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note address at the 2009 Organicology Conference.
Portland, Oregon, on February 28, 2009.
“If you define the problem, you find the solution, you become the judge and the executive, where is democracy?”
相關：Manifesto on the Future of Seed
留言 07 Jun, 09
六四二十年，當日的一切糾結心頭，面對無恥人荒謬話，鮮血與理想變得愈益明淨，詩語歌聲銘刻心窩。與老中青八零後詩人、長期抗爭社運樂者，來一起思念六四，一起渡過憂傷的午夜。
誦詩：也斯、北島、黃碧雲、孟浪、崑南、葉輝、飲江、陳滅、陳建華、陳麗娟、盧勁馳、洛謀、梁璇筠、鄭政恆、雨希、文於天、郭梓祺、洪曉嫻、鄧小樺等
音樂：billy、阿班、陳偉發、潘志雄等
時間：六月三日（週三）晚上八點，一起度過凌晨
地點：文化中心外，自由戰士雕像下
來賓可自由參與，自攜誦詩、即興藝術、行走坐臥，在散漫中共同思念，請帶一朵花來廣場。
1 則留言 03 Jun, 09
有一個畫面在二十年來一次又一次重訪我的腦海，我沒有召喚它的，只要有人跟我提起「六四」屠殺／鎮壓／事件／風波／(自由填上)，就是這個畫面橫在眼前，這個畫面不知是誰拍的：
在一間住了一家四口的四百平方呎公屋單位中的「客廳」(擺放睡床、衣櫃餘下的部份)裡、臨在「騎樓」(廚廁部份) 的鐵框玻璃門旁的牆角擺了一個五桶木櫃，櫃頂有一部三洋電視機。當時是深夜，「客廳」和「騎樓」都沒有亮燈，只有電視屏幕的閃光映在母親坐在一張塑料矮櫈上的身影。母親在哭，很小聲、很小聲的幾乎沒有聲音，一臉都是眼淚。許是因為夜深，電視的聲量都是很小聲、很小聲的幾乎沒有聲音。
這個畫面之前之後，以至這個畫面本身的任何細節，我都無法確定。譬如說，那個五桶木櫃左邊的一扇門櫃裡，曾經放著爸爸年青時習畫的習作，右邊呢，究竟是有四個櫃桶、還是真有五個？紅A 牌塑膠矮櫈是紅色的那張還是藍色的另外一張…… 啊！我們家有過一張藍色的塑膠矮櫈嗎？記憶非常不可靠，人的而且確會「記起」沒有發生過的事情，從沒有發生過的事情也可能經過不斷重述，會變成一個人、一個羣體的「記憶」…… 在那個畫面裡，我記得，好像問了母親一句甚麼，她才從怔忡恍惚中回頭，答了一句我以後沒記住的話。然後我就去睡了，母親則留在那個畫面裡看電視。
那是我懂事以來頭一次看見媽媽哭了…… 可是無論如何，我、以至媽媽本人和當時睡著的爸爸和弟弟，都無法排除「媽媽根本不是坐在矮櫈上」、甚至「媽媽根本沒有在1989 年6 月4 日凌晨在屯門某公共屋邨單位裡看電視」的可能性。
這涉及證詞(testimony) 在知識論 (Epistemology) 上的特殊位置：沒有人能排除我說謊的可能，亦無法逆向檢視「所有的其他可能」是否成立、何以都沒有發生── 譬如母親同樣可能先是因為別的事情哭了，然後才開電視；或三洋電視機曾被外國勢力干擾插播；或我當時不過在夢遊；或全邨人被外星人擄去植入Matrix 程式等等── 你只可以質疑我的誠信、指控我懷有說謊的動機與利益誘因，或以其他各種手段廹我收聲、徹回我的說話，當時只有我目睹媽媽看電視流了一臉眼淚。而我無論有否說謊，我都會說沒有。
證詞因此涉及一種單獨、孤立存在的個人經驗，它得到其他人承認與否，也是繫於它的單一、無旁證可援與無從由他人替代。當時媽媽在哭，只有我看見，我還記得。
我的媽媽因為1989 年6 月4 日凌晨的電視新聞畫面哭了。這於我而言就是事實，我相信它真有其事。並且我在這篇文字裡重述、憶記它。
當然，媽媽在這以前或以後不是沒有因為別的大小事情哭過，可是這個畫面停住了，在現實的另一邊對照我們處身的現實，很小聲、很小聲的幾乎沒有聲音。
※
如果1989 年的天安門廣場就是歷史現場── 所有事情都在該時該處起始、發生，「後89 中國」的歷史必得從此一再數算── 世上絕大部份未有親歷目睹的人，唯有靠當時在場的人的證詞、所有可以旁證的事實，理解、追溯無法接近的真相。
1989 年六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指派軍隊執行「戒嚴令」圍堵北京市並且在6月4日凌晨大規模殺害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及附近的平民。
這是我理解、我相信的根本事實：有數目至今無法統計的平民死於本國軍隊槍下。
歷史，或歷史上發生的事，可能、可以沒有道德、違反道德、非道德或超道德。實在人類歴史就是血的歷史與反抗的歷史。但，今人對歷史、或對歷史上發生過的事，有道德感、有道德責任。因為將來一代二代只有從今時遺下的憑證與存記，嘗試貼近歷史、傾聽死者、也看見今天的人。那個道德感、道德責任必須是現世的、政治的。
「意義」可是另外一回事。
二十年來，不同的人為了千差萬別的原因，想為1989 年的天安門廣場上發生的一切定調、定性。洗刷血跡，為空的棺材釘蓋…… 當一種聲音似乎愈來愈大、震懾、鋪天蓋地、曠古絕今，另外的一種聲音顯得很小聲、薄弱。
可是死者無言語、死者的家屬親人至今依然不可哭喪、不可哀悼，只有噤聲、流放。他們自己都老了，死亡臨在晚年──
※
我這才開始明白，「六四」何以讓我無法言語。我甚至沒有和朋友、家人說過「關於六四……」。好像從來沒有。卻是母親在電視前面哭了的畫面，在一種哀傷與搖撼前面把我擋住。
當妳想到數以千百個死者、他們的數以千百個家庭，一夜之間，親人的亡故指證，生命的對面不是死亡，而是會指派正規軍隊圍堵北京市殺害平民百姓的中國共產黨、和它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然後是二十年的噤聲、流放，不可哀悼、不可談論。妳可以說甚麼呢？
離開歷史現場好遠，舒安得可恥的距離，我的無法言語，非因鎖禁，也始於二十年前。1989 年6 月7 日教育署宣佈停課，原訂的全港師生遊行被廹取消，翌日我和同學穿著校服坐在學校向街的球場上「參加集會」，有唸預科的領袖生拿著咪高峯發言，其中一句口號到今天我依然覺到它的刺耳欲聾：「努力讀書，建設新中國！」
我想不明白它的道理。「努力讀書，建設新中國！」我喊不出口。
二十年來的大肆發展與建設指證，死亡與災難的對面不是生命，而是「國家」壓倒一切真實：用流血的，用不流血的，也用文明進步的禮儀，外交與內政，讓左手把全球五分一人口賤賣給右手營建的「市場」，用貪腐掩蓋貪腐，用民脂民膏射火箭上太空、辦奥運，用震災搞形象工程……妳可以說甚麼呢？
母親在電視前面哭了的畫面再一次橫在眼前。
眼淚可是沒有意義的，它只是感情的流淌、露出自己，不由自主。
我們不知道有幾多人的眼淚，是為了1989 年的天安門廣場。
又或者，眼淚與血掉落在1989 年的天安門廣場，會像杜拉斯寫塞里格與里斯說對白的聲音一樣，
「這聲音如此沉靜，只有和我一起時(我相信)才能如此，可是她們對此一無所知，這聲音尚未被碰觸，貞潔，完美，致命……它在航行，在移動，成為懸浮的大陸，隨處可以靠岸，它就這樣變得具有普遍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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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格麗特．杜拉斯，「塞里格－里斯」，《外面的世界》。袁筱一，黃葒譯，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頁186-187。
文題「塞里格－里斯」是杜拉斯1976年自編自導的電影「她的威尼斯名字在加爾各答沙漠」 (Son nom de Venise dans Calcutta désert) 兩位女角Delphine Seyrig 與Nicole Hiss 的名字併寫。
原文：“Les voix silencieuses qu’elles n’ont jamais qu’avec moi (je le crois), dont elles ne savant rien, provision à laquelle on n’avait pas encore touché, intacte, entière, mortelle […] vogue et se déplace, continent flottant, partout où il pourra accoster, devient général.”
見：Marguerite Duras. “Seyrig-Hiss”. Outside: Papiers d’un jour. Gallimard, 1984. pp249.
2 則留言 27 May, 09
謊言之可信，被當成事實，除了撒謊者細意經營揑造，更多時是襄王有心、神女亦有夢，可是夢明明不是真的，夢裡的敘事卻是現實的創口與癥狀，卻有解夢者、心理治療師居中調節、解畫一番，夢幻泡影當成現實照辧！神女想要的是愛情，襄王卻是霸王強暴，何以神女明明驚呼抵抗，黑房暗箱出來的發言人又堅稱再次「團圓」結局？
──致殖民者遺餘與鬼
解夢者、心理治療師幹的是為人「除魔、解穢」、「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意，買辦傾銷，要找對貨主、看準時機大筆購入、長綫揸手，適時鼓吹、倒賣給一國一城的羊牯，並且稱言市場是透明的、專業是沒有不道德的。中文大學校方幾年來主催的「國際化」、「雙語教學」就是這麼一盤生意。販售「國際都會」文化、打造「國際一流大學」形象，不錯，沒有不道德的。
但請「雙語政策委員會」與各位投票通過《雙語政策報告書》的教務會成員，你們出賣自己的靈魂、舌頭口部或屁眼好了，多一個不多的，可是教務會作為現時大學校政的最高決策機關之一，你們承受不了這個文化與政治的責任請你出賣自己的靈魂好了。
請不要把幾乎整個嶺南地區以廣府話學中文的語言生境 (linguistic habitant)、歷史與實踐佯作不存在！
請不要把未來學子與自身文化歷史的共同感和生活連繫砌斷！
請不要以所謂的「雙語政策」、用撥款威脅學系「自行選擇」學科教學語言的種種的「措施」與「行政決定」，假借市場邏輯扼殺末來的每一屆中大學生與教員，能夠以中文作為與世界思潮互為轉化、辯證與互相翻譯的媒介之當然權利！
在廢除院長選舉制、新書院「將不設校董會與委任院長」、「大學校董會、教務會及規程所指明的其他大學委員會亦不會有任何該等書院的當然成員」(1) 等等涉及大學管治與中大聯邦制根基的倒行逆施之爭議懸而未決之前，中大員生、校友以至即將入讀中大的準大學生皆有權過問：
「雙語政策」是怎樣草擬達成？
「雙語政策」與校方宣稱「校方四十多年來一直主張」的「兩文三語雙語教學傳統」(2) 兩者的分別在哪？兩者的利弊是以何種評量準則檢測？由誰定斷？誰代表了誰的利益？誰毀損了誰的權利以達成誰的利益。
追問下去，是中大員生參與校政的當然權利。
請不要以為校友就《中文大學條例》有關教學語言的司法覆核案敗訴，等同法理容許當前提出的「雙語政策」及其背後的一切隱藏議程。在一項法律例文釋義的覆核案上技術性「勝出」了，不錯，將來呢？
說是「請不要……」只是出於禮貌。道理在我們的一邊，看看現實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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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第二次被殖民者
香港幾十年來的課堂現實是，學生死記硬背教科書上的生詞與文法，老師在視學官與校長面前努力用英語授課，下課了再用廣東話解釋多一次。現實是從幼稚園到大學研究所，有能力全面英語授課的教員根本湊不夠數，就正如法國根本湊不夠以英語全面教授本科的教員，德國沒有、希臘沒有、西班牙沒有、亞洲所有華語地區沒有、前英國殖民地印度、馬六甲、馬來亞都沒有，甚至幾乎所有英聯邦國家都沒有。因為英文／英語對她們、對世界各地的大多數人而言，是外語。
外語。它先是一門學科，必須先掌握、專擅才能成為「工具」，而「工具」有很多種可以選擇、可以轉化成「資源」，一個孩子不能夠未學電工、化工原理，而整天待在工具房、實驗室等「學習環境」就會變成優秀的工匠或化學家。而且他本來就不想當工匠或化學家。他可以認出那些工具、甚至有樣學樣，但他沒有「掌握」、沒有「準繩」，沒有真正的學懂，只有成為幫工。技術學科如是，更何況語文，思想之體與表？
教學語言是甚麼一回事，無人不知曉的。「媒介」不是透明無阻無暇的、「環境」不是沒有預先設置、沒有左中右的，不然「雙語」／「母語」何以在彈丸之地爭論幾十年也沒有普羅共識？甚至，追溯亞非拉美洲的近現代史册，幾多由語文運動璇捲引起的反殖反霸權運動、以致獨立建國運動的例子在先！今時與前港英殖民政府歴任教育當局，一直以「非政治」、「市場決定論」、「語言工具論」與「國際化」的含混說辭蒙蔽家長與政策實驗品──學生與前綫教員──使其無所適從、疲於奔命，為達標而達標、為教案與評核表格的完善整潔而拔苗助長，最終一輪一輪中不中、英不英「一代不如一代」的畢業生，我手寫他者的心，童稚言而老氣橫秋，會考合格曲線為了遷就合格率愈調愈低，青春確是付出了，所學而無用、所學為現實所不容用，「投入勞動力市場」，此後一生高不成低不就，只求安穩…… 此種結果，不正是年年批評畢業生「英語水平下滑」、「計較回報」的商界、不正是整天說要提高畢業生「競爭力」的教育工廠、政府當局及其侍從者所樂見的管治成果？
誰最願意見到大學畢業生「一代不如一代」！？不正是因為無論商界、把學生當成出產品的教育工廠、政府當局及其侍從者都心知肚明，「教學語言」的確就是關乎他們的意識形態、他們的政治現實、他們的現利與前境；更關乎文化淵源，思考世界的方式──因此必須長期監視、微觀調控。這是對當權者而言。
對無權者而言，教育本身就是一個立場：教化與養育晚生的一輩。
(1)《中文大學宣佈晨興書院及善衡書院成為書院條例草案》摘要說明第7點
(2) 2007年10月9日。東方日報〈中大校友誓保教學靈魂〉；香港經濟日報 〈中大雙語政策 校友擬覆核 質疑違傳統 迎合非本地生〉
本文原刋《中大學生報》2009年四月號。頁5。
1 則留言 03 May, 09
一顆痣因肉體的白
成為一座島：我想念
你衣服裡波光萬頃的海。
──陳黎 *
後來我們知道，身體是屬於我們的，我們有身體的自主權。
於是擠公車廹地鐵變成一種刺眼的城市景觀：動輒上百個無主孤魂一人一座孤島或站或坐扭扭捏捏的被困車廂，擠在一起互相迴避，著意迴避任何身體觸碰，眼光只得停駐手機電玩與廣告屏幕，同時塞著耳機。好像要跟所有人說，卻沒有說：
「我不屬於這兒，你們面前的不是我，我好快要下車了，我很專注在看新聞、在打手機，我在翻雜誌、在讀PDA，我很專注的，你們看不到我很專注嗎？我看不到你們，我在做自己的事啊，我要在到站以前化好粧、跟人約好吃飯的地點，你們看不到嗎？總之唔好騷擾我，我下個站就下車了。」
是因為這種壓抑的氣氛、共同而不能攤分的沉悶，讓肢體殘障者、黏纏一塊的情侶、遊客、亂哄哄的小孩、衣著性感的女與男、赤膊暴露的工人，以至嬰孩哭啼、「少數族裔」唔知講也、講話特大聲的人──這些「我們」很可能在別的時刻、別的地方搖身成為的「身份」或一樣會做出的「行徑」──遂變成車廂中的異類與侵擾。是因為普遍的壓抑在先，而「人是別無他選必須佔據空間」 ，讓顯得比較自在的人成為注目，而眼睛是忌恨的器官。視覺經驗首先就是一種確立距離、判辦他／我的經驗。
別人的身體碰不得，不可隨便讓人碰自己的身體，「自主」同時，身體是聖靈的殿、身體髮膚乃授諸父母，即使在現代民主國家中，君要臣死、臣還是不得不死，僅是程序比較繁複。身體一直是神權、家族血緣、國家制度的管轄物，或壓印敲鑄，或如晶體程式之導入。重奪身體的自主必然要與政治／歷史／文化的種種傷記遭遇、碰過焦頭爛額，不能全身而退；可是那「身體」既已是傷痕滿身、癥狀反覆連綿，而那「身體」滿載記憶、記憶又總是不由自主地返回、跳接，擋開現在目前的一切。
遁此，愛情盲目，不無理由。保護衣飾一不小心卸下了，距離、他／我無從判辨，卻因為某種共感的顫抖一樣，因渴慕而靠近，肌膚、耳朵都敏感打開。碰不得的身體都碰了，不讓人碰的都給人碰了，於是瞧見自身的傷記，身體自己的記憶，那血膚之痛明明是「過去」的痛，一個身體認出了另一個身體的傷。
*《小宇宙──現代俳句一百首》第8首，皇冠，1993。本書於1993年完成第一部份，13年後完成第二組詩，輯成《小宇宙──現代俳句二百首》，二魚文化，2006。
本文原刋《中大學生報》2009年四月號。頁20。
2 則留言 03 May, 09
我沒有追看這宗發生於3 月17 日何文田的「慘劇」、「事件」的報導，看不下去。我沒有參加遊行，原因我沒法確切指出。我覺得沒有資格說一句「同情」，在遊行的場合沒有面目可以示人。憤怒是有的，私人的感情因素都有，卻都是一己的憤怒、一己的私人感情，似乎都與死者無關。「…作為香港人」並不能成為任何句子的開首語。
下面有些湊不成文章的想法。先前貼在「獨立媒體網」這邊，現再加了些補充，說得很粗疏，先指明這點了。
1) 擊斃尼泊爾裔香港身份證持有人Dil Bahadur Limbu 的警員，在整個「執法程序」中，一開始就無法執行其職務。警察殺人，是這個「執法程序」從一開始就無法執行、扳停以後，警員遇到「激烈抵抗」、武力升級的結果。
2) 從該名警員奉召到場到擊斃死者的過程中，每一個武力升級的環節，該警員都有作出一個判斷，而他每一次的判斷都是得出同一個判斷結果，就是武力升級。以暴易暴的邏輯下，警察殺人幾乎是必然的。
「激烈抵抗」催生「武力升級」，「武力升級」只有催生「更激烈抵抗」，「更激烈抵抗」只有催生「武力再度升級」….. 最終只有手持最大殺傷力武器的人，有意識、針對性地，動用上此種武器才能終止這個由其一手啓動的武力循環。
3) 納稅人高薪厚祿聘請、並且託付予「維持治安與社會秩序、保障市民生命財產」的任務與職責的警察人員，是不是一個以暴易暴、條件制約式規訓的機器人呢？我們願意不願意承認、如何面對這個事實？
香港有幾多千個、幾多萬個接受相同訓練的配持槍械警員，每天在法例賦與的特殊權力範圍(内或外) 任意在街上截查任何人？
4) 回頭看1) 和 2)。提問，警員接報到場，之所以無法進行、無以開始其正常的「一般截查亅程序，為甚麼？真是語言不通嗎？真是語言不通的話，武力升級有解決語言不通的問題嗎？
死者在言語不通的情況下，其*緘*默*權*、其免受威嚇、其免於不正當拘捕程序、或免於任何人等向其施以私刑的當然權利，有否被尊重與保障？
5) 遁此，追問下去，從該名警員奉召到場到擊斃死者的過程中，每一次「激烈抵抗—武力升級」的演進、激烈化的關頭，警員基於甚麼準則和評估，決定必須要再次將武力升級？警員在一次又一次的決定牲關頭，一而再、再而三的判斷，就是不可以徹退下山，不可以停步，不能夠用身上配備的無線電、手機要求增援、要求翻譯、不能夠向值日指揮官、其他上級或同事要求增派懂得與懷疑精神狀態不穩人士接觸溝通的醫務或社會工作人員嗎？
警員又基於甚麼考慮，選擇單獨留在現場，置自己於「性命被受嚴重威脅」的危險情况？並且，認為、並認為自己「有理由相信」，即使打傷對方亦不能脱離「性命被受嚴重威脅亅的嚴竣處境？當時一定實在非常好撚危險，必得打死對方，必得向正對方頭顱轟上一槍，「我屌你老母個臭西！」而且一槍不夠、兩槍。要「打撚死個仆街」為止方可吁一口氣，我屌你老母個臭西！
而且，打一槍再補一槍是學堂訓練的。
警察的威權，其工作到底是唬嚇以武力解決問題 (reserved rights to coersion)的原理，讀書不成卻整天要受程序指引規章束縛、長期在街上揹著一身裝備無所事事、處理家庭糾紛商場附例違規醉酒雞毛蒜皮綠豆與「追尋正義」無關宏旨，一舉一動稍有差池卻得被公眾高度注視，挖鼻孔搔下陰講電話食菸買波欖不得讓人見到、落口供寫錯字夾口供夾漏了細節也不得讓人見到，明白是戰競營役的樣板公僕紙板老處，其尊嚴實和「男子漢」撑起陽具一樣，只知要企硬、可是非常脆弱，不可挫傷。
我們聽了很多心理學和精神科角度出發的有關「野人」、「精神病漢」的行為模式的揣測，警察的病態心理學偏偏在事件報導中完全被隱去。行使武力者被說成「專業」、「政治中立」、「依照指引」、「合理判斷」、「公正執行職務」，假如這些說法最終被死因裁判庭追認，那麼它保住一名警員的一次「個人意外」，卻反證警隊的指導性警務守則與專業主義，不外乎包疵濫權與暴力的官僚技術學。
6) 我覺得整個事情從一開始就是因種族偏見而起的。
種族偏見，不是說「因為」被殺的人是尼泊爾人「所以」被殺。這種邏輯經常被種族偏見者拿來用作反證，以合理化歧視行為和言論的，他們說「不是因為種族，無論任何種族，警方一樣依指引……」這實在是很可怕的說法，因為只有在種族清洗、大規模種族仇殺與反人類罪行，才有此種純粹的種族「界定」出現，此種「界定」所描述、或召喚的是恐佈地大規模的非我族類必須滅亡的殘殺暴虐、恐佈的非理性行為之極致。依遁此種純粹／狹義／極端的「界定」的邏輯，公開的不停說「我們不是，我們不會，我們沒有因為膚色—人種—種族而對任何人有差別對待…」是可恥的。警務處長鄧竟成說的就是這種辭令。他暗示的意思正正是，「只要不是因為死者是尼泊爾人而所以被殺… 其他所有理由都可以成立，或至少技術上成立而不構成種族歧視」
這套語意邏輯(及其暗示的語意失誤)正是日來傳媒報導中鏡映出的欲望結構。大篇幅密集的描繪警員與「野人」的搏擊場面，煽情主義的報導採取「勝者為王」的視角，是為了讓警察殺人演譯成「不得不如此」的艱難結局，可是這種取態不就是另一種更深的焦慮與倫理恐慌的癥狀嗎？這件事不可能的，在香港一定不可能的。「只要不是因為死者是尼泊爾人而所以被殺… 其他所有理由都可以成立，或至少技術上成立而不構成種族歧視」
7) 種族偏見，一直刺眼的在事發後的許多討論裡缺席，只以「尼泊爾」一個國家名成為隱喻。「尼漢」更加是連死者的名字、死者家鄉的名字都要省略從短。命名是源於焦慮、必得有所指向。(只有極端焦慮自我身份的地方和人，才會天天強調自己的身份是啥、該是啥。)
種族偏見，更多時卻是許許多多的偏見叠印而生，基於「差異」而沒法協作、沒法認同而生的偏見、基於無法使之「融合」、亦無法使之成為「客體」而生的焦慮、排斥、恐懼，以敵視與賤斥的形式表現。這種種偏見，(當然)不在於膚色—人種—種族，而在於膚色—人種—種族*以*外*的*所*有*場*域*，再折反過來以最顯著於皮膚眼珠頭髮顏色、臉孔輪廓、口音的「種族」分野上癥結化、癥狀化。
種族偏見者的偏見往往是一籃子的茅盾取態，譬如有人討厭「印度人」，他不是討厭所有來自印度或成長於印度的人，他和旁遮普的分離主義者憎恨印度政客的原因徹然不同，他會舉出一大堆與「印度人」文化、公共衛生、身體的、經濟的、政治的上各種事情相關相涉的大堆原因，甚至一些與印度人交往的創傷經驗，然後歸結「所以好怕佢地….」、「所以做朋友無問題… 一定唔會俾阿女同佢拍拖…」、「所以都無乜野… 不過就唔好租樓俾佢地…亅
這許多各種的偏見扭結的在「膚色—人種—種族」上呈現與不斷重寫。所以總是偏見在先，「我沒有歧視你呀！我依足指引、公平、公正……」的否認式理由和以免責為前提的各種技術措施在後。
8) 許多人明明都不是警察，卻極之熱烈地、咬牙切齒為警察殺人辯護，甚至有恐嚇協助死者家屬並一直以「少數族裔」為工作對象的社工 (其恐嚇與支擾手段又是典型的淫語癖、描之淫蕩、賤斥)，這許多人不必然就是相對「尼泊爾人」或「少數族裔」的「本地華裔」，「本地華裔」可以籠統描述這羣人的成分，但「本地華裔」並不是它召喚自己的名字，所以「種族不和」的說法只是幸災樂禍的媒體記者才想得出的問法、也透露了媒體自己的議程和欲望。
可是正如7) 所講的，為警察殺人極力提供「理由」的大部份人，很可能都是同一大堆文化、公共衛生、身體的、經濟的、政治秩序與認同的當然「持份者」、即某種「主流價值」的長期訂戶，「…作為香港人」只可以有一種取態，與殺人者、與把警察殺人合理化所訴諸的建制性「秩序」相依為命，與所謂「程序理性」衍生的職業人格，既有份同情、也有份受氣受罪，自然有權、而且必須參與鬥死所有違反秩序與自視為無罪者。
於是殺人還殺人，警員一定是無辜的。因為他正在上班。
警察象徵、同時具體化的茅盾：男人的陽剛性與國家體制下的完全受命宰制，明明亳無自主、毫無判斷與能動力，既然無倫理可言，亦無信念之實憑，卻不能挫傷，必須把恐懼的他者斥為卑賤，必須把差事以外的一切變數清除，必須西瓜靠大邊、條件制約式規訓的機器人，正是許多許多人的生活寫照。
9)「種族」涵義的覆寫、重寫。
純粹 by itself 的「南亞人」、「少數族裔」是不存在的，它是先於經驗的分類，可能僅是被描述的客體，說明的只是觀看者、言者的權力位置。此種命名也像是一個trope，載滿了此城對秩序、對私有財產、空間使用、身體規訓、程序理性、禮儀的服膺之根本焦慮。「南亞人」、「少數族裔」於是成了此種焦慮的同義詞或cathesis。
例如僱主A 跟僱主B 會講，「… 唉，依家D 賓妹好鬼死精架。」無論是扣減人工、強廹打避孕針、性騷擾、動粗體罰、侵犯私隱，甚麼事也可，任何大少事都可以先撇除、先懸擱「少數族裔」(作為顧員／移民工／女性 ／男性／低收入階層／宗教信徒等等) 所面對的現實處境中存在的種種不平等及其相互交錯叠印，然後一句解釋所以：「… 唉，依家D 賓妹好鬼死精架。」、「D大陸嚟嘅真係要防吓」、「你吾好話呀，D阿差識聽架」
我們一天到晚聽到讀到「南亞人」、「少數族裔」、「尼泊爾漢」、「印巴藉」貌似很政治正確，卻是不停把幾個應該區分開來的全稱式類別交換、混合、挪用，而並非因為無知：「南方」相對「北方」，「南亞」多是指印度次大陸，是地理而言，指的是Place of Origin，來自那個地方；可是南與北也是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力量的不平等…… 說「Asians」明明是歐洲、特別是英國才慣用的稱呼，多指來自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的移民；在美國同一個字則多指日本、南韓、中國移民。「少數族裔亅指的多是Ethnicities，血緣與文化歴史、民俗上的族羣，少數則相對透明／「正統」／主流強勢的「多數」。「尼泊爾」是現時由毛派執政的主權國家，「漢」是指男人、但又不僅指性別，有諸種因語境不同而生的指涉….. 而不少後殖民研究也有指「Race」與「Ethnicities」的界定從來不是自然而生的，因為(殖民)政權對本土人(Native)的管治設置與需要，Ehnicities 的界定會被較接近生物學人種分類的論述與措施「Racialized」，相反，較接近民俗、文化傳統的定義準則也有用來重新界定「種族」的，此種知識論述與定義的生產，也使種族「Ethnicitized」。
我想指出的是，出生／成長地、血緣與文化歴史、民俗上的族羣、政治實體意義下的「國藉」、居留地 (居住權、公民權)、人口多寡、社會參與的強勢與否，以及「種族」(Race) ，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各種介定和論述，一直在警察殺人「事件」報導和各方講法中，不停互相借代，總是又拿出來變成關鍵詞、被置換(displaced)或當成一種「身份」或「主體」命名之際，正正是死者Dil Bahadur Limbu 與居住生活在香港的「少數族裔」行使其人身自由、自主的「身體」必得消去、消除、消音的當兒。
當後來知道死者是香港出生的人，卻因為前述的種種，再沒有人會像先前強調死者是「南亞人」、「少數族裔」一樣，以同樣的報導方法標明死者是「香港人」。
為甚麼呢？那不就是種族偏見嗎？
抑或是，跟一直佔據著觀者／壓廹者／殺人者的位置的「香港人」截然不同的另一脫香港人，一樣不曾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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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則留言 09 Apr, 09
每次投票我都很猶疑，不單是投幾號、哪個黨派、投給誰、如何配票的問題，而是疑問，投票是不是同時對「代議政制」、「民主議會制」也投了「贊成」票？是不是又助長了「當權派的對面就是反對派、敵人的敵人都是盟友」的二分法和「投给xyz 的票其實代表了abc 的一股不容忽視的聲音…」諸種和稀泥的說法，而現實，和我們口中嚷著用來解釋一切的「現實」一樣，依然紋風未動。
我收到《房間》入選「香港書獎2008」最後決選的通知，感覺是，不知應該有怎麼感覺。我很想覺得高興的、但是沒有，它離開我很遠，我感覺不到這個事情與我，正在、或將會發生甚麼、可以有啥關係，就像我的名字僅是碰巧和別人的名字相同，而我無法把握這個同名同姓的人有啥感覺。我依然一個人在房裡兵荒馬亂、整天鬧崩潰哭笑不得，繼續覆行精神病患的社會角式，定時吃下對中樞神經與內科機能殘害深遠、致癮的危險藥物，並且佯裝沒事。
再者書還書，那一次書寫早已離去，書應該還給讀者。「《房間》作者李智良」可是很多人一起參與塑造出來的，入選甚麼能算是一點成績的話，也不是我的功勞和心機。所以還是通報大家一聲好了。其實之前都有入選明報「2008 本土十書」，也是不知應該有怎麼感覺，可是「本土」這個詞，感覺是親切一些吧。 如果有朋友或不認識的人讀完跟我說喜歡、或不，還更高興的，感覺比較連上。
然後，我開始感到困擾，據主辦單位的活動簡介，說是「經兩輪的專業評審程序……為香港市民提供一張全面而具可讀性的書單」，並且將動員公共圖書館、書店循迴展、香港電台綱頁專頁，以「全面推動閱讀風氣」，這個想法不是很變態、很有官方指定的況味嗎？(而且有誰會讀官方推薦的書呢！？自少就不會讀老師指定的書單，書單明明是考試的產物！現在竟然被放進「為香港市民提供一張全面而具可讀性的書單」裡去！？妳不覺得很可怕嗎？)
即便是文膽寫手堆砌出來的浮誇語句，而評審的美意與主辦者的取向必然落差的，我們當書選這是評審的中肯推薦好吧，可是想到，去年出版的書目明明不乏「年青作者」的優秀作品，認識的有、不認識的更多，為甚麼都榜上無名？於是《房間》變得非常孤單、突兀。我的「同代人」全給隱藏在別處，那種在大堆頭文化、大體統、大年代前面孤寡伶仃的境況，不正是愛好文學美藝、從事創作者的集體境況相彷？
名曰「香港書獎」，卻要包攬「非本地中文出版」，「內地或台湾出版、香港有代理商，或在香港書局能購買得到的書籍」皆可提名、評選。香港作家於本地出版本地題材與風格的地方意識，因其「狹小」，必須讓道予「區域市場」、讓道予大「中文」文化圈的想像。
用合共3000 元書券推廣閱讀，或者很小器，道理還說得過去。可是用「表揚」推動創作，我不明箇中道理。出版社、作者、譯者會因為得到表揚而得到生存條件的改善嗎？他們的現實，因為人們口中嚷著用來解釋一切的「現實」紋風不動，而未動分毫。
那麼我們要扳動它。
6 則留言 02 Apr, 09
在You Tube 輸入關鍵詞「tibet 1959」，竟然搜到荒井去年於曼谷「Asiatopia行為藝術節」的作品紀錄。
作品介紹只有三句：
About Japan invaded north east China and made Manchukuo in 1932/3/1.
And China invaded Tibet in 1959.
1959/5/7 Chairman Mao said we gave Tibet harmony society.
我可以補充的卻只有兩點：
荒井放到屁眼的是他本人的日本護照。
日本教科書一直以「進入／進出中國」的字眼描述其侵略行為。
留言 10 Mar,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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