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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世的外面

1968 年法國學運期間,激進學生與作家布朗修(M. Blanchot)及Dionys Mascolo 等人以「學生─作家行動委員會」名義出版實驗刊物《委員會》(Comité),其中一篇〈沒有承繼者的共產主義〉(*) 討論到「愛國主義」的問題;它提醒讀者,愛國主義、沙文主義及民族主義為號召的運動,本質無從區別,而愛國主義種種「唯我獨尊」的霸道表現,乃源於對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情感肯定。

這篇由布朗修執筆的文章認為,藉由價值觀與情感,要求人們根植於某一時代、某一歷史或某一語言的任何要求,本身就是異化,將人的個別特質(譬如說他是法國人,流著法蘭西血統云云)看作優越,使其滿足於個人生活的囚牢中,最終令人以這種異化為榜樣,甚至強制他人認同!

文章要批判的,不是政府或保守右派的愛國論調,而是當時一些「進步分子」,它重申馬克思的論述:只有當人們「願意離開自己」、離開使其閉守於「內在」的一切──離開宗教,離開家庭,離開國家,異化才有可能結束。只有此種呼喚「外面」的運動,足以反抗各種形式的愛國主義;而「外面」所指,既非另一個世界,亦非一隱藏的世界,卻是當下處身的現世「外面」。文章認為愛國主義是一極強大的整合力量,藉著情感思想、政治運動與日常生活實踐,讓不同的人群、工作與階級調和妥協,以避免階級鬥爭於國內出現,把國家特殊論升格為普遍存在,並以特殊性為名,實行統一,又製造「必須的分化」。當國際共產主義只能「策略性」協助國家群體,怯於「外國人政黨涉政」的指控,遂失去列寧所稱之「靈魂」。所有類似「革命家園」、「社會主義祖國」的說法,即使僅僅作為比喻,亦難免讓人萌起建立某處家園的渴望,令人們臣服於「父權、父權的法律及父權的祝福」。如此,黨(parti)變成與(父權的)祖國(patrie)同義。當社會主義者滿胸熱情的說「黨就是我們的家庭,為了這個家庭得犧牲一切,由社會主義開始」,卻容易陷落悲劇英雄主義,視死亡高於生活,因為「祖國」代表的正正就是死亡,正正就是由死人的價值永遠延續的虛假生命!對68 學運的激進學生與作家而言,抱持「國家」或「民族」價值觀的共產主義,極其量只是「舒適的共產主義」,因為「共產主義排拒任何既有體制的群體,亦拒絕成為任何既有體制的群體。在任何意義上,無產階級,就是除了貧窮拮据、不滿與匱乏,再沒有任何共通點的群體。」

*見:Maurice Blanchot. Political Writings, 1953-1993. Trans. Zakir Paul.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2. p.92-92
原刊《明報》世紀版「散景與叠影」,03/1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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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04 Nov, 14

書抄 #17

今日我們都接受文學早已衰頹、文學市場也欲振乏力的說法,在上世紀末的出版大崩壞後,成為家樂福式文學賣場中的潛觀點:純文學已死,唯剩下暢銷小說的不斷重製。可是,純粹的文學生產不曾存在,以為文學可以與現實脫勾,本身就是一種自欺欺人;同樣道理,與其哀嘆文學園地的陸續消失,不如去逼視,它們如今怎麼存活。

文學雜誌的最大營收已不是來自訂戶,也不是廣告購買或工商服務,而是標案,例如那些官方委員會與縣市文化局底下的文學獎,有些我們可以更坦白的說,那些徵文比賽。而副刊,從無人意識那是二十一世紀文學勞動的持續剝削,相較於新聞版位的外電圖文必得採國際通則計費,而翻到最後一落,副刊文字的稿酬極其低廉。對於自由撰稿人或攝影師而言,這種微薄代表自由一職,幾乎不可能存在於這座島嶼。

數十年不變的稿酬,實際上倒退的薪資(且大部分編輯臺工作都可以外包),媒體惰於內容生產的再投資,而掌握數以億計營運成本的經營者,卻一如往昔告訴創作者:請共體時艱。文學內容本身亦無所謂純粹,歷史地看,那只是威權時代保存創作自主的修辭;甚至我們可以問,所謂的文學,為何不能是在這時代仍保留批判的批評時論上,或為何不能是在文學媒體以外,所有可能的當代書寫上。

扣除萎靡的文學出版與文學媒體,當代的文學與藝術,靠各種形式的出版補助與官方包案苟且存活,被矇騙了的藝文人士抗議大案的預算是否公義,而忽略,如今文學與藝術之於現實,比過往任何政權壓迫的時空都更要不堪,明目張膽的,文學書寫就是國家百年的宣傳工具,藝術創作就是資本積累的裝飾品。而我以為,文學環境最終不可能是一種官方政策的施為,藝術作品的眞切創造與代議政治的運作模式背道而馳,汲汲於爭論此間的政治責任,只會是文學本質裡,否定力量的消解。

我們可以在更大的文化生產脈絡中檢視這一切所為何來。全球化時代,文化被資本包裹進純粹工具性的經濟體系之中,用以全面改造人類的生活方式,用以宣傳新自由主義的美好情調,於是文化成了利潤龐大的傳播事業,於是藝術成了階級壟斷的符號資本,這一切才做成了現代性下人的意義的消亡,在地之上的流離,與我們情感的薄弱。

伊果頓(Terry Eagleton)寫到:「這些被私有化的象徵性生活,益發被要求給出更多的意義,超出它們的負荷。結局是我們即使在私領域中也更難發掘出意義。在文明焚燬時拉拉小提琴,或在歷史亂局時搞搞園藝,已經不再像以前那樣是個可行的選項了。」在這樣的時空中,體制下我們所有的文藝實踐,會不會只是成就體制的結構確立呢?學院、獎項、文化祭的興盛,終究與文學內在的生命無關。

黃湯姆〈文學的政治〉《文學理論倒讀》,台北:二魚文化,2013。頁 13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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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02 Nov,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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