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入 '反精神科' 的存檔：
自殺是最強烈的抑鬱：我活不下去了，生命那麼醜惡，你們每一個還生活著的人是那麼醜惡。
—— 黃碧雲〈無人相認〉
我從朋友發過來的電郵得悉M 前幾天晚上跳樓自殺死了。
我不知道對於一個人的死，作為生者可以說甚麼。(不可能的！──是她。)
死者不是歷史人物，我不能帶著借古鑑今的眼光去評斷她或她在某個歷史時期的「位置」與社會學研究「意義」，或者說，如果「歴史現場」是還未宣佈成為過往的現在，時間因為記憶與想願而變成捲曲、折叠。死者與我不算相識，但也不算不相識，我無法以路人論者「無知」的位置理解她的死，也無法以親人朋友的悲傷去悼念。
死者算是我的讀者——那純粹是語言文法使然，一個作者不能擁有「他的讀者」的；「讀者」是指她讀過《房間》。她的死被說成某種典型：優才生、受不了課業壓力、壓抑情感、躁鬱症病患…… 典型與「真相」之間，情切之處頓然落空：Time is a joke we keep on telling the wrong way .
M 來過七月的一場書會，我在二、三十人面前跟她吵了一場架，關於精神科「治療」演進和「病者」身份標籤的不同見解。她不是我的粉絲、也不是整天盯著肚臍眼覺得抑鬱很浪漫、很文藝的另外那種。她帶著問題來，帶著更多問題離去，又在網誌上寫了些反駁著我去讀，我沒有回話，我只是覺得她太急著想抓住一種說法，以處置自己正歷著的困擾。
當時。我覺得她突然發言頂撞，是在惹人注意，就像故意搗蛋的那種小女孩式撒嬌可是表情語調走了拍，我也對她很不客氣，而且精神科醫生會說的論調我聽了十二年、幾代「抗抑鬱藥」我和一些朋友都吃過，真的夠了！以社會功能障礙劃分「疾病」、用危險藥物長期轟擊大腦中樞神經作為「治療」，並沒有讓人對自己的人生更負責，僅成全了一種制約 (Conditioning)。到她轉頭說自己不只是醫科生、也是「同病相憐」的病者，我感覺很差、彷彿我的坦陳終究是為了被嘲弄、或僅是為了讓人「認同」……
我方才記起那天臨走的時候，我跟M握過手，輕輕的，大家都有點尷尬，但是大家都需要那一下輕輕握手。因為這種極其薄弱的體諒、或連繫感，我無法別過臉不去想，她後來的自殺。我彷彿看到的是醫科生與「躁鬱症」病患的雙重「身份」在她身上打架、無法疏導對自己的「精神病歷」的壓抑、怨、愧、反抗。我以為她會好起來的。我以為她能夠開始跟人談起這些，就會慢慢鬆開那無形的緊束衣和防衛機制。
後來我才知道她那麼年輕。我像她那個年紀的時候，一定比她還更「倔強」、「癡狂」、「離羣」。再回頭想，12、13年前，大學校園以至香港的社會氣氛，似乎比今天濶落、鬆動好些。
*
我是自殺遺族、倖存者，我願意相信，她本來就不會自殺的──死是可以的。死前經歷的痛苦、冷漠、不流血暴力與割離並不。
死者趁深夜，大家在睡覺、在上網、看電視的時候，在一幢公屋的電梯大堂附近徘徊，遺下寫好的「遺書」，在一米多高的欄河前面，她看到甚麼？聽到甚麼？然後，她攀過那欄河，危立廿多層樓上面那一截石，她看到甚麼然後就合上眼踏空那一步？
我一直丢不開腦裡那個情景：許多幢幾十層高的大厦、許多家戶亮著白的、黃的電燈。汽車在馬路上行駛、車燈流動。晚歸的人在街上。
M最後一次看著這個「世界」，一定就是眼前有許多幢幾十層高的大厦、許多家戶亮著白的、黃的電燈，汽車在馬路上行駛、車燈流動，晚歸的人在街上；與昨天和明天沒有兩樣；然後她就伸出那一步、放空。生和死沒有分別，跳下去比活在這個「世界」要好一點。
*
你想想看，二十歲女，大把青春。除了標籤、除了自殺，可以有那麼多可能、那麼多潛質。為甚麼偏偏就是標籤、又偏偏是以自殺終局？
對！「沒有人叫她去死的。」我們沒有。我們只是扼殺一個人的那麼多可能、那麼多潛質而已。扼殺：不容許、不容讓、不接納、不願意見到、不要聽、不想知道其他的可能。此消彼長。
我們竟還活著，不懂安慰，竟還在無恥的說死者：「……本周一還見她如常上課 ，卻想不到她突然自尋短見，對事件感到傷感和驚訝。」然後又說她一向「活躍開朗，經常笑臉迎人，懐疑她有心事只會往心裏藏，加上醫科功課壓力大，疑未有向人求助而自尋短見。」說完，無姓名標示的「知情者」則透露：死者「早前患上狂躁症及有抑鬱傾向，其同學發現她情緒受困擾及失控，更開始離群並與大學宿舍同學發生衝突。校方得悉其情況後與她聯絡，並提供輔導。」竭力維護體制專業形象的精神科教授又摸透「病人」心理一樣說：「醫科三年級學生已被當作實習醫生，有精神病時求助會卻步，『好驚帶住能醫不自醫的感覺，介意俾人知道，接受醫治時唔會跟足指示 。』」
我們站在一種言論位置，不斷重申「我們沒有甚麼可作的。當時沒有，一直沒有。」死者可沒有這個位置，她做或不做任何事都要算數。
我聽到的版本跟報章和討論區所載大有出入。死者一直有尋求專業介入、為了「病情所需」申請停學、調宿，也很努力去理解冠在自己額上的「病稱」；死者也跟人訴說過自己受不了壓力；死者死前一個月剛轉了藥物處方、正值藥物「斷癮癥狀」最猛烈的高危期。
──〈羅生門〉的教訓是，鬼魂要保護自己的名聲 (Name)，也因此有了說謊的動機，身體沒有了，但身份與身份政治持續還在。只有死者知道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到底是甚麼一回事、甚麼一種「真實」；死者與生者所持的「真實」大相徑違。我們可是活在招魂乏術的時代裡。
*
一個又一個人兒活的不快樂，自殺死了。我們還是無視現實，顧左右而言他。
小朋友都知道的事情：跌痛了的小朋友哭了，他的同伴會伸手扶他一把、抱他一下、親親他。我們首先卻說，「不干我事」，並且告誠自己的孩子，「不要亂跑」。
我們連小朋友懂得的事也不願意做；輕蔑死者「自尋短見」，見出我們的涼薄──相對於「自」的「他人」、相對於「短見」的「遠景」在哪？他人缺席、遠景未現，一個人所「尋」能有所獲、能有所覓見嗎？
死者經歷了甚麼落得如斯絕望？她的心事怎麼沒有人願意照顧？ 她不曾對「絕望」作出頑抗嗎？
一個人徹底絕望，來到一個地步，「世界」只餘那短短一截石不得駐足要掉下去了。這可以剝離她的生活情境與條件去考量，說她是「突然自尋短見」、對記者表示「很驚訝……很遺憾」開脫過去嗎？如果M 真是「優才生」，她一直以來接受的「優才教育」給了她甚麼教育？醫學院和宿舍生活給了她甚麼體驗？如果M 真是「患上狂躁症及有抑鬱傾向」，精神科和臨床心理治療給了她怎樣的康復條件？自殺者卻用自己的生命與未來的全部 、用毀滅自己、用感情的最大傷害，對這一切作了否定。非常明確。
M的自殺不是獨例，將來還有的。死亡佔盡上風，而我們只有自己的平庸和不甘。
原刋2008 年12 月22 日《明報》「世紀」
22 Dec, 08
「書寫與診療」
對談：李智良, 張歷君
銅鑼灣正文書店；2008 年7 月19 日
拍攝／剪輯：領男
片段 # 2
片段 # 3
14 Dec, 08
《房間》脫稿後，我沒有得了甚麼「產後抑鬱」，我開始要面對這本書，陷入一種沒有確切方向的詰問：「精神病患」的自省、或自我約省為客體而加以描述，是怎樣一種敘事／政治？它的「公共意義」何在？同時是作者的懼怕：所書的必然會在將來突然折返，將其狠狠拉倒。
我(和一些朋友)，殷切想在《房間》出版之外，在關於「精神病患」書寫與言述的閱讀與討論延伸開去，其中一個想法是做一個以瘋人書寫、書寫瘋狂為題旨的小書展。蒙Kubrick 書店 答允。
小小的。沒有企圖心。與其說是書展，不如說是一張不完整的書單，只是最低度的作法、最低成本、寧静得幾乎是啞巴的寧靜。把選書放在一起，等人偶然撿起來翻。
於是，有一個下午，我在店架上檢閱了幾遍，像要認出孤兒院認識的小朋友一樣，把它們拿下來、叠放在一起。一個二個我惦念的、卻始終失散的名字。譬如說，Gérard de Nerval 的《Aurélia》、Nightwood 》、The Bell Jar 》、Mallarmé 、正午的藍 》、Ecce Homo 》……還有許多的，曾經安慰世上許多失落靈魂的書，都是剖陳胸臆，直面存在的空無之書。
如果書店是文藝愛好者的麵包店，思想與思想碰面、探訪的窗口，偏食又飢不擇食的市場讓我們的「視野」狹促得擠不進一本薄弱的Blanchot小說，在努力維持個性的中、小、蚊型書店裡，人人都愛的杜拉斯縱有精緻品味的裝幀卻還沒找到能夠貼近她心思的中國譯者！同樣可惜，我找不到棉棉寫「(後)開放改革」時期整整一代人的狂暴青春與絕望的那本《糖 》、我找不到讓評論界忌諱的顧城的任何一本，只有回到魯迅說是「獻於友與仇，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 」的《野草 》和1989年前前後後的一羣先鋒派作家的作品裡，去找華人和母語的瘋狂 。中間是一片讓人失語的慘白，血與鬥爭的慘白，也是殖民教育的一枝頭惡果所致。時代那麼無知，我們那麼無知。
※
瘋人書寫、書寫瘋狂，作為題旨，自然是偏頗的切入點，版本與譯者也不容講究了，只好篤信原作的生命力。可是無論稱之曰「瘋」、曰「狂」、曰「癡」、曰「病」、曰「痛」，同是我沒能找到的《被遺忘的人：中國精神病人生存狀况 》(呂楠) 書名所指：記存某種被遺忘的生存狀況。
當我們暫且 放開「精神病」的醫學定義，不忘「精神病人」處身的社會位置。
某種被遺忘的生存狀況。就是了。它一直在、但是總被努力忘記。
此次的選書，正如我惦念的、卻始終失散的，同樣，曾經如此安慰著我。我為它們所承載的痛苦與渴望，流過一行一行眼淚，温濕了自己。
拿著邱妙津的日記 想了許久。該否去讀？
——————————
《中國實驗小說選》李陀編
黃碧雲《七種靜默》
邱妙津《日記 (1989-1991)》
魯迅《野草》
魯迅《狂人日記》
蕭春雷《我們住在皮膚裡》
三島由紀夫《假面的告白》
谷崎潤一郎《痴人之愛》
芥川龍之介《河童》
鶴見俊輔《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
波特萊爾《惡之花／巴黎的憂鬱》
納博科夫《眼晴》
阿蘭．羅伯－格里耶《去年在馬里安巴》
瑪格麗特．莒哈斯《勞兒之劫》
奧利弗．蕯克斯《蘇醒》
米歇爾．傅柯《外邊思維》
愛德華蕯．依德《弗洛依德與非歐裔》
蕭沆《解體概要》
弗洛依德《朵拉：歇斯底里案例分析的片斷》
維金尼亞．吳爾芙《自己的房間》
Frigyes Karinthy《A Journey Round My Skull》
Fyodor Dostoevski《Idiot》
John Fante《Ask the Dust》
Franz Kafka《The Great Wall of China》
Bohumil Hrabal《Too Loud a Solitude》
Céline《Journey to the End of the Night》
Jorge Luis Borges《Labyrinths》
本文為《房間》延伸活動「我所知道的病狂之書」選書之導言，上列書目於Kubrick油麻地店有售。
相關：「我所知道的病狂之書」豆列
03 Sep, 08
文 明 单 位 — 书 写 病
25/08/2008;邓小桦 、 胡世杰线上收听
節目第二節裡播放的〈多麼美妙的夜晚〉(The P.K.14; 城市天氣的航行 ) ，歌詞抄錄如下：
這是多麼美妙的夜晚
樹葉隨著影子移動
月亮從風中照射下來
透明的讓人感到害怕
黃色的草根上沾滿了
你那些被凍住的眼淚
白色的霜在半夜裡到來
除了風，還是風
但你知道在一公里外的某個地方
有些恐惧才剛剛開始
這是多麼美妙的夜晚
你躺著却無法入睡
世界在你的身體裡面
卻總是抵不上一個思想
這是多麼美妙的思想
美妙的讓人感到害怕
這些思想都是我的，你說
誰也不能將它偷走
但你知道在一公里外的某個地方
有些恐惧才剛剛開始
烟被吐出，時閒變慢
酒精被倒進乾淨的杯子
煤氣燃點，電燈被拉亮
音樂隨著順序出現
書被打開又被合上
皮鞋踩著地板的聲音
總是讓人緊張
27 Aug, 08
李智良的書寫，從來都只是『關於自己』的記載，但就在這力圖突破自身邊界的『外邊書寫』中，他讓自己連同自身的書寫，演化成破壞機器，以比批評家更不可思義的力度，衝擊一切世上可能的話語。
——鄧正健(《字花》編輯，文化評論人)
…《白瓷》出版後 9 年，李智良第二部文集《房間》面世，期間他經歷精神病的纏繞，此書是他回溯十餘年服藥生活的思想紀錄 ── 並非「戰勝病魔」的見證，喜歡輕快、光明、感人小故事的讀者免問。
——路遠 (香港經濟日報)
內容簡介：
《房間》同時是一名「精神病患」的生活筆記。作者從個人卑微的視角出發，觀看、感應他人之所願、他人之所待。它既非告解，亦非日記，唯指向城市住民勞累的生活中無以言表的內心經驗，是由壓抑的零點切入游離不確、「始於失序、願意迎向失序」的書寫。
作者簡介： 李智良，潮粵移民之後，出生於電視宣傳片中那個香港，此後長期滯留。著有中、英語詩歌／小說集《白瓷》(Porcelain) 。網誌「處決1938！」，見http://oblivion1938.com。評論、創作散見各種報刋，不贅。
編者簡介： 郭詩詠，喜愛文字、電影。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博士，平日於香港浸會大學教書，另一個身份是《字花》編輯。
代序： 王墨林〈譫妄的書寫〉、黃碧雲〈痊癒記〉
作者: 李智良 / 郭詩詠(編)Kubrick / 廿九几
香港書展 (23-29/July)有售，據悉書展以後就會發行到市面。
相關：
同時出版：陳智德《暗齋讀書錄》 ；鄧小樺《班駁日常》 ；葉愛蓮《男人與狗》 ；袁紹珊《太平盛世的形上流亡》
Kubrick 的書展專頁 ; Kubrick 發行銷售點
廿九几的《房間》專頁 (含本書封面的實驗版本)
豆瓣的《房間》專頁 (含真實讀者羣記事)
《房間》製作的照片記錄 @ Flickr
一篇後感：「返回」
精神病患書寫，或書寫精神病患 (鄧正健)
一個香港，只有一個李智良 (tsw)
逃離在地，逃離房間︰試讀李智良新書《房間》 (譚以諾)
我們都是精神病患──李智良、張歷君對談（節選 ）(《字花》#14期, 轉載於豆瓣)
書展紀事之：肥皂泡與離場出口 (陳滅)
不可消費你的朋友 (chor)
2008書展心頭肉 (tsw)
小廣告：《房間》出版 (wesley)
智良 (梁寳山)
期待你的書 (Karden)
22 Jul, 08
張歷君 與李智良會在正文書店做一次關於精神病和精神醫學的對談，焦點集中於對精神病學的批判，並探討精神病與文學寫作的關係。
日期：19/July/2008 (星期六)
時間：3:30pm-5:30pm
地點：正文書店 (銅鑼灣駱克道500號3樓B )
相關：
「書寫與診療」@ facebook ; @ 豆瓣
《房間》(郭詩詠編，Kubrick & 廿九几) @ Kubrick e-shop ; @ 豆瓣
16 Jul, 08
1.
早陣子和幾位復康界別的基層／前線社工、社福政策研究員和多年來接受精神科治療的朋友才初次認識、談了大半晚。試著記下一些個人想法，比較抽象，暫時只能這樣寫法，或者對誰有用、或者不。
總的來說，我似乎能夠進一步確定，「精神病人」、「精神病康復者」並不是一個僅因為被確診或開始了接受治療而自然而生的位置；這個位置、或身份涉及的，不僅只是個人境遇或身體毛病的問題和解決方案。
相反，它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政治的」處境，或者，必得以政治方可理解的處境。「政治」不是指信奉馬克思或不信服人大常委議決就要被關進青山或葵涌醫院，當然這種例子在歷史上也不鮮見。「精神病人」處身一個「政治的」處境，是指病人身份與病人身體狀況之被受權力所中介，甚至是一個由政治宣佈、宣判生成的身份：這由哪些人被近乎系統化地被納入精神科體制 ，他們由求助、中介、診斷、確診、治療方案的釐訂與選擇，住院與否的選擇權，住院期間的遭遇、人權狀況、法律地位或保障，治療效果的評估、治療的維護與調整、康復的跟進與確保，以至於更根本的「康復」的定義和措施 ，這當中每一個環節和程序中，病人所遭遇的(結構性)不平等、不公或權利被漠視的情況。
而且，這個處境，亦在醫院診所以外，以較為「隱性」的方式延續，譬如病人申領的其他社會服務的資源、支授服務的甄選、中介、它的成效等等，及至因為被確診為罹患精神病、或正接受治療與其他受助服務而衍生的諸如就業、就學、居住、交通、社交、家庭等方面的跟進問題…… 此種種在一位「精神病人」身上，藉環環相扣的「支援網絡」的結點和扭帶，它們是如何 實行，達至最終的「康復」或「重投生活」的目的？而「精神病人」在此連串程序和處境中的參與權、自決權有多少？如果有，有多少？夠不夠？它一般受甚麼限制？
這似乎是一個問題意識的所在。
2.
遁上面的問題意識，在每一位精神病患的身上，我們可以追溯各種幾乎奇異的荒誕經歷。每個案例都是復康制度和它的理想之例外。例外卻是一種結構性的例外，而非個人境遇、不幸所致。當我們覆述這些案例的同時，我相信，它們大多能放進一個兩段式的框架：
i) 一個人為甚麼會到精神科求診、為甚麼會轉介到精神科求診，也就是，甚麼叫擬似精神有問題、甚麼是精神有問題的定義和自我懷疑。
ii) 「精神有問題」的人接受到甚麼待遇、「精神有問題」的人面前有啥選擇。
一個人，如何在一個從一開始就是權力如斯不等的連串過程中，倖存於目前，卻無法申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災難。從被疑為精神病患起始，接受各種醫藥實驗、通過各種社福機構的審核、在職場上模擬一般人的作風，以半壞的身體和反覆不定的精神狀態、以割離的情感聯通、長久被受質疑的情况中，一路下來存活至今﹔而且隱活在人叢中，除了在醫生、社工、福利官和輔導員安排的場合，不許為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經歷作出說明，成為別人與自己的忌諱。
一個人 ：「一個人」多次在本文中出現，是因為精神病患的判定，往往取决於一個人的被受孤立、如圈出文章一個錯處，孤立於社羣、孤立於親人朋友、孤立於歷史、孤立於生活的其他場合，當一個人「行為異常」、「情緒失控」、「思想混亂」，這個危機場面首先被孤立理解為「病態」與「失常」、「病癥」或擬似 ；然後，這個人的家庭歷史、人生境遇、財務狀况、性生活、睡眠食欲、與人相處的情况才被(以確診與否為目的)追溯問詢，按診斷手冊的病癥列表，與及醫護人員的職業文化與醫院體制中的臨床經驗，in retrospect 的被理解、被詮譯、被重新賦以脈胳，被解讀(de-code)為得病的原因、或「發病」的誘因。
如此「病」是孤立或去脈胳的一種命名，並且以國家規模科學主義管理主義為前提，「病人」是孤立的一個身份位置，「孤立無援」的主體得以確立之時，同時就是專業援助的介入。
如此，我想強調上面的 i) 與 ii) 兩項，並非一個進程的兩個時段，它們並非時間上連續的先後之分，而是一種幾乎是共時進行的相互辨證。
一個人，正如 i) 中，自我懷疑或被懷疑「精神有問題」，是因為他(或他的親人、他的家庭醫生、甚至更災難性的由「警員協助」送院)，首先認同 了精神科的定義，視自己面臨的危機為精神科介入的專屬範躊，此同時非常吊詭地—— 由認同變成求證、認同甚麼、要證明甚麼暫且打住—— 他立刻就滑移到 ii) 所述的處境，並且發現「精神科」就是他的唯一選擇，以國家規模科學主義管理主義為前提的「康復」就是他可以得到的唯一待遇，無論是求診／送往求診到確診、抑或確診以後的漫長「治療與康復」，兩者皆建構於孤立獨存的「病人」身份與去脈胳的「病理」專業論述。
一個人被判為精神病患與一個人被確診為肝炎帶菌者有質性的不同，雖然肝炎帶菌者對社區一樣有潛在危險，獨是「精神病人」的「病人」身份、有病與否在精神科的執業中並沒有任何可重覆的生化測檢可言，它僅由藥廠研發主導的專業論述維護。當然，它有自己的arms and bodies：
「精神有問題」的人接受到甚麼待遇、「精神有問題」的人面前有啥選擇，即上面的 ii)， 它的每一個環節、每一個操作點，諸如用藥、住院、中途宿舍、就業計劃、庇護工場、門診、職業治療、人身保護令、電擊、心理咨商等等，無一不歸返同一個前提，幾乎自我應驗，也就是 i) 所述的那個場合裡確立的「診斷」(diagnosis)：你「精神有問題」，因此你需要專業援助的介入、而你的唯一選擇就是國家規模科學主義管理主義的專業援助，而這個「康復」體制的成效，最終必得又以 i) 所述的場合裡將你判為「精神有問題」的同一機構所作的評估為準，也就是那個沒有任何可重覆的生化測檢可言，僅由專業論述維護的持份人，醫生閣下所講、所書的一切為準。
但是，親愛的讀者，你聽過「精神病患」病癒、好返沒有？你聽過有精神科醫生會回顧自己跟進的病例，然後說「噢，智良，當年是我斷錯症、作了誤診。」沒有？
去脈胳的「病理」專業論述，就是說，「病」與你的成長無關、與你的生活條件無關、與你的欲望無關、與你的情感表達、情感聯通無關、與你的朋友親人愛侶相處方式無關、與你的膳食和安居無關，與你在確診後所作的一切調節亦無關、因為那是藥物的功用、屬於醫生的偉蹟，你的「病」，當然與你的政治取態、世界觀、宗教或族裔完全無關。「病」就僅是你的腦內生化平衡出現異常，精神科藥物可調節之。但當你的「康復」進度需要評估，你的藥量需要增減，你的中途宿舍宿位想延期、公屋想掉遷、就業中介寫推薦信等等之際，它們又變成統統悠關，你的一切社會行為突然又成了評量「康復」進度的準則。是以上面的 i) 與 ii) 的滑移與自我應驗、自我合理化。幾乎像文學中的換喻。
3.
歧視、自我歧視，標籤或差別對待的提法、或以此貼近精神病患的生活狀態的各種理解架構、或以此為對應爭取平權的社會措施，大抵皆為失效，未能切中。試想，有多少人願意到平等機會委員會之類的機構，申訴：「我有精神分裂，我懷疑公司有人對我的工作表現作出不合理評估，非法解僱了我、克扣了我的約滿約酬金和代通知金，並且在我的離職證明書中作出虛假陳述……」我有精神病這個言稱，正如「更生人士」的講法，隨即令妳所說的一切取消了，你的任何陳述必得歸返醫生的醫療報告、社工的社會報告。
我傾於相信，類似問題的癥結不在於有幾多志願機構的人力物力，能投放於倍伴「精神病康服者」一起走過康復道路、或就現行的社福政策作出修補。而是認清一種政治形勢位置的對决或茅盾：所有的公權機制、違法行為監察，投訴、仲裁、偵訊、調查，無一不繫於申訴人的單一身份、單一歷史、單一陳述與所謂「誠信」的主體確立，可是一開始，妳說，「我有精神病，我懷疑……」妳就無權作出任何言稱、任何陳述。一開始，精神病患是一個被受質疑、必須委託專業者以證其辭的位置。可是這個由醫護人員、福利官、公職人員組成「康復」專業者集團，如前述，正是「精神病患」身陷歧視的源頭、甚至直接就是投訴對象、壓廹來源 。
我們的「公權力」，行使講求客觀、持平、證偽論據，這些原則通通把「精神病患」置於質疑、置於一種必須先行自辯的位置。那並非因為精神病患無法、無力客觀、持平、證偽有據，而是一方面他不受質疑的言說權利，或liberty from skepticism／cynicism 的權利，率先已是不獲容許，更重要的是，由醫護人員、福利官、公職人員等組成的專業者集團，其操作一貫是資訊隴斷、權責互換推延的技術官僚化，並且呼召同一種「公權力」為行政之綱紀。
譬如說，被認定為「躁鬱症病患」如我者，在醫生、社工、輔導員、福利官等等建制中介人的當前，必須留心不被觸怒、留心不要顯出失意，那是因為無論我哭笑不得、面紅頓足，那將被先驗的認定為病態所致。那是因為，我的「躁鬱症病患」是在同一個場所宣佈成立的，每一次覆診、見社工、見其他相關福利事宜的公職人員，我的「躁鬱症病患」再一次確認、重申。
我是這樣理解自己的「精神病患」，如何成為被受宰制的一個政治的、或必得以政治理解的位置。
而我還未說及，這個位置於我底家人親屬之中如何生成張力，我還未說及有關精神科藥物的倫理爭議，另文。
圖：大埔完善公園
22 Feb,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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