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必然相遇
A schizophrenic out for a walk is a better model than a neurotic lying on the analyst’s couch.
—Deleuze & Guattari
因及一種歷史過程，人們丟失了記認自己的名字。
走在街上，我常會覺著我不屬於那裡，與幾乎所有人一樣，我正前往某處，不然就是剛從某處離開，如果我不跟人說話，不向人示意，遵行交通規則，方向指示，那麼我是透明的，我甚麼都不是，「我」不過是潮汐人流中驟然浮顯的一抹水紋、旋繞的一下水花，但我所感所見的「現實」──不論是道旁失修的牆垣上刷不掉的宣傳標語，因修葺市容而設置的LED路燈照亮的野花，或是在光潔的商店櫥窗前面蹣跚走過的流浪人 ──明明是因我而生成的。而我只有這個無可把握的「現實」，我在它裡面，同時被它排拒於外。
人的身體無可避免的佔有空間，於是一個人所看見的，別人無法站在同一個位置看見。這裡面還有一個時間的維度，而我看到的不過是這許多人的曲折生命裡頭其中幾秒鐘的情節，瑣細，因而無可重複，幾乎珍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一個人的表情沒法在另一個人的臉上展現。
我在移動，我所感知的「世界」隨我移動，當我停下，它轉瞬即逝，一切全無預兆的發生，隨又全無預兆的消失。（2005年12月17日晚「灣仔淪陷」，但2005年12月18日早晨一切復又如像甚麼都沒有發生）我以為我進入了自己的夢中，經歷著不得改寫的情境依次搬演，白日如蝕，夜幕沒有遮蔽黑暗。噤聲的人會突然看見另外的，噤著聲過活的人。
「世界」明明是由這許多過客的活動，意志與欲望生成的，無人能夠看見另一個人所看見，無人能夠感知另一個人所感知，但這建築於錯認，無法互相溝通的敘事，過往的鬼魂壓在吾人的背上、焦慮著未竟的將來的臆幻，被認作真實，存有於外在。
惟是，正如人看不到自己的背面、無法看見自己睡著的臉，人無法看見臨在當下、己身所處的姿勢與意態。一個城市的街景疊印著另一個城市的街景，無以對照。
Q&A
CB=中國百老匯；L=李智良
CB：你是個作家，為何也進行攝影?
L：這個問題很有趣，除了手機的內建相機，現在不是很多人都有至少一部便攜式數碼相機，甚至半專業、或專業到連記者都不會用的數碼相機嗎？拍照片基本上已經取代了經驗本身，譬如說你在派對認識了一個正妹，你跟她拍照，再把照片放到社交網站，標題：「昨晚在某會所認識的」，這和極力營造明信片風格的旅遊照或是「日系風格」、「Lomo風格」的私相簿式生活照異曲同工，照片等同經驗的全部，正如Facebook 相冊引證了一個人的社交網絡、身份與魅力．．．照片是一種證明，沒有「證明」的事情就等於沒發生過，如果沒有拍到照片，上面說的這個正妹是「不存在」的，你也沒有「真的」認識了她，所以我們整天都在為自己不甚了了、或是已經麻痺的生活經驗找證明，拍照片是一種很重要的機制。
然後我想到這個問題的提法，好像把寫作和攝影視為兩個專業，各有各的範疇、或本位，譬如說你可以是愛好攝影的作家，愛好下廚的白領，但作家或是白領才是你的本位，這個專擅、專門做一種事情的「身份」其實很局限，人本來就有各種創造性的潛能，但專業化把人的生活局限了，而我並不是個很專心的人，也常會覺得無論是「作家」或是謙稱「文字工作者」的身份都很有問題．．．也可以這麼說，因為一些因緣或條件，我的寫作比較多人注意，但我一直也有拍照，有些朋友也很喜歡我拍的，只是相比起寫作、出書，我沒有花那麼多時間，也沒有很著意的把它當成「專業」去做。
CB：文學和攝影，對你而言，是兩種怎樣的創作方式?有何異同?
L：羅伯特•布列松（Robert Bresson）這麼說的，「Words should say everything an image can’t」文字該道出影象所不能道出的一切。對應這說法，影象該拍下文字不能表述、令人無語的一切。在於我，兩者是互不排除的，我倒是發覺拍照片比較像是種發現自己的過程，照片洗出來的時候我才看到自己拍的時候看不到的東西，才比較意覺自己的「視角」，支撐那「凝視──凝視之物」的欲望經濟和距離。寫作於我是沒有那麼強的距離感，它比較親密，無論是跟自己裡面的聲音，或是想接近的、想描劃的事物或情境；我和我的寫作也比較糾結，我需要它而它其實不需要我，像一種不能滿足的欲望，往往是寫作把作為寫者的「我」首先消弭掉。但我想強調，這個區分並不是很清楚瞭然的，創作是一種運動（movement）的話，用攝影，繪畫或是雕刻，都是同一種運動與擺盪。
CB：你以菲林相機拍攝，為何不用數碼相機?而你也堅持不裁剪相片，有什麼原因嗎?
L：這個問題任何一個網上攝影論壇都會有人鬧得面紅耳熱，數碼和菲林的成象和作業方式的確有差別，說不上好壞優劣，我的喜好也只是喜好而已，一開始接觸的是菲林相機，爸爸的Ricoh KR-5、爺爺的Olympus 120風琴… 於是「相機」在我的認知裡一直就是菲林相機，我也碰到過出生到今天從沒接觸過菲林的年青人，其實道理也一樣．．．往後我也用過那些（當時）很先進，很多功能的專業／半專業單反，也有拿朋友的數碼相機來用，甚麼級數都有，但無論如何我都覺得那許多制紐和選單讓我很頭暈目眩，總覺得那台相機在檔著我拍照。我現在用的相機都很「簡單」，我只是要上片，調光圈、快門，調焦距，取景，按快門，因為常常用同一種菲林連測光都不用，數碼相機的市場不知怎的就是沒有這麼一台「簡單直接」的相機──而誰又會有錢買徠卡M9呢？這到底是介面使用上習慣不習慣的問題而已．．．
然後我想和書的例子也差不多：一本書可以放幾十年，甚至我們還找到幾百年前的古籍，電子書的確愈來愈興盛但始終沒有淘汰、也無法取代印刷書；菲林也一樣，晚清年代的底片就算發霉泡水，在有經驗的人手上還是可以把它收復，再沖放成照片，那些二三十年代的相機也還有人在用、有人會修理，但數碼相機和電子檔呢？電腦垮掉就沒有了，即使錄成光碟，五年十年後檔案隨時會毀損而消失掉，或是整個制式給淘汰了。這麼說，數位化讓我們記錄更多的同時也讓我們的記憶更急速消失．．．再然後，我覺得菲林有種很誘人的物質性．．．
至於不裁照片，一張照片本身已經是一個斷然的切割，它是某天某刻某地從某單一角度與距離所見的某個──譬如說1/250秒的瞬間之成象，它已經這麼破損我不想再切割它而已。所謂創作是應該更節制的。
CB：在日常生活裡，有什麼吸引你，觸發你非舉機拍下不可?舉個例子。
L：我常常記起的倒是我沒有拍到的照片。有些時候我覺得拍照或所謂要找題材是很殘忍、也讓人羞愧的，例如睡在街上的人，拾破爛的老人和乞丐，衣衫襤褸的小孩，流離失所的人，這些我近年都沒有再拍，如果要拍他們我希望拍到他們的生活裡有尊嚴，溫暖的一面，哪怕只是一道微光；類似的例子是衝突和暴力場面，因為顯露的暴力常常讓人忘記日復日的、不流血的暴力，我比較關注後者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人身上所顯出的勞累，不為人注視的記痕．．．另一種我永遠拍不到的是親密的人和發生在他們中間的事，好像心疼不想把它定格，也因為我不想照片記下我與他們或是太遠或是太近的距離，我覺得私生活是應該被保護的，或許因為這樣，我常常會拍正在工作的人、街上的人，那是公開的，但每個個體有他們的獨特的，近乎私人的意態，就像Montaigne所說，「We are revealed in our gestures」，所以攝影始終是關於「可見」的世界，外在的，物質性的事物本身就是它所關注的。
圖說：
選輯的照片是我在2004到2009年間在香港與台灣拍到的。拍的時候沒有特定的主題，除了交換了一個眼神，我沒有跟被拍的人物溝通過。睡在紙皮上的男人我後來沒有再在他睡覺的地方（九龍天星碼頭）見過他，國民黨老兵和其他窮困人棲身的寶藏岩已經被改建為藝術村。我希望照片中人都活得安好。
攝影／文：李智良；採訪：夏芝然
刪節版刊於《中國百老匯》#160期，2011年 1月。頁106-1013。此為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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