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入 '國家的身體' 的存檔:

《房間》再版序:有人每天依時吞服藥片

The medical model of mental illness has facilitated the move towards greater restriction by cloaking it under the mantle of treatment. This process of medicalisation of deviant behaviour conceals complex political issues about the tolerance of diversity, the control of disruptive behaviour and the management of dependency. It enables a society that professes liberal values and individualism to impose and re-inforce conformity. It disguises the economics of a system in which human labour is valued only for the profit it can generate, marginalising all those who are not fit or not willing to be so exploited.

– Joanna Moncrieff [1]

《房間》在2008 年由Kubrick 與廿九幾共同出版,距今已經九年,書中提到的人和事以至香港的社會狀況,都有了顯著變化,但我仍然無法看清發生在書中那個「我」身上的災變,彷彿還沒有足夠距離看清它的全景。

今天我依然疑惑,假如二十年前在殖民地大學保健診所執業的那個白人醫生,沒有給我「中度抑鬱」的診斷與一顆當時非常流行的「抗抑鬱藥」Prozac,後來的一切會如此發生嗎?「我」會否在其後的人生處境中,有不同的遭遇和選擇?

後來我知道,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並不是獨例。據2015年的數字,「醫管局正為逾21萬名病人提供精神科專科服務。」[2] 21 萬人,足可爆滿五個政府大球場,或包圍政府總部幾多圈?為何未有生成自足的支援網絡,成為自主的群體?香港的「精神病患」從未連結成一集體力量,更遑論與其他受壓迫群體連結,這是病人權益組織、社運與「左翼」活動家應該好好反省的問題。

社會保障制度落後、遵行資本主義叢林法則的香港社會,要將21 萬人放逐於人群、院舍或不同的家庭悲劇與個人地獄裡,使其殘障自困,以昭示那套扭曲人性的社會政治經濟秩序方為「正常」。自命正常,對施加於「精神病患」與其他「不正常者」、「失能者」的種種不公平待遇,緘默不反對的人,就是我們。我們擁護資本主義的支配秩序,我們就是這個叢林社會。

但「精神病患」是各有其傷害史與生活艱難的個體,也就是我們身邊的親人朋友愛侶與鄰人,不是統計數字的零頭,更加不是某些評論者侃侃而談的「文化隱喻」。我必須強調,「精神病患」是醫藥業與精神科診療的受害者。全球精神科葯品市場的市值每年超過700億美元,[3]專利藥物的豐厚潛在利潤,誘使跨國藥廠以無所不用其極的合法/不法手段促銷,以期增加服藥人口,拓展市場。當「精神病」與「情緒病」的診斷定義變得愈來愈寬鬆,精神科醫生猶如毒品拆家一樣,每天從早到晚不停處方危險藥物予正處於各種人生困境中的求診者。

被診斷為「精神病患」,在沒有充份資訊之情況下被處方予各種藥效未明、「副作用」與後遺症嚴重的危險藥物,導致長期藥物依賴,健康每況愈下,又因病稱的污名而遭遇各種歧視、二度創傷與人生波折,我認為這是沒有人「應得」的痛苦。同樣道理,現行法例容許的電擊(ECT)、強制羈留、強制餵食、綑綁、強行注射鎮靜劑等等無視人權的「治療」與「病房管理」手段,更是沒有人「該受」的折磨。我還沒有提及,「精神病患」經常遇到醫護人員、社工、家人與照顧者的精神虐待、性侵犯、侮辱與輕蔑。

當一個飽受生活壓力而精神與情緒狀況出現異常的人被診斷為「精神分裂」、「躁鬱症」、「思覺失調」、「焦慮症」或「過度活躍症」等病稱,其後加諸此人身上的各種暴力與不公對待,無論是強制羈留、監視生活,限制其社會參與,或差別對待其就業/教育/文化權利與需要,或以照顧之名剝奪其生活自主權,全都因為其患有「精神病」而合理化。所以我反對精神科「醫藥模式」的所謂「診斷」本身。判病與診療是一權力過程。精神科診療的本質為社會控制。我反對普遍存在於醫生、護理人員、社工、福利事務官僚與「病人」之間的權力不平等!

我深信,任何人的「精神疾病」必然與其生存的社會處境和遭遇悠關。精神科醫生和藥廠宣傳卻不停重覆說,此人有病,必須吃最新款的專利藥品,將複雜的社會因素造成的人生危機「個人化」、「病理化」、「醫療化」 。但精神科的「腦內生化平衡」論無法解釋,為甚麼在香港,女人患上「精神病」及「情緒病」的比例會比男人多四份一?[4] 貧窮兒童的精神殘障比例竟高達八成?[5]「腦內生化平衡」亦無法解釋,為甚麼在英國,黑人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的比率會多白人五倍?[6] 難道女人、窮家兒女與黑人的腦部,比男人、富家子弟與白人更容易出問題?這實在與納粹的意識形態無異。

抑鬱、焦慮、恐慌、絕望、甚至自毀尋死的念頭,是生活在高壓的現代生活處境中,每一個血肉之軀有感情的人都可能會經歷的狀態,也是很多人因為經歷創傷或人生危機,諸如喪親、事業失敗、前途迷茫、失戀、被迫遷、遭遇欺凌、暴力、性侵犯、家庭失和等等處境中的自然情緒反應!但因為每個人的際遇、社會條件、思考資源與實質支援等等的弱勢或差異,自會有不同的表達/壓抑的方式,但歸根到底,精神困擾及至於思想與舉止「失常」,乃肇因於真切的感情需要與生活需要,長期得不到理解與照顧,生活困境得不到適切援助,無法解決。把處於人生危機中的異常情緒反應和行為,說是一種需要看精神科醫生、吃精神科藥物才能「治療」或「控制」的「精神疾病」,並不會為這些血肉之軀的人生創造復元的條件!相反,因為「精神疾病」的標籤與社會歧視,又因為精神科藥物的各種副作用、後遺症與藥物依賴問題,卻令到這些人兒想要重掌生活、投入社會的路,越岔越遠!

我們對待抑鬱、焦慮、恐慌、絕望甚至想尋死,甚至行為「失常」的人們,都應該肯定他們的感受和需要,應該陪伴他們(及他們的親人與照顧者),讓人生問題在人生中解決,一個人精神失常,想死,以至殘害自己甚或危害他人,是因為他們孤單過著不想要的生活而絕望無助,我們要幫助他們由不想要的非人生活走出,走到他們想要的生活,而不是把他們判病、關進醫院,「治療」變成二度傷害,合理化壓迫他們的病態社會和叢林秩序。

我們必須重新認識一個事實:將「精神病」塑造為個人病理問題,其實是一種無視社會情境與分配正義的去政治化維穩論述。

我相信發生在許多「精神病患」身上的災難,原本可以避免。我們需要的是一個人與人之間能寬容共存,不以兢爭、考核來區別人,不以經濟價值或生產力為絕對價值,不同能力的人都能以適合自己的方式,平等參與的社會,只有在這樣的社會中,「精神疾病」才會得到真正的治癒。這個社會顯然還未出現,因為我們就是這個社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

1) “Psychiatric Imperialism: The Medicalisation of Modern Living.” Soundings . Issue 6. Summer 1997. p.63-72.
2) 2015年11月11日立法會新聞公佈,見:http://www.info. gov.hk/gia/general/201511/11/P201511110682.htm
3) ”Drugs for Treating Mental Disorders: Technologies and Global Markets.” BBC Research. Feb, 2014.見:http://www.bccresearch.com /market-research/pharmaceuticals/mental-disorder-drugs-phm074b.html
4)據政府統計處數字,於2013年,屬於「精神病/情緒病」殘疾類別的女性人口為91,500人,男性為55,800人。見:http://www.censtatd.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1149/T07_15.xls
5)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3年香港殘疾人士貧窮情況報告》,頁19。見:http://www.povertyrelief.gov.hk/sim/pdf/Hong_Kong_Poverty_Situation_Report_on_Disability_2013(C).pdf
6) Shon Faye. “We Need to Talk about How Mental Health is Political.” Novara Media. 16 August, 2016.見:http://novaramedia.com/2016/08/16/we-need-to-talk-about-how-mental-health-is-political/

Share

5 則留言 10 Jan, 17

地圖摺痕

你聽見那些字詞但同時也沒聽見,慈愛父輩的柔軟嗓音說著夢與義務,你記得雲掠過,那聲音從電視箱爬到身上,你記得空氣黏稠,窗前一下回復明亮,落在牆上的窗影在眼簾裂開之處輕晃,你的腿擱在膝蓋上,藍色的天上有稀薄的白痕,正午,夏蟲腹鳴翅膀摩擦的聲音猶在,你卻突然聽出那口音,潔凈溫軟,咬字幾乎不吐露舌齒,你聽見那些字詞但甚麼也聽不見,但那聲音爬到身上,沒有形狀。

那裡,你說。那裡。痂痕在胸肋一側依然生長,像附在身上的蟲,增生的肉與嫩膚發癢,你說,就像極細的針刺著,緩慢蛇行,裡面是一道細細冷流,從胸口這側穿過心的背面,不知道隱沒到那裡去,你的手按著衣領,恐怕一片漆黑打開‧‧‧‧‧‧你的目睫顫動如剖開的活物,角膜下面跑著血絲,掛在耳後的一撮細髮掉到臉前,憂傷從不美麗,但憂傷如水般讓你浮升,你的腳觸不著地,小腹裡有甚麼燃燒著,於是你再次看見。外面是連綿的水泥地境,岸線與生活在村落的人們一併消失,灰霾的盡頭無人迷路,山海變成擱倒在路上的建材,馬路蓋著坑殺的死者,荒塚中冒起新區新樓,手腳在冷氣商場中陳列‧‧‧‧‧‧但生命無論怎樣還是靜止不動(1),希望將不再以往日幼稚的方式出現(2),你看見太陽斜在遠處,鳥群如剪影逐一跌落,那裡,你說,海水始終圍繞著大陸與島。你的眼簾合上,好像看著更遠處,卻好像為了不要看見。世界已然,你的視野疼痛──

但山巒靜穆如墨水暈染,要是音樂響起,僅是小孩練習的琴音,僅是未嘗成為曲子的前奏,電廠與電纜塔就會溶在化開的墨色之中,一座小城鎮的燈火關掉,如一根菸熄滅,你的臉與身體的輪廓歿入夜晚,沉默如霧降臨,野獸蟲鳥或醒或睡、土地豐饒濕潤。你張開嘴巴,沒有人聽見呼喊──

那雙手捏著你的頸脖,褐色眼珠沉默倒映著那破碎的身體,有那麼一下你看著那雙眼珠,幾乎流露驚惶,那黑漆的瞳孔打開要把你拉過去,又狠的把你摔過來,但你沒法別過臉,只有睜眼看著天花與牆連接的一角,你從未如此看著這屋裡的一切,門就在那裡,只要繞過牆的另一邊,意識的某處一陣疼痛炙熱猛襲過來,昏暈而極清醒,你給重壓著動彈不得,叫不出手腳所在,你覺著冷,你聽見骨肉撞在地板的聲音,頭顱裡面一片寂靜,你知道不要掙扎,你歇力要自己不要抖動,你張開嘴巴想吸進空氣‧‧‧‧‧‧你祈求沒有眼淚,你記得空氣黏稠,那個你不屬於的世界還在,你記得戰機演練割破一切的噪音,你記得塵垢的天色染在樹梢,但窗前一下明亮,就在那裡,你說,新刷了粉藍的牆上窗影明確,你聽見有人在走廊嬉笑,抵著背後的地板卻突然消失,只有你在跌落。

你看見自己的背面,在那屋裡逃不出去,人影在光裡跳晃,屋裡的擺設不曾移動,縫紉機,月曆,藥罐,疊著的書報,木衣櫥,小沙發,水杯,疊著的外套,你幾乎就能看見,那幢樓的所有人在預製模件砌成的室裡無聲活著,痛苦平凡,你忘了怎樣把手腳屈折捲縮,你一直跌落,破碎了終不能再破碎,你知道不可作聲,你知道那人,就只記不起那張重複夢見的臉。你奢望,要是你能遇見美好的,大概就不會那麼在意。(3) 你後來才知道恐懼,在一片藍黑的海前面,那裡,水沫在浪頂泛起銀光,浪濤如遠古般泊岸,風沒暗示。那裡,你說,人們長的那麼相像,如像剛剛,在路口一盞過路燈下等著車流停下來的人中間,狹小的行人道上彼此背對,彼此陌生的靠攏一起,忍受著車子駛過捲起的悶熱廢氣,你捂著嘴巴,卻不禁看著前面那人,頭髮整潔衣履乾淨,你看見他的背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Chantel Akerman. Je, tu, il, elle (1974)
2. Jane Bowles. “Two Serious Ladies”. My Sister’s Hand in Mine: The Complete Works of Jane Bowles. New York: The Noonday Press, 1995. p. 201
3. Slowdive. “40 days”. Souvlaki. UK: Creation Records, 1993

原刊《號外》2015年12月號 (#471)

Share

留言 29 Jul, 16

免疫身體

The best strategy for bringing about someone’s ruin is to eliminate everything which threatens him, thus causing him to lose all his defences, and it is this strategy we are applying to ourselves. By eliminating the other in all its forms (illness, death, negativity, violence, strangeness), not to mention racial and linguistic differences, by eliminating all singularities in order to radiate total positivity, we are eliminating ourselves.

– Jean Baudrillard (1)

自從兩株四五層樓高的大樹被五個男人三把電鋸在兩個看見樹倒下會笑的人監督下砍掉,他家向東的一側突然變得空空的,他聽說,這片地將會建起三幢村屋。這片地和旁的一塊稍大的荒地之間,有一僅夠兩人通過的小路,出入村裡的人常會在路上相遇,要是有人走在前面,後面的人難以超越,碰面的人多會側著身子快步走過,很少會停下來讓路。

當日叫他看著心疼,橫陳豎裂的斷枝與枯葉堆,今已長出繁茂野草,幾株他叫不出名字的扁葉植物已長及肩,鄰屋後來種的一株木瓜樹也掛著兩圈青色的果。最近又有揹著剪草機的工人在小路另一邊的荒地忙活,春末突然轉冷的陰霾天,地上露出泥土的褐色,氣油與草葉碾碎的氣味不散,半天下來又是一堆堆枯枝丟著,此一長一滅,讓他從那扇向東的窗口,在一株剛長在鄰屋地界沒有被砍的老樟樹和荒地上還立著的幾株小樹之間,如暈影般把視線收束在二三十公尺外灰白瓷磚外牆的村屋一側和它的園子。園子不過是屋後圍起來的水泥地,光禿的一片灰,卻擺著兩張綠白條紋的尼龍躺椅。

那幢村屋和八十年代建成的大部份村屋沒有兩樣,平頂、沒屋簷,茶色玻璃深棕色平開鋁窗,無窗台亦無其他裝飾性設計,沒有近年強調透明空間感的大幅窗口或玻璃陽台,平平無奇。要不是它剛好出現在窗口正前方的視線上,他幾乎不曾留意過它。實在,他記不起自己曾經這樣看著這幢小屋。但他看著那空蕩的天台卻突然意覺到,多少夜晚聽到附近傳來的叫罵,夾雜暴怒的粗言穢語,或痛苦哭喊,或是棄絕於言語限界,讓人聽著撕心裂肺的嚎叫,一定是來自這屋子裡住著的人們。那不是直覺,而更像知道。卻是此際,他才看見園子的矮牆上粗陋架起的鐵絲圍網,如小農圈養家禽牲口的圍欄,可隨時拆去卻一直待著變成久遠,而且窗洞與冷氣機位全裝了格欄。此際,一個長得略矮但身形結實的少年從屋裡走到園子,他穿著深藍毛衣,頸脖緊緊的、頭傾著向前快步走過,沒幾步到了牆沿,又得止住前傾的去勢轉身折返到,又走到屋前一扇淌開的窗外向屋裡丟了句話,又沿著矮牆走到屋子的另一邊‧‧‧‧‧‧他說不準少年臉上的表情是歡快或是煩厭,但從那個不遠不近的距離,他無疑認出那行走的步態,一下過於熱衷的跨著步,身子卻跡乎僵直,頭顱重壓著肩膀,腰股緊著腿卻軟沉,旋踵一刻快要跌出去卻又踏在另一腳前。

他就記起那許多被關在一起的人中間曾經有如此走路的少年,他甚至記得他只十五歲,要是活到現在已是三十出頭的大人,粗眉大眼方正的臉,臉頰乾燥緋紅,跟人拿到吃的或是作弄人的時候會禁不住笑,偶然家人來看他會掛上另一張沉默的臉;於是他記起那總是吃不飽、無汗,虛弱暈眩的感覺,就在眼後,就在胃的壁底就在他站立的所在,因為一切都在身體發生,一切都是身體記憶,為了早餐那幾份加了糖的麥皮有人會爭起來,還有那多月來那麼安靜一天卻突然往門外跑了出去,走不到幾層樓梯又給人抓回來綁在床上泣不成聲的,沒有名字的同伴。他一整天要不是捲縮在披子裡就只坐在床上頭靠著牆,看著旁的人的眼神幾乎安靜既不是冷也看不出有甚麼值得期待,他不看書報不看電視不聽音樂不和人下棋不參加「職業治療」也不會跟醫生投訴吃藥的不適,要吃藥的時候小杯開水一下吞服伸出舌頭讓護士檢查,要吃飯的時候就坐到其中一桌吃飯,要洗澡的時候去跟幫忙的工友拿肥皂洗澡,有時他聽到別人說的笑話會湊興的笑,笑的時候好像抱歉自己會笑,他幾乎看見那張撲克臉。他想要逃跑那天,護士交更匯報日誌早餐派藥醫生巡房好些人去了「職業治療」還沒到吃飯的時間,他記得他在門口和大廳之間來回踱著步,只是沒有人注意到他,手不知要怎麼安放的焦躁模樣;如他與他,他曾在囚禁的病房中不得渴望,除了指定幾種無償勞作,終日只可在兩列床位中間的走道上來回徒步,時間變成向前跌宕傾出的慣性,住留在裡面的譟動,所有叫不出的怔忡不安與沉悶無以抵抗。病房的窗全裝上鐵枝,每天準時服藥,晚餐後的牛奶淮鹽梳打餅乾,廁所尿臊中偷食香菸變成安慰,從這邊走到那邊不過二三十步,外面沒有甚麼外面,只是醫院的另一幢樓。

那是一個沒有女人的世界(2) 不能哭不能叫喊,自慰會被制止,一切溫熱的會冷卻。就像一個單字足以喚起掩埋記憶底層的毀壞,或某個不足注視的小節卻捲起記不起作過的夢中場境,於是他明白,那不曾踏足天台不能走出陽台,躬著背眼睛只盯著前面一處空無,走路跡乎歡快、跡乎忘卻的少年,與所有在各自卑微的人生中流放不得歸返的「病患」命運大抵雷同──他目賭的片刻,冷雨凝結在低矮的雲上欲墜難墜,在那平平無奇的小屋之上無神喻之光無哀樂聲無人鋪陳敘述,僅一小屋了然在目,有人在園子走過;而他看見。他以為忘卻的一切,無人目睹發生,時光迢迢,不論他搬遷幾多次,卻把他再次帶到這窗前目睹對面一幢屋子的後園,安放彼此的時間觀點消弭,此際,從屋裡走出另一壯胖少年,一隻手拉著夾克的領口,一隻手直直擱在身旁,他辨不清到底是蛋黃色的夾克或是長期在室裡生活讓他的臉色顯得那麼蒼白,少年的頭髮刮得極短,顱骨的起伏突現,有一條看不見的長長細線從眉宇間拉著那具身體,僵硬的走到房子看不見的一側,卻又在另一天的溫煦日光中、在別的季節,如另一人般折返屋裡。他以為,二十年前因為想打電話回家與護士爭執起來,就在他身旁被強壓在床上捂著驚叫用繃帶梱綁以後再打一劑Haloperidol 哀求不得喝水醒來還要道歉的,在他身旁被人脫光衣服用冷水淋著要在眾人面前洗刷私處的,在他身旁被人送往隔離與電擊的少年與男人們,他以為,都與這些剛從小屋走出來的少年無異,少年不過是,他們的影子,換掉的雙生兒。

那暫時的荒地遂變成遺忘之川,房子如鏡映,除了座向剛好對反,他住著的房子與對面那幢沒有兩樣,一樣的白灰瓷磚外牆,一樣的門窗,一樣的圖則與實用主義,同源於殖民地政府與新界鄉紳的政治交易。腳底的地板不過懸空支在銹蝕的鐵枝和幾片薄牆之上,眼前於一幢水泥建築的某窗洞明晰展開的層層光景,不也就是他人的過往、他人的未來,從失鄉者的徙置區到新市鎮屋邨,從一種經濟模型到各種規劃的人生場景,從醫院分流到宿舍,從宿舍送返診所,任其被破壞中樞神經的藥物毒害,從瘋人身上褫奪瘋狂,那屋裡跑出來的人其實就是自己。(但他不是他們,他的濫情讓他覺著可恥。)好幾次,他發現自己裝著在翻小桌上的書報,或是給自己藉口拿別的東西,在窗前看著那幢村屋‧‧‧‧‧

從那雨篷下走出另一少年,他的襯衣幾顆紐扣打開露出古銅色的胸膛,好像沒想起自己要到哪裡在園子的一隅來回了兩遍,卻轉身走到牆下,彎下身又站起來,嚴肅著臉,一隻手捏著甚麼直往鐵絲網外丟出去,閃著陽光,是一隻白色蝴蝶──他裡面一下顫動,有些甚麼給推擠往身體以外,卻沒法穿過身上的一層皮膚,那麼他只能看著──他甚至不能說知道,他人受難,他人以無人曉得的方式活著。他不能述說他不知道的一切,僅可在一具疲倦身軀的限界中經歷感官展開的荒漠,指認不自由的自我意識、世界的無可指認。他清楚知道,敘述,最終沒法接近他人沉默的存在;他只能渴望,不知道欠缺甚麼。

_________________
1. Jean Baudrillard. The Perfect Crime. Trans. Chris Turner.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8 (1996). p.13.
2. 句子取自意大利科幻小說家 Virgilio Martini 的小說 Il Mondo senza Donne (1935) ,英譯作 The World Without Women. (Emile Capouya, 1971)。布希亞以此書討論科技官僚化與虛擬社會的異質性危機,見:Jean Baudrillard. The Perfect Crime. Trans. Chris Turner.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8 (1996). p.111-114.

原刊《字花》55期,頁36-38,5-6/2015.

Share

1 則留言 08 Jun, 15

沒有魔警,是人性

15 日凌晨警方於金鐘清場驅趕「佔中」示威者期間,有主流電視台全程錄下七名警察輪流毆打一名已被制服、膠索帶反縛雙手的示威者,輿論嘩然,更有網民稱之為「魔警」再現。

然而警察毆打平民是一種職業常態。過往經投訴警察課接獲的各種投訴中,「毆打」一直是「執勤疏忽」和「態度不佳」以外最多市民投訴的類別。2011-12 和2012-13年度的數字分別是417 和323 宗,惟過去五年超過兩千多宗「毆打」投訴案中,僅有兩名警員遭正式檢控,入罪率為:零。對警察濫權的指控,每每因為警警相衛的調查機制,因「證據不足」不了了之,而保安當局以「保障當事人私隱」為理由,一直未有計劃在警車和警署拘留室安裝閉路電視,全港兩千多輛警車與四十七間警署,隨時成為死無對証的私刑空間。

投訴警察課自2012 年起引入「表達不滿」的新機制,以「改善服務」為原則處理「輕微投訴」,讓正式投訴的數字有所減少,但正式數字卻無法反映,因各種原因(諸如怕被報復、不黯程序、留港時間不足等)而未有投訴或不能跟進投訴者的大量個案。平常警察毆打或人身侵害他人的個案沒有惹起關注,很可能因為受害人多是少數族裔、邊緣青年、涉嫌刑事犯、露宿者、性工作者等與「公民」無辦法沾邊的弱勢者,與今次事件中因和平示威而被打的政黨人士身分有雲泥之別。以性工作者為例,關注團體紫藤於2011 年就曾接獲超過250 名按摩技師及外勞性工作者的投訴,涉及各種令人髮指的警察濫權惡行,包括被警察誤導、誣告、插贓嫁禍及屈打成招,更有前線警員乘著查牌、放蛇之便,要求免費性服務,非禮以至性侵犯她們。

然而「樹大有枯枝」的論調,不能解釋警察暴行的制度因素,由香港納稅人供養的警員編制,承襲港英系統,人口比例屬全球前列,每十萬人口有約450 名警察,比日本與新加坡多出兩倍有多,試想,只要三萬三千多名警員當中有百分之一二「枯枝」,對社會的影響就非常堪慮!警察是一個內聚力(與排斥性)極高的同僚利益集團,與多種基層行業相比,有不合符學歷的收入,及各種比一般公務員較優的薪津福利與借貸優惠,因其執法者地位也有可能收受利益或因職務接觸的人脈網絡中得享種種非物質性的「方便」與特殊待遇,為了「搵食」自不會貿然放棄,更枉論會在執勤的時候突然良心發現掉轉槍頭。中低層職級的警員之間亦存在博取表現競逐升遷的風氣,在受訓期間經歷種種非人化、機器化操練,在日常工作中得對上級絕對服從,長期處於因階級自卑而自大的雄性沙文主義文化,視任何對警權的制約為對其自身作為一名警員的個人挑戰;然而警員的「工作表現」並無客觀準則可言,執法期間各種僭越或違規行為,但凡同僚與上司不反對或不加制止即屬許可,外界根本無可置喙。由是,警察濫權幾乎是制度許可,亦是其主體性(幻覺)的重要構成──按序規程的專業公僕與執法的武力本質,兩種要求無可調和,儼然精神分裂。要是鷹派上場,警察內部對行使權力的制度規範將更趨寬鬆,甚至可能會有以高壓手段「立功」作為評估升遷準則,徇私瀆職的情況只會更普遍。

從殖民地時期到今日,警察的作用都是為了以華制華,以收買的基層來打壓基層生活空間進行社會控制為大前提。任何國家體制的社會秩序都是由武力維持的,在所謂民主自由的西方國家或是東亞地區被視為民主化程度相當高的台灣、南韓等地,國家機器暴力維穩性質一如既往。如果中共治下的香港警察行為特別可恥,讓人怒不可言,不是因為它是甚麼「邪惡極權」指使,而是在「回歸」十七年後,特區政府的最高決策者為了儘快恢復金融資本主義剝削制度下的社會秩序,奉行英殖民者打壓異議的公安惡法,再一次捨棄對話與政治斡旋,挑撥「支持執法」和「抗命者」的民間對立,把人民內部矛盾激化作敵我矛盾處理,自己說不過自己。


另刊《評台》15/10/2014

資料來源
每10萬人有450警 港警力列全球五強〉蘋果日報,2013年10月18日

警設渠道供市民「表達不滿」〉星島日報,2012年4月9日

立法會六題:警務人員涉及毆打的投訴〉政府新聞公佈,2014年7月9日

反對警方「故態復萌」、「屈得就屈」、「變本加厲」〉紫藤新聞稿,2011 年12月17日

Share

留言 16 Oct, 14

巷弄漫步

有些時候,為了不想待在家裡盯著電腦、不想在家附近吃飯,就會走下小山坡、坐二十分鐘公車到新竹火車站附近蹓躂、漫無目的,餓到差不多了就隨便吃點湯板條或是炒飯,直到十點十五分尾班公車從SOGO 旁邊開出以前,就是讓自己走路的時間。

我其實不太記得市區的路,起初只有看見百貨公司樓頂的招牌才會放心!但武昌西安勝利仁德世界大同‧‧‧‧‧‧街名之間繞來繞去還是會有些認得的街景,便成為某種座標,慢慢能走遠一點,或是從東門圓環放射出來的八條大街其中一條穿進去,走到底又走回來,又從另一條進去──多喝兩杯烈酒、菲林增感,就是森山大道的方法──不覺就到了城隍廟夜市附近,不覺又走到「錢櫃」KTV那邊好遠,沒有確切目的地,就說不上會走錯路。要穿大衣圍巾的冬夜,腳底發熱,背滲著汗,有種不想停下來的欲望軀使,可以連續走兩三小時,好像只有一再重覆走過的路,能把持自己一步跌出、一步沒有失重,街上總是有沒見過的事情和景致,卻只循此緩慢移動的視角看見,耳機隨機轉出的歌隔絕心裡一塊,好安放著,穿過眼前的空氣‧‧‧‧‧‧

但有一個晚上,不知怎麼來到西大路上一家食店裡,坐在爐灶後面的小桌看著一家人忙活,吃了甚麼卻記不起來,只記得之後經過球迷不在,顯得有點破落的棒球場和旁邊幾家旅舍,沒走多遠就在經國路的交界停住了。不知是因為累了或是胃裡不舒服,我站在轉角看著那座橘色天橋下面機車飛嘯車燈若冷凍的火,聲音隔著PU耳塞竄擾,對面街滿目商店燈光透亮,沒法看清前路會彎進哪裡去,突然就覺得害怕,有些甚麼讓我預感,要是過了對面就會迷路。我好像想記住甚麼一樣在那轉角待了一會才截返。後來上網搜尋發現,那夜我剛好走出了嘉興十八年因「匪亂」而蓋的土城牆範圍。我的心理邊界與200 年前的統治者與臣民無異。

本文原刊《明報》世紀版「散景與叠影」,18/04/2013。題目為編輯所加

Share

1 則留言 19 Apr, 13

走路(二)

人喜好的步行速度(Preferred Walking Speed),除了受生物結構、能量消耗等因素限制,亦與經濟因素相關。心理學家統計31個世界城市的數據發現,國民生產淨值、實質消費力等經濟指數愈高的城市,愈著重「時間」的價值,也較崇尚個人成就,平常走路的速度亦愈快,甚至,與煩躁、懷有敵意的「A型性格」息息相關的冠心病,發病率亦愈高,同時間,這些城市的吸烟、酗酒人口比例,與「主觀生活滿意」指數亦愈高。(Levin & Norenzayan, 1999)。

這種矛盾的生活狀況,對爭分逐秒的香港人來說並不陌生,如果在路上欄著一個人問他為甚麼走那麼快?他可能會說正在「趕時間」,但更可能,只是不覺間跟著其他人的步伐愈走愈快而已。所有人快,你不能慢,免得「阻住地球轉」;行事麻利、講求效率,不僅止於工作,更像一種生活精神、倫理要求,正所謂「執輸行頭慘過敗家」,「阻人發達猶如殺人父母」。

然而今日香港,人要走那麼快,既非喜好亦非自決。繁忙時間兩分鐘一班地鐵,巴士路線重疊,Van 仔通宵、的士排隊等客,公路延伸萬里,地鐵系統與辦公室、商場、住宅幾乎連成一平坦無障礙的冷氣管道。交通快捷,服務時間延長、可達的幅員更廣,住處與上班地點的距離就可以拉得更遠,也讓所有人的日程編排更擠壓,時間成本不降反漲。時間的高度切割、模組化,其實對應一種零散化勞動/生產方式的紀律所需,每天幾百萬人動員準時上路,無人免役,更不容意外延誤,除了梳洗睡覺,生活各樣事情得在路上匆忙解決。智能電話與手帳的普及,更進一步消弭「工作」與「私人生活」的區分,既讓工作變成可攜,也為整天沒得歸家的人開出一暫時逃逸的小窗口,以拼搏更長工時,惟開機亦等同待命,遊戲娛樂「分享」亦愈來愈像勞動,「下班後的生活」變成難以理解的抽象概念。

原刊《明報》世紀版「散景與叠影」,2013年3月21日。

Share

留言 21 Mar, 13

走路(一)


來回於香港、台灣,一年有幾個月住在新竹,因為經過家附近的公車路線與班次不多,也不會騎電單車或開車,如像少了兩隻腳趾,走不到多遠,出門常要人接載。有時我會賭氣堅持走路,只憑幾個常去的地方記認,看看能走多遠。未發現隱密於巷弄間的風景,卻重新發現走路的物質性。

走路是為了把一個肉體從一點運送到另一點,就像工人運貨,要是道路平坦、方向指示清楚,不用爬樓梯,上下坡道斜率不高,自然最便捷省力!於是走在新竹的街道上,特別感覺到步行並非這個城市鼓勵的交通方式。好多地方馬路兩邊根本不設行人路,即使有,卻多被橫放的電單車佔去。十字路口燈號一轉,人就得和兩邊同時駛來的車爭著過路,為了疏導車流,交通燈設有倒數時計催趕,繁忙時間則改由交通警指揮!此種交通效率與「靈活性」的追求,源於城市防禦的軍事需要,也是經濟發展與現代化的體現,我從另一種經濟地理構建的速度體系而來,突然因為沒有了無遠弗屆的地鐵巴士通宵Van 仔駁腳,自不適應。

習慣了香港「人車分隔」,電單車常在不足一呎的身邊呼嘯而過,覺得危險可怕,走在行人道上又覺得吃力不耐煩,總是給鋪設不平或失修的路磚絆倒,總被燈柱、變電箱、宣傳板、店鋪雜物或植樹擋著,再加上落差的路壆、每家店鋪前面不同高度的地台,本來是直線取道,卻得上上落落蹍轉繞行,也難容板車、輪椅或嬰兒車通過,被排除於行人道的到底還有誰?無車族只能把自己也當成一輛小車、一件貨物,不論青壯老弱、坐輪椅或嬰兒車,也得在馬路邊緣的廢氣噪音中穿行,好像不是一回事一樣適應了種種不適。

可是閒人如我,走到附近蓋滿生物科技、化工廠房,整天把不明污染物排放到天空與水土裡的科學園區,卻弔詭地有了放鬆「散步」的感覺,畢直平坦的行人道,道旁瘦瘦的樹,路燈照亮如白日,儼如「已發展」的香港某處Non-place,我走路的姿態乃從那裡學來,以至於腳跟長得不適應別處路面,常常絆倒。

原刊《明報》世紀版「散景與叠影」,2013年3月7日。
圖說:大埔公路/粉嶺公路拓闊工程

Share

留言 07 Mar, 13

那鏡中魚

All power relations involve a contempt of self, a lack hastily compensated for, the inversion in which each of us sees himself from the outside.

──Raoul Vaneigem (1)

阿根廷作家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有一本小書叫《想像的動物》(2),其中一篇〈鏡中動物誌〉,講的是一種傳說中的魚,十八世紀初來華宣教的耶穌會神父Fontecchio 曾計劃研究廣東民眾的各種迷信與傳說(3),提到「這種魚是一種光靈的動物,多變,無法埔捉,許多人說,只在鏡中見過」,依漢學家/外交官Herbert A. Gilles 的考據(4),這傳說其實源自黃帝的傳奇,波赫士以其非常節省的神話筆觸轉述:

在遠古那些日子,鏡中的世界與人的世界不一樣,即是說,不像現在的情形。那是兩個分離的世界。再說,兩個世界裡的人,顏色、形象都不一樣。這像是兩個王國,鏡中的一切和現實中的人和諧地生活著。有一個晚上,鏡中的人攻擊地上的人。他們的力量強大,但是在血戰中,黃帝運用了神奇的技巧,黃帝擊敗了入侵者,而將他們囚禁在鏡中,並叫他們重複勞動,就像夢中的人一樣在那裡活動著。黃帝解除了他們的力量,也改變了他們的外形,只准他們像奴隸那樣庸庸碌碌。然而,終有一天魔力也會解除的。

第一個醒過來的鏡中人卻變成了一條魚。牠在鏡中深處,人們只能看到牠微弱的一線影子,除了那條影子的顏色以外,別無其他顏色。後來,別的形象也出現了。漸漸鏡中的人已完全不同於我們一般人;漸漸他們不再模仿我們一般人。他們將會打破玻璃或金屬物,再出現時將不會再被擊敗了,這鏡中的生物將與水中物並肩作戰。

在雲南省,這東西不稱為鏡中魚,而稱之為鏡中虎。有人相信,將來入侵人類的,是從鏡子深處傳來武器的辟啦啪啦聲。

這則故事卻讓我一再想起「香港」,或者是說,任何一種相對於「正統」、「自然」而指認的被再現之物(represented entity)。理論家布希亞(J. Baudrillard)在《The Perfect Crime》的終章特別提到這則故事,藉以說明所有以單一身份、單一價值建構的敘事,它所排除、消音的異質與單一性(singularity),終將反撲,造成既成社會秩序,以及各種政治秩序與生物學秩序無法解決的問題。(5) 他相信,「鏡中人」終將衝破鏡象的囚禁,連結起義,必定不會再次戰敗,而他們的勝利──因構成「現實」的各種權力秩序,而被奴役、被要求重複模仿、被迫融合、統整為「同一」的所有「他者」的勝利──將會帶來無人能想見的局面。但布希亞樂觀認為,至少,不會再是臣服(subjection)與消極的宿命(negative fatality)。(6)

難分你我之樹敵記

但神話傳奇有它穿越現實的光照;現實,總是在我們的知識與感覺外面。抑或,我們活在一道又一道防火牆裡,更多時被自己的晦眛所遮蔽:有那麼一下,我以為這則故事大可以一種「國」與「群族」的框架解讀。把故事中的「鏡中世界」比作「香港」或是少數民族地區、看守「自治區」或半殖民地狀態的無主權地區,而故事中所謂「人的世界」、受黃帝法的術保護的「現實」,則可比作炎黃子孫的「正統」大國與仗勢凌人的多數民族。「香港人」自然知道甚麼是大國壓境,鏡中世界那「像奴隸那樣庸庸碌碌」的況味更是切膚同感。如是,我們不難再從這則傳說的地域性(廣東)或海洋性(漁民,或沒有強烈國家認同或地域觀念、靠海生活的人),鈎沉史料(如所謂「日寇」當中多少是給迫成「海盜」、走私與串謀兩方的漢人,以至明清以降南中國海沿岸地區的移民史),套弄「內陸─南方」,「中土─沿海」,「國─境外」等既有的對立想像與歷史觀,以一種被壓迫者的復仇正義言辭,鼓吹反抗,分清敵我,叫「我們」都成為那光靈的動物,辟啦啪啦拿起武器──於是落入「認同政治」的誘人陷阱。

這一廂情願的錯認與「誤讀」,卻恰恰是這則故事所警喻的!但這「誤讀」之所以誘人,許是因為它接連一種「身體─空間秩序」被入侵的感覺,一種燙熱的情緒──火遮眼的意思不就是因情急而致眼光失焦,錯判局面──「原本屬於我們的都被人奪去!被人踐踏毀壞!」(7),只是,那個「原本」,卻非如今流行的認知與想像。

如今一切亂象離不開歷史後遺,可以肯定,一切都不是1997年6月30日晚上12:00以後才發生的。也許沒有人能料想到,要是1984 年真有一次公投,甚至香港出現一場自下而上的全民自決運動,當年因為中國「經濟改革」大塊豬肉,有各自盤算而齊心要把香港人摒於談判室門外的那兩個「堂堂大國」,可會怎麼反應?(8) 出動防暴隊並不是任何一國一黨的專利。其後的所謂「民主化」與政經格局會否變成如今那樣,為資本家與殺人政權所任意「操盤」?所催生的「公民社會」會否一樣由專業化的NGOs 壟斷,而開展不一樣的社會運動議程?要是1984 年並非歷史的關鍵,有人願意從香港殖民史的角度,重新考據中共「長期利用」香港作為殖民地的境外地位之「國策」及鄧小平路線,與所謂「中港矛盾」、「認同危機」是在怎樣的一種歷史過程中相互生成果報?

錯恨難返,可不是抱殘守缺,犬儒或偏激的理由。如今香港社會莫名的躁動,卻又被一種普遍於日常生活事無大小皆受制肘壓抑的無力感所支配,彷彿歷史無可終結,只有疲於奔命。當這股巨大心理能量無處出口,任何事端隨時都可以把各種「熱點」短路,只要有人「找對敵人」,就會把民眾如刀割般分裂……

然「鏡的世界」與「人的世界」並非敵我矛盾,反而是一種非常緊張,無法分清你我、焦慮糾葛的關係,鏡象與「真實」互為反照,相互對象化,劃分的鏡面即使精亮、切割鋒利,卻是薄弱易碎,正正是這種無法分清你我的焦慮、邊界的本質脆弱,促使一種以壓迫性手段,或以規訓與魅惑達成的「身份─世界」的劃分,對於任何「他者」存有神經質的恐懼,以不斷劃分「敵人」來界定自我。沒有人知道鏡中人為何首先攻擊人的世界,但這場發生在黃帝時代的「血戰」,必然是血肉糢糊兩敗俱傷之戰,沒有一方能全身而退,而且黃帝的法術「終有一天魔力也會解除」。

鏡面與邊界

我不諳西班牙語,但比對楊耐冬所依據的Norman Thomas di Giovanni 的英譯本(9)自會發現,兩者對這則「鏡中魚」傳說的處理手法截然不同。不知純粹是英文語意理解的問題,抑或基於中文或中文翻譯的某種內在局限,我們在楊氏的中譯本也可發現上文談到以單一身份作「認同政治」操作的暴力和壓抑癥狀。如果我們細讀這兩個譯本,會發現它們引申幾乎勃反的意涵,牽涉的不僅屬文學翻譯的問題,也是一種可作非常政治性解讀的現實「選擇」。

首句的中譯與英譯意思恰恰相反。英譯寫道:「In those days the world of mirrors and the world of men were not, as they are now, cut off from each other. 」(10) (鏡子的世界和人的世界,原來並不像現在那樣彼此分斷。)楊氏的中譯卻有點語焉不詳:「在遠古那些日子,鏡中的世界與人的世界不一樣,即是說,不像現在的情形。那是兩個分離的世界。」

接下來英譯寫道,「Both kingdoms, the specular and the human, lived in harmony; you could come and go through mirrors.」(鏡面反射的世界和人的世界曾經和諧共存;人們可以任意往返於鏡子之間。)顯然,楊氏因為開首一句「誤讀」,以為兩個世界從來就是隔絕的;此句的後半,遂與啟首的譯文文意互相抵觸──既然說是兩個世界從「遠古那些日子」就互相切斷,兩邊的人又怎麼可能任意於鏡子間往返穿梭?結果這短句在中譯本裡就被乾脆刪去!也許因為某種語感的考量,楊氏也把句子的前半譯作「這像是兩個王國,鏡中的一切和現實中的人和諧地生活著。」如是者,本來「鏡中世界」和「人的世界」就是兩個實存的「王國」(或國度),卻被楊氏說成「像是」兩個王國,遂變成一種僅比擬為對等的,「王國」與「王國」的關係與存在。(11)更甚,楊氏還把「人的世界」等同「現實中的人」,引申出鏡中的一切並不屬於「現實」的劃分,這個劃分可是英譯本沒有的。

既然楊氏譯本一開始就錯誤理解兩個世界原來的關係和狀態,便容易一錯再錯,只強調兩者的切割,讀來讓人覺得〈鏡中動物誌〉的敘事者是以「人的世界」為本位,故傾向認同黃帝的一方。楊氏譯本用複數代名詞「他們」來指稱被施以法術只能重複人的動作的鏡中人,次數亦比英譯本多。而相對於鏡中的「他們」,當故事講到鏡中的形狀(shapes)會愈來愈不像人,「Little by little they will differ from us; little by little they will not imitate us. 」英譯本中只譯作「us」的,楊氏皆譯作「我們一般人」,同樣突顯對「人的世界」的認同,及其在敘事中不被反思(unreflected)的主要地位。

也許是我過份閱讀,1949年移居台灣的楊氏,把黃帝對鏡中人施以法術的狀態加了很有趣的「潤筆」:「黃帝擊敗了入侵者,而將他們囚禁在鏡中,並叫他們重複勞動,就像夢中的人一樣在那裡活動著。黃帝解除了他們的力量,也改變了他們的外形,只准他們像奴隸那樣庸庸碌碌。」

對比英譯,會發現譯者di Giovanni 的衍辭用字並不如中譯般「決斷」,「He repulsed the invaders, imprisoned them in their mirrors, and forced on them the task of repeating, as though in a kind of dream, all the actions of men. He stripped them of their power and of their forms and reduced them to mere slavish reflections.」讀英譯的讀者會知道,黃帝並沒有如楊氏理解般「擊敗了」鏡中世界的入侵者,而是與「驅逐」、「把他們趕回去」的意思比較接近,如是者兩個世界並非「成王敗寇」的關係。黃帝雖把入侵者囚禁鏡中,也沒有叫他們「重複勞動」,而是就像某種夢境一樣,只能重複人的一切動作(或作為),並剝奪他們的力量和形體,把他們變成奴隸般的反映。如果楊氏的譯法成立,可卻有了另一重巔覆原意的意外效果:受法術控制的鏡中人是「重複勞動」又「像奴隸那樣庸庸碌碌」的話,他們也只是重複、反映著「人的世界」而已!

更有趣的是故事最後講到魚在鏡中出現的部分,中譯以「人」為本的解讀,似乎並沒有把握到,鏡中反影漸漸不再重複人的動作,也不再以「人」的形態存在的集體變化,故才會有儼然出自《變形記》的譯句,「第一個醒過來的鏡中人卻變成了一條魚。」楊氏似乎沒法理解「鏡中人」的報復,正正在於不再做「人」的反影,不再重複他們的動作,也不再以「人」的形態出現。而且,楊氏不知何故把此句當作過去式來處理,與隨後有關「鏡中人」復仇的預言格格不入。相反,英譯寫的更像宣告,「The first to awaken will be the Fish.」(首先醒來的將會是那魚),而這條魚的屬性,中英譯本的描述也是大相逕違,中文譯作「牠在鏡中深處,人們只能看到牠微弱的一線影子,除了那條影子的顏色以外,別無其他顏色。」英譯本可是「Deep in the mirror we will perceive a very faint line and the color of this line will be like no other color.」(我們會在鏡中深處看到一條很淺色的線,這條線的顏色將會與任何顏色都不一樣。)

正如前述楊氏把「鏡中世界」當作不屬於「現實」的粗率劃分,這裡他把「a very faint line」 譯作「微弱的一線影子」,也是誤把有形體、實存的、將要衝破鏡子而出的魚只當成「影子」。而且,假若中譯的說法成立,也就意味著屬於「我們一般人」這邊的「人的世界」──正如鏡子反映──千篇一律並無任何顏色。楊氏對眞實/鏡象的刻意區分和以此為前提的種種修辭和潤筆,反而妨礙了對原文(至少是他所依據的英譯本)的閱讀。

這裡當然不是為了斟酌誰的翻譯比較「好」,卻只能用此種很曲折的方式談及「香港」──即便有些人覺得「香港」已經消失了。

於是我們必須要回答,記憶與遺忘是怎樣構成身份與身份的敘事,以怎樣的一種主體性介入歷史?只有為了讓每個人都能成為自己,才是團結鬥爭的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Raoul Vaneigem. The Book of Pleasure (Le Livre des plaisirs). Trans. John Fullerton. London: Pending Press, 1983. p.99, 100.

2) 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想像的動物》(The Book Of Imaginary Beings),楊耐冬譯,台北:志文,1979。頁84-85。此書原為1957 年以西班牙語寫成 Manual de zoologia fantastica,共82 篇,屝頁注明為波赫士與Margarita Guerrero 合著。1967年的版本改名為 El libro de los seres imaginarios, 共116 篇,為其後所有西班牙語版本的依據。1969年的英譯本仍標示為波赫士與Guerrero 合著,譯者Norman Thomas di Giovanni 據說在翻譯的過程中與波赫士合作,作出不少修訂,並加入西班牙語版沒有收錄的另外4 篇。波赫士認為書中的傳說故事並非他的原作,故此書未有收入其作品全集。
關於此書的作者權問題與版本比較,可參考:http://leepers.us/evelyn/reviews/seres.htm

3) 波赫士在文中提到,Fontecchio(?- 1736)關於廣東民眾各種迷信和傳說的初步記錄,見於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該書簡集於1702-1776年間出版,共三十四冊,乃派往美洲與亞洲各地的耶穌會(Societas Iesu)宣教士通訊編輯而成,內容主要是向教庭和捐助人匯報宣教及使徒工作,以達教化之效,隨著往亞洲通商變得頻繁,歐洲人對亞洲(特別是中國)的興趣漸濃,故亦收入不少宣教士的在地見聞,如政府體制、風俗、民間傳說等,是當時東方熱與「漢學」的濫觴。
參見:http://fr.wikipedia.org/wiki/Lettres_%C3%A9difiantes_et_curieuses

4) 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漢學家、英國駐華外交官。1867 年來華,歷任汕頭、廈門、上海等地英國領事,亦曾於1885-1888 年間駐任台灣淡水。曾參與修訂「韋氏拼音法」(Wade-Giles system),於1892年出版花了廿年編撰的《華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897年接任Thomas F. Wade(1818-1895)任劍橋大學漢學教授,至1932年退休,著有關於中國文學/歷史/語言著作多種,翻譯了儒家、老莊等中國古代思想典藉;亦為共濟會活躍成員。
參見:http://en.wikipedia.org/wiki/Herbert_Giles

5) Jean Baudrillard. “The Revenge of the Mirror People.” The Perfect Crime (Le crime parfait). Trans. Chris Turner. New York & London: Verso, 1996. p.149-150.

6) 布希亞也認為,不單只有「鏡中人」會復仇反撲,鏡子的這邊,各種「知識對象」也將會像病毒一樣變異,最終摧毀現實,分子科技諸如基因圖譜、細胞複製、微觀生物學等,已經釋放了人們無法控制的各種虛擬存在物(virtual beings)與異形(aliens),足以全面癱瘓人類。
Jean Baudrillard. Fragments: Cool Memories III 1991-1995. Trans. Emily Agar. New York & London: Verso, 1997. p. 135.

7) 我可是這樣意識到「鬥爭年代」的來臨。兩三月前參加一個以高中生為對象、有關「寫作語言」的講座,其中有同學發問:「面對共產黨語言的入侵,我們應該怎樣捍衛自己的語言文化?」帶有強烈「鬥爭性」的語言在少年人中間廣泛流通,很可能是他們沒法找到思想資源藉以理解自己所處身的社會矛盾之故,「鬥爭性」語言傾向取消討論,然這種「敵眾我寡」的被害式(victimized)「本土身份認同」是在怎樣的場合或語境中迅速傳播、覆寫和挪用,最終會召喚甚麼歷史幽靈必須有所警惕。叫我更不安的是,「鬥爭性」和挫折感兩者同構:「鬥爭」的主要動力不在於實踐某種超越的理想,而是和一種普遍的挫折感、焦慮感縛在一起,兩者屬性漸趨相似,甚至互為操作,挫折感就是「鬥爭」的動能和理由。

8) 中英談判期間,曾有人提出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公投,當時沒有民選議席的立法局曾一致通過「羅保議案」(Lobo Motion):「We deem it essential that any proposal for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should be debated in this Council before any final agreement is reached. 」要求中英協議在簽署之前須先交香港立法局辯論,隨即受中方大力譴責。可以想見,中英雙方都無法接受公投,或任何可能催生「港人自決」、「香港本位」意識的民間運動發酵。因著各自的利益與政治考量,中英雙方均拒絕任何香港代表加入談判、並用各自的宣傳機器和「民意諮詢」扭曲多數香港人「維持現狀」的意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既非中、英政府原來為香港人設想的議程,倒是一連串角力、討價還價和謀算底下,雙方邊忙著出牌交手,同時要游說、推銷給550 萬港人的紅蘿蔔。今天仍死抱著這個框架作為抗爭的基點,有可能連它內含的反人民自決的基因、代議政制的收編本質也照單全收。

有關中英談判過程的爭議,可參考:Ian Scot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p. 171-215.

9) 楊耐冬,〈譯者序〉。見: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想像的動物》(The Book Of Imaginary Beings),楊耐冬譯,台北:志文,1979。頁5。另請參考注 #2。

10) Jorge Luis Borges, with Margarita Guerrero. “Fauna of Mirrors.” The Book of Imaginary Beings. Ed. and trans. Norman Thomas di Giovanni. London: Penguin, 1974. 67-68. 本文的英譯引文皆以這個版本為據。

11) 值得注意的是這則傳說的背景是黃帝時代,古時的「國家」觀念當然與現代民族國家觀念不能同日而語,英譯的「Kingdom」 可譯作「國度」、「領域」,亦與國土邊界清晰的現代民族國家不能混為一談。

原刊《字花》第39期。09-10/2012,頁41-44。

Share

1 則留言 21 Sep, 12

意向與能量


前天去蕭公子的家,他給我看這個錄象的選段,我回家試試看,弄歪了我平常怎也弄不歪的不鏽鋼匙羹。正如Jack Houck 所說,重點不在於弄歪匙羹。片末的種子實驗,儼然啟示。

Share

留言 10 Jan, 11

念舊/ Older posts


March 2017
S M T W T F S
« Jan    
 1234
567891011
12131415161718
19202122232425
262728293031  

~ 月缺

~ 杳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