然後,因為這個認知,對「經驗」與「真實」、城市生活運行的種種前提,不能不懷疑起來,在懷疑而沒法證實的那場「人生」中流放。

災難,如Blanchot所言:The disaster: not thought gone mad; not even, perhaps, thought considered as the steady bearer of its madness. (6)在於恆常。

世上沒有多少動物和人類一樣,有自毀的行為、有自殺的念頭;動物界有爭地盤打架,有把性對手咬甩頭、有把子女吃掉,也有甘冒死傷而為了繁殖,可沒有「進化」到為了摧毀自己而自我摧毀這回事。好端端一個人想到要死、想到有人設計迫害,中間她經歷了甚麼?和要死的想法面面相覷,最後付諸實行,成了或不遂,是一種甚麼經驗?那是多大的絕望、孤獨?與死亡的意識、死的渴望與恐怖共存、與病萎肉身同處?每天必須要先擺脱死、才能想到活⋯⋯我曾經自殺過,在「深切治療部」從昏迷中醒來,除了肛門、尿道,全身插著管子不能動彈,口無比的乾渴、喉嚨塞著喉管難咽。半夜,在那個放滿儀器的冷氣房,只聽見鄰床的老伯沙啞在喊:「姑娘,俾我死咗佢啦,好痛呀⋯⋯姑娘!姑娘!」

但我現下説的沒這麼「形而上」,讓我只説「形而下」的唯物世界,我的服藥生活,它是那麼那麼細瑣,可是細瑣的環節一旦不能扣上,相連著的均要塌毀,藥物作用與「我」已是密不可分:

一天喫四次藥,每次相隔至少四句鐘,飽肚服。早晚吃的是西藥、中間的是中藥。吃西藥是要「穩定病清」,吃中藥則是為了「調理」吃西藥吃壞了的身體。每月老遠到上環見「經絡治療」師,舟車搖撼疲累,也是為了舒解身體裡的「毒」、祛除積壓全身的濕氣寒氣。

每兩、三個月又見精神科敎授,自從1997年入院掛單,三年又三年的緩刑犯似地,聽候他每次於三數分鐘面談中得出的判斷發辦,而我總試探著,讓我減兩、三毫克Paroxetine可以嗎?甲狀腺素補充劑可以停服嗎?長久爭持,是因為「以藥制藥」之無效,康復與進展的了無限期──

Prozac不管用,由「抑鬱症」演變成「躁鬱症」的元兇不是甚麼「潛伏病症」,而是抗抑鬱藥的使用不當、監察不慎。然後,為了控制「狂躁」的癥狀,又得下大劑量的鋰劑,與Serzone(7)同服;到「抑鬱」的癥狀回來了就再以T3 (8)抬高因為吃鋰劑而功能失調的甲狀腺素分泌⋯⋯到Serzone在歐美多處吃死了好多人而全面停產,就改吃「療效」一樣未明的Seroxat (9)、再加鎮靜劑Cipiram好了;T3吃得久了又出現另一堆內科症狀⋯⋯這就是我的「病歷」。

一早,我的性慾消失了,滿身病痛不適,每次請求逐步減省藥量,宅心仁厚的精神科敎授總是説,「再看幾個月吧。」好多好多個「幾個月」、好多次反覆下來,血液化驗報告呈視各種因藥物引起的身體機能異常,明明是腦下垂體激素分泌失調,甲狀腺功能衰退,明明是每天撒透明無嗅的尿(10)、明明是鋰劑服後12小時的血溶量不必達1.0 mmol Li+/litre的濃度,介乎 0.6至1.2之間、只要不至中毒水平都可以⋯⋯藥方和劑量左改右調,已是快有十二年。康復與進展始終無了期懸置。

*

長期而持續,沒好轉過,只有一種病況換成另一種病況。

每天疴爛屎、吡列吡哩很多水、很多氣那種,糟的時候一天幾次,是「胃寒」;身體要每天處理各種化合藥物,時常疲倦、口渴,愈喝水人就愈渙散;腰背總在痛,走路如搬動自己向前,沒走多遠就暈昏著,還有這個長久的「肝鬱」,晚上心緒不寧是因為甚麼呢⋯⋯肝,不正是消解身體毒素的一個器官麼?

假如,抗抑鬱藥是讓部份神經導體的蛋白結構改變過來,真的讓腦前葉的血清素回收減慢,達到「抗抑鬱」的效果,(11)此等藥物中介了的整個新陳代謝,卻愈令我的身體狀況日差。我能微笑著去舟車勞動、乘夜找樂麼?我能時刻微笑著去應對別人的要求嗎?我不能,那麼請嘗試理解,我不能,而非不欲。我不能裝可愛、我不能裝幹勁熱切,我想做到我不能做到的事情,但裝不了,總是好快穿煲露餡,令人失望、氣結──

Psycho-somatic不是,Bio-chemistry的介入不成、反成了像個癮君子,除了毒品只知道毒品。藥物的而且確在我身體裡作用,而且作用巨大,正好就是「藥效」之猛烈的反證:每次減丁點藥量,幾個毫克只是一顆藥片用刀片削去的一小角,斷癮症狀(Withdrawal Symptoms) (12)不到幾天就會猛襲,怕聲音怕得要命,樓上開水喉也聽見侵擾,焦慮不安交錯接續而萌生妄念,害怕出門,形容慚穢的心情,半夜總睡不著明兒又沒精打釆,這麼又得折騰三數個月才能適應平復下來。我變得極端情緒化,明明出了門又想著折返,一輪推理才打消了的決定,原點突然來到面前。我的精神渙散總是樣樣事情都不對,整天想哭沒半滴眼淚,日程都沒跟上,人家問這個那個,老半天才想起一句沒一句答話,突然就想到,死了算吧,又自我安慰著、無奈不知哪時了斷。並且,得把內裡歷著的一切,藏好。

我説呀,如果你是老闆,你會聘請這麼麻煩、又多多事實的員工嗎?如果你是家人父母,你不覺得真是前世造的孽、今生償還的累債嗎?如果妳是戀人,妳又準備付出多少,愛?

不錯,好的時候的確是好端端的,連精神科敎授也非常懂得「收割」別人努力的成果,「你不是一直吃藥,幾年來也沒有重大的病發麼?上次那小病發就是藥物的Buffer作用⋯⋯」此言論證邏輯謬誤不提,我為服藥的病患生活所作的一切努力和調整,如此給他一筆消費掉⋯⋯好的時候的確是好端端的,滿有志氣的時刻也有,只是一年下來,可能只得三幾個月如此。愛情啊,就請多等我三幾個月吧!讓躁鬱的循環過了,我就會頂著鼓脹的肚子、沒有性欲、工作丟了的身體,忍著腰痛又懼怕回家的路程,雙目發黑,來看妳。妳給我一個輕薄微笑,妳禮貌問好,我就心滿意足,也不懂得如何繼續下去。

天氣一轉丶藥量微調,或身體忽然出了毛病的關節眼?我只能沒精打采的來到面前,心不在焉的敷衍著一切似地。表情僵硬的,有另一個自己看待著自己,我知道別人投訴的一切,我聽見,卻沒能正確反應;確切一點説,是對別人要求「出席」的 那個誰,非常冷漠,情緒和傳意的通路切斷了。

*

時間是甚麼呢?忘記,讓時間停駐、反覆載滿的感傷又把時間擠溢度外⋯⋯人家都説:「你還後生呀!」一個病壞的青年,因此只能相信眼波的流動、共處一室寂然而了無動靜。我獨是覺得自己老了,在街上看到乞兒流浪漢、殘障者和孤獨在過馬路的公公婆婆,吱喳亂跳的小女孩,就立時心軟。他們成了我底存在的詰問,我無以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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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電擊治療」對病者認知能力的長期損害,及主流醫學界對此種損害的確認與「康復」方案,可參考:Sackeim, HA et al. “The Cognitive Effects of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in Community Settings.”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32(1), 2007: 244-254. 及,Mangaoang, MA & Lacey, JV. “Cognitive Rehabilitation: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of Persistent Memory Impairments Following ECT.” Advances in Psychiatry 13, 2007: 90-100.

2. 1975年上映,由Milos Forman執導,改編自Ken Kesey同名小説。作者於加州門洛帕克戰爭元老醫院(Menlo Park Veterans Hospital)工作期間,曾以志願者身份,參加中央情報局屬下「Technical Services Division」資助的一項名為「Project MKULTRA」的「思想控制」 (Mind Control)研究,期間服用過多種藥物作人體實驗。該等研究之目的,是掌握以藥物控制手段,進行催眠、偵訊、拷問等情報工作的技術;實驗藥物包括LSD、海洛英、大麻、Mecaline、Tamazepam、Sodium Thiopental等。

3. 1999年上映,James Mangold執導,改編自Susanna Kaysen的同名回憶錄,講述1967年作者於十八芳齡仰藥自殺不遂,被診斷為「邊緣人格障礙」(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於麻薩諸塞州Belmont的私立 McLean醫院住院期間的經歷。撰寫此書期間,得由律師協助方可取回自己的病歷紀錄。

4. 除少數國家如斯洛文尼亞已禁用此法,大部份歐美洲國家或地區,依然有採用「電擊治療」 ,在實質操作上的各項參數(如電流量、電擊時間、病人每次麻醉中可接受的電擊次數多寡等)至今未有國際認可的指引和評量準則。

此外,大部份採用此法的國家或地區,包括香港,並未有相關法例規管,公立或私人執業的院方採取此法亦無須向醫療當局呈報數字,故此接受電擊治療的人數和人次難以準確統計。然而,據Hermann R, Dorwart R, Hoover C, Brody J (1995)的一項調查,在1980年代後期,美國每年至少有10萬人接受電擊治療。Pippard, J & Ellam, L(1981)另一項類似研究指出,單在1980年,英國有至少5萬人曾接受電擊治療。

到目前為止,世界衛生組織(WHO)亦僅就未使用麻醉與肌肉鬆馳劑的電擊治療(unmodified ECT)作出禁用呼顳。印度、日本、尼日利亞等地仍有採取此種未經改良的電擊治療。

5. 詳見《1997年精神健康(修訂)條例》第136章31條。就「精神紊亂」丶「自願入院」丶「公職人員」等字眼的釋義,見第136章2條。

6. Maurice Blanchot. The Writings of the Disaster (L’Ecriture du désastre). Trans. Ann Smock. Lincoln &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1995. pp3.

7. 即Nefazodone Hydrochloride。美國藥廠Bristol-Myers Squibb(BMS)出品,1997年通過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FDA)檢查。此藥物不屬 SSRI或三環索、四環素類藥物,藥理與Trazodone接近,其主要作用為阻擋突觸後膜(Post Synaptic)的血清素5-HT 2A受體之正常工作,被視為有「抗抑鬱」效用。有研究指服用此藥的美國病人,患上致命或須要進行移植手術的肝衰竭之機會率,比一般人高至少4倍。BMS於2003年已陸續停止供應此藥,至2004年6月全面停止供予美國代理商,正式撤出美國市場。該藥一般處方予抑鬱症患者,惟對未有顯著病癥的病者(Remitted Patients)而言,服用此藥的「長期」療效(多於52星期以上),並未有臨床實證。

有關Serzone與肝衰竭的關係,及檢索其他藥品的藥劑資料,可參考藥品資源網「RxList」:http://www.rxlist.com

8. T3(Triiodothyronine),三碘甲狀腺原氨酸,甲狀腺賀爾蒙一種。品名稱為「Cytomel」的Liothyronine為人工研製的替代品。

9. Paroxetine Hydrochloride。葛蘭素史克(GlasoSmithKline, GSK)出品,台灣譯作「克憂果」。另見:註#12

10. Nephrogenic Diabetes Insipidus又稱「尿崩症」,與一般所指的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有別。長期服用鋰劑導致腎臟無法正常接收丘腦下部(Hypothalamus)分泌的一種抗利尿賀爾蒙(Antidiuretic Hormone, ADH or Vasopressin),令腎臟內直接受此種賀爾蒙影響的集合管滲透率偏低,因而無法正常進行水份再吸收的工作,大量排尿導致人體內的電解質失衡,亦引致血壓偏低。

11. 用以「治療」抑鬱症、專注力缺乏過度活躍症(ADHD)等的SSRI 類藥物,除了直接導致神經突觸後膜的血清素受體5-HT 2A數目減少,達致所謂「選擇性」抑制血清素的回收外,更對腦部的生化平衡起著其他各種作用,直接受此類藥物影響的,至少包括多巴胺(Dopamine)及 Norepinephrine等多種單胺神經導體與荷爾蒙的水平,而且此類藥物的實質操作詳細(mechanism of action)至今不詳。對於腦部生化平衡或神經導體的實際作用條件,精神科執業亦沒有此類檢查可言。

12. 諸如「Withdrawl」 (斷癮)、「Suicidality」 (自殺傾向)等字眼的使用,是藥廠與藥檢當局爭持的關鍵。藥廠在一個藥品投產上市之前的前期臨床測試與藥檢程序等各個環節,需要呈交大量研究資料與文案以支持產品的安全性及效用。以2000及2002年,Nguyen & Farber與Lacuzong v. Davidson等先後控告SmithKline Beecham的索償訴訟為例,專家證人於法庭頒令核查的GlasoSmithKline業務人員與美國食物及藥品管理局(FDA)的來往通訊及文件中,發現藥廠提供予藥檢當局及負責進行臨床測試的醫護人員的資料,包括服用、及停用Seroxat(美稱該藥為Paxil)引起的不良作用、兒童及青少年服用風險等方面皆有作出扭曲與隱瞞,而且提交不實的測試結果,要求豁免更改藥物的標籤與警告説明。

原刊《房間》 (郭詩詠篇,香港:Kubrick/ 廿九几, 2009)頁14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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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則留言 13 Aug, 16

三個問題

《房間》是獻給「精神病患」或精神科受害人的一本書。
你身邊總有一兩個「焦慮症」、「憂鬱症」、「強迫症」、「精神分裂」、「過度活躍症」病人,再多的病稱、再多、再新的藥物,並沒有治癒我們的人生。
《房間》裡面的「我」是個癮君子、是個怪物,經年受藥物反應與後遺症宰制,感情麻木、思想反動、欲望被閹割、憤懣卻總是軟弱,在房裡孤單寂寞,走到街上還是孤單寂寞。 可是這個「我」,跟所有人都有幾分相像,彷彿沒有真實比「一個人的真實」更真實。
如是,《房間》要追問的不是痊癒的可能於否,而是痊癒的條件何以給一一切斷?宰制與服從、依賴與遺忘,是如何每天達成?正當、正常的定義在怎樣的社會脈絡中變得愈來愈狹窄?我們──無論「有病」與否──又是否願意活在此種殖民境況?

下面是應第十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活動主辦方要求寫的「得獎感言」(約200字):

《房間》是獻給「精神病患」或精神科受害人的一本書。

你身邊總有一兩個「焦慮症」、「憂鬱症」、「強迫症」、「精神分裂」、「過度活躍症」病人,再多的病稱、再多、再新的藥物,並沒有治癒我們的人生。

《房間》裡面的「我」是個癮君子、是個怪物,經年受藥物反應與後遺症宰制,感情麻木、思想反動、欲望被閹割、憤懣卻總是軟弱,在房裡孤單寂寞,走到街上還是孤單寂寞。 可是這個「我」,跟所有人都有幾分相像,彷彿沒有真實比「一個人的真實」更真實。

如是,《房間》要追問的不是痊癒的可能於否,而是痊癒的條件何以給一一切斷?宰制與服從、依賴與遺忘,是如何每天達成?正當、正常的定義在怎樣的社會脈絡中變得愈來愈狹窄?我們──無論「有病」與否──又是否願意活在此種殖民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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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22 Dec, 09

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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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再版,是件好事。

剛好是初版問世一年。我記得去年某個活動裡跟小樺細細聲語氣戰競談到「一年內能夠再版」的目標。現在達成了,很好。那麼現在就要想,這一千本怎麼辦?

不如都把它們賣光呵。

但不是叫妳買完又買,或學人收藏不同的版次,一本包著膠紙、一本放在床邊,這樣好折墮,一本書只一個人讀,妳想想砍掉的許多棵樹、原來住在它們枝頭上的蟲鳥,還有印刷工序的有毒原料、運輸物流的污染排放和耗費,好多工人的汗水….. 如果妳喜歡《房間》,我們要讓它的閱讀人次上升,為《房間》找到更多新的讀者。譬如說那些不知道這本書、見過沒捨得買,或聽說過但買不到、買不起這本書的「準讀者」。

是有點市儈、臉皮還是嫌太薄,因為我們都窮,負擔不起清高的雅緻。

我想要邀請大家做一次實驗,賦予付鈔買書這個市場行為多一點意思,多違反幾次資本主義邏輯和自私律吧!我們知道,本地書市由幾家大型連鎖書店瓜分了七七八八,書刋發行又被某家物流公司壟斷,小型書店、小型出版好艱難,在扭曲的市場狀況中有時還得扭曲謀生,但是我們會動,是活的,不能讓人「當自己無到」,我們從「讀者需求」、市場的這邊反攻回去,具體目標有兩個:

一,令本來沒有《房間》 進貨的書店知道有讀者想買,並且進貨。這是駁通發行網的淤塞、偏遠地區能見度的著力。

二,令本來沒有《房間》的聚脚地方起碼有一本可供借閱,這是讓書成為羣聚、連結分享的其中一個可能的載體,同時令一本書的「生命」有更多次開啟。

我想到一些方法,大抵也適用於我們鍾愛的本地作品。愈多人執意實行下列各項,目標不難實現,但是妳首先要相信它可能、而且妳可以:

1) 先到妳住處附近的書店查詢。這是最重要的原則,是要書來到就近妳的書店。指揮書要過來,不是妳搭車趕路去找它。

「請問有沒有李智良的《房間》?」(不要臉紅,想像自己問的是《牛津英漢字典》)

對方通常會答「吓?咩間話?」請妳慢-條-斯-理再告訴這位店員,「書名叫《房間》,作者名:李智良」因為這本書雖然在「文化圈」很受注意,但「文化圈」畢竟很小。

如果好心的店員查了一輪都沒有,她會說沒有,不好心的會詐諦說賣完,妳一定要追問「咁幾時會返貨?」

如果支吾以對,要直接要求「你們有冇幫人訂書?」,並且留低聯絡電話:「貨到了請打電話通知我。」

如果店員說另外一家分店才有,請堅持原則,要求調貨過來,「我只有這邊取貨才方便。」

做成「這邊有客人要書」的既成事實,差不多可以去慶祝。

2) 等書期間,可以打電話去催促/查詢,進一步做成「這邊有個客好急要書」的效果。

3) 請加入這個Facebook 群組告訴其他人哪一天、在哪一家書店買不到《房間》

這是為了知道發行工作的具體「市場覆蓋」盲點所在,出版社的朋友才能夠逐一跟進。所以「油麻地Kubrick 咪有囉」不可以算答案,我們的目標不旨在今天最快最方便買到書,而是要把書拉到更遠去方便更多人。因為好多人不是住市區,更多人不知道我們熟悉的小書店。「主流」書店各大小分店都應該有我們的書。妳去「主流」訂書,妳就是「主流」必須承認的「主流客人」。

另一個原因是,當出版社/物流公司接了訂貨單,要「出貨」到一個零售點,因為各種成本考慮,多不願意對方只訂一種書目零零丁丁幾本,一定爭取縛進其他書目,所以同一家出版社的其他作者的書,都間接多了一次問市機會的。

4) 《房間》給人看,讓別的人也給它一次機會。請為它包上膠紙、或書套,在書的扉頁上寫上這篇貼文的網址:http://oblivion1938.com/archives/702

5) 用公帑買書,感覺不錯吧!下載康文署香港公共圖書館購書建議表格,填妥並交回最就近妳住處的分館。或網上填寫電子表格。雖然公共圖書館好多家都有《房間》,但是大家都明白,書總是剛巧被人借出的苦惱。妳這才發現,許多書目圖書館都沒有,全香港只有一本Blanchot 都夠瞻死!趕快多建議幾本。因為世上好多人家裡沒有書架的。

6.1) 如果妳是大學生、或在大學或高等教育機構工作,請向大學圖書館、學系圖書館、學會、康樂部或類似的公共閱覧室提出同樣的購書建議。

6.2) 如果妳或身邊家人朋友是中學老師,也請跟學校圖書館主任說說,建議他們買兩本,給通識科老師用來做「藥物濫用」專題研習的教材,中文科拿來做「病句一掃光」練習、感官性書寫賞析都很適合。

6.3) 如果妳是復康界別的基層/前線社工、或工作範圍在於「精神病患」復康支援,請妳也建議工作機構至少買兩本。一本讓妳的同事傳閱,另一本放出來(不是收在辦公室裡面)讓每天來到妳們辦事處、活動中心、工場的工作對象可以借閱。《房間》當然不是任何人的答案,它是一種意見和個人經驗分享。

7)  如果妳是藝術家、artivist甚麼稱呼都好,只要妳不是用來賣錢、並標示出處,請放心去「用」《房間》,譬如用一節書、裡面一個畫面或打動妳的甚麼意念,再創作、挪用、回應。

8) 如果妳甚麼都不是,就是傳說中那種很單純的「讀者」,不會吹捧,連書都不肯借人,唯有要送。(–>請返回 1-4)

9) 妳大概還可以用妳以為切合的方式,寫一節感想、抄錄一節書,照片、語音…… 放到自己的網誌、twitter、plurk、msn等等甚麼的。

如果這些也顯得太「高調」、「功利」,沒辦法。「讀者」是這個實驗中最難確定的變數,而她們總是不動聲色。

*

《房間》是獻給「精神病患」,或精神科受害人的一本小書。沒理由只有「文化圈」知道、或滿腦子文化研究理論分析工具的人才能「讀明白」。那麼我們要放手交出。

精神科受害人我們清楚知道有許多。此刻被關在醫院的、曾經被關的、在醫院裡被電擊過、被綑縛過的、被强行注射「懵仔針」、或曾經被強行餵食、被打、被性騷擾、強姦… 一切以「照顧」之名而行的醫療體制暴力、虐待、冷漠的受害者,還有更多更多、單在香港已是數以十萬計,長期服食精神科藥物的服藥人口。

拿起《房間》的時候,請記念他們。他們未死。

他們,很可能包括妳那個「狂躁症」的阿叔、那個把自己關在房裡關了半年一打開門成手係血送了去威爾斯醫院的堂弟,或妳那個成日喊唔知成日喊乜的表姊阿姨、那個又同阿爸打交給送了進醫院的「精神分裂」表弟、那個幾廿歲仲學人返大陸High 嘢High 過頭出左事俾人掟左去精神科「好彩冇坐監」的舅父,還有妳那個說胃痛都是「抑鬱症」癥狀、失眠是「經常焦慮症」使然的同事、學妹,或者妳的一個舊同學她有個兒子六歲被斷定有「過度活躍症」要吃Ratilin、那個天天到附近酒吧不喝酒只看電視呢喃自語穿三十年前衣服打扮的怪嬸嬸、所有的自殺者、自殺遺族… 等等等等

他們不是一天起來突然害了一種怪病叫「精神病」的。背後有他們的歷史和人生處境,與病歷無關,卻是病歷把這一切劃去了。妳知道的,總有一個、兩個,可能更多,在家裡的親戚系譜、朋友圈擲界之處,或者住處附近碰見過的,他們因為藥物依賴,「一不吃藥又亂晒籠」,他們在一道區隔的另外一邊存活。

我們卻在這邊,慶祝自己還在這邊……

我僅是希望他們的親人、朋友、伴侶,有機會見過、翻過這本書。我叫這做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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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則留言 14 Jul, 09

重複不止一次,

我再說一遍:

拙作《房間》,國際書號 ISBN# 978-988-17377-6-2 (平裝) ,及978-988-17377-0-0 (精裝),為kubrick廿九几聯合出版

書封面、書封底、書脊、書扉頁、書末出版資料頁,都有注明。若任何廣告、書評、書短、文章引用,只標明該書為某一家出版,均為失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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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則留言 27 May, 09

報事:「香港書獎2008」候選

每次投票我都很猶疑,不單是投幾號、哪個黨派、投給誰、如何配票的問題,而是疑問,投票是不是同時對「代議政制」、「民主議會制」也投了「贊成」票?是不是又助長了「當權派的對面就是反對派、敵人的敵人都是盟友」的二分法和「投给xyz 的票其實代表了abc 的一股不容忽視的聲音…」諸種和稀泥的說法,而現實,和我們口中嚷著用來解釋一切的「現實」一樣,依然紋風未動。

我收到《房間》入選「香港書獎2008」最後決選的通知,感覺是,不知應該有怎麼感覺。我很想覺得高興的、但是沒有,它離開我很遠,我感覺不到這個事情與我,正在、或將會發生甚麼、可以有啥關係,就像我的名字僅是碰巧和別人的名字相同,而我無法把握這個同名同姓的人有啥感覺。我依然一個人在房裡兵荒馬亂、整天鬧崩潰哭笑不得,繼續覆行精神病患的社會角式,定時吃下對中樞神經與內科機能殘害深遠、致癮的危險藥物,並且佯裝沒事。

再者書還書,那一次書寫早已離去,書應該還給讀者。「《房間》作者李智良」可是很多人一起參與塑造出來的,入選甚麼能算是一點成績的話,也不是我的功勞和心機。所以還是通報大家一聲好了。其實之前都有入選明報「2008 本土十書」,也是不知應該有怎麼感覺,可是「本土」這個詞,感覺是親切一些吧。 如果有朋友或不認識的人讀完跟我說喜歡、或不,還更高興的,感覺比較連上。

然後,我開始感到困擾,據主辦單位的活動簡介,說是「經兩輪的專業評審程序……為香港市民提供一張全面而具可讀性的書單」,並且將動員公共圖書館、書店循迴展、香港電台綱頁專頁,以「全面推動閱讀風氣」,這個想法不是很變態、很有官方指定的況味嗎?(而且有誰會讀官方推薦的書呢!?自少就不會讀老師指定的書單,書單明明是考試的產物!現在竟然被放進「為香港市民提供一張全面而具可讀性的書單」裡去!?妳不覺得很可怕嗎?)

即便是文膽寫手堆砌出來的浮誇語句,而評審的美意與主辦者的取向必然落差的,我們當書選這是評審的中肯推薦好吧,可是想到,去年出版的書目明明不乏「年青作者」的優秀作品,認識的有、不認識的更多,為甚麼都榜上無名?於是《房間》變得非常孤單、突兀。我的「同代人」全給隱藏在別處,那種在大堆頭文化、大體統、大年代前面孤寡伶仃的境況,不正是愛好文學美藝、從事創作者的集體境況相彷?

名曰「香港書獎」,卻要包攬「非本地中文出版」,「內地或台湾出版、香港有代理商,或在香港書局能購買得到的書籍」皆可提名、評選。香港作家於本地出版本地題材與風格的地方意識,因其「狹小」,必須讓道予「區域市場」、讓道予大「中文」文化圈的想像。

用合共3000 元書券推廣閱讀,或者很小器,道理還說得過去。可是用「表揚」推動創作,我不明箇中道理。出版社、作者、譯者會因為得到表揚而得到生存條件的改善嗎?他們的現實,因為人們口中嚷著用來解釋一切的「現實」紋風不動,而未動分毫。

那麼我們要扳動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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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則留言 02 Apr, 09

旅行中的眼淚 #3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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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了好幾天都不知怎樣寫、卻知道寫的必要。好像不想了斷回憶、不想只記住事情的某些片刻而劃去了另外的,也極不想把一切劃進「回憶」或「不能言說」的說法底下。仍在失神的當兒就收到幾通「聽講你在台灣 xyz…..」作起端的問候,卻嚇然照見一種事實:受人愛護,能夠與人深刻的對話,心裡豐盈,在此城始終是說不過去的,一定是某種例外使然,於是人們會問,不可能的事情究竟裡面的機緣與巧合是何以成立?可是沒有,如果有甚麼秘密,秘密就寫在臉上。我沒有鏡,朋友是鏡,如果我温柔地笑,因為有人跟我温柔地笑。我一直想,如果誰和誰或誰在就很好了,誰和誰或誰都不在,但是「一個人」也很好,因為一直有朋友照顧,讓我不會迷路,倒是帶著我的人兒在自己住的城市裡迷路一小段,還好。這是寫在前面。

從台灣回來就陷入傷感、失語。每次外遊之後都是,這次最甚,堪比颱風滯留深圳那次 (那次雖然進出兩地邊境六次,可才一夜一天之間的事),其實它在旅途的後來已經開始了。心情落差不是因為那邊那麼好、這邊怎麼不好,這種比較對誰都欠尊重…… 似乎是,來自未來的回眸率先讓當下變成傷感,以至擁抱、親暱會附帶著一種痛苦,不可貪圖,那,輕軟的,變成專注敏銳,刺進暖暖的心裡。我們擁有的時刻、共同投放的時刻,彌足珍貴,而我的情感總是滯後,到飛機真的降落香港機場,人們急忙站起身拿行李的時候我才意識到自己已經離開了台北車站的候車間。

離開總是比較容易、姿勢比較好看,可是帶著甚麼、「回到」甚麼卻是嚴肅的功課。當我無法給自己好好記述自己的經驗,當我內裡覺到的突然難以跟人溝通,我好像不懂打開那功課册…… 語言那麼堂正、我想抓住的是另外的nuances,卻得與不能信任亦只能信任的話語依存,用割離一些來保守另外的一些;如果持久被受中介、過度規劃的「個體身份」的搖撼、晃動剝褪就是與人連結的發端,我卻是只有「一個人」把自己拋棄在街上,想到另一個幾乎全然陌生的人面對生活種種瑣碎的事情中的某個手勢、某個等待、受驚的表情,我才能從最細的小節裡看到人與人需要靠攏在一起的理由和傾向、或心的牽引。於是我看到寂寞劃在一座城的每個人的身體上,就在等車、等人、等吃、盼回家或不想回家在街上沒處去随便找個事情專注的那個孑然、不安的姿勢裡,連自己都沒有覺到的。

我一時不適應似的在香港的公車和街上,瞧人家的眼睛去看,那麼願意有人會接住我的眼光、接住我的微笑,可是沒有。我在誰的眼中都不是誰,交談的對象不在、感情的對象不在、「場境」不在,這是暱名嗎?我回到一個人人不會正眼看人的城市,擠在一起互相迴避,好像要重新發現,我們經年累月積壓下來的疲累、扭曲屈存的受損者和他們抵抗似地、講究行頭粧容對答有禮因此摸不著心意只有防備與驚恐脆弱的,秩序和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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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瞧見恐怖的一憋、現實的傷口—— 譬如說,在旺角道行人路旁靠在鐵欄上的一堆紙皮,裡面捲縮睡著一個沒有家的人,在地鐵上看到穿襯衣西褲的屈曲軀體支著一張眉頭鎖得那麼緊讓人看了難受的男人的臉,譬如說在公車上坐在我身旁的女孩,因為我貪看她精緻打扮的臉她就怕得一整個車程中不敢動一動那粉嫩的脖子向我這邊看了,只一直盯著擋風玻璃前面的公路—— 我覺得自己很無禮,但是難以認同、難以「濫情」悲憫、找不到安放自己的方法與位置,拿掐不了禮貌的準繩,結果又是挫折感來襲,想哭、不適應、失語或過多的話,我企圖說明,我離開了香港才不夠兩星期,我沒有去很遠、也沒有迷路,只是去了看朋友、去了某處海邊看海而已。那麼,那毀滅、那枯萎之所以不覺、市面和人臉之所以看來完好無缺、或儘管被說成必可修復,一定是有種普遍而徹底的傾軌,演練日常,那力量有巨大的自動化與墮性,人在其中脆弱惶恐自己的席位、沒敢舒出一口氣。城市與廢墟,最終必然是守在城市陪葬的人更多的,彷彿沒有人能扳停、沒有人可以倖免,卻沒有人可以安慰那勞累、萎靡與死亡。

旅行中浮光掠影的比照、眩目的藝術表態或理論的爬梳與檢視並沒有解釋到「現實」為何以如此細細連綿的方式、竟然如此。「現實」無法靠近,我們靠泊的種種說法幾乎都是錯開來的、歪扭的失重狀態中抓住的「現實的剩餘」,字詞和語言是我們所僅有的把持物;「現實」可沒有理由因此要倒過來依從語言的律則修辭和語法組織成「世界」、「國/家」的。

這是我想到其中的一邊。

#

那活動安排緊湊得令人害瘋的週末(連續去了五個活動每晚吃飯喝酒還跑了一趟九份) 以後,我還讓阿運晚上趕爬著文稿騰了兩天帶跑的把我從台北帶到了花蓮、又讓薛西的朋友開車到了七星潭,為的就是和其他遊客一樣坐在太平洋前面的一塊海灘上,讓太陽曬、給海風吹,很陶醉的模樣。我只是想來到海邊,連開車載我們的那位會怕羞的擦的一下臉蛋緋紅的小姐叫甚麼名字都沒聽清、沒記住。我無法解釋「去看海」為何成了如此急切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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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ould indulge here in a little idle generalization, could lay off my own state of profound emotional shock on the larger cultural breakdown, could talk fast about convulsions in the society and alienation and anomie and maybe even assassination, but that would be just one more stylish shell game. I am not the society in microcosm. I am a thirty-four-year-old woman with long straight hair and an old bikini bathing suit and bad nerves sitting on an island in the middle of the Pacific waiting for a tidal wave that will not come.

── Joan Didion, “In the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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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來到台灣海岸的一處邊端,我以為它曾經就是島嶼上的人的某種「世界盡頭」,可它早已變成空軍邊防基地、漁業重點、觀光區,這些卻是我突然想發一通短訊到中國大陸或台北的時候,發現手機網絡的無遠弗屆才赫然想到。發短訊的欲望與空軍邊防基地、漁業重點、觀光區的拓展有不可言諭的共通性或重叠。「小漁村」還住著漁民,屋前的空地還有小孩在玩,廟前還有老人打牌喫茶,可是為了賣紀念品而建的博物館裡的漁民作業用具藏品和聲畫片段把他們放逐到一種「與世無爭」的沉默裡,就在展館旁的小屋與巷裡。我狠了心還是給爬到電線桿上替村民修理甚麼的工務人員拍了幾張照,承認自己是觀光客比裝作對攝影很有堅持容易多了。

……我只是想來到海邊,我來到了,我無法解釋。面對「太平洋」,我連脫掉鞋子踏進水裡的「勇氣」或「寫意」都沒有,我只是呆在她的旁邊、蹲坐在水和陸地的交接在翻那些快要磨光的小石頭,像來到暗戀的女人面前而且自知不配。我好像想找一塊石子送給一個人、或兩塊石子給兩個人,可是我拿著一塊又放下一塊,最終就只在翻著看不知想看到甚麼。我無法分辨是浪的聲音、海的形態、日曬的微暈還是甚麼在安慰我,我沒有在海的前面太哭一場無聲的,只是它安慰了我,它是那麼完整、全然,所有事情它都接收、所有事情都對它沒絲毫毀損,少年向浪頭擲的石子通通消失在白花裡、捲到海床的一角堆叠著、沒多沒少還是一塊石子,老去了的只是那些要在女孩面前表演某種陶醉的少年,而浪潮續著它自己的節奏,那水是覆蓋世界的水。它恒常在極大的騷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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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在喜瑪拉雅山前面所知道的,是「崇高」嗎?生命與摧毁互為體表的力量,是不是也在泊岸的潮浪裡有所暗示?) 是甚麼從海洋的黑暗陰冷的底部把那大水拉褪、又撲湧向前、漩擾、收攏吞吐?卻明明是月亮、天體的牽引。浪頭蓋到長岸上如拆毁一切的巨大聲音是安慰,把裡面的一切撫慰,我突然認出那瀕死的平靜。它一直在,與所有人無關,所有人的所有謀事與築構只是它抹過的痕,如石子被磨光、密度不同的岩層斷落偶然擠壓成紋。它沒有暗示。

到時近入黑我知道得要走了,我先是央老遠坐在一旁想事情的阿運「多待一會兒、十五分鐘好嗎?」可是沒多久我又改變主意了,要是再待下去天快全黑了,我就不願意走了,我跟阿運說「我們走吧!再待一會我就不想走了。」她沒說甚麼就帶我走了,我害怕甚麼我不太會說。只是,這以後幾乎一切都成了噪音、侵擾。眼目耳聽皮膚所感的一切,全都不是,我只有某種因為記不住而起的記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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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這麼跟人說,這次旅行,「在我是『歴史性』的,像一下被打開了,非常敏感,但還不知道它的意思。只是不知怎麼面對目前的錯置感……」這麼說好像有點嚴重,它的意思還沒有開啓,它的訴說才剛剛開始,我卻好像知道它的珍貴,害怕別的喧鬧把它淹蓋、壓毁,以至覺得目前的幾乎一切都成為了喧鬧,幾乎都是干擾、抑壓,而我好小,走在人中間突然有不良於行的感覺,只心裡的一點甚麼是實在的,跟別的一切、外部的一切幾乎割離、幾乎都要拒避。

那麼,跟先前幾次不一樣,「旅行」離開了「逃離」的題旨,變成對自我的「歷史性介入」。我看著洗出來的照片,以為悄悄到訪過自己的夢境裡。照片成為了另外一種真實的不確存記,指向內心橫渡外邊的諭物。到訪的不是夢鄉,卻是共時、正在進行的睡夢,就像書寫《房間》的過程中看到「我」的萎靡、怨恨與躁動不安,只有那書寫把這個「我」打開了、陳示了;我在旅行中經歴了不可能,經歴了某種澄明。

我不太曉得那是怎樣發生的,不想提太多名字、場境,都放在心上好了,我大概是以「《房間》的作者、《字花》作者羣之一」的身份參加好幾場書會、講座,還有飯局、探訪,跟認識與不認識的人碰面、或與知道但沒見過面的人認識。我沒有很多準備,只是忙完了剛及趕好的「工作」,帶了二、三十本《白瓷》和《房間》,抱著「很認真去玩」的心態起行,能夠跟大夥成行本已是一樁美事,非常神奇。

從去年七月我一直覺得欠自己一次旅行,「終於可以離開香港……」這句話我可以連續說十次笑不攏嘴的。來到桃園機場的公車站外面抽菸,才發覺連自己的名片都沒有帶,那麼,我以為一定是下意識不想去帶;接下來幾天,遇到前輩想送書給人家卻總沒帶夠書、又總在書的扉頁上把人家的名字寫錯,想與人交談的時候窘自己「國語」說得一團糟、其實是不會禮貌與客套,沒兩天下來,就在晚上小酌的時候哭了…… 這裡面我突然遭遇到自己——「《房間》的作者、《字花》作者羣之一」——及與「李智良」這個名字相涉的某種欲望與欲望的政治,我卻像第三個人一樣在兩者之間,沒能適時的滑移。

碰到有人拿著一本翻舊的《白瓷》、或簇新的《房間》來讓我簽名,是高興、欣慰的,它畢竟是一番心血、一種給出去的心意。特別是《白瓷》,它那麼感性、那麼小、那麼充滿愛情,只那麼一次不可再次。在差不多十年過去以後,它以它的軌跡走了那麼一圈,它的「作者」也給逐放到另外的軌跡上,而那個軌跡難以憶記、不堪憶記…… 要是有人拿著那本翻舊的、或包好保存的書讓我看,我真想哭的,只是素昧平生,突然感傷泛濫,實在難看。

可是在這種場境之中,我很害怕,好像會從心裡猛然的一下抖顫,有些甚麼會突然穿過我,偶然地,再一次把我遺棄,即使不在目前,卻預感它就在即近,那些難以憶記、不堪憶記的事情會突然折返,壓縮成片刻的靈閃、肆虐,一下把我拉倒,可是沒有閃光,只有不堪入目的毁壞。而且將來還有,難以想像、不堪想像。

我害怕的事情卻也可說是我一手做成的,沒有人要為我的人生負責,可是「作者」該要為所寫的負怎樣的責任?譬如說像《白瓷》、《房間》這樣的「作品」?「有些甚麼會突然穿過我,偶然地,再一次把我遺棄…」,「有些甚麼」是甚麼我不太會說。害怕一樣,我難以釋然的面對「讀者」的目光、垂注。我怕「被看」,我覺得寫作與給出一個「Pressence」讓人看到、觸碰到或聽到幾乎是截然砥觸的。我難以承受《白瓷》和《房間》召喚、打開的情緖,並且要繼續說裡面寫到的事情,並且承認「不錯我就是作者李智良」。一次閱讀就是一種真實的話,我其實也只有一、兩次寫的經驗,「寫的失敗」的經驗。

我的「反抗」依然只有著意抽離,以「風格化」承載不能承載,講座幾乎都像某種身份表演,可是臨場又來了真誠的温暖、羣聚感,能量的互動明白是在場的人都感到的,怎麼辦!?發言總是簡扼不過因為我想說、會說、或可以說的都不多、很少。寫的那人不在,我不是那人,我跟那人的連繫不確定;「書寫」無疑是一種存記——拒絕遺忘,為未被描述的記名——可是它與義理無關,它釐清的卻是經驗之不可經驗、經驗之不可分享,它必須孤獨進行,一定是種秘密的狀態,像左手不知道、不應該知道右手在寫甚麼一樣。我無法在人前扮演、召喚那人,正如我無法在有人在旁的任何情況下寫作,無法在人前進入孤獨,我甚至不能理解那個書寫的經驗、它的指向或所待。我只有它的遺落,而回憶它幾乎等同否定它,或者,我不過是它遺棄的缺塊。我總想表達一個事情而沒法表達得好、沒法讓它聽起來不帶一點惡意:「我不是妳想像那人呀!」我明明就在妳面前,在妳面前的明明是我。那人不在我們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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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
1, 2:三鶯部落。 3, 4, 5:七星潭。 6:光復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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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則留言 15 Mar, 09

哀痛之難

自殺是最強烈的抑鬱:我活不下去了,生命那麼醜惡,你們每一個還生活著的人是那麼醜惡。
自殺令我們每一個還活着的人羞慚:你說你說,你的生命有何價值,令你可以毫不羞愧的活下去。
我們還可以怎樣回答。

—— 黃碧雲〈無人相認〉

我從朋友發過來的電郵得悉M 前幾天晚上跳樓自殺死了。

我不知道對於一個人的死,作為生者可以說甚麼。(不可能的!──是她。)

死者不是歷史人物,我不能帶著借古鑑今的眼光去評斷她或她在某個歷史時期的「位置」與社會學研究「意義」,或者說,如果「歴史現場」是還未宣佈成為過往的現在,時間因為記憶與想願而變成捲曲、折叠。死者與我不算相識,但也不算不相識,我無法以路人論者「無知」的位置理解她的死,也無法以親人朋友的悲傷去悼念。

死者算是我的讀者——那純粹是語言文法使然,一個作者不能擁有「他的讀者」的;「讀者」是指她讀過《房間》。她的死被說成某種典型:優才生、受不了課業壓力、壓抑情感、躁鬱症病患…… 典型與「真相」之間,情切之處頓然落空:Time is a joke we keep on telling the wrong way.

M 來過七月的一場書會,我在二、三十人面前跟她吵了一場架,關於精神科「治療」演進和「病者」身份標籤的不同見解。她不是我的粉絲、也不是整天盯著肚臍眼覺得抑鬱很浪漫、很文藝的另外那種。她帶著問題來,帶著更多問題離去,又在網誌上寫了些反駁著我去讀,我沒有回話,我只是覺得她太急著想抓住一種說法,以處置自己正歷著的困擾。

當時。我覺得她突然發言頂撞,是在惹人注意,就像故意搗蛋的那種小女孩式撒嬌可是表情語調走了拍,我也對她很不客氣,而且精神科醫生會說的論調我聽了十二年、幾代「抗抑鬱藥」我和一些朋友都吃過,真的夠了!以社會功能障礙劃分「疾病」、用危險藥物長期轟擊大腦中樞神經作為「治療」,並沒有讓人對自己的人生更負責,僅成全了一種制約 (Conditioning)。到她轉頭說自己不只是醫科生、也是「同病相憐」的病者,我感覺很差、彷彿我的坦陳終究是為了被嘲弄、或僅是為了讓人「認同」……

我方才記起那天臨走的時候,我跟M握過手,輕輕的,大家都有點尷尬,但是大家都需要那一下輕輕握手。因為這種極其薄弱的體諒、或連繫感,我無法別過臉不去想,她後來的自殺。我彷彿看到的是醫科生與「躁鬱症」病患的雙重「身份」在她身上打架、無法疏導對自己的「精神病歷」的壓抑、怨、愧、反抗。我以為她會好起來的。我以為她能夠開始跟人談起這些,就會慢慢鬆開那無形的緊束衣和防衛機制。

後來我才知道她那麼年輕。我像她那個年紀的時候,一定比她還更「倔強」、「癡狂」、「離羣」。再回頭想,12、13年前,大學校園以至香港的社會氣氛,似乎比今天濶落、鬆動好些。

*

我是自殺遺族、倖存者,我願意相信,她本來就不會自殺的──死是可以的。死前經歷的痛苦、冷漠、不流血暴力與割離並不。

死者趁深夜,大家在睡覺、在上網、看電視的時候,在一幢公屋的電梯大堂附近徘徊,遺下寫好的「遺書」,在一米多高的欄河前面,她看到甚麼?聽到甚麼?然後,她攀過那欄河,危立廿多層樓上面那一截石,她看到甚麼然後就合上眼踏空那一步?

我一直丢不開腦裡那個情景:許多幢幾十層高的大厦、許多家戶亮著白的、黃的電燈。汽車在馬路上行駛、車燈流動。晚歸的人在街上。

M最後一次看著這個「世界」,一定就是眼前有許多幢幾十層高的大厦、許多家戶亮著白的、黃的電燈,汽車在馬路上行駛、車燈流動,晚歸的人在街上;與昨天和明天沒有兩樣;然後她就伸出那一步、放空。生和死沒有分別,跳下去比活在這個「世界」要好一點。

*

你想想看,二十歲女,大把青春。除了標籤、除了自殺,可以有那麼多可能、那麼多潛質。為甚麼偏偏就是標籤、又偏偏是以自殺終局?

對!「沒有人叫她去死的。」我們沒有。我們只是扼殺一個人的那麼多可能、那麼多潛質而已。扼殺:不容許、不容讓、不接納、不願意見到、不要聽、不想知道其他的可能。此消彼長。

我們竟還活著,不懂安慰,竟還在無恥的說死者:「……本周一還見她如常上課 ,卻想不到她突然自尋短見,對事件感到傷感和驚訝。」然後又說她一向「活躍開朗,經常笑臉迎人,懐疑她有心事只會往心裏藏,加上醫科功課壓力大,疑未有向人求助而自尋短見。」說完,無姓名標示的「知情者」則透露:死者「早前患上狂躁症及有抑鬱傾向,其同學發現她情緒受困擾及失控,更開始離群並與大學宿舍同學發生衝突。校方得悉其情況後與她聯絡,並提供輔導。」竭力維護體制專業形象的精神科教授又摸透「病人」心理一樣說:「醫科三年級學生已被當作實習醫生,有精神病時求助會卻步,『好驚帶住能醫不自醫的感覺,介意俾人知道,接受醫治時唔會跟足指示 。』」

我們站在一種言論位置,不斷重申「我們沒有甚麼可作的。當時沒有,一直沒有。」死者可沒有這個位置,她做或不做任何事都要算數。

我聽到的版本跟報章和討論區所載大有出入。死者一直有尋求專業介入、為了「病情所需」申請停學、調宿,也很努力去理解冠在自己額上的「病稱」;死者也跟人訴說過自己受不了壓力;死者死前一個月剛轉了藥物處方、正值藥物「斷癮癥狀」最猛烈的高危期。

──〈羅生門〉的教訓是,鬼魂要保護自己的名聲 (Name),也因此有了說謊的動機,身體沒有了,但身份與身份政治持續還在。只有死者知道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到底是甚麼一回事、甚麼一種「真實」;死者與生者所持的「真實」大相徑違。我們可是活在招魂乏術的時代裡。

*

一個又一個人兒活的不快樂,自殺死了。我們還是無視現實,顧左右而言他。

小朋友都知道的事情:跌痛了的小朋友哭了,他的同伴會伸手扶他一把、抱他一下、親親他。我們首先卻說,「不干我事」,並且告誠自己的孩子,「不要亂跑」。

我們連小朋友懂得的事也不願意做;輕蔑死者「自尋短見」,見出我們的涼薄──相對於「自」的「他人」、相對於「短見」的「遠景」在哪?他人缺席、遠景未現,一個人所「尋」能有所獲、能有所覓見嗎?

死者經歷了甚麼落得如斯絕望?她的心事怎麼沒有人願意照顧? 她不曾對「絕望」作出頑抗嗎?

一個人徹底絕望,來到一個地步,「世界」只餘那短短一截石不得駐足要掉下去了。這可以剝離她的生活情境與條件去考量,說她是「突然自尋短見」、對記者表示「很驚訝……很遺憾」開脫過去嗎?如果M 真是「優才生」,她一直以來接受的「優才教育」給了她甚麼教育?醫學院和宿舍生活給了她甚麼體驗?如果M 真是「患上狂躁症及有抑鬱傾向」,精神科和臨床心理治療給了她怎樣的康復條件?自殺者卻用自己的生命與未來的全部、用毀滅自己、用感情的最大傷害,對這一切作了否定。非常明確。

M的自殺不是獨例,將來還有的。死亡佔盡上風,而我們只有自己的平庸和不甘。

原刋2008 年12 月22 日《明報》「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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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則留言 22 Dec, 08

18/10 秩序與遊離:日常生活中的例外狀態

是,在香港出版一本書搞了4 場討論會,大概只有以盲目與耗費方可解釋。我們的「書市」和文化工業肢體似乎不能承接此種對一個題目的持續專注(說是「持續」也不過是一個炎熱夏季的長短)。可是,從報刋雜誌之所以那麼願意刋出評論和書介、和訪問邀約的随便程度來看,又突顯了好些人對「躁鬱病患」、「疾病書寫」的想像和好奇,所以也不是沒有「可爭持空間」的。最近我思疑,「身份政治」的討論一旦(再次)開啓,最終必然歸返某種涉及管治權力政治 (Politics of Governance) 的討論,即便是對1990 年代末後已幾乎完全資本化的文化工業及「文化人」而言,還是一個叫人焦慮的討論範疇,它觸及話語、論述的根本,就是「誰是誰、由誰說?」的問題,可會泛起歉疚的情緖、對自己身處的社會位置的更趨認同或不安。「行業體制」的運作方式,建基於「主體」的或缺,「主體」既非完全消失於視界、更不會以所謂「他者」的全然姿態展現,只僅僅是,撇除了進入語境、發生對話所必須的專注,焦慮得以暫時繞過。

所以都不是只關於這書的,倒是一種「開啓」和想法的分享和重整,書不過是起始的點。講談是發生在媒體以外的場所,在乎與會者所感、所聞見。

Tung Choi Street, Mongkok

秩序與遊離─日常生活中的例外狀態

日期:10月18日 (周六)
時間:15:00 – 16:30
地點:序言書室 (旺角西洋菜街68號7字樓,地鐵D3出口,1010樓上)
講者:李智良
主持:郭詩詠

在城市中,我們尋找各種暫時脫序的方法。
從秩序中釋放、出逃,我們在公車上沉迷電玩、耳機播放一個人的交響樂;我們為每個週末夜如何盡興張羅半天、星期一最叫人沮喪;我們一年到晚在談論旅行的計劃,有時真的旅行去,把照片與纪念品帶回來。
颱風襲港、疫病恐慌,關乎人命,我們竊竊然樂見一切突然停頓。
我們知道這些情況會完結、秩序始終會恢復,我們會重上軌道。
我們恐懼於真正的例外狀態。失戀、迷路、遷徙、滯留、隔離、生病住院、親人離世……
統統為我們所懼怕。它們以強而有力的絕對姿態,猛然將我們從日常生活中抽離,甚至最終讓我們無法重回生命的原有軌跡──「秩序」無以為繼之時,才發見它原來何其薄弱。我們該如何面對這些「例外」與「失序」(Disorder)狀態,以至把它們轉化為觀照或介入真實的位置?
講座將從城市生活諸種例外狀態說起,連接到張愛玲特殊的戰爭經驗,以至於「例外」與「出走」的策略性意義。

講者簡介

李智良,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生於教科書與電視宣傳片中的香港。1999 年自資出版詩歌小說集《白瓷/Porcelain》,新著有《房間》(郭詩詠編,Kubrick/廿九几,2008)。網誌「處決1938!」見 http://oblivion1938.com

郭詩詠,喜愛文字、電影。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博士,平日於香港浸會大學教書,另一個身份是《字花》編輯。

相關:

精神病患者的藍調 (陳智德; 原刋13/09/08 信報)

精神病患的狂人日記 (高俊傑; 原刋08/09/08 文滙報)

閱讀房間中的李智良 (彭麗君; 原刋31/08/08 明報)

精神病患的書寫,或書寫精神病患 (鄧正健; 原刋 07/08  JET vol.72)

飄泊的《房間》(小西; 原刋 11/2007 《文化現場》第七期)

我城病了—— 評《房間》與城市病患的叠現 (李卓倫; 原刋04/10/08 大公報)

我、妳、他,都有間房 (ohwhatcity)

文明單位:「書寫病」(鄧小樺、胡世杰主持; 25/08/08 香港電台第二台)

我們都是精神病患- 李智良、張歷君對談(節錄)(原刋《字花》第十四期)

一個香港,只有一個李智良 (tsw)

逃離在地,逃離房間︰試讀李智良新書《房間》(譚以諾)

一本新書道出一個服精神科藥物12年生活的回溯 (藥物的謊言)

李智良的《房間》(macaucat)

房間,一半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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