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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不算富裕的巴塔耶曾經立志成為一位修士，但據其自述(1)，1920年從英國旅行回法後，「因為自己的信仰令一女人受傷下淚而放棄了天主教」，1922年入職國家圖書館管理員，翌年讀到尼釆的著作。往後是他較為著名的人生階段，和超現實主義者A. Breton的決裂和修好，繼後加入、並離開民主社會黨，到1935年與Roger Callois另組「Contre-Attaque」政治組織，因其不為社會主義與共產黨人認同的「右翼傾向」，至今仍被受評擊。巴塔耶對左翼政黨政治徹底失望，促使其於1936年組織「無頭獸」(Acéphale)祕密會社及「社會學學院」(Collège de Sociologie )，後者為班雅明、克洛索夫斯基 、阿多諾等學人講學的場所。巴氏自此轉而埋首研究古宗教、古部落社會經濟；後於1940年遇上畢生好友布朗肖(M. Blanchot)，各自的著述均受對方的作品深刻影響，倆人的思想交流堪稱世紀偉大友誼……
發現爛小說
重讀法國作家巴塔耶（G. Bataille 1897 – 1962）的小說，總是想到阿根庭博爾赫斯（J.L. Borges 1899-1986）筆下那許多瞎子、囚人與被審者，或人生突然被取消掉的人物，被自己不明的慾望軀向荒謬的絕境──
巴氏較為人熟悉的小說《眼睛的故事》（Histoire de l’Oeil ，英譯Story of the Eye ），發表於1927年，至1979年始被譯成英文。巴氏的小說，驚艷者眾，談不上「偉大」，其為了賺取稿費而書的短篇，起初也僅被當成二流色情小說去讀，到五、六十年代，評論界才「重新發現」它的僭越性質。其中羅倫．巴特1963年寫的短評〈The Metaphor of the Eye〉，為讀者對這部半自傳小說的賞析推展到一個新的層次。巴特提出，《眼睛的故事》中的色情想像乃非發自「陽物」（Phallic）想像的色情系統；而且，貫穿整部小說出現的各種意象物：眼球、鬥牛的睪丸、雞蛋，與尿液、牛奶、星光、太陽光暈等，成為了兩列對應的隱喻（Metaphor），而兩列隱喻互相交涉與挪用為一換喻（Metanomy）。在巴特而言，《眼睛的故事》並非幾位未成年主角的情慾勾當、涉瘋瀕死與出逃之旅的記事，而是上述換喻物在情節中的行進。小說的情慾主義亦與de Sade的百科全書式的周章繁瑣大異其趣，巴特認為《眼睛的故事》是傾向詩化的一種書寫，巴塔耶關注的是意義（Signification）發生的本質與條件多於意義的傳達，小說中的場景僅是為了上述「換喻鏈」之達成而設置：「如果我們在夜晚的郊野，那是因為月亮會從雲端冒出，照見Marcelle的窗後那床單拍揚、它上面的一處濕了的污漬；如果場景設於馬德里，那是因為那兒有鬥牛，就有活剝公牛睪丸和Granero的眼晴給挖出……」是以，「眼睛」的飛揚換諭、行進過渡而所指不穩，自己成為一個故事／歷史（Histoire）。
三次稱言上帝
除《眼睛的故事》外，巴塔耶寫小說，總是將情慾的狂喜與直面死亡的怖慄、或存在主義所謂之「Dread」（德語中的「Angst」）摺叠為一起，為巴氏情慾主義（Eroticism）的義旨「上揚至瀕死的一種生命」下了註脚。譬如1956年發表的〈愛德華達夫人〉（“Madame Edwarda”）就講敍事者與給淫慾（與死亡驅力）折磨的妓女愛德華達在巴黎荒廢的夜裡，遇見「上帝」。
酷愛歐洲文學的三島由紀夫，評論〈愛德華達夫人〉時辦别了小說中的三次稱言上帝(2)，在妓院裡愛德華達當眾抬起一隻脚，要敘事者直視她「衰老、破敗」的陰戶，而自稱為上帝。在小說的中段，敍事者接納了這個言稱，疲敗爛醉的愛德華達與敘事者從妓院逃出來，在天還沒亮的街上，她突然撇下他，逕自跑到Porte Saint-Denis 的拱門下，又突然站住了：
—— unmoving, exactly under the arch. She was entirely black, simply there, as distressing as emptiness, a hole. I realised she wasn’t frolicking, wasn’t joking, and indeed that, beneath the garment enfolding her, she was mindless: rapt, absent. Then all the drunken exhilaration drained out of me, then I knew that She had not lied, that she was GOD. Her presence had about it the unintelligible out-and-out simplicity of a stone –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city I had the feeling of being in the mountains at night time, lost in a lifeless, hollow solitude. (3)
於此，上帝，是一個病萎、害瘋的娼婦。然而只有在小說的終幕，「上帝」才真正顯明。當愛達華達突然從恍惚中省過來不知身在何處，望著星空痛苦得不能哭出來，一輪瀕死的窒息和抽搐、夢囈嚎叫、亂碰亂撞過後，敘事者把愛德華達抱進一輛計程車，兩人和司機好久没有作聲、沒有動靜，「彷彿計程車已正猛向前駛著……」。在駛往Les Halles的途上，愛德華達卻把自己脱得「如獸一般赤裸」、攀到前座叫司機停車，下車繞到司機座旁跟他說：「You see… I’m bare-assed, Jack. Let’s fuck.」她退後一小步，抬起一條腿，急著要他看到自己的那道「縫」。在車廂後座，愛德華達騎在司機上面，握著敘事者的手……兩人小死之時，她在淌淚，那雙反白如目盲的眼晴再一次出場：
Love was dead in those eyes, they contained a daybreak aureate chill, a transparence wherein I read death’s letter. And everything swam drowned in that dreaming stare…
從瀕死的性高潮過後恢復過來，愛德華達向敘事者投以一個「扭曲的微笑」，他覺得「自己整個生命的乾涸與荒廢給看穿了……而親睹愛德華達痛苦的歡愉就是親睹一個神蹟。」上帝，就是病萎、害瘋的愛德華達。然後，敍事者、愛德華達與司機三人，同被一種渴睡臨在。故事末尾寫道：「此後，直是對死亡諷剌、漫長、疲倦的等待……」
午後的廢墟
「故事之於人生的意義」，巴塔耶認為在於它源自一種痛苦、一種狂暴，作者唯有接受著它所軀使，作品才能揭示經驗的限界、看見生命的其他面相。(4) 巴塔耶目睹西班牙內戰和兩次世界大戰，倖存於一個淪陷的歐洲，不就是一個焦慮失常、因及渴望自由以至於厭世自毁的人麼？完稿後擱陳多於廿載始於1957年出版的《正午的藍色》(Le Bleu du ciel ，英譯The Blue of Noon )，講酗酒頹廢、戀屍癖的主角Henri Troppmann與病萎絕望的妻Dorothea在各自無法收拾的人生中奔趕著不能自拔，正是此種「災難後遺」的寫照，然而它卻是於災難以前所書。
在巴氏的小說中，「死亡」並非著迷的一個對象，而是壓制於存活裡頭的一種本質或核心經驗，生存就是去忍受死亡的臨在。三島評價巴塔耶的作品，亦以原爆災難比況道：「……正如人們在廣島的石梯遺下了他們的輪廓，唯有當我們的存在超出了這趟生命，上帝才會顯明自己。 」(5) 正因為此種「倖存於世」的極端痛苦與失常，巴塔耶近乎強廹症一般去描繪生存的各種「溢出」（exceeds）與「過度」（excess）的狀態，寫下《正午的藍色》之時正值1935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前夕。
《正午的藍色》情節並不曲折，讀來像電影劇本多於一篇小說，場景亦僅限於咖啡館、旅店、火車站等無有之地或所謂「Non Space」，沒有特別的意象經營、詞彙亦嫌貧乏，然而讀著不覺還是被那股虛無主義的氛圍滲透了。敍事者Henri「撇下」出走的妻、不安守候，來到山雨欲來的西班牙「渴望有事情發生」，但他到底還只可以是一個頹廢酒徒的樣子、連日未睡、不停地喝。作為知識分子，他不能不同情西班牙無產階級，可是他無法介入那場即將蔓延整個歐洲的鬥爭運動，並且，故事中不難發現Henri渴望災變的到臨、以至其「類法西斯」傾向。雖然他的朋友Michel和共產主義者Lazare均與西班牙工人組織有直接連繫，Henri是任由Michel拖延其與工人組織者見面，後者則在觸發內戰的全國大罷工前夕游說工人排斥外國人、包括Michel與Lazare 自己也得退出。然而小說的政治性不僅在於它的歷史場景，而在於主角之間的情慾「政治經濟」，同源於死亡驅力的一種「左」／「右」撕裂、血肉模糊。
要是辨別Henri 與三個女角的情慾糾葛，可以發現一個對賤斥之物著迷、對一切高潔想去摧毁的心理構成：Henri一直喚出走的妻Dorothea作「Dirty」，在他眼中她是完美的，她美麗、喝酒比自己還要瘋、而且疲敗的病容像一具死屍又像一隻鬼，「沒有人比她顯得更無主漂泊」。她不在的時候，他自言「我變成空洞，我再不能製造出新的恐怖去填滿那空洞」；而他視為「醜陋得荒謬」、理性得近乎冷漠的Lazare卻一直讓自己免於徹底絕望，即使「跟她吃飯就一定得跟她吵架」、而且她的政見「比莫斯科還更原典」。在小說的三分一篇幅我們又遇上Xenie，即Michel暗戀著的一位「先進青年」，她明顯是處女，「一雙白色皮革套白壁無暇」，和一伙人吃飯喝酒，「吞咽那一小塊一小塊血腸的模樣像個農家女……頭髮紮起頸脖露出的髮像蒼蠅的脚」、讓她感到羞恥的時候Henri有一種嘲弄的滿足、她要脅從窗子掉下去摔死之時他倆同又在恐怖中依偎。
故事發展下來，因其淫穢，不便於本文細表。暫且只能提出一個閱讀方向：《正午的藍色》所講的故事，它無法以所謂「伊弟帕斯情結」解析、或容載，因為它過於伊弟帕斯──有甚麼比「伊弟帕斯情結」更為適合作資產階級專政的道德民族主義國家的隱喻？ ──《正午的藍色》似乎著意過度使用這個隱喻，以致於它的慾望經濟崩塌了下來，死亡的驅力、對死亡的渴望因而沒法被在這個慾望經濟懸置、推延而成為交易流動的意義（有效的生產力），法西斯主義的組織化暴力本質、它光潔的魅影與高崇號召，讓故事的背景中那無數視死如歸的抵抗者、因他們對公義的執著變成了它成就的助力、平民的犧牲對應了它的死亡美學。伊弟帕斯要麼行使自由、自決，就只有像Henri一樣「渴望事情發生」，並且著急期待「父親」的懲罰……
小說末尾，Henri和穿「一身Swastika的紅」的Dorothea在萊茵河谷一處墳場上做愛，滾下雨點沾得濕漉的斜坡沒有摔死，他倆就得在分别之時遇上那隊希特拉少年團，隊型整齊、金頭髮的一羣娃娃臉在奏著完美有致的軍樂曲
(1) 收錄於 G. Bataille. My Mother, Madame Edwarda, The Dead Man . Trans. Austryn Wainhouse. London & NY: Marion Boyars, 2003
(2) 同上，p.11-20
(3) 同上，p.152
(4) 1957年初版作者前言。見G. Bataille. Blue of Noon. Trans. Harry Mathews. London: Paladin, 1988. pp153-5.
(5) 收錄於 G. Bataille. My Mother, Madame Edwarda, The Dead Man. Trans Austryn Wainhouse. London & NY: Marion Boyars, 2003. pp13
本文刪節版本原刊《字花》 #5 期，頁124-126，12/2006-1/2007
26 Aug, 10
我對香港國際書展，只有一個模糊的印象，很多人，很吵鬧；才走進去就想逃。
我大概是2000年左右去過一次書展，那時有朋友給我通行証，可以直接在會展中心地下的入口進去，所以我不能從「普通消費者」的角度批評書展的安排怎樣怎樣──至少，我沒有付錢買票，也沒有像許多人一樣排隊大半天方能進場。印象中，我甚麼書都沒有買，也沒有去聽講座或參觀專題展之類的。敞大的展場都是人，肩摩肩的，就是從一個攤位的一列貨架這邊來到另一邊都很吃力，我以為我拿起一本書在看但原來一直擋著其他人的路，每隔十餘秒就有人在身前和或背後捱過來要擠過去，一轉身隨時不覺就撞到別人，不然就差點碰翻貨堆上的一疊書或「文具精品」，而且人聲沸騰給關在樓底極高的室內迴響，然後有四方八面傳來的叫賣聲互相要蓋過對方。走到展場後方，通道可是坐滿了一家大小、癡纏的情侶和急著拿出新買的戀物在把玩的「動漫仝人」，冷不防會踏在別人撐在地上的手。這樣在展場裡給擠來擠去，除了情緒消費，覺得那些本來不想買但「見到減價覺得好抵」都買下來，能怎麼挑書呢？
無論書展規模多大，有些書、有些人可是不會在書展出現。正正是它的規模化，讓一切難以規模化的東西被拒諸門外，譬如說，我實在想像不到一個詩人如何在那樣的環境設置與氣氛中，好好的，朗讀一首詩。反過來我又會想，那些名家座談、專題展覽，如果改在地區圖書館、書店門市，或別的「小地方」進行，難道就吸引不到一兩百人來參加嗎？「閱讀」，真可以在虛妄喧鬧的展銷會中推廣嗎？
但，香港國際書展畢竟是一個由貿易發展局主辦的商業活動，人們在一個散貨場要求有甚麼「文化交流」，沾一身銅臭又想有點書香，不是有點突兀嗎？人們每年批評書展「重量不重質」，或是「商業味濃厚」，抑或笑罵著主辦方一而再次把文學經典、名畫畫冊當成「淫穢物品」處理，或是對少女模特兒寫真封殺不封殺，失諸尺度，前後矛盾‧‧‧‧‧‧這些熱鬧的、叫人啼笑皆非「書展現象」，爭議不息，卻每每把「文化」（或是所謂「道德」）變成抽象、甚至理想化的措辭，讓「文化」本身的多元歧義，與藉由此等歧義以檢視現實的批判性都喪失了，如此，「書展有沒有文化」的設問方式，遮蔽了一個更重要的命題：到底「文化」是由誰、或那些「持份者」，通過哪些社會機制磋議、定義？而不同版本的「文化」，有沒有在書展中充分呈現、並有效介紹給許多一年都不會去書店幾次的「社會大眾」？已經有二十年歷史的香港書展，作為出版業／文化工業每年一度的大規模活動，而且是有公帑與公共資源投入的，它對「香港文化」、以香港人作為當然主體的生活思想文化之塑造、呈示與承傳，到底應該起著甚麼作用，扮演甚麼角式？
退一步說，假使書展是由藝術發展局或是康樂文化事務署之類的官方文化機構主辦，我們可不是不知道，這些終日被人批評為作風官僚、與民間及業界脫節的機構，亦始終沒有一個以本土文化發展為軸的「香港文化政策」可作依據。要一個官辦，「不在行」又欠清晰宗旨的書展搞得比較像一個「一個文化文流的平台，讓市民大眾參與文化盛宴」而且其「優勢足以讓香港書展在華文地區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的話(1)，自然就是陳義過高，口號漂亮內容欠奉，以至烏龍白出。誠如梁文道先生所言 ，在欠政策缺延續性與處事作風官僚的先天條件不足之下，香港書展「總之就是透露一股健康的拘謹的中產階級氣息，總之就是不好不壞並且曖昧的mediocre，總之就是香港。」書展歷年追求量化的成績，同時又焦慮自身的「健康」形象，乃源於其內容的匱乏、價值含糊。
好些年後我還是去了一趟香港書展，那是2008年，書展主題為「多元與創意．書展二十年」，該年書展入場人次近83萬，參展商來自19國家、數目近400‧‧‧‧‧‧書展的「成績」年年打破記錄，但正正是它的規模化，讓一切難以規模化的東西顯得無關痛癢。做為一個要在「書展檔期」出版一本散文集的作者，來到書展的場館參加出版社安排的新書發表會，本來是高興的事。但基於書展的種種限制，袁紹珊、陳智德、葉愛蓮、鄧小樺和我同時出版五本新書的發表會，只能安排到在人堆中用活動看板間隔開來、保安員把守、僅能容納五六十人的「會展大會堂」進行，並得在四十五分鐘之內完成，包括佈置、安排入座、清場，而且現場不得陳列售賣有關書籍、不得給讀者簽名，「商業活動」必須回到參展商攤位內進行。
在類似的時間─空間設定下，書展始終是一個人流管控極為嚴格、銷售效益主導的散貨場，這是許多參展書商都會承認的基本事實。對於比較小本經營的本地「樓上書店」來說，一年一度的書展清貨，靠那小小的攤位，確保了他們有足夠的現金流繼續交租發薪，繼續吃力營運下去。在書展裡，「讀者」是毫無二致的被當成最純粹的消費者、被動的信息接收者，而所謂「作者」，即便來到這個似乎與其職業（或藝術）相關猶甚的場合，亦沒有任何空間多作「推銷」以外的表述。再以這場新書發表會為例，單單是五位作者每人用五分鐘簡要介紹了自己的書，連同主持人的開場白，就用上三十分鐘，餘下的十五分鐘除了佈置、安排入座、清場，現場朋友只能發問一兩題。而當我們穿過人海，到了出版社的攤位，我們還是給擠來擠去，連歇腳的空間都沒有，想和平日難得聚首的作家同行和前輩交流甚麼想法的話，在那個時空，顯得荒謬。結果呢，就是和來到書展的所有人一樣，買書──買自己的書來互想交換──我見到站在貨箱上負責收銀的年青店員，臉色非常難看，一年沒幾天要這麼忙過一秒不停的，要算那麼多種不同的折扣、捆綁的優惠，找贖那麼多零錢，他們都累了。
讓書變成赤裸裸的賤貨，這才是書展辦的不雅。
______________
(1)摘自香港書展 2010官方網頁，見： http://hkbookfair.hktdc.com/tc/About_AtAGlance.aspx
本文原刊《自由寫作月刊》 #59 期，及《田園書訊》 總#2期
20 Jul, 10
「個體」與「群體」的辯證、動態關係，被覆寫（Overwrite）成「小我服膺大我」的主從關係，於是人變成了編制的人，不必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鞏固了支配的條件制約。這個「覆寫」，是權力的覆寫，關乎現實的政經社會條件，卻也關乎人的觀念；但「現實」的政經社會條件，宏鉅如政權倒亡，大陸沉沒，細瑣如家庭糾紛、辦公室政治，都是人的意志和行動起著決定作用，那麼，想法改變，行為於是改變，行為改變，人的關係於是改變——
人們總是說理想與現實兩難全，彷彿「現實」真有其事，而且應然如此，亦僅可如此；「理想」，則是懸置於「現實」外部、可望不可及的慾望，與之相關的想法與事物，必須讓路予「現實」。
那些自詡「務實」的人，每每把現況（Status Quo）等同現實（Reality）全部。他們把「現況」之所以成為「現況」的歷史過程抹褪、先驗的排除了此一「現況」以外的任何可能，把未來的全部限在今時一刻的延線上，所鼓吹的不過是自我應驗、無視現實的「失敗主義」。正正是「現實是如此這般」的錯誤前提，鬼掩眼一樣障礙著「務實主義者」對現實的判斷，遵行故舊，卻神推鬼使，老是來到沒彎轉的死胡同，死守在牆角下面委屈的說，「你看，我不就早跟你說過，這樣不成的！」但其實沒有鬼呀！謬誤的前提只可得出謬誤的結論！
此種「失敗主義」固為統治階層所喜用，而愈多人以為自己是被一個名叫「現實」的東東鬥敗，就愈容易榨壓、管治他們；「現實」那麼艱難，彷彿民眾就真的需要幼兒照顧。「失敗主義」於民眾中以忌恨的慾望形構呈現，譬如一種非常流行於我輩（70年代中後出生，受過高等教育，職場打拚十幾年而資不抵債者）的說法：「其實好羨慕妳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這麼說的人可能連自己都不知道，他並不羨慕別人，而是忌恨。反轉豬肚是屎，想說的是，「人人咁辛苦，妳有冇搞錯，咁開心，咁自由……妳憑咩？」
忌恨是一種自我認同。「我們」願意相信「我們」以為別人都相信的價值，建構這個共同身份的同時，也鞏固了彼此失敗的、被受宰制的現況：「我」是平庸的大多數人之一，搵朝唔得晚；能夠「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一定是幸運的例外，要麼集萬千寵愛，不然就是擁有決定性的先天條件，諸如家境、才華，或資本主義式英雄素質諸如堅忍、果斷，更可能是徹底的愚蠢或非理性，總之是例外。 「我」畢竟不是那種人。「我」都有理想啊，可為了父母高堂妻兒仔女／揹了層樓要供，或任何類似的普世理由，為了「搵食」才別無他法，只得放棄追求──因為那是自私的。
於是忌恨讓「我們」錯估現實，「搵食」被抽象化，高舉到比生命更高的高度，比「理想」之於理想主義者猶甚，為之「犧牲」的一切所謂「代價」自然作價更高！人竟以股票市邏輯考量生命，推卸為人生自決的責任，喪失自身行動力，為了免於失敗而失敗，變成孤零地放逐於「生活」的人，無面目的大眾——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說的「平庸之惡」，落在華南小城的今時，恐怕是由此種「搵食至上論」催化。同理，惡魔之能成為惡魔，不在於惡魔的惡，而在於受害者執於自身卑微、執於溫純良善而無力，在於受害者相信惡魔真有其事其人，不在「我們」中間而在對面。
原刊：七一遊行刊物《我們的萬言書＃5》 （01/07/2010）
02 Jul, 10
老B 那邊抓下來的，那邊還有一張1987年「爭取八八直選」維園集會的照片。
1987年我是十二歲左右吧，如果那時候爭取民主直選的人心目中或口頭上有「下一代」，那麼我就是那「下一代」的其中一個了。現在，我的好些朋友、甚至比我小好幾歲的，都有他們的孩子、牙牙學語的「下一代」了。如果我們爭取甚麼，反對、抵制甚麼，我想，也不全然是為了自己的私利、政見或自私的理由，而是我們都有下一代了，教養我們的上一代都老了累了，我們不願意他們要過得好像現在這樣，我們不想香港衰過舊屎，我們也想讓香港比現在好的。不是嗎？
但甚麼是「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想法有不同是好的，不然就是活在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裡．．．只是有些人的想法，有些人的利益總是凌駕其他人的想法、其他人的利益，不是他們想的特別好、特別周到，如果是這樣就不會有那麼那麼多人前仆後繼的反對、抵制他們所決定的事情了，而是他們處身的權力位置，能夠左右的事情，影響深鉅，而那個權力位置，往往是承襲殖民者以武力、收編、社會控制、文飾教化等等殖民者才會用的管治手法建立的「政治─經濟分贓制度」得來的，並沒有得到普遍的民眾認授。
特區政府執政香港的認授，並非來自香港的民眾。
維持著特區政府「有效管治」的這個政治─經濟分贓制度，已經讓絕大部份的基層民眾、夾心階層，受夠了。（由臨時立法會「還原」公安惡法數起，否決工人集體談判權，港人內地子女居港權；通過市區重建局條例，強積金條例，領匯上市接管公營房屋物業，校本條例，連立法會也不用經過的外匯基金救股市，CEPA，停建公營房屋托樓市．．．一直數到最近的高鐵撥款，涉及普羅民眾生活全幅的種種倒行逆施，可以數足十三年的，也就僅僅十三年，把香港再一次殖民的地域性重整，已見規模。）
但是現在竟然有民選議員說，政治─經濟分贓制度可以用有「民主成分」的政治─經濟分贓 來改革，最終達至政制全面民主化，而此一方案突然在幾天之間得到了特區政府和中共認可．．．
情形就像有人說，用稀釋的海洛英可以戒斷海洛英毒癮，用稀釋的尼古丁和稀釋的咖啡可以戒斷菸癮、咖啡癮。而且昨天賣海洛英、菸和咖啡，今天又說可以幫你斷癮的是同一人。啊阿！tsw 說得對，這不是騙案是甚麼呢？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開始是誰想出來的？它經過甚麼樣的政治過程後來成為了解決「香港主權問題」的港指導原則？又經過了怎樣的政治過程，倒過來成為了讓今天要20 多年後還在爭取民主直選的人心中疼痛不已的，不可及的想像之物，凝視之物？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搞成今天的局面，香港人是要負最大責任的，沒有抵抗，抵抗的力量不夠，此消彼長，把壓迫者說成血腥狂徒也不能反証自己無辜的．．．但，無論怎樣，「港人治港」，決不是中聯辦治港．．．吧！到今天現實擺在眼前，不能朦眼不能別過臉。
那個關於「高度自治」到底是哪種高度才算「高度」的釋義，你說十五我說二十，從1987年到現在，可是一直在跌，天天跌破歷史最低位，有目共睹的。
議會由直選產生，不過是那麼那麼低的要求。
為甚麼我們不要任何代議士，為甚麼議會民主化只是「民主」的一小步，原因變得那麼明確。這可能是民主黨的歷史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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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周記：別了，民主黨！ （阿藹）
「虚擬民主」的最後探戈 （安徒）
22 Jun, 10
14 May, 10
那是半邊地殼的晚上，給瓦斯燈照得比白天更亮，天上無星無月，路上沒有車子行駛，摩天大樓中有人沒人。不一定就是此城。有些人會說是革命的前夜，主角叫群眾，但革命的方式還沒有向群眾顯露。
有些人相信語言、相信邏輯，有些人信仰上帝，信仰天，有些人相信心，有些人比較相信眼底所見，有些人相信自己的手腳、皮膚或耳朵，有些人相信情緒的帶動，有些人比較相信自己或別人的判斷，有些人相信血，也有些人更願意相信眼淚，但他們到底來到街上，想知道下一刻群眾會怎樣、自己可以怎樣．．．
這許多人中間有一個角色譬如林諭，他那麼願意相信但覺到一切難以相信。話語不停重複變成沒有意義變的重複聲響，上帝和天都沒表示一如遠古至今，心裡是一個冷凍的空洞通往壓抑的零點，想念的只得想念，手和腳僅只是僵硬的支著身軀，皮膚給幾層衣料包裹著，情緒讓他坐下的時候想走，要走的時候想留下，他在一棟麻石外牆的前朝建築前面哭笑不得，他忙於判斷他人的判斷，他的判斷就是一切難以判斷。
就這樣林諭在很多人中間迷失了，他來到一條馬路上。像一個卡通人物法寶突然失去了魔法不知所措。
譬如說，當人們和防暴警察打架鎂光燈閃爍如詩如畫，他憋了好久其實很想尿。但他無法判斷他應否在此時從此處走開去找廁所。他不想人見到他從警察線前面的方陣離去，偏偏他坐在最前。
他也很想去另一邊馬路看過究竟，情況是不是就如有人報告所說，嚴峻或暫緩。但他無法判斷他應否在此時從此處走開去看過究竟。他不知道人們所說的是否一如他們眼目所見。
他也很想去透透氣，就去不夠五十步距離的草坪上坐一會，那邊燈光沒有很亮，屁股坐在草坪上軟軟的感覺想會不錯的，或者到那邊坐一會靜下來他就會見到一個位置把自己投入進去就好了，但下一刻他卻不知幹嗎拿了前面那人手上的咪高峰不停大喊他想過去那邊的那條馬路的名字，說是為那邊正在英勇抗暴的群眾打氣，但馬路的名字不過是一家銀行的一任總司理的名字的音譯，而且他一開口還是唸錯了。原本拿著咪高峰那人，以為林諭是另外一個人，也叫錯了林諭的名字。
林諭這才發現，群眾沒有名字，包括警察線兩邊對峙的所有人，誰都不認識誰。啊呀！名字和面目還得配上──而且還有無數在電視前面收看真人戲的都是群眾，群眾嘴巴開開合合，聲音沒有給傳送回來歷史的現場，但那畫面傳送到人人家裡幾乎可以當飯吃。林諭的名字沒很多人知道，只要有人相信，他可以給身邊任何人指控是便衣警察，電話儲著的聯絡可以全給說成是動亂分子。而且這些天裡林諭認識的朋友因為場合的不同好像面目音容都隨時改變，變得不同了很難立刻認清或恢復過來。
林諭突然想到，怎麼群眾中間沒有小孩？怎麼一個老人見不著？
要是所有人穿起制服，要是都換上輕裝便服，或者睡衣，截然劃分的兩方就會變成一樣成分。海與陸地在天空之下，亞太平洋上的一個島，人的足跡腳程從祖先輩來到這裡，所謂對決不是真的，但一切也不是在做假，只是真實還沒有向人們顯露，下一刻會怎樣沒人知道，這一刻群眾相信可能與不可能，在麻木與否之間擺晃不定，行動者取消了行動以外的一切．．．．．．
此刻，林諭好像要演活臨時角色一樣吃緊的手腳屁股身驅支著自己，笑要笑得分外明媚，聽也聽格外用神，人們唱他最討厭的《國際歌》他把那討厭變成渴望跟著唱。此刻，林諭無言語，手指尖摸著石屎路，好像從沒摸過它只是想知道摸著它的感覺．．． 海與陸地在天空之下，這條馬路要埋封甚麼呢？是泥土嗎？是住在下面的鬼嗎？
時候未到半夜，林諭就很累，累的時候想靠著一個身體，不說話的身體，那麼他也會覺到自己的身體，彼此連接，但他的手腳僅只是僵硬的支著身軀，就在原處，迷失不知所處。他放不開自己，他無法向群眾打開自己，也無法靠近任何一個，但他甚麼都聽見，那話音那戰鼓聲那叫囂那母親的哭聲那人體撞向鐵馬和盾牌發出的悶響城市人的嘆息步履的震動但他的情緒起起伏伏互相抵銷沒有變成平靜只是很難過很難過，他只想心裡的柔軟不會磨鍊成鐵但他知道也不過一轉念的事情。
原刊《中大學生報》 2009年2月號，頁30。
12 Feb, 10
To what extend truth can be incorporation? That is the question; that is the experiment. — Nietzsche
特區政府一意孤行，民間必會抗爭到底，明顯的是，今周末不是終點，而是開端。
讓我們在周末以前，回到一個最根本的問題：香港需要建一條高速鐵路嗎？
「支持高鐵」的一方認為需要，「反高鐵」的一方認為不需要，都有n+1個理由。有些理由合理，有些並不。
譬如有人說，高鐵造價太貴，用的又是公帑，所以反高鐵。
那麼，如果高鐵造價只需港幣669元正，由鄭汝樺女士自己掏腰包埋單，香港就需要建高鐵嗎？減價，及／或由私人斥資建高鐵，並沒有回應空間公義與民主參與城鄉規劃 的要求。
又有人覺得，只要高鐵的總站設在錦上路，就可以避免現方案的n+1個漏弊，菜園村不用拆遷、大角嘴業戶不會有損失、西九文化區的規劃不會受影嚮，施工期間九龍不會大塞車，而且慳返300億，可以點點點同咁咁咁。
那麼，如果高鐵總站設在你家門口呢？ 高鐵總站設在你家門口的話，菜園村就不用拆遷、大角嘴業戶不會有損失、西九文化區的規劃不會受影嚮，施工期間九龍不會大塞車啊，而且慳返300+1億，可以點點點同咁咁咁之外再加一個贈品啊！
如果我們有n+1個理由要捍衛菜園村，要保護大角嘴業戶生活權利、私有產權的完整，為甚麼高鐵走線改動，總站設在錦上路的話，這些堅持就可以放棄？新界西北為甚麼就要接收高鐵工程帶來的各種不可逆轉的生態破壞，錦田八鄉的其他居民為甚麼就可以承擔九龍人承擔不了／不願承擔的規劃災難、忍受林林總總由倒賣地產項目帶來的惡果？
單純的走線修訂並沒有回應「小我」與「大我」的倫理問題，它只是將「犧牲者」的角色諉給更弱小、更沒「議價能力」、聲音未被充分呈現的錦田八鄉（及其他受工程影響地區）居民，這種「己所不欲，乃施於人」的提法，在道理上實在講不過去，在所謂運動策略來說，容易火燒後欄。憂慮新界土地開發破壞永續生境的論者亦早有警惕 。
＃
讓我們再換個角度，知己而後知彼，嘗試理解一下「管治者」與「支持高鐵」的一方的思維，我沒法鑽進他們的腦袋，也不知道他們吃錯甚麼藥打錯甚麼針，但是他們表現的形態就是：香港需要建一條高速鐵路與否，並不取決於它的造價與走線。特區政府與立法會功能組別（或他們代理的何方神聖）正正因為 A) 他們認為「香港需要建一條高速鐵路」，所以 B) 造價那麼貴，走線那麼大爭議依然要霸王眼硬上弓，說是值得，於是才會 C) 不單不撤回方案，更要加快財委會審議，務求一眾「舉手機器」表決通過工程撥款，做成「既定事實」。
我們在造價與走線等等各種細項上與政府或「保皇黨人」以至政府收編的專家團隊糾纏的話，或者以解釋此種種細項作為動員民眾的理據或「入口」，並沒有完全切中對方的要害，甚至還未觸動到對方的先決前提（A），亦限制了運動在技術細項、財務安排的辯證以外的視野。這一塊（B）連政府都好像放手不顧了，因為戰場（早）已經不在那裡。觀乎「支持高鐵」的一方泡製的輿論，都以「接軌大陸」、「趕上發展」等意涵空泛沒有實質所指的說法為號召，故此才有「（今日）不建高鐵（好快）香港會邊沿化」的因果（謬）論高唱入雲，而此訴諸恐慌的荒謬提法，卻詭譎而且很成功的將政府及其附庸集團因備受反高鐵陣形窮追不捨而生的焦慮不安以至挫折感，轉嫁到一般市民頭上。焦急的明明只是政府，卻變成是民眾很焦急的樣子，再借用民眾的焦慮認授自己站不住腳的方案，再加上警方、學者與傳媒共同品味攜手泡製出「激進青年」、「暴徒」的死貓角色與「衝突場面」，一小撮滋事分子阻住全香港發達的劇目可以再次上演。
這裡面有兩個考察，首先，「接軌大陸」、「趕上發展」的講法之所以廣為人接納，正在於它意涵空泛沒有實質所指——它無須論證，所以很有魅力 。它的魅力來源於一種錯置的「現實」觀念（displaced idea of reality），現實有多窮困，就有幾多人恨「發達」，香港的社會情況有多倒退，就有幾多人覺得 自己「落後」於形勢，社會的不義到底還是折算做「個人」的不幸、不濟，越覺得 自己的生活倒霉的人越覺得 自己本來應該有更多，要是有人拿走他現有、「應有的」一份兒就必須出來反對，包括政府開的空頭支票。因此「接軌大陸」、「趕上發展」的說法，它的魅力有一種統御性，它信仰者眾，也因為它「便攜」，在電台Phone-in 節目短短三十秒、報紙幾百字的篇幅、問卷調查的題目中間，或是在公車上同人吹水，容不下論証、甚至容不下教育，「總之發展是好的，總之中港融合是好的」。
與此相輔相承的，是被動的「普通小市民」的身份建構，一小撮滋事分子阻住全香港發達的劇目，有戲就有觀眾 ，倒過來說，「衝突」好戲連場正因為警方、學者與傳媒深明，觀眾都是同一齣戲的重複上演重複解說而重複生成的。能動的人與不能動彈的人給安置於螢光幕兩岸：「總之班友仔搞咁多野背後肯撚定有利益，冇利益點會唔駛做野搞咁多野．．．」，唔駛做正是所有捱生捱死揾朝吾得晚的打工仔女不可企及的夢，於此，它成為一個「普通小市民」認同的關鍵轉換（switch），相對於「唔駛做」，辛苦的「現實」剝削處境反向的成為猜疑、忌恨「滋事者」的理據。小市民無力質疑巨型資本與政府行政體的利益輸送，卻在「觀眾」的位置上一呈論政的滿足、也只有在這個位置上，他可以對另一個市民作最無情／無理的謾罵，對所有「理想主義」行為嗤之以鼻，行使其（幻想的、戲戲式的）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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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最初的問題，當對家說「香港需要建一條高速鐵路」，我們會大聲說：「香港根本不需要建一條高速鐵路」嗎？這可能會讓一些人猶豫的。
但不緊要，先想一想吧。
讓我把問題重新問一次，加進一個字：「香港人需要建一條高速鐵路嗎？ 」
當人出現了，香港變成一個不可任人定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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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意與土地割開，所以反高鐵
14 Jan, 10
官員說是「區域融合」，實際上是割地朝貢，把一個地方之所以為一獨特「地方」的一切特質、風物民情消滅、清空，把民眾與地方的依存關係、生活網絡切斷，任意遣散，變成一塊空白的處女地盤 ，建成地產花園出售予中國新一代的「社會菁英」，為熾熱到隨時爆破的內地城市房產市場舒壓、為大量不知怎樣最近才富起來的市場新貴於大陸無法清洗的熱錢流提供出路，原本住在港九新界及離島各處的「庶民」、「賤民」，都得淘汰，或逼迫、或誘騙上樓，只能天天揾朝唔得晚「量力而為」棲身於更偏遠、生活條件低落的「新區」，或更不見光的角落。或境外。
「第二次殖民」是一個全方位的議程，由於滲透、無法指定單一議題為議題。
讓我們用另外一種眼光回看，臨時立法會（1997年1月25日至1998年6月30日）通過了甚麼法例又史無前例地「恢復」了甚麼惡法？回歸以降有幾多與民意截然悖反的議案因為功能組別舉手贊成通過了？市政局與區域市政局被「殺局」以後，立法會和區議會的工作性質分別變成怎樣、食物環境衛生署的工作又變成怎樣？此消彼長就是這個意思了，民選的成份、民意参與的成份減少了，另一邊「管治」、「治理」的意志可以伸展、長軀直進到所有人的日常生活空間的內裡！
讓我們用「區域融合」的偉大前提去看，就不難想到特區政府為甚麼要停建公共房屋、「居者有其屋」又為甚麼要停售、市區重建局憑甚麼可以把灣仔、上環、琛水埗、旺角、大角嘴等等剛巧處在高價地段鄰畔的老街坊、「新移民」和「基層市民」一鋪趕走‧‧‧‧‧‧然後，全香港所有公屋住户使用的屋村商場、街市、停車場等又全數賣給「領滙」，連窮等人家的血汗錢都要逐小逐小汲乾。如果全數香港人都在為地產商賣命，居住以外花在衣食行的各項所需實為上繳「間接地產稅」，政府任何事情只要跟地產商談好就可以了。
讓我們用一種全然沒有陰謀論 滲雜的眼光回眸：人大釋法「成功阻止了167 萬港人內地所生子女湧入香港」的同時，特區政府的「引入專才」、「投資移民」計劃在招攬甚麼人呢？教育改革改來改去我們的孩子拿了許多資格許多證書學位以後有能夠在「知識型經濟」的「勞動市場」上找到可以生活温飽的、誠實的工作嗎？香港那麼多家大學的「海外學生」中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有多少？而他們有留在香港發展事業、定居下來嗎？我們到底在給錢為誰哉培誰？
同樣地，我們要是再看看「回歸」多年來金融市場體系的改革，我們會發現，在全世界各大主要股票市場都無法上市、不符合上市資格和條件的各種「航天科技股」、「仙股」、「概念股」、「國企股」通通都可以在香港上市，名為集資，實為汲錢，而且炒股票、投機「金融產品」的風險與實質損失，永遠是排隊「抽新股」、在銀行給投資經紀誤導的一般市民承擔最重。人民幣結算其實是在補助中國的外滙規管，方便了本來不方便進出的資金流。不錯，投資香港的生意額、花在香港的消費的確多了許多啊，可是在街邊隨便撿一個打工仔女都會告訴你，生活沒好過，激動的老人家會直接說「仲衰過英國佬果陣時！」
這是香港在珠三角地區的位置和角色嗎？香港人的角色就是一生為一塊幾百平方呎的樓面面積捱生捱死，所剩的又給一小群「白手興家」的商賈搾乾搾淨嗎？
教育、房屋、市政、土地政策、就業、社會福利、人口政策、稅制、醫療、基建、文化、傳媒…… 湊成民眾生活的各個範疇，無一不被一種超然於現實物質條件的「意志」所左右，形成總是香港普羅市民受損、既得利益集團更肥壯的「既成現實」 ，妳明白為甚麼普選各級議會的要求從1988 年喊到現在都不予落實嗎？妳開始明白，為甚麽警察每年要招募更多更年青的學員、食環署的龐大隊伍政府還是用公帑養著，就是為了把受壓迫者用僱用的方式改造成壓迫者的一員分享管治的責任。妳明白電台、電視台和報刋之所以報道許多與現實不符的事情，泡制精神鴉片的同時，只會揭發市民的失德失意，而不揭發當權者的徇私、行政失當或利益輸送是為了甚麼嗎？妳明白媒體都西瓜靠大邊了何以還是要竭力打壓民間電台和互聯網嗎？妳明白現在的孩子知道郭晶晶是誰但不知道1989 年六月北京發生過甚麽嗎？到一代人都老了、死了，大家飲得杯落，「世界」將會由洗褪記憶的一代營役經營，到其時各級議會或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與否已經沒啥分別 ，「第二次殖民」的格局漸見成形，有一種超然於現實物質條件的「意志」在左右著香港上下左右各種事務的各個範疇，一定是。
如果高鐵項目真真是一個交通規劃項目 ，與《基本法》及《中英聯合聲明》保障本港「高度自治」的政治權無關，請讓我們回頭想一想，九鐵被地鐵吞併、西鐵延線、將軍澳線落成，沿線的地產項目與「發展」已把我們帶到那裡上班去？我們又因為那個「方便」把家搬到那裡？我們在一式一樣但愈來愈昂貴的地鐵上蓋發展項目中在過著甚麽樣的「生活」？然後我們再想像一下，一個更大規模的計劃：落馬州、黄崗口岸通關、羅湖口岸壙充、西部通道建成、「自由行」簽証和出入境電子化等等為了中港交流頻繁之「需要」做的配套和措施，為我們帶來了甚麼？我們「回歸」以來已經付出了甚麼代價？
區域融合的要義，就是地方的分工，而人力與資源可以快速調配，地方變成模組，可以按區域需求變動她可以變動的一切，發揮效率。她同時變成區域的依存者。（譬如說：當一個地方的超過九成主糧副食都靠進口她有能力監察食品安全嗎？）
新界大片大片土地，已經因為過往幾年「物流業」的發展無度變成貨櫃場、廢車場、廢料傾倒場，除了郊野公園和擬建樓盤就是荒廢的農地、填平的魚塘。因為中港融合的「大趨勢」，有幾多家庭變成奔波兩地？幾多孩子要跨境上學？老弱的卻只可回大陸安老？有幾多老公在大陸娶了小老婆？有幾多不道德、不安全的事在半小時車程之近的大陸突然變成「可以」？相反方向，有幾多12年前任何人都沒法想像的倒退與張狂在我們面前眼睜睜發生了而且變成「日常」？ 當滿街都是內地遊客、投資客、商務客的年代，香港終究變成一個怎樣的地方？對於遊客，香港可能是名叫「香港」的主題公園，對於投資客，香港許是稅務天堂、去規範的自由市場，但對於生活此處的人來說，以上都不是。
那麽我們有責任疑問：造價一定不止680億的高鐵項目實在要把甚麽，以每小時兩百公里的速度引進香港、又把甚麽帶走？是誰在著急，要在政改大戰以前通過議案？它是甚麽問題的癥狀？
高鐵的「速度」是資本的速度、是毀滅的速度。資本是甚麼香港人應該比馬克思更清楚一點點，毀滅可是這樣發生的：人變成可以替換的人；地方變成可以替換的地方。
14 Dec,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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