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世的外面

04 Nov, 14 at 07:49am © CL LEE

1968 年法國學運期間,激進學生與作家布朗修(M. Blanchot)及Dionys Mascolo 等人以「學生─作家行動委員會」名義出版實驗刊物《委員會》(Comité),其中一篇〈沒有承繼者的共產主義〉(*) 討論到「愛國主義」的問題;它提醒讀者,愛國主義、沙文主義及民族主義為號召的運動,本質無從區別,而愛國主義種種「唯我獨尊」的霸道表現,乃源於對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情感肯定。

這篇由布朗修執筆的文章認為,藉由價值觀與情感,要求人們根植於某一時代、某一歷史或某一語言的任何要求,本身就是異化,將人的個別特質(譬如說他是法國人,流著法蘭西血統云云)看作優越,使其滿足於個人生活的囚牢中,最終令人以這種異化為榜樣,甚至強制他人認同!

文章要批判的,不是政府或保守右派的愛國論調,而是當時一些「進步分子」,它重申馬克思的論述:只有當人們「願意離開自己」、離開使其閉守於「內在」的一切──離開宗教,離開家庭,離開國家,異化才有可能結束。只有此種呼喚「外面」的運動,足以反抗各種形式的愛國主義;而「外面」所指,既非另一個世界,亦非一隱藏的世界,卻是當下處身的現世「外面」。文章認為愛國主義是一極強大的整合力量,藉著情感思想、政治運動與日常生活實踐,讓不同的人群、工作與階級調和妥協,以避免階級鬥爭於國內出現,把國家特殊論升格為普遍存在,並以特殊性為名,實行統一,又製造「必須的分化」。當國際共產主義只能「策略性」協助國家群體,怯於「外國人政黨涉政」的指控,遂失去列寧所稱之「靈魂」。所有類似「革命家園」、「社會主義祖國」的說法,即使僅僅作為比喻,亦難免讓人萌起建立某處家園的渴望,令人們臣服於「父權、父權的法律及父權的祝福」。如此,黨(parti)變成與(父權的)祖國(patrie)同義。當社會主義者滿胸熱情的說「黨就是我們的家庭,為了這個家庭得犧牲一切,由社會主義開始」,卻容易陷落悲劇英雄主義,視死亡高於生活,因為「祖國」代表的正正就是死亡,正正就是由死人的價值永遠延續的虛假生命!對68 學運的激進學生與作家而言,抱持「國家」或「民族」價值觀的共產主義,極其量只是「舒適的共產主義」,因為「共產主義排拒任何既有體制的群體,亦拒絕成為任何既有體制的群體。在任何意義上,無產階級,就是除了貧窮拮据、不滿與匱乏,再沒有任何共通點的群體。」

*見:Maurice Blanchot. Political Writings, 1953-1993. Trans. Zakir Paul.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2. p.92-92
原刊《明報》世紀版「散景與叠影」,03/1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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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類目: 異議與同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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