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事：「書寫與診療」講座
張歷君與李智良會在正文書店做一次關於精神病和精神醫學的對談，焦點集中於對精神病學的批判，並探討精神病與文學寫作的關係。
日期：19/July/2008 (星期六)
時間：3:30pm-5:30pm
地點：正文書店 (銅鑼灣駱克道500號3樓B )
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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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郭詩詠編，Kubrick & 廿九几) @ Kubrick e-shop; @ 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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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反精神科' 的存檔：
我們都是精神病患──李智良、張歷君對談（節選）
編按：這個對談是李智良即將出版的新書的副產品，原意只為理清思路，但談著談著，竟溢出了原有的範圍。在兩次合共六小時的對談中，兩人從樂生院、國家機器、精神病學、社會監控，一直談到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魯迅和新興宗教。驟看是任心閒話，近於即興，卻處處見其無時或忘的關懷。《字花》這裡節選跟「文學與診療」有關的部份，讓讀者先睹為快。至於巴塔耶、科耶夫、魯迅與新興宗教等內容，請見李智良新書附錄。（編輯：郭詩詠）
日期：2008年4月19日
地點：葵涌
錄音整理：高俊傑
「噢！朋友們。」—— 來自樂生院的啓發
張：對你來說，為何會想在今年出版這樣的一本書？
李：只是覺得有一種迫切性。自己正朝向另一個甚麼階段出發，很可能遲些時候，便不再想處理當下這個階段的感覺。假如今年無法完成這本書，大概之後也沒有體力和時間去做。
張：有沒有一些特定的事件刺激你萌生這種想法？
李：稱得上「事件」的大概就是台北樂生院的運動。事緣捷運延線的車廠工程令樂生院面臨清拆，院民與社會人士抗議政府將他們迫遷到迴龍醫院的決定。這件事引起了很多爭議。雖然自己只是從網上的報導或朋友口中知悉，沒有直接投入到行動當中，只到過「現場」待了一個午間，但情緒上還是受到不少牽動。
張：那這次事件對你有何意義？
李：我想先補充一下關於「事件」的說法。我其實不太認同叫這場運動作「事件」。「事件」這個字眼，很容易讓人覺得它已經完結了。但事實上它並未完結：參與抗爭的人，或這場運動的主體，仍然在抗爭、仍然經歷很多變遷，現在就要清楚說明這場運動的「意義」是不適當的。
張：關於「事件」（event）這個名詞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它未必是一個已過去的時刻，而同時可指向時間上斷裂的一點，從而開啓了一種全新的視野。你覺得樂生院這個「事件」有沒有帶來甚麼啓發？
李：這可以從兩個不同層次理解。稍為抽象的說法，就是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對「事件」的闡釋：事件不只是一件已發生的事情，更包括了一個被建構的位置，讓言論把特定的意義安放在它之上。假如事件得到經驗或啓發的場所，這個事件就會伸延開去，一直變異，衍生一些未必可以放進符號系統的東西。從實際方面說，樂生院近日「正式」開始清拆，比起剛開始的時候，人們的關注反而少了，可惜的是，它的「意義」、特別是對「社會運動」而言，其實還未被完全開啟出來。對我個人而言，它讓大家都看到，一群人只因為患病而被社會排斥的現實。不論是日治時期類近殖民的政權，還是國民黨的「外來政權」或民進黨的「本土政權」，都對樂生院的院民採取同一種態度：完全的無視、出賣。幾十年來，他們沒有得到任何賠償、道歉，沒有妥善的安置。到今天更被冠以「阻礙城市發展」的罪名，這群人僅僅是患上了漢生病（「痲瘋」）而已，漢生病早已證實傳染性很低、可以治癒，我覺得這許多事情都值得我們深思。
張：政府仍然不讓他們從樂生院走出來？
李：重點並非不讓他們離開。除了樂生院外，他們根本無處可去。自從日治台灣政府在1920年代初對漢生病人實施隔離開始，院民就已沒有戶籍。隔離政策雖然在1960年代名義上解除，但他們沒有重返社會的機會和條件。他們很多都與家人失散，也無法工作，而且因為被院方強制施行絕育手術，也沒有子女。最早在五、六十年代時，他們開始為院內死去或自殺的院友建設龕堂，這樣，他們視樂生院為一個可以讓他們建構「家園」的地方。人死後是葬在他歸屬的地方，但是這個監禁他們的災難現場，卻是他們唯一可以有的歸屬。你可以想像這是一個何等痛苦的「認同」。現在仍然住在樂生院的都是七、八十多歲的公公婆婆，他們的要求，只是讓他們靜靜的、尊嚴的在那裡渡過餘生，但台灣政府所考慮的，卻是如何將他們送往新型的現代化醫院，以騰出空間讓捷運工程順利進行。
張：為何沒有政黨為這班選民發言？
李：在不同政治勢力眼中，這群被隔絕了三四十年之久，身體又受到醫藥傷害、行動不太方便的「選民」，並不會發揮很大的選票作用，聲援他們的群體又多是對選舉政治不予信任的。政府至今也一直沒有提出任何賠償方案。而《漢生病賠償法》闖立法院不成，也突顯了存在於各運動主體之間的張力和裂口。
張：換言之，這是一個完全的隔絕，不論從文化上或社會上而言。
李：也可以這麼說。因為經歷過隔離政策、與「治療」造成的傷殘後，院民雖已治癒，卻難以重新投入社會。
作為「例外」的存在
張：其實隔離本身便是一個典型的標籤化過程。正如你之前曾向我提及的，只會有「精神病康復者」，而沒有「感冒康復者」。樂生院這個例子的另一個特別之處，令我想起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異托邦」（heterotopia）概念。簡單而言，「異托邦」指向的是在一個所謂「正常」的社會內，那些以「倒轉」的形式來運作的地方。在我們的社會裡，那些所謂「正常」的地方，都會同時被這種「倒轉」的地方所呈現、抵制和顛倒。由於這些「倒轉」的地方極具特異性，縱然我們能在現實中標明它們的位置，這些地方卻始終被理解為外在於一切地方的地方。福柯在題為〈論異度空間〉（“Of Other Spaces”）演講中，談及十九世紀以來現代的異托邦特點時，提及了一系列的例子，它們包括養老院、精神病院和監獄等。福柯把這些現代異托邦稱為「偏差的異托邦」（heterotopias of deviation），因為它們都是用以安置那些偏離了社會規範的人群的地方。
李：我認同這些地方是以一個極端的形式顯現，但實際情形並非三言兩語所能簡化。
張：對。我只是從整體性的角度入手處理這個問題。一般而言，我們都會認為，樂生院的病人應該會討厭這個監禁他們的地方，但弔詭的是，他們反而對這地方產生了認同感。這種「例外」的狀況，其實與精神病患的處境頗為相似。從你的作品中可以感覺到，你一直關注自己被標籤為「例外」的人，並因而受到另一種對待的狀況。
李：我想以「例外」來命名這種處境好像有點籠統。因為「例外」放諸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身上也有不同的意義。比如說，將自己視為例外和權力把你當作例外，就是兩種不同的狀況。樂生院早期的強制隔離措施令一群人被排除在社會之外，可是這個隔離也某程度上反過來屏障了另一些暴力和侵擾，加上後來一些偶發的條件，令樂生院內得以出現一個自我經營的時間及空間。你可以看到這個「例外」的處境總是在變。樂生院有過幾次擴建，原因也不盡相同。在這個「例外」的空間內，卻是貫穿一種生活的感覺。舉例來說，以往醫療照顧不當，病人得服用副作用強烈的藥，令神經壞死，又動輒受到諸如截肢等暴力粗劣的「治療」；後來，因為熱心人士捐助，院民漸漸多以電動車代步，樂生院是倚著山坡興建的，院內沒有很多樓梯，舍堂、平房主要以坡道相連，行動不便的院民，還是可以駕電動車去到院內各處，比「正常人」還更快。這種人與空間之間的適切性，與捷運發展的邏輯是截然不同。
而且，捷運車廠工程其實還有協調的空間。桃園縣願意挪出地方，只要建廠方案調整一下，樂生院可以大幅保存，但台北市和桃園縣分屬不同的政治勢力，還有發展商的利益誘因，加上行政院與文化建設委員會之間推卸權責，就消滅了一個社羣的「自我完善」的能量。
國家？機器？—— 我們都是速度的奴隸
張：例外的狀況不僅僅是從空間的變化而言，它更加是一個系統的運作邏輯。舉例來說，法例之所以能站得住腳，正正是因為司法系統設定了眾多「例外」的罪案，來維持所謂「正常」的行為準則。這種利用「例外」來控管人的做法，其實是從現代性（modernity）而來。它同樣是法西斯運作的邏輯，譬如猶太人便被納粹政權視為「例外」的存在。因此，正如你所說，台灣的幾個政府雖然在形式上有所變換，但都對痲瘋病人這個例外的群體採取相同的對待方式，這反映了國家機器其實一直都是以相同的方法運作。
李：對於不少朋友來說，「國家機器」其實是不言自明的概念。然而在主流論述中，很少有人反思「國家」這個政體的形式。到底為甚麼我們會認定國家這個形式，來體現一個地方內人與人的關係？就算是「國家機器」內部，也有很多不同的交涉，並由此生產了不同的主體。新聞報導說香港是奧運聖火傳遞到中國國土的第一站，但實際上香港長久以來也是作為「例外」，甚至「境外」存在。除了以「國家機器」來作概念上的爭辯，我較關心構成機器的零件，從較實際的處境去理解當下。
張：從權力交涉的角度出發，所有東西都是力和力的關係，那國家機器所生產的主體自然會因為不同力量的糾纏而有所演變。我選擇用「國家機器」一詞的原因，在於針對它作為一種現代發明的面向。國家機器並不代表一切，但麻煩的是它擁有無堅不摧的破壞力。若從歷史向度出發，現代國家機器初具規模的時期是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時期。它是一個相當有效的體制，將地區內所有的人軍事化。簡單來說，就是將整個國家的人民變成軍隊，達到「全民皆兵」的狀態，因此拿破崙能夠以法國一個國家的力量，對付當時幾乎整個歐洲的保守勢力。相比起其他國家採用的僱傭兵制，將所有人民動員參與戰爭這種方法顯得更有效率，也更可靠。這種管治的系統後來不斷擴展到其他地方，並成了新的治理國家的邏輯，到後來更通過殖民勢力來到亞洲。因此，國家機器的概念正正擊中了當下處境的核心問題：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所有事情都要順暢地運行，而運行的速度還必須很高的生活。這解釋了為何我會以「例外」來形容有疾病的人們，因為他們無法適應這種高速運轉的規律，成為這種機器的障礙。
李：這又令我想起「病人」也不常常是均一性的身份。不同病人的地位、待遇都不盡相同。舉例來說，精神病的位置與肺病、N型流感等等的病都不一樣。不過我同意，「病人」是特別不適合於國家機器這種管治模式下生活的群體。當然，許多沒有病的人也被視為不合適的「例外」，包括低技術工人、性工作者、智障者、亞非裔人士等等，因為他們無法跟上「速度」的秩序。從另一角度看，這些弱勢群體必須被置於一種作為「例外」的位置，讓他們可以不斷被壓榨。由此可見，國家機器的操作是相當細緻的，不同的人會被恰當地「安排」到各個範疇，被壓迫者就很難連結在一起。再以醫院內的人作為例子吧，心臟病病人、精神病病人得到的醫藥資源是截然不同的。藥廠開發藥品也有其選擇性，「富貴病」的病患能享有很多「選擇」，在「落後地區」流行的致命傳染病，譬如天花、瘧疾等等，卻仍然缺乏新式、廉價的藥物。我覺得當下的權力核心甚至與企業合謀，並不停互相變換位置。
張：我自己不會設想國家機器是很「聰明」的裝置，例如說它能夠不斷變化自身，並生產新的分類。我比較傾向以一種稍為辯證的方法來看待這個處境：根本上沒有人能夠自然而然適應國家機器的運作模式。國家機器能夠生產大量分類的原因，不是來自內部，而是源於它在外部所遭遇的力量對它所作出的對抗。它要生產新的分類，來治理這些它最初沒有預計到的力量。
李：這可是參與社會運動的人必須要思考的一個問題。
張：雖然如此，但這正正就是「歷史」。國家機器的管治如此細緻的原因並非是身處高位的人很聰明，而是因為反抗者不斷變換新的方法反抗。
李：這就是說，其他人的反抗反而令它能夠自我完善。
張：所以最為根本性的問題並不是變換新的反抗方法，而是要讓大家不再相信分類會令社會變得更好。從這個角度重新理解分類的話，我們會發現它其實是一個相當難以對付的統治手段。這種方法會持續不斷地進行細分的動作，到最後令每個個體都與所有人分離開來。我們當下經歷的道德危機或倫理危機的關鍵，其實並非是因為某些「滋事者」不服從統治，令統治陷入危機狀態。而是「分類」令大家變成一盤散沙。大家都以為，分類是相當科學的方法。但分類科學的歷史告訴我們，事實剛好相反。
李：其實將分類視為必然的理解，是否從那種古典的殖民科學主義衍生出來？
張：我較傾向認為是從工廠的生產線模式而來。因為把一件物品細分為不同部份，然後令每人專注處理手上部份的生產方式，被資本家認為是效率最高，也能帶來最大利潤的方式。這也與戰爭狀態中，愈快生產物品的一方，便有愈大戰勝機會的思維一樣。若從一個精神病人的角度出發，當下的這種二十四小時候命，而且不斷加速的生活，是否真的值得我們去過？
李：即使你得了精神病，也沒那麼容易就放過你的！母須以「精神病人」作對照，也知道「正常人」活得很辛苦。（笑）個人的經驗而言，這種分類或者劃分的行為，確實相當無聊。每個服食精神科藥物的病人，都需要定時覆診。英文會用Institutionalized來形容這羣「被納入建制」的病人。在香港，每年到公立精神科門診求診者，約有六十萬人次，在2005年，到精神科求診的十四歲以下小朋友，就有一萬八千多個。他們大部份會被收納到精神科的「系統」中。這許多「病人」就這樣開始了長期服藥的歷程，並要面對服藥所致的副作用和遺害，很多人將無法全職工作。老實說，我也不知道哪些人因此得益，連政府也無法得益。你想想看，這些人需要每天服食精神科藥物，而這些藥物基本上又與毒品無異；政府要養育這群「癮君子」，又要他們「正常」生活，所需的社會成本相當鉅大。病人也要承受標籤、污名帶來的家庭與人際問題。我可以想到的唯一受益者是藥廠，持續依賴藥物的病人正正是它們的利潤保證。
張：這其實與電影Matrix中那個電腦母體（Matrix）的運作邏輯一樣。對於心理醫生來說，病人的功能便是維持他們「醫生」這個身份存在的保障。對於政府而言，雖然社會成本很高，但由於這是令現行制度繼續存在的原因，所以它還是要竭力保護。
李：所以說這個劃分其實也包含著管治上的效果，它維持了現存制度背後所倚賴的價值。
巴赫金、杜斯妥也夫斯基和我們
張：還是讓我們回到文學的討論上吧。我認為，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對於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的理解，在當下的處境是很重要的。相對於傳統現實主義，巴赫金認為杜斯妥也夫斯基所展示的是一種幻想現實主義，而唯有這種現實主義才更能夠開展一個人內在的精神狀態。在他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杜斯妥也夫斯基將筆下的角色，都視作一個個真真正正的人。在故事內這群主人公一直不斷地思考，不斷地敍述，並因此而能夠貼近他們自身存在狀態的內核。其實這種精神，是很需要在教育或精神病的範疇中推展出去的。
李：除非現行的醫藥體制經歷一個翻天覆地的變革，否則我相信醫生與病人依舊是「宰制與被宰制」的關係。醫生始終掌握著宣判有病，釐定康復標準和處方藥物的權力。但同時，醫生在這個體制裡只是個小官僚，沒有任何實質的責任可言。當醫生每三幾個月便會調遷，你的病歷也就不斷被重新書寫、或斬成碎件。我想，一些較進步的社工、或從事學生教育工作的人，還有較大的空間去做你提到的這些嘗試。不論教育、醫療也好，其體制本身的傾向就是組織化，要持續穩定發展，它自然就要均一對待、而同時又孤立每個病人和學生。你可以想像，真正對話、溝通的場合是不可能發生的。
張：假如找人對話充滿困難，我們有可能自己與自己對話嗎？我贊成類似社會運動的「游擊戰」固然要加以爭取，但也應該同時擴大反思存在經驗的空間。
李：我同意無論是藝術還是文學，仍然有很多開展的可能性。同時間，它們不能單單停留在其固有的範疇，更應該以自身的美學，關注這種經驗，並將這種經驗及所提出的思考帶給其他人分享。剛才我們對科學主義提出諸多批判，關鍵就在於不知從何時開始，這種狹隘、粗糙的科學主義成為了大家理解事物的共同基礎。相反，藝術和文學還未成為一種生活與思考的共同基礎。
張：其實從現代性開始，就一直有人嘗試去做這樣的事情。例如杜斯妥也夫斯基，還有存在主義的一批哲學家和文學家。除此以外，我會理解五四時期的一眾作家的書寫，也是類似的嘗試。某程度上，他們面對的是整個時代的問題，並嘗試提供答案。可惜的是，後來帝國主義的介入，再歷經抗日戰爭與內戰後，已將整個中國軍事化，也再容不下空間去延續這種文化批判。到之後歐洲在五十年代開展的存在主義運動，其實是從尼釆（Friedrich Nietzsche）、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思考發展出來的，而這個思考方向也是五四時期一個很重要的思想源頭。存在主義運動之後的後結構主義思潮，也嘗試繼承這個思想傳統，從文學式的思考入手，去處理人的精神狀態。
李：香港好像仍未有相近的思考出現。
張：對。讓人擔心的是，當法國的精神分析大盛後，現在其內部出現了反動。法國有些精神科醫生聲稱精神分析過時，而認為美國那種以科學和統計為主導的心理學才是正路。他們相信精神分析消失後，社會才會變得更美好。這種想法其實很危險。
李：香港的情況也很類似。你看我們往往不予批評、不予判斷，便全盤接收美國的一切，就連在美國已發生極嚴重事故的多種「抗抑鬱藥」也照給病人服用。
張：另一個將要面對的危機是醫療改革的推動。如果日後真的把整個系統都轉為保險制，商業利益就會完全蓋過了病人的需要與利益。
腦海裡的另一把聲音
李：我想再回應一下你剛剛提及的，關於文學與藝術的看法。我始終覺得用文學書寫去表達存在狀態之後，需要有所轉化，才能成為打造一個新共同體的思考資源。當下的狀況就是文學、藝術、劇場之間還沒有一個較緊密的、相互連結的基礎。我印象中台灣好像做得比較成功。
張：對。台灣的市民社會、社區運動建立得比香港好，有較好的條件去接連不同的藝術形式。
李：我想這也與香港缺乏嚴謹的人類學、社會學訓練有關。
張：環顧不同學院的生存環境，現在的大方向仍然是由科學和統計主導。因為唯有能夠在獲得承認的學術期刊上刊登的研究，才能夠爭取到資源。而大部份獲得承認的期刊其實就是美國的社會科學期刊。這令到統計、量化的研究當道。但這種方法在人文學科的領域裡是否可行，則依然是一個疑問。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 以所謂科學方法分析文學的語言學和形式主義方法，根本沒有理會人類語言實際上是如何運作的。
李：說起語言操作，就想起自己寫作時的狀態。最近我愈寫愈「頭痕」，所以把頭髮剪短了。（笑）我想你寫論文時也會有這種感覺。因為語言自身有其律則，每一次的書寫其實都像和那些字詞在鬥爭，並想盡方法借力去表達自己希望表達的東西。這可能也是一種歇斯底里的展現吧。
張：其實可以嘗試用巴赫金的方法理解。根據他的理解，書寫並非指自己一個人寫作。整個過程其實是和腦海中另一個主人公做鬥爭的過程。一部作品，或一篇文章寫得好與壞的標準，就在於你究竟能否戰勝這個主人公。
李：又未必一定要戰勝他（們）。就算寫作一篇簡單的文章時，腦海也會出現數把聲音。
張：戰勝的意思是類似一種玩遊戲的想法。究竟在對話的過程中，你能否發展一套語言，不單單說出自己想說的東西，同時也能把別人的想法吸納進自己的思想體系裡。
李：我在想，一個「精神病人」吸納別人的想法，其實也頗歇斯底里的。（笑）
張：就像你經常提及的法官史瑞伯（Daniel Paul Schreber），（注1）其實他是在用一種新的語言來創造一個完整的世界。其實換個角度看，這是一件相當細緻的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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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智良對史瑞伯其人及其回憶錄的譯介，請參閱《字花》第十一期的「四方月亮」欄位。
1 則留言 15 Jul, 08
Teach Yourself English: Lesson #5
關於校園槍擊與SSRI 類抗抑鬱藥：
1.解釋 SSRI 類抗抑鬱藥於服用、減服或停用期間常見的「副作用」。
2. Gary Null 執導的記錄片足本：The Drugging of Our Children。
關於青少年及兒童的服用精神科藥物以「治療」「抑鬱症」與「過度活躍及專注力缺乏症」的遺害；SSRI類抗抑鬱藥被廣泛處方與校園槍擊案激爭的關係。含1999年「科倫拜高中槍擊事件」的回顧。
留言 06 Mar, 08
筆記
1.
早陣子和幾位復康界別的基層／前線社工、社福政策研究員和多年來接受精神科治療的朋友才初次認識、談了大半晚。試著記下一些個人想法，比較抽象，暫時只能這樣寫法，或者對誰有用、或者不。
總的來說，我似乎能夠進一步確定，「精神病人」、「精神病康復者」並不是一個僅因為被確診或開始了接受治療而自然而生的位置；這個位置、或身份涉及的，不僅只是個人境遇或身體毛病的問題和解決方案。
相反，它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政治的」處境，或者，必得以政治方可理解的處境。「政治」不是指信奉馬克思或不信服人大常委議決就要被關進青山或葵涌醫院，當然這種例子在歷史上也不鮮見。「精神病人」處身一個「政治的」處境，是指病人身份與病人身體狀況之被受權力所中介，甚至是一個由政治宣佈、宣判生成的身份：這由哪些人被近乎系統化地被納入精神科體制，他們由求助、中介、診斷、確診、治療方案的釐訂與選擇，住院與否的選擇權，住院期間的遭遇、人權狀況、法律地位或保障，治療效果的評估、治療的維護與調整、康復的跟進與確保，以至於更根本的「康復」的定義和措施，這當中每一個環節和程序中，病人所遭遇的(結構性)不平等、不公或權利被漠視的情況。
而且，這個處境，亦在醫院診所以外，以較為「隱性」的方式延續，譬如病人申領的其他社會服務的資源、支授服務的甄選、中介、它的成效等等，及至因為被確診為罹患精神病、或正接受治療與其他受助服務而衍生的諸如就業、就學、居住、交通、社交、家庭等方面的跟進問題…… 此種種在一位「精神病人」身上，藉環環相扣的「支援網絡」的結點和扭帶，它們是如何實行，達至最終的「康復」或「重投生活」的目的？而「精神病人」在此連串程序和處境中的參與權、自決權有多少？如果有，有多少？夠不夠？它一般受甚麼限制？
這似乎是一個問題意識的所在。
2.
遁上面的問題意識，在每一位精神病患的身上，我們可以追溯各種幾乎奇異的荒誕經歷。每個案例都是復康制度和它的理想之例外。例外卻是一種結構性的例外，而非個人境遇、不幸所致。當我們覆述這些案例的同時，我相信，它們大多能放進一個兩段式的框架：
i) 一個人為甚麼會到精神科求診、為甚麼會轉介到精神科求診，也就是，甚麼叫擬似精神有問題、甚麼是精神有問題的定義和自我懷疑。
ii) 「精神有問題」的人接受到甚麼待遇、「精神有問題」的人面前有啥選擇。
一個人，如何在一個從一開始就是權力如斯不等的連串過程中，倖存於目前，卻無法申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災難。從被疑為精神病患起始，接受各種醫藥實驗、通過各種社福機構的審核、在職場上模擬一般人的作風，以半壞的身體和反覆不定的精神狀態、以割離的情感聯通、長久被受質疑的情况中，一路下來存活至今﹔而且隱活在人叢中，除了在醫生、社工、福利官和輔導員安排的場合，不許為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經歷作出說明，成為別人與自己的忌諱。
一個人：「一個人」多次在本文中出現，是因為精神病患的判定，往往取决於一個人的被受孤立、如圈出文章一個錯處，孤立於社羣、孤立於親人朋友、孤立於歷史、孤立於生活的其他場合，當一個人「行為異常」、「情緒失控」、「思想混亂」，這個危機場面首先被孤立理解為「病態」與「失常」、「病癥」或擬似；然後，這個人的家庭歷史、人生境遇、財務狀况、性生活、睡眠食欲、與人相處的情况才被(以確診與否為目的)追溯問詢，按診斷手冊的病癥列表，與及醫護人員的職業文化與醫院體制中的臨床經驗，in retrospect 的被理解、被詮譯、被重新賦以脈胳，被解讀(de-code)為得病的原因、或「發病」的誘因。
如此「病」是孤立或去脈胳的一種命名，並且以國家規模科學主義管理主義為前提，「病人」是孤立的一個身份位置，「孤立無援」的主體得以確立之時，同時就是專業援助的介入。
如此，我想強調上面的 i) 與 ii) 兩項，並非一個進程的兩個時段，它們並非時間上連續的先後之分，而是一種幾乎是共時進行的相互辨證。
一個人，正如 i) 中，自我懷疑或被懷疑「精神有問題」，是因為他(或他的親人、他的家庭醫生、甚至更災難性的由「警員協助」送院)，首先認同了精神科的定義，視自己面臨的危機為精神科介入的專屬範躊，此同時非常吊詭地—— 由認同變成求證、認同甚麼、要證明甚麼暫且打住—— 他立刻就滑移到 ii) 所述的處境，並且發現「精神科」就是他的唯一選擇，以國家規模科學主義管理主義為前提的「康復」就是他可以得到的唯一待遇，無論是求診／送往求診到確診、抑或確診以後的漫長「治療與康復」，兩者皆建構於孤立獨存的「病人」身份與去脈胳的「病理」專業論述。
一個人被判為精神病患與一個人被確診為肝炎帶菌者有質性的不同，雖然肝炎帶菌者對社區一樣有潛在危險，獨是「精神病人」的「病人」身份、有病與否在精神科的執業中並沒有任何可重覆的生化測檢可言，它僅由藥廠研發主導的專業論述維護。當然，它有自己的arms and bodies：
「精神有問題」的人接受到甚麼待遇、「精神有問題」的人面前有啥選擇，即上面的 ii)， 它的每一個環節、每一個操作點，諸如用藥、住院、中途宿舍、就業計劃、庇護工場、門診、職業治療、人身保護令、電擊、心理咨商等等，無一不歸返同一個前提，幾乎自我應驗，也就是 i) 所述的那個場合裡確立的「診斷」(diagnosis)：你「精神有問題」，因此你需要專業援助的介入、而你的唯一選擇就是國家規模科學主義管理主義的專業援助，而這個「康復」體制的成效，最終必得又以 i) 所述的場合裡將你判為「精神有問題」的同一機構所作的評估為準，也就是那個沒有任何可重覆的生化測檢可言，僅由專業論述維護的持份人，醫生閣下所講、所書的一切為準。
但是，親愛的讀者，你聽過「精神病患」病癒、好返沒有？你聽過有精神科醫生會回顧自己跟進的病例，然後說「噢，智良，當年是我斷錯症、作了誤診。」沒有？
去脈胳的「病理」專業論述，就是說，「病」與你的成長無關、與你的生活條件無關、與你的欲望無關、與你的情感表達、情感聯通無關、與你的朋友親人愛侶相處方式無關、與你的膳食和安居無關，與你在確診後所作的一切調節亦無關、因為那是藥物的功用、屬於醫生的偉蹟，你的「病」，當然與你的政治取態、世界觀、宗教或族裔完全無關。「病」就僅是你的腦內生化平衡出現異常，精神科藥物可調節之。但當你的「康復」進度需要評估，你的藥量需要增減，你的中途宿舍宿位想延期、公屋想掉遷、就業中介寫推薦信等等之際，它們又變成統統悠關，你的一切社會行為突然又成了評量「康復」進度的準則。是以上面的 i) 與 ii) 的滑移與自我應驗、自我合理化。幾乎像文學中的換喻。
3.
歧視、自我歧視，標籤或差別對待的提法、或以此貼近精神病患的生活狀態的各種理解架構、或以此為對應爭取平權的社會措施，大抵皆為失效，未能切中。試想，有多少人願意到平等機會委員會之類的機構，申訴：「我有精神分裂，我懷疑公司有人對我的工作表現作出不合理評估，非法解僱了我、克扣了我的約滿約酬金和代通知金，並且在我的離職證明書中作出虛假陳述……」我有精神病這個言稱，正如「更生人士」的講法，隨即令妳所說的一切取消了，你的任何陳述必得歸返醫生的醫療報告、社工的社會報告。
我傾於相信，類似問題的癥結不在於有幾多志願機構的人力物力，能投放於倍伴「精神病康服者」一起走過康復道路、或就現行的社福政策作出修補。而是認清一種政治形勢位置的對决或茅盾：所有的公權機制、違法行為監察，投訴、仲裁、偵訊、調查，無一不繫於申訴人的單一身份、單一歷史、單一陳述與所謂「誠信」的主體確立，可是一開始，妳說，「我有精神病，我懷疑……」妳就無權作出任何言稱、任何陳述。一開始，精神病患是一個被受質疑、必須委託專業者以證其辭的位置。可是這個由醫護人員、福利官、公職人員組成「康復」專業者集團，如前述，正是「精神病患」身陷歧視的源頭、甚至直接就是投訴對象、壓廹來源。
我們的「公權力」，行使講求客觀、持平、證偽論據，這些原則通通把「精神病患」置於質疑、置於一種必須先行自辯的位置。那並非因為精神病患無法、無力客觀、持平、證偽有據，而是一方面他不受質疑的言說權利，或liberty from skepticism／cynicism 的權利，率先已是不獲容許，更重要的是，由醫護人員、福利官、公職人員等組成的專業者集團，其操作一貫是資訊隴斷、權責互換推延的技術官僚化，並且呼召同一種「公權力」為行政之綱紀。
譬如說，被認定為「躁鬱症病患」如我者，在醫生、社工、輔導員、福利官等等建制中介人的當前，必須留心不被觸怒、留心不要顯出失意，那是因為無論我哭笑不得、面紅頓足，那將被先驗的認定為病態所致。那是因為，我的「躁鬱症病患」是在同一個場所宣佈成立的，每一次覆診、見社工、見其他相關福利事宜的公職人員，我的「躁鬱症病患」再一次確認、重申。
我是這樣理解自己的「精神病患」，如何成為被受宰制的一個政治的、或必得以政治理解的位置。
而我還未說及，這個位置於我底家人親屬之中如何生成張力，我還未說及有關精神科藥物的倫理爭議，另文。
圖：大埔完善公園
9 則留言 22 Feb, 08
轉貼：Vara Adams: Trees
攝於大埔泮涌, 2007
精神科受害人，滿目皆是，一波「新奇藥丸」的研發上市自然就要有一波接一波的新症，道理很簡單，起左樓的地產商就要找人買樓，還要托高個市一樣。有好些人的人生從此跨掉，有些人在廣濶的沉默中泅泳、沒來得換氣出聲，有些人或者在資訊資源等方面比較懂得自己的「優勢」，Vara Adams 和這個神態有D 似洛謀叫自己作「Fritz@against psychiatry」的男子，一個幾乎就是企業搖滾的新巿場正名與發現、一個傾向無政府野貓，同樣是在少年彷徨之年，頭頂多了個標籤，好多年才戒除藥物、好多年才能脫離「精神科—社會福利援助」的穿透，然後覺得有必要告訴後來的人：「你說”不”他們就當你說”是”…」，並且「不要相信醫生，他們才是瘋的。」
Trees
The philosophers muse if no one’s there to hear the tree that falls it may not make a sound
But I heard on the news you hanged yourself with no one there to hear except the trees — did they hear you?When you were a little girl
The other kids would push you, make you cry then laugh
When you grew a little older
Things began to look a little bleaker, doctors came said they could treat youSometimes things seem right but they don’t work out
Theory may be perfect but it’s wrong
One day we will open up our minds
And our trees will be heardDoctor saw you in his rooms
Minutes later gave you pills to make you smile
Few months later cut your wrist
Checked you on the ward and gave you shock, then locked you up for your own goodThe philosophers muse if no one’s there to hear the tree that falls it may not make a sound
Though the rest of the world may close their eyes, let those who seek to change their thinking come to you
相關：
下載 Tress
收聽 Madness Radio-2008-01-30: Survivor Songwriter Vara Adams
其實這才是主菜：against psychiatry(留意他們對 The Icarus Project 的狠批)
1 則留言 04 Feb, 08
Teach Yourself English: Lesson #4
英國紀錄片導演Adam Curtis 之作。此為選段。
有關精神病診斷準則、檢測與冶療方法的演變。
它同時指出醫藥科學每遭受一波評擊之後的自我修正主義。特別是診斷準則的厘訂與檢測，由人判到統計常率的詮釋，再到科學化的自我評估、與絕對表面可觀的「癥狀」系譜，並且，由情感／行為／想法的「癥狀」過渡到神經生化學病理的的確立，因而必須用藥物介入調節，作為病況／病人的管理，藥廠又悉時推出了它們的革命性產品……
它不僅有關精神科的爭議，而是以History of Ideas 的層次，去理解何謂「正常人」之於現代社會城市生活，個人作為社會一員的管理、管治等等的範式轉移。
相關：心理學家David Rosenhan 在1972年作的一個實驗
留言 27 Jan, 08
道成肉身：廹害妄臆者的回憶與案例
[本文源起自中文大學性別研究課程及性別研究中心合辦的「週三性別座談會──色情系列」其中31/10/2007題為「被害妄臆者的情欲遭遇」的座談由筆者主講，，本文嘗試整理補充其中一些想法。]
是期譯介的算不上文學作品，作者亦非一位作家、詩人；也就是說作者並沒有把他的著作視為一個種藝術、批評理論或書寫的實踐。1902年終寫於Sonnenstein 精神病院的序言中，史瑞伯 (Daniel Paul Schreber, 1842-1911) 闡明著書的原意：
「開始的時候我沒有將這部書出版的打算。我一面進行的期間才萌生出版的念頭，然而我清楚知道，考慮到個別還活著的人，要出版此書將會有很多疑慮。可我相信，專家對我身體所作的檢查、與及對我在生時的個人遭遇之考察，將會對科學與宗教的真相有所貢獻，所有個人的考慮因此都得讓步。」
在史瑞伯的構想中，這部直稱為《我的神經病回憶錄》 (Denkwürdigkeiten eines Nervenkranken)一書的出版(注1)，可謂一書陳詞。然而他為著甚麼而作供、供出了甚麼，卻非「為甚麼」能解答。再者，一個人如何憶述自己的精神病歷？
一個從事業高峰頹然崩潰，被診斷為「廹害妄臆型癡呆」(paranoiac dementia)、給關在歐洲最先進／最權威的精神病療養院的法官，如何陳述理性語言無以陳述的經歷與「真相」？更甚者，這個陳述被接納與否，竟是其人身自由權利的關鍵──本書的材料乃來源自史瑞伯本人於1899-1902年間就地方法院頒佈「人身保護令」覊留其於精神病院不予釋放一案，向德勒斯登(Dresden)上訴法院上訴期間呈交的重要證供材料所輯選。由於主診醫生和「專家證人」的反對，該書亦只有在上訴得值、官司告一段落之後方可出版。思哲的宗教見證、個人的體驗，遂與「政治」突然遇上。
儼如博柯筆下的雙性人Herculin Barbin一樣(注2)，在告解制度與十九世紀中葉新興的醫療論述和監控兩者重叠的場域中，一個「崎零人」私密的身體經驗與愛欲，最終還得聽候法律的仲裁和流放。於德國蕯克森首府城市德勤斯登任為法官首長(Senatsräsident)的史瑞伯，可能是現代最著名的「廹害妄臆型精神分裂患」案例。它不僅是其時方興未艾的腦神經學、精神分析學的病例，同是也就是其父親 Moritz Schreber 的「現代兒童教育」的活實驗品。讀史瑞伯的回憶錄，儼然是後工業時期科學發展觀的「反烏托邦」。當人的身體被碎裂成顯微鏡中的樣本，人做為人與「人屬」 (Homo)的歷史與存在經驗，自然亦給割成千百種無以拼成人生的抽象。以精神病學取資濫觴的腦神經學為例，它本身就是當時還極待引證的學科，晚至1887年，於古巴殖民地工作的西班牙醫生Santiago Ramoón y Cajal 方以銀鉻酸鹽注入一個腦組織樣本，發現，同時又證實了所謂「神經元」(Neuron)的存在。病，就是對身體的垂注與問詢的特定範式：「神經元」的發現與命名，僅僅指陳了這個「造影」過程，在外科解剖學與顯微光學所能夠介入一個身體組織的極至於此—— 神經元，就是可能發現的最細小的組織單元，僅此而已。醫學科技的發展，始終與某種「殖民」利益有所增補兌換，正如精神病「案例」的採集、存檔紀錄、闡釋與演義，同時就是腦神經學、生化學、人種學、犯罪學等等學科的知識生產過程重要一環；換句話說，學科的著述與權威，乃源自「研究對象」的孤立、簨選與生產性繁衍。此云云「研究對象」的眾生中，著名的歇斯底里症患者Anna O 選擇了逃避「Talking Cure」而出走，史瑞伯選擇了撰寫其回憶錄。這個經驗要麼被言說，或不被言說。
閱讀十九、二十世紀醫療受害者的手稿，我們窺看到整個「現代性計劃」的暴力、野蠻，歐陸資產階級價值指導的所謂「文明生活」如斯荒蕪、匱乏。個人綿綿紊亂的心象、存在於社會中的恐佈、以隱性暴力維管的身體經驗與持久抑壓的愛欲，始終只能以「病態」這一類同時將道德禮教與科學論述互相置換而核心中空的措辭和言論範式，蔑視之、罪犯化之、污名之。(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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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愛好文藝的讀者隨便竪起指頭，不難數出諸如H.D.、吳爾芙、Susanna Kaysen、以至顧城等等罹患精神病、或以瀕臨瘋狂經歷作為創作資源的作家，而且這張病人名單隨著史料考據和書信文獻的勾沉愈變得冗長。自傳體、懺悔錄或私小說的寫作，往往可以閱讀作外部世界、或作者處身的時代面貌與生存境况之宅寓(allegory)。心象的書寫、對內心晦暗角落的注視，亦是對另一種無以量度檢核的「真實」和「經驗」，嘗試描述、探訪。捧讀Sylvia Plath的The Bell Jar，斷不能無視書中生活於戰後美國，苦困於小資生活、年年拿優異成績而鬱悶的年輕女主角Esther Greenwood，何以如斯厭惡紐約地鐵不見天日、氣味腐朽的管道網，何以竟然能夠想到要在自己家裡的地窖服藥自殺：一切先進的時代產物，在她而言是死亡滅絕的具型(與刑具)：抑鬱的窒息教她感覺儼如給學校實驗室的真空玻璃瓶罩著，曼克頓就是這麼一個真空玻璃瓶。
史瑞伯的案例與上述作家的自傳式書寫之判別，似乎在於其書寫與「現實」之間，消失了某種必要的距離，確切一點說，史瑞伯與他的回憶錄，並不存有「作者」與「作品」的批判與閱讀距離；又或者，這種距離由始至終無以繼持。史瑞伯在「我的神經病回憶錄」一書中，從頭到尾沒有將「病歷」、「臆幻」與外部世界的現實作出嚴密區分的企圖或能力，在他的眼光中，人類早已滅絕，他身處一個由亡靈和瞬間無中生有的人型充斥的無序世界，他的宿命與「世界秩序」復元的事業相連，上帝和各式亡靈在他身上作工，他必須飽歷劫難，像一名娼婦般任人狎玩，思想不是自己的思想，身體經歷各種前所未聞的齟齪變異…… 即使後來，他對住院早年的回顧，亦沒有「昨非今是」的判斷，只有想到更曲折、更多附加條件的解釋和修訂。細讀這本回憶錄，卻不難發覺史瑞伯的思路嚴密刁鑽，其推理能力、其紀錄的細緻，並沒有因為害瘋而受損，與一般人所相信的相反，他的情志與智力並沒有衰退，在書中附錄其上訴過程的法庭事務通訊，更見其法學修養。
如此，讀者就得直面一個嚴正的問題：像史瑞伯如此經歷著種種「臆幻」、活在另一個「真實」裡頭，就只他孤絕一個，在人類滅絕的荒境中聽候上帝與亡魂的擺佈，每天每刻不得平靜，而且在設法抵抗著各種「神蹟」在他身上、設法要從自己的身體經驗中取得神蹟作工的憑證，每一種聲音與動靜，細至樹搖葉落、繁星的明滅他都要疑慮著，而且還得被關、被「無中生有的人型」設計陷害…… 在他而言，那到底是一種怎樣的經歷、怎麼的感受？
故然，我們的時代沒有暇餘關心這種事情，史瑞伯之成為「案例」，其經歷只有被納入當時新興的精神分析學說的論述生產，成為某種原典的(canonical)佐證。弗洛依德於1911年發表題為「Psycho-analytic notes on an autobiographical account of a case of paranoia (dementia paranoids)」的論文，指史端伯的迫害妄臆，實源於其抑壓的同性愛慾及對父權與男性身份的焦慮，他帶有濃厚新教及末日意識的妄臆，僅為一種防衛性的反應，而非病由。(注4) 此後，因及弗洛依德的聲名狼藉，無論是醫科生、心理學家、文化研究或存在主義哲學論者，就史瑞伯一病例催生的研究文獻至今不絕。小說家卡內蒂(Elias Canetti, 1905-1994) 的名著Crowd and Power、心理分析大師拉康有關psychoses 的講座，都援引史瑞伯的案例，人人有話要說，德萊玆 (G. Deleuze)與瓜嗒李(F. Guttari)貫穿Anti-Oedipus (1972)及A Thousand Plateau (1980) 的重要概念「Body Without Organs, BwO」，亦有以史瑞伯的妄臆體系為其論述資源，試圖闡述一種欲望自由流通、擺脫人作為「主體」的反動與組織化的理想狀態。令人不無感觸的是，《我的神經病回憶錄》，正道出這位事業心非常重的大法官，時刻勉人力所能及、扭曲著理智設法要在荒蕪無序的世界中執持其「主體身份」的歷鍊與磨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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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niel Paul Schreber. Memoirs of My Nervous Illness. Ed & Trans. Ida Macapline & Richard A. Hunter. NY: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00.
2. Barbin, Herculine. Herculine Barbin: Being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Memoirs of a Nineteenth-century French Hermaphrodite. introd. Michel Foucault, trans. Richard McDougal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3. 這就是說，「精神病人」的診斷是以其行為判斷，此後，才會作出各種檢查，以「確定」其患病，再處方藥物與治療。沒有一種病的診斷是如此違反科學方式的。
4. 可是，弗洛依德一直從未訪問史瑞伯本人、他的親人或主診醫生，純然是斷章取義，以史瑞伯的回憶錄作為其論說的依據的「文本分析」。值得一提，1911年正為史瑞伯於精神病院終老的一年，弗洛依德選擇於當時人死後才發表有關論文，同年亦是由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發展成的國際精神分析協會內部出現嚴重分歧之始，熟讀尼釆權力分折、信仰社會主義與男女平等的阿德勒（Alfred Adler 1870-1937）與心理學宗師容格 (Carl Jung, 1875-1961) 先後於1911-1914年間與弗洛依德決裂，另闢「個體心理學」與「分析心理學」的學術方向，亦廹使弗洛依德的追隨者作出修正。
原刊《字花》第11期「四方月亮」，p.118-125。2007年12月-2008年1月
留言 15 Dec, 07
Memoirs of My Nervous Illness 譯選 (1)
第4章：第一次與第二次神經病期間的個人經驗
P46[…]第一次病癒後我和妻子渡過了頗愉快的八年，除了因為養育兒女的希望落空而有所失落，工作與社交亦很稱意。在1893年六月，司法部長Schurig博士己親自先行通知，我將獲任命為德勒斯登最高法院的裁判長。
此期間我造了幾個夢，當時我並不太在意，正如諺語所講，就算到今天我還是相信「夢不過是影子而已」。要不是此期間的一些經歷，我已經把它們置諸腦後，更不會想到這可能與那些神聖的神經(divine nerves) 跟我作過的溝通有關。我幾次夢見先前的神經病再次復發，自然，在夢裡我為此非常不快，正如醒來的時候知道只是造夢而同樣慶幸。此外，有一天早上我還在床上(也記不清到底是醒了還是半夢中)，有一種想來非常奇怪的感覺，我想要是能像女人般跟人性交，那感覺會很歡快吧。這個想法與我的整個性格為人完全不乎，假使我是清醒的話，一定非常抗拒、為此而非常憤慨；然而此後的經歷令我始終無法排除，是因為某種影響所及，讓這個想法給植入我身上。
我於1893年十月一日正式就任德勒斯登最高法院的裁判長。正如先前提到，工作非常繁重，為了公務、也可能是個人野心的緣故，我急於以無容置疑的工作效率來博取同僚和其他在法院裡與事人員(如大法官等)的尊重。由於我率領的五人法官團差不多每位的資歷都比我高(比我年長廿年的也有)，工作特別講求圓滑得體，他們都遠比我熟悉法院的程序，而我卻是個新手而已。不到幾星期我的精神已非常透支，當我總算是處理好上任的各項工作、開始適應搬到德勒斯登的生活等等，我開始時常失眠、睡得很差。我開始服用溴化納(sodium bromide)。(注1) 那時我幾乎沒有任何社交消遣──唯一一次我和妻子獲邀到一個晚餐舞會，那晚上我睡得很不錯，益處很明顯──雖然明知有益，可是在德勒斯登我們一個人也不認識。在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失眠更趨嚴重，每每是整晚不能入眠，就在此時發生了很奇怪的事。好幾晚，當我無法入睡，寢室的牆裡間斷的傳出破裂的聲音；每當我快要睡去它又傳來。我們自然想到可能是老鼠罷，可卻奇怪牠如何能夠跑進一座鞏固房子的一樓裡。然而，自此日復日、夜連夜仍聽見無數次相似的聲音，我最終能夠確定那是神聖的神蹟使然──跟我講話的那些聲音叫它們做「干擾」──雖然我沒完全肯定，我卻懷疑從那時一開始已經有這樣的神蹟在作工；換句話說，為了現階段無法確定的一種目的而要阻止我入睡、到後來要阻止我因失眠而起的疾病得以痊癒，是從一開始就有意圖地進行著。
我的病况愈來愈差，已經見過我的Ö醫生在十一月八日或九日著我請病假一週，前往Flechsig 教授求診，由於前一次病倒時得到他的治理，而且康復得很快，我們對他很有期望。那天是星期天，Flechsig教授是不會上班的，妻子與我途經開姆尼茨(Chemnitz)，晚上與小叔渡宿。在先前一晚我像初次病倒的時候一樣心悸非常厲害，就算是往上跑一小段路也會被焦慮猛襲。在開姆尼茨的一夜也很糟，那晚上我給注射了嗎啡，而且在那晚半夜首次注射三氯乙醛(chloral) (注2)──或者一開始也不慎沒用準劑量。翌日(週一)一早我們從巴伐利亞車站(Bavarian Station) 直接僱車前往Flechsig 教授工作的大學診所，這之前一天我們已發電報預約。Flechsig教授跟我做了很長的訪問，他說服人的流利口材令我非常深刻。他提到自從我第一次病倒，精神科有了很多新進展，諸如新發現的安眠藥物等等，他讓我相信，在這麼一場休養生息的睡眠以後我的整個病情就會好過來，而且可以的話，翌日午後三時就可開始治療。
[…] 我的精神狀態持續轉壞，我的人生亦在1894 年二月十五日開展了新的一章。這之前，我的妻每天也來到病院探訪、與我一同進午餐，但那天她有緊要的事，必須要前往柏林與岳父見面，來回需時四天。這四天期間我的情況急劇轉壞。當她從柏林回來，我只見過她一次，而且我宣稱不欲再讓妻子見到自己落到如斯頹敗的狀况。自此她沒再來探望；很久以後，我確曾在對面一個房間的窗口中見過地，我的周遭與我的內心已經歷了如斯鉅變，我亦不再將她看作活人，她只是一具由神蹟作用而生的一個人形、一個「瞬間由無中生有的人」 (fleetingly-improvised-men)。一晚，我異常的弄污了自己很多次 (可能有五六次吧)，那是我精神崩潰下來的决定性一晚。
自此，以超自然力量的溝通開始出現，特別是Flechsig教授毋須現身而能與我的神經溝通傳訊。我亦由此知道Flechsig教授正圖謀要打擊我，當我在一次私人性質的探訪中問道，他到底是否相信能治癒我的病、是否樂觀，他已經沒能夠──至少我看到──正眼看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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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譯注：白色晶體狀，水溶，與盬的化學結構近似。19世紀末20世紀初廣泛處方作抗抽筋、鎮靜、安眠用途。
2. 譯注：純化的三氯乙醛為毒藥，用於殺蟲劑。此處指 Chloral hydrate，1832年Justus von Liebig 將乙醇氯化時發現，用作安眠藥或小手手術前充當麻醉劑，藥性迅速而強烈，可致癮，史瑞伯在書中提及住院期服用過的其他安眠藥，效果不及三氯乙醛，令他徹夜不能入睡。
原刊《字花》第11期「四方月亮」，p.118-125。2007年12月-2008年1月
1 則留言 15 Dec, 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