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土不服
在殖民主義中長大的我們，自少便明白被殖民的困境是一種語言的困境，要在這種困境中求生存，時刻打的是一種語言的仗。
──游靜 (1)
後來，我甚至覺得沒有一種語言是我的「母語」。(2) 「母語」的講法要求一種認同。從一開始，我，以及許多人，無法認同。
譬如說，我正以中文書寫這篇文章，一邊寫，腦海中有把好像屬於我的聲音，用港式「懶音」廣州話默唸這些字句──請記起我們的電視新聞女主播、歌影視藝人和無數70／80／90後的年輕人，他們的口音、用語和說話方式──那並不是北京話／官話／普通話／白話／國語，而是一種滿獨特的方言，與此地的生活文化及生存條件相互生成，既是此地的生活方式與歷史塑造這種語言，這種語言也塑造我們對此城生活的理解和詮釋框架。(但當我說「我們」，我們又包括誰？)
在接壤中國大陸的南陲一隅，於此地積習、俗成之言，它並不「純正」，永遠與所謂「正統」靠不著邊。即便如此，「港式廣州話」卻與今天至少五千五百多萬人口使用的「粵語」屬同一系統，可上溯秦漢時期百越一帶使用的古粵語雛形。(3)
又譬如，而「譬如」不曾接近它的所指：本文首段實以英文句法所寫，而且在兩文對照與翻譯之間，常有意料之外的泛音和歧義：Later on, I feel as though there is not a “mother tongue” of mine. The notion of “mother tongue” demands a certain kind of identification which I, and many others, could not fulfil in the first place。
在香港，不中不英的病句、冗句，可以寫進各類公函與官方文宣而無人臉紅，(4) 同是語言學上的「語碼轉換」 (Code Switching)，所謂「Chinglish」、「港式英文」卻常被堅持某種正統、雅潔的人士詬病。某些人的中英掺雜總是比另一些人的不純不正要强，「不純正、不標準」的判罪，不在於語言本身，而是一個階層／羣體向另一個宣示權力的論述，卻以「非政治化」的措辭達成。
長久以來的崇英文、抑中文，有人認為是殖民地歷史的惡果，有人認為是「國際化」的要求所趨。先撇開「英文化」等同「國際化」的謬誤，(5) 殖民主義的幽魂沒有「過去」；兩種意見卻不謀而合的一再提醒我們，語言並非自然而然的透明容器，而是持續受各種外在因素和力量所影響的。無論在捲舌音、舌齒音輕重與幅度的長期規訓、吹毛求疵，在學科教學語言自决權、「內地生」、「外地生」收生比例的爭持抗頡，抑或在國民／市民身份與解殖問題的原則和道理上突然變臉脫腳，語言政策的具體落實，皆與一個地方的政權孰誰、地方身份形構的欲望對象孰誰，有莫大關係。
事情卻並非那麼簡單，政策、條文底下有隱藏的政策和不明文的操作，實際經驗總是比能夠具體描繪的複雜得多。
除了英文化，我們的「中文」其實也有不同程度「日文化」、「台灣國語化」、甚至「互聯網技術用語和表情符號化」的書寫方式和用語。日本、台灣、互聯網文化，以至南韓政府近年大力資助輸出的影視文化，都一直以消費主義的方式冲刷著香港的語言生境，卻始終沒有一種外語或「第二語言」會像英文一樣，長期而持續的如此觸動香港人的自尊。莫非沒有一種外國語言能像英文一標穿透香港社會之同時，卻處處呈現異質、能見度高，尤其「見外」？抑或那異質，正在於我們熟悉的不流血暴力、慣性的強制？「英文能力」被重覆述說為社會階層爬升、文化品味、國際視野等有形無形的社會資本直接掛鈎的欲望之物，同時被用作各種昇遷、課賞的指標，卻是藉以維持社會分層的管治秩序。
假如語言是思想體表，香港人的精神面貌與文化身份的形構，無疑充滿各種短路、混亂、失憶與「精神分裂」的癥狀。「兩文三語」沒有一種是香港文化身份可以寄托的當然屬土或歸宿；「兩文三語」沒有一種能充份涵蓋、追認移民經驗、殖民經驗和再次被殖民的經驗，卻總是（不得不）向強勢的、屬於主子的語言靠隴。基於對共產、社會主義思想的嚴防，幾十年來殖民地政府故意阻隔簡體字出版物流入，普通話教育亦遲至1986、1988 年才先後納入中小學課程；為了防止不同籍貫、族羣的大陸移民在香港集結不同勢力，自六十年代晚期，廣州話在殖民地語言政策與所謂「本土身份」建構的各種措施影響，及由電視、電台主導的廣東話流行文化的蔚然風潮，成為獨大。(6) 其他如福建、上海、潮州、客家、鶴佬等等方言，漸從社會公共生活中退到家庭裡。
可是，即使如此，我（們）無時無刻還得在「兩文三語」之間翻譯自己的身份，自己到底在想甚麽、然後才是想說甚麼、該怎麽說──而且，每種語言都有它不可翻譯的部份，意涵與所指總是在外面──所謂「白話」、「中文」故然不是我手寫我心，是人家的白話，人家的中文。(7) 曾被殖民地「消音」的普通話，今時的「回歸」中文卻比生命還大，香港傳媒大量採用的大陸用語和新聞選材角度、港澳官員的答問、課堂上的翻譯文本，即便是以廣州話讀出，也是隔著一道距離。我的身份認同一定就在那段距離撑開的空間，在於某種相向的、似是熟悉的陌生化。情形像小兒習帖，扭曲著小手腕與手指一筆一撇極力臨摹陌生的筆劃字形，與「表情達意」無關。和殖民地英文一樣，「白話」中文，是在學校裡推行教學的，既是家裡慣常用語以外的「社會語言」，也是「母語」以外的國族主義語言。
於是，我（不得不）在「兩文三語」的不同位置上滑移、來回跌岩，好像有些甚麼丟失了，總是詞不達意，說不是，不說又不是。要在融冰之間找到一條進退之路徑，永遠無法抵岸、無一歸屬、無法駐足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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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粼粼的水聚散著游動的符號──電影、時間、與我」，《另起爐灶》香港：青文，1996，頁121。
(2)中大雙語政策委員會，於2007年提交的《雙語政策委員會報告書》中指雙語教育的目標應包括：「所有中大本科生，不論是本地生或外來生，也不論其入學時的語言文化背景，都應在中大肄業期間接受雙語的薰陶與訓練。以中文為母語的學生，須在畢業時達到相當高的中英文水平，無論在日常生活中，或從事專業工作，都能有效地運用雙語。母語不是中文的學生，如入學時未達到教務會要求的中文水平，必須在畢業前達到所需標準，例如：修畢教務會指定的語文科目，完成學分要求。」
中大雙語政策委員會，《雙語政策委員會報告書》，16/7/2007。頁8，「中大雙語政策的理念和目標」4.4.5。
(3)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16th edition). Ed. M. Paul Lewis. Dallas, Tex.: SIL International. 2009.
見http://www.ethnologue.com/show_language.asp?code=yue (瀏灠日期：27/07/2009)
另有一統計為六千七百萬至一億三千萬，見 Lai, H. Mark. Becoming Chinese American: A History of Communities and Institutions. AltaMira Press, 2004. (other bibliographical information unknown)
有關粵語與廣西等地壯藏使用的壯語之歷史互動，可參考：Huang Yuanwei.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Zhuang and the Yue (Cantonese) dialects.” 見Comparative Kadai: The Tai branch. Eds. Jerold A. Edmondson & David B. Solnit.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nd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Publications in Linguistics, 124. Dallas: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nd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1997, P 57-76.
(4)隨手拈來的例子有：「……我們將藉此契機，推出一系列的國民教育項目，包括製作新一輯國歌系列電視宣傳片及中國國情系列電視特輯[…] 舉辦郵票設計比賽及其他活動以進一步深化並鞏固社會各階層對國情的認識及對國家的歸屬感。」
立法會CB(2)42/08-09(01)號文件，「民政事務局的政策措施」。頁2。10/2008。
(5)顯然，在九成半以上人口會使用粵語的語境中推行雙語政策的「實際需要」，與多民族語境如馬來西亞推行類似語言政策的「實際需要」截然不同。
(6)可參考：楊聰榮。＜香港的語言問題與語言政策：兼談香港語言政策對客語族群的影響＞「各國語言政策研討會」，中華民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淡江大學公共行政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09/2002。
(7)「從學術角度看，今天我們用的中文叫「現代漢語」，它包括作為標準語的普通話，也包括分佈在中國各地的漢語方言。普通話的基礎是一般稱為官話的北方方言，書面語也是根據官話方言發展而來的。嚴格來說，普通話並不等於官話，官話也是一種方言。至於流行於兩廣，以廣州話為代表的粵語也是一種方言。所有方言都有自己的語音、詞彙、語法系統，都承載著方言區的文化，有一定的實用、文化及學術價值。」
中大雙語政策委員會，《雙語政策委員會報告書》，16/7/2007。頁7，4.2。
原刋《中大學生報：二零零九迎新特刋》, 08/2009. p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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