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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事: 本週日2:00PM 石崗菜站拍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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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13 Oct, 09

做田人的心聲,政府你有在聽嗎?

寄自: indietaiwan
農村武裝青年:「我不願種田」、「台灣母親你要帶我去哪裡?」
@台中縣大肚鄉磺溪書院、大肚河堤旁稻田; 09/2009

「香港菜園村 因為廣深港高速鐵路要建設 而面臨滅村危機
台灣有許多村落也面臨過類似問題 這種狀況我們並不陌生
農村武裝青年因受香港社運工作者之邀 特別拍了這段表演跟談話 希望能給菜園村村民一些鼓勵!」

「菜園村的朋友大家好,
我們是台灣的樂團,叫農村武裝青年,
我是主唱阿達,
他是鼓手阿展,他是我們小提琴手小魏。
我們在台灣也以樂團的一個方式聲援一些農民運動,
還有關於台灣農村農民農業的一個發展。
當然菜園村的事情,在台灣這陣子也正是在發生,
台灣彰化二林的地方也要全部都要徵收要興建科學園區,
苗栗縣灣寶社區,他還是要強迫徵收,作為科學園區用地,
這個問題已經是世界性的問題了,
不管是香港的菜園村,或是台灣
大概農業跟工業在作一個競爭的時候,
農業總是被犧牲掉的一塊,
那農業犧牲掉,農民當然也被犧牲掉的一個弱勢的族群,
我覺得農業非常的重要是在於對糧食的安全,
我們每天都要吃東西,每位農民都是最辛苦的,
然後也是種出來的東西可以安定我們的每一位,
在這個社會上每一個人民可以安定我們的生命,

這都是你們的辛勞,這是每一個農民的辛勞。
所以我覺得農村他必須要做一個完整的保留,
那我們才能夠建基下完整的一個糧食的安全。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在台灣或是香港,
我們都要積極的去保留下最原始的農村的樣貌,
最原始的農業的產業,
還有每一位辛苦的小農的經濟,
我們要去積極的聲援你們,
為了這塊土地,大家一齊加油,
最後我真的要跟菜園村的朋友說,大家要一起加油,

不要灰心,要有信心,
土地是祖先所留下來的,
土地是大自然所留下來的,
是我們全世界的,不管是大自然,
不管是每一個人或動物,是大家共同擁有的,

我們一塊去珍惜這塊土地,
不要再被那些惡勢力或政府或財團用強硬的方式,來徵收我們的土地,
所以我們要一起捍衛自己的土地,
菜園村,加油!」

(陳秉鳳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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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28 Sep, 09

特區政府最怕一般市民

巿民十元決志,反擊政府廿七萬打壓!──本土行動聲明及呼籲

本土行動成員朱凱迪及何來,於零九年七月下旬,遭律政署追討皇后碼頭司法覆核敗訴的廿七萬訴訟費。廿七萬,足以讓朱何二人破產。這是皇后碼頭被拆兩週年,重置爭議未定之際,且是本土運動遍地開花愈獲關注的關頭;港府是否想效法新加坡,以逼人破產一招箝制異見者?

廿七萬堂費 是懲罰是恫嚇

其實天星皇后碼頭保留運動的參與者自零七年八月一日起,一直承受著極大壓力,不斷進出法庭,見證著香港的政治現實:同一條罪名,別人不用坐牢,我們就要坐牢。「廿七萬」絕對有懲罰意味,相比當年盧少蘭就領匯上市進行司法覆核,政府為了加快法律程序、不拖延領匯上市,曾以事件涉及公眾利益為由,不向沒有申請法援的盧婆婆追討訴訟費。皇后碼頭司法覆核申請人明明已獲政府批出法援,但法援制度的疏漏令政府可以鑽空子向兩人苛索正式聆訊前的預備工作費用,那竟然就多達廿七萬。朱凱迪近月開始積極參與保衛新界菜園村、反對廣深港高鐵橫行毀人家園的運動,而運動近月開始廣受關注,更獲得了破紀錄的一萬四千份反對意見書;廿七萬債單恰於此時寄來,對異議份子的「恫嚇」意味撲面而來。

誰都不希望破產,但朱凱迪及何來的個人立場是,他們不怕破產,之後絕對會繼續原有的社會參與,以行動披露及介入我城的不合理現象。而這廿七萬的打壓,本身就會是香港政治及法治史上骯髒的一筆政治迫害,嚴重動搖了香港的法治精神、侮辱了法律制度捍衛公眾利益的本質——朱凱迪及何來將拒絕繳交廿七萬。

二萬七千個十蚊的力量

外界有許多朋友非常關懷朱凱迪及何來,主動提出捐款來幫他們避過破產之禍;在表示感激之餘,本土行動在此呼籲,與其憐憫少數代表「理想」的社會行動者,巿民更應該站到被打壓者的身邊;本土行動認為,我城需要的不是對行動者的更多憐憫,而是對政府的更多怒火。參考facebook小組熱心網友的提議,本土行動希望提出「十元決志」的構思:

我們的目標募集二萬七千位(或以上)的巿民,請他們每人認捐十元;這十元同時是一個決志,即如果律政司向朱何二人徵收廿七萬的堂費,各位認捐的巿民,就約好一齊把十元掟向律政署,向他們展示我們對於政治打壓的不滿,對於異議者的支持,對於城巿發展失當的滿肚冤憤,對於微小力量結集能撼動大象的信念與熱情。在追債魔掌伸出之前或之後,這群巿民都將是緊密監察政府的力量。

如果有巿民想認捐超過十元,我們不會阻止;但最重要的,是要掟向律政署的十元。政府想把社會集體異議運動的代價壓在貧窮的個人身上,我們就讓他們看到個體集結的力量;政府想用錢來恫嚇人民,我們就讓政府知道,化整為零後,錢也可以成為人民的武器。政府發行的十元硬幣,將變作大衛小子的石頭,擊倒巨人哥利亞。這是一場長期戰役。

本土行動
2009.08.03

附:「十元決志」參加方法

大家可以加入「反擊廿七萬秋后算賬 ,一人十蚊掟響律政署」的 facebook group,亦請把姓名、電話及認捐金額電郵到 <10dollars4hk@gmail.com>

留下聯絡是因為,訴訟費有六年追索期,律政署可能避過當下輿論的攻擊而暫不收數,但在未來六年任何一刻捲土重來,同時追計利息。因此我們需要保留認捐巿民的聯絡方式,為了日後的動員。我們的目標是徵集到二萬七千人的十蚊認捐與決志,並會定期透過電郵發送相關的訊息。

聯絡電話:
林藹雲:9742-4440
朱凱迪:6538-5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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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03 Aug, 09

我們都是精神病患──李智良、張歷君對談(節選)

編按:這個對談是李智良即將出版的新書的副產品,原意只為理清思路,但談著談著,竟溢出了原有的範圍。在兩次合共六小時的對談中,兩人從樂生院、國家機器、精神病學、社會監控,一直談到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魯迅和新興宗教。驟看是任心閒話,近於即興,卻處處見其無時或忘的關懷。《字花》這裡節選跟「文學與診療」有關的部份,讓讀者先睹為快。至於巴塔耶、科耶夫、魯迅與新興宗教等內容,請見李智良新書附錄。(編輯:郭詩詠)

日期:2008年4月19日
地點:葵涌
錄音整理:高俊傑

「噢!朋友們。」—— 來自樂生院的啓發

張:對你來說,為何會想在今年出版這樣的一本書?

李:只是覺得有一種迫切性。自己正朝向另一個甚麼階段出發,很可能遲些時候,便不再想處理當下這個階段的感覺。假如今年無法完成這本書,大概之後也沒有體力和時間去做。

張:有沒有一些特定的事件刺激你萌生這種想法?

李:稱得上「事件」的大概就是台北樂生院的運動。事緣捷運延線的車廠工程令樂生院面臨清拆,院民與社會人士抗議政府將他們迫遷到迴龍醫院的決定。這件事引起了很多爭議。雖然自己只是從網上的報導或朋友口中知悉,沒有直接投入到行動當中,只到過「現場」待了一個午間,但情緒上還是受到不少牽動。

張:那這次事件對你有何意義?

李:我想先補充一下關於「事件」的說法。我其實不太認同叫這場運動作「事件」。「事件」這個字眼,很容易讓人覺得它已經完結了。但事實上它並未完結:參與抗爭的人,或這場運動的主體,仍然在抗爭、仍然經歷很多變遷,現在就要清楚說明這場運動的「意義」是不適當的。

張:關於「事件」(event)這個名詞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它未必是一個已過去的時刻,而同時可指向時間上斷裂的一點,從而開啓了一種全新的視野。你覺得樂生院這個「事件」有沒有帶來甚麼啓發?

李:這可以從兩個不同層次理解。稍為抽象的說法,就是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對「事件」的闡釋:事件不只是一件已發生的事情,更包括了一個被建構的位置,讓言論把特定的意義安放在它之上。假如事件得到經驗或啓發的場所,這個事件就會伸延開去,一直變異,衍生一些未必可以放進符號系統的東西。從實際方面說,樂生院近日「正式」開始清拆,比起剛開始的時候,人們的關注反而少了,可惜的是,它的「意義」、特別是對「社會運動」而言,其實還未被完全開啟出來。對我個人而言,它讓大家都看到,一群人只因為患病而被社會排斥的現實。不論是日治時期類近殖民的政權,還是國民黨的「外來政權」或民進黨的「本土政權」,都對樂生院的院民採取同一種態度:完全的無視、出賣。幾十年來,他們沒有得到任何賠償、道歉,沒有妥善的安置。到今天更被冠以「阻礙城市發展」的罪名,這群人僅僅是患上了漢生病(「痲瘋」)而已,漢生病早已證實傳染性很低、可以治癒,我覺得這許多事情都值得我們深思。

張:政府仍然不讓他們從樂生院走出來?

李:重點並非不讓他們離開。除了樂生院外,他們根本無處可去。自從日治台灣政府在1920年代初對漢生病人實施隔離開始,院民就已沒有戶籍。隔離政策雖然在1960年代名義上解除,但他們沒有重返社會的機會和條件。他們很多都與家人失散,也無法工作,而且因為被院方強制施行絕育手術,也沒有子女。最早在五、六十年代時,他們開始為院內死去或自殺的院友建設龕堂,這樣,他們視樂生院為一個可以讓他們建構「家園」的地方。人死後是葬在他歸屬的地方,但是這個監禁他們的災難現場,卻是他們唯一可以有的歸屬。你可以想像這是一個何等痛苦的「認同」。現在仍然住在樂生院的都是七、八十多歲的公公婆婆,他們的要求,只是讓他們靜靜的、尊嚴的在那裡渡過餘生,但台灣政府所考慮的,卻是如何將他們送往新型的現代化醫院,以騰出空間讓捷運工程順利進行。

張:為何沒有政黨為這班選民發言?

李:在不同政治勢力眼中,這群被隔絕了三四十年之久,身體又受到醫藥傷害、行動不太方便的「選民」,並不會發揮很大的選票作用,聲援他們的群體又多是對選舉政治不予信任的。政府至今也一直沒有提出任何賠償方案。而《漢生病賠償法》闖立法院不成,也突顯了存在於各運動主體之間的張力和裂口。

張:換言之,這是一個完全的隔絕,不論從文化上或社會上而言。
李:也可以這麼說。因為經歷過隔離政策、與「治療」造成的傷殘後,院民雖已治癒,卻難以重新投入社會。

作為「例外」的存在

張:其實隔離本身便是一個典型的標籤化過程。正如你之前曾向我提及的,只會有「精神病康復者」,而沒有「感冒康復者」。樂生院這個例子的另一個特別之處,令我想起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異托邦」(heterotopia)概念。簡單而言,「異托邦」指向的是在一個所謂「正常」的社會內,那些以「倒轉」的形式來運作的地方。在我們的社會裡,那些所謂「正常」的地方,都會同時被這種「倒轉」的地方所呈現、抵制和顛倒。由於這些「倒轉」的地方極具特異性,縱然我們能在現實中標明它們的位置,這些地方卻始終被理解為外在於一切地方的地方。福柯在題為〈論異度空間〉(“Of Other Spaces”)演講中,談及十九世紀以來現代的異托邦特點時,提及了一系列的例子,它們包括養老院、精神病院和監獄等。福柯把這些現代異托邦稱為「偏差的異托邦」(heterotopias of deviation),因為它們都是用以安置那些偏離了社會規範的人群的地方。

李:我認同這些地方是以一個極端的形式顯現,但實際情形並非三言兩語所能簡化。

張:對。我只是從整體性的角度入手處理這個問題。一般而言,我們都會認為,樂生院的病人應該會討厭這個監禁他們的地方,但弔詭的是,他們反而對這地方產生了認同感。這種「例外」的狀況,其實與精神病患的處境頗為相似。從你的作品中可以感覺到,你一直關注自己被標籤為「例外」的人,並因而受到另一種對待的狀況。

李:我想以「例外」來命名這種處境好像有點籠統。因為「例外」放諸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身上也有不同的意義。比如說,將自己視為例外和權力把你當作例外,就是兩種不同的狀況。樂生院早期的強制隔離措施令一群人被排除在社會之外,可是這個隔離也某程度上反過來屏障了另一些暴力和侵擾,加上後來一些偶發的條件,令樂生院內得以出現一個自我經營的時間及空間。你可以看到這個「例外」的處境總是在變。樂生院有過幾次擴建,原因也不盡相同。在這個「例外」的空間內,卻是貫穿一種生活的感覺。舉例來說,以往醫療照顧不當,病人得服用副作用強烈的藥,令神經壞死,又動輒受到諸如截肢等暴力粗劣的「治療」;後來,因為熱心人士捐助,院民漸漸多以電動車代步,樂生院是倚著山坡興建的,院內沒有很多樓梯,舍堂、平房主要以坡道相連,行動不便的院民,還是可以駕電動車去到院內各處,比「正常人」還更快。這種人與空間之間的適切性,與捷運發展的邏輯是截然不同。

而且,捷運車廠工程其實還有協調的空間。桃園縣願意挪出地方,只要建廠方案調整一下,樂生院可以大幅保存,但台北市和桃園縣分屬不同的政治勢力,還有發展商的利益誘因,加上行政院與文化建設委員會之間推卸權責,就消滅了一個社羣的「自我完善」的能量。

國家?機器?—— 我們都是速度的奴隸

張:例外的狀況不僅僅是從空間的變化而言,它更加是一個系統的運作邏輯。舉例來說,法例之所以能站得住腳,正正是因為司法系統設定了眾多「例外」的罪案,來維持所謂「正常」的行為準則。這種利用「例外」來控管人的做法,其實是從現代性(modernity)而來。它同樣是法西斯運作的邏輯,譬如猶太人便被納粹政權視為「例外」的存在。因此,正如你所說,台灣的幾個政府雖然在形式上有所變換,但都對痲瘋病人這個例外的群體採取相同的對待方式,這反映了國家機器其實一直都是以相同的方法運作。

李:對於不少朋友來說,「國家機器」其實是不言自明的概念。然而在主流論述中,很少有人反思「國家」這個政體的形式。到底為甚麼我們會認定國家這個形式,來體現一個地方內人與人的關係?就算是「國家機器」內部,也有很多不同的交涉,並由此生產了不同的主體。新聞報導說香港是奧運聖火傳遞到中國國土的第一站,但實際上香港長久以來也是作為「例外」,甚至「境外」存在。除了以「國家機器」來作概念上的爭辯,我較關心構成機器的零件,從較實際的處境去理解當下。

張:從權力交涉的角度出發,所有東西都是力和力的關係,那國家機器所生產的主體自然會因為不同力量的糾纏而有所演變。我選擇用「國家機器」一詞的原因,在於針對它作為一種現代發明的面向。國家機器並不代表一切,但麻煩的是它擁有無堅不摧的破壞力。若從歷史向度出發,現代國家機器初具規模的時期是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時期。它是一個相當有效的體制,將地區內所有的人軍事化。簡單來說,就是將整個國家的人民變成軍隊,達到「全民皆兵」的狀態,因此拿破崙能夠以法國一個國家的力量,對付當時幾乎整個歐洲的保守勢力。相比起其他國家採用的僱傭兵制,將所有人民動員參與戰爭這種方法顯得更有效率,也更可靠。這種管治的系統後來不斷擴展到其他地方,並成了新的治理國家的邏輯,到後來更通過殖民勢力來到亞洲。因此,國家機器的概念正正擊中了當下處境的核心問題: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所有事情都要順暢地運行,而運行的速度還必須很高的生活。這解釋了為何我會以「例外」來形容有疾病的人們,因為他們無法適應這種高速運轉的規律,成為這種機器的障礙。

李:這又令我想起「病人」也不常常是均一性的身份。不同病人的地位、待遇都不盡相同。舉例來說,精神病的位置與肺病、N型流感等等的病都不一樣。不過我同意,「病人」是特別不適合於國家機器這種管治模式下生活的群體。當然,許多沒有病的人也被視為不合適的「例外」,包括低技術工人、性工作者、智障者、亞非裔人士等等,因為他們無法跟上「速度」的秩序。從另一角度看,這些弱勢群體必須被置於一種作為「例外」的位置,讓他們可以不斷被壓榨。由此可見,國家機器的操作是相當細緻的,不同的人會被恰當地「安排」到各個範疇,被壓迫者就很難連結在一起。再以醫院內的人作為例子吧,心臟病病人、精神病病人得到的醫藥資源是截然不同的。藥廠開發藥品也有其選擇性,「富貴病」的病患能享有很多「選擇」,在「落後地區」流行的致命傳染病,譬如天花、瘧疾等等,卻仍然缺乏新式、廉價的藥物。我覺得當下的權力核心甚至與企業合謀,並不停互相變換位置。

張:我自己不會設想國家機器是很「聰明」的裝置,例如說它能夠不斷變化自身,並生產新的分類。我比較傾向以一種稍為辯證的方法來看待這個處境:根本上沒有人能夠自然而然適應國家機器的運作模式。國家機器能夠生產大量分類的原因,不是來自內部,而是源於它在外部所遭遇的力量對它所作出的對抗。它要生產新的分類,來治理這些它最初沒有預計到的力量。

李:這可是參與社會運動的人必須要思考的一個問題。

張:雖然如此,但這正正就是「歷史」。國家機器的管治如此細緻的原因並非是身處高位的人很聰明,而是因為反抗者不斷變換新的方法反抗。

李:這就是說,其他人的反抗反而令它能夠自我完善。

張:所以最為根本性的問題並不是變換新的反抗方法,而是要讓大家不再相信分類會令社會變得更好。從這個角度重新理解分類的話,我們會發現它其實是一個相當難以對付的統治手段。這種方法會持續不斷地進行細分的動作,到最後令每個個體都與所有人分離開來。我們當下經歷的道德危機或倫理危機的關鍵,其實並非是因為某些「滋事者」不服從統治,令統治陷入危機狀態。而是「分類」令大家變成一盤散沙。大家都以為,分類是相當科學的方法。但分類科學的歷史告訴我們,事實剛好相反。
李:其實將分類視為必然的理解,是否從那種古典的殖民科學主義衍生出來?

張:我較傾向認為是從工廠的生產線模式而來。因為把一件物品細分為不同部份,然後令每人專注處理手上部份的生產方式,被資本家認為是效率最高,也能帶來最大利潤的方式。這也與戰爭狀態中,愈快生產物品的一方,便有愈大戰勝機會的思維一樣。若從一個精神病人的角度出發,當下的這種二十四小時候命,而且不斷加速的生活,是否真的值得我們去過?

李:即使你得了精神病,也沒那麼容易就放過你的!母須以「精神病人」作對照,也知道「正常人」活得很辛苦。(笑)個人的經驗而言,這種分類或者劃分的行為,確實相當無聊。每個服食精神科藥物的病人,都需要定時覆診。英文會用Institutionalized來形容這羣「被納入建制」的病人。在香港,每年到公立精神科門診求診者,約有六十萬人次,在2005年,到精神科求診的十四歲以下小朋友,就有一萬八千多個。他們大部份會被收納到精神科的「系統」中。這許多「病人」就這樣開始了長期服藥的歷程,並要面對服藥所致的副作用和遺害,很多人將無法全職工作。老實說,我也不知道哪些人因此得益,連政府也無法得益。你想想看,這些人需要每天服食精神科藥物,而這些藥物基本上又與毒品無異;政府要養育這群「癮君子」,又要他們「正常」生活,所需的社會成本相當鉅大。病人也要承受標籤、污名帶來的家庭與人際問題。我可以想到的唯一受益者是藥廠,持續依賴藥物的病人正正是它們的利潤保證。

張:這其實與電影Matrix中那個電腦母體(Matrix)的運作邏輯一樣。對於心理醫生來說,病人的功能便是維持他們「醫生」這個身份存在的保障。對於政府而言,雖然社會成本很高,但由於這是令現行制度繼續存在的原因,所以它還是要竭力保護。
李:所以說這個劃分其實也包含著管治上的效果,它維持了現存制度背後所倚賴的價值。

巴赫金、杜斯妥也夫斯基和我們

張:還是讓我們回到文學的討論上吧。我認為,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對於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的理解,在當下的處境是很重要的。相對於傳統現實主義,巴赫金認為杜斯妥也夫斯基所展示的是一種幻想現實主義,而唯有這種現實主義才更能夠開展一個人內在的精神狀態。在他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杜斯妥也夫斯基將筆下的角色,都視作一個個真真正正的人。在故事內這群主人公一直不斷地思考,不斷地敍述,並因此而能夠貼近他們自身存在狀態的內核。其實這種精神,是很需要在教育或精神病的範疇中推展出去的。

李:除非現行的醫藥體制經歷一個翻天覆地的變革,否則我相信醫生與病人依舊是「宰制與被宰制」的關係。醫生始終掌握著宣判有病,釐定康復標準和處方藥物的權力。但同時,醫生在這個體制裡只是個小官僚,沒有任何實質的責任可言。當醫生每三幾個月便會調遷,你的病歷也就不斷被重新書寫、或斬成碎件。我想,一些較進步的社工、或從事學生教育工作的人,還有較大的空間去做你提到的這些嘗試。不論教育、醫療也好,其體制本身的傾向就是組織化,要持續穩定發展,它自然就要均一對待、而同時又孤立每個病人和學生。你可以想像,真正對話、溝通的場合是不可能發生的。

張:假如找人對話充滿困難,我們有可能自己與自己對話嗎?我贊成類似社會運動的「游擊戰」固然要加以爭取,但也應該同時擴大反思存在經驗的空間。

李:我同意無論是藝術還是文學,仍然有很多開展的可能性。同時間,它們不能單單停留在其固有的範疇,更應該以自身的美學,關注這種經驗,並將這種經驗及所提出的思考帶給其他人分享。剛才我們對科學主義提出諸多批判,關鍵就在於不知從何時開始,這種狹隘、粗糙的科學主義成為了大家理解事物的共同基礎。相反,藝術和文學還未成為一種生活與思考的共同基礎。

張:其實從現代性開始,就一直有人嘗試去做這樣的事情。例如杜斯妥也夫斯基,還有存在主義的一批哲學家和文學家。除此以外,我會理解五四時期的一眾作家的書寫,也是類似的嘗試。某程度上,他們面對的是整個時代的問題,並嘗試提供答案。可惜的是,後來帝國主義的介入,再歷經抗日戰爭與內戰後,已將整個中國軍事化,也再容不下空間去延續這種文化批判。到之後歐洲在五十年代開展的存在主義運動,其實是從尼釆(Friedrich Nietzsche)、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思考發展出來的,而這個思考方向也是五四時期一個很重要的思想源頭。存在主義運動之後的後結構主義思潮,也嘗試繼承這個思想傳統,從文學式的思考入手,去處理人的精神狀態。

李:香港好像仍未有相近的思考出現。

張:對。讓人擔心的是,當法國的精神分析大盛後,現在其內部出現了反動。法國有些精神科醫生聲稱精神分析過時,而認為美國那種以科學和統計為主導的心理學才是正路。他們相信精神分析消失後,社會才會變得更美好。這種想法其實很危險。

李:香港的情況也很類似。你看我們往往不予批評、不予判斷,便全盤接收美國的一切,就連在美國已發生極嚴重事故的多種「抗抑鬱藥」也照給病人服用。

張:另一個將要面對的危機是醫療改革的推動。如果日後真的把整個系統都轉為保險制,商業利益就會完全蓋過了病人的需要與利益。

腦海裡的另一把聲音

李:我想再回應一下你剛剛提及的,關於文學與藝術的看法。我始終覺得用文學書寫去表達存在狀態之後,需要有所轉化,才能成為打造一個新共同體的思考資源。當下的狀況就是文學、藝術、劇場之間還沒有一個較緊密的、相互連結的基礎。我印象中台灣好像做得比較成功。

張:對。台灣的市民社會、社區運動建立得比香港好,有較好的條件去接連不同的藝術形式。

李:我想這也與香港缺乏嚴謹的人類學、社會學訓練有關。

張:環顧不同學院的生存環境,現在的大方向仍然是由科學和統計主導。因為唯有能夠在獲得承認的學術期刊上刊登的研究,才能夠爭取到資源。而大部份獲得承認的期刊其實就是美國的社會科學期刊。這令到統計、量化的研究當道。但這種方法在人文學科的領域裡是否可行,則依然是一個疑問。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 以所謂科學方法分析文學的語言學和形式主義方法,根本沒有理會人類語言實際上是如何運作的。

李:說起語言操作,就想起自己寫作時的狀態。最近我愈寫愈「頭痕」,所以把頭髮剪短了。(笑)我想你寫論文時也會有這種感覺。因為語言自身有其律則,每一次的書寫其實都像和那些字詞在鬥爭,並想盡方法借力去表達自己希望表達的東西。這可能也是一種歇斯底里的展現吧。

張:其實可以嘗試用巴赫金的方法理解。根據他的理解,書寫並非指自己一個人寫作。整個過程其實是和腦海中另一個主人公做鬥爭的過程。一部作品,或一篇文章寫得好與壞的標準,就在於你究竟能否戰勝這個主人公。

李:又未必一定要戰勝他(們)。就算寫作一篇簡單的文章時,腦海也會出現數把聲音。

張:戰勝的意思是類似一種玩遊戲的想法。究竟在對話的過程中,你能否發展一套語言,不單單說出自己想說的東西,同時也能把別人的想法吸納進自己的思想體系裡。

李:我在想,一個「精神病人」吸納別人的想法,其實也頗歇斯底里的。(笑)

張:就像你經常提及的法官史瑞伯(Daniel Paul Schreber),(注1)其實他是在用一種新的語言來創造一個完整的世界。其實換個角度看,這是一件相當細緻的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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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智良對史瑞伯其人及其回憶錄的譯介,請參閱《字花》第十一期的「四方月亮」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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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則留言 15 Jul, 08

皇后碼頭的「D Day」登陸

proposed-hoardings-at-queens-pier.jpg

上面的圖片來自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及文物保護小組委員會CB(1)2151/06-07(01) 號資料文件:「落實保存皇后碼頭的詳細資料」 。裡面劈頭第一段就是欺騙、誤導立法會議員和公眾。將早被拆穿、不成立的理據重覆引用,指擬建的P2 路、排雨水的暗渠、地鐵擬建的機鐵—港島線U-Turn 路軌等工程之必要性,置換為「拆散後重置」皇后碼頭保存方案的理由;並以中環第三期填海工程合約的時限和合約條款捆綁,故皇后碼頭必須儘快拆卸、封存,以趕及填海其餘工程進度。文件其餘的部份是拆卸工程的詳細,包括碼頭各個分拆部件的圖樣、點算目錄和分别送往保存的倉庫所在等等。

「重置」到哪? 沒提及呢。拆左先算。

關於皇后碼頭的存廢、保留、保留的方法等等,我一直說的不多,或者已經太多了。我的意見很簡單,用得好端端,tried and true 的東西,細至一枝沿芯筆、一張櫈,仲未爛一定有智慧、有好處所在,請說服我為何要丢棄?並請給我更好的選擇,並且說服我,這真的比目前一直用著的這個更好。關於政府當局提出的各種技術與合約細項,何以是站不住脚的拋浪頭厥詞,「本土行動」有個一般人也容易讀懂的「還港於民」特刋,請參考。我是比較「情緒化」的理解這件事情,我看到的是一種Psycho-geography,一個空間它有啥甚麼、没有了啥甚麼讓我感覺親和、或讓我很敏感不安好想走、透不過氣的樣子。

上一個月我病癒之初參加了一個和假日聚脚於皇后碼頭的移工、來港打工女一起討論中環填海計劃的工作坊,和洛謀翻譯了有關皇后碼頭的常見問題(英文版),還脚軟軟的爬上了皇后碼頭的天台,我拍了幾張照片,照片冲出來我突然好像清楚了,為甚麼一班人自發的一直駐守碼頭,螳臂擋車,不惜冒著「滋事分子」、「理想主義者」、「阻住地球轉」的美名,或「保育人仕」的矮稱:

over-qp-rooftop_reversed.jpg

上面這幅是背著維港拍的Reverse Angle。

圖中的營幕是駐守碼頭的人輪流值夜的一個地方。我想要是有人寫信給他們,地址寫「中環皇后碼頭天台,曬黑的人收」,郵差叔叔準是會把信送妥的。

我忽然就明白到皇后碼頭與大會堂、以至中環商業區的如斯臨近 (proximity) 。我用的是40mm 焦距、最接近人眼視角的鏡頭,沒有把前景和遠景壓縮。因此,舊的天星碼頭業已拆毁的前提下,從干諾道中另一邊過來乘船/看海的人脈、人流幾乎斷絕,皇后碼頭的存廢,原址保存抑或「先拆散、再覓地重置」就不得不視作商業用地vs 公共空間的零和對決了。零和對決的意思很簡單,多建一幢商厦、就少一塊人們可以自由出入的地方。

而且大家不知道嗎?郵政總局,連同愛丁堡廣場過遮打道連接到舊天星碼頭的地底行人隧道亦將拆毁,而舊天星碼頭前面的有蓋行人通道,亦將拆毁。 要蓋甚麼呀?蓋一個六層高、很長很長像摩天大厦橫敞的「摩地商場」(sic)。商業用地vs 公共空間的零和對決就是這個意思了。商業用地就是搶奪本來屬於所有人而不屬任何人的地方,變成限制進出、用途單一的私人管理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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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看著,上面這幅是五月左右拍的一齣「天星遺址」,你瞧,舊的天星碼頭沒有了、只剩七零八散的建築物料,臨著一泱濁水,郵政總局就和週遭的一切遂變成格格不入,壽終正寐的格局已見。大家要知道,在政府的填海計劃中,從現下的岸線,一路填填填填,填到新的天星碼頭那邊才會見到新的海岸、與IFC 那邊「接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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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回到皇后碼頭頂上,眼光向左轉,上面是皇后碼頭的「屋脊」,要是大家眼力不差,看到一個上身裸著作野人打扮的阿草只穿內袴沿屋脊「向世界出發」。皇后碼頭拆去、舊的天星碼頭拆去,都是為了這條脊線,在這條平行於干諾道的線上,所有東西,自然包括已被政府自己委任的「古蹟咨詢委員會」評定為「一級歷史建築」、而何志平和特首曾蔭權賴皮不予訂為「法定古蹟」的皇后碼頭,都要拆毁,是要建一條比干諾道中更寬、行車綫卻只有4 條線的「P2」路。4線行車要佔40m 濶的路面,認真巴閉。 傳說中P2 路,總是給解釋為「解決中環交通擠塞問題」的「中環— 灣仔遶道」的一個重要的、刻不容緩的部件。以興建道路減少交通擠塞,香港未成為國際都會卻早成了國際笑柄:

Despite the ready avaliablility of safe, clean, reliable and reasonably cheap buses, one of the best Mass Transit Railways in the world, and the abundance of affordable taxis, the Hong Kong public’s passionate love of cars show no signs of abatement. Local roads are often badly congested; fuel prices are high by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registration fees are expensive and the cost of both temporary parking and permanent garages are exorbitant.

Yet despite these issues, it seems that practically anyone who can afford a car in Hong Kong— and more than a few who probably cannot— desperately wants to own one! The net result is that with every passing year air pollution benchmarks steadily worsen, and traffic levels all over Hong Kong and Kowloon become more and more untenable. And the official solution to the porblem is— you guessed it— simply build more roads!

—Jason Wordie. Streets: Exploring Kowloo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07)

當然,有些人的時間、有些人的舒適,是政府特别重視、公眾人仕的利益與各種考量必須讓路。傳說中的P2 路,僅是接駁摩地大厦出入車輛駛上擬建的「中環— 灣仔遶道」。它並沒有解決、紓緩中環區內的交通問題,吊跪的是,它是隨未來的問題附帶而至的,卻率先要於今時拆毁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和即將的郵政局,所向披糜!建築、工程界早已提出,只要P2 路不要劃得他媽的那麼濶到坦克車都能從容駛過,政府重新刋憲即可在不違反任何合約條件下,原址保留碼頭。那個排雨水渠亦然,稍作設計上的更改就可在皇后碼頭底下駁出海港,而所謂地鐵港島線— 機鐵線U-turn 路軌更是,子虛烏有,地鐵至今未有計劃興建新的港島支線,最快要待2010 年方會决定。當無限放大的「技術問題」根本可以技術處理、妥善解決,那就根本不是技術或合約條件的問題,而只能歸結,那是政府當局的長官意志、無視公眾和專業界意向的管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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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駕性的公眾利益」是一個要遁司法覆核等途徑,告到甩褲告到上終審庭才能得直的東東。

相反,「商業利益」與「發展」則幾乎是毋須辯解、毋須存疑的一種「常識」、一種自然化了的社會共識的召喚措辭。上面這幀攝於皇后碼頭停止用作船隻停泊的那一晚,我和幾個朋友待到天光,上面這隻船上的工人一直未有停止工作,從夜到日,又從日到夜,他們的工作就是掘泥。無獨有偶,不少在海面工程船上班的工人一直就是在皇后碼頭乘駁船出去。工人的政/經位置卻又讓他們變成某些價值的劊子手,如果「價值」是太崇高的一個詞語,我們用「生活」、或「生存資源」、「生存條件」吧。不甘被稱呼作「原人叔叔」的原人訪問船家「順嫂」的這篇「靠山食山,靠海食海」 把這個「發展模式vs 生活資源」的茅盾刻劃分明:我們的發展方式,率先就破壞了未來一代的資源,率先就破壞了一路走來之所以生活安好富足的背靠,率先就瓜分了共享的東西、殺雞取卵,製造更多的茅盾。

而我還未提及,潻馬艦對開空地將落成的新政府總部。就是野人阿草一路向「世界」出發跑過去的那條軸線,延伸開去一路填填填填,填到會展的一大塊。假如年前政府總部築起鐵欄象徵了對民間聲音和異議者拒諸門外,君臨維港的新政府總部,選址毗鄰中華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總部與警察總部旁邊,那個意思就不言而喻了。而根據1984年由兩個政府簽妥的【中英聯合聲明】中的「防務協議」部份,港府必須於未來的中區永久海岸線建一軍艦碼頭予駐港解放軍部隊使用。這個不包括出入道口至少150m 長的軍艦碼頭,當然就將建在解放軍駐港部隊總部前面了,而週邊的交通要道,難道平民可以自由進出嗎?它當然就是軍事用地的規格和管轄性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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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我們看這幀維港初夏的近照,就知道為何外地遊客來到香港會那麼失望。我們看到都沮喪。

可惜我們不是遊客,無得玩完幾日就走。從大半年前反對清拆中環天星碼頭,到目前,幾多個月來我是反對甚麼、支持甚麼呢?一時又怎能說清,卻又一直有種就「只有此時一刻」的焦灼,不管天星碼頭「代表」甚麼,但從電視上目睹它拆去,從朋友的錄象記錄中得悉天星鐘樓隨即極速拆件棄置到堆填區,它的確是令人感到失去了「甚麼」,失去了不僅止一座碼頭和一楝鐘樓。那個失去了的甚麼召喚著「我們」,或者,是對「我們」這個inclusive noun 的「認同」?真是複雜,當警察在立法會還正值討論天星碼頭清拆工程暫緩的當兒,拘捕「非法闖入私人地方」的示威者並把他們拉上警車送往警處,我不知考慮了甚麼就加入了堵截警車的人鏈中間。我看著一大羣警察郁手郁脚大呼大喝、看著警車的車輪還真向前轉,我的心那麼難過。

我不知道我們何以容許這種可恥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繼續發生:就是為了一種抽象得無人能明白的「發展」和「管治」原則,對市民動武,而且連爛仔架都不如,眾目睽睽下還是滿目下三濫的陰招賤招。

皇后碼頭,因其當下所處的政/經位置,成為了整個中環填海工程的「畔脚石」。

要是一個「一級歷史建築」成為了一個國際城市發展的畔脚石,政府當局得棄之而後快,究竟發生了甚麼問題?是「發展」的理念界定有所偏差嗎?是填海計劃的「軍/警/政/金」合體所涉之政治代價深鉅、嚴正而不容質疑?新設的「發展局」的新上任局長林鄭月娥女士,難道有勇氣、有能力面對這個歷史結構性的殖民後遺問題?

最後,請參閱篇首引用的文件最後兩頁,即附件M。我不知道是政府工程代號的慣例還是甚麼?D for Demolition?

圍板清拆皇后碼頭當日,代號D Day!

 

本文另見 「香港獨立媒體媒

相關:
香港電台「吾土吾情」#1 「皇后之後」(編導:麥志恆)

8月20日皇后碼頭情況 (one0one)

我們在皇后在碼頭在其他統一被稱為「街」的地方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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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則留言 20 Jul, 07

廢墟之花

廢墟之花——皇后碼頭文化節

自天星事件以來,大會堂外的空地已舉行過十數場文化藝術活動,包括逾八小時的詩唱會,由本地獨立樂隊和詩人出演,是一片色彩鮮艷的人民自主空間。文化界日前發起聯署聲明行動,要求原地保留皇后碼頭,不旋踵取得逾400 個來自文化、藝術、學術界的簽名。皇后碼頭停用之後,為了顯示對原地保留此訴求的堅持,和藝術生生不息的活潑氣息,本週日將再有豐富盛大的文化活動舉行。

不拆不遷不告別,皇后碼頭還在等著大家,在天星的廢墟旁邊。

廢墟之花——皇后碼頭文化節

時間:五月六日(星期日),下午三點開始,至夜方休

地點:皇后碼頭

節目內容:三點半雄仔叔叔講故事,大人細路都感動;其後佛蘭明高舞蹈表演、詩歌朗誦(詩人包括陳滅、鄭政恒、葉輝等)、行為藝術、劇場表演紛紛出場,入夜之後band show全面啟動,本地獨立樂隊fruit punch、hard candy、superday等放射能量。

如此節目如此陣容,除了皇后,還可以去哪裡?

相關:

陳允中:天星、皇后與假咨詢 (全文版) ; 梁文道:製造矛盾的修辭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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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04 May, 07

不是皇后、不是碼頭

中環皇后碼頭將於二十六日凌晨起停止作為船隻停泊之用。有人會去告别(某個年代之逝)、有人去「悼念」(某種東西、價值之死)、有人去懷緬(某種集體回憶)、有人趁最後一夜搞個名堂開個船河派對,對於船家和導遊會有航綫和集合點更改帶來的不習慣與諸種不便和成本損失。「本土行動」的朋友提出「不遷不拆不告别」,要在明晚辦一個形式開放、自由參與,卻是嚴肅非常的討論會,為皇后碼頭應何去何從表態發聲、商討未來的行動走向。但我寫這篇不是繕稿。

我的記憶存量不多,突然又記起作家黃碧雲在一個著作中寫過,殖民就是斷裂、和自己的歷史斷裂。大意如此。這個斷裂突然變得非常形象化的在腦中浮現,令人心悸。大家記得中環天星碼頭吧!?現在没有人行去那邊了。從環球商場旁的那道架空行人天橋、掠過廣樂大厦與郵政總局旁,或由連著交易廣場或IFC、或地鐵香港站的天橋走到新的碼頭…… 就是說,很快,就「習慣」離開了那一大塊土地、又沿著圈著了一大塊土地的圍板,或者,轉乘隧巴、改搭地鐵…… 「舊」中環天星碼頭呢?零零舍舍空著一個傷口一樣的大片天、給吊船和掘土船遮著,聽著途人說,「拆左喇。」當皇后碼頭停航,或者,連遊船河的中/西遊客也不會走過那一邊了。

斷裂就是原本相連的東西分開了、以至於無法辨認。

我不是說甚麼歷史價值不價值,歷史吾值錢,歷史的代價都是由無名字的人承受的。有人講自從邊個港督起都是從這裡登岸、邊齣電視在這兒處境、阿邊個結婚都有響樹影相不過第二個老婆就無,但没有人會講每天工作的船家、或在洗垃圾桶的外判合約移工、站崗的旅行社知客。香港大學建築系某教授又上電視公開講,皇后碼頭談不上有甚麼獨特的美學元素,而立法會議員、收藏家、建築師、文化研究員、保育工作者、民間團體、歷史家等等,始終敵不過政府那一套。

有一次有朋友問,你是對天星、皇后碼頭很有感情嗎?没有,好多年住新界,最憎出香港。我只是難以明白,好端端的碼頭,班次全球最頻繁的渡海輪,意外率接近零,用左幾十年,Try and True,何以急著要拆?我正在寫字坐著的櫈,是我自少就見到家父坐著修錶的櫈,每次搬家,家母都因情感因素費事眼冤,想丢了它,但我總是留住,都無爛、仲咁實淨,做乜要掉?

更何況是一座碼頭?而中環天星碼頭、愛丁堡廣場、遮打花園、立法會、大會堂、皇后碼頭,好明顯是相連著的一個空間。它不是建在相隣一起的建築物,而是人在穿梭、聚落、相會的空間,這片空間目前的使用狀況、人文活動的佈局和微政治,是經過幾十年來,没名沒姓的各種各樣的人,磋議、爭逐、實踐出來的。雖然某些時節,高官、總督、法官會作秀巡遊,但由始至終,中環天星碼頭、愛丁堡廣場、遮打花園、立法會、大會堂、皇后碼頭,是從來沒拒絕公眾的一種空間,最頻繁的人流、最複雜的成份,意外率接近零,用左幾十年,Try and True。

拿走了天星碼頭、拿走了皇后碼頭,就斷了人們來來去去的脈胳,首先變成一塊一塊被圍堵起來的坪地,再有吊船、吊重機和重型機械進駐,坪地上即將建起新型的私人領域、調控領域。我們知道,立法會會搬、政府總部會搬,嘉咸街會拆,地鐵延線會建、數之不盡,根本是在革中環的命!而在往乘船途中沿路的圍板上,年來畫上了中環新海岸文娛康樂區的構想圖,在那個構想中,俊男美女優悠意雅,「噢,煙花多美!」卻沒有一個項目是生活與工作於此地的人有份參與意見的。意志的勝利,就是No BODY‘s Business。

幾年前我和朋友在夜裡,可以從中環沿海行往銅鑼灣,現在,同一條路被很多地盤和保安亭截斷了。

要是有人比對10年前與今天的衛星鳥瞰圖,可能有人為某些建設規劃鼓舞、也有人為海岸拉直婉惜,但是人呢?衛星圖中,沒一個人。10年前没有、10後的今日沒有。

那個「斷裂」,突然呈現目前。

(短片周潤發先生4月28日清晨到訪皇后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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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則留言 24 Apr, 07

「保衛天星、市民自決」聯署聲明

請廣傳,並(按此連結)加入聯署

致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先生及,特區政府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

至12月16日,特區政府漠視多月以來發自民間、專業界與議會內的反對聲音,繞過各種協商機制,讓其委託承辦商在未有展示相關「噪音管制許可」、亦沒有安全監督及環境保護監督在場督工的情況下,乘夜拆毁中環舊天星碼頭的鐘樓主建築。

我們對特區政府一意孤行的做法、特別是此事件的相關決策官員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先生,與及於12月15日接納上述工程之夜間施工申請、即日同意發出「特快批核」 的行政會議成員,表示極大的憤怒和強烈譴責!

在 過去一星期裡,不斷有自發的市民以和平方式進行各種請願活動,希望引發民間各界及特區政府對清拆天星碼頭、以至社區發展、環境保護及文化保育等重要議題的 更大關注,得到不少市民、專業界人士、重建戶及多個民間團體的支持。惟特區政府依然固執於過往的諮詢結果,不單將民間另類方案束之高閣,也沒有正視市民保 護天星碼頭的明確要求,相反,更孤立、分化和平示威的市民,動輒引用「公安條例」,又以粗暴方式進行「清場」、抹黑示威者為「滋事份子」。示威期間,警方 曾多次向示威者施行過份武力、做出各種嚴重違反基本人權及警務人員紀律守則、罔顧市民人身安全的行徑,亦打算控告於施工地盤外進行和平示威的市民「阻差辦 公」及「行為不檢」等罪名。與此同時,則於立法會休會之際、在其他協商基制未能完成處理程序之前,加速清拆天星碼頭,以圖造成「既定事實」,對市民強烈而 清晰的意向充耳不聞!

我們認為,這種源自前殖民政府的社會矛盾處理方法,是倒退、是市民不能夠接受、不予認同的!這種倒退、拒絕與公眾及 民意代表協商的施政方式,在特區成立近十年間,已經先後為特區政府和各階層的無數市民帶來沉重損失,社會成本之鉅、痛苦之深切並不能單以經濟發展的收穫來 填補。反對清拆天星碼頭,絕非單一、例外的事件,它代表的意義絕非懷舊、它絕不僅只一個歷史文物保存的問題;我們相信,中環舊天星碼頭是一個充滿意義的建 築及空間地標,它可以理解為香港人立足本土,對過去歷史的反省和重新學習的場所,由市民大眾共同注入新的內容,不容清拆。

埋沒歷史的人,必遭歷史埋沒!

故此,就特區政府在中環舊天星碼頭清拆一事上,我們嚴正要求:

1) 立即停止清拆中環舊天星碼頭。
2) 存封所有已經拆下的建築元件及有關物品,並公開其存放地點所在。
3)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先生及特區政府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就此事件向香港市民公開道歉。
4) 立即撤消示威者的所有起訴、銷毁所有用作檢控的圖像、影音檔案。

一群香港市民
2006年12月16日

相關薦文:
「天星,香港意識的搖籃」(安徒)
「當年沒有人反對拆天星?」(葉一知)
「救救鐘樓,並在網上組成人鏈」(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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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17 Dec, 06

天星無題

我嘗試整理一下這幾天來見到、參與過、感受到的事情,算不上觀察,連速記也談不上,我需要寫作,理解自己紊亂的心情。

一個社會行動,如果引發關注和討論,愈來愈多人認同、愈來愈多人可以自由加入、以其認為適切的方式注入活力、注入內容,延續、壯大、拉寬以致變奏而不排拒更多人加入…… 這就是「社會運動」吧。

整個社會在動,不是暴動,而是人們在行走中,發現了自己的力量、認識了身邊一起走著的人。

反清拆天星碼頭的抗議行動,如果僅為了保住一個爛鐘、一個爛地盆,它終結的日子不遠了。那麼,保衛天星碼頭的意義,是甚麼呢?每一位香港人都有他自己的答案,有些中聽、有些不中聽,有些又比較動聽,有些人也沒有把它當作為需要答案的一個問題。

譬如說,反清拆天星碼頭,對一個在九龍、新界上班上學,過海搭地鐵搭隧巴的人來講,是無甚意義的。又譬如說,對於新來港的許多移民、移工來講,還在奔波適應,天星碼頭也未必是他們生活此城的「集體回憶」的一部份。又或者,對於直接受僱於天星碼頭工地辦商的許多地盤工人來說,一天不開工就是一天沒有薪水的意思。

在許多人而言,他們甚至未摸清反對清拆的人,到底為甚麼,必須用此種行動方式阻止清拆,整個事件的脈胳、它的不同結果所代表的意思有何種分别,等等……

我們需要,翻譯/翻易,這個似乎正萌發的運動。讓抱持不同價值觀、生活經驗不盡相同的人可以從較低的門檻看過去,嘗試理解這件事情的源起、他們可以參予的理由。

我們需要,言說,這個運動之所以令自己感動的各種因由。
但是我們的詞彙嚴重貧乏。

* * *

英國殖民管治香港的施政範式與政治、權力架構,從過渡期至「回歸」十年後,有了驚人的變異、適應與「本土化」。清拆天星碼頭和數不勝數的市區重建、拆遷或大規模地產發展,非常尖銳地突顯了至少5 點:

1) 英人在過渡期起以土地政策挽留地產業以換取「穩定繁榮」的基本架局,至「回歸」後十年的遺害。
2) 民意最高代表立法會監察及制衡政府施政的功能,已經無法正常運作。
3) 各級專業評議會、專業界智庫、及法制上的民意咨商渠道失效、或被技術性架空。
4) 主流傳播媒體的企業化、市場化經營方式,造就、拓?了政府及其附庸集團的公關及政治宣傳操作空間。
5) 上述1)至4) 的直接後果:市民生活空間的萎縮。

大膽歸結,下任特首競選正式開始的限期以前,有人希望打造一個香港新貌,情況儼如過渡期間中方狠批的「玫瑰園」計劃不無兩樣。在此前提下,我們對過往十年大刀濶斧的毁城重建,家長式的行政威權,多了一個可以考究的參考。

而為此毀城重建之功業賠上未能清點的鉅大代價的人,不是誰人,是市民,句號

此包括,而不僅限於,市民繳納的稅款,及生活水平各種參項全面轉趨惡劣所受的,可量度或不可量度的代價。

假如行文至此所講的離事實或離普遍意見不遠,我們就必須回到翻譯和言說的問題上,而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們的詞彙嚴重貧乏。

* * *

記得某齣電視劇中的黑人角式說道:「每一個人都有選擇,但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自己有選擇。

從未意識,到知道、到實踐,每一步都是零/一的跳躍,它總是突然而來、突然當頭棒喝一樣,而且總是讓人不安、甚至想回退到先前的「安全感」裡去。

假如反清拆天星碼頭的抗議行動,劃開了代議政制、公會、專業界與既得利益者「協商政治」的彊局,曰之靈光、曰之缺口、曰之楔機也好,它觸動了我們的甚麼,讓我們在集會遊行中吾怕醜、手挽著身旁的人唱歌、警察警車衝過來也死命不放呢?

是甚麼讓我們在群眾中間明明陌生心裡又軟乎乎,彼此知道對方的身體、節奏,互相照顧得比特訓的警員還要好、力量變成巨大?而我們明明是對天星碼頭、那個爛鐘、那個爛地盤有各種不同的想法、感受和想像。

幾天來,在暴警面前,我們展示了肢體連成一線力量,更重要的是,我們展示了我們的自信和歡樂!

當警員受命被置放在示威群眾前面,緊張萬分,我們卻站著一個徹然不同的位置、政治的位置:我們自己呼朋喚友來到屬於公眾的地方、在私人物業和警力的限界前面,不單聲援被無理拒捕的示威者、嗅罵怯懦的暴警,我們更載歌載舞、佻皮逗趣、分享食物、雨具、香菸,也有機會和陌生的人講自己對於天星碼頭、以至這個城市的感覺,自得其樂……

這種富於即興、充滿創造性,人人可以自由、以自己認為適切的方式加入、增益的街頭行動,也劃開了日益沉悶媒體秀的「示威文化」,曰之靈光、曰之缺口、曰之楔機也好,它觸動了我們的甚麼,讓我們在集會遊行中吾怕醜、手挽著身旁的人,警察、警車衝過來也死命不放呢?

人民和執行職務的暴警是誓不兩立的,這是階級位置使然,政治性的根本對立,警察靠隴威權、以暴力的組織精良而成其施行暴力的「理據」,我們呢?我們應該就是不屈從的異議者,我們會指罵警察,必要時全力抵抗,但我們的言說對象、我們力量的來源、我們念惜關心的,由始至終是身旁的人、心裡的人。他們呢?他們背後甚麼也沒有。

假如行文至此所講的離事實或離普遍意見不遠,我們就必須回到翻譯和言說的問題上。

我們牙牙學語的階段,有很多限制、也有很多未發掘的空間、未想過會碰到的人和事,喜歡和嬰孩逗趣的人會知道,嬰孩讓他去試、去摸、去撞,好多年後,他會突然想起自己的童年,何以、如此,在我城中走到目前,那個經歷人人不盡相同,但又有些甚麼連著、交叠著,可以感應。

圖:阿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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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則留言 15 Dec,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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