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決1938！

迫上街頭，點煙

04 Feb, 07 at 08:06pm 李智良／Lee

絕大部份吸煙者都承認，吸煙是一種殘害健康的癮習。現實問題，超現實處理

政府修例禁煙的理據和做法卻叛離此項前提，未從根本著手處理吸煙癮習對市民健康的殘害和社會成本；相反，僅以限制「吸煙者」可以合法而不被檢控的吸煙空間、及市民在各種場所的活動方式施行，掃蕩問題「能見的」一面，未有設法解決吸煙人口控制等問題，儼如發配美沙胴予吸毒者之為人垢病。公眾意見則從討論的題旨，即新實施的禁煙條例，給引導至吸煙者有否對非吸煙者造成支擾、或非吸煙者對此支擾接納與否的定斷。

「吸煙者」所指，就是從一個人生活中各種行徑，僅僅抽出其中一項，使成為此人身份的全部，這個孤立出來的身份，遂只有干犯禁令、涉嫌干犯禁令而遭受區隔的「宿命」。

如此孤立界定，與煙草商早年以個人認同、生活品味作「聯想、聯繫」的公關策略恰巧對應，記得「總督杯」不是紀念港督，而是以香煙贊助品牌命名的足球盛事，然而，吸煙與體育活動本就是背道而馳的荒謬組合！廣告中才俊美女瀟洒走一回的人物造型和想像，亦曾是流行文化的取材所源，以至今時地產廣告只見金髮美人不見樓盤之師承。甚至，幾多少年男女果真偷偷湊錢買煙抽，以標誌其「反叛」與「成長」的首步？

衛生的聯想

在一個致癮的惡習，法例的孤立本質與煙草商聯想式推銷，正是一禽一縱的對照，對「吸煙者」的道德聯想，可卻是禁煙大旗的動力。香煙廣告的受眾故然不是才俊美女，而是普羅勞動階層為主的「煙民」，對吸煙者的敵視與對吸煙禍害的警誡有别，它離不開某種普及聯想中的「低下」、「粗鄙」、「欠自控」的貧困者、惨綠青年、體力勞動者、煙鬼之厭惡。對吸煙與吸煙者的厭惡，所召喚的其實是對被「文明」摒棄、滯後落伍者及其生活方式的厭絕，這種「情緒結構」與吸煙無關，情形類似「健康食品」概念之興起，傳統食品市場的飽和促使傳銷策略的聯想導向改變，覷準港人由暴發戶的浪費炫耀到新都市人講究生活品味及其體形想象之回歸簡樸。

在特區的文化脈胳而言，對吸煙的惡絕深諱雖非朝夕，卻須與「非典肺炎抗疫」期間的恐慌相提並論方能理解。2003 年疫情期間，對病源與傳播途徑的不甚了了，既源於官方專家就「空氣傳播」抑或「飛沬傳染」、疫症有否於「社區爆發」的技術性掏空所致；同時，公立醫院制度在資源調配、與資訊渠道的結構性漏洞等前提下，個別發病個案偏高的「疫區」、個别地點之曰為「懷疑病源」、甚至個别族裔與社會階層羣體、及其行動與生活習慣等，皆成為了必須監控、必須防之於患、迅速處理的「問題」所在。訴諸異常恐惧和隨之必須處治的嚴厲手段，包括強制隔離超過1200 名市民、警務處動用「重大事件調查及災難支援工作系統」(MIIDSS) 電子資料庫，向衛生署和醫管局提供患者或懷疑患者的追踪資料等措施。在如此的行動、空間與資訊的調控之下，身體被納入政治的圖譜，成為行政管轄高度介入市民生活的一種記憶參考、行處範式。

此種訴諸聯想、實質指涉含糊或陳理其次的言論及施政範式，其實常見於特區政府處理社會危機或爭議的策略與公關措辭。故然，我們並非處於疫情緊急的情態，修身德仁，道德即「文明之表」的聯系式提法則每每滲進了發展與改革向前的話語中；而「道德」所指，則僅以自由主義反動的夾心階層為訴說對象，從一開始徹頭徹尾就是「經濟動物式政治」道德，並以殖民主義時代疫症防治的「公眾衛生」為隱喻，市容與個人衛生、言論與思想衛生，也就是所謂「文明與衛生」的辨證關係。不論是非典肺炎或禽流感的重大威脅，細瑣及至公屋住户寵物與清潔扣分制、鳥鴉擾民、小販與墟市的取締，抑或是整個社區聚落的剷除消滅，就濫殺禽畜與拆屋抬人的合理性，既是精良科技裝備與動員力的展現，有關官員與投訴人總不忙抛出「公眾衛生」一詞，並附以諸多註脚為其淨化香港的政策推銷護航。

衛生城市的規劃

在本港，「公眾衛生」的提法乃沿於英人殖民初期遇上的大規模疫病，據Alan Smart 指出，初期進駐香港島的英軍，因患癆病、天花等傳染病，每7名駐軍就有2 名因病殉職，每人平均每年到院求診五次，至一次大戰前，駐軍逐步撒出人口稠密的城市範圍改而屯駐高地、完善食水供應、並增聘傭兵及本地巡捕，情況才趨改善。據英人於1860 年代的官方估計，熱帶地區駐軍，一般單在醫療方面的支出，就比同等數目的歐洲駐軍之總軍費額外支出5倍多；故此「公眾衛生」之成效，與維多利亞英帝國之擴張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公眾衛生」優先關注的並非本地華人的健康，它僅為保障英人與歐洲人為主的管治階層福壽安康的必須手段，成立其有效管治始為目的。殖民醫療史學者David Arnold 亦指，十九世紀歐洲殖民者逐漸意識到，單靠投入醫藥設施開支，無助於改善軍旅與管治階層的健康威脅，而必得在更廣泛的社會規劃層次，把西方醫學引進殖民聚居的所謂「黑市」(Black Towns)、及低收入、不正規及非法的聚落羣體，以改善衛生情況、控制疾病傳播的條件。除此，殖民地疫症爆發不單被視為殖民管治失效的表癥，亦令殖民地貿易成本大增、基建投資的效益大減。

在殖民者而言，華人長久被視為「衛生意識低劣、難於教育」，以「自理」或互助為方針的衛生政策措施被視為不適用，殖民政府在教育、社會福利方面亦未有發展配合，故殖民早期的公眾衛生措施皆以監控(Surveillance)及檢核(Inspection)為主，具體操作則為檢疫、巡查、覊留、隔離等強制性措施。此種沿自衛生管轄的行政介入，加上英人焦慮於被殖民「圍困」(Besieged)的現實格局，成為了英殖民者後來的「城市規劃」以管理主義主導的重要考慮；此種以城市規劃與管治相結合的方法，亦與1920 年代始興起、講求實用與功能性的現代主義式城市規劃理念、二戰後移民湧入本港的住屋及其它政經現實問題息息相關。

不衛生即屬違法的市民空間

二戰後的移民潮帶來的不獨是房屋建量、建屋成本與設計的問題，隨之而至的衛生與治安問題才是殖民管治危機所在，其性質由山頂／山下的華洋對立，轉向僭伏於不同階層、族羣的華人之間的各種利益衝突之動盪與不可測。中國解放後無意立刻收回香港，其「長期部署，長期利用」的香港政策亦進一步深化英殖「托管制衡而治」的格局，公共建設諸如「徙厦」、基本衛生、教育的設置與委任華人精英的咨詢政治，在香港殖民史的回顧中就經常被援引。

生活在木屋、寮屋區或其它城窟的普羅民眾，由50年代佔總人口四份一至80年代「新移民」潮期間佔七份一人口，其生活、聚落與經濟方式卻長久處於一種儼如「法外之地」的狀態，除了所謂「黄賭毒」事業等貪污收入來源，這些市區中的市區，無論在業權、生意牌照、租約、衛生、防火、税收等各種明文規定的民事項目上，絕大部份眥屬違法、卻非沒受管轄，而是因及殖民管治的外來性質與巡查監察的成本高昂等因素而被受容忍、容納置之。

公共房屋於50 至80 年代間大量落成於上述寮屋或漁民徙置區的原址和周圍，實基於管治政權的一種社會性考慮。「安居樂業」的理念標示著以一種新的生活/ 生產方式、以新的目標與紀律以取締過去的冀願。「上樓」和「衛生」是此冀願和取締過程的重要摃桿和關鍵詞。「上樓」代表著獨立或用戶量較少的自來水源、廚厠設施、採光充足、空氣流通以至有自己晒衣的一隅空間，而此種樓上生活，也代表市民落入一種介乎於監獄式的暸望台監控、與一種新型的、應允自由的「自我調節」之間的身體空間經驗的調控，它並非由外力強制固我，而藉由自我的構建與塑造而調節，而一家户主成為了此種構建與塑造的持份者。時至今時絕大部份樓宇，本質皆為排外、圍守的單一樣式高厦建築，它是本港土地政策下成本優化的必然成品，與上述木屋區與城窟衍生於截然不同的政治經濟體系和生活文化，它就是我們的都會文明，而孤存的市民湊成集體。

如此，我們才能理解本港與其它後殖城市如吉隆坡等日益強大的淨化城市想像，如何賦與了行政介入市民生活的理據，成為了新都會身份自我言稱的必須前提。不符衛生即屬非法，當烏煙瘴氣的紅燈區變成商場、或者一個違法的吸煙者被趕離公園，市民空間的劃禁，就是再一次宣示，都會文明所不容。

參考資料
Alan Smart. The Shek Kip Mei Myth : Squatters, Fires and Colonial Rule in Hong Kong, 1950-1963.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c2006.
城市大學及香港房屋委員會. 「香港房屋網」

本文另見03/02/2007《明報》「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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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類目: 國家的身體, 異議與同謀
Tags: body, colonial subject, law, place-specific, state, urban planning